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人，住县城北街瑾睦坊。他一生以教学为主，40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所以后人称他为“李直讲”，李觏创办了盱江书院，故又称“李盱江”或“盱江先生”。
  李觏自幼聪颖好学，20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但是，他仕途上却一再受挫，末能如愿。几次打击之后，李觏遂无意仕进，隐居著述。创办“盱江书院”后又被府衙聘为“郡学之师”。
  李觏博闻强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四方学子前来就学者常有数十上百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都是他的高徒。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也与李觏有过直接的交往。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一文中就提到过自己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
  嘉佑四年（1059年）八月，李觏卒于南城，享年51岁。李觏的著作，今存《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先生全集》三十七卷），另有《外集》三卷附后，《宋史》卷有传。
  李觏是北宋中叶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上，承认主观来自客观，成为宋代哲学中唯物主义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觏还具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由于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并引经据典，寻找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缓和阶级矛盾，李觏提出了“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李觏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独树一帜的，为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以康国济民为意”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吉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药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李觏的其它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如他的《袁州州学记》（袁州即今江西宜春），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李觏“著书立言，有孟柯、扬雄之风”。“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
  李觏也是一位卓有才华的诗人。清人王士侦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壁月》、《梁元帝》、《送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李商隐）。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伦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陶）渊明之赋《闲情》矣”。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李觏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辟的两家”。李觏虽有一些描绘自然景物及酬和之作，但也写了不少有着充实内容的诗篇。他的诗歌在艺术上极力追求意境、辞何方面的奇特，在内容上则敢于大胆涉及政治得失和人民疾苦，李觏的《老妇吟》对一老妇“寡时十八九，暮年从二夫”的悲惨生活，刻划细致，催人泪下。“我时闻此言，为之长叹鸣”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南城小民”的思想和情感，真挚朴实，具有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
  李觏曾在麻姑山读书林讲学，对家乡麻姑山的赞美诗文颇多，他在《麻姑赋》中写道：“慨麻姑之去远，缅王蔡其犹昔。俯稚川濯丹之泉，验福唐遗简之地。丹崖翠壁，邀接太清。碧殿紫坛，风清月白。雨滴槽牙之溜，风摇楼角之铃……”麻姑山人文美景尽收眼底。李觏是建昌府郡人仰崇的先师，宋、明、清以来，府城内都建有祠堂，对这位先人表示纪念，特别是历代郡学大成殿都绘有李觏画像，以李觏为风范，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