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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吾学未信”与“处女子失身”
  罗汝芳从小立志于学，潜心钻研，四方拜师，青年时拜颜山农为师，而终生视之若父。后四处讲学，至壮年参加科举考试，自觉学习还没到位，而放弃殿试回家，放弃唾手可得的“进士”。这一回家就是十年不再涉足考场。而他的弟子汤显祖少有大志，又有独立性格，自隆庆五年（1571）首考后的十余年间，多次参加考试，又因为保持“处女子”身，而拒绝张居正的拉拢，皆落第而归，直至张居正死后的万历十一年（1583）才中进士。
   一、罗汝芳：“吾学未信，不可以仕”
  嘉靖二十二年（1543），罗汝芳参加省城里的乡试，中举之后，他没有急着回家把喜讯告诉家人，而是与胡直、周洞岩等同道者在南昌的滕王阁举行讲会。
  胡直（1517一1585），字正甫，号庐山，江西泰和人，比罗汝芳小两岁，先后师从欧阳德、罗洪先。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刑部主事。他为人守正不附，与罗汝芳相友善。罗汝芳为他的著作《衡斋》集，作《胡子衡斋序》。胡直也曾到南城拜访罗汝芳。罗汝芳为此写过一首题为《胡庐山过访次谢》的诗表达谢意。
  此次讲会是罗汝芳参加的一次重要讲会，与会者多为同年举子，他的心情也十分愉快。此行，他还写下了《江上望滕王阁》和《江上望览胜楼》两首诗，抒发自己的感受。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春天，罗汝芳赴京城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并顺利地通过考试。会试结束后，他与徐樾等人大会于北京的灵济宫。灵济宫在北京城西，本为一道观，但到了嘉靖后期，却声名远播。那个时候无论是京城的官僚，还是从外地而来接受考察的外官、赶考的举人以及国子监的学生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灵济宫集会讲学。因为讲会活动背后有着徐阶这么一位重要的学者兼台阁重臣支撑着。尤其是后来，徐阶入阁成东阁大学士，再成首辅大学士，灵济宫就更热闹了，喜欢讲学的士大夫们，还有一些想讨好首辅大人的人，自然要到灵济宫去举办讲学或者去听讲学。
  这一次讲学，罗汝芳与徐樾，还有颜中溪、王西石、敖梦坡、谭纶等参加了。如果论辈分，徐樾还应是罗汝芳的师爷了，罗汝芳的老师颜山农是徐樾的弟子。徐樾，字子直，号波石，江西贵溪人，王艮的弟子。嘉靖十五年（1536），时年三十三岁的颜山农离开家乡，北游讲学，在京城遇上了徐樾，师从徐樾学三年，当时徐樾已是礼部侍郎。
  这次讲学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记载，但从上列参加人员来看，规模应会是比较大的。大会灵济宫后，罗汝芳却不参加殿试，可能到手的进士头衔和官阶仕途也化作乌有。时已是深秋，罗汝芳陪同颜山农乘船到泰州安丰场的心师祠。他们在那里聚会半月，在那里祷告，悟“大中之道”。对于悟道过程，颜山农做过描述。颜山农在《自传》里说：
  秋尽放棹，携近溪同止安丰场心师祠。先聚祠，会半月，洞发心师传教自得《大学》《中庸》之止至，上格冥苍，垂悬大中之象，在北辰圆圈内，甚显明，甚奇异。铎同近溪众友跪告曰：“上苍果喜铎悟通大中学庸之肫灵，乞即大开云蔽，以快铎多斐之恳启。”刚告毕，即从中开作大圈围，围外云霭不开，恰如皎月照应。铎等纵睹渝两时，庆乐无涯，叩头起谢师灵。是夜洞讲辚辚彻鸡鸣，出看天象，竟泯没矣。嗣是，翕徕百千余众，欣欣信达，大中学庸，合发显比，大半有志欲随铎成造，若师嗣王襞亦幡然信及父师学脉。①(①颜钧，黄宣民标点整理：《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6页。)
  罗汝芳陪同颜山农去了泰州、扬州，他们“剧谈正学，直辟中道”，然后再回家。对于他弃考回家的原因，有几种说法。
  其一，遵从父命，不因求功名而伤了身体。罗汝芳自己在《先府君前峰公行状》中说：“比癸卯乡捷，即面命：若获春第，宜就儒官以保弱体。芳体至意，遂不廷试而归。父子怡然于从姑、玉冷之间，绝无外慕。……癸丑，见芳体稍强，乃遣北上，成进士。”
  其二，父亲患病，需要侍养。在建昌府回吏部文《罗汝芳履历》里说：“南城县乡官罗汝芳原中嘉靖二十三年会试，因父罗锦患病，告归侍养。”门人曹胤儒在《罗近溪师行实》里也说：在大会灵济宫时，“俄闻前峰公有疾，遂不应廷试归”。刘元卿《近溪罗先生传》里也持此说。
  其三，自认学力不够。罗汝芳之孙罗怀智在《罗明德公本传》里说：“甲辰，捷南宫，曰：吾学未信，不可以试。不就廷试，而寻师问友，周流四方者十年。”门人周汝登《圣学宗传·罗汝芳》、李贽《参政罗公》也持此说。
  其四，以继往开来为己任，不以仕途为指归。简而参《四修江西省志传·罗汝芳》是一个简传，不过千字，里面特意指出：“嘉靖甲辰，举春闱，寓京师，同名士会切劘，叹曰：‘吾人业孔孟之学，必要求有裨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以继往开来为己任，何必区区仕进为哉！’遂归。十载不廷试。”其五，侍养颜山农师。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其后山农以事系留京狱，先生尽鬻田产脱之，侍养狱六年，不赴廷试。’
  上面所列种种，我们可以稍加考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的说法显然有误。嘉靖二十三年（1544），颜山农并没有吃官司。嘉靖二十六年（1547），罗汝芳还到颜山农的家乡永新去拜谢他。其实，颜山农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吃的官司，颜山农在《自传》中说：
  过扬州，谒别中丞马钟阳，讳森，出，买仪真舟南旋。忽有太平府当涂县尹龚以正，南昌人，系旧时讲学一日之门生，差吏持聘仪，请往彼府，衍教三学生徒，且报称南道提学耿楚侗名定向，系旧徒梁汝元门生，命邀老师祖往太平久处。铎不疑，即赴太平府学，开讲三日，竟受擒。监九日，解操院，铎始知为耿定向所擒获，竟欲送至盛汝谦手捶死。
  在此事发生的前一年，罗锦去世。此时的罗汝芳正丁忧于家。后来，他听到了老师吃官司的消息，即筹集经费前往营救，这是情理之中事。门人杨起元在《罗近溪先生墓志铭》记载了这件事：“戊辰，闻颜先生以刚直取罪，监禁留都，乃称贷二百金，同二子及门人买舟往救。”
  其次，罗汝芳自己所言，父亲担心儿子体质孱弱而不希望他参加廷试。这一点也似乎有点说不通。因为会试在京城，殿试也是在京城，在时间上也是紧接着。如果是因为身体原因，有疾在先，就不会上京参加会试了，千里迢迢进一次京城也是不容易的事，身体原因应是考虑成行与否的重要因素。相反，人已到了京城参加完了会试，接下来等待出榜，正好在京城休息，备战下一场的殿试，在此期间可调养身体，准备考试，是两全其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参加殿试已无车马劳顿之苦，怎么会轻易地放弃呢？但罗汝芳自己这样说，想必还有某种不可为外人道的原因。
  再次，其父有疾，需要有人照顾。单独来看似乎是有可能，因为会试之前父亲无疾，只是在会试后知道父亲有疾，闻之启程回家，自在情理之中。但依推算，要通知到他少则需要半月，多则一月，等他回到家中又要半月一月之久，这样来回就得两三个月的时间。等他回到家中，也许父亲的病已痊愈。况且家中还有两位弟弟，大弟年已二十八岁，小弟二十四岁，都是成家立业的人，有能力、有条件照顾父亲。人人都知道，寒窗几十载，等的就是这场考试了，指望的就是金榜题名。他父亲也是曾参加过科考的人，深知其中甘苦，应是把进京应试看成人生中的重要事情，不会轻易地放弃。此说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至此，只有把罗汝芳不就廷试放在那个时代里来看，似乎更切合实际，也更能理解罗汝芳为什么不就廷试。其实“吾学未信，不可以试”只是一个托词。从内心来说，罗汝芳不一定热衷于仕途，更热衷于学术演讲，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他把讲学看得很重要，甚至重于生命。《江西省志》的记述应更切合罗汝芳的实际：“吾人业孔孟之学，必要求有裨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以继往开来为己任，何必区区仕进为哉！”社会现实也让他们这些文化人难受。明代是一个专制十分严重的社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特务机构遍布朝野，人们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因自己的言谈而招来杀身之祸，更有甚的是文字狱的兴起，让更多的文人苦不堪言。明代君王奉行的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哪怕你功高盖世，犯了上恐怕脑袋也难保。
  罗汝芳是一位仁孝之人。“其父病，闻而归”，我们没有更多的理由否认它。应该说，把它放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再加上“吾学未信”，这些可能是他不参加廷试而归的更充分的理由。
  嘉靖二十四年（1545），回到家乡南城县，罗汝芳上从姑山又开始了讲学活动。《盱坛直诠》载：“建从姑山房以款四方游学之士。日与诸友论驳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王心斋义旨。”
   二、汤显祖：“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
  隆庆四年（1570），二十一岁的汤显祖在江西省城南昌参加了乡试，考试在金秋九月举行，他在这次考试中可是风光得很。考试考的是时文，汤显祖博学，晓古通今，能旁征博引，是写时文的高手，当代就有人评论他的时文称“如霞宫丹篆，自是人间异书”，“制义以来能创奇者，汤义仍一人而已”。有天下第一的称号，在考场上作文，写出的答卷自然不是一般考生能比的。他的答卷得到主考官们的高度评价，一考官评说：“认理精确，敷词纯雅，深于经学者也。允谊高荐。”另一考官评说：“发明劝善之畴，真切详尽，而平正中自有人不及处。宜冠本房。”两位考官结论一说“允谊高荐”，一说“宜冠本房”，意说他的文章在本场考试中是数一数二的了。后一场考试，他的作文仍得到考官高评，一位说：“世儒类以图书说经，此作推原圣人本意，反复辩论足解千古之疑。”另一位说：“据理析数，考究精详。”①(①龚重谟：《汤显祖大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场场得好评，最终以第八名成绩中举。他对这样的成绩也是满意的，在三十七岁那年写下的《三十七》诗中回忆说：“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弱冠精华开，上路风云出。”
  中举之后，就有资格参加会试了，会试过关后，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廷试，如被录取就称“进士”，被人视为“金榜题名”。随后进入仕途，这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人们常说人生两大喜事：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其一就是中进士。汤显祖如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样，朝着进士之路进发。
  会试一般在春天举行，每三年一次，机会也算是难得。为了次年春天赶上京城里的考试，汤显祖在当年的冬天就离开家乡临川，告别亲人赴京城。他到了京城遇见了同来参加考试的湖北考生姜奇方，并与他同住一处。在同住的这段时间里，他们间建立了浓厚友情，成为知心好友。姜奇方，字孟颖，号守冲，湖广监利（今属湖北）人。但事不如愿，姜奇方中得进士归，而汤显祖落第而归。考试结果不一样，其后走的路也不一样，汤显祖回家继续读书，为三年后的会试再做准备。
  北宋思想家南城籍的李觏参加过两次考试，均落第。他认为考试很残酷，“一语未中，则生平委地”。他从此也不再参加考试，而在家乡创办盱江书院，收徒授业。一场考试，一生命，时至明代也还是如此。此后姜奇方人生轨迹就与汤显祖不一样，一生沉浮于仕宦，也让汤显祖常记挂。
  好友姜奇方去了安徽宣城任知县。宣城为宁国府下辖县，宁国府领宣城、南陵、径、宁国、旌德、太平六县，嘉靖四十一年（1562），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担任宁国府知府，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因父亲去世离任。他在宁国颇有政绩，深得百姓爱戴。汤显祖后在《宣城令姜公去思记》里说：“余识宣城令荆人姜君奇方孝廉时，长者。后余游宣，行水阳，林树修远，厨传甚饬。”他们间有书信往来，如汤显祖在遂昌任上就写有《寄荆州姜孟颖》，虽隔好久没联系，但还是思念对方。他说：“不奉闻问者且七年矣，劳思如何。弟邑治在万山中，士民雅厚。”也有写诗送姜奇方，如《寄姜孟颖户部》，而此后又有《闻姜别驾守冲迁守，不知是滇是贵，问之。姜君前户部郎，以忤江陵相谪》，汤显祖担心因姜奇方与张居正不睦而谪守穷山恶水之地，而急切地想知道友人的准确去处。诗云：
   潮落钱塘秋雁飞，荆南游子露沾衣。
   为郎自首游湘岸，别驾经年在海沂。
   似向点苍分雨色，可当金筑散晴晖。
  知君不似南中估，要使人知汉吏威。在汤显祖六十岁仍怀念与姜奇方在京城同居的生活，也怀念此后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希望了解友人子孙情况，也希望读到一些关于友人的传记文章。他在《寄姜守冲公子》一信中说：
  不佞弱冠时，庚午冬，同令先公春试同旅舍，对窗扉而卧，先晨起者，必拊背而笑。时王郑二君子在焉。以后道义风期，常相切励。访之宣城，张青野在焉。壬午，生赴春官，过杭州，湖上卧雪者月余。生之制义，并是此时所作。每一篇出，先公必为喷饭绝倒，夸其必传。向后音徽渺焉，古人不可见矣。怀思至今，山川旷远，莫知公子几位，贤孙几人。明德之后，必有达者。幸悉示我，以慰遥思。先公当已祀于社，诸所为铭传，饰终信后之文，一一寄读。
  汤显祖还有诗给姜奇方的儿子，如《寄怀监利姜公奇方公子》，诗云：
   世情交态日纷纷，白雪朱弦更不闻。
   独傍愁魂向江水，荆台杨柳气如云。
  姜奇方与汤显祖都是当时天下贤才，都不愿附和于权贵张居正等。如他在《宣城令姜公去思记》里说：
  虽江陵相亦极知姜令贤。然尝谓其子，令不与我亲，常众见我。后江陵相横，不肯持父丧。问荆人士在都者，当云我何闻。独姜有后言。因以忮去。且夫仕宦遇合者，时也。惠音者，基也。其时在上，其基在下。在《寄荆州姜孟颖》诗中又说：“往高节不附江陵，于今更是吴楚。”因不附张居正，姜奇方只是仕途不畅，而汤显祖则中不了榜，入不了仕途。
  与张居正的关系如何，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或生活轨迹，姜奇方如此，汤显祖如此，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也如此。
  张居正（1525一1585），字叔大，少名白圭，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人们又称他张江陵。十六岁中举，二十三岁中进士，后由编修官升至侍讲学士掌管翰林事务。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张居正比罗汝芳小十岁，算是年少得志。青年时与罗汝芳有较深的交情。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倒台。罗汝芳补宁国知府，张居正作《赠罗惟德擢守宁国叙》。此时，张居正不过是右春坊右中允（春坊负责太子奏请、启笺及讲读之事务），监管国子监司业。从官阶上看只是一个正六品，而罗汝芳此时为从四品，比他级别高。张居正在信中对罗汝芳为学为政给予了充分肯定与夸奖，他认为罗汝芳从少时就开始致力于心性仁义之学，并能矢志不渝，从而学问功夫出类拔萃；其为政亲身躬行，“自奉简薄，恶以物诱见污”，“明法之丽”。张居正还写了一首《送罗比部守宁国》诗赠别，其中说：
   鸣蝉落木玉关秋，愁见河梁一叶舟。
   云物共怜燕市客，风流遥忆谢公楼。
   鲸波横海曾多事，虎竹分廷借远筹。
   二十二峰明月满，思君当在最高头。
  从诗中可以看出张居正与罗汝芳的交情匪浅，也算知心，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感慨。作为一个朝臣也不会轻易地向外流露那些从政的感受，因为这些稍有不慎就会授人以柄，也许日后就会成为仕途上的绊脚石。但张居正在罗汝芳面前坦言直陈。诗中流露出他身处京城，置身政界，波涛汹涌，事事处处得小心谨慎，心中也有苦楚。同时回忆当年他们愉快的交往，表现了深深的思念之情。
  罗汝芳治宁国期间，张居正与罗汝芳之间有书信往来，可惜罗汝芳给张居正的信札已散佚。但张居正给罗汝芳的信函还可见，如《答罗近溪宛陵尹》，张居正在信中说：
  比来同类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庐山西蜀，公在宛陵，知己星散。仆似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未知故我何似。闻公政致刑措不言民从。盖皇农之再见，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此固罗近溪本来面目。
  在信中，张居正历数各位好友散处各方，如罗汝芳与楚侗（耿定向）、庐山（胡直）都在外任，算是“知己星散”，没有了知己的他犹如暴风中的孤焰。在信中还对罗汝芳的治政措施，不顾流俗的做法也给予肯定，并认为这是罗汝芳本来的面目。信中他直呼罗汝芳其名，也可见他们之间关系非一般。
  嘉靖四十四年（1565），罗汝芳进京，先见了徐阶，后与徐阶等大会灵济宫。这时，张居正为裕邸讲官，他们相见。这是一次不太愉快的见面。罗汝芳责备张居正无化育太子（朱载垕）为尧舜之心，他责备说：“君进讲时，果有必欲尧舜其君意否？”张居正沉默良久，回答说：“此亦甚难。”罗汝芳又责问：“公所居何等责任！乃无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而第为此言，不为上负天子，下负所学哉？”有人从旁边插话说：“此亦无可奈何？”罗汝芳听旁边人所言，很不高兴，又责备起那人说：“吾与张君言至此，欲为滴泪，而君犹为谀言以相宽，是无人心者也。”罗汝芳的质难、直言让张居正心里颇不愉快，只好不欢而散，罗汝芳也就此返回宁国。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的学生朱翊钧即帝位，为万历皇帝，此时的张居正已接任首辅，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罗汝芳又见张居正，张居正问罗汝芳在家中做什么学问，罗汝芳回答说：“读《论语》《大学》，视昔稍有味耳。”张居正默然无语。第二天，张居正又约会罗汝芳，且约李义河陪坐。李义河（1514一1584），名幼滋，字元树，性端严，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居乡秉礼，莅官持法。万历元年（1573）九月，升为大理寺卿。稍稍坐定，张居正面对李义河说：“近溪意气，视旧无异。”罗汝芳说：“不免伤感大多尔。”张居正问缘由，罗汝芳回答说：“闾阎疾苦不能一一上达也。”张居正说：“即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亦不能俱达也。”表现出一种无奈。罗汝芳笑着对李义河说：“弟辈连宵欢呼庆幸，以老先生受知圣主，大用明时，即皋、夔、稷、契不多让矣。”张居正反问：“然则尧舜独不病博济耶？”没想到罗汝芳直言不讳地说：“此自人言尧舜耳，自鄙见论之，唐虞君臣，刻刻时时必求博济也。”张居正手里捧着茶杯无语。良久，转移话题，问道：“胡庐山安在？”罗汝芳回答说：“在广西按察，昨日得书言归矣。”此时，张居正感觉到罗汝芳与胡直（胡庐山）一样不顺自己的意愿。但又碍于旧交、年长，只好补罗汝芳为东昌（今山东省聊城）知府。罗汝芳与张居正的关系已不如从前。
  万历五年（1577），罗汝芳捧贺进京。进贺事毕，他向吏部递交了退休申请后，联合在京城的同道天天举行讲学活动。此时，张居正派他第三个儿子修嗣和新科状元沈懋学来到罗汝芳的住处拜见罗汝芳。罗汝芳接待了他们，并送他们纱一疋，翻刻的《感应书》一册。对此张居正颇为不悦。随后，李义河面见罗汝芳，并说：“昨见政府，谓公处滇中事甚当，即书报都院，必复借重一行，其如远劳何？”罗汝芳似乎不领情，辞谢说：“深荷垂念，但早已具告吏部，今不复入矣。”李义河将罗汝芳的话转达给了张居正，张怏怏不乐。这一天，罗汝芳搬住到北京城外的广慧寺。这事在同道者中传播开了，许多人就携带席子陪同罗汝芳住在寺中，而这时司寇刘白川（应节）也带着酒及酒具来了。张居正素来不喜欢刘白川，于是暗中指使言官将两人一并弹劾。随后，罗汝芳致仕归家。
  汤显祖自小就有着忠孝之心，一心想效忠于朝廷。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七岁时的汤显祖听到嘉靖皇帝朱厚熜去世，他写下了《丙寅哭大行皇帝》诗，对皇帝的去世表示哀悼。隆庆六年（1572）夏，皇帝朱载垕去世，汤显祖写下了《壬申岁哭大行皇帝》诗，并说：“愁笳深遏密，悲思冷凌兢。傥侍春园荐，南山拜寿陵。”这是他写的第二首哭大行皇帝诗。六月，新皇帝即位，他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一年朱翊钧才十岁。张居正出任首辅。七月，张居正进行人事调整。在这次人事调整中同为抚州府人的宜黄籍谭纶从蓟辽总督升任兵部尚书。谭纶生于正德十五年（1520），字子理，号二华，嘉靖二十三年（1544），中进士。他算是抚州府乡贤中的前辈了，比汤显祖足足大了三十岁，可视为长辈。隆庆五年（1571）冬，因病告假归养。次年七月，被任命兵部尚书后，消息传到家乡，很多人前去道贺。秋天，汤显祖送上礼物并附诗《送谭尚书行边》一首。诗序说：
  明公于今才子少俦，于古名将无比。坦步葱雪，被服藻粉。再起东山，言徂北落。诸公莫不祖帐青门之外，小子独自卧病红泉之间。未奉殷勤，何胜恨惋！谨具古刀双口、凤咮琴一张、金钤三道、扇一把、诗一首上。
   诗云：
   上林飞雁满金河，杀气边头赤羽多。
  相国南来征竹箭，尚书北上拥雕戈。
   终知热坂熏岚净，待要寒门气色和。
   入塞定多铙吹曲，传来帐下美人歌。
  谭受其一刀，还其一刀。汤显祖随即复信一封，劝谭纶受其双刀，并再上《重酬谭尚书》诗一首，在该诗序中说：“尚书受我一刀，还我一刀。不知两口原号雌雄，誓不离分。若离，夜半必有响动光明，令人怖不敢寐。便附来信更上。来书云：‘足下兼资文武，惜仆犹未追踪绛灌耳。’皇恐复酬一首。”这两首诗都表达了对谭纶的敬佩之情，也表达自己愿为国效力的愿望。
  万历二年（1574），汤显祖又在京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可惜再次落第。他在京城没有忘记拜访去年刚上任兵部尚书的同乡前辈谭纶，可没有见到，于是他留诗相别。在《留别大司马谭公》诗前序，他说：“明公天人也，雄望寡两。显祖乡里后进，西羌东鲁，独立无伍。愿一相见，道其所有。佐时运之光华，垂列昆吾之鼎，天禄之匮。凡四板谒，并报一饮某太守，一白将军计事，一报卧，最后老兵引入坐，食时闻中有琼雉之呼，玄龙之笑。小子不自妥便，辄复引去。如闻明公于里郎处有所云云，诘旦显祖出都门矣。一面何时？谨奉别言。”诗云：
   圣代和戎赐玉钟，旗门人醉偃春风。
   朝开六著香奁上，夜采三花锦袜中。
   太守只知鸿雁美，将军数奏画蛇功。
   芬芳接近莲花府，惆怅西山晚郁葱。
  汤显祖还去拜见了王侍郎，也未遇。他在《上侍郎王公》诗序里说：“两入华京，谒不得上。丁丑三献，知拜明公殿阁耳。”而这位王侍郎是谁，不得而知，徐朔方认为“王”可能是“汪”之误，即汪镗，他此时正担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不久，汤显祖告别京城回到家乡。
  万历四年（1576），汤显祖去了宣城姜奇方任所做客。在那儿与梅禹金、沈懋学交往尤密。因姜奇方是张居正儿子的老师，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青野）也是一位举人，正要参加会试，于是也来到宣城姜奇方那儿做客，自然与汤显祖也相交。次年，汤显祖与沈懋学一同入京参加考试，并与沈懋学同住表背胡同。张居正的弟弟比他们先到京城。按规定，外官三年一次要进京朝觐，这一年刚好轮上外官进京，于是姜奇方作为外官也进京。这一帮在宣城相游的人又在京城能见面。
  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这一年也参加考试，张居正希望让儿子拿一个状元或榜眼，但论实际能力，其子夺不到这次考试的冠、亚军。于是张居正想办法提前做好手脚，找人陪考。当他弟弟到了京城，张居正向弟弟打听谁的水平高，于是他向张居正推荐了汤显祖与沈懋学二人。张居正于是想见见这二位，以便做出安排。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汤遂昌显祖》中说：
  万历丁丑，江陵方专国，从容问其叔：“公车中颇知有雄骏君子晁贾其人者乎？”曰：“无逾于汤、沈两生者矣。”江陵将以鼎甲畀其子，罗海内名士以张之。命诸郎因其叔延致两生。义仍独谢弗往，而君典遂与江陵子嗣修偕及第。
   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说：
  至期并寓燕。前客果来，劝谒相国，各未决。客曰：“第访我，相国自屏后觇之耳。”沈独往而退。……招义仍，终不往。寻沈隽南宫，对策进士第一。义仍下第。把这两则记载联合起来看，张居正希望以儿子名义结交汤显祖与沈懋学，宴请他们俩，并暗地里观察一下他们。然而汤显祖没有理会张居正，拒绝赴宴，而沈懋学去了。他们俩一辞一就，考试结果是一上一下，形成天壤之别。汤显祖在《宣城令姜公去思记》里也说道：“令朝京师，会余上试。令故江陵相弟子师也。不数日，江陵弟子介令候余，余谢不敢当。”汤显祖落第后，告别了沈懋学等人，回家。
  万历五年（1577）考试结束后，汤显祖的生活很消沉。他在《答龙君扬》诗序里告诉了龙君扬他当时的生活状态。龙君扬是汤显祖在宣城结交的好朋友。龙君扬即龙宗武，宣城邻太平府（今属当涂）江防同知，汤显祖在宣城作客时，也常常到邻近的芜湖龙宗武那儿做客。他们宴饮作诗，梅禹金的《三醉龙使君帐中歌》就说：“一句三醉龙君席”“龙君豪饮卷白波”，写的是饮酒欢畅。汤显祖《别沈君典》中写了他们在宣城开元寺作诗的情景，“开元之烛向谁秉，君扬龙生姜孟颖。”因为他们之间关系甚密，说话自然较为真切。汤显祖在诗序里说：“足下遗物，兼问我属趣何似。一向无异，止有清夜秉烛而游，白日见人欲睡。复是草庵河上，家徒四壁；药肆人问，口无二价。一动九连之井，去舍百步之园。或临春送腊，首夏兼秋，定有欢悲，终焉翰墨。释兹而外，酒则时一中之；由斯以谈，色则谁为好矣！”从中可知，汤显祖此时在临川家中贫病交困，喝酒解闷，赋诗解愁。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示，来年要去再考试，他说：“采色明年傥未渝，会自因风托方便。”他在《别沈君典》诗中倾吐了其心中的悲苦，他说：
   昨日辞朝心苦悲，壮年不得与明时。
  处处抚情待知己，可似南箕北斗为。张居正为了自己儿子能中前三甲，强迫弟弟张居谦不得入闱应试。张居谦尽管十二分的不愿意弃考，但又不得不顺从哥哥的意愿。汤显祖感到自己和张居谦都是本次考试的牺牲品，于是在离开京城之时，写长诗《别荆州张孝廉》给张居谦，对于考试不正之风大力抨击，表达自己的愤懑。他指责考官是真叶公，是假孙阳；指责考试考能力是假，以金钱、权势论成败是真，如此还不如回老家，学竹林七贤饮酒著书。诗云：
   去年与子别宣城，今年送我出帝京。
   帝邑人才君所见，金车白马何纵横。
   金水桥流如灞浐，西山翠抹行人眼。
   当垆唤取双蛾眉，的皪人前倾一盏。
   谁道叶公能好龙？真龙下时惊叶公。
   谁道孙阳能相马？遗风灭没无知者。
   一时桃李艳青春，四五千中三百人。
   掷蛀本自黄金贱，抵鹊谁当白璧珍？
   年少锦袍人看杀，唇舌悠悠空笔札。
   贱子今龄二十八，把剑似君君不察。
   君不察时可奈何！归餐云实荫松萝。
   濠南钓渚飞竿远，江左行山着屐多。
   吏事有人吾潦倒，竹林著书亦不早。
   被褐原非衮冕人，飙车更向烟霞道。
   青野主人归不归，文章气骨可雄飞。
   三十余龄起幽滞，连翩不遂知者希。
   平津邸第开如昨，啸激清风恣寥廓。
   人生有命如花落，不问朱茵与篱落。
  君当结骑指衡山，欲往从之行路艰。
   怀沙长沙为我吊，洞庭波时君已还。
   贱子孤生宦游薄，习池何似江陵乐？
   宁知不食武昌鱼，定须一驾黄州鹤。
   我今且唱越人舟，青浦翠鸟鸣相求。
   君独胡为好鞍马，草绿波光不与俦。
   我住长安非一日，点首倾心百无一。
   夫子春间傥未行，为子问取郢中质。
  又是三年过去了，已是万历八年（1580），汤显祖再次来到京城参加会试。这时候，张居正的同乡兼友人王篆和张居正的儿子懋修又来结交汤显祖。张居正有六个儿子，即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静修，而张居正最看好是懋修这个儿子。王篆，字绍芳，生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王篆乡试考中举人，随后出任江西吉水县知事。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又考中进士。张居正任宰相时很器重他，喜欢向他咨询治国之事，把他作为天下英才推荐给朝廷。明神宗朱靖翊钧还把王篆的名字写在御屏之上。正是这样，王篆铁着心儿听从张居正使唤。于是他带着张的儿子懋修要见汤显祖，并以本次会试的鼎甲条件相许，汤显祖避而不见，考试也不参加，转道去了南京。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说：“庚辰，江陵子懋修与其乡之人王篆事结纳，复啖以巍甲而亦不应。曰：‘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本次考试结果令张居正十分满意。本来前三名依次是肖有良、王廷馔、张懋修，而万历皇帝在阅卷时，把名字顺序换了一下，第三名提到第一，一二名依次排后。这样，张懋修就成了庚辰科的状元，原本状元的肖有良就成了榜眼，原本榜眼的王廷馔就是探花了。
   到了南京，许多人也为汤显祖放弃本次考试而惋惜，但汤显祖本人并不认为有什么可惋惜的，为了自己的名节还是值得的。
  万历十年（1582）冬月，汤显祖去杭州。当年同住考生好友姜奇方在那任职，于是他在杭州住了一个多月，经南京，再赴京城。次年二月，余有丁、许国任会试主考官，汤显祖中得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①(①徐朔方认定此说，而黄芝冈认定为“三甲第六十五名进士”，见《汤显祖编年评传》第56页。)。这年共三百五十余名会试举人，他的考试成绩不突出，较靠后。
  罗汝芳前后两次参加会试，第一次是放弃，第二次是十年后，在江西抚台夏梦山的催促下应考，而得中三甲第六十六名，赐同进士出身。汤显祖自隆庆五年（1571）第一次参加会试至万历十一年（1583），前后五次会试。他们两人对考试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坚守。罗汝芳以传播学术为己任，为生命，对于考试，对于考试之后的入仕并不热衷，于是可以放弃考试。而汤显祖以名节（高洁）为重，要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博取功名，施展才华，并为之可以坚持到底。万历八年弃考到南京后，他面对朋友的议论，他回应说：“我若入闱应试就不智了，因为落第后，知我者对我同情，不知我者，还说我才学不如人哩！”②(②龚重谟等：《汤显祖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于是汤显祖在每次考试落第之后，心情总是沉闷的，觉得怀才不遇的。隆庆五年（1571）和万历二年（1574）的两次考试落第，对于汤显祖的打击并不大。因为历经数次考试才得中的，是很正常的事。于是他想到的是认真学习，备考。而接下来的万历五年（1577）考试，让他最愤愤不平。他亲身体验到考试的不公平、不公正，也让他更清楚地看清了考试的真面目。也正是这一次，面对伸来的橄榄枝，他只要愿接，只要稍稍低头，一切都会顺顺当当，不说状元、榜眼、探花，而二甲、三甲则是触手可及。汤显祖性格正直耿介，同时功名之心也很迫切，也不彻底排斥攀附权贵，在两次哭大行皇帝可见得，在前几年急切拜访谭纶中可以见得。而在本次会试中，好友沈懋学应召，与张家公子结纳，而高中状元，而自己才学不在其下，结果一个阳关道，一个是独木桥，各走各的道了。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于任上。死后，万历皇帝抄了张居正的家，削尽张家官秩，追夺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丁丑科榜眼张嗣修的“榜眼”、庚辰科状元张懋修的“状元”也被掳夺，民间于是流传“丁丑无眼，庚辰无头”以讽刺张居正儿子们。事后，汤显祖也感叹说：“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还写了一首《即事》诗：“汉家七叶珥金貂，不见松阴叹绿苗。却叹江陵浪花蕊，一时开放等闲消。”但这些都是后话，汤显祖当初是无法预知的。
  万历十一年（1583）的这场考试，汤显祖也考得很痛苦，在南京时，他的夫人吴氏在家乡临川生重病已有些时日。但他没有返回家乡，而是前往京城赴考，最终拿下这场考试。当然，对于夫人吴氏的这份愧疚，二十余年后在《清明悼亡》（五首）诗中表达了出来。此时，汤显祖已家居，年且五十有四。诗云：
   版屋如房闭玉真，新添一尺瓦鳞鳞。
   不应廿载还轻浅，好在殷勤同穴人。
   沓水青林断女萝，廿年松柏寄山阿。
   南都不解成长别，才送卿卿出上河。（妇家东乡沓水）
   曾梦纱窗倚素琴，何知萎绝凤凰音。
   春烟石阙题何事，寒夜乌哀一片心。（署中梦于故窗下弹银琴）
  枕簟青林一到衙，相看几月病还家。
   药成不得夫人用，肠断江东剪草花。
   欲葬宫商买地迟，深深瓦屋覆寒姿。
   秣陵旧恨年多少，梦断红桥送子时。
  本次考试中，宰辅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也参加了考试。张四维的儿子甲征，申时行的儿子用懋、用嘉都中了进士，也有人就此弹劾张、申，说他们是步张居正后尘，私给自家儿子甲第。
  可以看到，在求取科举功名的道路，汤显祖走得很艰辛，虽“不失处女子身”，但也失去了很多，甚至亲情。功夫不负有心人，五次上京参加会试，终得赐同进士出身，并于同年八月，赴南京就任太常寺博士一职。南柯记·伏戎南柯记·侍猎第二节 “贵生”与“生生之仁”
  早在春秋战国时，《孝经·圣治》中就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尽心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人”字时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列子·天端》中：“天生万物，唯人为贵。”罗汝芳、汤显祖继承和发扬了先人的民贵思想，主张“民贵”“贵生”，并将此思想通过讲学或撰文的形式传递到百姓中间，教导百姓“贵生”。他们在为官施政中也践行“贵生”思想，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怀念。
   一、汤显祖的“贵生情”
  万历十九年（1591）闰三月初一，彗星入娄，二十二日更后，彗星见于西北方。言官因星变进谏。万历帝反谕责言官“无一喙之忠”，这本是宰相申时行想借万历皇帝之手打压一下言官们。二十五日，汤显祖从邸报上读到皇帝切责科道诸臣谕旨后，而不顾龙颜大怒，上《论辅臣科臣疏》劾论辅臣申时行、科臣杨文举和胡汝宁，对他们的劣行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奏疏开篇即：“奏为星变陈言，辅臣欺蔽如故，科臣贿媚方新，伏乞圣明，特加戒谕罢斥，以新时政，以承天戒事。”明明白白地点出“辅臣欺蔽”“科臣贿媚”。接着为丁此吕、万国钦喊冤，“首发科场欺蔽者，非御史丁此吕乎。此知上恩效一喙之患者也。时行知将论其子也，教吏部尚书杨巍覆而去之，惟恐其再入都矣。终言边镇欺蔽者，非御史万国钦乎。此亦知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时行不能辨其赃也，讽大学士许国拟而窜之，犹恨其不极边矣。”接着弹劾吏科都给事中杨文举“乃敢贪赃宴乐，扰害饥民，买官自擅”，弹劾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除参主事饶伸外，一虾蟆给事而已”。然后指出症结全在辅臣申时行，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
  一个月后，该疏传到了朝廷，得到皇帝御览。这份奏疏就像一枚炸弹，把朝廷炸开了锅，有惶惶不可终日的，也有称大快人心的。申时行们惶恐，使出乞休来给万历帝加压，导致万历帝对汤显祖严责，对申时行们安抚。万历帝说：“汤显祖以南部为散局，不遂己志，敢假借国事攻击元辅，本当重究，如从轻处了。卿等说与元辅，不必以浮言介意。卿等俱安心供职。”①(①《明实录》卷二百三十六。)汤显祖所举件件属实，尽显其忠，但为了把对申时行们安抚落到实处，万历帝处罚了汤显祖。五月，将汤显祖降级发落到广东徐闻县任典史添注。
  被贬谪后，汤显祖从南京回临川。回到家乡后，汤显祖患上了疟疾，在家疗养了几个月后，启程前往徐闻，十一月，乘船从广州到南海。经过两个多月的行走，汤显祖到达徐闻县。
  徐闻县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省西南部，东、西、南三面环海，即东和东北临南海，西濒北部湾，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北接雷州市，明代属雷州府所辖。《徐闻县志》里载：“吾徐处于南极，地虽坟衍，然三面环海，天堑称雄。”②(②王辅之纂修：《徐闻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刍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对徐闻有一段描写：“徐闻吞吐大海，白日不朗，红雾四障，猩猩狒狒，短狐暴鳄，啼烟啸雨，跳波弄涨。人尽危公，而公夷然不屑。”这个南端海边之地还是让人生畏的，但汤显祖还是毅然前往。汤显祖到了徐闻，没别的事就想讲学。为什么讲学了一是受老师罗汝芳影响，以讲学的方式可教化百姓，改变社会风尚。他在赴徐闻的途中还上了少时读书之地从姑山，在那儿凭吊了老师。二是他只是一典史添注，没有多少公务可干。典史一职是在元代设立，与县尉同是知县的属官，掌管收发公文。明代沿置。而添注一职就更没分量了。《明史·职官三》：“家居被召、因需缺而预补者，谓之添注。”依此，汤显祖则是预补典史之人了，更无公干。那么讲什么？据汤显祖了解，徐闻人有轻生、不知礼义现象。清代《徐闻县志·民俗》记载徐闻人“间有小民轻生”。汤显祖在《与汪云阳》信中也说：“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汪云阳，名言臣，四川巴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此时正任广东巡按。汤显祖在此也算是给上级写信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又缺乏教育，虽然平钢、汪泽等人兴教，但礼义之风仍不兴，而轻生之风如常。《雷州府志》也载：“徐闻逖京师，民重耕牧，薄声利，有太古之风。自平侯（钢）复旧邑，汪侯（泽）创学宫，邑稍改观，而礼文尚未之遑。”①(①欧阳保：《（万历）雷州府志·学校志》（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卷十。)当时，徐闻县衙办公住宿的地方都很紧张，典史没房住，住在簿厅，汤显祖是一典史添注，来了就更没有安身之处了，衙内住不了，就在衙外找了一个地方给他居住。这个地方后被他改建为贵生书院。他在《与汪云阳》信中说：“弟为雷州徐闻尉，判府司道诸公，计为一室以居弟，则贵生书院是也。”讲学要有场所，于是汤显祖想到建一所书院。建书院得到知县熊敏的大力支持。熊敏，江西新昌（今宜丰县）人，万历十八年（1590）任徐闻知县。据《雷州府志》载：“贵生书院，万历十九年，添注典史汤显祖、知县熊敏共捐资俸，建于公馆东。”②(②欧阳保：《（万历）雷州府志·学校志》（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卷十。)
  一年后，汤显祖被调离徐闻，任浙江遂昌知县。这时书院尚未建成，但汤显祖离开徐闻时为书院写好匾额“贵生书院”，并写好了一篇《贵生书院说》。为什么要取名为“贵生书院”？他在《与汪云阳》信中做了解释：“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故以贵生名之。”建成之后，刘应秋写下了《徐闻县贵生书院记》，对建书院情况做了简要介绍：“会其时有当道劳饷，可值缗钱若干。义仍以谋于邑令熊君，择地之爽闾者，构讲堂一区。署其榜曰贵生书院。”书院建成后，汤显祖很高兴，希望能好好利用这一场所进行讲学活动。他在《答徐闻士绅》中说：“徐闻贵生书院成，甚为贵地欣畅，然必有人焉，加意讲德弦歌鼓箧其中，乃不鞠为茂草耳。”汤显祖希望这篇记文能载入省志，以永远流传下去，让世代百姓皆知贵生。他在《寄徐闻陈慎所》说：“贵生书院已入省志，刘公应秋记文尚遗，似宜增入。”希望在《广东省志》将刘应秋的文章《徐闻县贵生书院记》收入省志中。汤显祖在给汪云阳的信中再次提出应增补进去。他说：“兑阳（刘应秋）兄为记，已立石。昨新志不录其文，弟思兑阳兄有道气，其文非偶然者。仁兄宜一补刻之，亦嘉惠后学意也。”汤显祖回家后，又生病了，熊敏来信慰问。汤显祖回信中满是思念，特别怀想贵生书院，恨不得到那儿去住上一阵子，更希望通过书院讲学能改变民风，使百姓知道“自贵其生”。他在《答徐闻熊令》中说：“疏愚之资，孤焉瘴海。天幸得挹长者卷卷。还乡病起，更辱远谕，乃至处以餐饯。徐闻几许闲田，添尉一口，可谓荒饱矣。九日欲吊长沙，怀湘而雷，一宿贵生书院，视海上人士自贵其生何如也？万里炎溟，冰雪自爱。”
   汤显祖离开徐闻，临行时题诗一首《徐闻留别贵生书院》，诗云：
   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
   海波终日鼓，谁悉贵生情。
  汤显祖在徐闻时间虽短，但充满浓浓贵生情。离去之后仍与徐闻保持密切联系，关注贵生书院的建设，更关注贵生书院的利用，希望能给当地民风民俗带来变化。二、汤显祖的“贵生说”
  汤显祖不仅在徐闻留下了贵生书院，还留下了不朽的“贵生说”与贵生之精神，改变了一地之民风。《贵生书院说》全文不长，不到五百字，照录于下：
   贵生书院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孟子恐人止以形色自视其身，乃言此形色即是天性，所宜宝而奉之。知此则思生生者谁。仁孝之人，事天如亲，事亲如天。故曰：“事死如生，孝之至也。”治天下如郊与禘，孝之达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宝此位，有位者能为天地大生广生，故观卦有位者“观我生”，则天下之生皆属于我；无位者止于“观其生”，天下之生虽属于人，亦不忘观也。故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然则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下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坏之。《书》曰：“无起秽以自臭。”言自己心行本香，为恶则是自臭也。又曰：“恐人倚乃身。”言破坏世法之人，能引百姓之身邪倚不正也。凡此皆由不知吾生与天下之生可贵，故仁孝之心尽死，虽有其生，正与亡等。况于其位，有何宝乎！
  吾前时昧于生理，狎侮甚多。受命以来，偶读至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乃叹曰：“谓之天民，当如是矣。”始知“君子学道则爱人”。故每过郡县，其长吏及诸生中有可语者，未尝不进此言。而徐闻长熊公，爱人者也。此邑士气民风，亦自惇雅可爱，新会以南为第一县。且徘徊于余，不忍余去也。故书《贵生说》以谢之。汤显祖这篇“说”，文字虽少，但内涵极其深厚。本来人为世间最高级动物，是天地间最宝贵的东西，然而徐闻的百姓为何要自己抛弃自己的生命呢？这引起了他的深深思考。“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生命对于任何人只有一次，且人的生命受之于父母，必须珍惜。古语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汤显祖依孟子之言“形色，天性也”。然而“贵生”之贵并非仅有“形色”之所在，而有“生生”之所在，则应惜之，奉之，孝之。于是汤显祖引用古代经典《易经》《左传》《孟子》《尚书》等关于生命重要性的论述作为论据来论证生命的重要性，告诉人们要爱护自己生命，尊敬自己生命，以生命为最宝贵。“事天如亲，事亲如天。”贵生、养生、保身则是“仁”与“孝”。“贵生”又为“大人之学”，“生”为“天地之性”，亦为“天地之大德”，正因如此，人之生命的存在就应超越“物限”，在不令“身坏”的前提下，追求“天下之生久”。同时，由知生而自贵，由自贵而贵“天下之生”。不仅要爱护珍惜自己的生命，还同样要珍惜他人生命。
  创建贵生书院、办教育、开展讲学就是教育人们要懂得“人为贵”“贵生”，即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不仅要贵自己之“生”，还要贵他人之“生”，不仅要爱自己还要爱他人。汤显祖旨在通过此文向徐闻的百姓，乃至天下百姓传播“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传统思想，劝导天下百姓都要以“君子学道则爱人”为学习之终极目标，以“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为生活和做人的目标，这也是推仁、孝普及于天下，从而使天下成为一个人人仁爱、孝慈，人人爱自己爱他人的世界。
  刘应秋在书院建成后，为书院写下的《徐闻贵生书院记》。刘应秋（1547一1620），字士和，江西吉水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与汤显祖为同年进士，又为好友。历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官至国子监祭酒等职。刘应秋应邀为落成的贵生书院撰写记文，此时刘应秋在南京国子监司业任上，可说是“名校”分管业务的副校长，是教育界的名人了，他来写记文，就是对书院的肯定。全文较长，有八百余字。全文用语质朴，条理清晰。文中先介绍汤显祖“才名久”，人们争相求学于他。“义仍文章气节，嚆矢一时，兹且以学术为海隅多士瞽宗。”“学宫诸弟子争先北面承学焉。”汤显祖的到来，是徐闻百姓的福音。接着介绍汤显祖在知县熊敏的支持下，选址建舍，很快建成，于是求记于他。刘应秋先读汤显祖的《贵生书院说》，再准备写记，当读了汤文后，大受启发，肯定汤显祖论“贵生”之精当，并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谈生论死，继续发“贵生”之要义，要求人们以生为贵。无疑又是一篇“贵生”说，也是再一次呼吁人们要珍爱生命。最后，刘应秋肯定了书院的意义，“书院之兴颓，吾道明蚀之一关”。全文如下：
  余同年祠部汤君义仍，以言事谪尉徐闻。徐闻之士，知海以内有义仍才名久；至则蹑衣冠而请谒者，趾相错也。一聆謦咳，辄竞传以为闻所未闻，乃又知义仍所繇重海内，不独以才；于是学宫诸弟子，争先北面承学焉。义仍为之抉理谈修，开发款启，日津津不厌。诸弟子执经问难靡虚日，户履常满，至廨舍隘不能容。会其时有当道劳饷，可值缗钱若干。义仍以谋于邑令熊君，择地之爽闿者，构讲堂一区，署其榜曰贵生书院。义仍自为说，训诸弟子。无几，以书来告成事。嘱余记之。
  余读其说，穆然有深思焉。即余言何以加于义仍，独慨夫所，称知生者，盖难言之矣。今夫人有爱倕之指，而不自爱其指者乎？则世必以为怪。投隋珠于鸟雀，则众起而揶揄之，以为彼己之分数不审，而轻重之衡失也。夫生宁渠一指、一隋珠之重哉！非至愚悖，谁不知爱？则奈何不明于其所以生，而自失其所为贵乎！是故耳目之于声色，鼻口之于芳味，肢体之于安逸，其情一也。然而一之以生，一之以死。故凡有生之欲，皆害吾生者也。其欲弥多，其害弥甚；其害弥甚，其贵弥薄。孔子不云乎：“人之生也直。”直心谓德。孟氏亦曰：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无害焉之为贵。此所谓生，非六尺之躯之谓也。此所谓贵，亦非独六欲各得其宜之谓也。乾父坤母，人生貌焉中处，参而为三。岂其血气形骸块然一物，便可以参天地？夫乾也动直，坤也内直。吾人受寂于坤，效感于乾，质任自然，无有回邪，是谓直养，是之谓知生。真性一凿，百欲纷如，生乃适以为害。譬之水然，天一之所钟也，万流之所出也，本自洁直，无有邪秽。湛之久，则不能无易也。方圆曲折，湛于所遇而形易；青黄赤白，湛于所受而色易；咸淡芳臭，湛于所染而味易。易非性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则还复疑于自性。人生亦由是也。故善观水者，从其无以易水者而已矣；善养生者，去其所以害生者而已矣。心之所欲，如目之有眯，弗祓弗净，如耳之有楔，弗祓弗除。学也者，所以祓尘、祓楔，而复其聪明之常性者也；是故学不可以已也。盖自圣学湮晦，道术割裂，功利之毒渐渍日深。世间薰天塞地，无非欲海。吾人举心动念，无非欲根。势已极矣，学者思一起沉痼之积习，反而偕之大道，自非廓然自信其所以生，而奋然有必为此不为彼之志，欲以回狂澜而清浊源，此必不几之数也。
  诸弟子业闻义仍贵生之说，有如寤者恍焉觉悟，可不谓旦夕遇之乎！觉矣，犹复淫于邪行，侵寻于岐路，而失其所以贵，不可谓夫！孟子曰：“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夫义仍且以豪杰望诸弟子，岂其诸弟子之自待，甘出于凡民下乎？必不然矣。义仍文章气节，嚆矢一时，兹且以学术为海隅多士瞽宗，则书院之兴颓，吾道明蚀之一关也，是不可无记。①(①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9—101页。)建成后，贵生书院就成了徐闻教育的一张亮丽的品牌，改变了徐闻的学风和民风。可书院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冬的地震中损坏。不久，徐闻百姓又重建了贵生书院，并在院里立汤显祖牌位，以纪念他。后世屡毁屡修，并健全了一些相关的制度，如《院规条》《五夫子宾兴条例芳名碑》《贵生书院官田碑》等。在《院规条》中就有一款说：“书院设斋夫二名，每月朔望伺候四夫子、汤先生香烛，并守房门催租。每月一食钱一千文。”1962年5月，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访问海南岛时，在徐闻寻访贵生书院遗迹，并写下了一首诗纪其事。诗云：
   万里投荒一邑丞，孱躯哪耐瘴云蒸。
   忧时亦有江南梦，讲学如传海上灯。
   应见缅茄初长日，曾登唐塔最高层。
   贵生书院遗碑在，百代徐闻感义仍。
  如今到徐闻的人都要亲自到贵生书院，走走看看。“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诵读犹在耳畔。他们的贵生思想代代相传，自明代传到了今天，已四百余年，还将代代传承下去。
   三、“贵生”源自“生生之仁”
  贵生思想源于人贵思想，人贵思想是古代重要的思想内容。《孝经·圣治》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尽心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人”字时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列子·天端》中：“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以兴，在顺民心。政之所以废，在逆民心。”天地间人最贵，万物中人最贵，百姓为国家之根本，政之兴废取决于民心，这些是古代最重要的人贵思想，它是汤显祖贵生思想直接来源之一；另一方面，“贵生”源于“生生之仁”，来源于其师罗汝芳的影响，与罗汝芳思想有一脉相继的关系。汤显祖把古典的人贵、民贵思想及老师的思想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论证、提炼出自己的“贵生”的主张，并施行于实践中。
  在罗汝芳看来，“生”与“仁”是紧密相连的，他不仅十分赞同“天地之大德曰生”，还认为“生生而无尽曰仁”。他在《天衢展骥册序》里说：
  孔子曰：“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无尽曰仁，而人则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于生；而大德之生，生于心。生生之心，心于人也。故知人所以为人，则知人之所以为天；知人之所以为天，则知人之所以为大矣。
  罗汝芳对孔子所提出的“仁者人也”给予了肯定。肯定仁是“天地生生之德，天地生万物是大德”。生生不息、永无止境即是仁，而人又是天地之“心”，大德之生于“心”，则心即仁。所以仁为人、为天、为大。也正因为“生生而无尽”，才能“生理盈腔”，才与“万物一体”，才能成人，才能繁衍子姓，才能“泽无疆”。他在为余叔钺所作的《仁斋说》里说：“仁者人也。人，天地之心而生理盈腔，与万物为一体者也。生理不息，则根之寸心，施之四体，以敷延于子姓，近取有征睟盎，远被将泽无疆。”《仁斋说》里的这段话与《天衢展骥册序》里对仁所做出的解释是一致的，互为补充的。
  “生生之仁”中“生生”是什么？罗汝芳说：“天命不已，是曰生生。”他进一步地解释说：“孔门宗旨，止要求仁，究其所自，原得之《易》，又只统之以‘生生’一言。夫不止曰‘生’，而必曰‘生生’。‘生生’云者，生则恶可已也，生恶可已，则易不徒乾，乾而兼之以坤；坤不徒坤，坤而统之以乾。”生不可止，则生天地，则有了人身的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繁衍不断。所以说，“仁则荣”，“仁者必有后”。因为人之身源于父祖，而人之心则本于仁，身代代繁衍，仁也生生不已，则其家族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罗汝芳在《南城泗石溪罗氏祠记》中说：“某惟人之身必本乎祖，人之心必本乎仁。身之受形于祖也，生生不已而族斯延；心之体仁于天，生生不已，而斯族盛。”生是天地之大德，此大德即仁，而充盈于天地间是一个大生，也即是仁，“此个仁德与此个人身，原浑融胶固，打成一片，结作一团”，因而人与万物无间隔。也即万物一体，天人同一、天下同仁，人与天地同在。罗汝芳说：
  是故我与物皆人也，皆人，则皆仁也。皆仁，则我可以为物，物可以为我，是通天下万世而为一人者也。通天下万世而为一人，是人而仁矣。
   仁者人也，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大矣。
  罗汝芳也曾说：“天地万物之以生而仁乎我也，则我之生于其生，仁于其仁也。”这种情况也是“不容己”的，不是人的意志所有能左右，既然“不容己”，“则生我之生，以生天地万物，仁我之仁，以仁天地万物也”，这样“我能合天地万物之生以为生，尽天地万物之仁以为仁也”，人生生不息，仁也绵绵不绝。所以“大人之所以通天地万物以成其身”。
  罗汝芳认为“生生而无尽曰仁”，于是孔子才有“仁者人也”之说，孟子才有“仁人心也”之说。在罗汝芳看来，孟子所说“仁人心也”，强调的是心在人身的重要性，心是身之主宰，视听言动都是人身在实践中的运用，但所以视、所以听、所以言、所以动等身体之发出的动作形态都是根源于心，而非身。如果心放下，并非没有心，而是放于一处，则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味；如果心在身中，则应酬万变，则能得真体，能良知活泼。“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在人身之内则为“主宰”，体现在身之外则为“正路”，亦即合乎仁义之正道，故“仁人心也”。当有人问到孟子说过“人者仁也”“仁人心也”，两者之间是否相互矛盾时，罗汝芳认为孟子之言前后并不矛盾，这是孟子研究至深才能说出的话，是极为中肯之言。孟子所言“人心”与“道”相统一，所以仁人心。在罗汝芳看来，仁就是人，仁与人相融为一体，所以“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也”。当然，罗汝芳所指的“人”不仅仅是“个我”的人，也是“大我”的人。
  当有人问罗汝芳：“天地之性，人为贵。夫天地万物，性原一体，如何只说人为贵耶？”罗汝芳以参加科考的浅显道理为喻做说明，进士本无差别，只是进士所任职的地方不同而造成了进士之间的差别，这也就如同天地万物其性原本一体，但人与万物又是有差别的道理一样。他说：“譬如人之登第，同是进士，然选来衙门却有不同，若外补，便见在内者更贵，内补别衙门者，便见在翰林中书者更贵。此则因所居衙门而分，难道进士有殊也？知此则知天性矣。”当有人继续问，如这么解释恐怕人与物的差别太大了。罗汝芳认为人之所以与其他万物不一样，是因为人是万物中最尊贵者，其根本差别在于人能“觉”，能“觉”者则为贵。以蛇与蛟龙为例，他认为：“蛇知潜修，多成蛟龙”，“性天本灵，而与人同贵”，“知悟觉在人，极为至要，能觉则蛇而可龙，不觉则人将化物”，蛇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动物，而蛟龙只是传说中的动物，罗汝芳的解释自然不科学，但他旨在说明一个道理，不可苛求。
  在三十五亿万年前，地球上才有了生命，又经过数亿年之后，大约在公元前五百万年前，猿进化为人，地球上才有了人的生命。因为出生与繁衍艰难，人才显得“贵”。人的产生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罗汝芳认为生命来源于乾坤的变化、气之运行。其实他描述的也正是人的进化过程。他说：
  夫《易》者，圣圣传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两间、彻乎万世，夫孰非一气之妙运乎？则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森，是天地人之所以为命而流行不易者也。两间之塞，万世之彻，夫孰非妙运以一气乎！则乾实统乎坤，坤总归乎乾，变见之浑融，是天地人之所以为性而发育无疆者也。然命以流行于两间万世也，生生而自不容于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发育乎两间万世也，化化而自不容于万世，而出乎万古之先。
  人则为父母所生。人为父母婚配后，“男女媾精以为胎，果仁沾土而成种，生气津津，灵机隐隐”。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降生，随后在父母等人的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人也正是这样一代一代地艰难地繁衍开来，成宗成族地传承下去。他说：
  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涣而统之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为子姓，又分之而为玄曾，久分而益众焉，则为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为一身也已，故圣人立为宗法，则统而合之。由根以达枝，由源以及委，虽多至千万其形，久至千万其年。
  “人为贵”，还贵在人能率天命之性成道。罗汝芳说：“人之所以独贵者，则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虽然天地有性，但山水得天地生机，只能形成山水；禽兽得天地生机，只能成为禽兽；草木得天地生机，只能长成草木。然而，人在天命运行之中，却生成了你我这个人，一出生便“心虚意妙”。也“由是限分尊卑，以为君臣之道；联合恩爱，以为父子之道；差等次序，以为长幼之道；辨别嫌疑，以为夫妇之道；笃投信义，以为朋友之道。”人能率天命之性成道，这道有君臣之道、父子之道、长幼之道、夫妇之道、朋友之道，而其他动物没有。这也是人区别其他动植物之关键所在，也正是这样人才最为贵。“此则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贵之人身；以有觉之人心，而弘无为之道体。使普天普地，俱变做条条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乾坤矣。”
  所以“盈天地之生，而莫非吾身之生，盈天地之化，而莫非吾身之化。冒乾坤而独露，亘宇宙而长存。此身所以为极贵，而人所以为至大也”。“人为贵”是贯穿于罗汝芳思想与行动的一根红线，对汤显祖等人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罗汝芳继承和发展了“仁者人也”的学说，认为“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他把“六经”的嘉言善行归纳起来，得到的结论是孝悌。他说：“一切经书皆必会归孔孟，孔孟之言皆必会归孝弟，以之而学，学果不厌，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万物一体。”百姓日常生活即是行使孝悌慈，孝悌慈始于家，通过化民成俗，而推行于天下。化民成俗靠的就是“孝悌慈”这三个字，孝亲之理，亲亲之情，是不学不虑的良知良能。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人应守孝悌之道，即上孝亲，内敬兄，并推及全社会，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地。
  罗汝芳认为“仁”与“孝”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没有差别的。“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人是父精母血构成的，从父母的身体中分离出来的纯粹是一团生机勃勃的气象。后来，“人”与“仁”结合才成为“人”，“仁”也因为人而存在，两者相辅相成。他在《孝经宗旨》分析了两者的关系：“问仁与孝亦有别乎？罗子曰：‘无别也。’孔子云：‘仁者人也。’盖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而吾人从父母一体而分，亦纯是一团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而后能践形。践形即目明耳聪，手恭足重，色温口止，便生机不拂，充长条畅。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即孝无不全矣。”人是从父母身体中分离出来的，从这点看，他不仅认为“仁”与“孝”没有区别，还认为“孝”是“仁”之本。人都是父母所生，生我千辛万苦，而我未曾报答，父母希望我有所作为，我还没做到，因而没有理由不孝父母，也正如《孝经》所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更重要的是罗汝芳注重孝悌慈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孩提之亲亲是孝，敬兄是弟，未有学养子而嫁是慈。”他认为孝悌慈是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他说：
  民间一家只有三样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间一日只有三场事，奉父母、处兄弟、养妻子。家家日日，能尽力干此三场事，以去安顿此三样人，得个停当，如做子的，便与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与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便与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便是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件德行，却是民生出世带来的。孟子谓：孩提便晓得爱亲，稍长便晓得敬兄，未学养子而嫁，便晓得心诚求中，真是良知良能，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
  这也是人世间古今的第一大道、善缘与功德，做人也只有行孝悌慈，才能报答父母、天地的养育之恩，“心心念念，言着也只是这个，行着也只是这个，久久守住也只是这个”，这样才能使世间万物、芸芸众生生存下去，甚至可重现“虞唐三代”。在他看来，孝顺就是“能不逆不拂，说静便静即孝顺也”。尊敬就是“能拱手端立，一心悚听，即尊敬也”。他在《里仁乡约训语》里告诫人们，人人都应孝父母，敬尊长，告诫人们：“一举足也不敢忘，一出言也不敢忘，一旦以至终身，做个大孝大弟之圣贤，垂名天下万世，也不亏了父母生育之恩，朝廷作养之惠，乡里劝化之功也，岂不一代盛事也哉！”由上可以看出，汤显祖在《贵生书院说》中所阐述的“贵生”“仁孝”思想与罗汝芳的人贵思想是一致的。而汤显祖的这篇《贵生书院说》集中反映的是“贵生”思想。他所引用的一些经典著作中的话语，罗汝芳也多次地加以引用，如“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之大德曰生”等。“仁孝之人，事天如亲，事亲如天。故曰：‘事死如生，孝之至也。’”“凡此皆由不知吾生与天下之生可贵，故仁孝之心尽死，虽有其生，正与亡等。”“故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然则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下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坏之。”这些与罗汝芳所言“盖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而吾人从父母一体而分，亦纯是一团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而后能践形。践形即目明耳聪，手恭足重，色温口止，便生机不拂，充长条畅。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即孝无不全矣”是相一致的，与前文罗汝芳所主张的“生生而无尽曰仁”是一致的，与前文罗汝芳所主张的“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也是一致的。总之，汤显祖的贵生思想继承与发展罗汝芳的人贵思想。
  此外，汤显祖也有文章专门谈论“仁”，如《仁者人心也》强调仁就是人的良心，《民之归仁》强调老百姓对仁的渴求，文中指出：“知民之归仁，情也，国君宜为仁以接民之情；知民之去不仁，势也，国君宜无为不仁以成人之势。”《王如施仁》要求施仁政。《仁者寿》则指出：“人之生也，本于静矣。仁者惟静，则得其生生不死之机，道亦有以衍其自本自根之运。”强调仁者寿。
  不过，罗汝芳更多的是在讲学中或著作中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论述，并且通过这些方式或传播给百姓，或传递给弟子，甚至留传于后世。而汤显祖作为一位文学家，缺少系统地论述他的哲学思想，更多的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形象生动地反映他的思想。如他的戏剧《牡丹亭》中对于“孝悌”也有较多篇幅的反映，可做简单列举。
  第三出《训女》中，杜丽娘为父母敬酒，她说：“今日春光明媚，爹娘宽坐后堂，女孩儿敢进三爵之觞，少效千春之祝。”杜丽娘敬酒并唱：
  爹娘万福，女孩儿无限欢娱。坐黄堂百岁春光，进美酒一家天禄。祝萱花椿树，虽则是子生迟暮，守得见这蟠桃熟。（合）且提壶花间竹下长引着凤凰雏。
  杜宝仅生有独女杜丽娘，而古时父母最大的心愿是有儿有女。杜丽娘正是祝愿父母健康长寿，愿父母终将会儿女双全，全家和美。写出了杜丽娘的“孝”。
  第十六出《诘病》一开场，丽娘的母亲就唱道：“（老旦上）今生怎生，偏则是红颜薄命？眼见的孤苦仃俜。（泣介）掌上珍，心头肉，泪珠儿暗倾。天呵！偏人家七子团圆，一个女孩儿厮病。”此中写老夫人对女儿病的束手无策与悲伤。写出母亲的“慈”。
  第二十出《闹殇》再现母慈女孝，成全儿女婚姻是父母的大慈，侍奉父母是儿女的大孝。杜丽娘已病得不起，剧中有一段：“春香，病境沉，不知今夕何夕？……哎也！是中秋佳节哩。老爷，奶奶，都为我烦，不曾玩赏了？”杜丽娘为自己因病担误了父母佳节玩赏而内疚。“（泣介）恨不呵早早乘龙。夜夜孤鸿，活害杀俺翠娟娟雏凤。一场空，是这答里把娘儿命送。”母亲悔恨没有让女儿早点成家，浪费了女儿青春生命。“（泣介）娘，儿拜谢你了！从小来觑的千金重，不孝女孝顺无终。娘呵，此乃天之数也。当今生花开一红，愿来生把萱椿再奉。”杜丽娘悔恨自己不能与父母长相守，不能尽儿女之孝。
  第二十三出《冥判》，冥府胡判官将杜丽娘放出枉死城，随风游戏，去寻觅梦中情人。杜丽娘叩头便谢，要求见父母。“拜谢恩官，重生父母！则俺那爹娘在扬州，可能免一见？”得到允许，并由花神引她到望乡台上，杜丽娘登台，望扬州哭泣：“那是扬州，俺爹爹奶奶呵，待飞将去。”像这样描写慈孝之情，在作品还有很多处，如第三十六出《婚走》，“（泣介）结盏的要高堂人在。”杜丽娘希望双亲见证自己的婚姻。第四十四出《急难》，从柳梦梅处得知金兵杀过淮扬，担心父母处境急难，坐立不安，对丈夫的科场之事并不上心，而要柳梦梅前去维扬打探父母消息。第四十八出《遇母》，母女相认，令他们十分惊喜，而又担心父亲“他在贼子窝中没信传”。在最后两出《闻喜》与《圆驾》中，丽娘正思念父亲，而得知父亲平安回京且高升平章之职，十分欣喜。但固执的杜宝拒不认女允婚，丽娘勇于面圣，而争得皇上的裁夺，全家人团圆，从而把孝慈之情演绎到极致，也留给读者、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
  从上列举，可以看出，汤显祖在剧中所描写的正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孝悌之情，这也正是其师罗汝芳所主张的。南柯记·拜郡南柯记·御饯第三节遂昌之治与宁国之政
  罗汝芳与汤显祖中进士之后，都步入了仕途。罗汝芳辗转多地为地方长官，嘉靖三十二年（1553）举进士，授太湖令；三十五年（1556），擢刑部山东司主事；四十一年（1562），补宁国知府；万历元年（1573），补山东东昌知府，同年十月，迁云南屯田副使；万历五年（1577），转云南左参政，后致仕而归。罗汝芳除去丁父母忧外，前后为官近二十年。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中进士，任南京太常寺博士；万历十六年（1588），改任南京詹事府主簿；次年，升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贬谪广东徐闻县典史添注；万历二十一年（1593），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归里，从此不复为官。他为官历三地，达十五年。他们治政一邑都打下了自己的鲜明烙印，给人印象深刻，时时为人所称道。而汤显祖的一些治政之法深得罗汝芳影响。
   一、汤显祖的遂昌之治
  汤显祖的第一个任官地为南京。中进士的汤显祖自愿任闲职，被允担任了南京太常寺博士，查继佐《罪惟录·汤显祖传》说：“癸未成进士，时同门中式蒲州、苏州两相公子，啖以馆选，复不应。自请南博士。”时相张四维的儿子甲征和申时行的儿子用懋、用嘉都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张与申本是要将他招致门下，而汤显祖不从，自请了这么一个职务。八月赴南京就任，“八月十日到官寺，是日临斋多所思”。太常寺是管理礼乐的机构，没多少正事。在任职期间，没有做出什么有大影响的事。次年十二月，汤显祖将妻子吴氏接到了南京。后吴氏生病思归，汤显祖又含泪送别了妻子。此事记录在汤显祖《明敕赠吴孺人墓志铭》中。汤显祖工作之余过着游玩、读书、写作的生活。他曾在《过安福旧邸口号》诗中对这段生活有描写：
   宦学新移近礼闱，行经旧邸思依依。
   飞帘巷口人曾拂，舞辔街心马似归。
   粉障自寻题处迹，薰炉重对护时衣。
   归家少妇迎门问，妆阁帘闲燕可飞。
   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里有较详细的记载：
  以乐留都山川，乞得南太常博士。至则闭门距跃，绝不怀半刺津上。掷书万卷，作蠹鱼其中。每至丙夜，声琅琅不辍。家人笑之，老博士何以书为？曰：“吾读吾书，不问博士与不博士也。”闲策蹇驴，探雨花木末，乌榜燕矶，莫愁秦淮、平陂长干之胜，而舒之毫楮，都人士展相传诵，至今纸贵。
  在这里，邹迪光记得清楚了，汤显祖读万卷诗书，至夜不辍，骑着他的跛蹇驽弱的驴子，几乎把南京城的风景地都游遍了，有雨花台、木末、乌榜、燕矶、莫愁湖、秦淮河、平陂、长干等地。归来还要写诗以纪之，诗被人争相传阅，一时纸贵。
  汤显祖在出任太常博士前，就曾来过南京国子监就读，生活过一段时间。也在那儿结识了屠隆、臧懋循等戏曲家，屠隆是出了名的风流才子，官场、文坛、戏场、情场都是高手，也是名声大大的。臧懋循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戏剧家，他搜集刊刻了大量的戏曲作品，是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品出版人。汤显祖常与他们过着风流不拘的生活，以至于他父亲知道后给他写信，要求检点些，他父亲曾批评他的生活说：“营载不密，驰觞乐女。迷惑两竖，丑不可语。”“曾是不居，但费行糈。”父亲的批评让他警醒。他在万历八年（1580）作《和尊言赋》，详记父亲的教诲，称“儿跪受教，耸汗如雨”，“尊有成命，天无戏谈”。这样的生活有时让他怀想，但现在已是七品之官，多少就得加强点自我约束，应该加以改变。他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云：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
   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
   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
   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杨柳花飞还顾渚，箬酒苕鱼须判汝。
   兴剧书成舞笑人，狂来画出挑心女。
   仍闻宾从日纷纭，会自离披一送君。
   却笑唐生同日贬，一时臧穀竟何云。
  这首诗作于万历十三年（1585），臧懋循、屠隆等都要离开南京了，汤显祖在南京少了玩伴，也是一件不爽的事。过去的时光让他怀念，让他回味，这首诗正是回忆他们相处的快乐生活。同样，他在《遥和诸郎夜过桃叶渡》一诗中也追忆了过去在南京的这种生活，也为在任不能再如此生活而有点惆怅。诗云：
   诸公纷纷去何所？隔岸荧荧高烛举。
   若非去挟秦家姝，定是将偷邛市女。
   一从西蜀老王孙，千骑东方总不论。也乏使君呼共载，也无游女解宵奔。
   无缘此属翩连去，飘飘晔晔知何处。
   翠纳香奁夜著人，绛蜡清笙几回曙。
   当时我亦俊人群，情如秋水气如云。
   有酒谁家惜酣畅，饶花是处怯离分。
   如今两鬓笼纱帽，轻烟澹粉何曾到。
   眼看诸公淹夜游，心知此事从谁道。
   衙斋独宿清汉斜，灯影笼窗半落花。
   拚不风流长睡去，却持残梦到他家。
  万历十四年（1586），罗汝芳到南京，见到了汤显祖的这种生活状态，很不满意，对他进行了批评。罗汝芳诘问：“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老师的批评使他醍醐灌顶。“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从而“掩门自贞”。这年汤显祖三十七岁，他对自己在南京的生活进行了反省，而不想沉湎于过去生活，想改变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且希望更加有所作为，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在《三十七》诗写道：
   陪畿非要津，奉常稍中秩。
   几时六百石？吾生三十七。
   壮心若流水，幽意似秋日。
   兴至期上书，媒劳中阁笔。
   常恐古人先，乃与今人匹。
  汤显祖在任上工作是轻松的，人是闲散的，生活是多样的，但在工作之余，在文学创作上还是有大收获的。当时在文坛上由有文才有权势的王世贞把持，当人们曲意奉迎时，汤显祖却不理会，而与长他近三十岁的“奇人”徐文长（渭）好上了。虞淳熙在《徐文长集》序里就说：“王（世贞）短鬓而丰下，体貌无奇异，而囊括无遗士。所不能包者两人：颀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也。”①(①《袁宏道评点徐文长集序》《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6页。)汤显祖还把王世贞的诗一句一句地进行解剖，找出王诗中模拟抄录唐诗的句子，这让王世贞很受不了，很不满，很气愤地说：“汤生标涂吾文，异日亦必有标涂汤生之文者。”②(②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认为今天你对我这么干，明天也有人对你这么干。在南京的这些年，他写下了很多诗文，也得到一大批文士的喜欢。
  汤显祖先前创作了《紫箫记》，由于他与王世贞杠上了，后来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也来到太常寺任少卿职，成了汤显祖的直接领导，也没有分派多少事务给汤显祖，汤显祖就更“闲”了，同时也把他的《紫箫记》给禁了。于是汤显祖趁着无事的时候，对《紫箫记》进行“删润”，但发小姜耀先等人劝他不如重写。于是汤显祖对原作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定稿后更名为《紫钗记》。这可以说是在南京任上的一大收获。
  万历十六年（1588），汤显祖在太常寺博士位上三年已满，经考核，改官为詹事府主簿。这个位置还不如先前博士之位。但任命已下，不得不上任。次年，汤显祖提拔到了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位置上，他说：“己丑，予徙官南祠。”他也把在太常寺官署住了五年的家搬到了詹事府。他在《过太常博士宅》里说：“逼迫徙詹事，后者来何急。出门别共灶，致词如欲泣。”万历十九年（1591）春，汤显祖上《论辅臣科臣疏》，劾论辅臣申时行、科臣杨文举和胡汝宁等，因得罪权贵被贬徐闻。由此结束了他在南京八年之久的工作与生活。在南京，汤显祖还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那就是他独立完成了《宋史》初稿的编纂。清人全祖望认为明代有三人修《宋史》，而汤显祖为最佳。他在《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①(①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6页。)中说：
  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临川汤礼部若士、祥符王侍郎损仲、昆山顾枢部宁人也。临川《宋史》，手自丹黄涂乙，尚未脱稿。长兴潘侍郎昭度抚赣，得之，延诸名人足成其书。东乡艾千子、晋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预焉。……而临川为佳。
  此贴是全祖望回李绂（临川人）的贴子。对汤显祖编纂《宋史》不仅做了翔实的介绍，还论及自己对该书的见解。全祖望指出汤显祖《宋史》最佳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他一一列举出来，认为汤显祖《宋史》是“百世不易之论”。他说：
  其书自本纪、志、表，皆有更定。而列传体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学于儒林（黎洲先生论《明史》不当分立道学传，本此），归嘉定误国诸臣于奸佞，列濮、秀、荣三嗣王独为一卷，以别群宗（宋史不为荣王立传）。皆属百世不易之论。
  汤显祖的这部未完成的《宋史》命运多舛，汤显祖去世后几易其主。明亡之后，归潘氏之婿吕及甫，及甫曾约请黄宗羲“为之卒业”，黄宗羲亦“欣然许之”，但未能如愿。及甫卒，及甫从子吕无党携入京师，欲刊刻印刷，事未果。无党死后，归花山马曰琯。后又归海宁沈廷芳，其间全祖望“阅其大概”。再后又归太仓金檀，而稿本经几易其主，所存亦仅只有《本纪》《列传》。今天已散佚不见其书。虽然如此，但这部书对清人修明史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史学界公认之事。
  汤显祖离开南京，回到临川，当年秋天启程赴徐闻上任典史添注。在徐闻一年后，调任浙江遂昌任知县。这是汤显祖从政中最具实权的一个职位。他从徐闻回临川，再从临川赴遂昌上任，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到任。
  遂昌是一个山区小县，地处浙江之西南。东汉时置县，三国时改名平昌，晋时复名遂昌。当时如何？从汤显祖的《遂昌新作土城碑》可见，“遂昌为括苍郡西南邑治。万山溪壑中，介长松、龙泉，犹毗境也。西北而南，走衢、严、婺、鄣，犬牙信州，以接于闽。绵迤奥绝，缓急猝不可檄制。地少田畜，而丰于材。其芟莳薪采，则旁郡之流佣也。多隐民焉。”从汤显祖笔下可以看到，遂昌为处州府下辖县，介于长松和龙泉之间，与衢州、严州、婺州（金华）、湖州接连，与福建接壤。山地连绵，交通不便，地少牲畜，而盛产木材。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里也说：“遂昌在万山中，土风淳美。其民亡羯夷之习，雕攰流穴之患。”汤显祖在遂昌的政绩可圈可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兴教、重农、除害、纵囚等。
  在兴教方面。他来到遂昌三天后即去查访教育情况，“盖今上二十有一年三月望后三日，予来遂昌。又三日，谒先圣庙，甚新。从学官诸生至讲堂，堂敝。其后益庳。问所藏书，无有。问县隅中或有他学舍为诸生讲诵，无有也。四月朔，始克视事。发檄，有学使者陈公所为书，命诸生射。诸生皆对不能，云：‘无射堂也。”’于是马上开建射堂，并亲自写下了《遂昌县相圃射堂记》详细地对射堂创建等进行了介绍。并给书院配置了田亩，保障了书院的经费开支。写下了《给相圃租石移文》和《相圃书院置田记》以记其事。六月建成射堂，八月建成学舍，每舍可宿二人，射堂与学舍合称相圃书院。相圃书院建成后，汤显祖亲自给学生讲课，和诸生习射，他并作诗《相圃新成十韵示诸生》，对于诸生学习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要求。在重农方面，在农耕社会，农业是百姓的命脉，汤显祖对农业十分重视，他深知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做得如何直接影响秋天的收获。他下令，在春天时节县里停止抽夫派税，干扰农业生产，甚至讼事都可暂缓审理，忙完春耕春播后再审理不迟。每年春天，他还要举行班春活动。“班春”即“鞭春”，也称“打春”。起源于汉代，由地方官主持的警示农时、祈祷丰年的一种仪式。唐代元稹《生春》中就有“鞭牛县门外，争土盖蚕丛”之句，写的就是班春活动。汤显祖把这一活动写进诗里，也写进了他的戏文里。如《班春二首》：
   今日班春也不迟，瑞牛山色雨晴时。
   迎门竟带春鞭去，更与春花插两枝。
   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牛学种田。
   盛与花枝各留赏，迎头喜胜在新年。
  这两首诗描绘历年遂昌班春的情景，历历在目。再如他的《牡丹亭·劝农》就有他在遂昌的影子。他写道：
  时节，时节，过了春三二月。乍晴膏雨烟浓，太守春深劝农。农重，农重，缓理征徭词讼。……那远乡僻坞，有抛荒游懒的，何由得知？昨已分付该县置买花酒，待本府亲自劝农，想已齐备。
  如果说这段台词是汤显祖重农的写照，那么下一段则是重农后的收获写照。“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
  除害方面。遂昌山深林茂，虎多遗患，时常伤及百姓及牲畜，甚至有人被老虎吃了。他上任不久就决定亲自带队上叶坞山打虎。冬天共打死老虎数只，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老虎伤人伤畜的事件。于是老百姓建起了灭虎祠，以资纪念。汤显祖也亲自写下《遂昌县灭虎祠记》，记录了打虎的前因后果。
  汤显祖在遂昌除了虎害还除人害。整治为非作歹者，特别是治理项应祥这样的恶绅。项应祥为吏科都给事中，是朝廷命官，本应让老家兄弟带头交纳赋税，可他久拖不交。于是汤显祖给他去《复项谏议征赋书》，信虽写得委婉，但态度坚决，一定要他们依法交纳赋税。他在信中说：“见贵倨家，武横奸盗，往往而有，不治不止，既以治之矣。而前后见府主以上，争言县某某家所负。”“近察贵县民负者，非尽穷极无所还，多故大姓而落者。”说明不交都是大姓而非穷人，言下之意，你项家就是其中之一。“豪弱等皆王田，而逋与抗，非法也。顽且倨焉，而遂之，非教也。后必并征，贻难后人，非义也。”拖交抗交都是“非法”“非教”“非义”现象。并把项家拖欠的附上清单寄给了他。项家由此不得不交了，他家交了，其他大户也跟着都交了。让汤显祖更痛恨还有项的儿子，他横行乡里，奸淫女子。后来他设计对他进行法办，为百姓除了一大害。
  纵囚方面。汤显祖在遂昌严格执法，但不是严刑拷打，关监判刑，而是重在教化这些囚犯，让他们得到教化，从内心深处服法认罪，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由此，汤显祖对待犯人的办法也是大胆的。他在除夕之夜允许犯人回家团聚，过完春节再回到监狱来。万一有一两个犯人不回来，汤显祖要被追责任的。只听过皇帝纵囚之事，可没有听过小小的地方官也敢这么做，但汤显祖竟敢这么放囚回家。然而，时间到了，一个个囚犯还真的都回来了，没有不归监的。为此，他还写了一首《除夕遣囚》诗。诗云：除夜星灰气烛天，酴酥销恨狱神前。
   须归拜朔迟三日，溘见阳春又一年。
  回家过年的回来了，到了元宵节，他还让这些囚犯上街去观灯，热热闹闹过元宵节，同样没有趁机逃跑的。汤显祖写《平昌河桥纵囚观灯》诗云：
   绕县笙歌一省囹，寂无灯火照圆扃。
   中宵撤断星桥锁，贯索从教漏几星。
  汤显祖的治邑之政，得到百姓的拥护，使遂昌变美了，变富了，变祥和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上计后，即报告吏部堂官，决定弃官归家。递完报告，便从北京直接回老家临川。当遂昌百姓知道这事后，他们派出代表于三月初三到达汤显祖要经过的扬州钞关挽留他，但汤显祖谢绝了百姓的挽留，还是直接回家了。汤显祖深情地写下了《戊戌上巳扬州钞关别遂昌吏民》诗，诗云：
   富贵年华逝不还，吏民何用泣江关？
   清朝拂绶看行李，稚子牵舟云水间。
   二、罗汝芳地方之政
  罗汝芳历任多地地方官，颇有政绩，为百姓称道。而以宁国知府任上最显。
   为官太湖
  嘉靖三十二年（1553），罗汝芳中进士后出任太湖知县（今属安徽省）。太湖是一古县，时属安庆府所辖。罗汝芳接手的太湖县是一个水乡，相对富裕一些，但并非是一个太平县。这里与英山等地相邻，英山多强盗，即使在大白天，英山强盗也敢突破县境边界线到太湖县来打劫，邻近英山地区的太湖县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罗汝芳擒贼先擒王，捕了那儿的头目，平息了困扰太湖百姓多年的抢劫之事。治理当地的赋税，一方面，罗汝芳宣传缴交赋税的重要性，争取百姓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罗汝芳与当地的百姓约定，所有百姓都得按规定到县衙来交纳赋税，不得不交，也不得拖交。一时老百姓踊跃交纳赋税。后来他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了讲学上，他创办学校，对教学内容做出规定，他要求学校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教育学生习礼与歌诗，制订学规教规，对学生进行奖勤罚懒。对于百姓则立乡约，开展讲会，敷演圣谕六言。让太湖的百姓按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要求来做。更使人耳目一新的是，罗汝芳还将县里有些公事也决之于讲堂。百姓有过错，施之以训诫，而不是用刑讯，由此，深得民心，以致百姓作歌颂扬他。
   任职刑部
  罗汝芳到刑部上任不久就得到了刑部尚书郑淡泉的倚重，事无大小都与罗汝芳商量，听一听罗汝芳的意见。由于罗汝芳的大力支持，郑淡泉工作起来就很轻松，刑部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起色，一时“刑号允明”。罗汝芳到了刑部，着手一些冤假错案的纠正工作，逐一进行核实刑案，对该减刑的进行减刑，该从轻发落的从轻发落。这样一来，有一大批人得到宽大处理，无不称善。同时，罗汝芳在监狱推行人性化的管理。狱要备好汤药，遇到囚犯生病就要给他们送汤喂药，救治他们。在寒冷天气里还要给犯人吃温热的饭食，不能让他们吃生冷的饭食。通过这一改革，狱中的犯人生病者明显减少，囚死现象更少有发生。
  在刑部，罗汝芳总会被派去审理一些棘手的案件，沈青霞案就是其中的一件。沈青霞，即沈鍊，为人刚直，疾恶如仇，然而为人又颇为疏狂。一天与尚书丞张逊业饮酒，两人酒间论及严嵩，都十分愤慨，嘴里骂个不停。酒后，他们上疏历数严氏十条罪状，言辞凿凿。同时也在其状中兼论夏邦谟谄谀渎职之罪，请求将其两人罢职治罪，以谢天下。然而，嘉靖帝并没有彻查严氏之罪，反而以“抵诬大臣”治沈鍊的罪，将其廷杖数十，贬佃保安。在塞外保安州（今河北怀来新保安）时，沈鍊又缚草为人，如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等。有时喝醉了酒则集聚学生向草人射击；有时他们又来到居庸关口，面向南方戟手大骂严嵩，或痛哭一场而归。事情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严嵩借机将沈青霞处死，而受此案牵连入狱的人很多。严嵩要求罗汝芳要从重从严从快处理这一案件，希望统统将他们杀了，以绝后患。但罗汝芳对此案进行了认真审理，查明真相后，大多数人从轻发落。在这一年，经罗汝芳审理的案件只判斩一人，绞一人。罗汝芳审案大快人心，得到人们的称许。他的同事杨二山深有感触地说：“今日非行刑，乃行仁也。”
   为官宁国
  罗汝芳在守宁国时，立乡约、筑城墙、修寺庙、修水利、建书院、办讲会，件件事情深得民心。立乡规民约。嘉靖四十一年（1562），罗汝芳调任宁国知府。他治理宁国如治理太湖，一方面，重视教化百姓。另一方面建立乡规民约，以制度的形式教育约束百姓，规范百姓的行为，以达到自己“职在亲同，保障之功，机存易俗”的目的。即编好保甲门牌，立为约簿；由木铎老人宣读《圣谕》；合理设置集会点，教导百姓敦孝友，务和睦；居安思危，加强防范，确保村庄百姓安全；保障生产，特别是不得妨碍农业生产。筑城修寺。嘉靖四十二年（1563），罗汝芳与南陵县知县郜永春、泾县知县陈庭芝商量，充分发挥府与县的作用，在筑城墙的时候，砖石的费用由官方和地方各出一半，地方主要是由当地的一些大户自愿出资。对于普通百姓则按排、里的编制，参加劳动，一里分十排，一排由十户组成。一排筑一丈三尺城墙，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回家。这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两县城墙就筑好了。百姓拍手称快。在《江南通志》中有载：
  南陵县旧无城，明正德间知县胡文靖置四门。嘉靖癸亥，知府罗汝芳、知县郜永春始建。周九百三十六丈二尺，高二丈五尺，厚三丈，门四，水关三。……泾县旧无城，明正德中知县郑气立三门。嘉靖癸亥，知府罗汝芳、知县陈廷芝筑。周九百三十二丈，高二丈七尺，厚三丈，内外并甃以石。门四，水关二。城外有濠沿河。
  罗汝芳在宁国还注重寺观的建设。他命僧人了玉在景德寺内募建对庵亭，改狮子庵为龙谷寺；又重修景德寺，改建空相寺，并且将空相寺改名为南禅禅寺。
  建书院办讲会。罗汝芳到任后，立即扩大了水西书院规模，增设了退省所，在景德寺后建志学书院。他亲自在这些书院里讲学，教化后生，他还将王龙溪、王襞等人请到宁国来讲学，一时盛况空前。他积极推动宁国的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詹事讲在《近溪罗夫子墓碣》中说：“宛陵六邑有三代风，六郡亦闻风归化。”
  此外，在宁国府，罗汝芳兴修水利，修起了大圩，大大提高了堤坝的防洪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这圩被当地人称为罗公圩。
   为官东昌
  隆庆六年（1572），罗汝芳出任命东昌府知府。罗汝芳在东昌任上大力开展讲学活动。正如《山东通志》所载，他讲学“人无贵贱，倾心延接，日进诸生讲学，指示仁体，反复引譬，听者莫不感动”。在那里他“尽裁革，平价贸易，极力恤鳏寡”，使得当地的政风、民风发生了较大变化。罗汝芳在东昌知府任上仅三月，就调往云南。
   为官云南
  兴修水利。万历二年（1574）冬季，罗汝芳抵达云南。到任不久，即着手治理云南的水利。他先治昆明池（滇池），深入实地考察，问计于民，从而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他将流域内有大小二十余条河道疏通，大大地提高了河道的泄洪能力，使昆明池排水通畅。同时，加固昆明堤，防止昆明池溃坝，有效地治理了昆明池；并将金汁、银汁两条河流疏通，方便了两岸的百姓耕作，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治理昆明池后，他又对云南境内的楚雄、大理、徵江、石屏、永昌等地的水利设施进行考察、治理。同僚李同野说：“罗公原是龙精，所至水泉涌出。”
  维护边境安宁。万历三年（1575）的秋天，莽人（当时称边地少数民族）大举入侵。腾越州的居民纷纷躲进城内，州城的大门紧闭。罗汝芳严行军令，以壮声威，又调动郊区的兵士进入城内严守。莽军有数万人之众逼近三宣，罗汝芳传檄州卫请求出兵御敌。莽首瑞体以为罗汝芳是有备而来，撤退而归。腾越、永昌等得以平安。而迤西面对缅军的入侵，孟养土司思个一面积极准备抵抗，一面向明王朝的地方政权告急。罗汝芳得到报告，要求思个坚守待援，同时积极部署军事行动。十二月，官军到达腾越。思个得知援军即将赶到，极为振奋。他命令手下头目乌禄刺率一万多人马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他自己则率兵埋伏在戛撒（在今缅甸杰沙）地势险隘之处，引诱缅军深入。缅军果然进攻戛撒，思个坚壁固守，不与之战。缅军欲进不能，欲退无路，粮道又被截断，陷入困境十余日，缅军饥寒交迫，初期杀象杀马，后来只好剥树皮、掘草根以充饥，接着军中疫作，死伤十之八九。瑞体对其部下说：“吾自用兵以来，未有此困。”借此机会，罗汝芳对他们进行劝降。后来给谏杨文举向朝廷奏明罗汝芳在云南抗击边境少数民族入侵的情况，并请求朝廷给罗汝芳记军功。
  腾越敷演圣谕。缅军退去，各地百姓的生产生活恢复正常，集市贸易也恢复正常。此时，罗汝芳觉得应加强对老百姓的教育与引导，使他们的生活更有秩序，更合礼制。于是罗汝芳想到要在这里开展乡约训示，教化百姓。当地百姓也希望能来听乡约训示，士大夫们考虑到学校等地难以容纳听众，于是改在演武厅举行乡约训示。他欣然前往，他得到了缙绅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乡约讲训场面热烈，听众太多，虽有儒生八九人站在高台上同时诵读，近在咫尺也不得相闻。罗汝芳认为这样的讲训效果差。思虑良久，他先请童子诵读《陟岵》一章，众人稍稍安静一些，又诵读《凯风》一章，秩序又较前好一些，再诵读《南山》二章，同时率堂上堂下士大夫、儒生大家同声相和，又以管龠和笙箫演奏相配合。这样秩序井然，“于时太和洋洋，充满流动，而万象拱肃，寂若无人矣”。由州守张治方主持，罗汝芳开始讲训，其主题是敷演圣谕六言。他结合当地实际，结合不同的听众对象，进行讲解，让听者各人皆有所得。次日，州卫的士大夫们又邀请罗汝芳在演武场做乡约训语，听者以万计，“咸依恋环听，不能舍去”。
   三、罗汝芳对汤显祖从政的影响
  汤显祖与罗汝芳的交谊深厚，其从政受老师的影响也很明显。首先，他们求仕经历相似。罗汝芳先后两次会试，第一次是以“吾学未信，不可以仕”为由弃考而归；另一次是十年后，在抚台的督促下赴考，中进士。而汤显祖前后五次参加会试，中得进士。隆庆四年（1570），汤显祖参加乡试获得第八名的好成绩，次年参加会试不中。万历二年（1573），落第而归；万历五年（1577），因为拒附张居正，落第而归；万历八年（1580），因拒附张居正，弃考而归；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次年，汤显祖考中进士。汤显祖有两次考试都是张居正当朝时，张居正不仅把持官场，还把持考场，不顺其意愿而未能考中。汤显祖宁愿落第也不愿曲意奉承。
  两人对于仕途的淡然态度相似。罗汝芳调任云南时，就想辞不就，后由于夫人的劝说和朝廷的一再催促，他才赴任。他在给家里的一封信里也说：“我初意欲告病归，今且在此小住。盖同僚与士民亦皆知向学，久之必有可观，亦不孤万里远来一遭。”万历五年（1577），罗汝芳致仕回家，他并没有伤感，相反正好遂了自己的心愿。他写下了《致仕偶兴》诗：
   乾坤到处有行窝，解组飘然发浩歌。
   传世幸遗清白吏，居官已入孝廉科。
   隐心秋水眠凫鸭，诗兴春风长薜萝。
   俯仰自知无愧怍，渔樵伴里听那何。
  他回到了从姑山房，有弟子问他：“师以讲学罢官，盖少辍以从时好？”罗汝芳回答说：“我父师止以此件家当付我，我此生亦惟此件事干，舍此不讲，将无事矣。况今去官，正好讲学。”辞官后，罗汝芳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讲学活动中。
  汤显祖对于做官不是很有兴趣。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上京向吏部告归，谢绝了众多的挽留，毅然返回临川老家。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说：“又以矿税事多所跋整，计偕之日，便向吏部堂告归。虽主爵留之，典选留之，御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长往，神武之冠竟不可挽矣。已抵家，浙开府以复任招，不赴。浙直指以京学荐，不出。已无意仕路……”后来，汤显祖再也没有踏入仕途，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戏剧创作之中。
  两人都以德治邑，以贵生为要。他们治理地方多以教化为手段，并取得了成绩。罗汝芳为官一地，所到之处都要办学、讲学，教化百姓，特别是对百姓讲孝、悌、慈的道理，讲遵守《圣谕六言》的重要。因为讲学而使一方之官风民风大变，促进一地一邑面貌一新。罗汝芳在太湖以教化为己任，以“兴教化、美风俗、淑人心为首务”。他创建了同春书院，并常到书院讲课，“与诸生谈经辩难，启发无倦”。罗汝芳还将县里有些公事也决之于讲堂。百姓有过错，施之以训诫，而少用刑讯，由此，深得民心。《太湖县志》记载：
  嘉靖中，知太湖务以德化民，辟讲堂与诸生明对圣学，公事亦多决于其中。吏民有过，谆谆训诫，刑虽设而不用。时单骑寻胜，樵竖不知其为官也。乃自作歌曰：我马饮清泉，清泉照我马；童子不知官，纷纷来马下。
  万历间，张居正意欲对于那些重刑犯多以死刑判。云南巡按李愚所请罗汝芳详加审查。经过审查，罗汝芳处决的罪犯很少，更多的是被释放。罗汝芳的做法明显有违张居正之意，如果张居正怪罪下来，可是担当不起。李愚所对此颇为担心，便问罗汝芳说：“不致取怒耶？”罗汝芳回答说：“此处利害得失，须较轻重。古之为囚求生道者何所不至，而敢希人意多杀戮乎？”在对那些重刑犯执行死刑时，罗汝芳为他们备好热饭热菜，教他们思虑向善，让自己的灵魂有归所，不再为害人世，让自己得以善终，囚犯因之感激涕零，临死也没有了怨恨与詈语。后来，李愚所一见到罗汝芳总是说：“决囚后每夜怯于独宿，如非公确减其数，此心何以安也？”罗汝芳回答说：“独宿虽无所惧，不安自是本心。”张居正因云南处决人数过少，对相关人员，罚扣他们的俸银。罗汝芳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他对同僚说：“罚俸自是不佞分内，独以累诸公，心不安耳。”大家都说：“吾辈甚安。”罗汝芳听大家都因处决人数少而被罚俸并无不安，因此也感到安心。他说：“诸公安，不佞安矣。”汤显祖在遂昌县就大胆地做了两件事，简直让当时的政坛震惊了。一是除夕夜让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春节后再回狱中服刑。二是元宵节时，汤显祖又组织囚犯到城北河桥上观花灯，体会节日“绕县笙歌”的欢乐气氛。汤显祖还为此写了《除夕遣囚》和《平昌河桥纵囚观灯》两首诗。汤显祖在遂昌任上有位名叫何晓的医生与他相处五年。何医生一是给百姓治病，二是给犯人验伤治病。汤显祖在《平昌送何东白归江山》诗序里说：“予听狱或笞囚过当，辄意授晓视之。无恙而后即安。民或斗殴相杀伤赴庭下，辄先付晓谨护之，而徐听其讼。亭中有系人，常与钱晓贷其药。以故五年中，县无斗伤笞系而死者。”其怜民爱民可见一斑。汤显祖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在遂昌五年，没有拘捕一名妇女，没有打死一名囚犯。这种管理与罗汝芳以“赤子之心”教化百姓的主张实质上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认为是罗汝芳思想的一个大胆实践。
  在广东徐闻，汤显祖虽不是一县之主，力争县令支持创办贵生书院，教导百姓热爱生命。因徐闻“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他在那里建书院，并取名为“贵生书院”，同时还撰写了《贵生书院说》，倡导贵生，希望人们珍惜生命。汤显祖在徐闻的任期只有半年，当他离别时，他写有一首《徐闻留别贵生书院》。诗中将“生”之“贵”与天地乾坤紧密相连，“生”之为“贵”，不仅仅是因为生命为父母所给所养，同时还是“天地之大德”，海浪一波超一波，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面对悠悠乾坤，谁能知晓“贵生”之大情？我们可以看出汤显祖的这一思想与罗汝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贵则人与人之间应“孝弟慈”。做“仁孝之人”，“事天如亲，事亲如天”。也正是这样，他们在施政之中，以民为贵，怜民爱民，广施仁政，以德治邑，得百姓广泛之爱戴。
  他们皆因亲民勤政而深得百姓爱戴。尽管他们都对仕进的热情不高，但他们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彰显，深得百姓之拥护。罗汝芳离开太湖时，当地的百姓建生祠，名为近溪罗先生祠，百姓画罗汝芳肖像画悬挂其中，以纪念这位好县令。在他离任太湖七年后，太湖的百姓在县城北又立“去思碑”来纪念他。碑上立亭，亭上有对联云：“父老壶浆当日事，先生风味至今遗。”去思碑上写着：“凡民之思生于官，感生于政。政之善与不善，民之感与不感系焉。”耿定向上疏的《请褒理学疏》里曾讲述了他一次亲耳所闻。他曾到太湖县去考察历年太湖县的治理情况，考察之中，耿定向接触了当地百姓不下千人，问他们：“自汝有识以来，与民相安者几何耶？”他们全都回答说：“五六十年来，前止一翁，后只一罗耳。”
  在宁国，由于罗汝芳重视教化，推行乡约，宁国“教化益行，郡堂无鞭朴声，且惟讲学水西、志学二处，以崇学育才为功课”，政绩斐然。宣城的百姓在宛陵精舍里建起了罗公生祠。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天，罗汝芳的父亲去世，他回家奔丧。当罗汝芳要离开宁国回家的时候，当地百姓、缙绅依依不舍，相送逾百里，有的哭泣不忍别。他们作歌送别。歌词唱道：“罗郡侯，刑轻讼简德化修。公余讲学偏林丘，不似谢眺但登楼。”“南北朝时王府君，今明来了罗府君。前后相辉德政均，兄弟争田忽成让，陵阳层峭天下闻。”百姓、官员都不忍离别，有的人竟然随罗汝芳到了南城。罗汝芳在东昌仅待数月，离任时，民众也是舍不得这位亲民的“父母官”离去，老百姓的民歌唱道：“昔有苏琼，不通愧饷；赵颖献瓜，留置案上。今我罗公，德音是贶；讲学从政，允颂无谤。”《东昌府志》将罗汝芳列入《名宦》中。在云南，当地百姓知道他赴京接受任内考察后就不再回云南时，云南百姓夹道欢送罗汝芳进京，依依不舍，正如赤子对母亲的依恋。给谏杨文举向朝廷上《云南屯田副使罗汝芳军功疏略》，奏明罗汝芳在云南抗击边境少数民族入侵情况，并请求朝廷给罗汝芳记军功。
  汤显祖在他所任之处也是政声威震，给当地做出了贡献。汤显祖在徐闻仅是一个典史添注，但“百代徐闻感义仍”。因为他创办了贵生书院，对徐闻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培养了人才，改变了民风，功莫大焉。《五夫子宾兴条例芳名碑》碑文说：“自明汤义仍先生来徐，创建书院，而徐盖知向学。当时，沐其教者掇巍科登仕，后光辉映，文风称极。”汤显祖在遂昌县任职五年，把遂昌治理得井井有条。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称汤显祖“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当地百姓在相圃书院里建生祠纪念他。处州知府郑怀魁为之作《遂昌相圃汤侯生祠记》，文中深情地赞美汤显祖，他说：
  行可质天地鬼神，而时逢事拙；文能安人民社稷，则学古功伟。万钟不入其心，三旌宁易其介。代瞻清范，俗化元淳，温厚尊严，时行而气已备，诗书礼乐，国人而教，可知斯身诎道伸，权轻名重者也。
  遂昌的百姓还时常不远千里来到临川探望汤显祖，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汤显祖临近六十岁，遂昌百姓举荐画师徐侣云赴临川为汤显祖画像，画成后带回了遂昌并悬挂于祠中。清康熙年间，遂昌知县缪之弼立遗爱祠于报愿寺左以祭祀他。此后遂昌官吏、士民对汤显祖的祭祀、礼赞不绝。“留得山城遗爱在，迎春岁岁入歌谣。”在遂昌县历代县令中，汤显祖的名声可谓最大，影响可谓最深，汤显祖的事迹也世世代代在遂昌百姓中传颂。南柯记·录摄南柯记·之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