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罗汝芳出生地建昌府南城县地处江南丘陵，土肥水丰，特产丰富，为江南鱼米之乡。此地历史悠久，为江南名邑、皇家封藩之地，受阳明之学浸渐之域。其家族罗氏，晚唐迁居于此，属江南望族，崇尚读书习文，胸怀天下，名人辈出，罗汝芳为其中之一。
一、名邑与望族
南城县为江西名邑，位于江西省的东部，历史悠久。建县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时刘邦大将灌婴在南昌设置豫章郡，为起拱卫之用，就在南城这块土地上筑城建县，因县在豫章郡城之南，故名南城。汉代全国分十三郡，豫章（今南昌）为一郡，又分豫章为十八县，南城为其中之一。到了五代十国时，也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在南唐开宝二年（969）升南城县为建武军，军治设在南城县。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改建武军为建昌军，军治仍设在南城县。取名建昌，是因为北连南昌，南接福建，又取建树、昌善之意。建昌军辖南城、南丰、广昌、新城（今江西省黎川县泗县，元代改军称路，明朝将元代的路改称为府，万历六年（1578）又从南城县的东北境划出十八个都设立泸溪县，仍属建昌府所辖区，也就是今天的资溪县。由此建昌府辖增至五县。
南城地理位置优越，境内有盱江流过，古时也称建昌江。白居易有《建昌江》诗：建昌江水县门前，立马教人唤渡船。
忽似往年归蔡渡，草风沙雨渭河边。
盱江两岸为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南城县城即在这一平原上，县西不远处便是秀出东南的麻姑山，此山洞天福地兼有，既是宗教之山，也是避暑胜地。白居易《经麻姑山》诗云：
籍庭云色卷青山，昔有真人种得仙。
金骨已随鸾驭去，古坛犹在石岩边。
鸟啼花笑空朝日，树老松高积岁年。
愿学麻姑长不老，擗麟开宴话桑田。
与麻姑山隔江相望的是从姑山。从姑山在郡城之南，西有麻源水自西而来，水上有桥称麻桥，再向西则是麻姑山与麻源三谷。明代杰出的旅行家徐霞客游麻姑山，发出了“麻姑以水胜”之感叹。在从姑山上，他“北瞰郡城，琉璃映日，西瞻麻桥，翡翠插天”。郡城在从姑山的北面，麻桥在从姑山西面，麻源水从桥下流过。在县城，他过东门太平桥，即从桥端北下，饱览盱江沿岸秀色，见盱江两岸“丝竹夹道，乔松拂云，江流雉堞右映，深树密箐左护”。太平桥在县城东门外，横跨盱江，连接东西两岸交通。始建于宋嘉祐五年（1060），原名万寿桥，嘉定十三年（1220）桥毁，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重建，改名为太平桥，台阁重臣程钜夫撰《建昌路重建太平桥记》。明万历八年（1580）桥毁，随即重建。“事闻益藩潢南殿下，捐金首倡”，在益王潢南道人的带领下，百姓捐资重修，次年建成之后，罗汝芳撰《太平桥记》，以记这次重建之事。
在明代，南城还是封藩之地。明代江西境内封有三大藩王，即南昌地区以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为首的宁藩王系，鄱阳地区以明仁宗朱高炽第七子淮靖王朱瞻墺为首的淮藩王系，南城以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益端王朱祐槟为首的益藩王系。
南城曾两次封藩，宣德四年（1429），明仁宗第六子朱瞻堈封荆宪王，就藩建昌，英宗正统十年（1445），荆王迁往了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益端王朱祐槟就藩建昌，益藩在南城一共经历了七代共八王，直至明代灭亡，历时长达一百四十九年之久。明代在江西封的三大藩王中益王的势力最大，延续时间最长。
在明代，南城经济较为发达，有独具特色的建昌帮药业。建昌帮药业源于晋、唐，兴于宋、元，发展成帮于明代。有“药不过樟树不齐，药不过建吕不灵”之说。药材远销我国东南地区，是我国东南药材集散交易地。还有名列明代七大名酒之一的麻姑酒。麻姑酒得名于麻姑山上的麻姑仙女传说，“山以仙名，物以人显”。麻姑酒的酿造与销售在明代都达到了高峰期，明代文学家李梦阳《观麻姑锦溪酒楼》所描写的就是麻姑酒，诗云：
何泉下山城下流，溪上十家九酒楼。
老夫纵醒欲何往，此物名高十二州。
小说《金瓶梅》里也六次提及待客用麻姑酒的事。这些都说明当时南城的经济相当繁荣，其物产也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明代南城的文化事业也发展到了又一个高峰。麻姑山、从姑山，兴建、修缮了一批书院、学馆，一时建昌城内“比屋弦诵，与邹鲁同风”。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如成化年间状元张升以及著名学者程南云、左赞、夏良胜、罗圮、郑之文等等，这些都是明代南城的重要文化名人。
在明代，南城也与阳明学结缘。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泰州学派的著名人物王栋，出任南城县训导。王栋，字隆吉，号一庵，王艮之族弟，与王艮、王襞被称为“淮南王氏三贤”或“淮南三王”，泰州人。他在南城履职之余，多从事讲学活动，传播阳明之学。其诗见一斑。《太平乡集布衣为会有作》诗所描写的就是在太平乡集众讲学的事。诗云：
圣学之传传此心，此心无古亦无今。
何人不有虚灵在，觉者都无物欲侵。
一乐自能忘俗虑，百年端用盍簪缨。
太平此会真奇会，应有闻风共赏音。
又如《月夜泛盱江弹琴舟中》诗，虽写自己乘着月色夜游盱江的闲情逸致，可心中还是不忘与诸友聚会讲学之事，诗云：
水满江干月满天，短篷轻下思怡然。
光涵一色明如昼，云敛千峰静似禅。
得意解琴惭独乐，怀人欹枕竟忘眠。
明朝好订姑山约，共了鹅湖未了缘。
嘉靖四十五年（1566），王栋又出任南丰县教谕。南丰县在南城县之南，两县县城不隔百里，同属建昌府。在王栋《年谱纪略》里有记：“迁江西南丰教谕，丰与南城接壤，丰士庆天缘，而先生亦深庆会合不偶，于是复联旧同志为会，四方信从益众。”他在南丰县“创水东大会，建义仓，著《会学十规》，大发诚意之旨”。王栋在南丰开展讲会①(①讲会，即宋明思想家们学术论辩的集会，是当时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始于南宋吕祖谦主持的朱熹、陆九渊进行论辩的“鹅湖之会”。在明代，学术界很盛行讲会，讲会的内容多为思想哲学义理之辩；讲会规模不一，大则可达千余人，小则几人；时间长短不一，长则一二月余，短则一二天；地点不限，可以在书院、讲堂，也可在古刹寺庙。清朝中叶以后讲会制度逐渐消失。)日寸，还把南城的那些曾经参与讲会或热心听众请去南丰听讲。隆庆五年（1571），他离任，万历九年（1581）正月二十六日，王栋逝世，南城有士人前往泰州吊唁。《年谱纪略》里说：“江西南城吴屋等来谒，已长逝矣，吊泣之，心丧，居庐三月而归。”①(①《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罗汝芳就是在这么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地方长大的，受到这一方水土的滋养，也受到这一方文化的熏陶，而成长为一代名家。
罗汝芳的父亲崇綱，名锦，号前峰，生于弘治三年（1490）四月十六日。二十岁时，他师从临川的饶行斋。饶行斋习阳明之学。饶先生名碹，字文璧，临川人；后以字易名，复字德温，号行斋。学者称之为行斋先生。饶先生博学，先习朱子，又习张轼、邵雍之学，再转习阳明之学。在其弟子陈明水先生所撰的《造士行斋饶先生墓志铭》里说：“在雍闻阳明先生讲圣学于鸿胪，遂执弟子礼，勇就正焉，即涣然契悟合一，知万化生于心，始有定见矣。自是归山，绝意仕进，不复会试……四方游其门者因材而成之。”②(②《明水陈先生文集》卷四，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虽然只是一介布衣，但其学说在抚州、建昌两府各县影响很大。当得知饶行斋正在收徒授业时，罗锦便步行百里求学。罗锦求学意志坚定，深得饶行斋所喜爱。饶行斋把他留在自己的学馆里，日日“以德谊训迪”，前后一年有余。罗锦后来深入研究《诗经》，补府庠生，但三试秋闱皆不中。尽管如此，他求学之心不减，落第后到离家一里许的从姑山冲虚崖下读书，专力于六经，日手一编，无外慕之意。
罗氏在南城县是望族，罗汝芳之祖自南昌柏林迁南城磁龟（磁圭），由磁龟再迁泗石溪（今江西省南城县天井源乡罗坊村），泗石溪离县城仅数里，属城郊。南城罗氏最早出自江西南昌的柏林，五代时，二十四世祖罗袍，号德称（谥号文庄），称袍公，迁居南城县的磁龟。据清代同治《南城县志》记载，早在唐僖宗光启二年（886），罗袍任侍御史，因直言进谏，屡遭奸臣嫉恨，担心有旦夕祸患，于是携九妻十四子隐居于此。自此，罗氏子孙在这里世代繁衍，人丁兴旺。罗汝芳在《豫章罗氏谱序》中说：“余族在盱江，支派茂衍，自德称公而下析居各邑者十余处，子姓以千计，雍睦往来，恒绎绎如也。”①(①所引用罗汝芳诗文均见方祖猷、（韩）李庆龙、潘起造、梁一群、罗伽禄编校的《罗汝芳集》，2007年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本书引用此著均不再另注。)他在《南城泗石溪罗氏祠记》中又写道：“罗之祖来自西汉，载于谱牒昭昭矣，逮晋而唐，始蕃盛于南昌之柏林。及五代侍御德称公家南城磁龟，娶九妻生子十四，皆一时英杰，各择胜地以居。于是忠六公者，遂止泗石溪……”《泗石溪罗氏谱例》也说：“嘉靖甲子修江右大宗谱，以珠公为第一世，而泗石溪之罗实始于近通公（忠公——引者注），今怀智以珠公为始祖，以袍公为鼻祖，以近通公为基祖，称第一世。”近通公为袍公第六子。自此，近通公后裔在泗石溪繁衍生息，至明时，全村皆罗姓。
二、罗汝芳生平
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五月初二，罗汝芳出生于南城县南的泗石溪，名汝芳，字惟德，号近溪。罗家长子。杨起元《罗近溪先生墓志铭》：“安人夜祷北辰，梦赤日入怀，觉而有娠。正德乙亥五月之二日，而夫子生。”
罗汝芳从小受到母亲的教诲，幼读《孝经》，七岁入乡学，再稍长又接触到了阳明之学，因其父常于家中与老师饶先生辩学，他往往立一旁静心而听，常常有得。及少年，在父亲创办于从姑山上的前峰书屋读书学习。十五岁，前往建昌府新城县（今江西黎川县）洵水（溪）从张璣学。张先生也是一名阳明学者，罗汝芳在从学的一年余时间里，在先生的影响下，才立志专力于阳明之学。门人曹胤儒《罗近溪师行实》说：“十有五从新城洵水张先生受学。张事母孝，每教人力追古先。师读《论语》诸书有省，毅然以兴起斯道为己任。”
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徐阶以浙江提学佥事副史视学江西。罗汝芳被徐阶录取到县庠就读。嘉靖十九年（1540），罗汝芳在南昌参加乡试，落榜之后，他逗留省城，后拜颜山农为师，罗汝芳终生事之如父。
嘉靖十九年（1540），省里举行乡试，二十六岁的罗汝芳参加了考试，但没有中举。落榜之后，他逗留在省城。一次偶然的机会路过一僧寺，看见一则急救心火的榜文。他以为是哪位医师所贴出的启事，身上正好有病，又科场失意，于是入寺求治。但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位比自己大十来岁的人正在聚众讲学。他站在人群中听了很久，心里高兴，心想这真能救我心火了，向人打听讲者是谁，得知是颜山农。罗汝芳向他诉说了自己前些年读薛碹语录而患病，后读阳明病也未能痊愈的苦闷，颜山农以“制欲非体仁”开导他，指出先前他是强行克制自己心中的欲念，根本不是“体仁”，这种做法就是心的“大病”；“体仁”的关键在于“放心”，而“放心”又必须“自信”，并“快遂自心”，这样心中的炎火才能除掉。罗汝芳听了颜山农一席话，“大梦忽醒”，于是纳头便拜，尊为师。这次拜师是罗汝芳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对他后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嘉靖二十二年（1543），罗汝芳再次参加省城里的乡试，中举之后，他没有急着回家把喜讯告诉家人，而是与胡直、周洞岩等同道者在南昌的滕王阁举行讲会。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春天，罗汝芳赴京城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并顺利地通过。会试结束后，他与徐樾等人大会于北京的灵济宫。大会灵济宫后，罗汝芳却不参加殿试，而陪同颜山农乘船到泰州安顺场的心师祠。他们在那里聚会半月。罗汝芳自认学力不够，“吾学未信，不可以试。不就廷试”。此后长达十年，他或四处寻师访友，或在从姑山上讲学授业。
嘉靖二十五年（1546），他去了邻县宜黄讲学。第二年，罗汝芳前往吉安府，先去拜见自己的老师颜山农。接着，他又往吉水拜访罗洪先。尔后，他又往安福拜见邹守益与刘邦采两位前辈。罗汝芳的走访也不局限于江西本省内，他也走出江西，拜会更多的王门学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罗汝芳到达扬州，“约龙溪王公、绪山钱公大会于留都天坛道观”。这年秋天，罗汝芳又到吉安府，大会吉安府九县的同道。次年春，罗汝芳应乐安董蓉山的邀请去了乐安，顺路又去了宜黄。
嘉靖三十一年（1552），江西抚台夏梦山莅临建昌府，视察建昌府公事之余，他登上从姑山。在山中遇一僧人，夏抚台问僧人：“谁尝处此？”僧人回答说是罗汝芳，夏抚台立即派人请罗汝芳来寺中相见。罗汝芳野服萧然，完全一个乡野山人的装束。夏抚台问罗汝芳：“盛养壮年，安得遽为此也？”于是命有司给他准备路费，敦促他北上京城参加科考。次年，罗汝芳北上京城赴试。罗汝芳一考即中得三甲第六十六名。此后，罗汝芳留在京城参加了徐阶主持的灵济宫会，与聂双江、欧阳南野等名流及同年顾桂岩、李近麓等讲学两个月。
同年，罗汝芳任太湖（安徽安庆）知县，三年后擢升为山东刑部主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任宁国（安徽宣城）府知府。隆庆六年（1572），任东昌（山东聊城）太守，三个月后迁云南副使，后又封左参政。万历五年（1577），罗汝芳因事进京，事毕，应邀至城外广慧寺讲学，张居正示意言官周良寅“劾其事毕不行，潜住京师”“摇撼朝廷，夹乱名实”，“遂勒令致仕”。因而他愤而辞官。随后，与门人弟子在家乡及江浙、闽粤、苏皖一带积极开展讲学活动，传播自己的学说。十年间，所到之处听者如云，时人有“龙溪（王畿）笔胜舌，近溪舌胜笔”的说法。李贽（号卓吾）曾称他“七十余年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富贵无虚人”。
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初二，罗汝芳在从姑山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他的弟子私谥“明德”，称“明德先生”。罗汝芳一生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其说放诞自如，敢为高论”，其著作有数十卷传世，如《近溪子明道录》《盱坛直诠》《罗近溪先生全集》等。2007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由方祖猷、梁一群、（韩）李庆龙、潘起造、罗伽禄等整理编校的《罗汝芳集》，该集为目前收集罗汝芳著述最多的文集。
三、罗汝芳的思想
罗汝芳一生著述宏富，阐述了自己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涉及多方面，如哲学、教育、政治等。
（一）哲学思想
罗汝芳的哲学思想突出表现在“求仁”“赤子之心，不学不虑”“孝弟慈”三个方面。罗汝芳不仅做学理上的探讨，更注重这些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把抽象理论通俗化，普及于民间，推广于百姓日常生活中。
1.“仁”的探讨
罗汝芳一生关注“仁”，钻研“仁”，宣讲“仁”。他认为，“生生而无尽曰仁”，由此成人成家成天下，成万物一体。但他与以往的儒家学者不一样，他少做理论上的穷究，更重实践上的探讨与实际生活的践行，探讨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求仁”，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求仁”“归仁”，即“恕”与“孝弟慈”。
“仁”是中国古代学者普遍关心的一个命题。罗汝芳认为孔孟宗旨在于“求仁”，觉得应回到孔孟“仁”之相关主张上。他在孔子提出的“仁者人也”的基础上，提出“生生而无尽曰仁”的主张。他说：
孔子曰：“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无尽曰仁，而人则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于生；而大德之生，生于心。生生之心，心于人也。故知人所以为人，则知人之所以为天；知人之所为天，则知人之所以为大矣。罗汝芳不仅以“生生而无尽曰仁”来解释“仁者人也”，也用它来解释“仁人心也”。强调“心”在人身的重要性，“心”是身之主宰，视听言动都是人身在实践中的运用。但视听言动等身体之发出的动作形态根源于“心”，而非身。“心即是仁，仁即是心”，仁就是人，仁与人相融为一体，所以“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也”。当然，罗汝芳所指的“人”不仅仅是“个我”的人，也是“大我”的人。
罗汝芳认为，孔子说的“仁者人也，亲亲之为大焉”和孟子所说的“人性皆善，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样，抓住了《中庸》《大学》的核心，而在实践中则是“孝弟”，也就是“尧舜之道”，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孝弟”，即做到以亲亲为大，坚持亲亲长长幼幼，仁则离我们不远。仁即人，人上求仁，即心中安仁，尽天下而为一人，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为大”就是“亲其亲”，不仅仅是亲自己的亲，还要亲天下人的亲，由己及人，其亲才为大。照此管理天下就如运之于掌。
如何来做到“亲亲之为大”呢？罗汝芳认为应做到“恕”，即宽以待人，要如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施诸己而不愿，勿施之于人，则终身行使之”，“如此而恕，则未有不可通之家国天下”，这样就能“成其仁于国家天下”。
罗汝芳还从“官之慈”与“官之廉”来看待“恕”字，“廉”即是“不取于民”，“慈”则“不虐乎民”，只有做到慈、廉，并由自身推及他人，做官才能“慈”与“廉”，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罗汝芳还认为“求仁”先要“识仁”，“识仁”之后，才能“归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认为“识仁”是识人皆有的赤子之心，识人的良知良能。“归仁”其实是人要归之于良知良能，找回那一颗赤子之心。“归仁”是归于天下大众本心，而不是皆归于“吾仁”，仁是心的本体，天下之人都浑在天地造化，一团虚明活泼之中。孔子亦言“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不能“复”则不能“归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以人先要能“复”，“则天下各各归仁，己立人立，己达人达，人人有所归”。
2.“赤子之心，不学不虑”
“仁人心也”，此心即赤子之心，语出于《孟子》。探究其内涵，则是“赤子之心，不学不虑，浑然天理”。罗汝芳的“赤子之心，不学不虑”思想源头是《孟子》，但又从《大学》《中庸》等中汲取了有益成分。同时，罗汝芳又注重合理继承和发展朱熹、王艮、颜山农等一批思想家的学说。
在罗汝芳看来，“赤子之心，纯然而无杂，浑然而无为，形质虽有天人之分，本体守无彼此之异。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时，与天甚是相近”。然而“天下之人，谁人无心？谁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本来人与天为一体，同为天理。但是人心随着客观现实变化而变化，人的欲望也随着客观现实而变化。如果人的欲望没有随之变化太大，“则天不能不变而为人”，经不起欲望的牵引，“则人不能不化而为物”，更可怕的是沉迷于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看不清其他，那么“物不能不终而为鬼魅妖孽”。“后因耳目口体之欲，随年而长，随地而增，一段性情，初焉偏向自私，已与父母兄弟相违，及少及壮，则天翻地覆，不近人情者，十人而九矣。”事实上，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不免“偏向自私”与父母兄弟不同心，甚至“不近人情”。这样，原始状态下的赤子之心就不复存在了，甚至可能堕落成了“物类妖孽”“人中禽兽”等。但人的赤子之心并没完全丧失。因为当别人说我是“好人”，我则“喜乐”；当别人说我是“禽兽”，我则“哀怒”。如果闻说对自己评定判断后有喜怒哀乐的变化，则说明其人赤子之心没有完全泯灭。在这种喜怒哀乐的感情与外物相遇相通时，只要“当下反求”，就会发现“天体依旧还在”，赤子之心依旧还存。罗汝芳认为，达到这一境界的方法，即“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拣择一条直截路径，安顿一处宽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优游”。如此，一旦“到此境界”，则吾心便能“廓然太公”且“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且“物来顺应”。这样一来，本来赤子之心完养，则生下带来至宝（赤子之心），猛省勇往，克去私欲，不甘堕落，还我赤子之心，从而拯救自己。
3.孝悌慈
罗汝芳求仁，讲赤子之心，这些在现实生活中的落脚点则是孝悌慈。孝悌是仁之实，是百姓日用，孝悌慈始于家，通过化民成俗，而推行于天下，由此天下则可以长治久安。
罗汝芳认为“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他把六经的嘉言善行归纳起来，得到的结论是孝悌。孝亲之理，亲亲之情，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学不虑、良知良能。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人应守孝悌之道，即上孝亲，内敬兄，并推及全社会，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地。
罗汝芳认为，“仁义是替孝弟安个名而已”，进而特别强调孝悌慈，孝悌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因而，学者们对此给予较高评价，周汝登说：“先生学以孔孟为宗……以孝弟慈为实。”孟化鲤说：“《罗近溪集》大要以孔门求仁为宗旨，以联属天地万物为体段，以不学不虑赤子之心为根源，以孝弟慈为日用。”
罗汝芳不仅从理论上对孝悌慈做探讨，更重要的是注重孝悌慈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孩提之亲亲是孝，敬兄是弟，未有学养子而嫁是慈。”他认为孝悌慈是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孝就是“能不逆不拂，说静便静即孝顺也”。敬就是“能拱手端立，一心悚听，即尊敬也”。他告诫人们，人人都应孝父母，敬尊长，“一举足也不敢忘，一出言也不敢忘，一旦以至终身，做个大孝大弟之圣贤，垂名天下万世，也不亏了父母生育之恩，朝廷作养之惠，乡里劝化之功也，岂不一代盛事也哉！”
（二）教育思想
罗汝芳无论是居乡还是在外为官都不忘讲学。在辞官以后，他更是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了讲学之中。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教育思想。
1.教育对象
罗汝芳的教育主要是以居馆讲学或者外出参加讲会的形式开展，传播知识与思想。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人其门称弟子者、讲会上的论辩者、一般听众等等。罗汝芳所举行的或所参与的讲会，有的在书院，有的在寺观，有的在公堂。对于场所的选择，并不看重，只要能容得下人，就可以了。听讲的人涉及面非常广泛，有达官贵人，有士大夫、士子学者、平民百姓、山野樵夫、僧侣，甚至犯人。
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在北京灵济宫的集会就是如此。这次讲会名公巨儒不少，有内阁徐阶、部院头儿聂豹、欧阳德、周俨山等，还有与罗汝芳同时中进士的顾桂岩、李近麓、柳洞阳、向望山、李一吾以及先前会试同年瞿昆湖、吴泽峰、戴浑庵、贺少龙、王敬所等等。由于参加讲会的人不受身份、地位高低贵贱限制，听者就往往会络绎不绝，有时讲会与会者是数以千计。王畿在《宛陵会语》中说：“嘉靖甲子春，与罗近溪聚宣之六邑之士友千余人。”在宁国任上他“集诸生会文讲学”，将诉讼者召来听讲，让已结案判罪在押的“罪囚”在讲坛一侧，悉心听课。
李贽在《罗近溪先生告文》中极为钦佩地说：
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屦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人望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①(①《罗近溪先生告文》，见李贽《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4页。)从李贽的这段话来看，罗汝芳的教育对象多为平民百姓。他是在积极推进教育平民化，这是罗汝芳不与人同的地方，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教育进步和时代进步的表现。
2.教育目的
罗汝芳认为，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人修身养性，然后“明明德于天下”，人人“明明德”，天下“道德一而风俗同”，天下为之大治。“明德”就是良知良能。天地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是高于一切动物的动物，则应“明明德”。罗汝芳一再强调“人为贵”，贵在“明明德”。
学习让人觉悟，觉悟让人“灵知”，“灵知”让人知“是非得失”，“知”则能“致”，这是成就圣贤的关键之路。国家办学也正是教民以“觉”，然后，“明德亲民”“孝弟忠信”。他说：“明德犹烛也，明明德于天下，犹烛燃而举室皆明也。烛不足以明一室，烛非其烛矣；明明德而不能明天下，德非其德矣。”要“明明德于下”就得大力推行教育，教化天下百姓，从而教化成俗。教化成俗当从学校开始，在他看来，“馆为教设也。所以慎于养蒙淑子弟，而风俗贤才所由出者矣”。
3.教育内容
罗汝芳讲学内容多被他的弟子整理而成讲学语录，并编辑成册，刊印发行，如《明道录》《一贯编》《近溪语要》《会语续录》等。从他讲学的内容看，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求仁”“赤子之心”“孝弟慈”，阐释“圣谕六言”等。“求仁”“赤子之心”“孝弟慈”，在此不赘言。
“圣谕六言”，即明太祖朱元璋所言：“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他在各地任职时，“立乡约，饬讲规，敷演《圣谕六言》，倦倦勉勉人以孝弟为先”。“圣谕”是罗汝芳治理地方的重要法宝之一，教化百姓，以之作为做事做人的行为准则。他还根据“圣谕”精神编写了《勖百姓二十条》，劝导百姓：要孝亲，多积善，莫分异，要齐家，要守成，莫赌博，莫争讼，阜输赋，莫负租，要睦邻，莫恃强，莫害人，莫服毒，莫偷窃，莫奸淫，莫溺女，莫杀牛，莫偷牛，勤生理，莫怠惰。
4.教育方法
在教育方法上，罗汝芳主要的方法有宣讲式和互动讨论式。
宣讲式。主要是由一人将要讲述的内容作一陈述，在讲述乡约训语时多使用此法。如罗汝芳在宁国府作《宁国府乡约训语》时，对“圣谕”逐条宣讲。如：孝顺父母，尊敬长上。他说：
臣罗汝芳演曰：人生世间，谁不由于父母，亦谁不晓得孝顺父母。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是说人初生之时，百事不知，而个个会争着父母抱养……
互动讨论式。罗汝芳在讲学时，先由学生提问，然后，由他回答学生的问题。其言语有详有略，气氛和谐，互动性强。其间还会穿插一些唱歌或者吟诗。这些穿插的唱歌吟诗，主要是调节气氛或者休息。他在宁国府任知府的时候，对乡约训语演讲程序作出规定。在演讲中有讲，有唱，有击鼓，还配合了揖、拜等动作，让人们在轻松愉快中接受教育。同时又井然有序，且庄重，让人敬重。
此外，演讲者在讲述这些内容时又是用白话讲，用日常中能见的事与物作比喻，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听懂、记住。如罗汝芳将人不知孝顺是逆了天地、绝了根本比作树绝了根本。
5.学习方法
罗汝芳对于学习方法也是一再强调，学习要得法才能进步快，不然必事倍功半。他认为学习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多思。罗汝芳认为思与学是紧密相连的事情，通过学习又让人更善于思考，两者相辅相成。“非思则学无以成始，非学则思无以成终”，“故思、学俱.工夫要紧，而学则又所以善其思者也。……学之功而入微者，即所谓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谓学。故非思则学无以成始，而非学则思无以成终也”。
发愤。在罗汝芳看来，读书不仅要像孔子说的那样多思，还要像孔子那样发愤学习。他发出了“孔子至老，犹思发愤，而少壮刚强反悠悠，此又不能充类之甚者矣”的感叹。他发现一些学子，只为了科举考试而发愤读书，而真正为了学问，为了提高自身的素质而发愤读书的不多；岁月又不饶人，而当下的刚强少壮们却还是悠闲自在得很，没有发愤读书。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罗汝芳直到临终之时还不忘告诫自己的孙儿与弟子要发愤学习。他在去世前三天，对那些侍于病榻之前的孙儿和弟子们说：
此学玄妙入微，不是说了就罢，须要发一个不惜身命，心无一毫为世事念，时日不放，后来方有成就。
予自四十年来，此道吃紧关心，夜分方合眼，旋复惺惺，耳听鸡喔，未知何日得安枕席。
予初学道时，每清昼长夜，只挥泪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难与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
予初学道，家贫难禁，然坚持所志，即死亡饥寒，殊不动心。
行将离世之人说的话，是他最想说的话、最真实的话，更是他认为最重要的话、最想留给后人的话。罗汝芳正是这样，他总结了自己一生从学的经历，得到的结论就是应发愤学习，只有不惜性命地发愤学习，才能有成就。他希望他的儿孙能理解求学之苦而发愤学习。
时习。对待学习，罗汝芳强调“时习”。在学习过程中，只有时常温习与复习，才能学有所得。他说：孔子一生，只受用一个“时”字，故其立教始初，即要人时习。盖学必贵习，习必贵时，如时动时静、时语时默之类，谓曰“时习”，却似习乎时也。此时字习得停当，则其功用便是时措而皆宜，其根源便是溥博而时出，久久便可仕止久速，而圣之时也已。
罗汝芳不止一次讲过上述类似的话，如他也曾对弟子郑时彰说：
“学而时习”之学，固在习，习尤贵时，如时动时静，时语时默之类，谓曰“时习”，却似习乎时也。
上面两段话内容很相似，但在不同的场合说出，这也足以说明罗汝芳对于学习之“时习”非常看重。在学习过程中，只有“时习”，才能学习有得。
作疑。“作疑”即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学问才能进步。他引用陈白沙“大道本无阶级，而以疑为阶级，故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的话回答了弟子的提问，要求他们要善于“作疑”。这样“则工夫不患其无进”。罗汝芳认为“若当慊意处，能求进步，方始是疑”，重要的是应在“无中生有”，发现问题。“作疑”如弈棋，当新手下棋，没下几步就获胜了，而不去怀疑自己的棋艺，不去学习，不能掌握“其中藏有无限神机妙算”，则不能进步，反之，则大进。
悟。罗汝芳认为学习还要“悟”。他说：学道不悟，如适燕京，不知途径，东走西奔，终无至日；悟而不用功，又如说梦中物，口可得而言之，终不可得而有也。悟有两种，一种从有入无，一种是从无入有。由于途径不同，则结果亦不同，应慎重选择，以求进取。他说：悟却有不同：有从有而入于无者，则渐向虚玄，其妙用愈深，则去人事日远，甚至终身不肯回头，自谓受用无穷也；有从无入于有者，则渐次浑融，其操持愈久，则其天机愈显，所谓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个关头，圣狂由分，汝当早鉴而择之。
6.选好老师
罗汝芳重视老师问题，他认为老师应是“善之至”“立人之极”“知之至”，要办好教育就得选好老师。他曾说：故师位者，善之至，立人之极者也。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敬学敬师，而明德通天下矣。故学大人者，必立师位，立师位者，必先知止，知止者，即下文格物之本末，而知先立乎本为天下之至善，故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罗汝芳不仅强调老师的重要，对老师也提出了严格要求，认为老师的标准应是“以学为师”，因为“人之为学，虽同求诸心，而此心之体，有见其全者，有见其偏者。若举其全，则家、国、天下浑然无外，不能为法天下，可传后世，而足以言学哉？以是为学，固即所以学为师矣”。同时要求尊师敬师。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尊师敬师，他对待自己老师颜山农是侍之若父，视之如圣。而他的弟子如杨起元等人对他也颇为尊敬。
（三）政治思想
罗汝芳在为官之时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运用于实践中，又在实践中丰富、提升自己的思想，形成了有一定特色的政治思想。
1.民为贵
罗汝芳强调“人为贵”“民为贵”。在他看来，三代以前，帝王之治、圣贤之学都是遵循“天地之性，民为贵”的原则，人人知天命而敬畏天命，不敢怠忽，也不敢伤残生命；让人人率其性，然后为孝为悌为慈，从而一人孝悌慈，则一家孝悌慈，一家孝悌慈，则天下孝悌慈；并且尊重生命，爱惜生命，以人为贵，以民为贵，所以三代以前天下太平。今天要使天下太平就应求得人心平和，要求得人心的平和，就应以人为贵。
2.以学为政
在罗汝芳看来，为政者在实际行动中应以学为政，才能真正体现民为贵。以学为政，先必须以德为政，因为“善政所以不如善教之得民，政刑所以不如德礼之有耻且格也”。应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做一个真正的好官”。“在家做好人”就是“孝亲敬长”自早至晚一刻也不放弃。“做好官”就是带领百姓“孝亲敬长”从早到晚一时一刻也不放弃。如果人人都能在家做好人，在仕途上做好官，则天下太平。他说：“若今我明圣谕，首先以孝弟慈和为治，而先儒阳明诸老，又拳拳以良知良能为教，则诸生视前人，已是万幸，正好趁此发愤，做个真正好人，做个真正好官。”罗汝芳所言“为政以德”，其落脚点还在于他的“孝弟慈”思想。“为政以德”则是要“兴孝”“兴弟”。要求百姓事事要学好，件件要做成，做一个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
罗汝芳在任官之地总是不急于催征赋役，不大兴土木，而是开展讲学活动，开启民智。做好关乎百姓生活、生产的基础工作，如建学校办教育，兴修水利，打击犯罪，抗击侵扰，维护安宁，使得百姓各安生理。对于民间矛盾的化解并不是大堂审理，枷锁“伺候”，而是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唤醒人性与亲情，从而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这些也就是为政以学的具体实践。
3.发展生产
罗汝芳重民生，要求正确处理民生之本的“食”与“利”。他认为“必专利以厚天下之生，而操权以制天下之用”，强调利为“厚”天下所谋，权为“制”天下而用，“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应使天下之“食”充裕起来；“利”则是人们所追逐的，也应使天下之“利”丰厚起来，“生厚用足”，财裕不争，则天下安定。
圣明的君主为了百姓不受冻挨饿，并不仅仅是“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还要开其食货之源。即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工业，令士农工商各勤其业，“辨土地经艺植，因水旱而铸金，使四民各勤其业，而远近咸资其利”，并加强其管理，在保护百姓利益的前提下，“利而利之”，“足而通之”，使民有余粮，国有余财。如何才能做到？他认为，要清理屯田，抓好水利建设，分地于能耕之人，立平籴之法，保护农民利益。
4.加强钱币管理
钱币流通直接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钱币管理，提高钱币流通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对于钱币管理：一是在铸钱环节要禁止私铸；二是在钱币制作等方面效仿唐朝开元之制，制定统一标准；三是在云南等地由于历史使然，仍应“钱贝兼使”，以方便流通。民间交易中也推行使用铜钱，整顿钱币制度，并加以严格执行，严厉打击违法钱币流通，以求“一时而可福万世”。南柯记·侠概南柯记·树国
一、名邑与望族
南城县为江西名邑，位于江西省的东部，历史悠久。建县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时刘邦大将灌婴在南昌设置豫章郡，为起拱卫之用，就在南城这块土地上筑城建县，因县在豫章郡城之南，故名南城。汉代全国分十三郡，豫章（今南昌）为一郡，又分豫章为十八县，南城为其中之一。到了五代十国时，也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在南唐开宝二年（969）升南城县为建武军，军治设在南城县。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改建武军为建昌军，军治仍设在南城县。取名建昌，是因为北连南昌，南接福建，又取建树、昌善之意。建昌军辖南城、南丰、广昌、新城（今江西省黎川县泗县，元代改军称路，明朝将元代的路改称为府，万历六年（1578）又从南城县的东北境划出十八个都设立泸溪县，仍属建昌府所辖区，也就是今天的资溪县。由此建昌府辖增至五县。
南城地理位置优越，境内有盱江流过，古时也称建昌江。白居易有《建昌江》诗：建昌江水县门前，立马教人唤渡船。
忽似往年归蔡渡，草风沙雨渭河边。
盱江两岸为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南城县城即在这一平原上，县西不远处便是秀出东南的麻姑山，此山洞天福地兼有，既是宗教之山，也是避暑胜地。白居易《经麻姑山》诗云：
籍庭云色卷青山，昔有真人种得仙。
金骨已随鸾驭去，古坛犹在石岩边。
鸟啼花笑空朝日，树老松高积岁年。
愿学麻姑长不老，擗麟开宴话桑田。
与麻姑山隔江相望的是从姑山。从姑山在郡城之南，西有麻源水自西而来，水上有桥称麻桥，再向西则是麻姑山与麻源三谷。明代杰出的旅行家徐霞客游麻姑山，发出了“麻姑以水胜”之感叹。在从姑山上，他“北瞰郡城，琉璃映日，西瞻麻桥，翡翠插天”。郡城在从姑山的北面，麻桥在从姑山西面，麻源水从桥下流过。在县城，他过东门太平桥，即从桥端北下，饱览盱江沿岸秀色，见盱江两岸“丝竹夹道，乔松拂云，江流雉堞右映，深树密箐左护”。太平桥在县城东门外，横跨盱江，连接东西两岸交通。始建于宋嘉祐五年（1060），原名万寿桥，嘉定十三年（1220）桥毁，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重建，改名为太平桥，台阁重臣程钜夫撰《建昌路重建太平桥记》。明万历八年（1580）桥毁，随即重建。“事闻益藩潢南殿下，捐金首倡”，在益王潢南道人的带领下，百姓捐资重修，次年建成之后，罗汝芳撰《太平桥记》，以记这次重建之事。
在明代，南城还是封藩之地。明代江西境内封有三大藩王，即南昌地区以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为首的宁藩王系，鄱阳地区以明仁宗朱高炽第七子淮靖王朱瞻墺为首的淮藩王系，南城以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益端王朱祐槟为首的益藩王系。
南城曾两次封藩，宣德四年（1429），明仁宗第六子朱瞻堈封荆宪王，就藩建昌，英宗正统十年（1445），荆王迁往了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益端王朱祐槟就藩建昌，益藩在南城一共经历了七代共八王，直至明代灭亡，历时长达一百四十九年之久。明代在江西封的三大藩王中益王的势力最大，延续时间最长。
在明代，南城经济较为发达，有独具特色的建昌帮药业。建昌帮药业源于晋、唐，兴于宋、元，发展成帮于明代。有“药不过樟树不齐，药不过建吕不灵”之说。药材远销我国东南地区，是我国东南药材集散交易地。还有名列明代七大名酒之一的麻姑酒。麻姑酒得名于麻姑山上的麻姑仙女传说，“山以仙名，物以人显”。麻姑酒的酿造与销售在明代都达到了高峰期，明代文学家李梦阳《观麻姑锦溪酒楼》所描写的就是麻姑酒，诗云：
何泉下山城下流，溪上十家九酒楼。
老夫纵醒欲何往，此物名高十二州。
小说《金瓶梅》里也六次提及待客用麻姑酒的事。这些都说明当时南城的经济相当繁荣，其物产也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明代南城的文化事业也发展到了又一个高峰。麻姑山、从姑山，兴建、修缮了一批书院、学馆，一时建昌城内“比屋弦诵，与邹鲁同风”。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如成化年间状元张升以及著名学者程南云、左赞、夏良胜、罗圮、郑之文等等，这些都是明代南城的重要文化名人。
在明代，南城也与阳明学结缘。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泰州学派的著名人物王栋，出任南城县训导。王栋，字隆吉，号一庵，王艮之族弟，与王艮、王襞被称为“淮南王氏三贤”或“淮南三王”，泰州人。他在南城履职之余，多从事讲学活动，传播阳明之学。其诗见一斑。《太平乡集布衣为会有作》诗所描写的就是在太平乡集众讲学的事。诗云：
圣学之传传此心，此心无古亦无今。
何人不有虚灵在，觉者都无物欲侵。
一乐自能忘俗虑，百年端用盍簪缨。
太平此会真奇会，应有闻风共赏音。
又如《月夜泛盱江弹琴舟中》诗，虽写自己乘着月色夜游盱江的闲情逸致，可心中还是不忘与诸友聚会讲学之事，诗云：
水满江干月满天，短篷轻下思怡然。
光涵一色明如昼，云敛千峰静似禅。
得意解琴惭独乐，怀人欹枕竟忘眠。
明朝好订姑山约，共了鹅湖未了缘。
嘉靖四十五年（1566），王栋又出任南丰县教谕。南丰县在南城县之南，两县县城不隔百里，同属建昌府。在王栋《年谱纪略》里有记：“迁江西南丰教谕，丰与南城接壤，丰士庆天缘，而先生亦深庆会合不偶，于是复联旧同志为会，四方信从益众。”他在南丰县“创水东大会，建义仓，著《会学十规》，大发诚意之旨”。王栋在南丰开展讲会①(①讲会，即宋明思想家们学术论辩的集会，是当时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始于南宋吕祖谦主持的朱熹、陆九渊进行论辩的“鹅湖之会”。在明代，学术界很盛行讲会，讲会的内容多为思想哲学义理之辩；讲会规模不一，大则可达千余人，小则几人；时间长短不一，长则一二月余，短则一二天；地点不限，可以在书院、讲堂，也可在古刹寺庙。清朝中叶以后讲会制度逐渐消失。)日寸，还把南城的那些曾经参与讲会或热心听众请去南丰听讲。隆庆五年（1571），他离任，万历九年（1581）正月二十六日，王栋逝世，南城有士人前往泰州吊唁。《年谱纪略》里说：“江西南城吴屋等来谒，已长逝矣，吊泣之，心丧，居庐三月而归。”①(①《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罗汝芳就是在这么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地方长大的，受到这一方水土的滋养，也受到这一方文化的熏陶，而成长为一代名家。
罗汝芳的父亲崇綱，名锦，号前峰，生于弘治三年（1490）四月十六日。二十岁时，他师从临川的饶行斋。饶行斋习阳明之学。饶先生名碹，字文璧，临川人；后以字易名，复字德温，号行斋。学者称之为行斋先生。饶先生博学，先习朱子，又习张轼、邵雍之学，再转习阳明之学。在其弟子陈明水先生所撰的《造士行斋饶先生墓志铭》里说：“在雍闻阳明先生讲圣学于鸿胪，遂执弟子礼，勇就正焉，即涣然契悟合一，知万化生于心，始有定见矣。自是归山，绝意仕进，不复会试……四方游其门者因材而成之。”②(②《明水陈先生文集》卷四，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虽然只是一介布衣，但其学说在抚州、建昌两府各县影响很大。当得知饶行斋正在收徒授业时，罗锦便步行百里求学。罗锦求学意志坚定，深得饶行斋所喜爱。饶行斋把他留在自己的学馆里，日日“以德谊训迪”，前后一年有余。罗锦后来深入研究《诗经》，补府庠生，但三试秋闱皆不中。尽管如此，他求学之心不减，落第后到离家一里许的从姑山冲虚崖下读书，专力于六经，日手一编，无外慕之意。
罗氏在南城县是望族，罗汝芳之祖自南昌柏林迁南城磁龟（磁圭），由磁龟再迁泗石溪（今江西省南城县天井源乡罗坊村），泗石溪离县城仅数里，属城郊。南城罗氏最早出自江西南昌的柏林，五代时，二十四世祖罗袍，号德称（谥号文庄），称袍公，迁居南城县的磁龟。据清代同治《南城县志》记载，早在唐僖宗光启二年（886），罗袍任侍御史，因直言进谏，屡遭奸臣嫉恨，担心有旦夕祸患，于是携九妻十四子隐居于此。自此，罗氏子孙在这里世代繁衍，人丁兴旺。罗汝芳在《豫章罗氏谱序》中说：“余族在盱江，支派茂衍，自德称公而下析居各邑者十余处，子姓以千计，雍睦往来，恒绎绎如也。”①(①所引用罗汝芳诗文均见方祖猷、（韩）李庆龙、潘起造、梁一群、罗伽禄编校的《罗汝芳集》，2007年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本书引用此著均不再另注。)他在《南城泗石溪罗氏祠记》中又写道：“罗之祖来自西汉，载于谱牒昭昭矣，逮晋而唐，始蕃盛于南昌之柏林。及五代侍御德称公家南城磁龟，娶九妻生子十四，皆一时英杰，各择胜地以居。于是忠六公者，遂止泗石溪……”《泗石溪罗氏谱例》也说：“嘉靖甲子修江右大宗谱，以珠公为第一世，而泗石溪之罗实始于近通公（忠公——引者注），今怀智以珠公为始祖，以袍公为鼻祖，以近通公为基祖，称第一世。”近通公为袍公第六子。自此，近通公后裔在泗石溪繁衍生息，至明时，全村皆罗姓。
二、罗汝芳生平
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五月初二，罗汝芳出生于南城县南的泗石溪，名汝芳，字惟德，号近溪。罗家长子。杨起元《罗近溪先生墓志铭》：“安人夜祷北辰，梦赤日入怀，觉而有娠。正德乙亥五月之二日，而夫子生。”
罗汝芳从小受到母亲的教诲，幼读《孝经》，七岁入乡学，再稍长又接触到了阳明之学，因其父常于家中与老师饶先生辩学，他往往立一旁静心而听，常常有得。及少年，在父亲创办于从姑山上的前峰书屋读书学习。十五岁，前往建昌府新城县（今江西黎川县）洵水（溪）从张璣学。张先生也是一名阳明学者，罗汝芳在从学的一年余时间里，在先生的影响下，才立志专力于阳明之学。门人曹胤儒《罗近溪师行实》说：“十有五从新城洵水张先生受学。张事母孝，每教人力追古先。师读《论语》诸书有省，毅然以兴起斯道为己任。”
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徐阶以浙江提学佥事副史视学江西。罗汝芳被徐阶录取到县庠就读。嘉靖十九年（1540），罗汝芳在南昌参加乡试，落榜之后，他逗留省城，后拜颜山农为师，罗汝芳终生事之如父。
嘉靖十九年（1540），省里举行乡试，二十六岁的罗汝芳参加了考试，但没有中举。落榜之后，他逗留在省城。一次偶然的机会路过一僧寺，看见一则急救心火的榜文。他以为是哪位医师所贴出的启事，身上正好有病，又科场失意，于是入寺求治。但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位比自己大十来岁的人正在聚众讲学。他站在人群中听了很久，心里高兴，心想这真能救我心火了，向人打听讲者是谁，得知是颜山农。罗汝芳向他诉说了自己前些年读薛碹语录而患病，后读阳明病也未能痊愈的苦闷，颜山农以“制欲非体仁”开导他，指出先前他是强行克制自己心中的欲念，根本不是“体仁”，这种做法就是心的“大病”；“体仁”的关键在于“放心”，而“放心”又必须“自信”，并“快遂自心”，这样心中的炎火才能除掉。罗汝芳听了颜山农一席话，“大梦忽醒”，于是纳头便拜，尊为师。这次拜师是罗汝芳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对他后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嘉靖二十二年（1543），罗汝芳再次参加省城里的乡试，中举之后，他没有急着回家把喜讯告诉家人，而是与胡直、周洞岩等同道者在南昌的滕王阁举行讲会。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春天，罗汝芳赴京城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并顺利地通过。会试结束后，他与徐樾等人大会于北京的灵济宫。大会灵济宫后，罗汝芳却不参加殿试，而陪同颜山农乘船到泰州安顺场的心师祠。他们在那里聚会半月。罗汝芳自认学力不够，“吾学未信，不可以试。不就廷试”。此后长达十年，他或四处寻师访友，或在从姑山上讲学授业。
嘉靖二十五年（1546），他去了邻县宜黄讲学。第二年，罗汝芳前往吉安府，先去拜见自己的老师颜山农。接着，他又往吉水拜访罗洪先。尔后，他又往安福拜见邹守益与刘邦采两位前辈。罗汝芳的走访也不局限于江西本省内，他也走出江西，拜会更多的王门学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罗汝芳到达扬州，“约龙溪王公、绪山钱公大会于留都天坛道观”。这年秋天，罗汝芳又到吉安府，大会吉安府九县的同道。次年春，罗汝芳应乐安董蓉山的邀请去了乐安，顺路又去了宜黄。
嘉靖三十一年（1552），江西抚台夏梦山莅临建昌府，视察建昌府公事之余，他登上从姑山。在山中遇一僧人，夏抚台问僧人：“谁尝处此？”僧人回答说是罗汝芳，夏抚台立即派人请罗汝芳来寺中相见。罗汝芳野服萧然，完全一个乡野山人的装束。夏抚台问罗汝芳：“盛养壮年，安得遽为此也？”于是命有司给他准备路费，敦促他北上京城参加科考。次年，罗汝芳北上京城赴试。罗汝芳一考即中得三甲第六十六名。此后，罗汝芳留在京城参加了徐阶主持的灵济宫会，与聂双江、欧阳南野等名流及同年顾桂岩、李近麓等讲学两个月。
同年，罗汝芳任太湖（安徽安庆）知县，三年后擢升为山东刑部主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任宁国（安徽宣城）府知府。隆庆六年（1572），任东昌（山东聊城）太守，三个月后迁云南副使，后又封左参政。万历五年（1577），罗汝芳因事进京，事毕，应邀至城外广慧寺讲学，张居正示意言官周良寅“劾其事毕不行，潜住京师”“摇撼朝廷，夹乱名实”，“遂勒令致仕”。因而他愤而辞官。随后，与门人弟子在家乡及江浙、闽粤、苏皖一带积极开展讲学活动，传播自己的学说。十年间，所到之处听者如云，时人有“龙溪（王畿）笔胜舌，近溪舌胜笔”的说法。李贽（号卓吾）曾称他“七十余年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富贵无虚人”。
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初二，罗汝芳在从姑山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他的弟子私谥“明德”，称“明德先生”。罗汝芳一生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其说放诞自如，敢为高论”，其著作有数十卷传世，如《近溪子明道录》《盱坛直诠》《罗近溪先生全集》等。2007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由方祖猷、梁一群、（韩）李庆龙、潘起造、罗伽禄等整理编校的《罗汝芳集》，该集为目前收集罗汝芳著述最多的文集。
三、罗汝芳的思想
罗汝芳一生著述宏富，阐述了自己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涉及多方面，如哲学、教育、政治等。
（一）哲学思想
罗汝芳的哲学思想突出表现在“求仁”“赤子之心，不学不虑”“孝弟慈”三个方面。罗汝芳不仅做学理上的探讨，更注重这些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把抽象理论通俗化，普及于民间，推广于百姓日常生活中。
1.“仁”的探讨
罗汝芳一生关注“仁”，钻研“仁”，宣讲“仁”。他认为，“生生而无尽曰仁”，由此成人成家成天下，成万物一体。但他与以往的儒家学者不一样，他少做理论上的穷究，更重实践上的探讨与实际生活的践行，探讨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求仁”，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求仁”“归仁”，即“恕”与“孝弟慈”。
“仁”是中国古代学者普遍关心的一个命题。罗汝芳认为孔孟宗旨在于“求仁”，觉得应回到孔孟“仁”之相关主张上。他在孔子提出的“仁者人也”的基础上，提出“生生而无尽曰仁”的主张。他说：
孔子曰：“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无尽曰仁，而人则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于生；而大德之生，生于心。生生之心，心于人也。故知人所以为人，则知人之所以为天；知人之所为天，则知人之所以为大矣。罗汝芳不仅以“生生而无尽曰仁”来解释“仁者人也”，也用它来解释“仁人心也”。强调“心”在人身的重要性，“心”是身之主宰，视听言动都是人身在实践中的运用。但视听言动等身体之发出的动作形态根源于“心”，而非身。“心即是仁，仁即是心”，仁就是人，仁与人相融为一体，所以“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也”。当然，罗汝芳所指的“人”不仅仅是“个我”的人，也是“大我”的人。
罗汝芳认为，孔子说的“仁者人也，亲亲之为大焉”和孟子所说的“人性皆善，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样，抓住了《中庸》《大学》的核心，而在实践中则是“孝弟”，也就是“尧舜之道”，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孝弟”，即做到以亲亲为大，坚持亲亲长长幼幼，仁则离我们不远。仁即人，人上求仁，即心中安仁，尽天下而为一人，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为大”就是“亲其亲”，不仅仅是亲自己的亲，还要亲天下人的亲，由己及人，其亲才为大。照此管理天下就如运之于掌。
如何来做到“亲亲之为大”呢？罗汝芳认为应做到“恕”，即宽以待人，要如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施诸己而不愿，勿施之于人，则终身行使之”，“如此而恕，则未有不可通之家国天下”，这样就能“成其仁于国家天下”。
罗汝芳还从“官之慈”与“官之廉”来看待“恕”字，“廉”即是“不取于民”，“慈”则“不虐乎民”，只有做到慈、廉，并由自身推及他人，做官才能“慈”与“廉”，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罗汝芳还认为“求仁”先要“识仁”，“识仁”之后，才能“归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认为“识仁”是识人皆有的赤子之心，识人的良知良能。“归仁”其实是人要归之于良知良能，找回那一颗赤子之心。“归仁”是归于天下大众本心，而不是皆归于“吾仁”，仁是心的本体，天下之人都浑在天地造化，一团虚明活泼之中。孔子亦言“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不能“复”则不能“归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以人先要能“复”，“则天下各各归仁，己立人立，己达人达，人人有所归”。
2.“赤子之心，不学不虑”
“仁人心也”，此心即赤子之心，语出于《孟子》。探究其内涵，则是“赤子之心，不学不虑，浑然天理”。罗汝芳的“赤子之心，不学不虑”思想源头是《孟子》，但又从《大学》《中庸》等中汲取了有益成分。同时，罗汝芳又注重合理继承和发展朱熹、王艮、颜山农等一批思想家的学说。
在罗汝芳看来，“赤子之心，纯然而无杂，浑然而无为，形质虽有天人之分，本体守无彼此之异。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时，与天甚是相近”。然而“天下之人，谁人无心？谁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本来人与天为一体，同为天理。但是人心随着客观现实变化而变化，人的欲望也随着客观现实而变化。如果人的欲望没有随之变化太大，“则天不能不变而为人”，经不起欲望的牵引，“则人不能不化而为物”，更可怕的是沉迷于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看不清其他，那么“物不能不终而为鬼魅妖孽”。“后因耳目口体之欲，随年而长，随地而增，一段性情，初焉偏向自私，已与父母兄弟相违，及少及壮，则天翻地覆，不近人情者，十人而九矣。”事实上，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不免“偏向自私”与父母兄弟不同心，甚至“不近人情”。这样，原始状态下的赤子之心就不复存在了，甚至可能堕落成了“物类妖孽”“人中禽兽”等。但人的赤子之心并没完全丧失。因为当别人说我是“好人”，我则“喜乐”；当别人说我是“禽兽”，我则“哀怒”。如果闻说对自己评定判断后有喜怒哀乐的变化，则说明其人赤子之心没有完全泯灭。在这种喜怒哀乐的感情与外物相遇相通时，只要“当下反求”，就会发现“天体依旧还在”，赤子之心依旧还存。罗汝芳认为，达到这一境界的方法，即“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拣择一条直截路径，安顿一处宽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优游”。如此，一旦“到此境界”，则吾心便能“廓然太公”且“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且“物来顺应”。这样一来，本来赤子之心完养，则生下带来至宝（赤子之心），猛省勇往，克去私欲，不甘堕落，还我赤子之心，从而拯救自己。
3.孝悌慈
罗汝芳求仁，讲赤子之心，这些在现实生活中的落脚点则是孝悌慈。孝悌是仁之实，是百姓日用，孝悌慈始于家，通过化民成俗，而推行于天下，由此天下则可以长治久安。
罗汝芳认为“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他把六经的嘉言善行归纳起来，得到的结论是孝悌。孝亲之理，亲亲之情，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学不虑、良知良能。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人应守孝悌之道，即上孝亲，内敬兄，并推及全社会，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地。
罗汝芳认为，“仁义是替孝弟安个名而已”，进而特别强调孝悌慈，孝悌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因而，学者们对此给予较高评价，周汝登说：“先生学以孔孟为宗……以孝弟慈为实。”孟化鲤说：“《罗近溪集》大要以孔门求仁为宗旨，以联属天地万物为体段，以不学不虑赤子之心为根源，以孝弟慈为日用。”
罗汝芳不仅从理论上对孝悌慈做探讨，更重要的是注重孝悌慈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孩提之亲亲是孝，敬兄是弟，未有学养子而嫁是慈。”他认为孝悌慈是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孝就是“能不逆不拂，说静便静即孝顺也”。敬就是“能拱手端立，一心悚听，即尊敬也”。他告诫人们，人人都应孝父母，敬尊长，“一举足也不敢忘，一出言也不敢忘，一旦以至终身，做个大孝大弟之圣贤，垂名天下万世，也不亏了父母生育之恩，朝廷作养之惠，乡里劝化之功也，岂不一代盛事也哉！”
（二）教育思想
罗汝芳无论是居乡还是在外为官都不忘讲学。在辞官以后，他更是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了讲学之中。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教育思想。
1.教育对象
罗汝芳的教育主要是以居馆讲学或者外出参加讲会的形式开展，传播知识与思想。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人其门称弟子者、讲会上的论辩者、一般听众等等。罗汝芳所举行的或所参与的讲会，有的在书院，有的在寺观，有的在公堂。对于场所的选择，并不看重，只要能容得下人，就可以了。听讲的人涉及面非常广泛，有达官贵人，有士大夫、士子学者、平民百姓、山野樵夫、僧侣，甚至犯人。
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在北京灵济宫的集会就是如此。这次讲会名公巨儒不少，有内阁徐阶、部院头儿聂豹、欧阳德、周俨山等，还有与罗汝芳同时中进士的顾桂岩、李近麓、柳洞阳、向望山、李一吾以及先前会试同年瞿昆湖、吴泽峰、戴浑庵、贺少龙、王敬所等等。由于参加讲会的人不受身份、地位高低贵贱限制，听者就往往会络绎不绝，有时讲会与会者是数以千计。王畿在《宛陵会语》中说：“嘉靖甲子春，与罗近溪聚宣之六邑之士友千余人。”在宁国任上他“集诸生会文讲学”，将诉讼者召来听讲，让已结案判罪在押的“罪囚”在讲坛一侧，悉心听课。
李贽在《罗近溪先生告文》中极为钦佩地说：
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屦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人望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①(①《罗近溪先生告文》，见李贽《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4页。)从李贽的这段话来看，罗汝芳的教育对象多为平民百姓。他是在积极推进教育平民化，这是罗汝芳不与人同的地方，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教育进步和时代进步的表现。
2.教育目的
罗汝芳认为，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人修身养性，然后“明明德于天下”，人人“明明德”，天下“道德一而风俗同”，天下为之大治。“明德”就是良知良能。天地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是高于一切动物的动物，则应“明明德”。罗汝芳一再强调“人为贵”，贵在“明明德”。
学习让人觉悟，觉悟让人“灵知”，“灵知”让人知“是非得失”，“知”则能“致”，这是成就圣贤的关键之路。国家办学也正是教民以“觉”，然后，“明德亲民”“孝弟忠信”。他说：“明德犹烛也，明明德于天下，犹烛燃而举室皆明也。烛不足以明一室，烛非其烛矣；明明德而不能明天下，德非其德矣。”要“明明德于下”就得大力推行教育，教化天下百姓，从而教化成俗。教化成俗当从学校开始，在他看来，“馆为教设也。所以慎于养蒙淑子弟，而风俗贤才所由出者矣”。
3.教育内容
罗汝芳讲学内容多被他的弟子整理而成讲学语录，并编辑成册，刊印发行，如《明道录》《一贯编》《近溪语要》《会语续录》等。从他讲学的内容看，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求仁”“赤子之心”“孝弟慈”，阐释“圣谕六言”等。“求仁”“赤子之心”“孝弟慈”，在此不赘言。
“圣谕六言”，即明太祖朱元璋所言：“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他在各地任职时，“立乡约，饬讲规，敷演《圣谕六言》，倦倦勉勉人以孝弟为先”。“圣谕”是罗汝芳治理地方的重要法宝之一，教化百姓，以之作为做事做人的行为准则。他还根据“圣谕”精神编写了《勖百姓二十条》，劝导百姓：要孝亲，多积善，莫分异，要齐家，要守成，莫赌博，莫争讼，阜输赋，莫负租，要睦邻，莫恃强，莫害人，莫服毒，莫偷窃，莫奸淫，莫溺女，莫杀牛，莫偷牛，勤生理，莫怠惰。
4.教育方法
在教育方法上，罗汝芳主要的方法有宣讲式和互动讨论式。
宣讲式。主要是由一人将要讲述的内容作一陈述，在讲述乡约训语时多使用此法。如罗汝芳在宁国府作《宁国府乡约训语》时，对“圣谕”逐条宣讲。如：孝顺父母，尊敬长上。他说：
臣罗汝芳演曰：人生世间，谁不由于父母，亦谁不晓得孝顺父母。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是说人初生之时，百事不知，而个个会争着父母抱养……
互动讨论式。罗汝芳在讲学时，先由学生提问，然后，由他回答学生的问题。其言语有详有略，气氛和谐，互动性强。其间还会穿插一些唱歌或者吟诗。这些穿插的唱歌吟诗，主要是调节气氛或者休息。他在宁国府任知府的时候，对乡约训语演讲程序作出规定。在演讲中有讲，有唱，有击鼓，还配合了揖、拜等动作，让人们在轻松愉快中接受教育。同时又井然有序，且庄重，让人敬重。
此外，演讲者在讲述这些内容时又是用白话讲，用日常中能见的事与物作比喻，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听懂、记住。如罗汝芳将人不知孝顺是逆了天地、绝了根本比作树绝了根本。
5.学习方法
罗汝芳对于学习方法也是一再强调，学习要得法才能进步快，不然必事倍功半。他认为学习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多思。罗汝芳认为思与学是紧密相连的事情，通过学习又让人更善于思考，两者相辅相成。“非思则学无以成始，非学则思无以成终”，“故思、学俱.工夫要紧，而学则又所以善其思者也。……学之功而入微者，即所谓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谓学。故非思则学无以成始，而非学则思无以成终也”。
发愤。在罗汝芳看来，读书不仅要像孔子说的那样多思，还要像孔子那样发愤学习。他发出了“孔子至老，犹思发愤，而少壮刚强反悠悠，此又不能充类之甚者矣”的感叹。他发现一些学子，只为了科举考试而发愤读书，而真正为了学问，为了提高自身的素质而发愤读书的不多；岁月又不饶人，而当下的刚强少壮们却还是悠闲自在得很，没有发愤读书。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罗汝芳直到临终之时还不忘告诫自己的孙儿与弟子要发愤学习。他在去世前三天，对那些侍于病榻之前的孙儿和弟子们说：
此学玄妙入微，不是说了就罢，须要发一个不惜身命，心无一毫为世事念，时日不放，后来方有成就。
予自四十年来，此道吃紧关心，夜分方合眼，旋复惺惺，耳听鸡喔，未知何日得安枕席。
予初学道时，每清昼长夜，只挥泪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难与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
予初学道，家贫难禁，然坚持所志，即死亡饥寒，殊不动心。
行将离世之人说的话，是他最想说的话、最真实的话，更是他认为最重要的话、最想留给后人的话。罗汝芳正是这样，他总结了自己一生从学的经历，得到的结论就是应发愤学习，只有不惜性命地发愤学习，才能有成就。他希望他的儿孙能理解求学之苦而发愤学习。
时习。对待学习，罗汝芳强调“时习”。在学习过程中，只有时常温习与复习，才能学有所得。他说：孔子一生，只受用一个“时”字，故其立教始初，即要人时习。盖学必贵习，习必贵时，如时动时静、时语时默之类，谓曰“时习”，却似习乎时也。此时字习得停当，则其功用便是时措而皆宜，其根源便是溥博而时出，久久便可仕止久速，而圣之时也已。
罗汝芳不止一次讲过上述类似的话，如他也曾对弟子郑时彰说：
“学而时习”之学，固在习，习尤贵时，如时动时静，时语时默之类，谓曰“时习”，却似习乎时也。
上面两段话内容很相似，但在不同的场合说出，这也足以说明罗汝芳对于学习之“时习”非常看重。在学习过程中，只有“时习”，才能学习有得。
作疑。“作疑”即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学问才能进步。他引用陈白沙“大道本无阶级，而以疑为阶级，故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的话回答了弟子的提问，要求他们要善于“作疑”。这样“则工夫不患其无进”。罗汝芳认为“若当慊意处，能求进步，方始是疑”，重要的是应在“无中生有”，发现问题。“作疑”如弈棋，当新手下棋，没下几步就获胜了，而不去怀疑自己的棋艺，不去学习，不能掌握“其中藏有无限神机妙算”，则不能进步，反之，则大进。
悟。罗汝芳认为学习还要“悟”。他说：学道不悟，如适燕京，不知途径，东走西奔，终无至日；悟而不用功，又如说梦中物，口可得而言之，终不可得而有也。悟有两种，一种从有入无，一种是从无入有。由于途径不同，则结果亦不同，应慎重选择，以求进取。他说：悟却有不同：有从有而入于无者，则渐向虚玄，其妙用愈深，则去人事日远，甚至终身不肯回头，自谓受用无穷也；有从无入于有者，则渐次浑融，其操持愈久，则其天机愈显，所谓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个关头，圣狂由分，汝当早鉴而择之。
6.选好老师
罗汝芳重视老师问题，他认为老师应是“善之至”“立人之极”“知之至”，要办好教育就得选好老师。他曾说：故师位者，善之至，立人之极者也。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敬学敬师，而明德通天下矣。故学大人者，必立师位，立师位者，必先知止，知止者，即下文格物之本末，而知先立乎本为天下之至善，故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罗汝芳不仅强调老师的重要，对老师也提出了严格要求，认为老师的标准应是“以学为师”，因为“人之为学，虽同求诸心，而此心之体，有见其全者，有见其偏者。若举其全，则家、国、天下浑然无外，不能为法天下，可传后世，而足以言学哉？以是为学，固即所以学为师矣”。同时要求尊师敬师。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尊师敬师，他对待自己老师颜山农是侍之若父，视之如圣。而他的弟子如杨起元等人对他也颇为尊敬。
（三）政治思想
罗汝芳在为官之时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运用于实践中，又在实践中丰富、提升自己的思想，形成了有一定特色的政治思想。
1.民为贵
罗汝芳强调“人为贵”“民为贵”。在他看来，三代以前，帝王之治、圣贤之学都是遵循“天地之性，民为贵”的原则，人人知天命而敬畏天命，不敢怠忽，也不敢伤残生命；让人人率其性，然后为孝为悌为慈，从而一人孝悌慈，则一家孝悌慈，一家孝悌慈，则天下孝悌慈；并且尊重生命，爱惜生命，以人为贵，以民为贵，所以三代以前天下太平。今天要使天下太平就应求得人心平和，要求得人心的平和，就应以人为贵。
2.以学为政
在罗汝芳看来，为政者在实际行动中应以学为政，才能真正体现民为贵。以学为政，先必须以德为政，因为“善政所以不如善教之得民，政刑所以不如德礼之有耻且格也”。应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做一个真正的好官”。“在家做好人”就是“孝亲敬长”自早至晚一刻也不放弃。“做好官”就是带领百姓“孝亲敬长”从早到晚一时一刻也不放弃。如果人人都能在家做好人，在仕途上做好官，则天下太平。他说：“若今我明圣谕，首先以孝弟慈和为治，而先儒阳明诸老，又拳拳以良知良能为教，则诸生视前人，已是万幸，正好趁此发愤，做个真正好人，做个真正好官。”罗汝芳所言“为政以德”，其落脚点还在于他的“孝弟慈”思想。“为政以德”则是要“兴孝”“兴弟”。要求百姓事事要学好，件件要做成，做一个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
罗汝芳在任官之地总是不急于催征赋役，不大兴土木，而是开展讲学活动，开启民智。做好关乎百姓生活、生产的基础工作，如建学校办教育，兴修水利，打击犯罪，抗击侵扰，维护安宁，使得百姓各安生理。对于民间矛盾的化解并不是大堂审理，枷锁“伺候”，而是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唤醒人性与亲情，从而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这些也就是为政以学的具体实践。
3.发展生产
罗汝芳重民生，要求正确处理民生之本的“食”与“利”。他认为“必专利以厚天下之生，而操权以制天下之用”，强调利为“厚”天下所谋，权为“制”天下而用，“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应使天下之“食”充裕起来；“利”则是人们所追逐的，也应使天下之“利”丰厚起来，“生厚用足”，财裕不争，则天下安定。
圣明的君主为了百姓不受冻挨饿，并不仅仅是“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还要开其食货之源。即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工业，令士农工商各勤其业，“辨土地经艺植，因水旱而铸金，使四民各勤其业，而远近咸资其利”，并加强其管理，在保护百姓利益的前提下，“利而利之”，“足而通之”，使民有余粮，国有余财。如何才能做到？他认为，要清理屯田，抓好水利建设，分地于能耕之人，立平籴之法，保护农民利益。
4.加强钱币管理
钱币流通直接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钱币管理，提高钱币流通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对于钱币管理：一是在铸钱环节要禁止私铸；二是在钱币制作等方面效仿唐朝开元之制，制定统一标准；三是在云南等地由于历史使然，仍应“钱贝兼使”，以方便流通。民间交易中也推行使用铜钱，整顿钱币制度，并加以严格执行，严厉打击违法钱币流通，以求“一时而可福万世”。南柯记·侠概南柯记·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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