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吴士栋（1903-1986），男，江西南城人，原名蒲庄。1923年清华学校高等专科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27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1929年夏游历英、德、法、比等国，同年回国。先后执教于河南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浙江大学。1937年至1945年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5年10月开始，任国立中正大学——国立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一生从事逻辑学、哲学、历史学研究，1934年出版《伦理学》、《论理学》两部著作，为当时高教部的部定教材，译著有《时间与自由意志》、《认识的六种途径》、《古罗马史》。1958年被错划“极右”，判刑入狱。1979年出狱，恢复政治名誉和工资待遇，其后总结一生研究逻辑学的心得，完成《逻辑新论》一书。
  20世纪20年代的哈佛大学，视成绩优劣而将毕业证书分为普通布面和羊皮封面两种，吴先生以成绩优异而获羊皮毕业证书，深得罗素器重。1927年旅欧从事研究工作，不久回国，出任河南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0年至1931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大同大学兼职教授；1931年至1933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4年至1945年任厦门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45年至1957年，先后任国立中正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学院教授。他在逻辑学研究领域声名卓著，与北大金岳霖教授并称为“北金南吴”。而他在中正大学的训导长身份，以及解放后长达18年的劳改经历，更令他披蒙了一层神秘色彩。
  及见吴老，你肯定会觉得他的名头与他的形貌反差太大。他身形瘦小，面清癯，头发花白，鼻梁上常架一副黑边深度近视眼镜，一身半新旧的中山装，有时会配带一顶普通蓝布帽，就是赵本山常戴的那种，只是帽舌没那么扭曲，要坚挺一些；冬季，脖子上会多一条格子围巾；偶尔也会以一把黑布雨伞当拐杖使使。
   是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士栋。
  那时，吴士栋先生是师院为数不多的从国立中正大学走过来的老教授。1946年，正大校长萧蘧本欲任吴士栋为教务长，以训导长无合适人选，征询其意见，劝任训导长，并要突击发展他加入国民党以应职务所需。这时，吴先生才突然想起自己在厦大期间，曾应著名物理学家萨本栋校长之约，与一批教授一同加入过国民党，介绍人就是陈立夫。多年来他没交过一次党费，也没参加过一次组织活动。久而久之，竟把这一经历给忘了。
  在旧式大学里，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都是校长之下的行政要员，惟训导长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为此，吴先生在1958年全国反右的风暴中付出了代价。他蹲过十年监狱，刑满后在新建开关厂管制就业逾七年，直至1975年，国家颁布特赦令，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军政要员，才开始“落实政策”。他持有的特赦证，印有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的签名。有一回在上饶他儿子家中，遇上查户口，吴先生没有户口，乃坦诚相告自己是劳改释放人员，并出示了证书。次日上饶地区统战部即请他吃饭，他才知道自己竟然相当于“少将”军衔，是统战对象。
   其实，吴士栋先生根本说不上是一个“政治人物”，骨子里，他只是一个学者或者说是一个“书生”。
  1949年4月，南昌解放前夕，中正大学校长林一民及学校一干要员仓惶离校，学校陷于无政府状态。在广大师生的支持下，吴士栋先生以其崇高的威望，出任“应变委员会”主任。他临危受命，组织人手保卫学校，保护校产，并亲自到南昌各银行和商号募捐，平均分配给在校员工以度难关。其时，有人主张应照职级按等分配，他直言斥责：“你们这些人没有钱还有东西可以卖，比人家好多了，还叫什么穷？”他夫人认为这些钱相当一部分来于自己开银行的叔弟的捐款，想多留一两块，也被他痛骂了一顿，指斥为“趁火打劫”。
  那时节，兵荒马乱，人人难以自保。某晚，据守南昌的桂系军士兵闯入正大女生宿舍，欲行不轨。吴士栋领着体育系吴云龙先生迅速赶往现场。桂系兵以刺刀相向，先生则步步进逼，厉声斥责，毫无惧色，硬是将荷枪实弹的士兵骂得落荒而逃，叫在场的师生捏了一把冷汗。
  解放前的正大校警都配有枪支，学生军训也有枪支。国民党撤退前到学校收缴武器，吴先生命人交出了二十来支。有人认为他究竟是国民党的人，不然哪有那么听话，那么积极，却没想到，解放军入城接管正大后，他却领人在大礼堂的地下，一口气挖出了一百多支枪，如数上交。那是他和吴云龙先生悄悄埋下的，谁也没让知道。
  解放军是1949年6月5日入的城，接管组由军代表农康以及石田、阎善福和沈永福四人组成，住望城岗“正社”一号（是校长林一民的住房）。某日深夜，有人对军代表住处打黑枪，农康乃派其警卫员赶到吴士栋家中告急。吴先生即组织学生为之巡逻，以保卫接收小组人员的安全。
  记得在吴士栋先生的追悼会上，有一位上了年岁的老干部哭出了声音，他就是中共江西省委农工部部长裴德安。裴在正大时是秘密学生党员，国民党欲捕之入狱，正是吴士栋给他和其他几位上了名单的学生通风报信，裴德安他们才幸免于难。
   最能体现他的执拗，他的“书生气”的，是他竟敢不买蒋介石的帐。
  吴士栋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与闻一多同居一室达八年之久，二人情同手足。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吴士栋闻讯悲愤不已。1947年，蒋介石来望城岗中正大学校内视察，学校上下少不了有一番“领袖”接见。其时，吴士栋身为训导长，是学校的头面人物之一，当然是必须到场的。可是他却关门落锁，躲进城里，任人劝说，就是不肯见蒋介石。人问其故，他回答说：“他杀了我的好友，难道还要朝拜他？他的手上沾了闻一多的血，难道还要握他那双手？”若干年后，先生不经意间提起过一句古训“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再想起他的那些“奇闻异事”，一瞬间竟如醍醐灌顶，释却了心头积压多时的不解。
  1976年，师院历史系主政者周銮书老师将他请回了学校。1979年，全面落实政策，恢复了他的教授身份。这一年他76岁。
  1980年，历史系七七级学生步入大三年级阶段。先生为我们开设的课程是“专业英语”。教材选自CarltonJ·H·Hayes等人所著之《World History》，由他亲自打字油印而成。七七级学生从十年动荡中走出，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先生将全班45位同学分成8个学习小组，于大课外分别分类指导，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他每周的实际工作量，折合课时，起码在20节以上。第二年，又为七七和七八级学生开设了“逻辑”课。这是他重操旧业后的第一轮课，也是他教学生涯中最后的一轮课。他的认真耐心和循循善诱，他的谦和慈爱和诲人不倦，如春雨润物。我们深深地敬爱他，他也深深地喜欢我们。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学生是教师的成果。”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得到，他几乎是在不动声色的平淡中，用他内心深处的泉水浇灌着我们。1981年冬季学期末，是他的“逻辑学”课结束的日子，也是他告别讲坛的日子。他说了一些很朴实很平静的勉励的话。那最后的一课，我们有不少同学的眼睛潮湿了。
  1982年元月，我毕业留校工作，系领导安排先生指导我的专业外语学习，每天上午10时，是我们见面的定点时间。每次我都得准备一大堆问题向他求教。王字楼中门左侧的那间小房，记录了我们四年的交谊。我曾试着翻译过几篇世界中世纪史方面的论文，自以为语法词汇都没有错，而且文字也很顺畅。他一批点，发现错误竟十之六七。经他解说，才知道翻译最难的是你还必须弄懂字句背后隐藏的意思，语言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异。我曾问他现在的译著质量如何？他含蓄地说，最好是读原著，译著大多误人。我又问：傅雷的译作如何？他说：还算他过得去。先生的英语功力几乎超过了他对母语的熟练度。他用英文写作要比用汉得多。他曾应商务印书馆特约，翻译出版了《古罗马史》、《认识的六种途径》和《时间与自由意志》等西方名著。他最具影响力的是他在符号逻辑研究上的造诣。他的论文论著都是最前沿的成果，以致无人能审，曾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贺麟，贺说：“他的东西，我哪有那个本事审，你们只管照发好了。”
  先生的研究领域大致出入于逻辑学和哲学。早在1934年，他就有两部专著《伦理学》和《论理学》被列为部定教材。恢复教授工作后，几乎每年有一至两篇论文发表。就我目之所及，就有《论老子的哲学思想》、《论庄子的哲学思想》和《对公孙龙诡辨逻辑的分析》等。1983年5月，他完成了他一生逻辑学研究的总结性成果《逻辑新论》。逝世前夕，医院病房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他永远无法写完的又一篇论文提纲——《论鬼谷子的哲学思想》。
  历史命运的捉弄，他在他学术生命的颠峰期“休耕”了近18年时光。期间，他为新建开关厂翻译过全套德国吉普车生产技术资料，开启了新建消防车辆厂生产吉普车的历史，算是一名劳改人员“化腐朽为神奇”，对时代作出的一点贡献。一想起那如噩梦一般的18年，心里总会升腾起一股深深的惋惜；可一想到“文革”时学校红场“8·11”事件中冤死的魂灵，竟又为他感到一种幽幽的庆幸。唉！“祸福相倚塞翁马”，又有谁说得清何者是祸，何者是福？
  1986年5月1日凌晨零时46分，先生病逝于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从我认识他到他去世，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超尘脱俗的平静，静得心里几乎没有一点杂音。先生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灵堂里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士与团体敬献的花圈，灵堂中央安放着先生的遗体，安祥中依然透着几份慈爱，仿佛睡着了一样。遗体左右两侧为他伴灵的是他最后的两班弟子，历史系七七级和七八级早已毕业分布四方的全体同学敬献的花圈。花圈的挽幛上写着四个字——“吴老不死”。
  吴士栋先生著述颇丰，尤以逻辑学造诣甚深。1929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完成《老子哲学研究》，归国后在战乱中遗失。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伦理学》是其成名之作，该书两年九版，列为当时高等学校教材。他受到哲学界推重，时人将其与北大金岳霖教授并称为“北金南吴”。解放后，撰有论文《实践与逻辑》等。1958年商务书馆出版了一批世界汉译名著。其中就有吴士栋先生的《时间与自由意志》（法国柏格森著）。此外还翻译了《古罗马史》、《认识的六种途径》等，可惜未出版。1985年5月写成《逻辑新论》一书，总结自己毕生研究逻辑学的精粹成果。江西大学名誉校长谷霁光教授就此评说：“许多问题均有独到之处，思想境界更高，于认识日新月异，学问高深自坎坷，唯先生之艰苦攀登方能得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连续发表论文15篇。病中还写出《对公孙龙诡辩的逻辑分析》一文，论述精密，入扣见微，极见功力。临终时，案头尚存《论鬼谷子的哲学思想》的写作提纲，及其待发表遗稿10余篇。他于研究哲学、历史学之暇、还编有《桥牌讲义》、《象棋谱》等书，将其辩证思想运用于娱乐之中。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治学严谨，才思敏捷，见识卓著，博大精深。”
  吴士栋常说：“学生就是教师的成果”。他从教60余年，执教认真，指导精微，不吝时，不厌倦，数十年如一日，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其中不少成为我国著名专家、学者。如：中山大学人类学家梁昭韬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潘懋之教授，厦大历史系主任陈诗启教授，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湖南大学校长贝效良教授，湖南师大校长林增平教授，江西师大历史系黄长椿、李树源、左行培教授，美籍华裔学者叶鸣凤，新加坡高教司司长孙一尘以及台湾省许多知名教授当年都曾得到他的教诲或指点。吴士栋一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根据《江西师大报》王东林的文章《大音希声——吴士栋教授逝世20周年祭》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