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罗汝芳从小立志于学，潜心钻研，四方拜师，青年时拜颜山农为师，而终生视之若父。后四处讲学，至壮年参加科举考试，自觉学习还没到位，而放弃殿试回家，放弃唾手可得的“进士”。这一回家就是十年不再涉足考场。而他的弟子汤显祖少有大志，又有独立性格，自隆庆五年（1571）首考后的十余年间，多次参加考试，又因为保持“处女子”身，而拒绝张居正的拉拢，皆落第而归，直至张居正死后的万历十一年（1583）才中进士。
   一、罗汝芳：“吾学未信，不可以仕”
  嘉靖二十二年（1543），罗汝芳参加省城里的乡试，中举之后，他没有急着回家把喜讯告诉家人，而是与胡直、周洞岩等同道者在南昌的滕王阁举行讲会。
  胡直（1517一1585），字正甫，号庐山，江西泰和人，比罗汝芳小两岁，先后师从欧阳德、罗洪先。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刑部主事。他为人守正不附，与罗汝芳相友善。罗汝芳为他的著作《衡斋》集，作《胡子衡斋序》。胡直也曾到南城拜访罗汝芳。罗汝芳为此写过一首题为《胡庐山过访次谢》的诗表达谢意。
  此次讲会是罗汝芳参加的一次重要讲会，与会者多为同年举子，他的心情也十分愉快。此行，他还写下了《江上望滕王阁》和《江上望览胜楼》两首诗，抒发自己的感受。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春天，罗汝芳赴京城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并顺利地通过考试。会试结束后，他与徐樾等人大会于北京的灵济宫。灵济宫在北京城西，本为一道观，但到了嘉靖后期，却声名远播。那个时候无论是京城的官僚，还是从外地而来接受考察的外官、赶考的举人以及国子监的学生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灵济宫集会讲学。因为讲会活动背后有着徐阶这么一位重要的学者兼台阁重臣支撑着。尤其是后来，徐阶入阁成东阁大学士，再成首辅大学士，灵济宫就更热闹了，喜欢讲学的士大夫们，还有一些想讨好首辅大人的人，自然要到灵济宫去举办讲学或者去听讲学。
  这一次讲学，罗汝芳与徐樾，还有颜中溪、王西石、敖梦坡、谭纶等参加了。如果论辈分，徐樾还应是罗汝芳的师爷了，罗汝芳的老师颜山农是徐樾的弟子。徐樾，字子直，号波石，江西贵溪人，王艮的弟子。嘉靖十五年（1536），时年三十三岁的颜山农离开家乡，北游讲学，在京城遇上了徐樾，师从徐樾学三年，当时徐樾已是礼部侍郎。
  这次讲学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记载，但从上列参加人员来看，规模应会是比较大的。大会灵济宫后，罗汝芳却不参加殿试，可能到手的进士头衔和官阶仕途也化作乌有。时已是深秋，罗汝芳陪同颜山农乘船到泰州安丰场的心师祠。他们在那里聚会半月，在那里祷告，悟“大中之道”。对于悟道过程，颜山农做过描述。颜山农在《自传》里说：
  秋尽放棹，携近溪同止安丰场心师祠。先聚祠，会半月，洞发心师传教自得《大学》《中庸》之止至，上格冥苍，垂悬大中之象，在北辰圆圈内，甚显明，甚奇异。铎同近溪众友跪告曰：“上苍果喜铎悟通大中学庸之肫灵，乞即大开云蔽，以快铎多斐之恳启。”刚告毕，即从中开作大圈围，围外云霭不开，恰如皎月照应。铎等纵睹渝两时，庆乐无涯，叩头起谢师灵。是夜洞讲辚辚彻鸡鸣，出看天象，竟泯没矣。嗣是，翕徕百千余众，欣欣信达，大中学庸，合发显比，大半有志欲随铎成造，若师嗣王襞亦幡然信及父师学脉。①(①颜钧，黄宣民标点整理：《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6页。)
  罗汝芳陪同颜山农去了泰州、扬州，他们“剧谈正学，直辟中道”，然后再回家。对于他弃考回家的原因，有几种说法。
  其一，遵从父命，不因求功名而伤了身体。罗汝芳自己在《先府君前峰公行状》中说：“比癸卯乡捷，即面命：若获春第，宜就儒官以保弱体。芳体至意，遂不廷试而归。父子怡然于从姑、玉冷之间，绝无外慕。……癸丑，见芳体稍强，乃遣北上，成进士。”
  其二，父亲患病，需要侍养。在建昌府回吏部文《罗汝芳履历》里说：“南城县乡官罗汝芳原中嘉靖二十三年会试，因父罗锦患病，告归侍养。”门人曹胤儒在《罗近溪师行实》里也说：在大会灵济宫时，“俄闻前峰公有疾，遂不应廷试归”。刘元卿《近溪罗先生传》里也持此说。
  其三，自认学力不够。罗汝芳之孙罗怀智在《罗明德公本传》里说：“甲辰，捷南宫，曰：吾学未信，不可以试。不就廷试，而寻师问友，周流四方者十年。”门人周汝登《圣学宗传·罗汝芳》、李贽《参政罗公》也持此说。
  其四，以继往开来为己任，不以仕途为指归。简而参《四修江西省志传·罗汝芳》是一个简传，不过千字，里面特意指出：“嘉靖甲辰，举春闱，寓京师，同名士会切劘，叹曰：‘吾人业孔孟之学，必要求有裨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以继往开来为己任，何必区区仕进为哉！’遂归。十载不廷试。”其五，侍养颜山农师。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其后山农以事系留京狱，先生尽鬻田产脱之，侍养狱六年，不赴廷试。’
  上面所列种种，我们可以稍加考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的说法显然有误。嘉靖二十三年（1544），颜山农并没有吃官司。嘉靖二十六年（1547），罗汝芳还到颜山农的家乡永新去拜谢他。其实，颜山农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吃的官司，颜山农在《自传》中说：
  过扬州，谒别中丞马钟阳，讳森，出，买仪真舟南旋。忽有太平府当涂县尹龚以正，南昌人，系旧时讲学一日之门生，差吏持聘仪，请往彼府，衍教三学生徒，且报称南道提学耿楚侗名定向，系旧徒梁汝元门生，命邀老师祖往太平久处。铎不疑，即赴太平府学，开讲三日，竟受擒。监九日，解操院，铎始知为耿定向所擒获，竟欲送至盛汝谦手捶死。
  在此事发生的前一年，罗锦去世。此时的罗汝芳正丁忧于家。后来，他听到了老师吃官司的消息，即筹集经费前往营救，这是情理之中事。门人杨起元在《罗近溪先生墓志铭》记载了这件事：“戊辰，闻颜先生以刚直取罪，监禁留都，乃称贷二百金，同二子及门人买舟往救。”
  其次，罗汝芳自己所言，父亲担心儿子体质孱弱而不希望他参加廷试。这一点也似乎有点说不通。因为会试在京城，殿试也是在京城，在时间上也是紧接着。如果是因为身体原因，有疾在先，就不会上京参加会试了，千里迢迢进一次京城也是不容易的事，身体原因应是考虑成行与否的重要因素。相反，人已到了京城参加完了会试，接下来等待出榜，正好在京城休息，备战下一场的殿试，在此期间可调养身体，准备考试，是两全其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参加殿试已无车马劳顿之苦，怎么会轻易地放弃呢？但罗汝芳自己这样说，想必还有某种不可为外人道的原因。
  再次，其父有疾，需要有人照顾。单独来看似乎是有可能，因为会试之前父亲无疾，只是在会试后知道父亲有疾，闻之启程回家，自在情理之中。但依推算，要通知到他少则需要半月，多则一月，等他回到家中又要半月一月之久，这样来回就得两三个月的时间。等他回到家中，也许父亲的病已痊愈。况且家中还有两位弟弟，大弟年已二十八岁，小弟二十四岁，都是成家立业的人，有能力、有条件照顾父亲。人人都知道，寒窗几十载，等的就是这场考试了，指望的就是金榜题名。他父亲也是曾参加过科考的人，深知其中甘苦，应是把进京应试看成人生中的重要事情，不会轻易地放弃。此说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至此，只有把罗汝芳不就廷试放在那个时代里来看，似乎更切合实际，也更能理解罗汝芳为什么不就廷试。其实“吾学未信，不可以试”只是一个托词。从内心来说，罗汝芳不一定热衷于仕途，更热衷于学术演讲，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他把讲学看得很重要，甚至重于生命。《江西省志》的记述应更切合罗汝芳的实际：“吾人业孔孟之学，必要求有裨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以继往开来为己任，何必区区仕进为哉！”社会现实也让他们这些文化人难受。明代是一个专制十分严重的社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特务机构遍布朝野，人们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因自己的言谈而招来杀身之祸，更有甚的是文字狱的兴起，让更多的文人苦不堪言。明代君王奉行的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哪怕你功高盖世，犯了上恐怕脑袋也难保。
  罗汝芳是一位仁孝之人。“其父病，闻而归”，我们没有更多的理由否认它。应该说，把它放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再加上“吾学未信”，这些可能是他不参加廷试而归的更充分的理由。
  嘉靖二十四年（1545），回到家乡南城县，罗汝芳上从姑山又开始了讲学活动。《盱坛直诠》载：“建从姑山房以款四方游学之士。日与诸友论驳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王心斋义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