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一、罗汝芳、汤显祖与李贽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泉州晋江人。他的名号很多，因泉州有泉山，也称温陵，因而也自称温陵居士；曾在河南辉县为官，因其地苏门山上有百泉，他又自称百泉，号百泉居士；因有人批评他心胸狭窄，应心胸开阔，于是他又自号宏父居士；五十岁后，为怀念已故父亲白斋，又自号思斋居士；晚年寓居湖北麻城龙湖，又自号龙湖叟。他原本姓林，名载贽。中举时，又改姓李，后又因避穆宗朱载垕讳，去了名字中的“载”字，就成李贽了。李贽比罗汝芳小了十二岁。
  李贽自幼丧母，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举。四年后，出任河南辉县教谕，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宦游生涯。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礼部司务，这一年，他开始接触阳明之学。隆庆五年（1571）又升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元年（1573），在南京期间他结识了罗汝芳。依李贽自己所说，这是第一次见到罗汝芳，第二次见罗汝芳则是在贵州的龙里。李贽在《罗近溪先生告文》里说：“我于南都得见王先生者再，罗先生者一。及入滇，复于龙里得再见罗先生焉。”①(①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8页。)依曹胤儒在《盱坛直诠》所言“万历癸酉，师应诏起复过留都。”这年一天晚上，他们在南京一起谈论佛教问题。罗汝芳问：“南方、北方、东方独无净土耶？”李贽默不作声，其他人也没有作声，一片静悄悄的。罗汝芳只好接着说：“即此便是净土，诸君信得及否？”过了一会儿，李贽慢慢说：“不佞终当披剃。”罗汝芳一听他想出家，但不明其真实之意，问：“此意何如？”李贽回答说：“章甫而能仁，缁锡而素王，今人多未识得。’’罗汝芳忙点头说：“然，然。”在李贽看来，儒家讲仁，佛家讲素王，道理都一样，至于为儒还是为佛并不重要。李贽晚年还是削发出家，从一个激进的儒家转变成僧人。
  万历五年（1577），李贽与罗汝芳第二次相见。罗汝芳自云南上北京的时候，他们在贵州的龙里（今贵州黔南州）见面。当时李贽以南京刑部尚书郎出守云南姚安府。在万历十四年（1586）五月，李贽本要与周柳塘、周安（定林，南京人）、无念（湖北麻城芝佛院守院僧）一起来南城拜访罗汝芳，但因突然生病未能成行。他在《与焦弱侯太史》里说：“此月一日，弟已随柳老与定林、无念诸僧同登江舟，欲直至建昌，然后由浙江至秣陵会兄，大叙所怀矣，乃忽尔疾作，遂复还旧隐。”②(②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续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在此后的日子里，就不见有相见的记录。罗汝芳写有一首《赠李卓吾太守》诗，诗云：
   天柱峰头净晓霞，仙人携我踏云芽。
   招来海鹤纷千队，欲共乘风访玉华。
   这首诗是送给李贽的，他们两人见面交往不多，但神交非浅，诗写出对李贽的思念。
  在万历十四年（1586），李贽在给耿定向的信中谈到了罗汝芳，对罗汝芳以七十二岁高龄还游历各地参访道学的精神表示钦佩。他在信中说：
  近溪先生从幼闻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岁犹历涉江湖，各处访人，岂专为传法计与？盖亦有不容己者。彼其一生好名，近来始知藏名之法。历江右、两浙、姑苏，以至秣陵，无一道学不去参访。虽弟子之师，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谓致了良知更无工夫乎？①(①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万历十六年（1588），李贽听说罗汝芳要到南京来，便立即写信给好友焦竑、周二鲁等人要求他们早日侍奉罗汝芳，因为罗汝芳年纪已大，大有见一回少一次的感觉。他在给焦竑的信中说：“罗先生今兹来，慎勿更蹉过；恐此老老矣，后会难可再也。”在给周二鲁的信中，李贽高度评价了罗汝芳，认为罗汝芳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侠客”，希望尽快师事，一定会有“大受用处”。他在信中说：
  兄有丈夫志愿，或用世，或出世，俱不宜蹉过此老也。近老今年七十四矣，少而学道，盖真正英雄，真正侠客，而能回光敛焰，专精般若之门者，老而糟粕尽弃，秽恶聚躬，盖和光同尘之极。俗儒不知，尽道是实如此不肖。老子云：“天下谓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盖大之极则何所不有，其以为不肖也固宜。人尽以此老为不肖，则知此老者自希；知此老者既希，则此老益以贵矣。又何疑乎！
  仆实知此二老者，今天下之第一流也，后世之第一流也。用世、处世、经世、出世俱已至到，兄但细心听之，决知兄有大受用处也。①(①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周二鲁即周宠榆，字元孚，湖北麻城人，官至监察御史、尚宝司丞等职。二老指的是罗汝芳与陆光祖。陆光祖，字与绳，浙江平湖人，因志在佛法，自号五台居士，官到吏部尚书。李贽在这一年派了芝佛院的常珍、常宝两个和尚不远千里从麻城来到从姑山，请罗汝芳为他的《万法一心》写序。罗汝芳写好序之后，又让两和尚带回。千里求序可见李贽对罗汝芳的敬重与追慕。
   对罗汝芳的著作他也有很高的评价，他曾评《近溪子集》说：
  近老解经处，虽时依己见，然纵横自在，固无一言而不中彀率也，虽语言各别，而心神符契，诚有德之言，俾孔孟复起，岂不首肯于百世下耶！②(②方祖猷等整理：《罗汝芳集》，第935页。)
  听到罗汝芳去世的消息，李贽感到自己“似在梦寐中过日耳。乃知真哀不哀，真哭无涕，非虚言也”。李贽撰写了罗汝芳小传《参政罗公》，追忆了罗汝芳的一生。在第二年春分时节，李贽又深情地撰写了《罗近溪先生告文》，追忆与罗汝芳的交往。他把罗汝芳与孔子相提并论，“其视仲尼有加矣”，表达了对罗汝芳的敬仰之情。自从在南京见了罗汝芳后，李贽“无岁不读二先生（王畿与罗汝芳）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令某听之亲切而有味，详明而不可厌，使有善书者执管侍侧，当疾呼手腕脱矣。当不止十纸百纸，虽千纸且有余矣”。李贽在《罗近溪先生告文》中肯定罗汝芳简易、宽和、慈悲的态度和“以舌代铁”的作风，赞赏罗汝芳舍身为道与泛爱容人的精神，对于罗汝芳“自度”及“度人”式讲学的影响力充分肯定，极为钦佩地说：
  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人望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有柳士师之宽和，而不见其恭；有大雄氏之慈悲，而不闻其无当；同流合污，狂简斐然；良贾深藏，难识易见。居柔处下，非乡愿也。泛爱容众，真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难及；大而化，圣而神，夫谁则知。盖先生以是自度，亦以自度人。七十余年之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富贵无虚人。
  更重要的还是李贽在思想上明显地受到了罗汝芳的影响，他的“童心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汝芳思想的发展。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罗汝芳的影响，他认为罗汝芳也算得是阳明之后的英雄。李贽在《为黄安二上人三首》中说：
  王阳明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心隐之后为钱怀苏，为程后台。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河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①(①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页。)
  赵大洲即赵贞吉；邓豁渠即邓鹤，号太湖；何心隐，字桂乾，号夫山，原名梁汝元，颜山农弟子，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怀苏，字太行，名同文，曾拜何心隐为师；程后台，字二浦，名学颜，何心隐弟子。
  李贽曾作《童心说》②(②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页。)一一文，细说“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也正是这一篇文章，奠定了李贽“童心说”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在李贽的眼中，“童心”即“真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罗汝芳所说的未受过任何浸染的“赤子之心”。失去童心即非真人。李贽认为，凡天下最优美的文章，莫不是童心的表现，也就是罗汝芳所说的“赤子之心”的自然表现。文学写童心，其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伪情”。他的这一理论是罗汝芳“赤子之心”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延续和发展，“赤子之心”说是“童心说”的先导。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里说：“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经常标举的‘赤子之心’与李贽的‘童心说’实质相同，只是没有像后者那样深刻地加以阐述。”同时又说：“‘童心说’无疑有力地打击了前后七子的拟古流弊，开汤显祖至情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之先声。”③(③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5页。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了“性灵说”，此说的代表是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两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与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有直接关系的。袁宏道对罗汝芳也极为尊崇，他多次谈及罗汝芳。他在《李龙湖》中说：“平生推服盱江。”①(①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明崇祯刊本）卷二十三。)将罗汝芳与王阳明并论，在《答陶周望》中说：“阳明、近溪，真脉络也。”②(②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明崇祯刊本）卷二十五。)每每表示对罗汝芳的钦佩与认同，他在《德山麈谈》中说：“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与世俗人一样，非上根宿学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后，惟阳明、近溪庶几近之。”③(③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明崇祯刊本）卷一十三。)又在《为寒灰书册寄郧阳陈玄朗》中说：“至近代王文成、罗盱江辈出，始能抉古圣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击文、武铎，以号叫一时之聋聩。”④(④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明崇祯刊本）卷一十六。)袁宏道不仅推崇罗汝芳，还从他的思想中汲取养分，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粉饰蹈袭”。也就是说诗歌要表现人的真情实感，这种真情实感也就是罗汝芳所说的“赤子之心”的自然流露。赤子之心说、童心说、性灵说是一贯的，罗汝芳、李贽、袁宏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汝芳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王承丹在《阳明心学与复古文学迁变》对此也有较为概要的评说，他说：
  李贽、罗近溪、陶石篑（望龄）等是心学学派中的典型人物，李和陶同时也是反对文学复古的中坚，此时的阳明心学，已与革新文学交融在一起。具体而言，李贽是晚明新思潮的发动机，是革新作家的精神之父与理论导师，公安三袁等人则是他的传法弟子。罗近溪主要作为心学家的面目出现，但他开启了两学生焦竑和汤显祖，因此他之于晓明革新文学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①(①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95。)
  陶望龄是公安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对罗汝芳学说亦颇为喜爱。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编辑并刻印了《近溪子语要》上下两卷，且亲自作序，在《盱江罗近溪先生语要序》中充分表达了对罗汝芳的敬慕与对他学术的推崇。序曰：
  新建（王阳明）之道，传之者为龙溪、心斋。心斋之徒最显盛，而龙溪晚出，尤寿考，益阐其说，学者称为二王先生。心斋数传至近溪，近溪与龙溪一时并主讲席于江左右，学者又称二溪焉。友人有获侍二溪者，常言：“龙溪笔胜舌，近溪舌胜笔。”余生既晚而愚，未尝见二先生，独嗜其书耳。而嗜近溪语最甚，口诵手抄，汇成一帙，闲居鲜朋友时，一快读，则神朗气畅，手足掉舞，群从有过余庵中，或强与偕诵之，虽素不识性学者，皆释然心开，喜色浮面，上可揽掬，兹非其笔耶？而妙若是矣，又况其胜者哉！心斋父子盛时，升堂谭道，万众咸集，既退，虽皂隶臧获，人人意满，若怀宝而去者。至先生会讲时亦然，由今观之，真不妄也。震霆破睡，开左藏以贷贫，其过而不取，昧而不闻者，宜亦鲜矣，有之，岂藏与霆之过哉？吾友何显臣，志士也，嗜爱之有过于人，故刻而传之。
  同时，陶望龄还为罗汝芳诗集作《明德先生诗集叙》，文中高度评价了罗汝芳的诗，把他的诗与《诗经》相提并论，“律调兼具，直类诗人之诗，若异乎所谓别传者”。罗汝芳的思想在晚明时期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他的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产生了不朽之作《牡丹亭》等；也正是在他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文学理论上的“童心说”“性灵说”，影响着以师汤显祖为宗的临川派（玉茗堂派）、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的众多作家的文学创作，可以说影响了晚明朝一代文学，在明代文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贽对罗汝芳敬慕有加，而作为罗氏弟子的汤显祖与李贽也甚为契合。李贽长汤显祖二十三岁，汤显祖对他的敬慕就如同李贽对罗汝芳的敬慕。汤显祖对于李贽先是闻其名，后是读其书，才识其人，终是契其神。
  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在湖北麻城将自己的著述结集为《焚书》出版，《焚书》包括《书答》《杂述》《读史》及诗歌几个部分。著作多方面反映他的政治、哲学及社会思想，书中对儒家和程朱理学的大胆批判所表现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教条精神，启迪与鼓舞了当时及后来的进步学者，对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李贽也深知其见解为世所不容，故将著作名之为《焚书》。书一面世，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时汤显祖正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他得知李贽这部《焚书》，感到相见恨晚，迫不及待地想得到这本书细读。于是他向好友石昆玉求助，希望他想办法给他找到这本书。石昆玉，字汝重，一字楚阳，湖北黄梅人。历任户部主事、郎中，饶州、苏州、绍兴知府，山东副使、福建参政、大同巡抚。为官清正，以清廉、刚正著称天下，其任苏州太守时更是名满天下。此时石昆玉正在苏州知府任上。汤显祖给他写信，先是称赞石昆玉为人高洁，为官清廉，然后向他求书。他在《寄石楚阳苏州》中说：初，某公以吴宪拜中丞治吴，而明公亦以吴漕使守吴。南都人皆疑之，弟稍为不然。或二相亦欲得高品抚牧其乡耳。近从苏州来者，并云石公有羔裘豹饰之节，仁而且勇，非吴大家所宜。然犹谓石而无瑕，人急不得施其牙。未几有此。虽然，公之品乃今无疑者矣。幸益自坚。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
  汤显祖为什么向石昆玉求书？首先是因为汤显祖没有直接与李贽打过交道。石昆玉可能与李贽有交情，即便没有交情，石昆玉为黄梅人，黄梅县与麻城是同郡，而此书就是在麻城出版的，找书自然方便。还有一点就是石昆玉在当私塾先生时，汪可受在他私塾里启蒙。日后，汪可受师事李贽。基于上述原因找石昆玉很快就能找到书，这也反映汤显祖读书心切。
  汤显祖与李贽是否见面？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徐朔方先生认为他们相见过，但在文献中鲜见；而龚重谟先生持否定态度，他们不曾相见。徐朔方先生在《汤显祖评传》附录之《汤显祖年表》“万历二十七年”目下写道“李贽来访”，是年汤显祖已居临川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的徐朔方先生的《汤显祖年谱（修订本）》“万历二十七年”目下又未提及此事。在《汤显祖评传》第四章《南柯记》里写道：“万历二十六年八月，汤显祖的八岁小儿子西儿夭折，……李贽在万历二十七年到临川，他在为正觉寺写的《醒泉铭》中也提到对西儿的怀念。”但此文并不见于李贽文集，也不见于《临川县志》，只是在清道光三年《临川县志》卷十七《古迹》载词条：“醒泉在正觉寺，李卓吾铭泉名。”而龚重谟先生专文《汤显祖与李贽未曾在临川相会》在2008年《东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第二十七卷第二期发表，后收入其专著《汤显祖研究与辑佚》一书，则认为汤显祖与李贽并没有在临川正觉寺会面，正觉寺的《醒泉铭》也是假冒李贽之名的伪作，此“西儿”也未必就是汤显祖彼“西儿”。①(①龚重谟：《汤显祖研究与辑佚》，海南：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汤显祖在读到袁宏道《锦帆集》后写了一首诗《读锦帆集怀卓老》：
   世事玲珑说不周，慧心人远碧湘流。
   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
  六休即袁宏道，他曾师事李贽。汤显祖由此及彼，既赞美袁氏的创作成就，也为他有这么一位老师而高兴，由此引起了他对李贽的怀念。万历三十年，李贽自杀于狱中，汤显祖得知后悲痛不已，写了首《叹卓老》：
   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
   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
   诗中赞叹李贽的斗争精神及独立人格，且为之伤心，为之哀叹。同样，还有一首《噍五交，哀二禅，送客自嘲》诗：
   送客无端只自嘲，楚江烟雨寄衡茅。
   达公卓老寻常事，生死无交胜绝交。
  他给董其昌的信《寄董思白》里也说：“卓达二老，乃至难中解去。开之、长卿、石浦、子声，转眼而尽。董先生阅此，能不伤心。莽莽楚风滩当云间只眼。披裂唐突，亦何与于董先生哉。”开之、长卿、石浦、子声，分别即冯梦祯、屠隆、袁宗道、王一鸣。李贽、达观去世了，转眼他们又先后去世。汤显祖对于他们离世感到伤心。汤显祖还为李贽的《李氏全书》写序，在序里对李贽同样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李贽其书可以训世、经世、济世、骇世、应世、传世，其人是“救世李老”。同时，汤显祖认为民间很多假冒李贽著作出版，一定要坚决捍卫李氏著作的原始性、本真性，不容许增减一字，更不允许盗版出现。他说：
  著述家咄咄竞响不一，大家屈指李氏。李氏夙以书训世、经世、济世、骇世、应世、传世，世辄称为“秃和尚”，或又称为“秃菩萨”。菩萨普度众生，慈心救世，似犹近之，实不省李氏书旨。世假李氏书伙甚，真出其子者，雅推《藏书》《焚书》《说书》。……决不容他人强填只字，阿私我救世李老。起李老而问之，必曰：“传世可，济世可，经世可，应世可，训世可，即骇世亦无不可。”①(①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附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129页。)
  更重要的是李贽的思想对汤显祖的文学思想及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贽的“童心说”所要求的就是写童心，写真心，写生活，写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汤显祖也主张创作创新，写出“自然灵气”，不受约束，不受拘泥。其临川老乡，同是晚明文学家的丘兆麟（字毛伯，1572—1629），编辑了一本奇文集。汤显祖对这本名为《合奇》的集子，大加赞赏。他在《合奇序》里说：“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这些文章，颇具新意，“神矣化矣”，正合其对文学创作的主张。他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汤显祖的诗文创作也是如此。屠隆从汤显祖文之格、调、语、态四个方面评价汤显祖的《玉茗堂文集》，屠隆在《玉茗堂文集》的序中说：“其格有似凡而突奇，调有甚新而不诡，语有苍老不乏于姿，态有纤细而不伤其骨。”
  汤显祖的戏剧创作也如此，五个戏剧都围绕“情”与“梦”展开。且故事虽有出处，但在原故事上有创新，有突破，来源于旧故事，高于旧故事，新于旧故事。如他的《牡丹亭》，其故事远则来源于陶渊明的《搜神后记》和南朝刘敬叔《异苑》，他自己所说：“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宁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而研究者一般认为主要依据明代《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写成，但又高于话本，从杜丽娘的故事引出作者“情”与“理”的抗争，表达作者对生死之恋浪漫爱情的礼赞，深刻地批判了封建时代对人性的扼杀。戏剧语言上也是处于“浅深、浓淡、雅俗之间”，曲词“隽秀典雅”。这些都是其前人所没有或达不到的高度。再如《南柯记》取材于唐人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传奇，落魄子弟淳于棼酒醉后梦入槐安国（即蚂蚁国），被招为驸马，后任南柯太守，政绩卓著。公主死后，召还宫中，升为左丞相。他权倾一时，饮酒淫乐无度，被遣返回乡。醒来却是一场梦，深知一切皆空，于是出家为僧。正如他在《南柯记题词》里说：“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境有广狭，力有强劣而已。”戏剧对当时的官场作了尖锐的批判，但“情”再次被肯定，仍表现出汤显祖的反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