抚州市图书馆

汤显祖与罗汝芳的交谊深厚，其从政受老师的影响也很明显。首先，他们求仕经历相似。罗汝芳先后两次会试，第一次是以“吾学未信，不可以仕”为由弃考而归；另一次是十年后，在抚台的督促下赴考，中进士。而汤显祖前后五次参加会试，中得进士。隆庆四年（1570），汤显祖参加乡试获得第八名的好成绩，次年参加会试不中。万历二年（1573），落第而归；万历五年（1577），因为拒附张居正，落第而归；万历八年（1580），因拒附张居正，弃考而归；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次年，汤显祖考中进士。汤显祖有两次考试都是张居正当朝时，张居正不仅把持官场，还把持考场，不顺其意愿而未能考中。汤显祖宁愿落第也不愿曲意奉承。
  两人对于仕途的淡然态度相似。罗汝芳调任云南时，就想辞不就，后由于夫人的劝说和朝廷的一再催促，他才赴任。他在给家里的一封信里也说：“我初意欲告病归，今且在此小住。盖同僚与士民亦皆知向学，久之必有可观，亦不孤万里远来一遭。”万历五年（1577），罗汝芳致仕回家，他并没有伤感，相反正好遂了自己的心愿。他写下了《致仕偶兴》诗：
   乾坤到处有行窝，解组飘然发浩歌。
   传世幸遗清白吏，居官已入孝廉科。
   隐心秋水眠凫鸭，诗兴春风长薜萝。
   俯仰自知无愧怍，渔樵伴里听那何。
  他回到了从姑山房，有弟子问他：“师以讲学罢官，盖少辍以从时好？”罗汝芳回答说：“我父师止以此件家当付我，我此生亦惟此件事干，舍此不讲，将无事矣。况今去官，正好讲学。”辞官后，罗汝芳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讲学活动中。
  汤显祖对于做官不是很有兴趣。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上京向吏部告归，谢绝了众多的挽留，毅然返回临川老家。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说：“又以矿税事多所跋整，计偕之日，便向吏部堂告归。虽主爵留之，典选留之，御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长往，神武之冠竟不可挽矣。已抵家，浙开府以复任招，不赴。浙直指以京学荐，不出。已无意仕路……”后来，汤显祖再也没有踏入仕途，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戏剧创作之中。
  两人都以德治邑，以贵生为要。他们治理地方多以教化为手段，并取得了成绩。罗汝芳为官一地，所到之处都要办学、讲学，教化百姓，特别是对百姓讲孝、悌、慈的道理，讲遵守《圣谕六言》的重要。因为讲学而使一方之官风民风大变，促进一地一邑面貌一新。罗汝芳在太湖以教化为己任，以“兴教化、美风俗、淑人心为首务”。他创建了同春书院，并常到书院讲课，“与诸生谈经辩难，启发无倦”。罗汝芳还将县里有些公事也决之于讲堂。百姓有过错，施之以训诫，而少用刑讯，由此，深得民心。《太湖县志》记载：
  嘉靖中，知太湖务以德化民，辟讲堂与诸生明对圣学，公事亦多决于其中。吏民有过，谆谆训诫，刑虽设而不用。时单骑寻胜，樵竖不知其为官也。乃自作歌曰：我马饮清泉，清泉照我马；童子不知官，纷纷来马下。
  万历间，张居正意欲对于那些重刑犯多以死刑判。云南巡按李愚所请罗汝芳详加审查。经过审查，罗汝芳处决的罪犯很少，更多的是被释放。罗汝芳的做法明显有违张居正之意，如果张居正怪罪下来，可是担当不起。李愚所对此颇为担心，便问罗汝芳说：“不致取怒耶？”罗汝芳回答说：“此处利害得失，须较轻重。古之为囚求生道者何所不至，而敢希人意多杀戮乎？”在对那些重刑犯执行死刑时，罗汝芳为他们备好热饭热菜，教他们思虑向善，让自己的灵魂有归所，不再为害人世，让自己得以善终，囚犯因之感激涕零，临死也没有了怨恨与詈语。后来，李愚所一见到罗汝芳总是说：“决囚后每夜怯于独宿，如非公确减其数，此心何以安也？”罗汝芳回答说：“独宿虽无所惧，不安自是本心。”张居正因云南处决人数过少，对相关人员，罚扣他们的俸银。罗汝芳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他对同僚说：“罚俸自是不佞分内，独以累诸公，心不安耳。”大家都说：“吾辈甚安。”罗汝芳听大家都因处决人数少而被罚俸并无不安，因此也感到安心。他说：“诸公安，不佞安矣。”汤显祖在遂昌县就大胆地做了两件事，简直让当时的政坛震惊了。一是除夕夜让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春节后再回狱中服刑。二是元宵节时，汤显祖又组织囚犯到城北河桥上观花灯，体会节日“绕县笙歌”的欢乐气氛。汤显祖还为此写了《除夕遣囚》和《平昌河桥纵囚观灯》两首诗。汤显祖在遂昌任上有位名叫何晓的医生与他相处五年。何医生一是给百姓治病，二是给犯人验伤治病。汤显祖在《平昌送何东白归江山》诗序里说：“予听狱或笞囚过当，辄意授晓视之。无恙而后即安。民或斗殴相杀伤赴庭下，辄先付晓谨护之，而徐听其讼。亭中有系人，常与钱晓贷其药。以故五年中，县无斗伤笞系而死者。”其怜民爱民可见一斑。汤显祖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在遂昌五年，没有拘捕一名妇女，没有打死一名囚犯。这种管理与罗汝芳以“赤子之心”教化百姓的主张实质上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认为是罗汝芳思想的一个大胆实践。
  在广东徐闻，汤显祖虽不是一县之主，力争县令支持创办贵生书院，教导百姓热爱生命。因徐闻“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他在那里建书院，并取名为“贵生书院”，同时还撰写了《贵生书院说》，倡导贵生，希望人们珍惜生命。汤显祖在徐闻的任期只有半年，当他离别时，他写有一首《徐闻留别贵生书院》。诗中将“生”之“贵”与天地乾坤紧密相连，“生”之为“贵”，不仅仅是因为生命为父母所给所养，同时还是“天地之大德”，海浪一波超一波，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面对悠悠乾坤，谁能知晓“贵生”之大情？我们可以看出汤显祖的这一思想与罗汝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贵则人与人之间应“孝弟慈”。做“仁孝之人”，“事天如亲，事亲如天”。也正是这样，他们在施政之中，以民为贵，怜民爱民，广施仁政，以德治邑，得百姓广泛之爱戴。
  他们皆因亲民勤政而深得百姓爱戴。尽管他们都对仕进的热情不高，但他们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彰显，深得百姓之拥护。罗汝芳离开太湖时，当地的百姓建生祠，名为近溪罗先生祠，百姓画罗汝芳肖像画悬挂其中，以纪念这位好县令。在他离任太湖七年后，太湖的百姓在县城北又立“去思碑”来纪念他。碑上立亭，亭上有对联云：“父老壶浆当日事，先生风味至今遗。”去思碑上写着：“凡民之思生于官，感生于政。政之善与不善，民之感与不感系焉。”耿定向上疏的《请褒理学疏》里曾讲述了他一次亲耳所闻。他曾到太湖县去考察历年太湖县的治理情况，考察之中，耿定向接触了当地百姓不下千人，问他们：“自汝有识以来，与民相安者几何耶？”他们全都回答说：“五六十年来，前止一翁，后只一罗耳。”
  在宁国，由于罗汝芳重视教化，推行乡约，宁国“教化益行，郡堂无鞭朴声，且惟讲学水西、志学二处，以崇学育才为功课”，政绩斐然。宣城的百姓在宛陵精舍里建起了罗公生祠。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天，罗汝芳的父亲去世，他回家奔丧。当罗汝芳要离开宁国回家的时候，当地百姓、缙绅依依不舍，相送逾百里，有的哭泣不忍别。他们作歌送别。歌词唱道：“罗郡侯，刑轻讼简德化修。公余讲学偏林丘，不似谢眺但登楼。”“南北朝时王府君，今明来了罗府君。前后相辉德政均，兄弟争田忽成让，陵阳层峭天下闻。”百姓、官员都不忍离别，有的人竟然随罗汝芳到了南城。罗汝芳在东昌仅待数月，离任时，民众也是舍不得这位亲民的“父母官”离去，老百姓的民歌唱道：“昔有苏琼，不通愧饷；赵颖献瓜，留置案上。今我罗公，德音是贶；讲学从政，允颂无谤。”《东昌府志》将罗汝芳列入《名宦》中。在云南，当地百姓知道他赴京接受任内考察后就不再回云南时，云南百姓夹道欢送罗汝芳进京，依依不舍，正如赤子对母亲的依恋。给谏杨文举向朝廷上《云南屯田副使罗汝芳军功疏略》，奏明罗汝芳在云南抗击边境少数民族入侵情况，并请求朝廷给罗汝芳记军功。
  汤显祖在他所任之处也是政声威震，给当地做出了贡献。汤显祖在徐闻仅是一个典史添注，但“百代徐闻感义仍”。因为他创办了贵生书院，对徐闻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培养了人才，改变了民风，功莫大焉。《五夫子宾兴条例芳名碑》碑文说：“自明汤义仍先生来徐，创建书院，而徐盖知向学。当时，沐其教者掇巍科登仕，后光辉映，文风称极。”汤显祖在遂昌县任职五年，把遂昌治理得井井有条。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称汤显祖“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当地百姓在相圃书院里建生祠纪念他。处州知府郑怀魁为之作《遂昌相圃汤侯生祠记》，文中深情地赞美汤显祖，他说：
  行可质天地鬼神，而时逢事拙；文能安人民社稷，则学古功伟。万钟不入其心，三旌宁易其介。代瞻清范，俗化元淳，温厚尊严，时行而气已备，诗书礼乐，国人而教，可知斯身诎道伸，权轻名重者也。
  遂昌的百姓还时常不远千里来到临川探望汤显祖，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汤显祖临近六十岁，遂昌百姓举荐画师徐侣云赴临川为汤显祖画像，画成后带回了遂昌并悬挂于祠中。清康熙年间，遂昌知县缪之弼立遗爱祠于报愿寺左以祭祀他。此后遂昌官吏、士民对汤显祖的祭祀、礼赞不绝。“留得山城遗爱在，迎春岁岁入歌谣。”在遂昌县历代县令中，汤显祖的名声可谓最大，影响可谓最深，汤显祖的事迹也世世代代在遂昌百姓中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