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抚州城的奠基人
  说起抚州城是由谁开创的，知道的人并不多。他是唐朝末年南城县东兴乡苏源村人，叫危全讽。黎川县设立后，东兴乡划归黎川管辖，苏源村在现在的荷源乡境内。
  唐朝末年，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在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唐王朝的统治大厦坍塌了，割据势力随之兴起。南城县富绅危全讽、危仔倡兄弟，在农民起义浪潮的影响下，于公元874年招募同乡青壮年，组织武装，以保家卫乡为名，在现在的南城县株良乡城上修筑土城以自卫。877年，黄巢起义军柳彦璋的部队，从九江挥师南下攻取抚州，屯兵于现在荆公商场一带山岗上，后来当地群众就把那一带叫做“黄巢岗”。当时的抚州城设在现在的城西街道办事处一带，由于没有城防设施，经不住起义军的围攻，不多时就被拿下了。由于黄巢起义军是流动作战，攻城而不守地，在他们退兵之时，危全讽协助抚州刺史钟传追击柳彦璋于象牙潭（现南昌市新建县市汉镇），起义军将领黄可思、李道谦被斩杀。危全讽歼敌有功，被任命为讨捕将。此时，南丰人黄天撼和黎川人朱从立也聚众响应起义军，在南丰、黎川、崇仁、宜黄一带频繁活动，危全讽奉命镇压，收编农民军到自己麾下，充实壮大军事实力。随后他又在南城县都军修筑土城，设立军营，派出游动哨，保卫赣东的南部地区。
  882年，抚州刺史钟传驱逐了江西观察使高茂卿，控制了洪州（今南昌）。皇权式微的朝廷认可了既成事实，任命他为镇南节度使。危全讽则乘虚占有抚州，危仔倡据有信州（今上饶），朝廷分别任命他们为抚州刺史和信州刺史。
  危全讽入主抚州后，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对外交结钟传，将女儿嫁给钟传的儿子、袁州（今宜春）刺史钟匡时为妻，并与吉州（今吉安）刺史彭王于、虔州（今赣州）刺史卢光稠建立友好关系；对内劝课农桑，招徕商旅，发展社会经济。他从882年任抚州刺史，至909年率四州之兵进攻洪州被俘，苦心经营抚州27年，政绩卓著。
  当时的抚州城，设在现城西街道办事处辖区的连樊水边，地势低洼，排水不畅。那时崇仁河和抚河尚无圩堤，春夏之间，洪水季节，两河合流，行洪不及，容易发生倒灌，形成内涝，居民苦不堪言。加上没有城墙等城防设施，一遇兵燹，官民深受其扰，更不利于战守。危全讽上任后果断地将州治向东移至形势险峻的羊角山（现抚州一中所在地）。887年他又发动当地居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开始了抚州历史上第一次修筑城墙的工程，历时三年才竣工。新建成的抚州城分里外两重，里城叫子城，以羊角山为中心，周长1里225步（每步约合5市尺）。外城叫罗城，周长15里26步，城内有辟有两条大街，为农副产品的交换和商贸服务提供了便利。为此，诗人张保和特地写了《抚州罗城记》，盛赞：“临川古为奥壤，号曰名区，翳野农桑，府津阛阓，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的繁荣景象。50年后，抚州刺史周宏祚在此基础上扩建抚州城，城墙加长5里，城区范围南到青云峰，西至逍遥峰（今马家山广场），东临抚河，北及进贤门（今针织厂），从而奠定了千年古城的基础。
  危全讽是个文功武治的帅才，官虽然不大，只是个抚州刺史，但是在唐末五代皇权衰落、军阀割据的特殊时代，他把抚州当作一个小王国加以精心治理。短短几十年间，使抚州变成人繁土沃，桑耕有秋，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他十分注重发展教育宗教事业，902年，他在抚州设立文庙，大力兴办儒学。在州署里设置文学、助教两个官职，行管理全州教育事业之职。在他的影响下，各县也设立了县学。宜黄棠阴罗氏兄弟还捐资办起了湖山书院和三湾书院，开抚州私人办学的先河。
  在古代社会，宗教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危全讽笃信佛教，于是大力支持倡导佛学，网罗了一大批禅师到抚州传经讲佛，住持寺庙。曹洞宗师本寂禅师在宜黄曹山寺开山说法，他多次参禅礼佛，并对其倡导的“五位君臣”法要深为悦服。当时，钟传数次请本寂去洪州弘法，本寂不为心动。危全讽入主抚州伊始，便邀请本寂得意弟子匡仁禅师住持疏山寺，弘扬曹洞佛法。文偃禅师曾在疏山寺师来匡仁10年之久，后来在韶州创立了云门宗。908年，一代禅宗大师文益，应危全讽之邀，担任临川崇寿院（院址在今抚州市第一医院）住持，创立了法眼宗。文益广收门徒，光大法眼佛法，使崇寿院享誉天下，被誉为“汝水之灯”。据史料记载，当时崇寿院方圆数里，海内外拜师求学的多达千人，佛教国师德韶、慧炬都曾在崇寿院师事文益。由于抚州在短短数十年间培育出佛教禅宗几大流派，因此被称为“天下禅河的中心”。危全讽还对黎川福山寺施以山田，资助钱财于寺僧。在他的倡导下，黎川幽栖寺、崇仁龙济寺也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
  此外，危全讽还注意招抚流民，增加人口，扩大土地垦种面积。唐末五代正是北方地区战火连天，饿殍遍地之时，而抚州社会“既完且富”，佛学的繁荣又引来大批北方士人竞相投奔，带动经济文化的发展。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各县市编印的《地名志》资料进行统计，唐代至五代时期，抚州境内新建自然村366个，其中直接由外省迁入抚州建立自然村的有81个。他们迁入的时间大多在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后，而危全讽治理抚州时期迁来的人口尤其多，其中大的家族有：金溪的陆氏、乐安的董氏、宜黄的乐氏、南丰的吴氏等。他们中很多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望族，本身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文化积累，一些大家族还往往有家学承传，子弟刻苦砥砺，一心以诗书求闻达。经过几代人的孕育和长期的积淀，终于迎来了宋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的空前盛况。而这些都与危全讽的努力分不开。
  危全讽死后，百姓感念其功德，特在黎川福山寺左侧建了一座“危王寺”，并铸其铜像，日夜以香火祭祀他。可惜这千年文物在“大跃进”时期大闹钢铁中，被人投到土高炉内熔化了。危氏兄弟后裔也是名人辈出，宋代的元绛和元代的危素都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德昭更是五代吴越国的丞相，是抚州历史上第一个宰相。元德昭是危全讽弟弟危仔倡的儿子，909年危仔倡与危全讽一道攻打洪州时，被吴国将领周本击败，危仔倡投奔吴越王钱鏐，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由于钱鏐认为“危”不吉利，便赐姓“元”。此外，宋代的危稹还是知名的文学家，元代的危亦林更是江西历史上十大名医之一。
   音韵学家陈彭年
   陈彭年（961-1017），字永年，北宋著名音韵学家。他出身小官吏的家庭，父亲陈省躬，当过河南鹿邑知县。彭年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是独子，母亲钟爱非常，不让他深夜读书，影响身体。他就用竹笼把灯罩住，躲在密室里看书，有时通宵达旦，诵读不倦。十三岁，他撰写了《皇纲论》，长逾万言，为江南名辈所称许。其时江西在南唐境内，后主李煜闻其名，把彭年召入宫中，陪伴皇子仲宣读书。
  不久，南唐被北宋灭亡，陈彭年师从徐铉攻文字学。徐铉隐居南昌西山，曾整理校订《说文解字》，为之作系传。太平兴国年间，陈彭年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他先后两次被主考官黜落，原因是他好写诗嘲讽人事，以致被人视为轻佻。曾有一次他骑驴出游，在驴背上构思一篇文赋，自东华门到了宫阙前，就已口占数千言，一时士子传为佳话。雍熙二年（985），他第三次参加科考，才考中进士。陈彭年踏上仕途后，起初调任江陵府司理参军，因要监刑场处决死囚，他胆小畏惧，只好改任主簿。后再调任怀州推官，深得知州乔惟岳倚重。御史中丞王化基荐其才，改任卫尉寺丞，升秘书郎，为大理寺详断官。因监湖州盐税案的过失，不久被停职。彭年居官清廉，免职期间，只得靠仆人作商贩赖以为生。直至真宗即位，他才得以任秘书郎。其时乔惟岳改知海州等地，上表请求让彭年随任通判州事，故彭年又通判苏州、寿州，一直沉沦下僚。咸平三年（1000），因他多次上疏言事，才得以召试学士院，迁秘书丞。不久，知阆州，尚未到任又改知金州。
  咸平四年（1001），陈彭年针对北宋初国势不振、政治腐败、冗兵冗官、贿赂公行等弊端，向真宗上疏治国之道，认为“夫事有虽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虽近而可以为远计者，其事有五：一曰置谏官，二曰择法史，三曰简格令，四曰省冗员，五曰行公举。此五者实经世之要道，致治之坦途也”。言之动听，事皆可行，可谓有识见之士，深得真宗器重。
  景德元年（1004），礼部侍郎杜镐等荐陈彭年常识渊博，召令为直史馆兼崇文院检讨。这时，他向真宗献上了《大宝箴》，以四字一句箴言的长篇形式谈治政之道，指出帝王必须施行仁政，安定百姓生活，处理好民族关系，“所辅者德，所归者仁。恭己御下，辉光益新”；“内绥万姓，外抚百蛮”。帝王自身要作臣民的表率，“发号施令，宜先及之。”更要防止奢侈享乐，“宫室苑囿，诫之在丰。”国富民强了，就要注意施行教化，移风易俗，“既庶而富，教化乃施”。真宗还算听进他的话。不久他参加编辑由王钦若总其成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此书将历代史传所载事迹分门别类，对宋以前史籍的辑佚与校勘颇有价值。
  景德三年（1006），陈彭年迁升为右正言充龙图待制，加刑部员外郎。他力争革除考试旧制弊病，制定新的规章以防科场作弊，官员徇私，可说是颇有建树。他请求皇帝下令要有关部门详定考试条式，真宗便命他与戚伦二人参定。彭年主张严设糊名，誊录卷子按《字林》、《集韵》、《三仓》、《尔雅》为抄录字体。考试成绩的高低，“一决于文字”。杜绝后门依托以及作弊之事，这就使科举选拔人才有了一个公正客观的标准。
  大中祥符年间，朝中议建封禅之礼，彭年升为工部郎中，加集贤修撰。三年（1010），改兵部郎中并龙图阁直学士，迁右谏议大夫兼秘书监。编集《太宗御集》，赐勋上柱国。其时陈彭年曾趁奏对机会向真宗提出他对儒术与国家兴衰关系的认识。而真宗则以为“君之难为，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彭年请求真宗著为文章，真宗亲撰《崇儒术》与《为君难为臣不易》两篇御制赐示给他，彭年则请求辅弼大臣，将此两篇御制刻石于国子监。
  大中祥符六年（1013），召入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同修国史。国史修成后，他升为工部侍郎。太中祥符九年（1016），拜刑部侍郎并参知政事。天禧改元，举行大礼，他担任了天书仪卫副使、参详仪制奉宝册使。正月初九，陪侍真宗朝天书，将到太庙时，在中书阁中休息，在上厕所时突然头昏而跌倒，急忙抬往家中。真宗派中使带着太医前往诊疗，旦夕慰问，然因病重不治而逝，享年57岁。去世之日，真宗亲至其家吊唁，为之流涕。见其住宅陋朴，为之叹息再三，以致数日未上朝理事。真宗先后赐给他御制诗歌六篇，后来彭年的妻子入谒真宗，真宗出示彭年的画像，赏赐特别优厚，可见真宗与他感情之深。朝廷后来追赠他为右仆射，谥文僖公。
  陈彭年勤于职守，鞠躬尽瘁。朝廷举行典礼，他无不参预。他对仪制、沿革、刑名之学尤有研究。如果有的制度前世没有记载，他也必能援引依据重新拟订。无论政事大小，只要有需咨访之处，他必能应答辩证，毫无滞碍，而又往往符合真宗的意思。后来升入内阁，由彭年独揽大小事务。他后来位极人臣，但仍保持俭朴作风，克己清廉，不贪不虐。史称他“贵至通显，奉养无异贫约”。他所得的俸禄多用来购买书籍。身后未留下任何家财，以致其子孙生活十分困窘。
  陈彭年才思敏捷，富有文采，被朝廷器重。他对典章故事、仪礼沿革尤为熟悉，博闻强记，勤于撰述，著述宏富。除编撰《册府元龟》外，还奉诏与人同编《景德朝陵地里》、《封禅》、《汾阳三纪》、《阁门、客省、御史台仪制》、《历代妇人文集》、《宸章集》。还有如《韵铨》、《文僖集》、《贡举叙略》、《唐纪》等。有鉴于汤悦等人奉诏官修《江南录》的疏误，他还私下撰写了《江南别录》一卷。由于他年少时曾入南唐朝廷，熟悉其详，故此书所记载的有不少是人所未闻，人未曾言，后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不少材料也是采用此书。
  陈彭年一生最有价值又影响最大的著作当为他主持重修成书于宋大中祥符年间的《广韵》，全称为《大宋重修广韵》，共5卷。为隋朝陆法言《切韵》体系以来韵书集大成之作，共收字二万六千多个，比《切韵》增加一倍多，吸收唐代增订的《唐韵》的成果，对前人的疏误处作了改正，故称广韵。依平上去入声调分为五卷，其中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人声34韵。共206韵。编排和注释体例与《切韵》基本相同，但释义更为详尽，引用典籍更为广博，达270多种。收字韵26194个，注文字数191692个。既可作为一部按韵查检的同音字典，又可作为诗赋用韵的工具书。更重要的是，可用来研究中古音韵。后来的平水韵即依此归并为106个韵部。此书反映了中古汉语语音系统，是研究古音的阶梯。如将此书与《切韵》与平水韵进行比较研究，上溯古音，下推今音，可作为上古与近古语韵研究的重要参照根据。在汉语语音史上，它是不可忽视的专著，由此可见陈彭年对语音文字研究的巨大贡献。
   盱江先生李泰伯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人，住县城北街瑾睦坊。他一生以教学为主，40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所以后人称他为“李直讲”，李觏创办了盱江书院，故又称“李盱江”或“盱江先生”。
  李觏自幼聪颖好学，20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但是，他仕途上却一再受挫，末能如愿。几次打击之后，李觏遂无意仕进，隐居著述。创办“盱江书院”后又被府衙聘为“郡学之师”。
  李觏博闻强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四方学子前来就学者常有数十上百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都是他的高徒。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也与李觏有过直接的交往。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一文中就提到过自己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
  嘉佑四年（1059年）八月，李觏卒于南城，享年51岁。李觏的著作，今存《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先生全集》三十七卷），另有《外集》三卷附后，《宋史》卷有传。
  李觏是北宋中叶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上，承认主观来自客观，成为宋代哲学中唯物主义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觏还具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由于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并引经据典，寻找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缓和阶级矛盾，李觏提出了“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李觏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独树一帜的，为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以康国济民为意”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吉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药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李觏的其它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如他的《袁州州学记》（袁州即今江西宜春），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李觏“著书立言，有孟柯、扬雄之风”。“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
  李觏也是一位卓有才华的诗人。清人王士侦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壁月》、《梁元帝》、《送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李商隐）。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伦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陶）渊明之赋《闲情》矣”。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李觏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辟的两家”。李觏虽有一些描绘自然景物及酬和之作，但也写了不少有着充实内容的诗篇。他的诗歌在艺术上极力追求意境、辞何方面的奇特，在内容上则敢于大胆涉及政治得失和人民疾苦，李觏的《老妇吟》对一老妇“寡时十八九，暮年从二夫”的悲惨生活，刻划细致，催人泪下。“我时闻此言，为之长叹鸣”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南城小民”的思想和情感，真挚朴实，具有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
  李觏曾在麻姑山读书林讲学，对家乡麻姑山的赞美诗文颇多，他在《麻姑赋》中写道：“慨麻姑之去远，缅王蔡其犹昔。俯稚川濯丹之泉，验福唐遗简之地。丹崖翠壁，邀接太清。碧殿紫坛，风清月白。雨滴槽牙之溜，风摇楼角之铃……”麻姑山人文美景尽收眼底。李觏是建昌府郡人仰崇的先师，宋、明、清以来，府城内都建有祠堂，对这位先人表示纪念，特别是历代郡学大成殿都绘有李觏画像，以李觏为风范，激励后人。
   陈景元归隐庐山
   陈景元（1024或1025～1094）为北宋著名道士。字太初（一说字太虚），自号“碧虚子”。建昌南城人。
  父陈正擢进士第，解朐山令，寓居高邮，以疾终。母贫不能归。有子四人，陈景元为季子。才除服，而长兄、次兄继夭，乃有方外志。庆历二年（1042），拜高邮天庆观道士崇道大师韩知止为师。次年，试经为道士。辞别其师，负笈云游，入天台山阅三洞道经，遇鸿濛先生张无梦，遂得其《老子》《庄子》微旨。后隐逸于江淮间，以琴书自娱。大约在此时期，始精研《老子》，为其作解①。久之，为开阔眼界，欲观光京辇，礼部侍郎王琪推荐于翰林承旨王岐，使隶籍东京道流。初居醴泉观，众请开讲《道德经》与《南华经》，于是公卿士夫无不愿与之交识。醴泉观提总特奏请朝廷，令其充本观修撰。遇邳王谒真君祠，召问道教事，服其该通，奏赐紫衣。宋神宗闻其名，诏设普天大醮，命撰青词，复令预修奉同天节斋醮，得旨召对天章阁，赐号“真靖大师”。熙宁五年（1072），进所注《道德经》，神宗极为赞赏，谓陈景元所进经，剖玄析微，贯穿百氏，厥旨详备。任命其为右街都监同签书教门公事。谒告还高邮葬亲，神宗诏命中使赐白金三十镒为助。及还京，令选举精洁道士同焚修于太一宫。熙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神宗诣宫朝谒，于延祺殿召见，特转额外右街副道录，并度弟子三人，命本宫每岁许度弟子一人，月给斋粮米及缗钱，给庄田以赡众。熙宁八年，以事累稠遝，乞归庐山，不允，有旨令官吏不干预其本宫事，每岁增赐度牒二道。续奉敕旨，以九等斋科讹舛，普天醮位升降无序，令有司置局，选道士三人备检讨，使陈景元考校。据传他曾奏请在京道官补员，乞试《道德》《南华》《灵宝度人》三经十道义，神宗准其奏。此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在元丰三年（1080）十月十六日：“右街道录张居善等乞自今补道职，试《道德经》《灵宝度人经》《南华真经》等义，并宣读斋醮科仪祝读等为兼经，依迁补僧职差官考试。从之。”或许是由他建议，与张居善等人一道奏请。元丰六年，罢本宫事，归隐茅山，刊正三洞经法。后游嵩少卜炼丹之所。元岭三年（1088），过京师。不久，朝廷复其右街道录职。
  陈景元虽数任道官，却颇厌身为官事所累。乞归隐庐山时，行李无他物，百担皆经史之书。临别时，王安石问其乞归之意，答曰：“本野人，而今为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不若归庐山为佳。”王安石韵其语，书于太一宫壁间：“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②由于他学问渊博，大臣王安石、王珪皆喜与共游，自吴奎、蒲宗孟、王岐而下硕儒大夫，与之唱酬诗歌者甚众。至垂暮之年，右仆射苏颂曾感喟地对他说：“真靖当以所业授门弟子，不尔，则恐陶、葛之学不传于来世。”③陈景元自幼好学，至老不倦，所藏内外书数千卷，皆素所校正。居处以道、儒、医书各为斋馆而藏，四方学者从其游，则随类校雠，于是人人得尽其学。又喜作正楷，祖述王羲之《乐毅论》《黄庭论》，下逮欧阳询《化度寺碑》。其著述甚多，仅《正统道藏》即收载其《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十卷，《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十四卷，《章句余事》一卷，《余事杂录》二卷，《冲虚至德真经释文补遗》二卷，《西升经集注》六卷，《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一卷，《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四卷。近人蒙文通将其有关《老》《庄》的注解加以校勘、整理，撰《陈景元〈老子〉〈庄子〉注校记》。
  陈景元对道教学术颇有贡献，时人即称他兼有司马承祯之坐忘、吴筠之文章和杜光庭之扶教。他在《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叙》中自称：“景元……欲诵洞经，讵敢开韫，于是澡雪身心，静务恭洁，广求古本，先自考详，沉默披寻，反复研构，一句一字，未尝越略。”其信仰之虔诚、为学之认真，于此可见一斑。陈景元的道论主重玄宗说，特别强调人的名言的局限性，认为“常道”“不可以言传，不可以智索，但体冥造化，含光藏晖，无为而无不为，默通其极耳”。④他又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序》中指出，读《老》《庄》经书，“斯乃道家之业务，在长生久视、毁誉两忘，而自信于道”。其修道论主于清静说，以“顺从自然之道”，“忘缘无累”，“归于虚静”为旨要。
  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冬，陈景元七十一岁，有一日，他“沐浴改衣，吟曰：昔之委和，今之蜕质。非化非生，复吾真宅。”长啸一声，正坐而逝。
   注：
  ①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诸家姓氏》于“陈碧虚”下小注云“乙未造解”，则当至和二年（1055），见《道藏》第14册60页②《临川文集》卷二十六：《代陈景元书于太乙宫道院壁》
   ③④《道藏》第13册731页，656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功德一方蔡冠卿
  蔡冠卿，南城人，生卒年不详，庆历六年（1046）进士，（清雍正《江西通志》卷四九），为原武主簿，迁知下邳、鄢陵。入为大理少卿，又出知饶州。清雍正《江西通志》卷八三有传。蔡冠卿出自“书香门第”，父亲和弟弟都是进士出身，一门三进士，一时荣耀地方。蔡冠卿自幼聪明好学，遇事有主意，善交友，敢直言。他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都同朝为官，也为文友，平时诗书往来较多。
  熙宁元年（1068），大理寺向皇上汇报有一难案，说是登州有一民妇叫何云，其父逼迫她嫁了一个丑陋的丰姓男人，何云无奈，只得听从父母之命，嫁过去以后，阿云终日不悦，最后下手谋杀丈夫，但伤而不死，对这件案子到底是判何云死刑还是有期徒刑，大理寺拿不准，故呈奏皇上，请皇上圣裁。神宗皇帝把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叫来同议。司马光认为可不杀，王安石却认为要杀，二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神宗也难以断裁，这时御史中丞滕甫犹建议请王师亢、蔡冠卿上朝同议。蔡冠卿据案详陈，认为不可杀，他的意见得到皇上的支持。皇上下诏《赐敕奖谕权大理寺少卿蔡冠卿》：“敕蔡冠卿：省知审刑院齐恢奏，据大理寺日奏司状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并已断绝，无见在事。天下之狱，决于大理。汝能审克，丕蔽厥成。来谳之疑，遂无留者。惟明以敏，朕实汝嘉。”意思是说，以后像这样一类的事情不必再上朝奏裁，由大理寺、审刑院确定就是了，对这一案件的处理，显示了蔡冠卿的判案思维和成熟。蔡冠卿年近六旬时又被调任饶州知军，要离开京城了，同僚、文友都来相送。苏轼同蔡冠卿为好友，他临别写了一首《送蔡冠卿知饶州》的诗：“吾观蔡子与人游，掀迢笑语无不可。平时佣傥不惊俗，临事遏润乃过我。横前坑穽众所畏，布路金珠谁不裹。尔来变化惊何速，昔号刚强今亦颇。怜君独守廷尉法，晚岁却理鄱阳柁。莫嗟无骥退羸牛，欲试良玉嫡猛火。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撼轲。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此诗云“横前坑穽众所畏”，以讥当时用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则设坑穽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谁不裹”，以讥当时用事之人，有顺其意者，则以利诱之，如金珠布道路也。又云“尔来变化惊何速，昔号刚强今亦颇”，以讥士大夫为利害所藷胁，变化以从之，虽旧号刚强者，今亦然也。又云“怜君独守廷尉法，晚岁却理鄱阳柁”，言冠卿独能守旧法，屡与朝议争议刑名，以致不进用，却出守小郡也。又云“莫嗟天骥逐羸牛”，轼以冠卿比天骥，以进用而不才者比羸牛，意以讥讽朝廷进退人不当也。又云“欲试良玉须猛火”，良玉经火不变，然后为良，言冠卿经历艰难，险阻折挫，节操不改，如良玉也。又云：“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撼轲”，为冠卿屡与朝廷争议刑名，致不进用，言人事得丧去来，譬如梦幻，当时执政必不常进，冠卿亦不常退，故云“人生不信长撼轲”。这首诗仿佛是对蔡君的全面概括，说他平时“倜傥”而“不惊俗”，“临事”处理能力“乃过我”。这一去道路坎坷“众所畏”，但蔡君却“刚强”如故。虽然是“晚年”还要走饶州，但“良玉”是不怕“猛火”的，蔡君判案能力“有阴功”，到了新的环境也一定会取得成功，我苏轼就在这里相送，老友珍重了。
  蔡冠卿任饶州，公正明廉，惩治贪官恶吏，使这一方老百姓享受太平，得到饶州人民的拥戴。饶州曾是范仲淹任过职的地方，范仲淹在饶州得民心，范仲淹走后，饶州人民建生祠，纪念范仲淹的功德。蔡冠卿寓任后，饶州人民也把他的像挂在“范公祠”同时纪念。古代，一个县尚能有一两个为该地作出贡献而逝世人物的祠庙就很不错，以“生祠”祭祀更属少而又少，蔡冠卿能同范仲淹一起被人以“生祠”纪念，足见蔡冠卿功德一方，诚为可嘉。
  【全宋诗】里选录了蔡冠卿诗两首，一首是《送灵岩道光大师》：僧读儒书举世稀，惟师精学出尘机。上都香火安禅久，东国林泉徇众归。道在莫从形相索，身间都觉利名非。灵岩到日秋应晚，还写新诗遍翠微。一首是《云门寺》：忆昔云门月正明，烦襟消尽觉神清。林泉自濯尘埃事，松桧静含风雨声。山鬼听经藏户牖，野猿偷果堕檐楹。几年京洛缁尘满，何日临流一濯缨。
   三部尚书邓润甫
  邓润甫，字温伯，建昌人。尝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别字圣求，后皆复之。早年就读于建昌军的盱江书院，是李觏的得意门生。在盱江书院，随李觏研习儒家著作，特别是对李觏先生的哲学思想研究颇深，对李觏的《易论》、《平土书》、《庆历民言》、《富国、强兵、安民三策》尤为得其要领。他灵活运用李觏思想在辅佐王安石变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北宋皇祐元年门（1049）考中进士，先后任过上饶尉、武昌令。举贤良方正，召试不应。熙宁中，王安石以润甫为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中书户房事。神宗览其文，除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谏院、知制诰。同邓绾、张琥治郑侠狱，深致其文，入冯京、王安国、丁讽、王尧臣罪。
  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隽贤，更易百度，士狃于见闻，蔽于俗学，竞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异论，以图治功。然言责之路，反为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论恤民力，则疑其违道干誉；论补法度，则疑其同乎流俗；论斥人物，则疑其讦以为直。故敢言之气日以折，而天下事变，有不得尽闻。曩变法之初，势自当尔。今法度已就绪，宜有以来天下论议。至于淫辞诐行，有挟而发，自当屏弃。如此，则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
  李宪措置熙河边事，润甫率其属周尹、蔡承禧、彭汝砺上书切谏，其略云：“自唐开元以来，用杨思勖、鱼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为将。有功，则负势骄恣，陵轹公卿；无功，则挫损国威，为四国笑。今陛下使宪将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预料。然以往事监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圣神武，驾御豪杰，虽宪百辈，顾何能为，独不长念却虑，为万世之计乎？岂可使国史所书，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后世沿袭故迹，视以为常，进用其徒握兵柄，则天下之患，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不听。
  又言：“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刘，昭陵乔木，翦伐无遗。熙宁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掊克，不顾大体。愿绌创议之人，而一切如令。”从之。
  迁翰林学士。因论奏相州狱，为蔡确所陷，落职知抚州。移杭州，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召复翰林学士兼掌皇子阁笺记，一时制作，独倚润甫焉。哲宗立，惟润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进承旨，修撰《神宗实录》。以母丧去，终制，为吏部尚书。梁焘论其草蔡确制，妄称有定策功，乃以龙图阁学士知毫州。阅岁，复以承旨召。数月，除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请郡，得知蔡州，移永兴军。
  元祐末，以兵部尚书召。绍圣初，哲宗亲政，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遂拜尚书左丞。章惇议重谪吕大防、刘挚，润甫不以为然，曰：“俟见上，当力争。”无何，暴卒，年六十八。辍视朝二日。以尝掌均邸笺奏，优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安惠。
  邓润甫不仅是一位变法的支持者，一位成功的朝廷命官，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他曾写过一首《含笑》的诗，诗是这样写的“自有嫣然态，风前欲笑人。涓涓朝露泣，盎盎夜生春。”诗中童思是说即使含笑花在泣泪时也同样楚楚动人。实际是表述了他的一颗坚贞不移的心，不怕任何打击，人各有志，即使一时遭到不幸，只要时机一到就会有新的希望。著有《安惠公集》，不传。《宋诗纪事》存其诗2首，王象之《舆地纪胜》另存3首，《历代名臣奏议》存奏议2篇。
   吕南公史笔寓贬
  吕南公（公元？年至1086年左右），字次儒，建昌南城人。生年不详，约卒于宋哲宗元佑初。博涉丰富，书无不读，为文不喜缀缉陈言。熙宁中，（1073年左右）士方推崇王肃、马融、许慎之业，剽掠临摹之艺大行，独南公不能逐时好。一试礼闱不遇，遂退而乐室灌园，益著书，且借史笔以寓贬，以斧名齐。元佑初，（1086年）立十科士，曾肇疏称之欲命以官，旋卒。
  北宋熙宁年间，文风不正，一时崇尚马融、王肃、许慎等人的经学，抄袭剽窃之风大兴，吕南公对此不屑一顾。恰好在这时，他参加了礼部会试，因作文不合“时好”而落选。回到家乡后他潜心著述，不以功名为重，用手中的笔去写褒善贬恶，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衮斧”，以明心志。 吕南公隐居下来后一心著述，很少交游，即使是当时在南城已很有名气的麻姑山，也很少上去，在《麻姑山志》中仅收有两首诗，一为《葛仙坛》的诗，二为《游麻姑山》。在《游麻姑山》诗中写道：“五马穿林诘曲来，崇丘尽处访遗台。平看列岫螺干颗，四顾春田酒一杯。偶尔登临成缥缈，慨资致可独徘徊。古人不作谁由问。细草幽花自在开”。好一个“酒一杯”和“幽花自在开”。一个落魄文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元丰初年，龙图侍制陈绎贬职到建昌军，他非常仰慕吕南公的人品，以得一见而快慰。元祐初年，朝廷设十科荐举人才，中书舍人曾肇向哲宗上奏，称赞吕南公的才学，说他读书为文，不附俗学，安贫守志，志向高远，建议皇上以“师表科”起用他。哲宗同意了曾肇的请奏，准备授予他的官职，可是还未等到任命下达，他已去世了。其子吕郁收拾遗稿编成《灌园集》三十卷（符行中《灌园集》序），已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录，辑为二十卷。《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吕南公一生读书为学，安贫守道，堪充师表。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成就为著。所著《灌园先生集》三十卷，内容多是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官吏荒淫。吕南公认为，文章应“与时而变，不袭一体”，其诗现实性较强，议论重文轻儒，在文学批评史上有一定地位。吕南公在地理学上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求，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绘制出了宋代三大舆图之一的《十八路军地势图》，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地方舆图资料。
  吕南公的诗表现生活，描写劳苦大众，在《老樵》诗中他写道：“何山老翁鬓垂雪？担负樵苏清晓发。城门在望来路长，樵重身羸如疲鳖。皮枯亦复汗淋沥，步强遥闻气呜咽。同行壮俊丑追，体倦心烦未容歇。街东少年殊傲岸，和袖高扉厉声唤。低眉索价退听言，移刻才蒙酬与半。纳樵收值不敢缓，病妇倚门待朝爨”。一个白发老人，瘦弱的身体，天未亮就出城去砍柴，回来时挑着一担沉重的柴担，远远地望着城门，已经没有力气走完这段归途了。
  对于人生寿命的认识也有他的见解，看他的《勿愿寿》：“勿愿寿，寿不利贫只利富，君不见生平龌龊南邻翁，绮纨合杂歌鼓雄。子孙奢华百事便，死后祭葬如王公。西家老人晓稼穑，白发空多缺衣食。儿孱妻病盆甑干，静卧藜床冷无席。”寿命是个绝对值，对于贫、富不同的人来说有着正负不同的效果，穷者长寿适足以延长痛苦。此诗为穷者立言，说理寓于叙事对比之中，语气直快爽切，而感情沉痛愤激。
   手不释卷王无咎
   王无咎（约1027-1071），字补之，建昌南城人，曾巩之妹夫。约生于宋仁宗天圣中，约卒于神宗熙宁中，年四十六岁。嘉佑二年，（1057）第进士，为天台令。后弃官从王安石游。久之，复为南康主簿。又弃去。好书力学，寒暑行役不暂释。学者归之，常数百人。后诏为国子直讲，名未下而卒。
  王无咎初任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后任扬州江都尉，仪真主簿，熙宁元年（1068）至熙宁四年，在浙江天台县当了四年县令后，又“弃台州天台县令，教授于常州”。他厌恶官场生活，辞官入京，在王安石身边继续学习，在王安石变法关键阶段，理所当然，王无咎便是王安石新法的积极支持者。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变法失败，遭到罢相。次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因同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不能把改革继续下去，处境艰难，王无咎这时也因“无以衣食”，为生计所迫，复任南康主簿。王安石为他送行时写了一首《送王补之行风忽作因题四句于舟中》：“淮口西风急，君行定几时。故应今夜月，未便照相思”。曾巩也写了《送王无咎字序》。王无咎来到南康后仍与王安石、曾巩他们保持书信往来，遇到问题便写信向王安石请教。这时王安石已二次罢相去了江宁府。王无咎上任不久也辞官而去，从欧阳修游学。王安石知道这个消息写信给他，其中有一首《寄王补之》的诗：“平居相值少，况复道涂留。令我思挥麈，逢君为舣舟。人情方慕贵，吾道合归休。吏责真难塞，聊为泮水游。”对为官“真难塞”的王无咎，还是支持他去“泮水游”；
  王无咎好书勤学，即使是长途跋涉之时，也手不释卷。曾巩称他“于书无不读，于圣人微言奥旨精思力索，必极其至。于诸子百家百代史记，是非得失之理必详稽，而谨择之。其为文贯彻古今，反复详博而归于典要。”在常州教授治学期间，慕名来求学者多达数百人。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重亦如之。州守郑伸得之，送润州金山寺，至今匣藏，游人到则发视。”这一景况为宜兴县人所共睹，王无咎把这一陨石落地现象进行了详细记述，为我国研究陨石现象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故沈括在文中说对这次陨石事，可参阅王无咎文章，“王无咎为之传其详”。
  王无咎因傲视官场，不与同伍，虽有功名，一生过得还是很艰难，王无咎的父亲逝去了许多年，尚未写墓表，王安石帮他写了《建昌王君墓表》，了却了无咎这一心愿。文中称王无咎“其学弥勤，其行弥厉，其志盖非有求于兹世而止，能使君显闻于后世，庶其在此。”这是对王无咎人品、学识的肯定。王安石后来写信给朝廷，推荐王无咎去国子监担任直讲，但诏令尚未下达，无咎已逝，终年才44岁。
  王无咎文章纡徐曲折，精于议理。其诗深远闲淡，清迥自得。著有《直讲集》15卷，《论语解》10卷，皆未见。《江西诗征》、《宋诗纪事》存其诗。大经传记载《宋史》
  张大经，字彦文，建昌南城人。绍兴十五年，中进士第，宰吉之龙泉，有善政。诸司列荐，赐对便殿，出知仪真。时两淮监司、帅守多兴事邀功，大经独以平易近民，民咸德之。提举湖南常平，提点湖北刑狱，寻移江东。他路有巨豪犯法，狱久不竟，命移属大经。豪挟权势求脱，大经卒正其罪。孝宗重风宪之选，命条上部使者十人，上独可大经，召见，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风力峻整。”遂除监察御史，命下，中外耸叹。
  大经首陈士风掊克、偷惰、诞慢、浮虚四弊。时理官间多居外，大经奏非便，乃作舍守庭。迁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责。”又言：“诸路荒政不实，飞蝗颇多。愿益加恐惧，申饬大臣，俾内而百官有司输忠谠、修厥职，外而监司守臣察贪理冤、去苛敛、宽民力。”上皆嘉纳。因论近习韩俣荐士，上曰：“此亦无害。昔杨得意为狗监，亦尝荐司马相如。”大经奏：“彼何人斯，使得荐士，将恐无廉耻者望风希旨，伤毁士俗。”后数日，上谓大经曰：“卿前所论韩俣，朕思之诚是也。”又论宦者董琏暴横，将命淮甸，所至诛求，且自号“董阎罗”。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镌罢，窜南康军。除侍御史。上宣谕曰：“卿论事得体，且详练。”大经遂言：“士风未厚，吏治未肃，民力未苏，和气未应，皆由人心未正。愿察公正，明义利，以彰好恶，抑浮薄，去贪刻，则莫不靡然洗濯，一归于正。”上称善再三。又言：“监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资格。”上纳其言，即选四寺丞同时临遣。试右谏议大夫兼侍讲。请通漕臣之计，以补州郡之有无；拘户绝之租，以广常平之储侍；严脏罪改正法，以惩贪黩；收外路辟阙归吏部，以杜私谒而通孤寒。秋旱，诏求言。大经极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叹多，军士贫而怨嗟众，二者当今大弊。州县之间，绢帛多折其估，米粟过收其赢，关市苛征，榷酤峻禁。中外兵帅多出贵幸之门，营利自丰，素召众怨，教阅灭裂，军容不整。且近习甲第名园，越法逾制，别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赂遗何以济欲？愿陛下疏斥憸腐，抑绝幸门，垂意人主之职，责成宰辅，一提其纲，则天下事必有能办之者。”俄而池司郝政降充统制官，殿帅补外，盖用其言也。
  除礼部尚书兼侍读。大经屡请祠，上曰：“卿公廉必能为朕牧民。”以徽猷阁学士知建宁府。未几，移镇绍兴，辞不拜，予祠。进龙图阁学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戣。寿逾八帙，绍熙五年，宁宗即位，进正议大夫，降诏抚问，赐银奁药茗。庆元四年七月，疾革，语诸子曰：“吾目可暝，吾爱君忧国之心不可泯。”无一语及私。卒，年八十九。讣闻，上甚悼之，赠银青光禄大夫，谥简肃。（节选《宋史·列传第一百四》）
   广西安抚使李浩
   李浩（1116-1176）字德远，一字直夫，建昌南城人。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授饶州司户参军、襄阳府观察推官，继调金州（今陕西安康）教授，迁太常主簿兼光禄寺丞。孝宗时，任吏部侍郎兼皇子恭五府直讲、司农少卿、大理卿、以直室宝文阁知靖江府（今广西桂林）兼广西安抚。曾建议两淮营田，并疏通灵渠。乾道九年（1173），提举太平兴国宫，次年以秘阁修撰为夔路（今四川奉节）安抚使，安定边远地区，尽职而死，诏特赠集英殿修撰。
  绍兴晚期，朝廷由秦桧把持大权，堵塞言路，打击主战反和的官员。朝廷官吏害怕奸相权威，大多都是谨慎缄默，不敢多言。只有李浩同主战之臣的王十朋、冯方、胡宪等同僚敢同高宗直言政事，申明主张，抗金复国。
  李浩任员外郎兼恭王府直讲时，在王府颇有建树，为恭王所敬重。其时，朝廷召见员外郎四人，准备提升使用，尤其注重李浩，但李浩看到秦桧在朝廷当道，不愿与奸臣同流，婉言拒绝了这次提升的机会，其他三人都安排了更高的职位，只有李浩仍然做他的员外郎。
  孝宗即位后，李浩调任太常寺丞兼权吏部郎官，其时，抗金将领张竣统率军队正在江淮一带抵御金兵，反战派在朝中议事时都极力排挤他，毁谤张竣抗金战绩。李浩看在眼中，对反战派的言论极为不满，他援引宋仁宗善用韩琦、范仲淹抵御西夏，使西夏不敢贸然进犯的历史故事上书朝廷，谏请孝宗要广开言路，任贤去奸，整顿朝政，孝宗听取他的意见，发出诏谕，要文武百官同心协力，治国御敌。
  不久，李凿又被调任司农少卿，当时朝廷买进粮食8万石，主办官员从中舞弊，贪污不少银两，户部不敢追问，经李浩揭发后，刑部才予查办，这件事得到孝宗的褒扬。在此期间，李浩曾向孝宗建议垦复两淮荒芜的田地，也得到孝宗的采纳。
  李浩迁任广西安抚期间，首先平息了边境之乱，使广西人民有个安定的生活。他体察民情，不久又组织当地民众修复灵渠。灵渠又名湘桂运河，也叫兴安运河。在广西兴安县境内，是我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之一，秦始皇为统一岭南，命史禄于公元前223年到公元前214年开建而成，全长34公里；是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运河。为提高水位方便船只通行，要设置斗门（船闸），唐代设计了18座，到宋代设计了36座，这些设施是世界上最早的运河通航手段，李浩组织人力进行了这一伟大工程的修复，载入了史册。现在广西灵渠仍是桂林市的旅游景点，每年吸引了不少游人。
  李浩涵养深厚，慨然以时事为己任，忠愤激烈，言切时弊，遭众臣嫉恨，上见其忠心，始终全之。幼时勤学，有文声，成年后钻研理义。他为官清正，两袖清风，从广西回京，不带一物，日常生活一如布衣，由于他严于律己，亲属也从不敢求他谋私。
  淳熙三年（1176）九月，李浩病逝，李浩所工作过的地方都奏报他的尽责精神，孝宗下诏封为集英殿修撰。李浩死后没有留下多少家产，惟其著作《李浩文集》2卷传世。他的事迹收入了《宋史》，历代《建昌府志》、《南城县志》以名臣入传。著有文集2卷，不传。仅《宋诗纪事》存其诗3首。
   宋刑部尚书包恢
   包恢（1182-1268），字宏斋，南城包坊村人。生于宋孝宗淳熙九年，卒于度宗咸淳四年，年八十七岁。恢少从诸父学。都惊他议论高明。嘉定十三年，（公元一二二○年）举进士，调金溪主簿。历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自称活佛，民多被骗，恢绳之以法。累迁华文阁直学士，知平江府。度宗时，进端明殿学士，封南城县侯。未几，以资政殿学士致仕。恢历官所至，破豪猾，去奸利，尽力职务，政声赫然。卒，谥文肃。恢著有《敝帚稿略》八卷，《四库总目》传于世。《包氏宗谱》对包恢的家世是这样记述的：“包氏盱江之望族也，本宋龙图大学士包拯之长兄播由金陵合肥以官来建昌，乐两姑山水之秀遂家于七仙阁下……九世孙宏斋（包恢）以礼记两魁乡试，由进士累官枢密院事，致仕赠少师少保。”理宗皇帝御书“宏斋”二字以示恩宠。
  自其父扬、世父约、叔父逊从朱熹、陆九渊学。恢少为诸父门人讲《大学》，其言高明，诸父惊焉。嘉定十三年，举进士。调金溪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泽主簿，平寇乱。建宁守袁甫荐为府学教授，监虎翼军，募土豪讨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干官。会岁饥，盗起金坛、溧阳之间，恢部诸将为十诛夷之。沿江制置使陈群辟为机宜，复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丰县，未行，差发运干官。福建安抚使陈垲檄平寇，迁武学谕、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讨温寇，辟兼提点刑狱司主管文字，议收捕。改通判临安府，迁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号“活佛”，男女争事之，因为奸利，豪贵风靡，恢诛其僧。
  进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点刑狱，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宁。闽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众感悟，为之衰止。兼转运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论罢。光州布衣陈景夏上书云：“包恢刚正不屈之臣，言者污蔑之耳。”又四年，起为广东转运判官，权经略使，迁侍右郎官，寻为大理少卿，即日除直显文阁、浙西提点刑狱。是时海寇为乱，恢单车就道、调许、澉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诸军讨平之。嘉兴吏因和籴受赇百万，恢被旨虑囚，曰：“吾用此消沴气。”乃减死，断其手。
  进直龙图阁、权发运，升秘阁修撰，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沈妖妓于水，化为狐，人皆神之。有母诉子者，年月后状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与僧通，恶其子谏，以不孝坐之，状则僧为之也。因责子侍养跬步不离，僧无由至。母乃托夫讳日，入寺作佛事，以笼盛衣帛，因纳僧于内以归。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笼公库，逾旬，吏报笼中臭达于外，恢命沉于江，语其子曰：“为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妇棺以敛，家贫不能偿，妇想于恢，恢怒，买一棺，绐其妇卧棺中以试，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转运使，罢。
  景定初，拜大理卿、枢密都承旨兼侍讲，权礼部侍郎，寻为中书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权刑部侍郎，进华文阁直学士、知平江府兼发运。豪有夺民包举田寄公租诬上者，恢上疏，指为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览奏恻然，罪任事者，即归民田。召赴阙，辞，改知绍兴，又辞。度宗即位，召为刑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城县侯。郊祀礼成，还，以资政殿学士致仕。
  恢历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治蛊狱，课盆盐，理银欠，政声赫然。尝因论对曰：“此臣心恻隐所以深切为陛下告者，陛下恻隐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闭而食之者曰近习、曰外戚耳。”参知政事董槐见而叹曰：“吾等有惭色矣。”他日讲官因称恢疏剀切，愿容纳。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尝怒直言！”经筵奏对，诚实恳恻，至身心之要，未尝不从容谆至。度宗至比恢为程颢、程颐。恢侍其父疾，涤濯拚除之役不命僮仆。年八十有七，临终，举卢怀慎卧箦穷约事戒诸子敛以深衣，作书别亲戚而后卒，有光陨其地。遗表闻，帝辍朝，赠少保，谥文肃，赙银绢五百。包氏后人世代都以有包恢这样一位人物为荣，他们在家谱中有诗赞曰：“官居一品极人臣，掌握持衡国秉均。禄俸余资供祭祀，子孙万代沐思新。”
  包恢不仅是一位大官，同样也是一位文学家、诗人。他对金溪“三陆”常崇拜。早在任金溪主簿时就写过《三陆先生祠堂记》，对“孟子之实学，唐虞三代之实学”进行过探讨。对诗歌包恢提出要有“理趣”，“理趣”，顾名思义就是要说理而有趣。宋代诗歌受理学思想影响很深，所以宋人也大多同童“理趣”这一观点。他在《答曾子华论诗》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至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物则物态宛然。”著有《弊帚稿略》8卷传世，还有《文肃公集》，然已亡佚。《四库总目》在《全宋词》中收录有包恢一首词：《水调歌头·三月初三》
   羽觞随曲水，佳气溢双清。真贤瑞世，恰与真圣日同生。出侍红云一朵，出按皇华六辔，特地福吾闽。底是长生箓，八郡咏歌声。
  奏天子，倾义廪，济饥民。南州指使，青州公案一般仁。却恐紫泥有诏，社稷重臣事业，非晚觐严宸。来岁这般节，宣劝玉堂人。一代文杰程钜夫
   程钜夫（1249-1318年），又名程文海，号雪楼、远斋，是元朝前期、中期的名臣，才华杰出，19岁后定居建昌军。《四库总目提要》一书中对他及其文章评价很高，赞誉他“宏才博学，被遇四朝，忠亮鲠直”，“文章亦舂容大雅，有北宋馆阁余风”，“其诗亦磊落俊伟，具有气格……古诗落落自将，七言尤多遒警。当其合作，不减元祐诸人”（指苏东坡、司马光、黄庭坚等人）。他所著作的《雪楼集》45卷（今存30卷），包括函诏制册文10卷，序记书文15卷，还有部分诗歌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精当，有很高的史料和文学艺术价值，为治元史者所经常引用。
  程钜夫是在永修县吴城镇出生、长大的。他的先祖从安徽休宁、歙县、湖北京山一路迁徙到鄱阳湖边的永修县吴城镇（时称隆兴府新建县吴城山），家族在此繁衍发达，他的祖父程德秀开始在吴城镇定居，程德秀及其三个儿子程翔卿、程严卿、程飞卿都曾担任过南宋的地方官员，在当地声望较高，程德秀的长子程翔卿因为无子，过继了家族的一个孩子为子，这个人就是程钜夫，程钜夫在吴城镇一直生活到19岁后才到建昌军（今南城县）定居的。在吴城镇的生活经历中，孝行素著，文章练达，颇受好评。
  程钜夫的经历很传奇，一生飞黄腾达。他5岁就学，由于长辈谆谆教诲，家学渊源深厚，他从幼年时代开始就显得出类拔萃，文思敏捷，过目成诵，17岁开始从学于龙渊先生胡自明，19岁开始游学于临川临汝书院，从学于徽庵先生程若庸，和翰林学士吴澄（谥号文正）是同窗，都是教育家李燔的三传弟子。公历1276年初，元兵南下，程钜夫的叔父程飞卿献出建昌（今南城县）城池投降了元朝，这年春天叔父带着他觐见忽必烈，他作为人质被留在北京，接受了元廷“宣武将军银牌”，管军千户，一年后担任了内廷的宿卫，次年十一月，程钜夫因为机缘，在香殿被皇帝召见，忽必烈发现了他的杰出文才，就下旨让程钜夫改任翰林直学士、朝列大夫（即奉德大夫），最后直至升任翰林学士、荣禄大夫等职务，从那时起他开始名彰天下，青云直上，直到他去世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执掌元廷的文字枢要，当时的诏令、典章制度、神道碑等多出其手，其中尤以《平云南碑》、《拂林忠宪王神道碑》、《济南公世绩碑》为出名，他还编撰了元朝前三朝皇帝的实录，留下了后世记录和研究元史的珍贵史料。
  程钜夫为安定江南不遗余力，做了很多贡献。当时南方汉人被征服时间晚，政治地位低，程钜夫一直致力于推动元廷改进吏治，笼络民心，招徕士子，安定社会。至元十九年（1282年），程钜夫就上书建言《吏治五事》：一是录用江南士子；二是通同南北选任官员；三是恢复科举考试功名和晋升体系；四是设立贪赃枉法的簿籍、考绩；五是江南的官员应该增加薪水工资。朝廷全部予以采纳实行了；程钜夫后来又入见忽必烈，请求：“兴建国学；派人去江南搜访遗逸；御史台、按察司都可以起用南方汉人”，忽必烈就命人兴建国子监，在御史台、按察司任用部分南方汉人，并改用汉字书写诏书，让程钜夫下江南求访贤俊。程钜夫搜求到叶李、赵孟适、赵孟頫、张伯淳等20多人，连夜晋见忽必烈，忽必烈把他们全部录用提拔，任命到一些闲散的能装点门面的官职上，后来赵孟頫、吴澄等人还荣登显要，叶李还做了宰相；他同时奏陈了《民间利病五事》，要求取消部分苛政，忽必烈一一采纳了；他极力主张恢复科举，选拔人才，终于在皇庆二年（1313年），由皇帝下令昭告天下，恢复开科取士；大德七年（1303年），湖北因连年大灾，很多民众贫病不能生存，时任廉访使的程钜夫用公田和俸禄作为赈济，救活了很多的百姓。
  程钜夫为官刚直不阿，为人称道。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当时的首相桑哥专权，法令苛急残酷，天下骚动不安。程钜夫乘着皇帝召见的机会，呈上弹劾桑哥的奏疏，历数桑哥的罪行。桑哥勃然大怒，六次奏请杀害程钜夫，幸亏忽必烈一直保护程钜夫，才使他免遭毒手，直到一年后，桑哥的罪行彻底暴露，终于伏诛了；程钜夫曾多次担任廉访使，专门纠核官吏，查处不法，做了大量实事。例如在1293年，他担任了正议大夫、闽海道肃政廉访使，来到福州视事，他宣扬教化，严厉禁止暴虐民众，官吏百姓都非常畏爱他；大德四年（1300年），他又担任了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来到武昌就任后，立刻就处置了行省平章的家奴为害民众的罪行，于是上下肃然，官风为之一清。
  程钜夫为元廷做出了许多贡献，他本人及其家族也受到了元廷的恩待。从忽必烈起的四任皇帝对他及其家人都宠遇有加，不断进阶，在他退休前，皇帝让待诏摹画他的画像，让儒臣们制作赞歌，赏赐给程钜夫，他多次要求退休，皇上都不允许，命令太医送药，近臣挽留，安排他的长子和三子分别担任了承事郎和地方官职，追封了程钜夫的三代祖先，赐予《程氏世德碑碑文》，他去世后，元廷赠予官职“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为“楚国公”，谥号叫“文宪”，并赐给神道碑，记述他的功绩。后人评价他说：“出膺澄清之寄，入居谋谟之职，立经陈纪，为当时名臣，始终一节，表表愈伟，累朝眷遇，迥出等伦。混一以来，朔南之士，一人而已”，也就是说元朝统一以后，在当时南方士子中，他的奇才和奇遇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历史评价应该说是很高的。
   朝宗瓷作故宫藏
  何朝宗，雅号何来，祖籍在江西省临川县甘二都，后移居南城县十六都四脚桥。其先祖何昆源，号德举，明洪武二年（1369）任江西建昌府卫军，七年调泉州右卫所任右营旗宫，十七年奉命拨军到德化县隆泰社厚苏村（即今后所）屯垦，并定居开基该地。何朝宗遂为德化县浔中乡隆泰村后所人。明代驰名中外的瓷雕艺术大师。
  何氏的故乡后所及其附近的乐陶、宝美、东头一带为德化古代著名瓷乡，窑场密集，其产品于宋元时代已远销国外。离后所不远有座白泥崎（后何朝宗利用该山优质瓷土烧制弛名于世的瓷观音而称为观音歧），富优质高岭土，何氏许多族民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从事瓷业生产。何朝宗生性聪慧勤敏，深受境的陶熏，爱好雕塑艺术，自幼随父学艺，为各地宫庙寺院雕塑修饰佛像，广泛吸取古代建筑和各种佛像雕塑艺术的技巧精华，青年时期，已是一位远近知名的佛像雕塑艺术巧匠。他所塑的各种神仙佛像，如永春县熙里乡古德院高二米多的普陀观音，我县程田寺的善才、下尾官的大使、东岳庙的小鬼等，无不表现其各自独特的个性，形态逼真，栩栩如生。这些佛像有的保留至清末和民国时代，永春县古德院的普陀观音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
  何朝宗不但工于泥塑木雕，同时对瓷雕的诣极深，善于运用泥塑、木雕、石刻各种技法之长，根据瓷塑工艺的特性，使雕塑艺术和优异瓷质得到巧妙的结合，开创精雕细刻和造型精巧优美、人物形神兼备、衣纹深秀流畅、线条潇洒洗练，自成独树一格的“何派”艺术，驰誉古今中外，成为我国瓷坛艺术的精华。其作品发挥了我国传统的“传神写意”的手法，以其精湛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刻划入微地表现人物的内心表情和仪态；格调高雅，肃穆大方，形态逼真；既保持神化的色彩，又蕴含美好、幸福、健康的意境，富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极高的欣赏价值。他所塑的观音、如来、罗汉，达摩等作品，件件都非常精萃，赋予神异力量和艺术典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理想、愿望和幸福追求。他设计创作了渡海、盘膝、坐岩、坐式、披坐、跌坐、跌坐没雾、普陀等等形态各异多种姿式观旁，造型精致，端庄慈祥。遵含着高深莫测，耐人寻味的神秘感情；神韵洒脱，颜容端丽，神采奕奕，超凡脱俗，衣中飒拂，仪态宛然，今人一见生敬，叹为观止。特别是以滋润晶莹乳白色釉烧制成的“象牙白”瓷观音，胎骨坚实匀称，美如脂玉，质感性强，使人爱不释手。所以他的作品国际友人誉之为“东方艺术”的精品，“在东西洋市场上都是热门货，各方以高价争购；也有一部分华侨携带出国，日本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对它格外喜爱”。而有着“天下共宝之”、“人争购之”的赞誉。现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如丹麦国家博物馆，美国波士顿、费城、芝加寄等博物馆珍藏着丰富的德化瓷器中，其中包括何朝宗早期作品。同时还有许多瓷塑为西方收藏家所收藏。民国时代，何朝宗的作品在莆田被日本掠走的有瓷观音二尊，造型为跌坐，袖手披裙；其中一尊高六（吋），有一念珠露袖外，极为别致；另一尊高七（吋）。被美国掠走的何朝宗作品有伏虎祖师一尊，骑虎状，一手擒虎头，一手擎环，高二尺二。目前保留在我县民间的何朝宗作品有浔中乡高阳村的坐岩观音一尊，为“象牙白”瓷质，高约12（吋）。保留在莆田民间的何朝宗作品有瓷观音三尊，一尊跌坐没雾式，高七（吋）；一尊跌坐式，高一尺许；另一尊跌坐式，高二尺余。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何朝宗塑的高43厘米的达摩瓷雕，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珍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一尊何朝宗塑的盘膝观音，塑像盘膝而坐，“象牙白”的瓷质将观音善良、庄重的神态表现得异常逼真。
  何朝宗的瓷雕作品，博取各家之特点，开拓自己的新路，成为独树一格的“何派”艺术。他所塑造的各种古佛神仙，揉和石刻，泥塑，木刻等不同技法于一体，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的“传神写意”的雕塑手法，刻画入微的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独具风格神韵；他所塑的人物，既是神，又是人们理想中善与美的化身，达到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整体塑造与细部刻画的完美结合。同时，何朝宗的瓷塑不施彩饰，以单纯的雕塑美和胎釉材料的质地美取胜，使人物显得格外慈祥，娴淑，善良和圣洁，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何朝宗的创作态度严谨认真，坚持宁缺勿滥。据说，每件瓷雕作品创作出来，先摆放在窗口，让路人品评，稍不称意就推倒重塑。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是得意之作，则在背部加盖印章。所以他流传于世间的瓷雕作品都是极少雷同的上乘之品。在16世纪的“东西洋”市场上，他的作品被誉为“东方艺术”、“世上独一无二珍品”，人们不惜以万金争购之，为各国大博物馆竞相求藏。
  何朝宗塑造的瓷雕，汲取了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笔势圆转，衣带飒举”之风格，充分发挥“传神写意”的雕塑手法，揉合石刻、泥塑、木雕等不同技法，何朝宗以超群的技艺把瓷塑造型艺术推到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跻身于世界伟大艺术家之列。他的那些冠绝一时的作品，被称为“世界最精良的瓷器”，有“天下共宝之”的美誉瓷材料的特点，巧妙结合，形成造型别致、雕刻精细、衣巾飘拂、形神兼备的独特风格，达到理想与现实的高度统一。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独树一帜，成为“何派艺术”。
  何朝宗首创的象牙白瓷雕，胎骨坚致，胎釉质感美妙，色泽温润明亮，凝脂似玉，轰动了世界瓷坛。被国际鉴赏家推崇为中国瓷的代表，誉之为“中国白”，“象牙白”。在中国及国际瓷坛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并产生深远的影响。何朝宗除工于塑观音佛像等瓷雕外，并善于制作精巧雅致的香壶川、瓶等玩赏品。他独树一格的高超技艺，垂范后世。《福建通志》、《泉州府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福建科学家小传》等都专条记载。正如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梁任生教授所肯定的，“何朝宗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德化的骄傲！”他的名字将在我国历史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辉。大常寺卿程南云
  北京十三陵长陵神道中央，有一座歇山式重檐，四出翘角的高大方形亭楼内竖立一座龙首龟趺石碑，石碑高6米多，上题：“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碑文长达3500多字，是明仁宗高炽为成祖朱棣墓陵撰文的石碑，这块巨形石碑的书写人就是明初著名书法家、南城人程南云。
  程南云，宇清轩，号远斋，南城人，世居县城东隅。他是元代名臣程钜夫的孙子，程南云出身在官宦家庭，自幼诵读孔孟之书，临习名家字帖，由于祖父程钜夫和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顺是挚友，所以家里赵氏墨迹很多，所以程南云自幼就深受赵氏影响。程南云青年时代，刻苦研习书法，以其高雅的书法艺术得到朝廷的赏识，召赴京师，授中书舍人，预修《永乐大典》，从而走上仕途，官至大常寺卿。
  程南云工五体，俱有古韵，尤以隶为时所尚。明代大书法家祝允明曾称赞“程氏父子，篆隶擅名，其业斯鲜，不得不兴。”程南云一生书法作品甚多，然而留传下来的不算很多，碑刻作品除北京长陵“圣德碑”外，还有云南保山《金点军民指挥使司庙学记碑》等，他的书法真迹有收藏在北京荣宝斋被誉为明代“三稀”的《五体书唐韦应物诗卷》，这幅作品在我国书法史上有重要的位置，书法不拘一格，蔚为一代巨擘。该作品书于正统七年（1442），纵高30厘米，横长361厘米，为楷、行、篆、隶、章草五体，书写韦应物诗《春中忆元二》、《夏夜忆庐高》等诗22首。
  在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明程南云行书千字文》册，在程氏凤毛麟角的传世墨迹中显得尤为珍贵。这篇作品成于正统六年（1441），大约是在他60岁时所出，是他的成熟之作，基本上代表了程氏书法的面貌。《千字文》洋洋洒洒千余字，通篇气势连贯，处处脉络相通，法度严谨而又灵活多变，线条遒劲而又不失丰腴。他在长题中写道：“幼时承父兄之教，朝夕临访……迄今余四十年，未得点画之妙一二，深慨书法之难如此，然亦不敢以此自辍也……因并志此于左方，盖欲后人知书法之不易，须积学而有成，抑且不为谬言之所瞽惑者耳。”可见他用功之勤，治学之严，书法能青史留名实在情理之中。
   程南云致仕后，回乡安度晚年，邀集程氏族人重修族谱，振兴家声。死后葬在麻源。
   广东布政使左赞
   左赞，字时翊，号桂坡，南城麻潭人，学书于程南云，以词翰名于时。天顺元年（1457）进士，成化（1465-1487）中为广东右布政。书法兼诸体，而尤精于隶，得二蔡笔意。《书史会要》、《椒丘文集》、《江西通志》有载。
  少时聪颖，七岁便能作诗。麻源三谷的华子岗是他青少年时期寒窗苦读的地方。明代天顺元年（1457），他考取进士后进入仕途，初任吏部主事。在吏部任职十年后，他回乡省亲，重游了麻源三谷、麻姑山、从姑山，留下诗作二十多首。
  他在《重游麻源》写道：追随深入白云乡，访古重寻华于岗。石克泉流烟骨冷，春林花落涧毛香。谁家鸡犬闻清画，几处松梧对夕阳。诗老忘年同倡和，兴来一咏一飞觞。又如他的《游从姑山》：胜境重来又十年，山中风景故依然。危崖俯瞰双江水，古窦微开一线天。夹道松筠森翠晚，满城楼阁倚晴烟。白鸥陂外浮云净，目送归帆到日边。再如他的《游麻姑山》：会仙亭子薄苍冥，两两峰峦俨画屏。不见古杉分斗象，但闻飞瀑起霄霆。瑶池青乌来何暮，云窟黄龙睡未醒。萧散榆他方外士，钩帘坐诵蕊珠经。无一表达了他对家乡山水的热爱。
  左赞这次回来，到府学与朋友叙旧，当他听说北宋太学说书李觏墓年久失修后深感不安，回京城后，即向宪宗皇帝呈送了《左赞乞修李觏墓状》：“……有宋太学说书墓在凤凰山麓，历年既久，不惟拜扫之典已废，而其坟墓也为樵牧践蹂。若更数年，必致毁夷……今坟墓荒芜，俎豆不及，臣窃惜之……惟国家崇儒重道，以寿斯文之脉，以衍太平之运。”左赞的呈状得到了宪宗的御批：“圣旨该部，知道，钦此。……类行江西布政司，转行建昌府委官督同南城县当该官吏，即将宋儒李觏故墓封其莹域，令附近里老人民时加看护，禁约樵牧，不许侵犯，违者究治。”左赞的这一善举得到家乡父老和府学儒生的赞誉。
  左赞在成化年间把李觏35万余字的作品全面整理刻印成书，传之后世，对我国古代思想史的资料搜集作出了贡献。由左赞编辑的《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文集》）后来收入《四库全书》。1981年由中华书局发行的《李觏集》就是按左赞所编明刻版校点出版的。
  成化中期，左赞调任浙江参政，在浙江期间，他鼓励农桑，兴办教育，清理冤狱，打击豪奸，深得民心。应仕民之邀，在湖州写下了《湖州池亭记》，文辞朴质，借景寓情，是一篇值得传颂的散文，现仍收集在《浙江通志》。
  左赞精于书法，尤以隶书著名，有一年宪宗皇帝向天下寻访隶书佳作，左赞精写隶书一幅献给宪宗，得到宪宗的称赞。左赞在麻源三谷也留有墨迹，一幅隶书“紫微乡”端重奇古，一幅楷书“云门”，笔力遒劲，当年刻在三谷丹岩上，观者无不叹绝。
  左赞是在广东布政使的职位上退休还乡的，回到故乡后，深居简出，寓居麻源，整理自己平生作品。现仍有《桂坡偶录》一卷，《桂坡文集》二十卷，《梅花百咏》一卷，《深衣考正》一卷，《历解易览》一卷传世。
   直言敢谏夏良胜
  在盱江大道中段，有个地名叫“五奎港”。其实不应叫成“五奎港”，而叫“五奎桥”。明代这里有一座跨小溪的石拱桥，被人称为“五奎桥”，这座桥旁边是建昌府儒学之所，桥靠儒学之左，本县学子夏良胜、宁道立等五人在儒学参加乡试连登魁元，“郡人以为有兆于桥”，故而得名。
  在清朝康熙年间撰修的《宁远州志》的人物卷里，专门设有一节名为“流寓”，顾名思义，是“流放、寓居”的意思。《宁远州志》收录的人物传略中，记入“流寓”的名人只有两位，且都是在明朝嘉靖年间流放辽东，其中一位就是直言敢谏的夏良胜。
  《宁远州志》记载夏良胜的文字仅有四十一个字，实在是委屈了这位“声名在外”的历史名人。夏良胜不仅《明史》有传，著作还被收入进《四库全书》，直到现在，谈及古人的《中庸》研究成就，还不能不提及夏良胜。
  夏良胜，字于中，号东洲，江西省南城县人，生卒年不详。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幼年早慧，江西督学副使蔡清对他的父亲说：“你的儿子将来必为良臣，当无有胜子者”，于是父亲为他取名夏良胜。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夏良胜果然不负众望，考取乡试第一，次年考中进士，出任刑部主事（相当于处长），后历任吏部主事、考工员外郎（相当于副司长）。夏良胜为人耿直，直言善谏，在担任考工员外郎时，明武宗不理朝政、荒淫无度，以南巡名义打猎寻欢，夏良胜与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等三人联名上疏谏止，翰林院修撰舒芬也上疏劝谏，此举让明武宗震怒，下旨将夏良胜等四人逮捕入狱，还惩罚他们带枷锁跪在台阶上五天，并削官为民。值得一提的是，夏良胜等四名上书者均为江西人，当时被人们称为“江西四谏”。（另三位是，进贤人，礼部主事万潮，临川人，太常博士陈九川，进贤人，状元翰林撰修舒芬。）明朝压制谏官，就是从此时开始的。
  夏良胜罢官回到家乡为民后，当时的建昌知府客气地接待了这位耿直的京官，当时府衙正在撰修《建昌府志》，夏良胜是有名的古文学家，知府请夏良胜帮忙审阅，请他作序，夏良胜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为《正德建昌府志》作序。同时一边讲学授业，潜心著述，直到明世宗嘉靖皇帝继位才被重新启用。出任文选司郎中（相当于司长），后还被任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但没有到职。
  夏良胜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不愿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在涉及嘉靖皇帝生父尊号的“大礼”之争政治风波中，他没有站在礼部尚书席书、刑部主事张璁等大臣的一方，坚持认为依照古来礼仪，嘉靖皇帝和武宗正德皇帝是同辈，是因为武宗没有子嗣才使得嘉靖皇帝继位，那么武宗之父即明孝宗朱佑樘应该被尊为皇考，以体现一种和先皇之间名义上的过继关系。
  然而，嘉靖皇帝自身则愿意尊封自己生父朱祐杬（明孝宗朱佑樘的异母弟弟）为皇考，这样能够抬升其生父生母的地位，也符合血缘关系上的事实。显然，夏良胜在这场皇家礼仪之争中所持的立场为明世宗嘉靖皇帝所不喜，于是遭到陷害，称夏良胜与兵部尚书乔宇等人拉帮结伙，使得夏良胜因此被降职，外放出任湖南茶陵知州。
  嘉靖十年（1531年），夏良胜再次遭到陷害，原因是他自己编订的辑录在吏部任职期间奏稿的《铨司存稿》一书中，有阐述自己对“大礼”之争看法的内容，与嘉靖皇帝的本意背道而驰。
  人言可畏，皇帝再次追究夏良胜的过失，将夏良胜押解回京师，指责他不应该将这些上奏文章结集成书，经过一番下狱拷打后，嘉靖帝又特别“开恩”，将其发往辽东三万卫（今辽宁开原）充军。五年后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良胜在宁远卫的一处官邸内病逝，死时只有五十几岁。明穆宗继位后，有感于夏良胜直言敢谏、忠介耿直，追赠他为太常卿，但这已是夏良胜病卒三十年后的事情L夏良胜一生仕途坎坷，虽然没有权位显赫，但却以气节、品行和才华而名存青史。
  夏良胜充军到辽东三万卫，为何会客死在宁远卫（今兴城市）呢？对此，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最有可能的一种推测是：在夏良胜充军五年之后，朝廷有意对他重新启用或是赦免他的“罪过”，就在他从三万卫进京的途中，行至宁远卫稍事停留时，突发急病而亡。毕竟夏良胜是死在宁远卫的官邸里，而按照明朝的制度，充军一地的被免职官员是不能随意到附近城市“走动”的。
  夏良胜堪称明朝中期著名的古文家、诗人和儒学家。他的诗文风格如其人，散文以理为主，写山水奇奥，具有苍老之致，是明代中叶江西散文家的代表人物；诗歌情景交融，关注现实，手法娴熟，善于巧用典故。文学作品集有《东洲初稿》十四卷。作为一代名儒，夏良胜在儒学上的研究成就也十分可观，著有《中庸衍义》十七卷，对“四书”中的《中庸》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清朝乾隆年间编订《四库全书》时，夏良胜的文学作品集《东洲初稿》被收入“集部”的别集类，《中庸衍义》则被收入“子部”的儒家类，刊行于世。此外，夏良胜在充军辽东期间还根据见闻写成了《东戍录》一卷，可惜没有留存下来。
   尚书状元张文僖
   张升（1442-1517），字启昭，号柏崖，谥号“文僖”，明南城株良镇城上村人。相传他父亲德行很好。有一次年关，他在县城拾得“梢马”（古时搭在肩上盛钱物的布袋）一个，内装许多银钱。他担心失主回来难找，便在路边坐候。当时正值黄昏，风雪交加，路人稀少，但他坚持守候，并沿途张望，直到物归原主，方才回家。张升自幼聪慧好学，文才出众。成化五年（1469），他年届二十八岁，考中状元。
  张升中状元后，初任翰林院修撰。当时的皇帝是明宪宗朱见深。他宠爱着一个叫万贵儿的贵妃，不惜重金召集僧道，陪着万贵妃拜佛炼丹，代他理政的内阁大臣万安、刘吉、刘翊，一味“蒙耻固位”，把国家大事置诸脑后，与阉党朋比为奸，争权夺利，六部尚书夹在中间莫衷一是，人人缄口不言，唯恐招惹事端。时人戏称他们为“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张升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不肯与万安同流合污，仕途也就不得意。从成化五年至二十三年（1469-1487）的十八年间，他只从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升至从五品的谕德，从史官变为太子东宫的一名侍从官，官位不显。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六日，朱见深去世，皇太子朱佑樘即位，年号“弘治”，是为孝宗。孝宗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他即位后，张升即被提升为太子庶子（五品），成为太子的侍从顾问官。
   张升任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刘吉。
  张升为什么要弹劾刘吉呢？原来明孝宗即位后，万安被罢免，但作为内阁首辅的刘吉却施展手段，竭力取媚于孝宗，拉拢谏官，遂得以留任，人们称他为“不倒翁”。孝宗皇帝登基不久，皇陵所在的天寿山发了一场风雹，砸物伤人，震惊陵寝。他便下旨戒谕群臣修省。张升觉得这是弹劾刘吉的一个绝佳时机，于是立即上疏，指出刘吉“倾身阿佞，取悦言官，昏暮款门，祈免纠劾，许以超迁。由是谏官缄口，歼计始遂……”历数刘吉纳贿、纵子等十大罪状。建议皇帝将他移送法司，明正典刑。
  刘吉虽然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但堵塞言路，打击异己却很有手段。因此，尽管屡受朝官弹劾，却一毫无损，始终不倒。于是，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刘棉花”，意思是耐弹，久弹无损。这次，他听说张升弹劾自己，异常恼怒，指使言官反诬张升诋毁大臣，将张升贬为从五品的南京工部员外郎。离京之日，张升的同乡何乔新深为不平，写诗赠张升，云：“乡邦交谊最相亲，忍向离筵劝酒频。抗疏但求裨圣治，论思端不忝儒臣。自怜石介非狂士，任诋西山是小人。暂别銮坡非远谪，莫将词赋吊灵均。”
  弘治五年（1492）八月，刘吉被罢，张升恢复原职，后历礼部左、右侍郎。弘治十五年（1502）二月，升礼部尚书。在礼部的五年间，遭到灾异，张升便借题发挥，直言进谏，因而多次遭人攻击，但他置之度外。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去世，道教真人陈应楯、藏教大师挪卜坚参等借驱邪为名，进入乾清宫，扰乱内宫，张升上疏将这批30余人绳之以法，诏夺名号，逐出宫廷。年仅15岁的明武宗朱厚照登基后，宦官刘瑾引诱武宗游宴微行，懒理朝政，大权尽归刘瑾。武宗贪图享乐，致使京库空虚，阉党干扰朝政肆无忌惮，正直大臣屡遭贬斥罢官。张升上疏奏请武宗亲近贤臣，远离奸佞，谨治国事。武宗认为其论有理，但不愿实行。张升便奏请退休，又未获允。正德二年（1507），依附刘瑾的秦府镇国将军诚潡请求袭封保安王，张升出于公心，坚决反对。为此，得罪刘瑾。张升恐被其害，称病乞归，武宗准奏，加赠他为太子太保（一品），月俸、岁伕照给。正德十二年（1517）十二月，张升在家去世，享年76岁。朝廷封赠他为太子太傅，谥号“文僖”，葬于株良湖边上桥村。
  张升的著述很多，由他的儿子、浙江布政使张元锡编成《张文僖公文集》14卷、《诗集》22卷，存目于《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该书原名《柏崖集》，因刻成之时，赐张升谥号为“文僖”的朝命刚好到达，因而更名为《张文僖公文集》。《四集全书总目》称：“（张）升立朝颇著风节，而其文多应酬之作……诗则近体多于古体，而七言近体尤多于五言。”就整个创作而言，张升的诗胜于文。他的一些山水风景诗，写得重彩浓墨，气象万千，语气通畅，颇能感人，不乏名句佳篇。如《和桂坡先生江上万里图》一诗中，就有“岷源一水泻千里”、“天风怒涛起，两耳鸣淙潺，虹桥跨巨壑，古树凝苍颜”等佳句。还有些诗，反映了张升在仕途坎坷中的苦闷心情。如《湖上秋兴》后半篇说：“西来恋阙心千里，北上离家客十年。勋业不知难复建，空劳临镜又华颠”。在《直诂》一诗中，作者又感叹“十六年来此重过，关心勋业竟如何。语无倾盖追欢少，意在停云感慨多……”这些诗句能够较为自然地倾诉心中之情，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张升还有一首题为《送云南卫知事李善还盱》的诗，也是比较成功的作品。诗中写道：“划然一笑顿生春，乐莫乐如新聚首。潭山可樵水可温，烟云入座增欢娱。却想劳苈成底事，红尘终日空追趋。迎仙山高傍南斗，凭君寄语迎仙叟。荆扉猿鹤尚徘徊，昔日神仙今在否？”全诗语句通畅，情景交融，意境较为深远。此外，张升还有《玉楼春·贺安太守赝旌异》等词作。
  张升不仅《明史》有传，而且野史中也有传说。相传张升还是举人时，乘船北上应考。他在船头读书，有位道士问道：“你为什么总是看一本书呢？”张升答道：“必须反复温习才能熟悉。”道士听后，拿过书，只翻看一遍，就随口背出。张升明白自己遇到了异人，于是急忙叩问自己今后的事。道士说：“你有三件大事，即中状元、买宅子、在滕王阁喝三天酒。”说罢飘然而去。后来，张升果然中了状元，还做了几年官。后因弹劾奸邪，被贬南京，赴任途中路过南昌时，当地官员因佩服他敢于弹劾权贵的刚直品格，在滕王阁摆酒三日款待。以后他又买了一处宅院，真是应了道士之言。这则传说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只能聊作谈资。
  张升对家乡有一份执著的眷恋。他曾经这样自豪地赞美自己的家乡：“吾建昌，地据东南上游，号称文献之邦。朱子尝谓其地山高水清；其民气刚而材武；其士多以经术议论文章至大名。人才之所生，古则然矣。”对故乡的山水的赞美他写有十余首诗赋，尤其对麻姑山，他情有独钟，除有《半山亭记》外，还有《游麻姑山》诗：“晓陪杖履人云林，林外招提岁月深。古迹荒迷劳指顾，灵湫澄澈试窥临。石桥横涧通樵径，铃阁迎风语梵音。底事徘徊忘归去，可人清景助长吟。”在京城听到家乡遭到天灾人祸，感到非常揪心。一次，张升从南城地方官员朝廷的奏疏中获悉，这年的“七月初二夜二更，有火星流自西而东，青焰可八丈。人夜初更火发时，有火气一团，开而复合，坠下有声，约十余丈。万人骇观，延燎方四五里，皆成丘墟。”为此，张升十分焦虑，他在《火星流曜》中写道：“延燎无情势转严，吾盱何事厄间阎？入秋旱魃犹为虐，到夜妖星已有占。凝焰一团分复合，扬辉两日熄还炎。游人万里心应切，搔首串劳对玉蟾”。一个游子对家乡的炽热感情跃然纸上。
  正德十二年（1517）十二月，张升在家中去世，葬株良乡湖边上桥村。朝廷闻报以后，诏令赠太子太傅，赐谥号文僖。他的一些朋友也纷纷撰文表示哀悼。如福建王慎中作《张文僖公谏史诗序》、浙江屠侨作《祭柏崖张老先生文》、罗玘作《张文僖公墓志铭》，还有无名氏作的《史部尚书张升传》。另外，明人廖道南《殿阁词林记》、顾祖训《状元图考》、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等也都分别记载了他的事迹。张升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的有《柏崖文集》14卷、《诗集》22卷、《和唐诗》10卷。
  报载，张升中状元后，对故乡株良城上村影响颇大。该村形成了好读书的村风，历经几百年而不衰。恢复高考以来，该村大中专院校毕业生300多名，其中全国重点高校毕业生不下50名。有的人还考上了清华、北大。
   文章国学无双士
   罗玘（1447-1519），字景鸣，号圭峰，学者称圭峰先生。明南城（今睦安乡）磁圭人。明中叶著名学者、文学家。成化进士，任编修，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学者称圭峰先生。关于罗玘的生年，《明史》、《辞海》均无记载，在罗玘故乡发现的《罗耕隐公宗谱》内载：“五十二世，皑，字景鸣，号圭峰，生于证统丁卯年（1447年）十月十九日。”
  出生于隐居南城磁圭的罗氏仕宦家族，纲、坦、经、纯四兄弟，他排行第二。罗玘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年轻时，一直困于诸生境地，后入国学。祭酒邱浚试其文章，甚为叹服。成化二十二年（1486），乡试第一，时称“解元”。第二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进侍读。从此益发钻研古文，常手不释卷，诵读不辍，为文精妙绝奇。
  他为人严谨，勤政务实，敢于直言，人多敬畏。弘治九年（1496），武冈知州刘逊为岷王膺钰所陷下狱，庞泮、御史刘绅等救谏，亦被下狱。罗玘进言：应以宽容的态度来处理国家事务。十一年，宦官李广得罪于太皇太后，自杀身亡，遗下一书，记有大臣与其交往之事，孝宗十分震怒，令言官劾其党羽。罗玘上疏说，不能光凭一遗书来对大臣治罪，否则祸及无辜。只要密加查访，确有其事者令引疾以退，或以他事斥之，以免人人自危，有失朝尊。弘治十八年，户部郎中李梦阳应诏上书，遭寿宁侯张鹤龄所诬下狱，罗玘为其申诉得以保全。罗玘升为侍读。
  正德元年（1506），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宦官刘瑾乱政，大学士李东阳依附权势，逢迎刘瑾，朝政多有微言。罗玘虽系李东阳所荐，但不以私交而弃大义。他写信给李，责备他助纣为虐，并与他断绝交往。不久，升为太常正卿。两年后，又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他对宦官刘瑾引诱武宗游乐、矫旨行事，以致国库空虚，朝臣遭诬等进行上疏劝谏，言辞激切。但武宗听不进去，罗玘常忧国事却无力回天。正德七年调入京都，托病辞官告归，潜心学问。他的《红梅》诗“西湖残雪候多时，却恨前年被雪欺，且学杏花红似锦，暂邀啼鸟到南枝。”抒发了他当时托病辞官的心境。看到地方官吏对百姓不断加重的苛捐杂税深感不安，他的朋友即将到南城上任，他深情而直率地在《送赵君尹南城序》中写道：“官之敛也日增，而民之生也日璧而已耳。县官者，受之于其所临辖者也，胡能损其增也？新令尹太平赵君，吾知其君子也，于其行也，故敢以告。”
  正德九年（1514），宁王宸濠欲谋叛逆，因仰慕罗玘名声，派人送来厚礼，欲与罗玘结为至友，罗玘坚辞不受，并避居金溪深山。十四年，宸濠叛乱，罗玘虽在病中，仍疾书声讨，并与朝廷守臣相约讨贼。未待举事即卒。葬于金溪三十一都张公岭项山寺左侧。嘉靖初（1522），世宗追赠罗玘为礼部尚书，谥“文肃”。并在他的家乡磁圭村赖建“尚书里”门楼，以示恩赏。
  罗玘被人尊称为建昌府境内有史以来三大古文学家之一，另两位一是誉为北宋理学开宗的李觏，一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罗玘对韩愈、柳宗元文学成就的肯定和传播有过一定的贡献。韩、柳是我国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很有影响。可是，在明朝中期却受到一些文人的鄙薄，“弘治之世，邪说始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罗玘即著文批驳”。当邪说始兴之时，他不袭陈言，不厌薄韩、柳，对韩、柳的文学著作刻力介绍推崇，在当时影响很大。明末被誉为“江右四大家”之一的东乡人艾南英在《重刻罗文肃公集序》中高度评价罗玘对矫正时风的贡献，“韩、柳以为可师者，皆公之力也”。
  罗玘博学多才，好古文。其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散文创作风格多样，写有大量序言和山水游记，有的情趣别致，有的委婉曲折，均有一定艺术价值。诗歌作品独具风格，常以奇景发激情，想象丰富。“陈简奇严，不诡于法章，有坚节字无缓音，可谓匠心独照。”后人赞誉他的文章“韩子文变而法变，奇之奇也，圭峰文变而法不变，正而奇也。”世宗也誉他为“文章国学无双士，胜似京都第一人”。《四库全书》称“其文规抚韩愈，戛戛独造，多抑掩其意，使人思之于言外。”
  罗玘一生在为学、为官两方面都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他在家乡创办了圭峰书院，著书立说。著有《圭峰文集》18卷，《续集》14卷，《类说》2卷及《圭峰奏议》等。《四库全书》还收有罗诗文三十卷。《明史·文苑传》称其“博学好古文，务为奇奥”。《四库全书》称“玘文规模韩愈，务出以深湛幽渺之思，多掩抑其意，迂折其词，使人得之于言外”。
  正德七年（1512）冬，罗玘回到家乡磁圭村，一到家乡，他便创办了圭峰书院，使周围乡民子弟有个读书的地方，另外他也利用书院邀集一些学子进行讲学活动。罗玘回乡后，县府衙门甚至省城来的官吏都经常到磁圭来向这位京官大人请安，罗玘便向他们提出，你们这样一是浪费时间，二是浪费钱财，今后不必来了，有这些钱不如在磁圭港上建几座桥方便百姓行走。县府衙门遵嘱做了三座石拱小桥，磁圭百姓集资建了两座，现在磁圭港上那五座小桥就是当时所建，村民也就把这几座桥叫着“免安桥”。
  正德十二年（1517）庆隆寺古庙年久失修，罗玘邀集罗氏族人集资修复，并捐田施租扶持这座始建于后周元年（954）的古寺，罗玘亲书“施田碑”。时过境迁，当年罗玘修建过的这座古寺大殿现已搬迁至麻姑山风景区作“元君宝殿”供游人观赏。
  罗玘热爱自己的家乡，在磁圭村度过了自己的晚年，磁圭是个大村落，数里长溪，两岸民宅依港而建。他把磁圭村的景色美称为十景：石岭歌舞、楼前丹桂、阁上书灯、花园叠翠、龙门浪苑、台上唱戏、官街夜鼓、龟石波停、塔岭钟声、莲塘并蒂。
  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初二，圭峰先生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享年七十三岁。嘉靖皇帝为了褒扬他忠于朝廷的节义精神，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肃，并在他的家乡磁圭村敕建“尚书里门楼”以示恩赏。
   至今，磁圭村的妇孺老少仍然会津津乐道地讲述罗圭峰先生的故事，圭峰先生的故事还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赤子之心”罗汝芳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学业者称为近溪先生，南城石溪（今天井源乡罗坊村）人，明中后期著名哲学家、诗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嘉靖进士，小楷有钟繇笔法。历任太湖知县、宁国知府，官至参政。他一生深入下层，宣讲哲理，教化士民，以发人“良知”和济人急难闻名于世。其学虽源于理学，但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提倡用“赤子良心”、“不学不虑”去“体仁”，持见新奇，颇有创见，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故被誉为明末清初黄遵宪（按：当作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嘉靖十九年（1540），罗汝芳拜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颜钧为师，尽受其学，得王艮泰州学派真传。翌年，进京会试，闻其父病重，不试而归。此后，退居故乡十年。在这段时间，他四处游访，考察社会，探究学问，并在从姑山创办“从姑山房”，接纳四方学子，从事讲学活动。
  嘉靖三十二年（1553），罗汝芳进士及第，授太湖（今安徽太湖）知县。在任上立乡约，饰讲规，召集诸生讲学，公事多在讲席上办理。两年后，朝廷提升他为刑部山东司主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任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知府。他为政重教化，以讲会、乡约为治，又主持修缮径县、南陵、太平等县的城池，政绩斐然。嘉靖四十四年（1565），因父丧回南城守制。
  万历元年（1573），罗汝芳守制期满，复为朝廷起用，补东昌（府治今山东聊城）知府。他治理东昌有如宁国，未满三月，即令士民大为叹服。不久，改官云南道巡察副使，分守永昌。上任之后，即着手整治昆明堤，疏浚滇池，兴修水利，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很大便利。万历五年（1577），罗汝芳官拜右参政。不久，因公进京，应邀至城外广慧寺讲学，朝中人士纷纷前往听讲，引起了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不满，疏劾他“事毕不行，潜往京师，摇撼朝廷，夹乱名实”，罗被罢官归里。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二日卒，享年74岁。
  罗汝芳一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理学思想方面。青年时代，他受到了明朝程、朱学派理学家薛垣的影响，认为“万起万灭”的私心杂念长久以来就困扰着自己，必须把它除去。于是，便在寺中闭关静坐，在几上置水一杯、镜子一面，要使自己的心像水一样静、镜一样平，久之，遂成重病。其父授之以王阳明《传习录》，使他领会了“致良知”的学说，其病方愈。后来，罗汝芳赴南昌会试，师事颜钧。颜钧认为，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永远不会泯灭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时刻保有着它，人只要发扬这种道德观念就可以了，因此，人们的道德修养根本不必从“制欲”人手。罗汝芳听后，如醍醐灌顶，完全接受了这种“制欲非体仁”论，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学观点。罗汝芳反对朱熹、王阳明等人所倡导的以省、察、克、治为基本手段，以“制欲”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修养方式，并认为这是与孔孟之道相违背的。
  罗汝芳认为，“大道只在自身”，人的目视、耳听、饮茶、吃饭、早起、夜寐、相对、问答，以至弹子的转动，肌肤的痛感，无一不是这个“道”的作用和表现。只要具备了一个肉体的形躯，就有了做圣人的条件。他主“拟不学为学”，“以不虑为虑”，不学不虑，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在他看来，人的良知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不以修炼而增，也不以不修炼而减，圣愚的差别只在于“觉”与“迷”之间，因而成圣、成贤简直是容易非常。
  罗汝芳热衷于讲学，善于把玄妙、平易的讲演表达出来，为广大平民所接受。即使是不通文墨之人，俄顷之间，也能令其心境开明。他出任太湖知县，颁布讲规，召集诸生研习经文，“公事多决于讲座”。出守宁国，同样召诸生会文讲学，并兴建了志学书院、水西书院等一批讲学场所。在京都时，礼部尚书徐阶，集两司郡县候选吏人，大会济灵宫，聘汝芳讲习，听者数千人，无不动容铭心。入滇五载，罗汝芳虽然年逾花甲，讲学热情依然不减，昆明五华书院和春梅书院都是他讲学的重要场所。致仕以后，他仍然壮志落落，愤然率弟子游金陵、福建、浙江、湖广等地，频频讲学集会，继续阐扬泰州学派的思想。这一切，说明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学术活动的重要组织者，为泰州学派理学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罗汝芳还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比如，他在太湖知县任上，有兄弟为争遗产来投诉，他闻之家境艰难，“汝芳对之泣，民亦泣，讼乃止”。又创开元会，罪囚亦令听讲。他以传统道德融于真情，动容感化，从而化解民事纠纷。他在做宁国知府时，集诸生会文讲学，让诉讼者在讲坛上跏跌静坐，触目观心，以此判案，并把政府的库藏馈赠给他们。这种情况，在封建官吏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作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这种从赤子之心出发救贫恤难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明代中叶，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当时，国家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和“制欲非体仁”论，便体现了这一时代的要求。他的理学思想，不仅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否定封建伦理道德的作用。
   月露才华郑之文
   郑之文，字应尼，一字豹先，一号豹卿，南城人，明代戏曲家、诗人。据汤显祖研究专家徐朔方先生考证：郑之文约生活在1572-1641年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历任南京工部主事、真定知府等职。他的著作主要有《远山堂集》、《锦砚斋集》以及传奇《白练裙》、《芍药记》、《旗亭记》等，但他的著作今仅存《旗亭记》一种。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第一次应试落第，使他对晚明社会的黑暗深表不满，但是到了三十八年（1610）他还是要去参加科考，博取功名。科考进士后，也进入了仕途，但由于他特殊的个性和对官场弊政劣迹的厌恶，终于被免去真定知府这一官职回到家中，走上了“闭户居家三十年，足不履公门，潜心著述”的道路。
  为人清高俊逸，风流逸群，与当时名流黄贞甫、曹始能、钟伯敬、王季重等友好，常游于歌舞场中。其剧作以塑造女性典型见长。时名妓马守真与王稺登辈为文字交，颇不礼之文。之文与吴兆等作《白练裙》剧本。备极讥调，聚子弟演唱，召守真观之，守真为之微笑。崇祯中，钱谦益寄以长歌，有“子弟犹歌白练裙，行人尚酧湘蔺墓”之句。之文亦次韵相答。之文所作曲，尚有《旗亭记》及《芍药记》各二本；《曲录》、《旗亭记》今尚存，友人汤显祖为之作序。诗文有《远山堂》、《锦砚斋集》，并行于世。其中《白练裙》蜚声文坛，远近传播，一时洛阳纸贵，可见其艺术才华之高。
  翻开《旗亭记》，开篇则是汤显祖所作《董元卿旗亭记序》，序不长，照录于下：“予读小史氏宋靖康间董元卿事、伉俪之义甚奇。元卿能不忘其君，隐于仳离。某氏能归其夫，且自归也。最所奇者，以豪鸷之兄，而一女子能再用之以济。却金示衣，转变轻微。立侠节于闺阁嫌疑之间，定大义于山河乱绝之际。其事可歌可舞，常以语好事者，而友人郑君豹先遂以挟日成之。其词南北交参，才情并赴。千秋之下，某氏一戎马间妇人，时勃勃有生气。亦词人之笔机也。嗟夫，董生得反南冠矣，独恨在宋无所短长于时，有以自见，使某氏之侠烈不获登于正史，而旁落于传奇。虽然，世之男子不能如奇妇人者亦何止一董元卿也。万历岁癸卯小春临川汤显祖题。”
  作《旗亭记》时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郑之文约三十二岁，而汤显祖已有五十四岁。两人同为临川文化区域内，一临川，一南城，相距仅百里。在序中，汤称郑为友，可见两人交情之深，可称忘年之交，也可看出汤显祖对晚辈奖掖、关心与爱护。
  《旗亭记》取材于裨官野史，是汤显祖向郑之文推荐的题材，而郑之文在“挟日”之内完成《旗亭记》剧本创作，汤深为感动，欣然命笔作序。《旗亭记》全剧四十出，故事不算曲折，写董国度（元卿）中了进士别女辞妻到山东胶水县任知县。他居于金人占领区内，所有汉官如不向当局自首，将被捕，董躲藏民间，与隐娘成亲，相互料理家务，生活较和睦。后来隐娘知道他的实情，请豪鸷之兄长护送丈夫还乡，并让丈夫穿上自己亲手缝制的衲袍御寒，暗中在里面夹了箔金，然后自己再南下与董团圆。传奇歌颂了董的爱国之情和隐娘的聪明才智，兄长的豪侠情怀，同时，对秦桧卖国的无耻行为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汤显祖的题词让剧本增色不少，戏曲理论家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说：“董元卿遭胡金之乱。得遇隐娘。既能全元卿于宋，复能全己于元卿，隐娘之侠，高出阿兄上矣。区区衲中之金，促足窥此女一斑哉。曲亦爽亮，但铺叙关目，犹欠婉转，后得清远一序，殊为增色。”汤显祖恰如其分的点评式作序，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更使剧本增辉，产生了轰动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提高了作者的知名度，对郑之文的成长起着促进作用。
  郑之文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白练裙》。《白练裙》大约写于万历三十六年（1680），明、清剧评家都说此剧是讽刺当朝名士王稚登（百为）和妓女马守真（湘兰）的风流韵事。郑之文通过戏曲形式，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恶习，对歌妓马湘兰表示了真切的同情。《白练裙》问世后，一时蜚声文坛，相传该剧在金陵连续上演百余场，天天座无虞席，久演不衰，成了一些戏班的保留戏曲。礼部侍郎大诗人钱谦益还有诗云：“子弟犹歌《白练裙》，行人尚醇湘兰墓。”王士禛《秦淮杂诗》中也说：“石桥巷口诸少年，能唱当年《白练裙》。”可见郑之文的《白练裙》社会影响之深。
  明代戏曲理论家吕天成在《曲品》中也对郑之又有颂扬之语，“郑之文月露才华，风流雅俗。少陵英于粉署，摩诘于京曹。以其一片烈肠，雅负千秋侠骨”。明代戏曲批评家祁彪佳赞其《旗亭记》等为“能品”，并说“郑君词曲，可称文人之雄”，传奇《白练裙》嘲讽金陵名妓马湘兰与王百谷衾裯隐私，备列丑态，一问世，“一时为之纸贵”。“次年，李九我署南礼部，追书肆刻本。毁灭其板，然已传播远近无算矣。”1934年光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对郑之文均有介绍。郑之文还是“白门新社”中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其著作辑有《远山堂集》、《锦砚斋集》、《愚庄集稿》等传世。
   左宗郢修《麻姑志》
  左宗郢（生卒年不详）字景贤，号心源。明代后期诗人，南城麻源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四川监察御史，官至南京太常寺少卿。为人宽厚，遵师训而重情义，家居时常做行善之事。为官尽心职守，有政声。自幼师从罗汝芳、邓元锡等理学名家十年之久，学有深得。文学上有一定造诣。作品内容充实，形式完善，言之有物，有一定社会意义。著有《景贤集》、《焚余疏草》等，今未见。另有《续刻麻姑山志》17卷，存目于《四库全书总目》，现已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左宗郢为官正直，敢作敢言。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神宗皇帝为山西矿税和释放囚犯一事找众臣商议，当时刑部尚书、太仆卿等的意见都不一致，时任监察御史的左宗郢向神宗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神宗采纳他的意见。
  万历四十一年（1613）左宗郢回到故乡，当他听到知府邬鸣雷修复了麻姑山育英堂时，非常高兴。邬鸣雷是浙江奉化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任建昌知府，在任时他常上麻姑山，看到麻姑山育英堂多年失修感到非常惋惜，即组织力量重修，育英堂的前身是北宋学者李觏授课的讲堂，原先叫“读书林”，至万历年间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样一个名闻江南的读书林是建昌府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象征，通过修复后又成了“四方有志之荚，风慕景从鼓箧而来”的地方。邬知府还“每政暇，辄与诸生论经术”，交流学习体验，左宗郢看到此情此景怎能不高兴呢？他激动地写下了《麻姑育英堂记》。对育英堂的重修，四方学者的到来热情赞扬，他写道：“赴之者众，语模楷也，官师之表也”。“多士试咏而会之，望崇山斗，今之文亦之盛矣”。
  左宗郢在山上住了下来，他想到该为麻姑山修一部志书，于是他收集资料，察看山水，勤奋写作，南城县第一部《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十七卷问世了。他十分重视家乡的教育事业，对府学多有资助，并把自己收藏的300余部珍贵藏书送给了大成殿尊经阁收藏，供府学儒生借阅。
  左宗郢致仕在家，关心地方名胜的修复。麻源三谷是本郡一处著名风景胜地，是一处世外桃源的景点，入麻源之后，高大的丹霞石岩上有许多南北朝以来的石刻，非常珍贵。许多宫殿梵宇都多年失修。他邀知府邬鸣雷共同捐资，共创盛举。他在《创云门寺引》中写道：“募资于民间甚难，余有夙愿未了，不谋诸众，不量绵力，尽倾己资，修复故道，鼎建桥梁，行有坦途矣。已大复古刹，创佛宫，饬僧舍矣。已立真君庙，文昌祠，及僧有堂矣。岩下构忱漱亭，游咏有地矣。”“邬公特捐俸，成白衣殿，题碧涧以表奇观，山以赖以不朽矣。”
  修完麻源三谷，左宗郢又同邬知府一道组织力量修复了从姑山景区。从姑山是明代学者罗汝芳创建起来的一处讲学堂所，汤显祖曾在这里就读，在罗汝芳的精心治理下，也成了盱江胜景之一。在左宗郢考上进士的第二年，罗汝芳就去世了。几十年后，当左宗郢回南城时，从姑山也久未修葺，破败了。郡太守邬公召集郡人重修从姑山，左宗郢大力支持，他在《修从姑山记》中写道：“从姑山者，罗先生讲学道场也。先生倡名德之旨，为后学宗，四方学者响应，如声奔谷，辐辏盱江……四方来谒先生者，无不登从姑，而从姑之胜，遂闻天下。”“先生在，则山木蓊翠，堂舍环拱，人文星聚，屹然吾盱一大观。自先生作古而渐夷渐替，气象调姜。”通过邬太守的整修，从姑山又焕发了光辉，左宗郢感叹“瞻仰尤切，敢不嘉邬大夫之德而益勉励也。”
   左宗郢是一位雅士，他除了完成了《麻姑山丹霞洞天志》的撰写，还著有《景贤集》一书传世。
   一弯冷月葬诗魂
  翻开《中国历代诗词欣赏》，景翩翩与解缙、冯梦龙、边贡、李梦阳等并列明代有数的几位诗人之中；尤其是她的那首“风前漫结幽人佩，澧浦春深寄未成”的《紫兰》诗，更是咏兰诗的精品，为人称道。只是诗作者事迹鲜为人知。据《中国人名大辞典》、福建省《建宁县志》载：景翩翩，原名遥，一说双文，字三昧，一作惊鸿，明末建昌曲妓。祖籍苏州或扬州（翩翩本家旴江，时时出游建安，故有传以为闽中女子者），明代万历年间江南著名女诗人。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载：“景翩翩，字三昧，建昌青楼女也。与梅王子以风流志气相许，有婚姻之约，而不果。久之，穷困以死。曾作诗2000多首，编为《散花吟诗集》。王伯谷有诗云：“闺中有女最能诗，寄我一部《散花词》，虽然未见其女面，快语堪当食荔枝。”
  景翩翩的母亲原本是江西建昌府的大家闺秀，“四德”咸备。翩翩也从小受家庭环境的薰陶，懂得礼仪，精于女红。父亲是个清贫读书人，平日教她读书识字，她聪颖乖巧，过目即能默诵，尤喜诗词吟赋。十七、八岁已是被人称赞的出水芙蓉，“神彩焕发，艳丽绝俗”，被誉为建昌十二金钗之首。乡里士绅都争相巴结他父母，欲娶翩翩为室。可是翩翩父母视若掌上明珠，择婿条件极为苛刻，高低不就。没过多久，父母相继去世，一下子她从天上掉入冰窟，一孤贫女子，父母双柩不能入土，被歹人骗至青楼当艺妓，才安葬了双亲。翩翩虽在青楼，但性情高洁，一般商贾、纨绔子弟她决不接待。所有能与她往来者都是文人雅士，她与他们“风晨月夕，诗词倡和”。尤其与一位姓苏的书生过往甚密，苏某多次想把翩翩娶回家，由于家庭和社会的重重压力，未有结果。翩翩为此不知掉了多少泪，写过多少伤感诗。
   萧吹静阁晚含情，片片飞花映日晴。寥寂旧痕双对枕，短长歌曲几调筝。
   桥垂绿柳侵眉淡，榻绕红云拂袖轻。遥望四山青极目，销魂暗处乱啼莺。
  这首著名的《闺思》，成了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翩翩虽然身世凄凉，但她的诗却名噪一时。随着光阴的流逝，景翩翩也想有一个好的归宿。她真情所寄，多方留意，但总是知音难寻。不想，又是虚度了几载。
  一年，有一个叫丁长发的福建建宁人，家中巨富，平时往来南城经商夏布，见翩翩如此美色，也打听到她的性情爱好，请人写了一首诗送给她说明欲娶她为妻，诗中表达了一种倾慕之情，翩翩见诗写得好加上媒人一番劝说，也就同意了，与丁长发去了建宁，在同去建宁的路上她就发现丁长发并非读书人，而是有妇之夫的商人，恨不欲生。但又无可奈何。她只能以泪洗面，将自己满腔的悲愤，寄托在诗中。她写道：
   梦境还堪忆，虹桥山可疑。岂因填鹊至，重与牵牛期。
   落月穿帷净，凄风入梦悲。无端角枕上，薄命诉娥眉。
  这首《宿虹桥纪梦》最能代表她那时的心境。细细咀嚼品味这首《宿红桥纪梦》，一幅凄凉的画图映入眼中，年轻、美貌、不幸的女子，在静静的月夜，孤身独窗，空空一梦，落月、凄风，生活的无奈，只能是“薄命诉蛾眉”了，谁读了也会为之伤感。
  不久，景翩翩随丁长发回到福建建宁县。回到丁家后才知道丁妻又是个尖酸刻薄的妇女；她容不下景翩翩，经常无事生非，欺辱翩翩。翩翩忍无可忍，无奈中只好走上自缢之路，以死来抗争，以死来解脱。在她即将香消玉殒，魂飘九霄时，只有“落月穿帷净，凄风入梦悲”；她只有用不再“无端角枕上，薄命诉娥眉”来自慰了。
  景翩翩的墓葬在建宁县黄州坊水月观旁，丁裔后人又把她的这片墓地卖掉，把遗骨迁往他处。清代道光元年（1821）秋天，建宁县令得知翩翩这一凄惨身世，在原址立了一块墓碑，以示纪念。当时人们把这一地点建成了建宁县首屈一指的名胜景点。
  清代以来，不少参观过翩翩墓风景点的风流雅士都为翩翩的死动情赋诗。三十年代，南阳人王均辑有感叹诗几百首。其中有一位叫王琴舫的黎川人动情地写道：“翩翩玉骨葬江东，蔓草荒烟若断蓬。虽有才华垂永日，可怜遗恨怨春风。红颜自古输全福，佳句从来寓化工。只剩《散花吟》一集，收将编付枣梨中”。
  景翩翩身为青楼女子，地位低下，身世凄惨，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备受凌辱与苦难。内心深处充满了痛苦与悲哀。因而她的思想以至作品中，既有“剪不断，理还乱”难解的苦闷，也有对卖笑生涯的不满与抗争。有对幸福自由的向往，也有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当时的吴中才子王伯谷对她的诗非常欣赏，曾写诗以颂，“闽中有女最能诗，寄我一部《散花词》。虽然未见天女面，快语堪当食荔技”。
  明末清初大诗人钱谦益编选的《列朝诗集》选入景翩翩诗五十首，《江西诗征》也选入三十多首。景翩翩诗风明快，长于抒情，善有民歌风味，流畅明白，富有抒情。如《女儿子》：“哀猿一声夜未半，峡峡柔肠寸寸断。回川逆折声潺潺，枕边流泪摧朱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专一爱情的渴求和对寻花问柳的负心汉的怨愤。又如《紫兰》：“碧玉参差簇紫英，当年剩有国香名。风前漫结幽人佩，沣浦春深寄未成。”《与苏生话别》：“道是愁无极，还教仗醉魔。谁知醒时意，说向梦中多。”抒发了诗人的苦涩之情和对自己命运的关注。《怨词》：“妾作溪中水，水流不离石；君心杨柳花，随风无定迹。”前两句，用“溪中水”自比，以“水流不离石”，表明自己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后两句，用“杨柳花”比喻“君心”，以“随风无定迹”，写纨绔子弟的无情无义。诗歌语言晓畅，明白如话；比喻确切，生动形象；“妾”“君”对举，对比鲜明，言约事丰，含蕴深刻，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寻花问柳负心汉的无比怨恨和对专一爱情的渴求。此外，“岂曰道路长，君怀自阻止。妾心如车乾，日日万余里”（《怨词》），“依自唤桃叶，依貌似槐花；桃花容易落，郎去宿谁家”（《桃叶歌》），”“闺中自昔论红线，侠气纵横频掣电，来作处女君求知，去矣脱免容谁见。世上徒夸屋是金，明珠还骨不换心。一自临邛罢绿绮，只今千载无知音”（《解嘲》）等，都是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是对当时社会强加给青楼妇女种种痛苦的血泪控诉，对假仁义，伪道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正人君子的有力鞭挞，语直、脉露、味浓。从其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公子哥儿逢场作戏、口是心非、卑鄙龌龊丑恶嘴脸与灵魂，可以看到歌儿舞女对强颜欢笑、伴人歌舞、卖笑生涯的不满与抗争，也可以看到她们玉腻花柔不失其德，明月青楼难夺其志，向往幸福自由、追求真挚爱情的纯洁而美好的心灵，对我们了解明代的社会现实，歌舞名姬的生活及命运有一定的认识参考价值。
  综观整部《散花吟》，女诗人出色地抒发了内心深沉的感情，控诉了当时社会给青楼女子带来的痛苦。《玉镜阳秋》书中极力推崇她，称赞她“明代北里名姬，以能诗著称者，当以三昧为优”。民国25年（1936），泰宁诗人范蕴章、刘介评、王均等人发起征集凭吊明代女诗人景翩翩诗文活动，征得律诗、绝句和词200多首，还有赋、记等，合编为《景翩翩小集》。总之，景翩翩在我国妇女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徐芳隐居敖龟峰
   徐芳（1617-1670）字仲光，号拙庵，别号愚山子，南城人。明末清初优秀散文家、诗人。他警敏好学、精通典籍，博览经史子集，兵韬武略等书，他的文章“舒徐条达，有吐纳百川之势。”明崇祯十二年（1639）乡试名列第二，次年中进士，授山西泽州知州。
  徐芳为人耿直，不随流俗，在泽州任职其间，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政绩名列第一，深受泽州老百姓爱戴。后因上奏揭发江西按察使林友兰结党营私一案，遭到反诬，改任翰林院编修。不久，便告病还乡，回南城过起了隐士生活。明朝灭亡后，徐芳以逸民自居，隐居山林。他在游西芙蓉蜂《龙潭寺》诗中写道：“不访仙源不讯查，白云深处送年华。陶潜自合归莲社，傅弈无劳向佛牙。寂寂莓苔生旧径，纷纷蜂蝶过谁家？人间万志须臾事，消得春风几度花。”看淡世间炎凉，躲避现实的心态油然笔端。
  清顺治七年（1650）江西分巡道莫可奇敬重徐芳为人清高贤达和博学多才，极力向朝廷推荐他到翰林院任职，朝廷同意了莫可奇的请求，而徐芳坚决辞而不就，仍然过他的山林野居生活。晚年的徐芳非常贫困，家无片瓦，到了栖息城门的地步。南城县令苗蕃仰慕他的高风亮节，按徐芳的意思在龟峰修建了一个简单的房子，曰“悬榻居”。苗县令对徐芳的诗文也推崇备至，还为他刊印了作品集《藏山稿》12卷，《悬榻篇》6卷。徐芳在苗蕃的关心下，食宿有了着落，但他还是喜欢出去游历，他走遍南城周边各县，上过庐山、登过黄山、九华山，康熙九年（1670）病逝于安徽祁门。
  徐芳通典籍，重名节，作品多表现殉国持节人物，富有民族气节。他继承了晚明散文的优秀传统，一扫八股之风，想象奇诡，常于诙谐中寓讽世之意，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其笔记体小说集代表了他传奇散文的最高成就。他也善工诗，尤精律诗，风格情韵文采兼备，论诗也独具见地。除苗蕃删定的两部作品外，笔记小说《诺皋广志》收入《昭代丛书》，诗集有《松明阁诗选》，文集有《藏山稿行脚篇》、《傍莲阁草蛩吟》等传世。
   罗美材收复澎湖
   罗美材（1639-1721），字仲茂，号靖远，出生在睦安乡磁圭村。明朝灭亡时，他才6岁。磁圭罗氏在明代是南城望族。大学者、吏部右侍郎罗玘的辉煌给磁圭罗氏带来了福音，罗美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后胸怀大志，才略过人。
  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病逝，其子郑经继位割据台湾。清廷派人前往招抚，劝其归顺清廷，统一祖国，郑经拒不归顺，而且经常骚扰沿海。清廷决心先清剿沿海逆寇，再图收复台湾。康熙十七年（1678），39岁的罗美材毅然投笔从戎，随福建巡抚吴兴祚入闽清剿海患。这时郑经盘踞台湾，以厦门为门户，派遣骁将刘国轩攻占漳州、泉州所属各县。七月，罗美材部由兴化至仙游，在白岭关口击破郑经之军，收复永春、德化县。刘国轩自泉州入海，以巨舰数百出没于赤屿、黄崎等处，罗美材率水师出海，焚其舰60余艘，歼敌6000多名。十八年（1679），刘国轩又率兵2000至郭塘、欧溪头，欲断江东桥进攻长泰，罗美材部在总督姚启圣的指挥下击败刘军。招降郑经部将蔡仲雕、林忠等300余人，兵士12500余人。十九年（1680），罗美材随吴兴柞攻克湄州、泊洲、浔尾，并攻克厦门、金门、泉州。二十年（1681），又随吴兴祚平定沿海寇逆。吴兴祚提升为两广总督，罗美材也“皇恩功加二十等，授一品左都督，管广东抚标右营游事，挂镇朔将军印。”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去世，他手下的一些人谋杀了他的长子，把郑克璃扶上台，由侍卫冯锡范专政。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决心收复台湾。二十二年（1683）六月，罗美材随施琅率领大型战船300余艘，水兵2万余人，230余艘中小战船从福建沿海扬帆起航，一路乘风破浪，首先进攻台湾的屏障澎湖，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澎湖战役”。当时澎湖由郑军主帅刘国轩率领重兵把手，设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清军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方针，兵分三路，左右两翼箝制敌人。左都督罗美材率领人马直捣敌阵船队。在几天的战斗中，多数时间都刮着偏南风，罗美材利用风势，扬帆快速前进冲击敌人。起初战斗双方互有胜负，但郑军始终处于逆风被动不利的态势。特别是7月16日的决战最为激烈，战斗打响后，罗美材部利用有利的西南风向条件，以“五点梅花阵”战术，即多艘战船围攻一艘战船的战术，集中兵力，从早晨到下午，“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除尺奠辨”，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当天清军击毁郑军大小战船近200艘，歼灭其主力1万余人，收降5000余人，缴获许多船只和武器装备，很快攻下澎湖列岛。刘国轩只因地势熟悉，才得以逃回台湾。此战役一举歼灭郑军精锐部队，收复澎湖列岛等于打开了台湾的门户。台湾岛人心震动，进而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清军乘海潮登陆，迫使台湾郑氏集团接受招抚，这时冯锡范、刘国轩挟持郑克璃剃发迎降。献出降表，台湾回归大陆，迎来了清朝历史上的祖国统一。罗美材功勋卓著，皇上诰封罗美材“三代考妣及本身夫妇四代正一品”。此殊荣在南城历史上实属罕见。
   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罗美材60岁，以荣禄大夫致仕归里，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磁圭。回家乡后他带领族人对磁圭村进行了一番治理，使磁圭村更加繁荣。康熙六十年（1721）罗美材逝世，享年83岁。
   乡贤祠祀梅之珩
   梅之珩（1649—1733），字左白，号月川，南城“东湖梅氏”。康熙之初，苗蕃为南城县令，听闻十三岁的童子梅之珩聪敏好学，能诗能文，特地把他请到县衙亲自进行了一番“面试”，看出该童子今后必成大业，对他倍加鼓励，要他刻意上进。
  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乱，福建耿精忠兵变，频频侵扰建昌府城，战事紧迫，府城内一般人家都外出躲兵，梅之珩家也逃往深山，这时梅之珩虽陷困劳之中，每日拾柴以炊，挖厥而食，仍手不释卷。冬天手患冻疮，十指淋漓血渍，而书卷毫无沾染。功夫不负苦心人，康熙二十年（1681）参加乡试，获第一名，是谓“解元”。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及第，授庶吉士，授检讨。后升右中允、左中允，再升侍讲、侍读，提督、顺天学政、东宫讲官，升詹事府少詹事（《辞海》：主管东宫内外庶务、皇后太子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加一级。父母及本身妻室授敕封。康熙五十二年又诰封二代及本身妻室，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康熙已丑年（1709）奉钦命祭告曲阜阙里。康熙六十年（1721）任文武殿试读卷官，六十一年再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他在顺天（北京）视学期间，负责检查顺天乡试，对诸生进行教导，诫谆切切，颁布教育条例十条，要诸考生一一遵守。
  康熙五十二年（1713），梅之珩任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又任河南、江南（今江苏、浙江）乡试正考官，任命一颁布，两地士民皆额手称庆，认为梅之珩是个清正的考官，值得信赖。他任顺，天学政，试士三载，家门静寂，从不接收考生拜访，更无只字通报弊漏，每当考后揭晓，所中举者均皆文士名宿，考生无不认服。
  康熙五十八年奉钦命祭告南岳衡山。梅之珩自任詹事府少詹，经常参与国家大事的议会，他还担任殿试读卷官，可谓是康熙身边的一个重要人物。每当遇到问题，部院九卿群论纷纭时，他都能从中洞察窃要，悟出一言，令人信服。在京城居住曾与同年科考的张清恪（曾有“天下第一清官”之称）邸舍相邻，二人过往之间皆是商议学业，从不喜欢私下议论人，说三道四。更不喜欢分门户，抨击他人，一心读书。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人称李相国）每与之珩论学，总是昼夜不分。李相国曾叹曰：“江南名贤，学术子其传薪者矣！”梅之珩通今博古，康熙令其纂修《三朝国史》、《康熙字典》、《毛诗衍义》、《朱子全书》、《周易折衷》、《渊鉴类涵》、《广群芳谱》等书。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梅之珩在朝任职已四十年，他向朝廷呈请退休，“古人七十悬车，今愈其三矣”。康熙把他召入内宫，还要挽留他“勉力供职”。可见康熙对他的器重不同一般。是年冬，康熙驾崩。“雍正元年（1723）三月二十七日，恭送梓宫至山陵，返至京邸，陈情告归，得以原官致仕。”
  梅之珩回到了南城，虽然年已七十有三，但身强体健，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头捐资组织梅氏子孙创建宗祠，与族人共祭先灵。梅之珩关心家乡民情，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当他得知江西盐价飞涨，建昌府尤甚。他在京都即“力请大中丞宋公具道地主情状”。究其原因，盖因地方盐规不力，奸商起哄，在他的干预下，建昌府盐价得以平稳。雍正二年（1724）万年桥遭水患，中墩被毁，两孔倒塌，改用舟渡过河，经常发生翻船人死事故。郡守李朝柱欲修复万年桥，梅之珩知此事后，亲自到郡府同李商议如何修桥一事，梅之珩虽然是退休官员，但他仍“引为己任，捐资首倡”。在他的身体力行下，建昌府五县绅士共24人，商议筹款修桥，经过八个月的工程建设：万年桥终于修复竣工，满城百姓都前往观看大桥重新通行。
  雍正六年六月，是梅之珩寿辰，这一年恰逢建昌府遭遇大旱，许多亲朋都来拜寿庆贺，府、县官吏也来贺寿，但他一一拒绝，他与县民官衙一道“祈雨禁屠，戒子弟勿用荤，随郡当事，身暴烈日中天，大雨是盖。”梅之珩退休在家十余年，“晚年优游林下，汲引后学，书史自娱”，每当与族人在一起时都要他们教育子弟，为梅氏家族做出榜样，子孙后代人才辈出，家族祠堂曾先后有两幅令人称羡的对联，“父子翰林，五子登科”，“一门四代四进士，两榜五子五登科”。雍正十二年（1733）梅之珩在南城逝世，享年八十五岁。由于他为官为人清正自律，乾隆十年（1745）建昌府奉旨在乡贤祠开始崇祀梅之珩。
  著有《西清珥笔》、《古今近体诗》、《一亩居古文》、《制艺稿》，并先后参编《朱子全书》、《周易折衷》、《毛诗衍义》、《渊鉴类涵》、《广群芳谱》、《三朝国史》、《康熙字典》等。诗文集今皆未见，《江西诗征》收其《燕寓书怀》、《度黄竹岭》等9首。现录其诗三首。
   《夏日集榕庵》：粉署分归后，榕城得面初。访君当暑月，招我上幽居。地俯千山迥，烟含万井虚。天风凉可挹，清兴复何如。
  《麻姑飞瀑》：神仙曾降五铢衣，仙去坛空烟雾霏。几树星杉苍凤翥，两条瀑布白龙飞却看碑板文依旧，欲话苍桑事已非。满酌麻姑一杯酒，参同随处领真机。
   《大阜仙踪》：当年结阁近江津，共说灵仙羽化辰。洞口桃花何处觅，坛边琪树已全湮。
   宵分猿啸呼山魅，月落鹃啼诉上真。可有黄金能布地。何来卓锡理前因。
   “鸿博榜眼”潘安礼
   潘安礼（1690—？）字立夫，号东山。清代文学家，新丰街汾水村人。雍正二年（1724）举人，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擢刑部员外郎、太常寺典簿。坐事贬官。后应博学鸿词科，以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左春坊谕德。卒年不详。
  那时清王朝已经过康、雍两朝采用汉制统治广大汉人地区，汉文人也在统治集团内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即位后，在处置汉人反抗思想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选擢文士，开拓仕途，以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康熙时曾在科举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擢选文士。乾隆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特诏谕地方和在朝大臣保举博学鸿词之士，来京参加应试。乾隆元年（1736）九月，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五和吏部侍郎邵基闽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并由乾隆亲自召见。考取者可入官翰林院，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这种考试皇帝特设的制科考试，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人员，只求真才实学，这种考试不同一般的科考，而是要求是“实学之儒，诗赋笔取兼长，经史尤为根柢，若徒骄缀俪偶，推敲声律，纵有文藻可观，终觉名实未称，不予录用”。博学鸿词科考吏部定两场，除诗赋外增加论、策考试。乾隆时期的首届考试，朝廷在全国召集170名精英文士到保和殿应试，考试结束，潘安礼名列刘伦（常州人，后为宰相）之后，为一等第二名，当时人们赞誉他为“鸿博榜眼”。皇帝召见后，即授翰林院编修，国史记名御史，两充乡会同考试官，升詹事府左春坊谕德。
  潘安礼的家乡汾水村是开基于南宋初年的一个村庄，但兴旺时期还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潘翘生、潘安礼、潘从龙等人进士及第后，给汾水村带来了繁荣，这些人入仕后衣锦还乡，带动村民，建祠堂、立庙宇，修住宅。当时潘安礼夺得“博学鸿词”第二名后，给家乡汾水带来了无上荣光。建昌府地方官吏都上门赠匾祝贺。至今汾水村还留有“培英山房”的书房门额，门口的对联是“墙根由小学，英物起东山”。
  潘安礼平生礼士爱才，胸怀旷达，以扶掖后进为己任。学贯百家，才华出众。工诗词文赋，尤精赋。作赋百余篇，多系歌功颂德、风花雪月之作，辞藻华丽。诗多写士大夫闲情愁绪。如他的《乙卯岁暮遣兴》：偻指为郎近十年，当关纸尾浩如烟。流光青镜惊霜鬓，素业缁尘委石田。只合巢书消二六，敢夸奏牍满三千。山公题目增颜甲，策钝新添《劝学篇》。他的古文也有绮靡裱艳之病，但选入《江右古文选》的作品，力厚思深，堪称佳品。诗文多散佚，后由其门人编为《东山草堂集》6卷。现仍传世的作品有《东山草堂集》、《东山诗草》、《馆阁应制赋》等。
   诗人书法家曾燠
   曾燠（1759—1831）字庶蕃，号宾谷，晚号西溪渔隐。清代著名诗人、骈文名家、书画家。廷澐之子。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补军机章京，升员外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职。朝廷考核其为官政绩，名列一等，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出使江南一带。后升两淮盐运使，湖北、湖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贵州巡抚兼署学政，两淮盐政等职。清代中叶著名诗人、骈文名家、书画家和典籍选刻家，被誉为清代八大家之一。
  曾燠自幼聪颖过人。少时随父亲宦游到北京，京城里的曹宿见其诗文秀美，“多折行辈与论文”，有少年才俊之名。曾燠的仕途是比较顺畅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顺天府乡试，次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派往翰林院研习国书。四十九年任户部主事。五十三年，在为父守孝满服以后，补湖广司，入值军机处，升贵州司员外郎，都察院有副都御史。五十七年，朝廷考核各官政绩，曾燠被定为一等，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出使江南一带。后升两淮盐运使。嘉庆十二年（1807），升湖南按察使。十三年，调湖北。十五年，迁升广东市政使。二十年，再升贵州巡抚。
  道光二年（1822），在还乡奉侍年高母亲五年之后，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六年，召回北京，以五品京堂候补。十一年，病卒于北京寓所，享年72岁。
  曾燠在宦海浮沉达半个世纪，主要业绩有二项，一是治理贵州军民政务，二是治理两淮盐政。嘉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曾燠就任贵州巡抚。赴任伊始，曾燠抓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教化，“于圣渝广训各条后附以解说，刊发城乡民户，广为化导”。曾懊治黔的第二件举措是治理屯军。乾隆初年，贵州实行按户授田，护卫苗疆，被称作“最为良法”。然而，到嘉庆中期，则“日久旷废，军田有与苗田界址不明者”。有鉴于此，曾燠奏请“悉行划拨，拟定章程”，俱被嘉庆帝采纳。上述措施的实行，对于维护贵州地方社会治安，发展地方经济，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
  两淮盐区是清代著名的大产盐区，生产海盐。以淮河为界，分为准南、淮北两部分，计有23个盐场。乾隆、嘉庆年间，每年缴纳盐课银220余万两，占全国盐课近三分之一。因而，两淮盐政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曾燠先后两次赴两淮任职。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因京察一等，获特授两淮盐运使。先是充任钦差大学士庆桂（1735-1816）的随从司员到江南勘办讼案。次年才正式到任视事，一干就是十余年。嘉庆十年，因湖北汉口口岸发生抬高盐价增加百姓负担事件，曾燠以“失察”被部议降三级留任，但得到了嘉庆帝的开恩，理由是“汉口距淮稍远，咎有可原，准其抵销”。也就是免予处分。
  第二次是道光二年（1822）闰三月，因朝廷感到“两淮疲惫日甚”，特命为母守孝刚满服的曾燠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准用二品顶带。到任以后，立即对盐政中的一些弊端着手整治。但是，由于盐政积弊太深，盐官、盐商舞弊严重，治理工作阻力很大，收效甚微。道光三年，曾燠奏报清查完毕并立定章程，经户部审议，道光帝颁发渝旨，既肯定了他在清查中业已取得的成绩，又表示了对整治不彻底的不满。五年（1825），曾燠将汇总核实后的两淮纲食、各岸销盐总数上报，道光帝再次表示了他的不满。六年（1826）三月，为引盐加斤奏清延期一事，曾燠再次引起道光帝的不满。原来此前淮盐每引例重三百六十四斤，因商力拈据，奏准每引加盐十斤，以三年为限，截至道光元年止，曾懊认为“灶产末丰，再请展至丁亥纲为止”。次月，曾燠被召回京师，遭到了道光帝的严厉斥责，在上渝中，道光愤怒地写道：“肤以曾燠在两淮盐运十余年，又历任巡抚藩司，特命以顶戴补授盐政，期资整顿……曾燠在任四年有余，并未能设法整饬，一味因循了事，“着令以五品京堂候补，拟示薄惩”。曾燠随之称病告假，道光余怒末消，下旨“不准给假”，直至他在京师寓所病逝。
  燠为官之余，倡导风雅，曾辟“题襟馆”于邗上，“周植花木为倡和之所”，延纳四方名流唱和，与宾从赋诗为乐。还曾捐款在京师修建南城会馆，并经常前往讲学。工诗文，其诗清转华妙，文擅六朝、初唐之胜。在清代中叶文坛上，以才力富艳负盛名。洪亮吉《北江诗话》称其诗“如鹰隼脱鞲，精采溢目”。骈文与邵齐焘、吴锡麟、洪亮吉、刘星炜、袁枚、孙星衍、孔广森齐名，并称为“国朝骈文八大家”。为文磊落风雅，体正旨深。又是开清代按地域论诗人新例的诗论家之一，辑录2000多名江西本籍诗人的诗作编辑纂成《江西诗征》94卷，对江西历代诗人均作了中肯评论。还辑有《江右八家诗》8卷，对有代表性的清代江西八位诗人作了评价，颇具艺术眼光，对研究清代诗歌有很大贡献。著有《赏雨茅屋诗集》22卷、《骈体文》2卷、《外集》2卷、《义学轩》、《西溪渔隐》各1卷。其骈文佳作被编入《八家四六文钞》，另辑有《国朝骈体正宗》12卷、《虞文靖公诗集》、《吕子易说》、《明旧遗诗》、《邗上题襟集》、《续金山志》等。
   曾燠对家乡麻姑山甚为钟爱，留下了不少诗文，至今在龙门桥上仍可看见他的手书对联“天驾彩虹沧海括苍之洞，云飞银汉匡庐漱玉之亭”。
  曾燠还是一位著名的典籍选刻家，热心家乡和国家的文化建设，先后选列了《国朝骈体正宗》12卷、《苏文忠公奏议》2卷、《虞文靖公诗集》8卷、《江右八家诗》8卷、《朋旧遗诗》18卷、《江右诗征》120卷，以及《续金山志》12卷、《吕子易说》2卷、《邗上题襟集》等刊行。另外，还有一部他选编的清朝诗集《清真集》，由于晚年多病，未能最终完成，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清骈体正宗》选录毛奇龄、陈维崧、毛先舒、陆圻、吴兆骞等42家文172篇，正编12卷、补编1卷。以六朝为宗，尤尊徐陵、庾信、任昉、沈约诸家，所选文章，不无偏好。但嘉庆以前骈文作家书中选择略备，且重要作家、作品入选较多，能分别主次；选文基本上精当有代表性，不失为一部比较完备、精要的清代骈文选本。
   战斗终生王得禄
  在台湾嘉义县新港乡安和村有一座古墓，墓前记事碑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世居江西南城”，这座墓的主人就是王得禄。王得禄（1770～1841），字百遒，号玉峰、谥果毅。曾祖王奇生是麻姑山人，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之乱，以千总衔随军渡台征战，阵殁于风山，后裔移居嘉义县。王得禄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天生聪颖精悍，娴习韬略，十五岁入武庠。
  王得禄长得短小精悍，娴熟弓马、兵法，年十五为诸罗武秀才。乾隆五十一年（1781）林爽文在台湾彰化、新竹一带作乱，王得禄招募地方乡勇500余名协助官兵打仗，因功升为千总，赏五品顶戴。嘉庆元年（1796），蔡牵、朱渍等海盗横行中国东南沿海，王得禄随铜山营参将李长庚缉捕海盗，再建战功。嘉庆十年（1805）春，蔡牵窜入澎湖虎井洋，王得禄再举兵歼灭，大败敌兵有功，升为总兵。嘉庆十五年（1810）再度统帅出海，清除海盗，并带兵在福建驻扎。这一年，他上京面见皇帝，并且升为浙江提督，晋封太子太保衔。
  嘉庆十八年（1813），福建巡抚张师诚上奏朝廷，言王得禄熟悉台海地形，请令其造船增军以利防守。王得禄奉旨造船，加强台湾防守，并且加强厦门内港巡缉，且驻军厦门，这一带海盗被他基本剿清。
  嘉庆二十三年（1818）四月，王得禄再度出海督缉。七月，进京接受皇帝嘉奖，“著加恩照一品萌生例，赏给五品职官听其于诸子择一人承荫”。其长子王朝纲承荫。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恭逢皇上登板，文官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照现任品级各荫一子入监读书，王得禄以次子王朝纶承荫入国子监读书。道光元年（1821）正月，奉旨入京，赴昌陵，吊唁嘉庆帝。
  道光二年（1822），王得禄因伤病复发，请求退休调养，皇帝下谕，准其回乡调养，病愈后仍要回京候旨随时任用。道光五年（1825），王得禄病中听说直隶春荒，即令儿子筹运大米运往天津救灾，他这种创捐义举又得到皇上嘉奖。道光六年（1826），王得禄病愈，适逢彰化一带有匪徒滋事，王得禄捐资募勇，平定匪乱，使一方安定。王得禄在嘉义调养期间，还组织修缮嘉义城墙，挖壕沟、建吊桥，并倡议建义仓六十间贮谷二万石，以备兵荒岁歉之用。他还令其子辈捐款修建“玉峰书院”在城南朱子祠旁，请老师上课，招收生童入学，此举又得到嘉义百姓的拥戴。
  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鸦片战争时，王得禄已七十一岁，他奉旨重新领兵，移驻澎湖专防英军，他虽年事已高，却每日亲自督率兵勇操练，训练兵勇使用枪炮技术，并在基隆同英军展开战斗。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王得禄因积受风寒，忽然痰阻于胸以至昏厥。经尽力抢救，只拖延了两个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逝世于澎湖军营。
  王得禄一生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保卫澎湖一带的安宁战功卓著。他逝世后，道光帝下谕：“原任浙江提督王得禄，自乾隆年间募勇从征，著有劳绩。嘉庆初年，改用水师，历讨闽、浙、粤海寇，身经百战，累建勋劳。蒙皇考仁宗睿皇帝，擢升提督，赐封子爵。该提督因病乞休，两次在籍帮同剿平逆匪，赏加太子太保衔，以示优眷。上年逆夷在闽滋扰，该提督亲练壮勇，驻扎澎湖，协同堵剿。方冀为国宜勤，长承思眷，兹闻澶逝，轸悼实深，著加恩追赠伯爵，晋加太子太师衔，照提督例赐恤，井赏银五百两，经理丧事”。道光还特颁祭文，字字情切，总结王得禄的一生业绩。
  王得禄一生战功彪炳，故累获升官及恩恤，是清代台湾人官位最高者，台湾民间素称他“王大人”。王得禄死后，其墓建于嘉义县新港乡安和村。此地又名“番婆”，象征将军攻打海贼至“番邦”。王得禄墓园规模庞大，全区分成四部分，墓冢区、墓庭区、墓埕区和后土区。墓冢区除葬王得禄之外，还有其元配范夫人及续弦陈夫人。其墓庭区为宝城（墓手）所环抱的空间，包括墓碑、肩石、宝城、石案等；墓埕区两旁立有石仲翁、石马、石羊、石虎，雕刻精美，造型生动，同时象征墓主的身份与等级，如同生活卫队，用以保卫墓主后土区。形制之大为全台首冠，其左右两侧立有二队小石兽，十分罕见。石人右是武将，左为文官，高约1.7米，雕刻逼真。石马雕法简朴，近于象征。石羊为跪姿。石狮眼珠突兀，状极古拙。此墓为台湾省一级古迹。在墓前的记事碑上端端正正的写着“世居江西南城”。基地占地1.3公顷，遵大清会典的法式建造，两侧有石仲翁、石兽等，被台湾列为一级古迹，王得禄的居住地诸罗县沟尾庄，也因他而改名“太保”，即今嘉义县太保市。
   吾庐先生是陶成
  陶成，字企大，号存轩，清代文学家、方志学家，南城县城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乡试第一（解元），四十八年（1709）考中进士，授庶吉士、翰林院检讨。
  陶成在翰林院未呆多久，厌恶官场的功利钻营，无意仕进，辞官南归。他受清初魏禧的影响很深，魏禧是宁都人，清初蜚声文坛的散文家，他的文章大都是描写志节之士、山林隐逸。魏也是一位不思仕进的豪士，陶成喜欢他的文章，更喜欢他的气节。这对于一般世俗眼光来看，好不容易十年寒窗，功成名就后却又弃官归田很难理解，然而陶成就是这样做了。
  陶成南归后，居住在南昌，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吾庐”，故学者又把他称为“吾庐先生”。雍正二年（1724），他应聘主持南昌豫章书院，一时学生云集，豫章书院是始建于南宋的知名书院，在这里讲学的人都是一时名流，陶成能到这里来主持学政说明了他的学识受人尊重。他在豫章书院，整治学风，教授学子，他为能实施自己的教育主张而高兴万分。他所立教规“斥功利，摈俗学，期与士子居，敬有耻，以为穷理致用之本，”受到了人们的好评，为豫章书院做出了卓著的业绩。陶成是一位方志史家，康熙五十四年（1715），南城县修纂县志，派人前往南昌请陶成担任修纂，陶成非常乐意地接受了，他感谢家乡对他的信任，不分寒暑来往于南昌、南城之间，完成了《南城县志》的纂修。雍正八年（1730）他又被聘为重修《江西通志》总纂。在修《江西通志》期间，他博览古今图书、典籍，深究全省各地方志，日以继夜，仅两年时间就总其成，于雍正十年（1732）即刊刻问世。他修的这部《江西通志》是我省一部经典志书，给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史料。
  陶成晚年多游庐山，他爱陶潜的诗，更爱其高风亮节，在柴桑（九江）结识了一批文人雅士和陶氏后人，并写有《柴桑和诗》一卷，诗中多为颂扬陶潜的风骨和庐山名胜。在庐山期间，他还为修复“陶渊明归去来馆”而奔忙，他联络陶氏族属，幢其所有，在庐山西麓的九江县沙河街北偶修复“陶渊明归去来馆”，他为陶氏有这样的先人感到自豪，他仿佛看见了只当了八十天彭泽县令的陶潜放弃官位隐归山林的飘逸风姿，感受到那如从囚笼放飞的小鸟，重新回到大自然的舒畅心情。“吾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飑，风飘飘而吹衣”。多么惬意呵！我陶成不也在走先人的路吗？他修缮完“陶渊明归去来馆”后，抄写了陶氏宗祠的一副对联“运甓亦真言，气接永新垂后裔；辞官归故里，风靡高爵仰前贤”，挂在馆内，以示后人。他还搜集了历代重刊的《陶渊明集》收藏在馆内，至今《陶渊明纪念馆》仍藏有30多部《陶渊明集》，最早的一部是康熙十一年（1672）刊刻的精品，这部《陶渊明集》该是陶成修馆时就已收藏的吧。
  陶成后半生以教书、修志为业，自己还写了大量的文学杂记作品。他逝世后，其子为其整理编辑了《吾庐先生遗书》2卷、《四书讲习录》8卷、《存轩日程》52卷、《河洛合钞》、《读书录》、《垩室草》、《丧礼》、《皇极数钞》、《象纬书》等。存者甚少，多散佚。盱江楫歌饶芝祥
   饶芝祥（1861—1912），字符九，号占斋，南城人，近代文学家。光绪十一年（1885）乡试中举，二十年（1894）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兼任顺天（北京）乡试同考官，负责顺天乡试考试。光绪二十一年（1905），又奉命派往湖北任乡试主考官。还未上任，闻祖母逝世，即赶回南城奔丧。这年七月，慈禧根据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宣布“自丙年（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饶芝祥回南城后，也同地方乡绅积极参加废科举、兴学堂话动，县府及地方乡绅一致推举饶芝祥主持“建郡中学堂”的教务工作，在“建郡中学堂”他工作了三年。在南城建郡中学这段时间内为增加教务经费，他还邀集志同道合的几个朋友，创办了厚生苎麻公司，经销建昌府五县所产苎麻。
  光绪三十四年（1908）应召入京，擢御史补辽沈道、转四川道。参与清廷改良规划。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爆发保路风潮，饶芝祥上疏，请撤总督赵尔丰，未被采纳。朝廷把他调离京城去贵州任铜仁知府。他对清廷的腐败和宦官擅权感到无比义愤，向朝廷上疏请杀太监李莲英。宣统三年（1911）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他赴贵州就任，路途受阻没有到任。不久病痰喘发，到上海就医，第二年回南昌，旧病复发，不治而逝，终年仅49岁。
  饶芝祥是清末一代文学家，诗词忧国感伤，也流有悲观情绪，他写的奏议博辞穷辩，发人耳馈。他书法精湛，工真、草、行书。著有《占斋诗文集》八卷三册行世。1922年在南昌铅印再版，有诗188首，散文34篇，词29首。他早年以写诗为主，内容也较丰富，有感忧国事的诗，如《感事》：“云里忽传消息至，犬戎近欲逼成周。何缘圣主开和议，想是庸臣误国谋。黩武固难称郅治，扶衰岂果乏素猷。遇儒浑不知时事，犹说平生志可酬。”
  诗中表达了诗人感时忧国的心情。又如《杉关》一诗云：“地险界闽疆，杉关势郁苍。四山争拥抱，一气接微茫。昔者风烟恶，兹为战伐场。王公重守国，庄不懈边防。”杉关，位于江西黎川流与福建光泽交界的杉岭上，为赣闽往来的要道。诗中描绘了杉关这一“战伐场”的险恶，说明了“王公重守国，应不懈边防”的道理。有描写景物的，如《郊行》一诗云：“雨过芳郊兴倍赊，微吟信步到山家。不知一夜春风至，开尽溪南桃李花。”《秋夜》一诗云：“小园满地是霜华，兀坐宵深静不哗。月隐蕉阴花隐树，错疑秋色在邻家。”这两首写景诗，一写春雨过后芳郊踏青，一写秋夜兀坐赏月观花，写得都很有情趣。
  芝祥热爱家乡的山水风物，他的《旰江棹歌》组诗一共四首，其一云：“太平桥下浪花浮，大富山头日未收。一霁瞑烟沉树里，星星渔火出中洲。”“星星火出中洲”，我们可以想见昔日南城渔业市场的繁荣。其四云：“阿婿宁州买翠茶，阿姑渡背种新瓜。小郎无事划船去，夜藓松脂斗铁叉。”这是一曲船歌，也是一首田园诗。诗人描绘的是一户劳动人家：家庭成员根据各自的专长去从事不同的劳动。这首诗渗透着诗人对家乡农村和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
  诗人有时亦写回文诗，他的《晚眺》诗云：“洲中伫笠蓑，望处何情逸。幽径暮鸣风，逸山秋落日。”这首回文诗，顺读、倒读给我们描绘的都是一幅深秋暮眺图。诗人有时也好集句，他的《寄香腴兄弟时读书麻姑》一诗云：“独往苍山里，忆君思见君。自然成妙用（集李句），不是故离群。开卷得佳句（集杜句），长呼结浮云（集李句）。会当临绝顶，重与细论文（集杜句）。”这是集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句而组成的一首五言律诗，表达了诗人对香腴兄弟的思念。
  芝祥词作题材比较狭窄，多写美女、景物、题画之类内容，如《苏幕遮·帘内美人》一词云：“锦为天，花成词。堂掩珠帘，帘内香风送。青鸟远飞音孰弄。不见人儿，但见鞋头凤。水波深，湘云重。一面无缘，敢作探春梦。蓦地银钩声一哄。乳燕斜穿，却把人来哄。”这个帘内美人，不见人儿，只闻到帘内送来的香风，看见帘下那一双鞋头凤，又忽然听到帘空传来的银钩声响。写得似真似幻，叫人遐思无限。又如其《蝶恋花》一词云：
   “何处一团无罅锦。才得春归，便现鲜妍景。想为司花眠未醒，被他偷出庄严境。
   不向仙都来弄影。却到小园，此意谁人省。莫是怜侬诗耗尽，多情来试呤花颖。”
  这是一首写景词，词前小序云：“初春暖甚，起视小园，桃花已满放矣！因作《蝶恋花》一阙，以志喜”。全词采用拟人手法，写得甚有情趣。
  芝祥为文，骈散兼工，博辞穷辩，如其名篇《请诛内监李莲英折》云：“为内监积恶，罪状昭彰，请伸国法以快人心……凶谗贪狡，树党营私如内监李莲英者，匪特无祠亏君侧，抑且得罪于先皇；匪特见弃于国人，抑且播恶于域外……以上五端有一于此皆当诛捕抄没以谢天下、以慰先帝。”裴汝钦在《占斋诗文集序》中说：“参李莲英一折尤言人所不敢言，使读者神为之悚。”李莲英为清末权倾一时之太监，而芝祥却敢奏请皇帝诛之，足见其严正无私，胆略过人。此举声振朝右，与新昌胡瘦唐有“西江二御史”之称。
  陈衍说，芝祥“诗文抗希古人，下笔有法度，会心处引杯独酌，雅不欲与流俗通款曲”（《芝祥墓志铭》）。陈衍为清末“同光体”巨擘，受到他的赞许，说明芝祥在近代文坛的地位和影响。
   真庐老人刘凤起
   刘凤起（1866-1933），字未林，晚号真庐老人。南城县人。晚清诗人、书画家。著有《味琴仙馆遗诗钞》1卷，未见。有书法作品传世。民国二十二年（1933）1月20日病逝于上海，终年66岁。
  刘凤起少时聪敏好学，7岁就站在矮凳上为人书写春联，笔力遒劲，名噪邻里。少年时代随父亲在广东生活，12岁赋《登镇海楼》诗：“接天见云海，俯地有楼台。形胜古如此，登临菊正开。长风吹月上，秋气挟诗来。俯尔蛮夷长，犹为阖避才”被人传颂，一时誉为神童。14岁在广东顺德拜谭梦莲先生为师，20岁回到南城，在“邑庠”生员中，累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02）乡试中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进士，入进士馆，授翰林院编修，他是南城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位进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便被朝廷派往日本考研法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回国。
  刘凤起归国后，见朝政腐败，政治黑暗，自请退隐。当时的江西巡抚冯汝癸，一再奏请，留其在省办学，要他担任咨议局议绅，宪政筹备处咨议，教育总会会长，师范学堂监督等职。当时校风很坏，常有纨绔子弟不尊师长，哄闹课堂。刘凤起到任后厉行整治，订立规章，驱逐为害恶少，使学风为之一新。任职三年，师生融洽。凤起为人不慕荣利，不好交接，公暇之时，惟与吴宗慈、易之门等学者切磋学问，议论时政，常至深夜不倦。
  宣统三年（1911）秋，武昌起义爆发。10月23日九江响应，时局动荡，南昌地方官绅纷纷离走，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刘凤起认为南昌系省会，是全省关注的地方，倘有残破，对全省影响极大。他邀请吴宗慈等人联络军、学、商各界共同商议，急行治理。一面组织巡逻队维持社会治安，一面约见江西巡抚冯汝骚，力促顺应革命潮流，响应武昌起义。不久，南昌响应武昌革命，省城兵不血刃，遂告光复。冯汝骚告退，需要另组都督府，分置军政、民政两部。各界公推吴介璋为都督兼主军政，吴介璋力推刘凤起出主民政。民国元年（1912）刘凤起担任民政长一职，大力整顿吏治，将昏庸无能之辈，贪污腐化之徒全部清退，他不以资历为限，选老成练达者代之。对一些投机政治、欲图腾达者，坚决不用。
  当时有洪江会为地方治安隐患，刘凤起极力设法予以调解，江西洪江会首领冯宝林颇有民族意识，刘凤起因而晓以大义，编组民团，自任团长，以冯宝林为总队长，将其部千余人，分为10个队，加以训练整顿，分别使其驻守省会附近各县，给以粮饷，既安其生，又孤其势，使全省治安得以稳定。不久，吴介璋未担任都督，刘凤起主持省政三十月，因母病回南城侍奉老母，亦告退。后由马毓宝任都督，马对洪江会驾驭不当，致使越轨行为不断，对社会产生不稳定趋势，马毓宝自行辞去都督职务，这时省临时参议会公推李烈钧继任都督，李严加治理，劳师费资方得安稳。市人认为，若得刘凤起从其始终，扭任此任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
  1913年袁世凯复辟，刘凤起避居上海。1916年应浙江财政厅吴佰臣（同科进士）之邀，到浙江湖州任厘卡局长。民国七年（1918），刘凤起应李烈钧之约赴粤东，在军机、政治上为李作参谋。后因粤桂党派之争激烈，人心涣散，许多事情难以协调处理，便回故乡，与子侄友人憩游于泉林山水之间。他在诗中写道：“十年潦倒一科甲，万里归来两鬓星。春草愁牵南北路，秋声听尽短长亭”。他对当权政界失去了信心。民国十一年（1922）刘凤起举家搬迁到上海，以卖书画自给，从此再不涉足政界。
  刘凤起生平好淡泊清静，喜游名山大川，对诗、书、画颇有造诣，绘画尤擅山水，“合南北宗，苍老似迂翁，秀逸如南田”，书法“意本钟王，参与李苏，凡秦汉碑铭无不致力，晚年意境直通石庵”。为诗“率意遗兴，不事雕琢”。论者以为有东坡之风。在他的诗集中辑有几百首诗，几乎记录了他一生的历程。其中有描写家乡山水的诗，如《晓望潮音洞诸山》、《从姑山》、《飞鳌峰》等等。
  刘凤起有一个妹妹叫刘玖，刘玖（生卒年不详），字筠香，近代女诗人，后人将她和刘凤起合称“兄妹诗人”。刘玖的生平经历，史料没有记载，目前也没有发现她的诗集，但她《月夜偕孙以蘩嫂作》一诗，却广为人们所传诵和称赞，诗云：
  秋光净绿一庭深，风约流萤度柳阴。相与寻诗消永夜，未妨扶月上高林。大雷雁语怀丛桂，屈子兰纫抱素心。闲倚曲栏望睛色，萧萧青影共联吟。
  诗中的“孙以蘩”，疑为刘风起的夫人，故以“嫂”称之。诗写这一对姑嫂月夜相与寻诗、彼此唱和而怀念远人的情怀。有评者认为，诗中起句很好，吐字珠飞，遣词云动。次句中的“约”“度”二字，配搭生动，把秋夜的动态与静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可见，女诗人刘玖还是很会写诗的。
   客寓山东邓钟岳
  邓钟岳（1674～1748），清代状元，字东长，号悔庐，祖籍江西省建昌府南城县邓家楼，客寓山东聊城城南邓楼人。邓氏在南城所居之地建有邓氏亭，早在宋代就为南城名胜之地。宋诗人洪炎曾作《南城邓氏亭》：“小麦青青山一曲，江南千里伤春目。盱母江头唤渡人，遥指麻源第三谷，裹盐包饭各匆匆，回首烟霞楼观中。诗成更觅羊何和，犹是前身内史公。”《抚州教育志》等均将邓钟岳列为抚州状元。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中举人，六十年（1721）登进士一甲第一，入翰林。雍正元年（1723）充江南副考官道，以母丧归，四年后起任江苏学政，刊《近思录》、《白鹿洞规》等书以教育士子。七年（1729）以少詹学士任广东学政，不久，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邓为政清廉，谨慎守礼，所奏为政之道首要的是正风俗、杜邪讹，得到雍正帝赞许和采纳。十一年（1733）任礼部右侍郎。充《大清一统志》总裁，转左侍郎。以事降为太常卿。乾隆间历浙江学正、通政司参议，再晋礼部右侍郎、左侍郎，于乾隆九年（1744）、十二年（1747）两次充任江南正考官。在浙江时，曾训示诸生：“耻为羞恶之本，干谒标榜、颂辞连篇，或因细故，骨肉成隙，耻何在焉。”十三年（1748）曾随乾隆帝东巡。当年夏，以疾致仕，卒年74岁。钟岳工书，能诗文，康熙对他有“字甲天下”之誉。著有《知非录》、《寒香阁诗集》4卷，《文集》4卷。
  邓钟岳一生沉浮宦海，历经不少波折。但他平生为人刚直端厚，谨慎守礼，并乐于扶植后进，劝学励品，不汲汲于名利之争，因此人们对他倍加赞许。他任江苏学政时，曾刊印《近思录》和《白鹿洞规》等书，教诲求学的士人。任礼部侍郎时，以清廉自恃，屏谢一切无谓的陈规旧习。他按照分年读书法教授诸生研读经学，亲自面试，认真督理。又论为政之道第一要正风俗，杜邪恶。他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赞许和采纳。
  邓钟岳操行方正，既不阿权附势，也不随众苟同，是当时著名的贤良正品之人。他所举荐的人，如左都御史梅谷成，通政使雷宏，都是名闻当世的正直人物。在浙江时，他常训喻诸生说：“‘耻’字是明辨羞恶之心的主要关键，像倾附势要，标榜权贵，无谓的歌颂，因小事而使亲骨肉变成仇隙等作为，还讲什么耻呢，心平气和，绝对做不出不规矩的事来。”他十分欣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为此手书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散文《爱莲说》挂于厅中，以明心志。
  邓钟岳对父母侍奉尽礼。因父亲有病，厌恶烟草气味，他为此终身不染吸烟陋习。其孝行谨持，为乡里称赞。卒年74岁，著有《知非录》一卷，《寒香阁诗集》四卷、《文集》四卷。
  邓氏家族是聊城的望族，钟岳家人中，三个胞弟均中举，邓钟音，钟岳弟，雍正四年（1726年）举人，官拣选知县。邓钟叙，钟岳弟，雍正七年（1729年）举人。邓钟一，钟岳弟，雍正七年（1729年）举人。邓汝功，钟岳长子，改名汝勤，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举人。邓汝敏，钟岳次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举人，仕至温州总捕同知。邓汝襄，邓钟叙子，乾隆六年（1741年）举人。
  传说清朝康熙六十年，邓钟岳进京赶考，殿试结束，邓钟岳名列前茅。主考大人将前十名的优秀卷子呈送皇上。请他再从中钦定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
  康熙看过那邓钟岳的卷子，觉得他的文章并非特别出色。但那一笔字倒是特别出众。细细观看评味、见邓氏笔墨纯正。丰腴而遒健；结构严谨，端庄而秀丽；气势雄浑、神韵超逸。老皇帝登基六十年来，文治武功、甲于天下。满朝文武、学士文人们写好字的可说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但是真要找一名能好过邓钟岳的？嘿嘿！还是没有。
   皇上越看越爱、提起御笔在邓的卷子上批了八个字：“文章平平、字压天下。”并点了他头名状元。
  状元邓钟岳，学识渊博，书法卓越。但也有些错字的时候。有一年，人家请他写贴，他一时笔误，将“姻眷”的“眷”字写成了“春”字。请贴发出去，授之者幸、得之者荣，睹之者亦感有福分。虽然有些人看出“眷”字写成“春”，但是，一则是不敢怀疑文界泰斗、学富五车的状元公，二则是不相信自己能尽识天下字还认为“眷”“春”通用或“春”“眷”同义呢。从此，就有人也将“眷”字写作“春”字，自认为持之有据，出之不凡。相沿成习，习久成风。很久以后了，邓大人发现别人给他的请帖上有“姻春”二字之误。可笑之余又觉可气：这不是戏耍本人么？真是胆大妄为！他立即打发人追究根源，弄清原委。追来查去。后来才知道事出于己。邓钟岳愧悔交加。遗憾不已。自警自戒：事无巨细，皆须细捡，掉以轻心容易出错。
  一年，邓状元回聊城探亲，适值维修光岳楼，府、县官员欲请他题写一块匾。特备酒宴相请。酒喝的差不多了，笔砚香墨也早备办停当。邓状元提笔一挥而就，四个大字赫然入目“就日瞻云”。众人观罢一齐喝彩！细乐吹打、鞭炮声中，大家“齐打伙地”将匾悬挂在了光岳楼西面第二层的正中间。
  邓钟岳扬手一指匾额，向众人问道：“诸位看这四字有不妥之处否？”大家抬头向上仔细一看，还真看出了毛病！原来“就日瞻云”的“云”字少写了一点，成了个“亡”。
  毛病虽然看出，但却无人肯讲。因为看的人虽多：官卑职小，有的只是平头百姓，以他们的身份，都够不上挑状元公的错字。就是知府大人的官阶虽与状元差不多，算得上是位能说话的人。可他老人家是近视眼！匾上的错他愣是看不出来！
  就在大家发呆装傻之时，忽见人丛中跑出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孩子来，大声说道：“状元爷写的那个云字少点了一点！”邓状元一听笑呵呵地说道：“好孩子！果然是少年人的眼力好！是少了一点儿。咱们这就补上这一点吧！”众人一听就乱哄哄地要抬梯子上楼摘匾，好让状元补上一笔。
  邓钟岳止住了大家，抓过刚才写字的大笔，奋力往上一甩！就见那笔如飞直上，只听“啪”地一声，笔点落在“云”的右下方，随着微微一顿，笔就掉了下来。再仔细看时，少写的那一点已完美无缺地补上了。人群中顿时采声四起：“哎呀！状元飞笔点云脚！”现如今那匾仍悬挂在光岳楼西面二层正中间，不过已是复制的了。
  清朝康熙年间，江西蒙南地方，出了两个同朝为官的弟兄。兄长沈仲仁，官居翰林院学士；弟弟沈仲义，任户部给事中，一时沈家门庭十分显耀。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兄弟二人转眼到了暮年，便双双告老，同归了故里。弟兄原出身富门，又为官多年，积存丰厚，本应无财利之争，共度富贵的晚年，可不料归里不久，便因家产纠葛，发生口角，以致发展道俨如仇敌，打起了家务官司。
  官司打到衙门，这可把县官给难坏了。他既不敢得罪其兄长，又不敢触犯其胞弟，只愁得他食无味，夜难寝，终日一筹莫展。正在他为难之际，这天忽然闻报东昌府新科状元邓钟岳钦命巡查到此。这县官虽然焦愁在心，可哪敢怠慢，便赶忙出衙把钦差迎至衙内。施礼已毕，在叙谈中，邓钦差见县官面带愁容，似有心事。正欲启问，忽听外面堂鼓山响，吵闹声声，一阵骚动，县官一听，知道这一定又是沈家兄弟前来吵闹公堂，不禁脸上渗出了汗水。心想，这下坏了，如今朝廷钦差在此，他们来此一闹，倘若钦差责我不能秉公断案，岂不丢了前程！邓钦差见知县如此诚惶诚恐的样儿，便问外边到底出了何事？县官无奈，只得把沈家兄弟一案据实禀报，并连连恳请邓大人恕罪。不想，邓钟岳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轻轻一笑，说道：“小小家务之争，何须为忧，待我与你断来”。县官一听，如大难得救，一边跪地拜谢，一边忙吩咐公差，立传沈家弟兄上堂听审。邓钟岳摇手止曰：“不必公堂面断，让沈家弟兄在外等候，我批书数言可矣”。
  县官忙令沈家兄弟在外恭候。邓钟岳挥笔写就批文，遂让公差贴于门外。在门外恭候的沈家兄弟，听说钦差大人为其家私一案亲自写下了批文，都急忙上来争相观看。只见批文写道：“鹑鸽子呼雏，乌鸦反哺，仁也；鹿得草而鸣其群，蜂见花而聚其众，义也；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网罗以为食，蝼蚁塞穴而避水，智也；鸡非晓而不鸣，燕非社而不至，信也。禽兽尚有五常，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得乎。以祖宗遗产之小争，而伤弟兄骨肉之大情。兄通万卷应具教弟之才；弟掌六科岂有伤兄之理？沈仲仁，仁而不仁？沈仲义，义而不义！有过必改，再思可矣！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遗产何须争？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弟兄？”
   兄弟二人看过批文，一个个感动不已，泪流满面，悔愧交加，当场抱头大哭，积恨顿解，兄弟情好如初。此案也由此未断而结。
  后人为赞扬邓钟岳批文解家仇，曾写词颂扬道：家务案，清官难断，愁煞那七品县官。邓状元，一手批文惊腐顽，冰解了沈氏案。世代相传扬，千秋为美谈！
   欧阳祖经《晓月词》
  “带围宽，胸闷积，不寐沉吟终夕。猿鹤乱，雁鱼稀，津亭魂欲飞。玉尘倾，金粉堕，应悔双栖计左。风卷幔，月窥帘，撩人南北兼。”这首《更漏子》出自欧阳祖经的《晓月词》，作于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取“晓月记芦沟，北望魂凄断”之意。词曲家王易评论说：“仙贻先生，学富海山，心殷理乱，于民族抗战之年，为庚子秋词之和。运苏辛之气骨，擅欧晏之才华。使锦簇花团，中含剑气，阳春白雪，尽入正声。”
   欧阳祖经（1882-1972），字仙贻，别号阳秋。祖籍南城，世居南昌。文献学家。他生性聪敏，博学经史，亦工数理，善诗词，对文史诗词、佛典尤有研究。自少闻名遐迩。新建县进士、工部主事程志和重其才，将女嫁给他。
  光绪末年（1908），他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数理学，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处心积虑谋算中国的种种卑劣行径，深感亡国之祸日益临近，他奔走疾呼，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活动。毕业后回国，任江西中学、江西师范学校、心远大学教员，江西省第一中学校长，江西省教育厅科长、秘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主任。
  1927年9月，任江西省图书馆馆长，为馆址（百花洲）的选定、馆舍的建设竭尽全力。新馆落成，又忙于搜集江西地方志及江西人物著作，并将清嘉庆年间南昌学府所刻《十三经注疏》、退庐图书馆问影楼所刻《豫章丛书》104种版片，派专人保管。后因不满省教育厅长陈剑修，辞去馆长职务。1933年，程时煃任省教育厅长，他受任为教育厅秘书。1935年再任省图书馆馆长。在任期间，他取出馆藏《江西通志》、《豫章丛书》版片予以印行。还访求史料，撰写《谭襄敏（谭纶）公年谱》，《南明赣事系年录》，《王船山黄书注》。以佛学结合现代心理、生理知识，探讨人生，解脱烦恼，著有《退思余稿》。分别铅印行世。“七七”事变后，他按《庚子秋词》之韵，谱写《晓月词》136首，以表其志。1938年，日军入侵江西，他携家人去桂林，并将家中藏书数万册悉数捐给浙江大学。
  1940年8月，应江西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之聘，任文法学院副教授。次年3月，文法学院创办《文史季刊》，将《晓月词》分四期在该刊发表。编者王易跋云：“仙贻先生，学富海山，心殷理乱，于民族抗战之年，为《庚子秋词》之和。运苏、辛（苏东坡、辛弃疾）之气骨，擅欧、晏（欧阳修、晏殊）之才华，使锦簇花团，中含剑气，阳春白雪，尽入正声。”9月，任文法学院文史系教授。
   新中国建立后，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欧阳祖经于1951年调往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59年，退休迁居北京。1972年7月病逝于北京。
   其著作还有《欧美女子教育史》、《省名考》等行于世。最后再录欧阳祖经词二：
   惜分飞
   一夕罡风吹舰碎，酿作东南祸水。兀兀钧天醉，碧蹄馆外师徒溃。甲午成盟还不悔，四十三年往矣。漫洒忧时泪，从今洒血都无地。
   雨中花
  闲说艨艟沧海蔽，乱扰起、蛟涎蜃气。铁瓮城头，曲尘波里，总是伤心地。算北纬东经，千万里，向溟渤重扃密闭。秦镜光寒，楚歌声远，谁会苍茫意。“赤色律师”潘震亚
  潘震亚先生是新丰街镇汾水村人。学名瑞荣，别号树庸，字震亚，笔名胃公。1889年6月29日出生于余江县瑞洪镇。当时他父亲在瑞洪镇一家南货店当店员。1890年他父亲转到九江某商店里当店员，母子俩也随父迁居九江。1892年他三岁时，因父亲工薪微薄，一家生活仍难以维持，他随母回老家汾水村居住。5岁至13岁在汾水村和磁圭村私垫读书。14岁时，因家贫无力继续读书，他父亲就托人介绍，送他到九江元记南货店当学徒。1908年春至1911年秋，到汉口万利彩票行当店员任司账。在此期间，深感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不足，想方设法或借或买一些新出版的宣传革命的书刊，刻苦攻读。他在汉口曾参加革命党人创办的夜校学习，接受了三民主义思想，钦佩孙中山先生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必须推翻清政府统治的主张，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决定加入革命党人组织领导的商团，投身革命运动，并曾以商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军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汉口商团闻讯，立即响应起义，商团成员剪去辫发，以示反对清政府，决心从事革命。当时他担任街道巡逻，维持汉口市镇的社会秩序工作。以后由于袁世凯进攻革命军，他所在的商店停业，乃取道九江回到南昌，另找工作。
  1912年春到南昌《江西民报》馆担任校对工作。1913年春到1915年冬先后考进章贡法政专科学校和江西法政学校学习法律。后来逐步升为报馆的采访、编辑等。1916年10月至1918年夏在南昌《新共和报》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兼干律师工作。同时兼任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的南昌特约通讯员，取笔名臂公。后来由于经常写些政论文章在《新共和报》发表，抨击北洋军阀政府，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而那时南昌是北洋军阀势力统治范围，以致北洋军阀派军队将报馆查封，潘震亚化装逃往广州。
  在广州，他经罗家衡介绍，担任众议院秘书。192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先后担任国会非常会议秘书、大理院推事等职。曾接受林伯渠的建议，在报上宣传反封建、反压迫意识，提倡妇女解放。1922年，与沈信彬在上海创办女子法政讲习所，推动妇女解放运动。这个讲习所培养了不少出色的律师，史良即为该所首届毕业生。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潘震亚担任大会秘书处议事科长。1926年，被国民革命政府任命为司法行政委员会秘书、司法部第一处、第二处处长，同时兼任法官训练班主任、革命军事裁判所庭长等职。经共产党员李合林介绍，他到黄埔军校授课，认识了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影响下，潘震亚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由追求自由民主转为向往共产主义。他曾向李合林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蒋介石扼杀了，李合林不幸牺牲，他的愿望暂未实现。
  1928年初，潘震亚离开广州到上海当律师，并在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政法学院、中国公学等校兼课，先后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与张庆芋、潘样年、胡愈之、周新民等人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参与党所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曾多次以律师身份为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出庭辩护，配合党组织进行营救工作。该年上海人民为纪念“沙基惨案”举行游行示威，被国民党逮捕了23人，潘震亚不顾特务的威胁，据理力辩，终于使他们获释。在经济上，也经常资助中共地下组织的同志。还不时通过胡愈之向党反映一些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
  1934年，上海成立各界救国会，潘震亚为发起人之一。该会发展成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时，潘震亚出任常务委员。是年，潘震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潘震亚随复旦大学迁重庆北磅，几经周折，与党失去联系。但他仍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支持民主学生运动，营救爱国进步人士。抗战胜利后，潘震亚坚决拥护中共关于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斗争。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校场口事件”，潘震亚与史良出任义务律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6年秋，潘震亚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教书和兼办律师业务。他积极投身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参加迎接解放的斗争。曾和张志让、李正文等人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支援当时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运动。斗争中，有些教授被解聘，许多学生和教授被捕，“大教联”除了用舆论声援外，还进行募捐活动，按月津贴被解聘的教授和受迫害的学生。为了救援被捕的学生，复旦大学举行了大规模的罢教活动，潘震亚起草了罢教宣言，并和其他几位教授深夜找市长吴国侦交涉，终于使被捕的教授和学生全部获释。
  上海解放后，潘震亚参加了接管复旦大学的领导工作，担任复旦大学校委会常务委员，同时兼任法学院院长，并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950年10月，调任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监察部副部长。1959年，调任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被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
  潘震亚虽然在1937年与党失去了联系，但一直以左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为党工作，对党怀着坚贞不渝的赤子之心。解放后，多次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62年1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潘震亚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潘震亚在从事司法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先后撰写了不少法学论著，如：《刑法名论》、《刑事诉讼法论纲》、《中国继承法论》、《中国破产法论》、《中国法制史》《中国债权法总论》等。
  1978年5月22日，潘震亚病逝于上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
   桥梁建筑家罗英
   罗英（1890-1964）字怀伯，株良祥岗人，爱国桥梁建筑专家。
  罗英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品学兼优。21岁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攻读桥梁专业，27岁获硕士学位，29岁回国后几年间，在南京大学等地参加铁路桥梁机车车辆厂建设工作，并在大学兼任教授。
  1933年，罗英应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桥梁建筑学家茅以升邀请，任该处总工程师，与茅以升共同设计和领导建造了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入海处潮头壁立，江底流沙将可承受桥墩压力的百层覆盖于水面以下40米深处。江潮流沙两大险阻使一些人以“钱塘江造桥”比喻“不可能成功的事”。在这样艰难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建造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国内尚无先例。茅以升称之为“八十一难”、“其间所历险阻难以尽述”。
  罗英与茅以升密切配合提出了新的建桥方案，比铁道部顾问美国人的方案造价低33%，且更切合实际可行。1935年4月正式开工后，罗英亲临工地指挥。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轰炸大桥工地。当时江中正桥桥墩还有一处尚未完工，墩上两孔钢梁无法安装。罗英会同茅以升率领工人，以大无畏为国献身精神，夜以继日加速施工。9月26日晨4时，第一列火车从大桥上驶过钱塘江，钱塘江造桥终于成功了！人群欢声雷动，相互祝贺，喜庆场面难以形容。11月16日，钱塘江公路桥通车。
  钱塘江桥建成后，罗英调任湘桂铁路桂柳段测量队队长。1938年4月任湘桂铁路南段工程局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负责桂林至柳州铁路的勘测设计施工。桂柳线的关键工程柳州桥，原计划用钢筋混凝土墩台，并向国外订购了钢根梁。由于广州、武汉沦陷，这批钢材未能运来。罗英匠心独运，提出利用从南海铁路拆下来的旧铁轨和基地拆下的单线铁路旧钢板梁拼建大桥。柳江落差大流速快，山洪暴发时一天可涨十余米，流速可达56米/秒。在这样的河道上用旧钢材建铁路桥，世无先例。以至大桥通车典礼时（1941年初）火车司机竟听信危言不敢驾车过桥。罗英亲自登上机车，机车厂厂长亲自驾驶火车驶过了大桥。中央政府交通部长称柳江桥是“外国人所从未敢造的桥”。
  柳江桥建成后，罗英应桂林市建设局研究会邀请，设计建造了漓江桥。该桥因陋就简，上部用木结构，下面石砌墩台，基础牢实。新中国成立后，利用原基础改建为双曲拱桥。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英为国家的桥梁建筑奔走四方。先是调任北平第8区公路管理局局长，1947年任昆明第4区公路工程管理局长，后历任广州、重庆、成都等地公路总局专门委员会副总局长。
  罗英为人正直，廉洁奉公，任人唯贤，不徇私情，不阿谀奉承，不趋炎附势，不肯加入日趋腐败的国民党。在昆明期间，国民党基层党部人员对罗英百般刁难排斥，甚至贴出“清算罗英”的标语。局内群众激于义愤，在标语“清”字前加“做官”二字，后加一逗号，把标语改成了“做官清，算罗英”！
  新中国成立后，罗英任华东交通部支前公路委员会总工程师。不久调任重工业部顾问工程师兼北方交通大学教授。1953年应聘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当时大桥负责人中不少是茅以升、罗英的学生。罗英大力支持新秀，对建桥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
  1959年罗英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会上周总理号召老一辈科学家抓紧时间著书立说，把成果和经验留给后人。罗英不顾癌魔缠身，挥笔不已，数年间先后写成《中国桥梁史料》、《中国石桥》等著作，并着手编写《中国百拱桥研究》。在写完第4章（计分9章）后不幸被癌魔夺去生命。
   罗英作为中国近代桥梁建设事业开创者之一的业绩永远为后人纪念，罗英爱国献身不谋私利的品德永远受后人敬仰。
   程氏“三杰”书香熏
  程希孟、程乃颐、程乃晋是南城程氏三位杰出人物。希孟是经济学博士，乃颐是心理学博士，乃晋是西安交大教授、我国著名工程热物理、动力机械及流体机械专家。（程希孟小程乃颐一岁）却是乃颐、乃晋的亲叔叔，他们出自书香之家的南城程氏家族。程希孟父母早逝，是由大哥程希文抚养长大的。乃颐是程希文的儿子，叔侄从小就在一起读书、生活，后又先后留学美国。
   程希孟（1901-1976），字次敏。曾就读于临川第八中学和南昌第一中学。1918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期间受到“五四”新文化的熏陶。1922年毕业，受聘于师大附中及女高师附中任教。
  1923年，程希孟考取公费留美，次年出国，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6年9月，转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是年底，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伦敦通讯部宣传委员。1927年，在巴黎出席国民党驻欧各支部代表大会，认识了当时在巴黎勤工似学的江西同乡许德珩，并结为挚友。1928年7月，公费留学停办，程希孟辕学返国。先后在上海大陆大学及复旦大学任教，课余时间为北新书局译书。
  1930年，江西省教育厅恢复了程希孟的留学公费，他再度赴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就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党员何松亭等人的影响下，程希孟夫妇积极参加了中共留英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声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0月，应《申报》记者戈公振之邀，赴日内瓦参加了国际联盟就日本侵华问题举行的辩论会。年底，结识了“一·二八”事变后赴欧洲考察的19路军将领陈铭枢，商定归国后协同开展抗日反蒋斗争。
  1933年春，他的毕业论文《巴贝夫的平等主义》经答辩通过，被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不久，赴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等聚首，然后同往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会合，酝酿发动福建事变。1933年11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程希孟在新政府中任文化委员。
  1934年1月，福建事变因蒋介石的武装进攻和王明的“左”倾主义而招致失败，程希孟悲愤离闽，退隐香港。8月应爱国将领方振武之邀同赴欧洲，先后至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参观访问。程希孟还只身赴苏联进行考察，重新寻求救国之道。
  1935年6月，程希孟离欧回国，经许德珩推荐，至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积极支持和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程希孟、彭道真夫妇作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成员，与徐冰、马叙伦、涂长望、许德珩、许寿裳、黄松龄、张晓梅、曾昭伦、刘尊棋、齐燕铭等联名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卖国投降，呼吁“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程希孟进一步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先后陪同许德珩奔走于晋、冀、鲁、赣等地，代表北平进步文化界以爱国学者身份，动员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熊式辉参加抗日，并协助熊式辉创办战时政治讲习所，宣传抗日，培养干部。
  1938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程希孟经陈铭枢等推荐，被遴选为参政员。此后历任该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在此期间，程希孟还参加了一些外交学术团体的活动，发表过数篇论述中国抗战之国际意义的论文，翻译出版了《欧洲外交透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后果》等书。1942年春，出任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部总编辑，负责主编《青年文库》等。
  抗战胜利前后，程希孟除参加国民参政会活动外，还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兼职。1947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携眷赴美，参加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工作。
  1949年4月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驻外人员发出了投身人民解放事业的号召。程希孟得知这一消息，积极响应，先后委托回国友人舒舍予（老舍）、王作民，并致函国内朋友许德珩等，请他们向党和政府转达自己归国的意愿。新中国成立时，程希孟不顾自己身份，携眷参加了纽约中国进步学生举行的庆祝晚会。国民党外交部随即解除了他的顾问职务，并电令回国。程希孟拒绝回台湾，毅然与蒋介石集团决裂。
  不久，程希孟接到许德珩的回函，得悉周恩来对自己的回国要求表示欢迎，即着手安排回国事宜。他冲破美国当局的重重阻挠，终于在1950年11月中旬，以去加拿大旅游为掩护，转道回国。
  回国后，程希孟目睹祖国发生巨大变化，由衷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于1951年12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如何回到了祖国》一文，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工作。1952年6月，他被安排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室工作。后任该室主任，负责研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活动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情报等，数次出国参加经济贸易会议。他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临终前，是中国国际委员会顾问。
   程希孟逝世后，有关方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姚依林、许德珩、严济慈、周培源等参加了葬礼，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堂。
   程乃颐（1900-1970），又名乃怡，幼年性格孤僻，酷爱读书。1911年进临川罗湖小学学习。1917年毕业于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考取武昌高等师范学院生物系。1920年被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教育研究科录取。1925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专科生。1926年6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心理系获硕士学位。1929年6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回国，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国立青岛大学教育系、武汉大学教育哲学系、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武汉大学哲学系任心理专业教授。1952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心理专业教授。
  程乃颐在武大期间主讲“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及测验”、“儿童心理学”、“教育问题”、“现代心理学”、“教育行政”等课程。曾任武汉大学出版委员会委员。兢兢业业致力于教育工作，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34年，他与同事一道，创立了中国心理学学会。同时，参加了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新中国成立后，程乃颐被吸收为中国心理学会、中苏人民友好协会、中国新哲学学会会员。
  程乃颐博学多识，精通英、法、俄三国文字。教学之余，悉心著书立说。其主要著作有《倒摄抑制与相似程度的关系》（英文稿，载1929年《美国实验心理学报》），《教育心理学的领域》（载1930年北平师大《教育业刊》），《皮亚杰的研究儿童心理方法介绍》（载1931年北平师大《教育业刊》），《苏联心理学家的成就》（翻译，载《中华教育界》29卷11期）等。1970年，程先生病逝，终年70岁。1984年北京大学心理系设立了程乃颐心理学奖学金。
   程乃晋（1923-1999），少年时代曾就读于省立南昌二中。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离开南昌赴上海，1938年就读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1942年，从扬州中学转入江苏省第五临时中学，修完高中最后一个学期。
  高中毕业后，程乃晋历尽艰辛奔赴大后方，于1943年9月考入广西大学。1944年赴重庆，考入交通大学（当时上海交大分设重庆、上海两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交通大学回到上海。1947年7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并留校任教。1956年，国家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程乃晋举家随校西迁。
  1977年8月，程乃晋应国务院之邀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为新形势下拨乱反正，开拓我国科学、教育新局面，建言献策。
  程乃晋是我国著名的工程热物理、动力机械及流体机械专家，是我国高等教育压缩机制冷专业创始人之一。他长期从事流体机械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指导研究生，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大型透平压缩机关键技术的研究，获1978年国家科学大会奖。程乃晋于1981年被提升为教授，1982年被国务院聘任为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程乃晋长期兼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曾任西安交大工程力学系主任、动力系主任、校党委委员、校工会主席及交大侨联主任等职。他还兼任国家科委机械学科组委员、全国流体机械教材编委会主任、全国高校压缩机及制冷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
  程乃晋在交通大学任教50多年，1990年退休后，仍时刻关心学校发展，不断提出建议，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为西安交大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北金南吴”吴士栋
   吴士栋（1903-1986），男，江西南城人，原名蒲庄。1923年清华学校高等专科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27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1929年夏游历英、德、法、比等国，同年回国。先后执教于河南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浙江大学。1937年至1945年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5年10月开始，任国立中正大学——国立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一生从事逻辑学、哲学、历史学研究，1934年出版《伦理学》、《论理学》两部著作，为当时高教部的部定教材，译著有《时间与自由意志》、《认识的六种途径》、《古罗马史》。1958年被错划“极右”，判刑入狱。1979年出狱，恢复政治名誉和工资待遇，其后总结一生研究逻辑学的心得，完成《逻辑新论》一书。
  20世纪20年代的哈佛大学，视成绩优劣而将毕业证书分为普通布面和羊皮封面两种，吴先生以成绩优异而获羊皮毕业证书，深得罗素器重。1927年旅欧从事研究工作，不久回国，出任河南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0年至1931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大同大学兼职教授；1931年至1933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1934年至1945年任厦门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45年至1957年，先后任国立中正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学院教授。他在逻辑学研究领域声名卓著，与北大金岳霖教授并称为“北金南吴”。而他在中正大学的训导长身份，以及解放后长达18年的劳改经历，更令他披蒙了一层神秘色彩。
  及见吴老，你肯定会觉得他的名头与他的形貌反差太大。他身形瘦小，面清癯，头发花白，鼻梁上常架一副黑边深度近视眼镜，一身半新旧的中山装，有时会配带一顶普通蓝布帽，就是赵本山常戴的那种，只是帽舌没那么扭曲，要坚挺一些；冬季，脖子上会多一条格子围巾；偶尔也会以一把黑布雨伞当拐杖使使。
   是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士栋。
  那时，吴士栋先生是师院为数不多的从国立中正大学走过来的老教授。1946年，正大校长萧蘧本欲任吴士栋为教务长，以训导长无合适人选，征询其意见，劝任训导长，并要突击发展他加入国民党以应职务所需。这时，吴先生才突然想起自己在厦大期间，曾应著名物理学家萨本栋校长之约，与一批教授一同加入过国民党，介绍人就是陈立夫。多年来他没交过一次党费，也没参加过一次组织活动。久而久之，竟把这一经历给忘了。
  在旧式大学里，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都是校长之下的行政要员，惟训导长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为此，吴先生在1958年全国反右的风暴中付出了代价。他蹲过十年监狱，刑满后在新建开关厂管制就业逾七年，直至1975年，国家颁布特赦令，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军政要员，才开始“落实政策”。他持有的特赦证，印有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的签名。有一回在上饶他儿子家中，遇上查户口，吴先生没有户口，乃坦诚相告自己是劳改释放人员，并出示了证书。次日上饶地区统战部即请他吃饭，他才知道自己竟然相当于“少将”军衔，是统战对象。
   其实，吴士栋先生根本说不上是一个“政治人物”，骨子里，他只是一个学者或者说是一个“书生”。
  1949年4月，南昌解放前夕，中正大学校长林一民及学校一干要员仓惶离校，学校陷于无政府状态。在广大师生的支持下，吴士栋先生以其崇高的威望，出任“应变委员会”主任。他临危受命，组织人手保卫学校，保护校产，并亲自到南昌各银行和商号募捐，平均分配给在校员工以度难关。其时，有人主张应照职级按等分配，他直言斥责：“你们这些人没有钱还有东西可以卖，比人家好多了，还叫什么穷？”他夫人认为这些钱相当一部分来于自己开银行的叔弟的捐款，想多留一两块，也被他痛骂了一顿，指斥为“趁火打劫”。
  那时节，兵荒马乱，人人难以自保。某晚，据守南昌的桂系军士兵闯入正大女生宿舍，欲行不轨。吴士栋领着体育系吴云龙先生迅速赶往现场。桂系兵以刺刀相向，先生则步步进逼，厉声斥责，毫无惧色，硬是将荷枪实弹的士兵骂得落荒而逃，叫在场的师生捏了一把冷汗。
  解放前的正大校警都配有枪支，学生军训也有枪支。国民党撤退前到学校收缴武器，吴先生命人交出了二十来支。有人认为他究竟是国民党的人，不然哪有那么听话，那么积极，却没想到，解放军入城接管正大后，他却领人在大礼堂的地下，一口气挖出了一百多支枪，如数上交。那是他和吴云龙先生悄悄埋下的，谁也没让知道。
  解放军是1949年6月5日入的城，接管组由军代表农康以及石田、阎善福和沈永福四人组成，住望城岗“正社”一号（是校长林一民的住房）。某日深夜，有人对军代表住处打黑枪，农康乃派其警卫员赶到吴士栋家中告急。吴先生即组织学生为之巡逻，以保卫接收小组人员的安全。
  记得在吴士栋先生的追悼会上，有一位上了年岁的老干部哭出了声音，他就是中共江西省委农工部部长裴德安。裴在正大时是秘密学生党员，国民党欲捕之入狱，正是吴士栋给他和其他几位上了名单的学生通风报信，裴德安他们才幸免于难。
   最能体现他的执拗，他的“书生气”的，是他竟敢不买蒋介石的帐。
  吴士栋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与闻一多同居一室达八年之久，二人情同手足。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吴士栋闻讯悲愤不已。1947年，蒋介石来望城岗中正大学校内视察，学校上下少不了有一番“领袖”接见。其时，吴士栋身为训导长，是学校的头面人物之一，当然是必须到场的。可是他却关门落锁，躲进城里，任人劝说，就是不肯见蒋介石。人问其故，他回答说：“他杀了我的好友，难道还要朝拜他？他的手上沾了闻一多的血，难道还要握他那双手？”若干年后，先生不经意间提起过一句古训“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再想起他的那些“奇闻异事”，一瞬间竟如醍醐灌顶，释却了心头积压多时的不解。
  1976年，师院历史系主政者周銮书老师将他请回了学校。1979年，全面落实政策，恢复了他的教授身份。这一年他76岁。
  1980年，历史系七七级学生步入大三年级阶段。先生为我们开设的课程是“专业英语”。教材选自CarltonJ·H·Hayes等人所著之《World History》，由他亲自打字油印而成。七七级学生从十年动荡中走出，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先生将全班45位同学分成8个学习小组，于大课外分别分类指导，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他每周的实际工作量，折合课时，起码在20节以上。第二年，又为七七和七八级学生开设了“逻辑”课。这是他重操旧业后的第一轮课，也是他教学生涯中最后的一轮课。他的认真耐心和循循善诱，他的谦和慈爱和诲人不倦，如春雨润物。我们深深地敬爱他，他也深深地喜欢我们。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学生是教师的成果。”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得到，他几乎是在不动声色的平淡中，用他内心深处的泉水浇灌着我们。1981年冬季学期末，是他的“逻辑学”课结束的日子，也是他告别讲坛的日子。他说了一些很朴实很平静的勉励的话。那最后的一课，我们有不少同学的眼睛潮湿了。
  1982年元月，我毕业留校工作，系领导安排先生指导我的专业外语学习，每天上午10时，是我们见面的定点时间。每次我都得准备一大堆问题向他求教。王字楼中门左侧的那间小房，记录了我们四年的交谊。我曾试着翻译过几篇世界中世纪史方面的论文，自以为语法词汇都没有错，而且文字也很顺畅。他一批点，发现错误竟十之六七。经他解说，才知道翻译最难的是你还必须弄懂字句背后隐藏的意思，语言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异。我曾问他现在的译著质量如何？他含蓄地说，最好是读原著，译著大多误人。我又问：傅雷的译作如何？他说：还算他过得去。先生的英语功力几乎超过了他对母语的熟练度。他用英文写作要比用汉得多。他曾应商务印书馆特约，翻译出版了《古罗马史》、《认识的六种途径》和《时间与自由意志》等西方名著。他最具影响力的是他在符号逻辑研究上的造诣。他的论文论著都是最前沿的成果，以致无人能审，曾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贺麟，贺说：“他的东西，我哪有那个本事审，你们只管照发好了。”
  先生的研究领域大致出入于逻辑学和哲学。早在1934年，他就有两部专著《伦理学》和《论理学》被列为部定教材。恢复教授工作后，几乎每年有一至两篇论文发表。就我目之所及，就有《论老子的哲学思想》、《论庄子的哲学思想》和《对公孙龙诡辨逻辑的分析》等。1983年5月，他完成了他一生逻辑学研究的总结性成果《逻辑新论》。逝世前夕，医院病房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他永远无法写完的又一篇论文提纲——《论鬼谷子的哲学思想》。
  历史命运的捉弄，他在他学术生命的颠峰期“休耕”了近18年时光。期间，他为新建开关厂翻译过全套德国吉普车生产技术资料，开启了新建消防车辆厂生产吉普车的历史，算是一名劳改人员“化腐朽为神奇”，对时代作出的一点贡献。一想起那如噩梦一般的18年，心里总会升腾起一股深深的惋惜；可一想到“文革”时学校红场“8·11”事件中冤死的魂灵，竟又为他感到一种幽幽的庆幸。唉！“祸福相倚塞翁马”，又有谁说得清何者是祸，何者是福？
  1986年5月1日凌晨零时46分，先生病逝于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从我认识他到他去世，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超尘脱俗的平静，静得心里几乎没有一点杂音。先生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灵堂里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士与团体敬献的花圈，灵堂中央安放着先生的遗体，安祥中依然透着几份慈爱，仿佛睡着了一样。遗体左右两侧为他伴灵的是他最后的两班弟子，历史系七七级和七八级早已毕业分布四方的全体同学敬献的花圈。花圈的挽幛上写着四个字——“吴老不死”。
  吴士栋先生著述颇丰，尤以逻辑学造诣甚深。1929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完成《老子哲学研究》，归国后在战乱中遗失。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伦理学》是其成名之作，该书两年九版，列为当时高等学校教材。他受到哲学界推重，时人将其与北大金岳霖教授并称为“北金南吴”。解放后，撰有论文《实践与逻辑》等。1958年商务书馆出版了一批世界汉译名著。其中就有吴士栋先生的《时间与自由意志》（法国柏格森著）。此外还翻译了《古罗马史》、《认识的六种途径》等，可惜未出版。1985年5月写成《逻辑新论》一书，总结自己毕生研究逻辑学的精粹成果。江西大学名誉校长谷霁光教授就此评说：“许多问题均有独到之处，思想境界更高，于认识日新月异，学问高深自坎坷，唯先生之艰苦攀登方能得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连续发表论文15篇。病中还写出《对公孙龙诡辩的逻辑分析》一文，论述精密，入扣见微，极见功力。临终时，案头尚存《论鬼谷子的哲学思想》的写作提纲，及其待发表遗稿10余篇。他于研究哲学、历史学之暇、还编有《桥牌讲义》、《象棋谱》等书，将其辩证思想运用于娱乐之中。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治学严谨，才思敏捷，见识卓著，博大精深。”
  吴士栋常说：“学生就是教师的成果”。他从教60余年，执教认真，指导精微，不吝时，不厌倦，数十年如一日，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其中不少成为我国著名专家、学者。如：中山大学人类学家梁昭韬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潘懋之教授，厦大历史系主任陈诗启教授，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湖南大学校长贝效良教授，湖南师大校长林增平教授，江西师大历史系黄长椿、李树源、左行培教授，美籍华裔学者叶鸣凤，新加坡高教司司长孙一尘以及台湾省许多知名教授当年都曾得到他的教诲或指点。吴士栋一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根据《江西师大报》王东林的文章《大音希声——吴士栋教授逝世20周年祭》改编）
   江西第一把京胡
   廖奇（1904-1958），字大可，南城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十九日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儿时爱吹唢呐，少年时代又爱上笛子，后来迷上京胡，也喜欢拉二胡、板胡。在心远中学读书时，沉醉于京戏与京胡之中，忽视正课。他父亲谆谆教诲：“你有志举胡琴，我并不反对。但要精通此艺，必先学到基本学问，否则，最多只能成为一个拉胡琴混饭吃的琴油子，有什么意思呢？”廖奇铭记在心里，从此重视功课，取得良好成绩，后又爱上篮球，由校队进入省队。但他并未放松拉京胡，每天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拉琴，晚上则拉到深夜。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直坚持终生。
  民国十六年（1927），廖奇在东南大学体育系毕业，回到江西，先后担任省立一中、私立心远中学等校音乐教员。不久，挟琴漫游天津、北平、上海、武汉等地，为京剧名角操琴，蜚声海内。廖奇每到一处，总是找机会观摩当地著名琴师的技艺，取长补短。上海京剧界名琴师陈彦衡，性格保守，在给演员吊嗓子伴奏时，都要关上门不让外人看。廖奇在他来昌演出《霸王别姬》时，藏在台侧幕后，描摹他的运弓和指法，看上一回就尽得其妙。
  三十年代初，廖奇与友人合资开办南昌德胜大舞台。著名女演员汪鸣鸾在该台挂牌唱文武老生，廖奇伴奏。有一天演《空城计》，汪鸣鸾饰诸葛亮，唱至中段，廖奇的京胡拉断了一根弦，汪鸣鸾大惊，廖奇却镇定自若，一根弦子拉到底，观众一点也未察觉。又一回汪鸣鸾唱《独木关》，因患感冒嗓子有点哑，有一段戏，调门高，唱不上去，廖奇快得出奇地降低了一个调门，耍了个滑腔，托着汪鸣鸾的唱腔，让她顺溜溜地唱下去，观众还以为演员在变新腔。从此，廖奇与汪鸣鸾互为对方的超群技艺而倾倒，由敬慕发展到爱情，终于结为伉俪。
  上世纪三十年代，廖奇在南昌声誉极高。京戏院贴出的海报，只要写明是廖奇操琴，便场场爆满。他的一把京胡拉得出神入化，一大伙琴迷，追随左右。当时，京剧界推崇他为“江西第一把京胡”、“江西第一弦”。抗战期间，他参加了一个军人办的评剧团，担任导演兼音乐指导。民国三十五年（1946）在国立中正大学杏社（评剧俱乐部）任戏剧导师。
  解放初期，他为京剧名角刘和筱、徐碧云操琴。1950年，当选为江西省文联筹委会委员兼省剧协筹委。省文联筹委会主任石凌鹤请他担任江西省赣剧团戏曲音乐指导，因酷爱京剧，婉辞未就。五十年代，他历任江西省文艺学校京剧音乐教师，南昌市工人京剧院、海南岛文工团、南昌市京剧团的音乐指导。
  1957年反右时，廖奇受到很大的冲击，幸好还未划上右派。不久，下放到武宁县京剧团。因患高血压等症，延误诊治，1958年6月11日在南昌逝世，临终时，双手还紧抱着那把相依为命的京胡。
   画意诗情“定元”魂
  一个人一生能够通晓多少学科？南城一位当代书画奇才胡定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此人工诗擅画，精通医道，钻研《周易》，洞熟《内经》，佛经道典、医卜星相、诸子百家、影视文学等等多有涉猎。曾编著、出版画论《墨海泛舟》、医论《奇经佳穴论》、个人画册《胡定元中国画集》，并留有影视剧本近百万字。在国画领域，他兼能山水、人物、鸟兽等画科，曾有《百虎图》、《济公百图》、《茶话百图》、《山水系列图》等系列大作问世。
  胡定元1925年出生在南城县麻源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受家风熏陶，学习诗书，爱好国画。七八岁时，他时常跑到隔壁一家裱画铺里揣摩古画。几年后，裱画铺遇到古画破损，甚至会请胡定元帮忙补上几笔。胡定元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时期，教他的老师叫程通一，据说曾是清朝皇帝的文书，诗文极好。这位很有才华的老师引导胡定元涉猎诗词典故、金石玉器、农耕园艺、阴阳八卦等知识，培养了他多方面的兴趣。胡定元15岁时便在南城麻姑山谷雨诗会赛中脱颖而出，享有“南城才子”之誉。
  1941年，胡定元考入桂林美术专科学校，主攻中国画。在校期间，他十分崇拜八大山人和石涛，时常临习他们的画谱，细心研究其绘画特点，尤其崇尚“没骨”写意画法。从学校毕业后，他尊崇当代画家黄宾虹和傅抱石，在观赏他们的画作时，注重学习二人的绘画技法，包括黄宾虹构思的“平中见奇”和傅抱石将水墨彩融为一体的特色等。23岁时，胡定元离家远游，流连于武夷九曲，结庐于丹霞华岗，梅岭赋诗，杉关作画，笔秃千管，墨磨万挺，研习不止，功力臻深。
  解放初期，胡定元当过几年美术教师，随后一直在南城县文化馆工作。在同事的眼里，他是一位很有活力的“万金油”干部，画画、做诗、写文章兼顾研究中医、易经等。1958年，中国美协江西分会刚刚成立，胡定元便加入其中成为省美协最早的成员之一。
  胡定元曾到上海进修，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他竟一连创作了三个剧本《盐》、《麻姑采药人》、《石兰飘香》，并且这三个剧本分别被八一、上海、长春三家电影制片厂相中，三大制片厂的人员来到南城修改剧本，一时间传为美谈。然而造化弄人，几次改稿之后，剧本不是被剽窃，就是被人丢失，抑或是杳无音信，最后不了了之。虽然心中愤愤不平，胡定元却不忘题诗一首自我调侃：“老夫剧本刚出笼，编导万里来山中，甜言美酒皆欢喜，横改竖改剧本空。汗流浃背无‘盐’味，荧幕遁走‘采药翁’，从此更作丹青画，笔笔描得江山红。”
  在绘画的同时，胡定元从未停止对文学创作、中医理论、气功针灸、周易、佛教等的研究。提起这些学科与绘画的联系，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从事艺术创作几十年来，不断研究文学、中医、周易、佛教，每天坚持练习气功，这对绘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们是相得益彰的。”胡定元在继承传统笔墨的同时，不蹈先人的窠臼，主张“抱元气，师造化”，一改惯用的章法和手法，用笔粗放之中见精微，重墨处稳如磐石，淡墨时飘若游丝，深厚中充满灵气，雄伟中透露飘逸。
   百兽之王——虎，是胡定元经常画的题材。他笔下的虎，着重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造型简洁，笔笔见功，擅用粗犷放达的线条来增加虎的雄、豪、勇、猛等特性。他创作的百幅虎图系列大作《百虎图》，虎虎有生气，虎虎现威风，被海内外收藏界视为瑰宝。
  涉猎广泛的胡定元，对古代人物题材有特殊的偏爱。他强调线条的力度和节律，衣带裙袍，一景一物，简明大度，形象传神。画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好一个斗酒诗百篇的诗仙；画杜甫忧国忧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画八大山人两袖清风，感叹世态炎凉；画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画钟馗威风凛凛，振袖抚剑驱鬼邪；画达摩面壁十年，顿悟禅宗真谛。他在《济公百图》的创作中，集风俗民情、喜怒哀乐为一体，融三教九流、禅宗道藏为一炉，诙谐之中不伤大雅，戏谑之外鼓舞人生。气势宏伟，郁勃苍劲，野逸横生，神韵空灵是胡定元山水画的显著特点。他注重把山水的灵秀、思维的灵感、时空的灵运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笔气、墨气、神气来加强画面的气势。无论是黄山的雄奇，还是庐山的秀美；无论是麻姑山的萦曲，还是江南田园的恬静，画面上都流动着线条美，飞舞着形态美，透射出一种灵性与震撼人心的力量。胡定元认为诗画同源，心与诗画像随并有机地组合起来，才能使作品与生活贴近，准确地表达艺术家的心迹。因此，他的每幅画作都要配诗一首，做到一画一诗，一诗一义，画与诗相映成趣，耐人寻味。
  1995年10月，70岁高龄的胡定元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享誉京城，其中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和中国画研究院收藏。同年12月，他又在香港成功举办个人画展。
  “自家笔墨自家知，何须山前品是非，青藤门下苦瓜熟，乱点柔丝尽是诗。”胡定元就是这样执著于自己的诗画艺术，创作出无数让人叹为观止的书画大作。在胡老1999年仙逝之后，人们将他与黄秋园、龚槐陂、彭友善、杨石朗、陶博吾、胡献雅、梁邦楚、燕鸣、梁书等十位江西已故艺术家尊称为“近代江西画坛十老”。
   通信界的领军人
  简勤，南城人，1966年3月出生，大学本科，工学学士，中共党员、江西省优秀企业家。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曾先后荣获江西省青年岗位能手、省直十大杰出青年、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卓越领导者、江西省优秀企业家、江西省十大经济人物等荣誉称号。1989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获学士学位（现在读美国布法罗工商管理学院MBA）。同年分配至南昌电信局，此后担任过无线分局副局长、移动办主任、南昌电信局副局长。1999年任南昌移动通信公司总经理，后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高级工程师。2008年作为奥运火炬传递南昌站最后一位火炬手点燃圣火盆。2010年7月调任四川移动公司总经理。
  简勤，人如其名，简朴而又勤奋。从机房技术员、移动交换班班长、无线通信分局副局长、移动办主任到南昌电信局副局长，他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勤奋耕耘，勇攀移动通信技术高峰。在担任南昌移动通信公司总经理和江西省移动通信公司副总经理时，他勇立潮头，开拓创新，勤政敬业，求真务实，在移动通信领域取得了辉煌成绩，为江西移动通信的飞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宝剑锋从磨砺出
  简勤同志自1989年从北京邮电大学分配到南昌电信局从事程控交换机的维护工作以来，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移动通信技术。通过自己十年多的刻苦努力，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技术骨干、岗位技术能手到高级工程师……他付出了很多很多。
  他平时工作认真负责，工作之余还不断给自己加压，充电，学习世界先进移动通信技术。刚参加工作不久，他就熟练地掌握了局里第一批引进的日本富士通F-150交换机用户板的维修技术，成为一名拔尖的技术骨干。
  1992年，江西首次引进移动电话系统，简勤受命参加了南昌电信局移动电话的筹建工作。面对第一次在江西省“落户”的移动电话，面对在省内近乎空白的移动通信技术，简勤踌躇满志。经过严格的考核，他以过硬的技术被选派参加全省第一批赴美MO-TOROLA公司技术培训，全面系统地学习并掌握了模拟移动交换机和基站的工作原理，设备操作及维护、局数据修改、故障诊断等专业知识，为日后从事移动通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自己又不断刻苦努力，简勤同志在后来的工作中如鱼得水，先后主持参与了模拟移动电话第一至第五期扩容工程及数字移动电话第一至第四期扩容工程的南昌地区交换机、基站的硬件安装、软件调测、传输电路调测、联合运转、正式开通工作。主持引进并调测开通了移动电话并机侦测系统，提高了模拟移动电话使用的安全性，解决了用户怕购买移动电话会被码机的后顾之忧，提高了邮电的声誉。组织了全国联网设备NR的硬件安装，软件调测及正式开通，真正实现了模拟电话：全国自动漫游，更加突出了移动电话的灵活性和优越性。主持参与了全国高速寻呼骨干网南昌寻呼网的建设工作，新建完成投产20万寻呼主系统及七个寻呼基站。主持了模拟“大哥大”转“BP机”系统的开发研制，缓解了用户手机难打状况。而又提高了移动网络系统的利用率和接通率，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针对移动基站无人值守，点多面广的特点，主持开发研制了基站图像环境监控系统，该套系统能够很好地对基站、机房的环境、图像、电源、空调等对象实现远端监控，并能实现远端国阈值、监控数据处理和故障处理等功能。该套系统在1999年3月通过了信息产业部的鉴定。
  为了适应国有企业改革形势及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使自己尽快进入公司化优秀管理者的行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坚持学习深造，利用业余时间攻读美国布法罗工商管理学院的MBA。正如哈佛流传的格言：“忙完秋收忙秋种，学习，学习，再学习。”
  简勤同志说：“在我的字典里永远找不到服输二字”。现实中的他充满了自信，对工作也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勤政敬业，并获得先进工作者、局劳模、优秀青年、江西省岗位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1998年5月，他以突出业绩被评为“省直十大杰出青年”。他所主持、领导的工作也多次受到表彰。为了节省开发经费，简勤自行开发出计费软件，积极查找技术资料，做了大量手机测试，应用自己编制的计费程序进行模拟读带计费，反复修改计费程序，提高程序的可行性、准确性和实用性。没有白天黑夜的苦干三个月后，终于研制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当时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计费系统，填补了省内空白，为企业节约了大量资金。
  为了提高接通率，简勤大胆提出了将市话机房与移动通信基站传输电路合群的全新方案，经软件数据修改以及增加少量硬件，最终实现了基站传输和市话传输合群课题，这一技术不仅解决了有些地区基站扩容，传输电路不够的燃眉之急，节省了大量省内传输电路，同时也节省了移动电话中继电路板，从而节省了扩容改造资金，这在全国尚属首创。云南昆明等地同行纷至沓来，学习取经。
  电话号码升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1994年12月18日，江西省移动电话号码由6位升为7位，整个升位过程顺利、圆满。这个万无一失的升位方案就是出自时年仅28岁的简勤之手，令省内外同行有些难以置信。
  1997年初简勤被破格提拔为南昌电信局副局长，分管移动通信工作。在他的主持、领导下，移动通信发展非常迅速，移动电话用户大量增加，同时也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身为分管移动通信领导的他，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移动通信工程建设，进行了模拟移动电话网和数字移动电话网的扩容，移动电话容量增加了几倍、极大地满足了客户需求；另一方面狠抓网络优化工作，提高接通率，降低阻塞率、掉话率，使移动电话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数字移动通信综合技术指标名列全国第一。他分管的移动通信工作也先后获得了全国NR设备优胜奖、中国电信摩托罗拉模拟移动通信质量创优竞赛三等奖、97年度邮电部全国移动电话网网络优化质量竞赛综合评比二等奖、GSM网络评比得分全国第一名、全省网络优化竞赛一等奖，1998年，他精心组织参加的“9811”全国应急机动通信演练，所有参演项目都超过了国家标准，得到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并评为全国“9811”演练先进单位。
   开拓创新绘宏图
  1999年，简勤同志担任南昌移动通信公司总经理，面对公司分管之初业务发展不理想、员工思想不稳定、衔接工作迫在眉睫等重重困难，他沉着冷静，运筹帷幄，带领员工发扬团结拼搏、艰苦创业精神、大力倡导思路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以创新为主线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使南昌公司各方面的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色，业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分管后一年半时间南昌移动电话放号达25.1万户，超过了分管前8年时间放号数之和。2000年，南昌移动公司还被评为“江西省用户满意企业”、“江西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先进单位”、“江西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单位”。
  由于工作出色，他于2000年11月被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任命为江西省移动通信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担负起中国移动二次创业的重任。作为一名年青的领导干部，他更注意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及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及时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法规，使自己始终能以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去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他以一个统揽全局的企业管理者的素质来要求和提高自己，充分发挥懂技术、通管理、善经营的工作才能，在企业改革发展中身先士卒，创造性地开展工作。2001年，简勤分管的江西移动通信网络质量稳步攀升，当年5月份在全国移动网络运行质量考核中排名位居榜首。
  为构建成网络质量一流、服务水平一流、运行机制一流、企业文化一流、竞争能力一流的现代通信企业，他极力倡导“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关心员工的成长，培育年青骨干人才。进一步推进企业“机制再造”工程，注重加强与员工的沟通和交流，知人善任，鼓励公司员工为企业的发展献计出力。
   掌舵江西移动
  2002年，回过头来看，江西移动的起步非常艰难，走到今天，从内部因素看，首先公司上下一心，其次有创业的心气。一个企业，重要的不是有多少财富，而是有多少发展的动力、愿望和创业激情。
  从外部因素看，江西移动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得益于整个行业良好的监管和健康的发展环境，得益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正确战略，也得益于技术进步的推动和不断增长的通信信息需求的拉动。
  如何才能做好一个企业？简勤将之归纳为三句话：工作必须以市场为中心，产品必须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工作评价以客户满意为标杆。政府倡导的，社会关注的，老百姓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的。
  实现人生价值，为国家、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是简勤毕生的追求，正是凭着满腔的热情，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简勤同志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参加工作以来，简勤连年被评为南昌电信局先进工作者、局劳动模范、局优秀青年；1996年被团省委、省经贸委、省劳动厅命名为“江西省青年岗位能手”、1998年被省直工委、省直团土委评为“第二届省直十大杰出青年”。2005年被授予“江西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卓越领导者”、2006年6月获得2005年度“江西省优秀厂长、经理”、2006年12月获得中国企业“第五批高级职业经理人”。2007年，当选第三届江西十大经济人物。2008年，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分管的移动通信工作先后荣获全国NR设备优胜奖、中国电信摩托罗拉模拟移动通信质量创优竞赛三等奖、邮电部全国移动电话网络优化二等奖、GSM网络评比全国第一名、全国“9811”演练先进单位、全国移动网络运行质量考核第一名等荣誉。同时，公司多次荣获全国通信行业管理创新奖、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等奖项，总经理简勤被授予“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卓越领导者”荣誉称号；担任南昌移动通信公司总经理期间，公司被评为“江西省用户满意企业”、“江西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先进单位”、“江西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单位”、“南昌市文明单位”等。
   南城县其他名人贤士
  裴德安，1927年生，江西南城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农艺师。1949年毕业于中正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历任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系主任，江西省农业厅处长，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88年当选为江西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1年5月20日在杭州逝世。
  梅亦龙，女，1942年生，江西南城县人。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副校长、校长，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等职。1994年2月在江西省政协第七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江西省政协副主席。1996年5月当选为江西海外联谊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1998年1月当选为江西省第八届政协副主席。
  危朝安，男，1955年10月生，江西南城人，1983年5月入党，1968年11月参加工作，江西财经大学1983届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毕业，经济学学士；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法学原理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江西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1990年3月至1990年9月江西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1990年9月至1991年4月江西省吉湖农业综合开发办副主任（正处级）；1991年4月至1993年5月江西省计委农业处处长；1993年5月至1995年7月江西省农业厅（农牧渔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1995年7月至1997年8月江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7年8月至1999年9月江西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1999年9月至2000年8月宜春地委书记；2000年8月至2003年1月宜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1月江西省副省长、党组成员。2006年1月任农业部副部长。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严力，1951年10月生，江西南城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编辑。1982年1月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曾任江西日报社记者、编辑、江西日报社总编室主任、江西日报社吉赣分社社长、江西日报副总编辑。现任江西日报社社长。
  吴文峰，1954年6月生，江西南城人。198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系毕业，获法国普瓦捷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副研究员。历任江西省科技委员会人事教育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江西科技报社社长、总编辑；江西省科技情报局局长、江西省科技情报学会理事长。1994年5月任江西省科技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任江西省旅游局局长、江西省旅游协会会长、中国旅游协会常务理事。2003年3月任江西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正厅级）。2004年3月兼江西省科学院党组书记。2006年3月任江西省科学技术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正厅）。
  谢发明，男，汉族，1958年2月出生，江西南城人，研究生学历，1980年2月参加工作，198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抚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