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郑之文，字应尼，一字豹先，一号豹卿，南城人，明代戏曲家、诗人。据汤显祖研究专家徐朔方先生考证：郑之文约生活在1572-1641年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历任南京工部主事、真定知府等职。他的著作主要有《远山堂集》、《锦砚斋集》以及传奇《白练裙》、《芍药记》、《旗亭记》等，但他的著作今仅存《旗亭记》一种。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第一次应试落第，使他对晚明社会的黑暗深表不满，但是到了三十八年（1610）他还是要去参加科考，博取功名。科考进士后，也进入了仕途，但由于他特殊的个性和对官场弊政劣迹的厌恶，终于被免去真定知府这一官职回到家中，走上了“闭户居家三十年，足不履公门，潜心著述”的道路。
  为人清高俊逸，风流逸群，与当时名流黄贞甫、曹始能、钟伯敬、王季重等友好，常游于歌舞场中。其剧作以塑造女性典型见长。时名妓马守真与王稺登辈为文字交，颇不礼之文。之文与吴兆等作《白练裙》剧本。备极讥调，聚子弟演唱，召守真观之，守真为之微笑。崇祯中，钱谦益寄以长歌，有“子弟犹歌白练裙，行人尚酧湘蔺墓”之句。之文亦次韵相答。之文所作曲，尚有《旗亭记》及《芍药记》各二本；《曲录》、《旗亭记》今尚存，友人汤显祖为之作序。诗文有《远山堂》、《锦砚斋集》，并行于世。其中《白练裙》蜚声文坛，远近传播，一时洛阳纸贵，可见其艺术才华之高。
  翻开《旗亭记》，开篇则是汤显祖所作《董元卿旗亭记序》，序不长，照录于下：“予读小史氏宋靖康间董元卿事、伉俪之义甚奇。元卿能不忘其君，隐于仳离。某氏能归其夫，且自归也。最所奇者，以豪鸷之兄，而一女子能再用之以济。却金示衣，转变轻微。立侠节于闺阁嫌疑之间，定大义于山河乱绝之际。其事可歌可舞，常以语好事者，而友人郑君豹先遂以挟日成之。其词南北交参，才情并赴。千秋之下，某氏一戎马间妇人，时勃勃有生气。亦词人之笔机也。嗟夫，董生得反南冠矣，独恨在宋无所短长于时，有以自见，使某氏之侠烈不获登于正史，而旁落于传奇。虽然，世之男子不能如奇妇人者亦何止一董元卿也。万历岁癸卯小春临川汤显祖题。”
  作《旗亭记》时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郑之文约三十二岁，而汤显祖已有五十四岁。两人同为临川文化区域内，一临川，一南城，相距仅百里。在序中，汤称郑为友，可见两人交情之深，可称忘年之交，也可看出汤显祖对晚辈奖掖、关心与爱护。
  《旗亭记》取材于裨官野史，是汤显祖向郑之文推荐的题材，而郑之文在“挟日”之内完成《旗亭记》剧本创作，汤深为感动，欣然命笔作序。《旗亭记》全剧四十出，故事不算曲折，写董国度（元卿）中了进士别女辞妻到山东胶水县任知县。他居于金人占领区内，所有汉官如不向当局自首，将被捕，董躲藏民间，与隐娘成亲，相互料理家务，生活较和睦。后来隐娘知道他的实情，请豪鸷之兄长护送丈夫还乡，并让丈夫穿上自己亲手缝制的衲袍御寒，暗中在里面夹了箔金，然后自己再南下与董团圆。传奇歌颂了董的爱国之情和隐娘的聪明才智，兄长的豪侠情怀，同时，对秦桧卖国的无耻行为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汤显祖的题词让剧本增色不少，戏曲理论家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说：“董元卿遭胡金之乱。得遇隐娘。既能全元卿于宋，复能全己于元卿，隐娘之侠，高出阿兄上矣。区区衲中之金，促足窥此女一斑哉。曲亦爽亮，但铺叙关目，犹欠婉转，后得清远一序，殊为增色。”汤显祖恰如其分的点评式作序，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更使剧本增辉，产生了轰动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提高了作者的知名度，对郑之文的成长起着促进作用。
  郑之文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白练裙》。《白练裙》大约写于万历三十六年（1680），明、清剧评家都说此剧是讽刺当朝名士王稚登（百为）和妓女马守真（湘兰）的风流韵事。郑之文通过戏曲形式，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恶习，对歌妓马湘兰表示了真切的同情。《白练裙》问世后，一时蜚声文坛，相传该剧在金陵连续上演百余场，天天座无虞席，久演不衰，成了一些戏班的保留戏曲。礼部侍郎大诗人钱谦益还有诗云：“子弟犹歌《白练裙》，行人尚醇湘兰墓。”王士禛《秦淮杂诗》中也说：“石桥巷口诸少年，能唱当年《白练裙》。”可见郑之文的《白练裙》社会影响之深。
  明代戏曲理论家吕天成在《曲品》中也对郑之又有颂扬之语，“郑之文月露才华，风流雅俗。少陵英于粉署，摩诘于京曹。以其一片烈肠，雅负千秋侠骨”。明代戏曲批评家祁彪佳赞其《旗亭记》等为“能品”，并说“郑君词曲，可称文人之雄”，传奇《白练裙》嘲讽金陵名妓马湘兰与王百谷衾裯隐私，备列丑态，一问世，“一时为之纸贵”。“次年，李九我署南礼部，追书肆刻本。毁灭其板，然已传播远近无算矣。”1934年光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对郑之文均有介绍。郑之文还是“白门新社”中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其著作辑有《远山堂集》、《锦砚斋集》、《愚庄集稿》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