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汤显祖在给管东溟的一封信里说：“不佞亦且从明德先生游。……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信中所说可上人即达观，李百泉即李贽。罗汝芳、汤显祖与他们都有很深的交谊。
   一、罗汝芳、汤显祖与李贽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泉州晋江人。他的名号很多，因泉州有泉山，也称温陵，因而也自称温陵居士；曾在河南辉县为官，因其地苏门山上有百泉，他又自称百泉，号百泉居士；因有人批评他心胸狭窄，应心胸开阔，于是他又自号宏父居士；五十岁后，为怀念已故父亲白斋，又自号思斋居士；晚年寓居湖北麻城龙湖，又自号龙湖叟。他原本姓林，名载贽。中举时，又改姓李，后又因避穆宗朱载垕讳，去了名字中的“载”字，就成李贽了。李贽比罗汝芳小了十二岁。
  李贽自幼丧母，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举。四年后，出任河南辉县教谕，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宦游生涯。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礼部司务，这一年，他开始接触阳明之学。隆庆五年（1571）又升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元年（1573），在南京期间他结识了罗汝芳。依李贽自己所说，这是第一次见到罗汝芳，第二次见罗汝芳则是在贵州的龙里。李贽在《罗近溪先生告文》里说：“我于南都得见王先生者再，罗先生者一。及入滇，复于龙里得再见罗先生焉。”①(①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8页。)依曹胤儒在《盱坛直诠》所言“万历癸酉，师应诏起复过留都。”这年一天晚上，他们在南京一起谈论佛教问题。罗汝芳问：“南方、北方、东方独无净土耶？”李贽默不作声，其他人也没有作声，一片静悄悄的。罗汝芳只好接着说：“即此便是净土，诸君信得及否？”过了一会儿，李贽慢慢说：“不佞终当披剃。”罗汝芳一听他想出家，但不明其真实之意，问：“此意何如？”李贽回答说：“章甫而能仁，缁锡而素王，今人多未识得。’’罗汝芳忙点头说：“然，然。”在李贽看来，儒家讲仁，佛家讲素王，道理都一样，至于为儒还是为佛并不重要。李贽晚年还是削发出家，从一个激进的儒家转变成僧人。
  万历五年（1577），李贽与罗汝芳第二次相见。罗汝芳自云南上北京的时候，他们在贵州的龙里（今贵州黔南州）见面。当时李贽以南京刑部尚书郎出守云南姚安府。在万历十四年（1586）五月，李贽本要与周柳塘、周安（定林，南京人）、无念（湖北麻城芝佛院守院僧）一起来南城拜访罗汝芳，但因突然生病未能成行。他在《与焦弱侯太史》里说：“此月一日，弟已随柳老与定林、无念诸僧同登江舟，欲直至建昌，然后由浙江至秣陵会兄，大叙所怀矣，乃忽尔疾作，遂复还旧隐。”②(②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续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在此后的日子里，就不见有相见的记录。罗汝芳写有一首《赠李卓吾太守》诗，诗云：
   天柱峰头净晓霞，仙人携我踏云芽。
   招来海鹤纷千队，欲共乘风访玉华。
   这首诗是送给李贽的，他们两人见面交往不多，但神交非浅，诗写出对李贽的思念。
  在万历十四年（1586），李贽在给耿定向的信中谈到了罗汝芳，对罗汝芳以七十二岁高龄还游历各地参访道学的精神表示钦佩。他在信中说：
  近溪先生从幼闻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岁犹历涉江湖，各处访人，岂专为传法计与？盖亦有不容己者。彼其一生好名，近来始知藏名之法。历江右、两浙、姑苏，以至秣陵，无一道学不去参访。虽弟子之师，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谓致了良知更无工夫乎？①(①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
  万历十六年（1588），李贽听说罗汝芳要到南京来，便立即写信给好友焦竑、周二鲁等人要求他们早日侍奉罗汝芳，因为罗汝芳年纪已大，大有见一回少一次的感觉。他在给焦竑的信中说：“罗先生今兹来，慎勿更蹉过；恐此老老矣，后会难可再也。”在给周二鲁的信中，李贽高度评价了罗汝芳，认为罗汝芳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侠客”，希望尽快师事，一定会有“大受用处”。他在信中说：
  兄有丈夫志愿，或用世，或出世，俱不宜蹉过此老也。近老今年七十四矣，少而学道，盖真正英雄，真正侠客，而能回光敛焰，专精般若之门者，老而糟粕尽弃，秽恶聚躬，盖和光同尘之极。俗儒不知，尽道是实如此不肖。老子云：“天下谓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盖大之极则何所不有，其以为不肖也固宜。人尽以此老为不肖，则知此老者自希；知此老者既希，则此老益以贵矣。又何疑乎！
  仆实知此二老者，今天下之第一流也，后世之第一流也。用世、处世、经世、出世俱已至到，兄但细心听之，决知兄有大受用处也。①(①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周二鲁即周宠榆，字元孚，湖北麻城人，官至监察御史、尚宝司丞等职。二老指的是罗汝芳与陆光祖。陆光祖，字与绳，浙江平湖人，因志在佛法，自号五台居士，官到吏部尚书。李贽在这一年派了芝佛院的常珍、常宝两个和尚不远千里从麻城来到从姑山，请罗汝芳为他的《万法一心》写序。罗汝芳写好序之后，又让两和尚带回。千里求序可见李贽对罗汝芳的敬重与追慕。
   对罗汝芳的著作他也有很高的评价，他曾评《近溪子集》说：
  近老解经处，虽时依己见，然纵横自在，固无一言而不中彀率也，虽语言各别，而心神符契，诚有德之言，俾孔孟复起，岂不首肯于百世下耶！②(②方祖猷等整理：《罗汝芳集》，第935页。)
  听到罗汝芳去世的消息，李贽感到自己“似在梦寐中过日耳。乃知真哀不哀，真哭无涕，非虚言也”。李贽撰写了罗汝芳小传《参政罗公》，追忆了罗汝芳的一生。在第二年春分时节，李贽又深情地撰写了《罗近溪先生告文》，追忆与罗汝芳的交往。他把罗汝芳与孔子相提并论，“其视仲尼有加矣”，表达了对罗汝芳的敬仰之情。自从在南京见了罗汝芳后，李贽“无岁不读二先生（王畿与罗汝芳）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令某听之亲切而有味，详明而不可厌，使有善书者执管侍侧，当疾呼手腕脱矣。当不止十纸百纸，虽千纸且有余矣”。李贽在《罗近溪先生告文》中肯定罗汝芳简易、宽和、慈悲的态度和“以舌代铁”的作风，赞赏罗汝芳舍身为道与泛爱容人的精神，对于罗汝芳“自度”及“度人”式讲学的影响力充分肯定，极为钦佩地说：
  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人望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有柳士师之宽和，而不见其恭；有大雄氏之慈悲，而不闻其无当；同流合污，狂简斐然；良贾深藏，难识易见。居柔处下，非乡愿也。泛爱容众，真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难及；大而化，圣而神，夫谁则知。盖先生以是自度，亦以自度人。七十余年之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富贵无虚人。
  更重要的还是李贽在思想上明显地受到了罗汝芳的影响，他的“童心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汝芳思想的发展。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罗汝芳的影响，他认为罗汝芳也算得是阳明之后的英雄。李贽在《为黄安二上人三首》中说：
  王阳明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心隐之后为钱怀苏，为程后台。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河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①(①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页。)
  赵大洲即赵贞吉；邓豁渠即邓鹤，号太湖；何心隐，字桂乾，号夫山，原名梁汝元，颜山农弟子，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怀苏，字太行，名同文，曾拜何心隐为师；程后台，字二浦，名学颜，何心隐弟子。
  李贽曾作《童心说》②(②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焚书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页。)一一文，细说“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也正是这一篇文章，奠定了李贽“童心说”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在李贽的眼中，“童心”即“真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罗汝芳所说的未受过任何浸染的“赤子之心”。失去童心即非真人。李贽认为，凡天下最优美的文章，莫不是童心的表现，也就是罗汝芳所说的“赤子之心”的自然表现。文学写童心，其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伪情”。他的这一理论是罗汝芳“赤子之心”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延续和发展，“赤子之心”说是“童心说”的先导。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里说：“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经常标举的‘赤子之心’与李贽的‘童心说’实质相同，只是没有像后者那样深刻地加以阐述。”同时又说：“‘童心说’无疑有力地打击了前后七子的拟古流弊，开汤显祖至情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之先声。”③(③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5页。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了“性灵说”，此说的代表是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两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与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有直接关系的。袁宏道对罗汝芳也极为尊崇，他多次谈及罗汝芳。他在《李龙湖》中说：“平生推服盱江。”①(①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明崇祯刊本）卷二十三。)将罗汝芳与王阳明并论，在《答陶周望》中说：“阳明、近溪，真脉络也。”②(②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明崇祯刊本）卷二十五。)每每表示对罗汝芳的钦佩与认同，他在《德山麈谈》中说：“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与世俗人一样，非上根宿学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后，惟阳明、近溪庶几近之。”③(③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明崇祯刊本）卷一十三。)又在《为寒灰书册寄郧阳陈玄朗》中说：“至近代王文成、罗盱江辈出，始能抉古圣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击文、武铎，以号叫一时之聋聩。”④(④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明崇祯刊本）卷一十六。)袁宏道不仅推崇罗汝芳，还从他的思想中汲取养分，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粉饰蹈袭”。也就是说诗歌要表现人的真情实感，这种真情实感也就是罗汝芳所说的“赤子之心”的自然流露。赤子之心说、童心说、性灵说是一贯的，罗汝芳、李贽、袁宏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汝芳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王承丹在《阳明心学与复古文学迁变》对此也有较为概要的评说，他说：
  李贽、罗近溪、陶石篑（望龄）等是心学学派中的典型人物，李和陶同时也是反对文学复古的中坚，此时的阳明心学，已与革新文学交融在一起。具体而言，李贽是晚明新思潮的发动机，是革新作家的精神之父与理论导师，公安三袁等人则是他的传法弟子。罗近溪主要作为心学家的面目出现，但他开启了两学生焦竑和汤显祖，因此他之于晓明革新文学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①(①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95。)
  陶望龄是公安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对罗汝芳学说亦颇为喜爱。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编辑并刻印了《近溪子语要》上下两卷，且亲自作序，在《盱江罗近溪先生语要序》中充分表达了对罗汝芳的敬慕与对他学术的推崇。序曰：
  新建（王阳明）之道，传之者为龙溪、心斋。心斋之徒最显盛，而龙溪晚出，尤寿考，益阐其说，学者称为二王先生。心斋数传至近溪，近溪与龙溪一时并主讲席于江左右，学者又称二溪焉。友人有获侍二溪者，常言：“龙溪笔胜舌，近溪舌胜笔。”余生既晚而愚，未尝见二先生，独嗜其书耳。而嗜近溪语最甚，口诵手抄，汇成一帙，闲居鲜朋友时，一快读，则神朗气畅，手足掉舞，群从有过余庵中，或强与偕诵之，虽素不识性学者，皆释然心开，喜色浮面，上可揽掬，兹非其笔耶？而妙若是矣，又况其胜者哉！心斋父子盛时，升堂谭道，万众咸集，既退，虽皂隶臧获，人人意满，若怀宝而去者。至先生会讲时亦然，由今观之，真不妄也。震霆破睡，开左藏以贷贫，其过而不取，昧而不闻者，宜亦鲜矣，有之，岂藏与霆之过哉？吾友何显臣，志士也，嗜爱之有过于人，故刻而传之。
  同时，陶望龄还为罗汝芳诗集作《明德先生诗集叙》，文中高度评价了罗汝芳的诗，把他的诗与《诗经》相提并论，“律调兼具，直类诗人之诗，若异乎所谓别传者”。罗汝芳的思想在晚明时期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他的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产生了不朽之作《牡丹亭》等；也正是在他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文学理论上的“童心说”“性灵说”，影响着以师汤显祖为宗的临川派（玉茗堂派）、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的众多作家的文学创作，可以说影响了晚明朝一代文学，在明代文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贽对罗汝芳敬慕有加，而作为罗氏弟子的汤显祖与李贽也甚为契合。李贽长汤显祖二十三岁，汤显祖对他的敬慕就如同李贽对罗汝芳的敬慕。汤显祖对于李贽先是闻其名，后是读其书，才识其人，终是契其神。
  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在湖北麻城将自己的著述结集为《焚书》出版，《焚书》包括《书答》《杂述》《读史》及诗歌几个部分。著作多方面反映他的政治、哲学及社会思想，书中对儒家和程朱理学的大胆批判所表现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教条精神，启迪与鼓舞了当时及后来的进步学者，对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李贽也深知其见解为世所不容，故将著作名之为《焚书》。书一面世，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时汤显祖正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他得知李贽这部《焚书》，感到相见恨晚，迫不及待地想得到这本书细读。于是他向好友石昆玉求助，希望他想办法给他找到这本书。石昆玉，字汝重，一字楚阳，湖北黄梅人。历任户部主事、郎中，饶州、苏州、绍兴知府，山东副使、福建参政、大同巡抚。为官清正，以清廉、刚正著称天下，其任苏州太守时更是名满天下。此时石昆玉正在苏州知府任上。汤显祖给他写信，先是称赞石昆玉为人高洁，为官清廉，然后向他求书。他在《寄石楚阳苏州》中说：初，某公以吴宪拜中丞治吴，而明公亦以吴漕使守吴。南都人皆疑之，弟稍为不然。或二相亦欲得高品抚牧其乡耳。近从苏州来者，并云石公有羔裘豹饰之节，仁而且勇，非吴大家所宜。然犹谓石而无瑕，人急不得施其牙。未几有此。虽然，公之品乃今无疑者矣。幸益自坚。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
  汤显祖为什么向石昆玉求书？首先是因为汤显祖没有直接与李贽打过交道。石昆玉可能与李贽有交情，即便没有交情，石昆玉为黄梅人，黄梅县与麻城是同郡，而此书就是在麻城出版的，找书自然方便。还有一点就是石昆玉在当私塾先生时，汪可受在他私塾里启蒙。日后，汪可受师事李贽。基于上述原因找石昆玉很快就能找到书，这也反映汤显祖读书心切。
  汤显祖与李贽是否见面？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徐朔方先生认为他们相见过，但在文献中鲜见；而龚重谟先生持否定态度，他们不曾相见。徐朔方先生在《汤显祖评传》附录之《汤显祖年表》“万历二十七年”目下写道“李贽来访”，是年汤显祖已居临川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的徐朔方先生的《汤显祖年谱（修订本）》“万历二十七年”目下又未提及此事。在《汤显祖评传》第四章《南柯记》里写道：“万历二十六年八月，汤显祖的八岁小儿子西儿夭折，……李贽在万历二十七年到临川，他在为正觉寺写的《醒泉铭》中也提到对西儿的怀念。”但此文并不见于李贽文集，也不见于《临川县志》，只是在清道光三年《临川县志》卷十七《古迹》载词条：“醒泉在正觉寺，李卓吾铭泉名。”而龚重谟先生专文《汤显祖与李贽未曾在临川相会》在2008年《东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第二十七卷第二期发表，后收入其专著《汤显祖研究与辑佚》一书，则认为汤显祖与李贽并没有在临川正觉寺会面，正觉寺的《醒泉铭》也是假冒李贽之名的伪作，此“西儿”也未必就是汤显祖彼“西儿”。①(①龚重谟：《汤显祖研究与辑佚》，海南：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汤显祖在读到袁宏道《锦帆集》后写了一首诗《读锦帆集怀卓老》：
   世事玲珑说不周，慧心人远碧湘流。
   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
  六休即袁宏道，他曾师事李贽。汤显祖由此及彼，既赞美袁氏的创作成就，也为他有这么一位老师而高兴，由此引起了他对李贽的怀念。万历三十年，李贽自杀于狱中，汤显祖得知后悲痛不已，写了首《叹卓老》：
   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
   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
   诗中赞叹李贽的斗争精神及独立人格，且为之伤心，为之哀叹。同样，还有一首《噍五交，哀二禅，送客自嘲》诗：
   送客无端只自嘲，楚江烟雨寄衡茅。
   达公卓老寻常事，生死无交胜绝交。
  他给董其昌的信《寄董思白》里也说：“卓达二老，乃至难中解去。开之、长卿、石浦、子声，转眼而尽。董先生阅此，能不伤心。莽莽楚风滩当云间只眼。披裂唐突，亦何与于董先生哉。”开之、长卿、石浦、子声，分别即冯梦祯、屠隆、袁宗道、王一鸣。李贽、达观去世了，转眼他们又先后去世。汤显祖对于他们离世感到伤心。汤显祖还为李贽的《李氏全书》写序，在序里对李贽同样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李贽其书可以训世、经世、济世、骇世、应世、传世，其人是“救世李老”。同时，汤显祖认为民间很多假冒李贽著作出版，一定要坚决捍卫李氏著作的原始性、本真性，不容许增减一字，更不允许盗版出现。他说：
  著述家咄咄竞响不一，大家屈指李氏。李氏夙以书训世、经世、济世、骇世、应世、传世，世辄称为“秃和尚”，或又称为“秃菩萨”。菩萨普度众生，慈心救世，似犹近之，实不省李氏书旨。世假李氏书伙甚，真出其子者，雅推《藏书》《焚书》《说书》。……决不容他人强填只字，阿私我救世李老。起李老而问之，必曰：“传世可，济世可，经世可，应世可，训世可，即骇世亦无不可。”①(①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附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129页。)
  更重要的是李贽的思想对汤显祖的文学思想及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贽的“童心说”所要求的就是写童心，写真心，写生活，写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汤显祖也主张创作创新，写出“自然灵气”，不受约束，不受拘泥。其临川老乡，同是晚明文学家的丘兆麟（字毛伯，1572—1629），编辑了一本奇文集。汤显祖对这本名为《合奇》的集子，大加赞赏。他在《合奇序》里说：“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这些文章，颇具新意，“神矣化矣”，正合其对文学创作的主张。他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汤显祖的诗文创作也是如此。屠隆从汤显祖文之格、调、语、态四个方面评价汤显祖的《玉茗堂文集》，屠隆在《玉茗堂文集》的序中说：“其格有似凡而突奇，调有甚新而不诡，语有苍老不乏于姿，态有纤细而不伤其骨。”
  汤显祖的戏剧创作也如此，五个戏剧都围绕“情”与“梦”展开。且故事虽有出处，但在原故事上有创新，有突破，来源于旧故事，高于旧故事，新于旧故事。如他的《牡丹亭》，其故事远则来源于陶渊明的《搜神后记》和南朝刘敬叔《异苑》，他自己所说：“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宁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而研究者一般认为主要依据明代《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写成，但又高于话本，从杜丽娘的故事引出作者“情”与“理”的抗争，表达作者对生死之恋浪漫爱情的礼赞，深刻地批判了封建时代对人性的扼杀。戏剧语言上也是处于“浅深、浓淡、雅俗之间”，曲词“隽秀典雅”。这些都是其前人所没有或达不到的高度。再如《南柯记》取材于唐人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传奇，落魄子弟淳于棼酒醉后梦入槐安国（即蚂蚁国），被招为驸马，后任南柯太守，政绩卓著。公主死后，召还宫中，升为左丞相。他权倾一时，饮酒淫乐无度，被遣返回乡。醒来却是一场梦，深知一切皆空，于是出家为僧。正如他在《南柯记题词》里说：“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境有广狭，力有强劣而已。”戏剧对当时的官场作了尖锐的批判，但“情”再次被肯定，仍表现出汤显祖的反叛精神。
   二、罗汝芳、汤显祖与达观
  汤显祖在《李超无问剑集序》中记述了与李超无的一次对话，当学生李超无问到他何人可师可友时，汤显祖认为只有罗汝芳可师，达观可友。李超无听其言，去南城祭拜了罗汝芳。汤显祖在序文中说：
  一日，问余，何师何友，更阔天下几何人。余曰“无他。吾师明德夫子而友达观。其人皆已朽矣。达观以侠故，不可以竟行于世。天下悠悠，令人转思明德耳。”遂去之盱，拜明德夫子像。而复过我。
   罗汝芳长达观二十八岁，相当于父辈；达观长汤显祖七岁，相当于兄长。那么罗汝芳与达观、汤显祖与达观之间关系如何呢？
   达观（1543—1603），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晚号紫柏，吴江（今苏州）人。俗姓沈，法名达观，中年后改名为真可，号紫柏老人，后世尊称他为紫柏尊者。达观少时，性格刚烈，貌伟不群，慷慨侠义。十七岁时离家远游。一天，至苏州阊门，忽遇大雨，恰巧虎丘的明觉禅师遇到他，见其有佛缘，于是送伞给他，并邀请他同归虎丘云岩寺，共进晚餐。那天晚上，达观听见寺僧唱诵八十八佛名，心里十分高兴，于是把身上所带的十余两银子送给明觉禅师，并请求出家。明觉禅师答应了。
  出家之后，一次在嘉兴东塔寺，碰到一位僧人在抄写《华严经》，心生恭敬，便跪在一旁观看，叹道：“吾辈能此，足矣！”于是，他便来到武塘景德寺，闭关三年。出关后，又回到云岩寺，且辞别明觉禅师，决志策杖游方，即遍历禅席，居无定所。他曾经在庐山，深究法相精义，后又朝圣五台山，不久再游京师，参礼燕京大千佛寺真圆遍融禅师。
  达观主张儒、道、佛一致，不执守佛教的一宗一派，融和佛教的五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提出“不杀曰仁，不盗曰义，不淫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并写有五首偈颂，对应佛、儒二家五种人伦道德。德清大师曾称赞紫柏：“予以师之见地，足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之风。”
  万历初，达观至北京法通寺，亲侍华严宗匠遍融和尚，又从禅门耆宿啸岩、暹理等禅师参学。两年后，至嵩山少林寺参谒大千常润法师。不久，又至浙江嘉兴。
  达观曾经感慨道：“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务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憨山即憨山德清（1546—1623），谥号弘觉禅师，临济宗门下。禅宗祖庭曹溪，经过憨山德清锐意经营，由荒废恢复旧观，因此被称为曹溪中兴祖师。“矿务不止”指的是晚明反矿税监斗争，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万历皇帝即派出许多宦官充当矿监、税监，到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大肆掠取民间金银。他们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毁坏民房，横征暴敛。因而许多城市居民开展了反矿税监的斗争。《传灯》指的是《传灯录》，这是记载禅宗历代传法机缘之著作。传灯意谓以法传人，如灯火相传，辗转不绝。此“三负”是达观三大心愿，也是为之奋斗的目标。后被宦官知道，他们欲置其于死地。万历三十一年（1603），他们借“妖书”事件，诬陷达观，将其捕入狱，几经拷问，达观始终不屈。后来虽查无实据，但当权者仍不放过他，将他定为死罪。蒙冤入狱，被东厂拷打，伤重圆寂。现存的著作有《紫柏尊者全集》传世。
  罗汝芳与达观虽不见有往来记载，但他们也算神交。达观敬重罗汝芳，他对罗汝芳故里南城有很好的感觉，他曾写了一首《偶成》①(①孔宏点校：《紫柏老人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引达观诗文均见此书。)诗，诗云：
   建昌山水胜临川，纵使王维画不全。
   风大观成君试看，直将吹放小西天。
  他认为南城的美赛过汤显祖故里临川，如是唐代王维再世也难以用画表达出来。他也曾在南城住宿，并留下了《夜宿盱江太平桥南》诗，诗云：
   昨夜太平桥北宿，今宵太平桥南眠。桥南桥北只一水，一水何曾有两船。
   若得诘朝天气好，从姑山上访神仙。
   神仙初亦是凡女，欲海情枯断爱缠。
   一断爱缠蛇为龙，飞行自在独超然。
  太平桥在南城县城东门外，跨盱江之上，连接江之东西，是江西入闽的一条重要通道，沿江两岸的景色也很优美。“神仙”指的是麻姑仙女。这首禅诗有如禅家偈语，值得玩味。
  万历二十六年（1598）农历十二月十九日，达观自庐山到达临川。他来临川不仅是因为汤显祖在临川家中，还有就是因为临川知县吴用先的邀请。吴用先，字体中，浙江桐城人。万历二十年（1592）任临川知县，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对于达观来临川，汤显祖并不知情，临川之行后，达观回到庐山，给汤显祖写了一封信《与汤义仍》，信中说：“今临川之遇，大出意外。何殊云水相逢，两皆无心，清旷自足。”次年正月，汤显祖、达观大师、临川知县吴用先三人，不畏寒风，沿抚河逆流而上，至南城县的从姑山拜祭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他们沿抚河行走，先是在抚河边的疏山登岸，凭吊疏山禅寺的白云禅师（白云圆照禅师）。疏山禅寺，始建于唐中和元年（881），坐落在金溪县浒湾的抚河边上，一面靠山，三面环水。开山祖师匡仁（845—935），又名白云圆照禅师。他走遍大江南北，博采众长，弘扬慧能学说，得到当时和后世的景仰。大凡僧中之真者，造诣之绝伦者，皆设法到疏山寺谒拜白云圆照禅师。
  然后又乘船继续前行，在金溪石门又上岸，进石门寺，凭吊圆明禅师。他们清早入寺，但寺有名无实，只有废墟，“草莱荆棘，狐蛇渊薮。四顾不堪，故不遑抛瓣香，熏圆明而行”。而圆明是黄庭坚、苏东坡最敬仰的人，“今石门狼狈至此，使东坡、山谷有灵，亦其不堪者也”。
  此后，继续逆水向南城行进。抚河上游称盱江，入南城县境即为盱江。达观乘船到了南城县城，在盱江上南望就可看到从姑山。达观诗兴袭来，他写下了《盱江舟中望从姑山》诗三首。诗云：
   学得长生固是奇，身存影逐有谁知。
   何如只学无生好，我既无生死自离。
   曾为紫柏巢中彀，和好音声总不如。
   今日一编重举似，血痕沾洒透珊瑚。
   满腹春工着处栽，含毫聊当一枝开。
   是谁管领无弦曲，双径迢迢庾岭梅。
  在从姑山西边山脚下即是盱江，他们停船登岸上山。那天晚上，他们就在山上过夜。达观写了长达四百字的长诗《游飞鳌峰悼罗近溪先生》悼念罗汝芳。其诗云：
   云峰如花公如春，春归花自少精神。
   高山流水初不异，风月无边欠主人。
   主人一去不复返，笑予何事来游晚。
   梅花落尽浪花浮，片帆风饱来迹远。
   舟停山脚望山头，桥横半空跨绝贼。
   见说罗公桥上行，仰看青天桥上偃。
   身心已视等虚空，虚空岂复有增损。
   翻身桥上东复西，下方人见惊不稳。
   罗公浩歌行云停，声满乾坤谁复隐。
   歌声全落麻姑泉，泉化为酒解愁本。愁本莫过利与名，利名又以身为键。
   身忘患忘神始全，神全风尘即阆苑。
   何必云深觅从姑，却被麻姑笑凡混。
   罗公心曲歌中剖，摩利支天司北斗。
   一身多臂手纵横，各执法物心岂有。
   有心两手劳不胜，无心千手妙自偶。
   罗公此妙孰能传，能传问君有受否。
   有受心外则有法，根尘亢然神复走。
   身心翻作是非巢，利名鸟雀争好丑。
   鹪鹩一枝身以安，肯学乌鸦开恶口。
   恶口不开善口开，开言终与理不乖。
   横说竖说万窍号，天风宁出有心哉。
   无心根尘何彼此，如去如来莫乱猜。
   罗公此意得无得，暗将无得化春雷。
   春雷出地群蛰醒，醒后三家梦自回。
   君不见，儒释老，三家儿孙横烦恼。
   罗公一笑如春风，无明桩子都吹倒。
   盱江三月放桃花，两岸红颜知多少。
   莫道罗公去不归，云峰古路无人扫。
  诗以一位佛家的视角看罗汝芳，肯定了罗汝芳对儒释的圆融，也表达对罗汝芳的仰慕。汤显祖也对这次前往从姑山拜祭老师写了两首诗，记录了他们访疏山、拜石门、祭先师的一路行程，诗即《己亥春送达公访白云石门，过盱吊明德夫子二首》。
  如果说，达观与罗汝芳是神交，那么汤显祖与达观则是由神交到至交。达观期盼汤显祖入佛门，且给他取好了“寸虚”等法号。对于他们间的交往，达观曾在给汤显祖的一封信里做了回顾，共有五“遇”。他说：
  野人追踪往游西山云峰寺，得寸虚于壁上，此初遇也。至石头，晤于南皋斋中，此二遇也。辱寸虚冒风雨而枉顾栖霞，此三遇也。及寸虚上疏后，客瘴海，野人每有徐闻（时寸虚方谪徐闻尉）之心，然有心而未遂。至买舟绝钱塘、道龙游，访寸虚于遂昌。遂昌唐山寺，冠世绝境。泉洁峰头，月印波心，红鱼误认为饵，虚白吐吞，吐吞既久，化而为丹，众鱼得以龙焉。故曰：龙乃鱼中之仙。唐山，禅月旧宅，微寸虚方便接引，则达道人此生几不知有唐山矣！然此四遇也。今临川之遇，大出意外。何殊云水相逢，两皆无心，清旷自足。此五遇也。
  汤显祖与达观第一次相遇于南昌西山的云峰寺，但这只是一次神交，两人并没有见面。达观在其《馆壁君记》一文中记其事。隆庆四年（1570），二十一岁的汤显祖中江西乡试第八名举人，很被人看好。据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里说：“庚午举于乡，年犹弱冠耳。见者兴复啧啧曰：‘此儿汗血，可致千里，非仅仅蹀躞康庄也者。”’这次主持江西乡试的是浙江余姚人张岳。为答谢主考官张岳，他赴南昌西山云峰寺之会。晚上，汤显祖路过莲池坠簪而题诗于壁，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台僧乐愚来临川向汤显祖乞文，汤显祖因病未作文，于是将《莲池坠簪题壁二首》给了乐愚，并在诗前题了小序，将其经过写下。序曰：
  予庚午秋举，赴谢总裁参知余姚张公岳。晚过池上，照影搔首，坠一莲簪，题壁而去。庚寅达观禅师过予于南比部邹南皋郎舍中，曰：“吾望子久矣。”因诵前诗，三十年事也。师为作《馆壁君记》，甚奇。诗云：
   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
   虽为头上物，终是水云心。
   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
   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
  万历十八年（1590），在南京邹元标家里汤显祖与达观见面了。达观还能背诵汤显祖当年的诗，汤显祖很是惊讶。这是他们真正的第一次见面。汤诗中表达自己淡泊金钱名利之意，达观对此很欣赏，后未见其出仕，则以为有出家之心，达观也产生度他出家的念头，由此记下了这首诗。达观的《题君壁记》是记录在《法语》中的一段文字：
  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贵震天下。即题诗于馆壁间曰：“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噫，大悲菩萨手眼何多，果乃一些瞒他不得。良有以夫！
  这里达观以王安石与魏泰的故事自况。相传北宋王安石初拜相时，贺客盈门，他都不接见，只同魏泰在西廊小坐。并于壁问题了“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奇此生”诗句。十余年后，王、魏二人同游金陵法云寺，魏泰旧事重提。王安石与汤显祖同里，应是汤显祖的乡里先贤，而魏泰虽是湖北襄阳人，但其姐魏玩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曾布的妻子。达观提及此二人，因汤显祖研究宋史，撰写过《宋史》，又因地缘关系对二人应有亲近之感，希望能由此打动汤显祖入佛门之心。达观诵诗也是希望汤显祖能皈依佛门。达观认为自己与汤显祖有佛缘，汤显祖也具备入佛的潜质，自信十年内定能将他度入佛门。将他的法号“寸虚”升为“广虚”，后来还可由“广虚”升为“觉虚”。他在给汤显祖的信《与汤义仍》中很自信地写道：
  呜呼！野人与寸虚必大有宿因，故野人不能以最上等人望寸虚，谓之瞒心。沩山曰：“但不瞒心，心自灵圣。”且寸虚赋性精奇，必自宿植。若非宿植，则世缘必浓。世缘一浓，灵根必昧。年来世缘，逆多顺少。此造物不忍精奇之物，沉霾欲海，暗相接引，必欲接引寸虚了此大事。野人二遇于石头时，曾与寸虚约曰：“十年后，定当打破寸虚馆也。”《楞严》曰：“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即此观之，有形最大者，天地，无形最大者，虚空。天地生于空中，如片云点太清。虚空生于大觉中，如一沤生大海。往以寸虚号足下者，盖众人以六尺为身，方寸为心。方寸为心，则心之狭小可知矣。然众人不能虚，重以日夜而实之为贵。寸虚稍能虚之，且畏实而常不自安，近野人望寸虚以四大观身，则六尺可遗；以前尘缘影观心，则寸虚可遗，六尺与寸虚既皆遗之，则太虚，即寸虚之身与心也。至此以明为相，以勇为将，破釜而焚其舟，示将相于必死，拼命与五阴魔血战一场，忽然报捷。此野人深有望于寸虚者也。愿寸虚不以野人道浅学少，略其元黄，而取其神骏。神骏者，即野人望寸虚之痴心也。又野人今将升寸虚为广虚，升广虚为觉虚。愿广虚不当自降。……如是则不惟野人不负五遇之缘，亦广虚不负五遇之缘也。
  从此观之，也真可见达观对汤显祖入佛门是一片痴心，千方百计地想度他入佛，但终得不到汤显祖人佛门的许诺。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却一日密似一日，达观对于汤显祖的生活与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汤显祖在《答邹宾川》中说：“弟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师，壮得于可上人。”
   次年，汤显祖还有多首诗记录与达观交游的情况，见证了他们交往逾来逾密。如《报恩寺迎佛牙夜礼塔，同陆五台司寇达公作》：
   驾御园开宝色空，水晶灯火映余红。
   焉知爪发青铜色，依旧长干木寺中。
   诗写他与达观、陆五台（名光祖，时任刑部尚书）同礼报恩寺佛牙塔。又如《高座陪达公》：
   一切雨花地，重游支道林。
   云霞法尘影，山水妙朋心。
   境以庄严寂，春当随喜深。
   金轮忽飞指，江上月华临。
  诗中高座指南京雨花台高座寺，汤显祖陪达观游高座寺。支道林，晋代高僧，此代指佛寺。汤显祖后还在《书瓢笠卷示沙弥修问三怀》表达对达观在南京游的怀念。诗云：
   忽忽十年外，尘集老身器。
   恨未发心猛，何得究竟智？
   逢僧劣供餐，见佛长悲泪。
   念与紫柏师，独受雨花记。
  诗中有对达观的怀念，更明确地说于雨花台高座寺受记于紫柏。记录他们交游的诗还如《江东神祠夜听达公赞呗》《达公过奉常，时予病滞下几绝，七日复苏，成韵二首》《苦疟问达公》《苦滞下七日达公来》等。同年，汤显祖还有数首诗写到达观。如《代书寄可上人》有句：“芦门江上西风入，画里行人高戴笠。幽栖胜处一窥临，高座荧荧雨花湿。”又如《送乳林斋经入东海见大慈国，寄达师峨嵋》有句：“音光寂寂雨花暮，独宿风吹明月幢。”再如《高座寺怀可上人》有句：“峨嵋开远照，庐岳会深衷。白月东林里，何人笑达公。”在南京他们还有一次会面，达观暂住栖霞寺，汤显祖去看望他。达观在《湖州府弁山圆证寺募四万八千弥陀缘起》说：“余万历庚寅岁，结夏于留都摄山栖霞寺，以七月旬有二日。”依此看，即在邹元标家会面后不久。佛教僧尼自农历四月十五日起静居寺院九十日，不出门行动，谓之“结夏”。又由上述诗意可知，结夏之后，达观去了峨嵋山。
  万历二十三年（1595），达观访汤显祖于遂昌县，此时汤显祖任浙江遂昌县令。此行的目的，一是看望汤显祖，二是劝他出家。遂昌为浙江山区小县，达观的《留题汤临川谣》①(①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第238页。)即言：
   汤遂昌，汤遂昌，不住平川住山乡。
   赚我千岩万壑来，几回热汗沾衣裳。
  对于达观的到来，汤显祖有精心安排，汤显祖陪他游览一些名胜古迹，如唐山寺。唐山寺在遂昌县城北，唐代禅月大师贯休曾在此结庵十四年。达观礼拜禅月大师，观这里的洁泉、红鱼，并写下《唐山寺礼禅月大师》：
   天台深处觅高人，几度登临无一身。却上唐山寺里看，池清影现妙通神。
   浙江静夜月中峰，总是吾师管子龙。
   画出如来无量相，人间无处不遗踪。
  达观没能说服汤显祖出家，有些失望。几天之后，达观离开了遂昌。过赤津岭（即新岭隘）时，写下了《还度赤津岭怀汤义仍》①(①同上。清光绪二十二年《遂昌县志·城池》（卷一），“踏入”作“步入”。)：
   踏入千峰去复来，唐山古道足苍苔。
   红鱼早晚迟龙藏，须信汤休愿不灰。
  赤津岭在遂昌县北六十里处，“山势峻绝，两山如门”。达观诗句回顾了游览唐山古寺、礼拜禅月大师的经过，同时，他希冀汤显祖和贯休一样能入佛门。汤显祖读到他的诗后，回诗一首，表达不想出家的意愿。诗云：
   归去侵云生赤津，瘦藤高笠隐精神。
   只知题处天香满，紫柏先生可道人。
   前身那拟是汤休，紫月唐山得再游。
   半偈雨花飞不去，却疑日暮碧云留。②(②清光绪二十二年《遂昌县志·城池》（卷一）。)
  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汤显祖抵京城，上计后即告吏部，弃官回临川。他在《戊戌上巳扬州钞关别平昌吏民》诗中说：宝贵年华逝不还，吏民何用泣江关。
   清朝拂绶看行李，稚子牵舟云水间。
   当遂昌官民挽留时，他还是决计回乡。此已当是阳春三月，他在《再觐回宿龙潭驿》里即说：
   谁向归舟唱一声，玉兰花尽牡丹荣。
   似怜游子春三月，才换江南第一程。
  后一路南下，直至家中。这一年的十二月，达观来到临川。达观在《礼石门圆明禅师文》中说：“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予自庐山归宗寺，挈开先寿公与吴门朗驱乌来临川。于二十九日黄昏。舟次筠溪石门寺西南隅。”他到临川，先是去见了汤显祖，这让汤显祖感到意外。汤显祖高兴地写下了《达公忽至》诗：
   偶然舟楫到渔滩，惭愧吾生涕泪澜。
   世外欲无行地易，人间惟有遇天难。
   初知供叶随心喜，得似拈花一笑看。
   珍重别情长忆否，随时香饭劝加餐。
  这一年对于汤显祖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更让他难受的是他八岁西儿早殇，白发人送黑发人，悲伤得很。达观到来对他的这一心情多少有些抚慰。在随后的多首诗记录他与达观在临川、南城一带的活动情况。
  春节一过，汤显祖与临川知县吴用先陪同达观沿抚河逆水行舟，沿途访疏山寺，再南行，至石门寺，礼拜石门圆明禅师，之后继续水路南行至南城，上从姑山祭拜罗汝芳。之后，他们从南城又回临川，途中又去从姑与石门间的西山。汤显祖有《达公过盱便云东返，寄问贺知忍》诗，其中云：“扁舟茶供不曾温，便去西山礼石门。”又有《达公来自从姑过西山》诗，诗云：
   厌逢人世懒生天，直为新参紫柏禅。
   险句天桥余醉墨，春茶云雾足醒泉。
   看相有住微成恨，话到无生已绝怜。
   但得似师缘兴好，烟花游戏往来边。
  由此诗可知，汤显祖深受达观影响，已动了人佛门的念头。这一点从随后的《梦觉篇（有序）》就可看得更清楚了。在正月的元宵节日，达观告别了吴知县，汤显祖送他至南昌。道别后，汤显祖回临川，一日晚上梦见达公以“海若士”字相送。“若士”，仙人之意，意来自于《淮南子》之《道应训》中的“卢敖漫游北海”的故事。汤显祖在诗序中详记其事：
  予归，春中望夕寝于内，后夜梦床头一女奴，明媚甚。戏取画梅裙着之。忽报达公书从九江来，开视则剞成小册也。大意本原色触之事，不甚记。记其末有“大觉”二字，又亲书“海若士”三字，起而敬志之。公旧呼予寸虚，此度呼予广虚也。……达公虽心通，何得便飞耳！感此重恩念，泪如花坠蕊。中观诚浅悟，大觉有深旨。瓶破乌须飞，薪穷火将徙。骷髅半百岁，犹自不知死。顶礼双足尊，回旋寸虚子。
  还有一些思念达观的诗，也隐约有此意。如《思达观》《奉和吴体中明府怀达公》等。万历二十八年（1600），达观再次来到临川，并告诉汤显祖，他要上京城救因拒征矿税被捕的南康知府吴宝秀。汤显祖写下了《达公来别云欲上都二首》：
   艇子湖头破衲衣，秣陵秋影片云飞。
   庭前旧种芭蕉树，雪里埋心待汝归。
   梦破长安古寺钟，偶经花雨旧林空。
   寻常一饭堪随施，何必天言是可中。
  汤显祖在诗中回忆了他们的交往，也表达了对达观上京的祸福忧虑，又写下了《得冯具区祭酒示紫柏》诗，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达观要离开临川，汤显祖一路相送，同船至谢家埠，再陆行至南昌。汤显祖诗《谢埠同紫柏至沙城，不肯乘驴，口号》：
   弥天风雨暮樟台，大笠长藤去不回。
   不是泥中瞻自足，尽教人笑赤驴来。
   沙城、樟台都是南昌域内地，代指南昌。告别之时又写下了例达公》：
   说到无生生便降，偶随船影出章江。
   西山雨气朝来卷，不是珠帘是法幢。
  作别达观之后，汤显祖即回临川。此行汤显祖还作有多首诗，如《章门客有问汤老送达公悲涕者》《归舟重得达公船》《江中见月怀达公》《离达老苦》等。其中《离达老苦》云：水月光中出化城，空风云里念聪明。
   不应悲涕长如许，此事从知觉有情。
  诗题且着一“苦”字，表达了他对达观的款款深情，也有对达观执意要去京城，劝阻无效之后的无奈与安危的担忧。因为此行，达观是要去救南康知府吴宝秀。吴宝秀因不执行朝廷矿税令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月被捕。憨山《达观大师塔铭》记其事：“予度岭之五年（万历二十八年——引者注）庚子，上以三殿工下矿税令。中使者驻湖口，南康守吴宝秀不奉令，劾奏被逮。其夫人哀愤缳死。师时在匡山，闻之曰：时事至此，倘阉人杀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道何。遂杖策越都门。”汤显祖感到达观上京无法营救出吴知府，自己还可能会因之遭受牢狱之灾。他在《滕赵仲一生祠记序》中说：“后一年，而紫柏先生来视予，曰：且之长安。予止之曰：公之精神才力体貌，固不可以之长安矣。先生解予意，笑曰：我当断发时，已如断头。第求有威智人，可与言天下事者。”达观决意赴京，自感也是凶多吉少，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汤显祖拿他也没有办法。
  达观赴京后，汤显祖对他的担心越来越重。这从汤显祖后来的一些诗中可以体味到。他急切地向曾如春打探达观在京城的情况。曾如春亦是汤显祖的同乡好友，曾如春长于汤显祖十五岁，此时正任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如《奉怀开府曾公河南四十韵并怀达公》《怀达公中岳因问曾中丞》《寄曾开府并问达公》等。后诗云：
   玉人金鼎映成周，紫柏先生在伏牛。
   到得虎溪三笑处，不妨开口唤裴休。
  除向曾如春打听情况，还向李垣峤打探。李垣峤，河南卢氏人，为汤显祖同年进士。汤显祖给他寄去《奉寄李垣峤卢氏并问达师二十韵》诗，诗中说：
   如闻紫柏师，亦觌青云士。
   威光常半笠，梵唱即盈纸。
  在汤显祖看来，达观所在寻找的“可与言天下事者”，只有赵仲一。赵仲一，名邦清。赵邦清出任滕县令前，滕县赋税差徭繁重，百业凋敝，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到任后，赵邦清抑制兼并，均平赋税，赈济灾民，发展农业，稳定社会。任职五年，滕县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河洛之间，葱然一善国也”。滕县人建生祠纪念他。有民谣说：“赵邦清，赵邦清，为官一任一邦清，清正清廉清滕县，百姓为他塑清身。”后调吏部任职，由于他的清廉为人所不容，而构陷于他。万历三十年（1602），赵邦清被贬官三级。赵邦清也是汤显祖所赏识的官员。于是他回答达观说：“若此必赵君可。”但听到赵仲一被贬调离，感到达观必然会死到临头。他在《滕赵仲一生祠记序》里说：“久之，则闻朝士大哗，而赵君去；又久之几起大狱，而紫柏先生死矣！”于是，汤显祖在万历三十年（1602）写下《奉寄赵仲一真宁并问达师》诗，有云：
   同心消语嘿，为道割欣憎。
   林泉风正落，河岳雨初升。
   念往侧西笑，怀来中夜兴。
   但得存江海，无劳问斗升。
  达观曾说过有“三大负”，而这三大负竟成了他的谶语，为之而殁命。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二月十七日，达观死于狱中。消息传到汤显祖这儿，已是次年。闻之，汤显祖伤心至极。他写下了《西哭三首》，悼念达观。诗云：
   一自去长安，无心拍马鞍。
   只应师在处，时复向西看。
   大笠覆无影，枯藤杖不萌。
   定知非狱苦，何得向天生。
   三年江上别，病余秋气凄。
   万物随黄落，伤心紫柏西。
   又作《念可公》：
   王法无心足自知，大臣断事可能迟。
   无边佛血消详出，大好人天打缚时。
   此后，汤显祖还写了一些怀念的诗作，如《东莞钟宗望帅家二从正觉寺晚眺，读达师龛岩童子铭三绝，各用韵掩泪和之，不能成声》：
   天花拂水向城隅，八岁西儿爪发殊。
   解道往生成佛子，偶然为父泣遗珠。
   达公金骨也尘沙，万古彭殇此一家。
   恰是钟情浑忘却，十年红泪映袈裟。
   无情师印有情文，水点军持滴路坟。
  止是金环何用觅，月明吹笛迳山云。。这首诗写的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汤显祖与友人在临川正觉寺读到达观《龛岩童子铭》，读文思人，怀念之情仍无法抑止，以至于泣不成声。此时达观已逝五年，因而写此诗。汤显祖到了达观曾经到过的地方，总会引起他的思念，如他到金溪疏山寺，即想起了达观，写下了《水月疏山寻达公游处并问吴选部四首》，其中前两首云：
   不听石门流水禅，疏山空老白云天。
   达公到日诗留壁，可得袈裟覆紫烟？
   欲礼名山作草堂，达公曾此费商量。
   惠休灵彻争来往，惭愧三生恰姓汤。
  汤显祖与达观交谊深，也深受达观思想影响。人们一般认为，汤显祖与达观有“情”“理”之辩，汤显祖主“情”，认为“情”可以使人死，亦可使死而复生。而达观主“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可以拒“情”而遁入空门。而汤显祖更圆融，他一方面高扬“情”之大旗，又能“为情转易”，向往达观出世，与达观禅师相交甚厚，甚至晚年欲与友人汤嘉宾等人共赴庐山栖贤寺结莲社。他在为吴彬所画《莲社求友图卷》作跋文《续栖贤莲社求友文》表达此意愿。他在跋文中说：
  岁之在我甲寅者再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情转易，信于痎疟。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非类。吾行于世，其于情也不为不多矣，其于想也则不可谓少矣。随顺而入，将何及乎？应须绝想人间，澄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他也曾与达观探讨“情”的问题，认为“情”与“理”是不能一刀两断的。在《寄达观》里说：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达观而有痴之疑，疟鬼之困，况在区区，大细都无别趣。时念达师不止，梦中一见师，突兀笠杖而来。忽忽某子至，知在云阳。东西南北，何必师在云阳也？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耳。
  如果说汤显祖的《牡丹亭》是“至情”之作，那么在一定程度可说，他的《南柯记》则是“出世”之作。汤显祖在《南柯梦记题词》里说：“谓蚁不当上天耶，经云，天中有两足多足等虫。世传活万蚁可得及第，何得度多蚁生天而不作佛。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境有广狭，力有强劣而已。”袁宏道《邯郸梦记总评》亦点评说：“一切世事俱属梦境，此与《南柯》可谓发泄殆尽矣。然仙道尚落梦影，毕竟如何方得大觉也？我不好言，当稽首问之如来。”《南柯记》完成千万历二十八年（1600）夏，此年三月，达观欲为止矿税而进京，汤显祖送别达观。此剧打上了达观的深深烙印，如他在该剧的第二十四出《风谣》里，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社会就是：“征徭薄，米谷多。官民亲风景和。”“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伦人四科。”“多风化，无暴苛，俺婚姻以时歌《伐柯》。”“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此处明确地提出要“无暴苛”“平税课”。这是汤显祖理想中的社会，也是达观理想中的社会。南柯记·贰馆南柯记·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