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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汝芳与汤显祖中进士之后，都步入了仕途。罗汝芳辗转多地为地方长官，嘉靖三十二年（1553）举进士，授太湖令；三十五年（1556），擢刑部山东司主事；四十一年（1562），补宁国知府；万历元年（1573），补山东东昌知府，同年十月，迁云南屯田副使；万历五年（1577），转云南左参政，后致仕而归。罗汝芳除去丁父母忧外，前后为官近二十年。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中进士，任南京太常寺博士；万历十六年（1588），改任南京詹事府主簿；次年，升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贬谪广东徐闻县典史添注；万历二十一年（1593），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归里，从此不复为官。他为官历三地，达十五年。他们治政一邑都打下了自己的鲜明烙印，给人印象深刻，时时为人所称道。而汤显祖的一些治政之法深得罗汝芳影响。
   一、汤显祖的遂昌之治
  汤显祖的第一个任官地为南京。中进士的汤显祖自愿任闲职，被允担任了南京太常寺博士，查继佐《罪惟录·汤显祖传》说：“癸未成进士，时同门中式蒲州、苏州两相公子，啖以馆选，复不应。自请南博士。”时相张四维的儿子甲征和申时行的儿子用懋、用嘉都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张与申本是要将他招致门下，而汤显祖不从，自请了这么一个职务。八月赴南京就任，“八月十日到官寺，是日临斋多所思”。太常寺是管理礼乐的机构，没多少正事。在任职期间，没有做出什么有大影响的事。次年十二月，汤显祖将妻子吴氏接到了南京。后吴氏生病思归，汤显祖又含泪送别了妻子。此事记录在汤显祖《明敕赠吴孺人墓志铭》中。汤显祖工作之余过着游玩、读书、写作的生活。他曾在《过安福旧邸口号》诗中对这段生活有描写：
   宦学新移近礼闱，行经旧邸思依依。
   飞帘巷口人曾拂，舞辔街心马似归。
   粉障自寻题处迹，薰炉重对护时衣。
   归家少妇迎门问，妆阁帘闲燕可飞。
   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里有较详细的记载：
  以乐留都山川，乞得南太常博士。至则闭门距跃，绝不怀半刺津上。掷书万卷，作蠹鱼其中。每至丙夜，声琅琅不辍。家人笑之，老博士何以书为？曰：“吾读吾书，不问博士与不博士也。”闲策蹇驴，探雨花木末，乌榜燕矶，莫愁秦淮、平陂长干之胜，而舒之毫楮，都人士展相传诵，至今纸贵。
  在这里，邹迪光记得清楚了，汤显祖读万卷诗书，至夜不辍，骑着他的跛蹇驽弱的驴子，几乎把南京城的风景地都游遍了，有雨花台、木末、乌榜、燕矶、莫愁湖、秦淮河、平陂、长干等地。归来还要写诗以纪之，诗被人争相传阅，一时纸贵。
  汤显祖在出任太常博士前，就曾来过南京国子监就读，生活过一段时间。也在那儿结识了屠隆、臧懋循等戏曲家，屠隆是出了名的风流才子，官场、文坛、戏场、情场都是高手，也是名声大大的。臧懋循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戏剧家，他搜集刊刻了大量的戏曲作品，是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品出版人。汤显祖常与他们过着风流不拘的生活，以至于他父亲知道后给他写信，要求检点些，他父亲曾批评他的生活说：“营载不密，驰觞乐女。迷惑两竖，丑不可语。”“曾是不居，但费行糈。”父亲的批评让他警醒。他在万历八年（1580）作《和尊言赋》，详记父亲的教诲，称“儿跪受教，耸汗如雨”，“尊有成命，天无戏谈”。这样的生活有时让他怀想，但现在已是七品之官，多少就得加强点自我约束，应该加以改变。他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云：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
   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
   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
   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杨柳花飞还顾渚，箬酒苕鱼须判汝。
   兴剧书成舞笑人，狂来画出挑心女。
   仍闻宾从日纷纭，会自离披一送君。
   却笑唐生同日贬，一时臧穀竟何云。
  这首诗作于万历十三年（1585），臧懋循、屠隆等都要离开南京了，汤显祖在南京少了玩伴，也是一件不爽的事。过去的时光让他怀念，让他回味，这首诗正是回忆他们相处的快乐生活。同样，他在《遥和诸郎夜过桃叶渡》一诗中也追忆了过去在南京的这种生活，也为在任不能再如此生活而有点惆怅。诗云：
   诸公纷纷去何所？隔岸荧荧高烛举。
   若非去挟秦家姝，定是将偷邛市女。
   一从西蜀老王孙，千骑东方总不论。
  也乏使君呼共载，也无游女解宵奔。
   无缘此属翩连去，飘飘晔晔知何处。
   翠纳香奁夜著人，绛蜡清笙几回曙。
   当时我亦俊人群，情如秋水气如云。
   有酒谁家惜酣畅，饶花是处怯离分。
   如今两鬓笼纱帽，轻烟澹粉何曾到。
   眼看诸公淹夜游，心知此事从谁道。
   衙斋独宿清汉斜，灯影笼窗半落花。
   拚不风流长睡去，却持残梦到他家。
  万历十四年（1586），罗汝芳到南京，见到了汤显祖的这种生活状态，很不满意，对他进行了批评。罗汝芳诘问：“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老师的批评使他醍醐灌顶。“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从而“掩门自贞”。这年汤显祖三十七岁，他对自己在南京的生活进行了反省，而不想沉湎于过去生活，想改变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且希望更加有所作为，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在《三十七》诗写道：
   陪畿非要津，奉常稍中秩。
   几时六百石？吾生三十七。
   壮心若流水，幽意似秋日。
   兴至期上书，媒劳中阁笔。
   常恐古人先，乃与今人匹。
  汤显祖在任上工作是轻松的，人是闲散的，生活是多样的，但在工作之余，在文学创作上还是有大收获的。当时在文坛上由有文才有权势的王世贞把持，当人们曲意奉迎时，汤显祖却不理会，而与长他近三十岁的“奇人”徐文长（渭）好上了。虞淳熙在《徐文长集》序里就说：“王（世贞）短鬓而丰下，体貌无奇异，而囊括无遗士。所不能包者两人：颀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也。”①(①《袁宏道评点徐文长集序》《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6页。)汤显祖还把王世贞的诗一句一句地进行解剖，找出王诗中模拟抄录唐诗的句子，这让王世贞很受不了，很不满，很气愤地说：“汤生标涂吾文，异日亦必有标涂汤生之文者。”②(②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认为今天你对我这么干，明天也有人对你这么干。在南京的这些年，他写下了很多诗文，也得到一大批文士的喜欢。
  汤显祖先前创作了《紫箫记》，由于他与王世贞杠上了，后来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也来到太常寺任少卿职，成了汤显祖的直接领导，也没有分派多少事务给汤显祖，汤显祖就更“闲”了，同时也把他的《紫箫记》给禁了。于是汤显祖趁着无事的时候，对《紫箫记》进行“删润”，但发小姜耀先等人劝他不如重写。于是汤显祖对原作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定稿后更名为《紫钗记》。这可以说是在南京任上的一大收获。
  万历十六年（1588），汤显祖在太常寺博士位上三年已满，经考核，改官为詹事府主簿。这个位置还不如先前博士之位。但任命已下，不得不上任。次年，汤显祖提拔到了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位置上，他说：“己丑，予徙官南祠。”他也把在太常寺官署住了五年的家搬到了詹事府。他在《过太常博士宅》里说：“逼迫徙詹事，后者来何急。出门别共灶，致词如欲泣。”万历十九年（1591）春，汤显祖上《论辅臣科臣疏》，劾论辅臣申时行、科臣杨文举和胡汝宁等，因得罪权贵被贬徐闻。由此结束了他在南京八年之久的工作与生活。在南京，汤显祖还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那就是他独立完成了《宋史》初稿的编纂。清人全祖望认为明代有三人修《宋史》，而汤显祖为最佳。他在《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①(①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6页。)中说：
  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临川汤礼部若士、祥符王侍郎损仲、昆山顾枢部宁人也。临川《宋史》，手自丹黄涂乙，尚未脱稿。长兴潘侍郎昭度抚赣，得之，延诸名人足成其书。东乡艾千子、晋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预焉。……而临川为佳。
  此贴是全祖望回李绂（临川人）的贴子。对汤显祖编纂《宋史》不仅做了翔实的介绍，还论及自己对该书的见解。全祖望指出汤显祖《宋史》最佳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他一一列举出来，认为汤显祖《宋史》是“百世不易之论”。他说：
  其书自本纪、志、表，皆有更定。而列传体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学于儒林（黎洲先生论《明史》不当分立道学传，本此），归嘉定误国诸臣于奸佞，列濮、秀、荣三嗣王独为一卷，以别群宗（宋史不为荣王立传）。皆属百世不易之论。
  汤显祖的这部未完成的《宋史》命运多舛，汤显祖去世后几易其主。明亡之后，归潘氏之婿吕及甫，及甫曾约请黄宗羲“为之卒业”，黄宗羲亦“欣然许之”，但未能如愿。及甫卒，及甫从子吕无党携入京师，欲刊刻印刷，事未果。无党死后，归花山马曰琯。后又归海宁沈廷芳，其间全祖望“阅其大概”。再后又归太仓金檀，而稿本经几易其主，所存亦仅只有《本纪》《列传》。今天已散佚不见其书。虽然如此，但这部书对清人修明史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史学界公认之事。
  汤显祖离开南京，回到临川，当年秋天启程赴徐闻上任典史添注。在徐闻一年后，调任浙江遂昌任知县。这是汤显祖从政中最具实权的一个职位。他从徐闻回临川，再从临川赴遂昌上任，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到任。
  遂昌是一个山区小县，地处浙江之西南。东汉时置县，三国时改名平昌，晋时复名遂昌。当时如何？从汤显祖的《遂昌新作土城碑》可见，“遂昌为括苍郡西南邑治。万山溪壑中，介长松、龙泉，犹毗境也。西北而南，走衢、严、婺、鄣，犬牙信州，以接于闽。绵迤奥绝，缓急猝不可檄制。地少田畜，而丰于材。其芟莳薪采，则旁郡之流佣也。多隐民焉。”从汤显祖笔下可以看到，遂昌为处州府下辖县，介于长松和龙泉之间，与衢州、严州、婺州（金华）、湖州接连，与福建接壤。山地连绵，交通不便，地少牲畜，而盛产木材。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里也说：“遂昌在万山中，土风淳美。其民亡羯夷之习，雕攰流穴之患。”汤显祖在遂昌的政绩可圈可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兴教、重农、除害、纵囚等。
  在兴教方面。他来到遂昌三天后即去查访教育情况，“盖今上二十有一年三月望后三日，予来遂昌。又三日，谒先圣庙，甚新。从学官诸生至讲堂，堂敝。其后益庳。问所藏书，无有。问县隅中或有他学舍为诸生讲诵，无有也。四月朔，始克视事。发檄，有学使者陈公所为书，命诸生射。诸生皆对不能，云：‘无射堂也。”’于是马上开建射堂，并亲自写下了《遂昌县相圃射堂记》详细地对射堂创建等进行了介绍。并给书院配置了田亩，保障了书院的经费开支。写下了《给相圃租石移文》和《相圃书院置田记》以记其事。六月建成射堂，八月建成学舍，每舍可宿二人，射堂与学舍合称相圃书院。相圃书院建成后，汤显祖亲自给学生讲课，和诸生习射，他并作诗《相圃新成十韵示诸生》，对于诸生学习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要求。在重农方面，在农耕社会，农业是百姓的命脉，汤显祖对农业十分重视，他深知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做得如何直接影响秋天的收获。他下令，在春天时节县里停止抽夫派税，干扰农业生产，甚至讼事都可暂缓审理，忙完春耕春播后再审理不迟。每年春天，他还要举行班春活动。“班春”即“鞭春”，也称“打春”。起源于汉代，由地方官主持的警示农时、祈祷丰年的一种仪式。唐代元稹《生春》中就有“鞭牛县门外，争土盖蚕丛”之句，写的就是班春活动。汤显祖把这一活动写进诗里，也写进了他的戏文里。如《班春二首》：
   今日班春也不迟，瑞牛山色雨晴时。
   迎门竟带春鞭去，更与春花插两枝。
   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牛学种田。
   盛与花枝各留赏，迎头喜胜在新年。
  这两首诗描绘历年遂昌班春的情景，历历在目。再如他的《牡丹亭·劝农》就有他在遂昌的影子。他写道：
  时节，时节，过了春三二月。乍晴膏雨烟浓，太守春深劝农。农重，农重，缓理征徭词讼。……那远乡僻坞，有抛荒游懒的，何由得知？昨已分付该县置买花酒，待本府亲自劝农，想已齐备。
  如果说这段台词是汤显祖重农的写照，那么下一段则是重农后的收获写照。“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
  除害方面。遂昌山深林茂，虎多遗患，时常伤及百姓及牲畜，甚至有人被老虎吃了。他上任不久就决定亲自带队上叶坞山打虎。冬天共打死老虎数只，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老虎伤人伤畜的事件。于是老百姓建起了灭虎祠，以资纪念。汤显祖也亲自写下《遂昌县灭虎祠记》，记录了打虎的前因后果。
  汤显祖在遂昌除了虎害还除人害。整治为非作歹者，特别是治理项应祥这样的恶绅。项应祥为吏科都给事中，是朝廷命官，本应让老家兄弟带头交纳赋税，可他久拖不交。于是汤显祖给他去《复项谏议征赋书》，信虽写得委婉，但态度坚决，一定要他们依法交纳赋税。他在信中说：“见贵倨家，武横奸盗，往往而有，不治不止，既以治之矣。而前后见府主以上，争言县某某家所负。”“近察贵县民负者，非尽穷极无所还，多故大姓而落者。”说明不交都是大姓而非穷人，言下之意，你项家就是其中之一。“豪弱等皆王田，而逋与抗，非法也。顽且倨焉，而遂之，非教也。后必并征，贻难后人，非义也。”拖交抗交都是“非法”“非教”“非义”现象。并把项家拖欠的附上清单寄给了他。项家由此不得不交了，他家交了，其他大户也跟着都交了。让汤显祖更痛恨还有项的儿子，他横行乡里，奸淫女子。后来他设计对他进行法办，为百姓除了一大害。
  纵囚方面。汤显祖在遂昌严格执法，但不是严刑拷打，关监判刑，而是重在教化这些囚犯，让他们得到教化，从内心深处服法认罪，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由此，汤显祖对待犯人的办法也是大胆的。他在除夕之夜允许犯人回家团聚，过完春节再回到监狱来。万一有一两个犯人不回来，汤显祖要被追责任的。只听过皇帝纵囚之事，可没有听过小小的地方官也敢这么做，但汤显祖竟敢这么放囚回家。然而，时间到了，一个个囚犯还真的都回来了，没有不归监的。为此，他还写了一首《除夕遣囚》诗。诗云：除夜星灰气烛天，酴酥销恨狱神前。
   须归拜朔迟三日，溘见阳春又一年。
  回家过年的回来了，到了元宵节，他还让这些囚犯上街去观灯，热热闹闹过元宵节，同样没有趁机逃跑的。汤显祖写《平昌河桥纵囚观灯》诗云：
   绕县笙歌一省囹，寂无灯火照圆扃。
   中宵撤断星桥锁，贯索从教漏几星。
  汤显祖的治邑之政，得到百姓的拥护，使遂昌变美了，变富了，变祥和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上计后，即报告吏部堂官，决定弃官归家。递完报告，便从北京直接回老家临川。当遂昌百姓知道这事后，他们派出代表于三月初三到达汤显祖要经过的扬州钞关挽留他，但汤显祖谢绝了百姓的挽留，还是直接回家了。汤显祖深情地写下了《戊戌上巳扬州钞关别遂昌吏民》诗，诗云：
   富贵年华逝不还，吏民何用泣江关？
   清朝拂绶看行李，稚子牵舟云水间。
   二、罗汝芳地方之政
  罗汝芳历任多地地方官，颇有政绩，为百姓称道。而以宁国知府任上最显。
   为官太湖
  嘉靖三十二年（1553），罗汝芳中进士后出任太湖知县（今属安徽省）。太湖是一古县，时属安庆府所辖。罗汝芳接手的太湖县是一个水乡，相对富裕一些，但并非是一个太平县。这里与英山等地相邻，英山多强盗，即使在大白天，英山强盗也敢突破县境边界线到太湖县来打劫，邻近英山地区的太湖县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罗汝芳擒贼先擒王，捕了那儿的头目，平息了困扰太湖百姓多年的抢劫之事。治理当地的赋税，一方面，罗汝芳宣传缴交赋税的重要性，争取百姓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罗汝芳与当地的百姓约定，所有百姓都得按规定到县衙来交纳赋税，不得不交，也不得拖交。一时老百姓踊跃交纳赋税。后来他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了讲学上，他创办学校，对教学内容做出规定，他要求学校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教育学生习礼与歌诗，制订学规教规，对学生进行奖勤罚懒。对于百姓则立乡约，开展讲会，敷演圣谕六言。让太湖的百姓按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要求来做。更使人耳目一新的是，罗汝芳还将县里有些公事也决之于讲堂。百姓有过错，施之以训诫，而不是用刑讯，由此，深得民心，以致百姓作歌颂扬他。
   任职刑部
  罗汝芳到刑部上任不久就得到了刑部尚书郑淡泉的倚重，事无大小都与罗汝芳商量，听一听罗汝芳的意见。由于罗汝芳的大力支持，郑淡泉工作起来就很轻松，刑部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起色，一时“刑号允明”。罗汝芳到了刑部，着手一些冤假错案的纠正工作，逐一进行核实刑案，对该减刑的进行减刑，该从轻发落的从轻发落。这样一来，有一大批人得到宽大处理，无不称善。同时，罗汝芳在监狱推行人性化的管理。狱要备好汤药，遇到囚犯生病就要给他们送汤喂药，救治他们。在寒冷天气里还要给犯人吃温热的饭食，不能让他们吃生冷的饭食。通过这一改革，狱中的犯人生病者明显减少，囚死现象更少有发生。
  在刑部，罗汝芳总会被派去审理一些棘手的案件，沈青霞案就是其中的一件。沈青霞，即沈鍊，为人刚直，疾恶如仇，然而为人又颇为疏狂。一天与尚书丞张逊业饮酒，两人酒间论及严嵩，都十分愤慨，嘴里骂个不停。酒后，他们上疏历数严氏十条罪状，言辞凿凿。同时也在其状中兼论夏邦谟谄谀渎职之罪，请求将其两人罢职治罪，以谢天下。然而，嘉靖帝并没有彻查严氏之罪，反而以“抵诬大臣”治沈鍊的罪，将其廷杖数十，贬佃保安。在塞外保安州（今河北怀来新保安）时，沈鍊又缚草为人，如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等。有时喝醉了酒则集聚学生向草人射击；有时他们又来到居庸关口，面向南方戟手大骂严嵩，或痛哭一场而归。事情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严嵩借机将沈青霞处死，而受此案牵连入狱的人很多。严嵩要求罗汝芳要从重从严从快处理这一案件，希望统统将他们杀了，以绝后患。但罗汝芳对此案进行了认真审理，查明真相后，大多数人从轻发落。在这一年，经罗汝芳审理的案件只判斩一人，绞一人。罗汝芳审案大快人心，得到人们的称许。他的同事杨二山深有感触地说：“今日非行刑，乃行仁也。”
   为官宁国
  罗汝芳在守宁国时，立乡约、筑城墙、修寺庙、修水利、建书院、办讲会，件件事情深得民心。立乡规民约。嘉靖四十一年（1562），罗汝芳调任宁国知府。他治理宁国如治理太湖，一方面，重视教化百姓。另一方面建立乡规民约，以制度的形式教育约束百姓，规范百姓的行为，以达到自己“职在亲同，保障之功，机存易俗”的目的。即编好保甲门牌，立为约簿；由木铎老人宣读《圣谕》；合理设置集会点，教导百姓敦孝友，务和睦；居安思危，加强防范，确保村庄百姓安全；保障生产，特别是不得妨碍农业生产。筑城修寺。嘉靖四十二年（1563），罗汝芳与南陵县知县郜永春、泾县知县陈庭芝商量，充分发挥府与县的作用，在筑城墙的时候，砖石的费用由官方和地方各出一半，地方主要是由当地的一些大户自愿出资。对于普通百姓则按排、里的编制，参加劳动，一里分十排，一排由十户组成。一排筑一丈三尺城墙，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回家。这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两县城墙就筑好了。百姓拍手称快。在《江南通志》中有载：
  南陵县旧无城，明正德间知县胡文靖置四门。嘉靖癸亥，知府罗汝芳、知县郜永春始建。周九百三十六丈二尺，高二丈五尺，厚三丈，门四，水关三。……泾县旧无城，明正德中知县郑气立三门。嘉靖癸亥，知府罗汝芳、知县陈廷芝筑。周九百三十二丈，高二丈七尺，厚三丈，内外并甃以石。门四，水关二。城外有濠沿河。
  罗汝芳在宁国还注重寺观的建设。他命僧人了玉在景德寺内募建对庵亭，改狮子庵为龙谷寺；又重修景德寺，改建空相寺，并且将空相寺改名为南禅禅寺。
  建书院办讲会。罗汝芳到任后，立即扩大了水西书院规模，增设了退省所，在景德寺后建志学书院。他亲自在这些书院里讲学，教化后生，他还将王龙溪、王襞等人请到宁国来讲学，一时盛况空前。他积极推动宁国的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詹事讲在《近溪罗夫子墓碣》中说：“宛陵六邑有三代风，六郡亦闻风归化。”
  此外，在宁国府，罗汝芳兴修水利，修起了大圩，大大提高了堤坝的防洪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这圩被当地人称为罗公圩。
   为官东昌
  隆庆六年（1572），罗汝芳出任命东昌府知府。罗汝芳在东昌任上大力开展讲学活动。正如《山东通志》所载，他讲学“人无贵贱，倾心延接，日进诸生讲学，指示仁体，反复引譬，听者莫不感动”。在那里他“尽裁革，平价贸易，极力恤鳏寡”，使得当地的政风、民风发生了较大变化。罗汝芳在东昌知府任上仅三月，就调往云南。
   为官云南
  兴修水利。万历二年（1574）冬季，罗汝芳抵达云南。到任不久，即着手治理云南的水利。他先治昆明池（滇池），深入实地考察，问计于民，从而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他将流域内有大小二十余条河道疏通，大大地提高了河道的泄洪能力，使昆明池排水通畅。同时，加固昆明堤，防止昆明池溃坝，有效地治理了昆明池；并将金汁、银汁两条河流疏通，方便了两岸的百姓耕作，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治理昆明池后，他又对云南境内的楚雄、大理、徵江、石屏、永昌等地的水利设施进行考察、治理。同僚李同野说：“罗公原是龙精，所至水泉涌出。”
  维护边境安宁。万历三年（1575）的秋天，莽人（当时称边地少数民族）大举入侵。腾越州的居民纷纷躲进城内，州城的大门紧闭。罗汝芳严行军令，以壮声威，又调动郊区的兵士进入城内严守。莽军有数万人之众逼近三宣，罗汝芳传檄州卫请求出兵御敌。莽首瑞体以为罗汝芳是有备而来，撤退而归。腾越、永昌等得以平安。而迤西面对缅军的入侵，孟养土司思个一面积极准备抵抗，一面向明王朝的地方政权告急。罗汝芳得到报告，要求思个坚守待援，同时积极部署军事行动。十二月，官军到达腾越。思个得知援军即将赶到，极为振奋。他命令手下头目乌禄刺率一万多人马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他自己则率兵埋伏在戛撒（在今缅甸杰沙）地势险隘之处，引诱缅军深入。缅军果然进攻戛撒，思个坚壁固守，不与之战。缅军欲进不能，欲退无路，粮道又被截断，陷入困境十余日，缅军饥寒交迫，初期杀象杀马，后来只好剥树皮、掘草根以充饥，接着军中疫作，死伤十之八九。瑞体对其部下说：“吾自用兵以来，未有此困。”借此机会，罗汝芳对他们进行劝降。后来给谏杨文举向朝廷奏明罗汝芳在云南抗击边境少数民族入侵的情况，并请求朝廷给罗汝芳记军功。
  腾越敷演圣谕。缅军退去，各地百姓的生产生活恢复正常，集市贸易也恢复正常。此时，罗汝芳觉得应加强对老百姓的教育与引导，使他们的生活更有秩序，更合礼制。于是罗汝芳想到要在这里开展乡约训示，教化百姓。当地百姓也希望能来听乡约训示，士大夫们考虑到学校等地难以容纳听众，于是改在演武厅举行乡约训示。他欣然前往，他得到了缙绅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乡约讲训场面热烈，听众太多，虽有儒生八九人站在高台上同时诵读，近在咫尺也不得相闻。罗汝芳认为这样的讲训效果差。思虑良久，他先请童子诵读《陟岵》一章，众人稍稍安静一些，又诵读《凯风》一章，秩序又较前好一些，再诵读《南山》二章，同时率堂上堂下士大夫、儒生大家同声相和，又以管龠和笙箫演奏相配合。这样秩序井然，“于时太和洋洋，充满流动，而万象拱肃，寂若无人矣”。由州守张治方主持，罗汝芳开始讲训，其主题是敷演圣谕六言。他结合当地实际，结合不同的听众对象，进行讲解，让听者各人皆有所得。次日，州卫的士大夫们又邀请罗汝芳在演武场做乡约训语，听者以万计，“咸依恋环听，不能舍去”。
   三、罗汝芳对汤显祖从政的影响
  汤显祖与罗汝芳的交谊深厚，其从政受老师的影响也很明显。首先，他们求仕经历相似。罗汝芳先后两次会试，第一次是以“吾学未信，不可以仕”为由弃考而归；另一次是十年后，在抚台的督促下赴考，中进士。而汤显祖前后五次参加会试，中得进士。隆庆四年（1570），汤显祖参加乡试获得第八名的好成绩，次年参加会试不中。万历二年（1573），落第而归；万历五年（1577），因为拒附张居正，落第而归；万历八年（1580），因拒附张居正，弃考而归；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次年，汤显祖考中进士。汤显祖有两次考试都是张居正当朝时，张居正不仅把持官场，还把持考场，不顺其意愿而未能考中。汤显祖宁愿落第也不愿曲意奉承。
  两人对于仕途的淡然态度相似。罗汝芳调任云南时，就想辞不就，后由于夫人的劝说和朝廷的一再催促，他才赴任。他在给家里的一封信里也说：“我初意欲告病归，今且在此小住。盖同僚与士民亦皆知向学，久之必有可观，亦不孤万里远来一遭。”万历五年（1577），罗汝芳致仕回家，他并没有伤感，相反正好遂了自己的心愿。他写下了《致仕偶兴》诗：
   乾坤到处有行窝，解组飘然发浩歌。
   传世幸遗清白吏，居官已入孝廉科。
   隐心秋水眠凫鸭，诗兴春风长薜萝。
   俯仰自知无愧怍，渔樵伴里听那何。
  他回到了从姑山房，有弟子问他：“师以讲学罢官，盖少辍以从时好？”罗汝芳回答说：“我父师止以此件家当付我，我此生亦惟此件事干，舍此不讲，将无事矣。况今去官，正好讲学。”辞官后，罗汝芳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讲学活动中。
  汤显祖对于做官不是很有兴趣。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上京向吏部告归，谢绝了众多的挽留，毅然返回临川老家。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说：“又以矿税事多所跋整，计偕之日，便向吏部堂告归。虽主爵留之，典选留之，御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长往，神武之冠竟不可挽矣。已抵家，浙开府以复任招，不赴。浙直指以京学荐，不出。已无意仕路……”后来，汤显祖再也没有踏入仕途，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戏剧创作之中。
  两人都以德治邑，以贵生为要。他们治理地方多以教化为手段，并取得了成绩。罗汝芳为官一地，所到之处都要办学、讲学，教化百姓，特别是对百姓讲孝、悌、慈的道理，讲遵守《圣谕六言》的重要。因为讲学而使一方之官风民风大变，促进一地一邑面貌一新。罗汝芳在太湖以教化为己任，以“兴教化、美风俗、淑人心为首务”。他创建了同春书院，并常到书院讲课，“与诸生谈经辩难，启发无倦”。罗汝芳还将县里有些公事也决之于讲堂。百姓有过错，施之以训诫，而少用刑讯，由此，深得民心。《太湖县志》记载：
  嘉靖中，知太湖务以德化民，辟讲堂与诸生明对圣学，公事亦多决于其中。吏民有过，谆谆训诫，刑虽设而不用。时单骑寻胜，樵竖不知其为官也。乃自作歌曰：我马饮清泉，清泉照我马；童子不知官，纷纷来马下。
  万历间，张居正意欲对于那些重刑犯多以死刑判。云南巡按李愚所请罗汝芳详加审查。经过审查，罗汝芳处决的罪犯很少，更多的是被释放。罗汝芳的做法明显有违张居正之意，如果张居正怪罪下来，可是担当不起。李愚所对此颇为担心，便问罗汝芳说：“不致取怒耶？”罗汝芳回答说：“此处利害得失，须较轻重。古之为囚求生道者何所不至，而敢希人意多杀戮乎？”在对那些重刑犯执行死刑时，罗汝芳为他们备好热饭热菜，教他们思虑向善，让自己的灵魂有归所，不再为害人世，让自己得以善终，囚犯因之感激涕零，临死也没有了怨恨与詈语。后来，李愚所一见到罗汝芳总是说：“决囚后每夜怯于独宿，如非公确减其数，此心何以安也？”罗汝芳回答说：“独宿虽无所惧，不安自是本心。”张居正因云南处决人数过少，对相关人员，罚扣他们的俸银。罗汝芳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他对同僚说：“罚俸自是不佞分内，独以累诸公，心不安耳。”大家都说：“吾辈甚安。”罗汝芳听大家都因处决人数少而被罚俸并无不安，因此也感到安心。他说：“诸公安，不佞安矣。”汤显祖在遂昌县就大胆地做了两件事，简直让当时的政坛震惊了。一是除夕夜让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春节后再回狱中服刑。二是元宵节时，汤显祖又组织囚犯到城北河桥上观花灯，体会节日“绕县笙歌”的欢乐气氛。汤显祖还为此写了《除夕遣囚》和《平昌河桥纵囚观灯》两首诗。汤显祖在遂昌任上有位名叫何晓的医生与他相处五年。何医生一是给百姓治病，二是给犯人验伤治病。汤显祖在《平昌送何东白归江山》诗序里说：“予听狱或笞囚过当，辄意授晓视之。无恙而后即安。民或斗殴相杀伤赴庭下，辄先付晓谨护之，而徐听其讼。亭中有系人，常与钱晓贷其药。以故五年中，县无斗伤笞系而死者。”其怜民爱民可见一斑。汤显祖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在遂昌五年，没有拘捕一名妇女，没有打死一名囚犯。这种管理与罗汝芳以“赤子之心”教化百姓的主张实质上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认为是罗汝芳思想的一个大胆实践。
  在广东徐闻，汤显祖虽不是一县之主，力争县令支持创办贵生书院，教导百姓热爱生命。因徐闻“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他在那里建书院，并取名为“贵生书院”，同时还撰写了《贵生书院说》，倡导贵生，希望人们珍惜生命。汤显祖在徐闻的任期只有半年，当他离别时，他写有一首《徐闻留别贵生书院》。诗中将“生”之“贵”与天地乾坤紧密相连，“生”之为“贵”，不仅仅是因为生命为父母所给所养，同时还是“天地之大德”，海浪一波超一波，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面对悠悠乾坤，谁能知晓“贵生”之大情？我们可以看出汤显祖的这一思想与罗汝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贵则人与人之间应“孝弟慈”。做“仁孝之人”，“事天如亲，事亲如天”。也正是这样，他们在施政之中，以民为贵，怜民爱民，广施仁政，以德治邑，得百姓广泛之爱戴。
  他们皆因亲民勤政而深得百姓爱戴。尽管他们都对仕进的热情不高，但他们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彰显，深得百姓之拥护。罗汝芳离开太湖时，当地的百姓建生祠，名为近溪罗先生祠，百姓画罗汝芳肖像画悬挂其中，以纪念这位好县令。在他离任太湖七年后，太湖的百姓在县城北又立“去思碑”来纪念他。碑上立亭，亭上有对联云：“父老壶浆当日事，先生风味至今遗。”去思碑上写着：“凡民之思生于官，感生于政。政之善与不善，民之感与不感系焉。”耿定向上疏的《请褒理学疏》里曾讲述了他一次亲耳所闻。他曾到太湖县去考察历年太湖县的治理情况，考察之中，耿定向接触了当地百姓不下千人，问他们：“自汝有识以来，与民相安者几何耶？”他们全都回答说：“五六十年来，前止一翁，后只一罗耳。”
  在宁国，由于罗汝芳重视教化，推行乡约，宁国“教化益行，郡堂无鞭朴声，且惟讲学水西、志学二处，以崇学育才为功课”，政绩斐然。宣城的百姓在宛陵精舍里建起了罗公生祠。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天，罗汝芳的父亲去世，他回家奔丧。当罗汝芳要离开宁国回家的时候，当地百姓、缙绅依依不舍，相送逾百里，有的哭泣不忍别。他们作歌送别。歌词唱道：“罗郡侯，刑轻讼简德化修。公余讲学偏林丘，不似谢眺但登楼。”“南北朝时王府君，今明来了罗府君。前后相辉德政均，兄弟争田忽成让，陵阳层峭天下闻。”百姓、官员都不忍离别，有的人竟然随罗汝芳到了南城。罗汝芳在东昌仅待数月，离任时，民众也是舍不得这位亲民的“父母官”离去，老百姓的民歌唱道：“昔有苏琼，不通愧饷；赵颖献瓜，留置案上。今我罗公，德音是贶；讲学从政，允颂无谤。”《东昌府志》将罗汝芳列入《名宦》中。在云南，当地百姓知道他赴京接受任内考察后就不再回云南时，云南百姓夹道欢送罗汝芳进京，依依不舍，正如赤子对母亲的依恋。给谏杨文举向朝廷上《云南屯田副使罗汝芳军功疏略》，奏明罗汝芳在云南抗击边境少数民族入侵情况，并请求朝廷给罗汝芳记军功。
  汤显祖在他所任之处也是政声威震，给当地做出了贡献。汤显祖在徐闻仅是一个典史添注，但“百代徐闻感义仍”。因为他创办了贵生书院，对徐闻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培养了人才，改变了民风，功莫大焉。《五夫子宾兴条例芳名碑》碑文说：“自明汤义仍先生来徐，创建书院，而徐盖知向学。当时，沐其教者掇巍科登仕，后光辉映，文风称极。”汤显祖在遂昌县任职五年，把遂昌治理得井井有条。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称汤显祖“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当地百姓在相圃书院里建生祠纪念他。处州知府郑怀魁为之作《遂昌相圃汤侯生祠记》，文中深情地赞美汤显祖，他说：
  行可质天地鬼神，而时逢事拙；文能安人民社稷，则学古功伟。万钟不入其心，三旌宁易其介。代瞻清范，俗化元淳，温厚尊严，时行而气已备，诗书礼乐，国人而教，可知斯身诎道伸，权轻名重者也。
  遂昌的百姓还时常不远千里来到临川探望汤显祖，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汤显祖临近六十岁，遂昌百姓举荐画师徐侣云赴临川为汤显祖画像，画成后带回了遂昌并悬挂于祠中。清康熙年间，遂昌知县缪之弼立遗爱祠于报愿寺左以祭祀他。此后遂昌官吏、士民对汤显祖的祭祀、礼赞不绝。“留得山城遗爱在，迎春岁岁入歌谣。”在遂昌县历代县令中，汤显祖的名声可谓最大，影响可谓最深，汤显祖的事迹也世世代代在遂昌百姓中传颂。南柯记·录摄南柯记·之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