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盱江，古称吁水，现名抚河，流经江西省东部（今抚州市所辖临川、南丰、南城、金溪、资溪、宜黄、乐安、崇仁、广昌，东乡等十一县（区））。盱江流域，历代名医辈出，有“名医之乡”之美誉，数以百计闻名于世的杰出医学人物，在江西境内形成了一支独秀的医学群体。“盱江医学”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在完成国家重点科研课题《中医医史文献研究》中提出的新概念，他们在研究江西中医医史时发现在盱江流域从宋代迄今有190多位医学名家都诞生在盱江流域这个地域范围内，且在历史上对中国中医药的贡献成果卓著，于是已故著名医史学家杨卓寅教授将之命名为“盱江医学”。盱江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堪与安徽省“新安医学”、江苏省“孟河医学”、广东省“岭南医学”相互媲美。
  据医学史和地方志记载，宋、元、明、清四代，盱江流域各县有传略可考的医学人物达两百五十多人。江西历史十大名医中，陈自明、危亦林、龚廷贤、龚居中、李梃、黄宫绣、谢星焕等七人均为盱江流域的医家。在被医史界公认的全国历代62家针灸学派中，盱江医家占其5家，席弘、陈自明、龚廷贤、李梃、鲁之俊等是其代表人物。
  盱江流域的许多杰出医学人物，多数出生在世医家庭，幼承庭训，继承先业，因学有渊源，得天独厚，故医技日进，业迹卓著。许多人具有杰出的专科之长，且能潜心专科的理论研究，从而以专科著作驰名于中外。他们在临证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医学理论上也有着高深的造诣，他们且文学素养深厚，学识渊博，能深究医理，通晓各家，博采众长，推陈出新，著书立说，流传后世。据不完全统计，盱江医家流传后世的著作约一百多部，在卷帙浩繁的医著中，上至《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神农本草》等经典著作的研究，下及内、外妇、儿、骨伤及五官等临床各科的论述。其中不少著作流传海内外，对中医药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仅选写十六位南城籍人物作一简述，使我们对“盱江医学”名人有个粗略的了解。
  黎民寿，字景仁，宋末元初名医。在江南一带行医，宋景定元年（1260）编著《辑方》和《简易辑方论》，“明出其方，明著其法，昭白洞察，刊以示人，名曰简易”。元代被日本人抄录后传至日本，日本医药界对黎民寿的著作奉若至宝，深加研究。黎民寿的《黎居士简易方论》十一卷日本抄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自秦汉以来所藏的700部古医书之一。黎民寿还为唐代医学名人杜光庭的著作《广成先生玉函经》作详注，书名《广成先生函经解》刊行于世。
  严寿逸，字仁安，元代名医。曾任建昌医学教授，著有《医说》，内容为原脉、原证、原病、原治。元代名儒著名理学家吴澄（崇仁人）为其作序。序中说：“观严氏医理将辟之文，即可知其医术大概，再考察其所治之病，方信其非但有文，且又善治。”严寿逸游京师大都，在吴澄的勉励下，“上祖东汉张仲景，下宗金代名医刘守真、张子和等，医术大进。京师之人，无贵贱贫富，闻君名者，凡有疾无不迎候，举药辄效。”于是他成为大都名医。作为路一级的行政区，元代长沙（天临路）还没有专门传授医术的医学。严寿逸晚年调任天临路医学教授，把中原医术传到了长沙，其时，江西名士祝蕃还特地振其于往长沙求学。严寿逸临床“用药祛疾，随试则效”，堪称一代名医。
  余可朋，字登孙，生于宋末，成名于元初。他“精易学，遍通医理，为一时医中之最。”被授医学正。余可明做到医药结合，自己有专门的药物配方调剂室，因其名震京都，元代名儒名臣程钜夫为他的药室题匾曰：“麓泉”。理学家，国子监司吴澄还为此作了《麓泉记》一文，详记其事。
  姚宣仲，元末明初盱江名医，世医出身，继承家业。当时正值战乱时期，民不聊生，百姓有病无钱医治，宣仲积善行医，不收报酬，当时在建昌府一带传为佳话。他的主要著作是《诊脉指要》、《中医大辞典》，台湾刘伯骥撰写的《中国医学史》均载其事。
  余绍宁，字义周，明代名医。少时诵孔孟之书，兼学医术。二十岁时遍访名师，得高人真传，又精通唐宋各医家之说。用药不循旧方，对症下药。无不奏效。他体恤穷人，常制“万病无忧丸”、“万应九”布施百姓，预防疾病。他因医术高明，被人们神化为“能预决人生死，往往奇中”。他著有医书《元宗司命》二十卷，其中伤寒、男妇、内外、针灸及小儿诸方无不精备。又著有《道书全著》、《全丹秘旨》、《天时运气》诸书。教授得意门生20余人，二子景汤景立都能继承其业。
  赵喧，字文英，明代名医。他一生精研医术，经验宏富，皇宫召募名医，他由地方举荐，选拔进宫，任太医院御医。明代李西涯的《西涯文集》中说：“余始来京师，即闻御医赵君名。现其察脉断症皆应手，发药无少疑滞而多奇中，非专名医不能及。四方负疴求治者云集，无虚日”。赵碹虽身为御医，身价甚高，但为人看病从不惮烦，不问富贵贫贱，都一一认真诊治，令人敬佩，对于报酬，他也从不计较。《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正德《建昌府志》皆记其事。
  樊胡，字鹤龄，明代名医，时益王封藩南城，为王府专聘医师，被王府授“益王府良医正”。樊胡自幼聪颖，凡神农、轩、岐、卢、扁诸家医无不精读。尤以脉理得其奥妙，因号脉神异，四方就医者每日接踵而来。对重病不能上门就诊者，他不管酷暑严寒，必亲往察诊。他总是说，病人盼望医生的安慰胜于用药，这是心治。有的病人往往药尚未到，见到医生来了，一番安慰，病好像已减轻了许多。因此，当医生的人要“德”为先。他一生急人之急，救人之难，人皆谓“真儒医也！”
  陈善道，明代名医。自幼诵读儒书，世代行医，为建昌府、延平府一带百姓称善乐道的好郎中。他起先在江西行医，因建昌帮药业早就流入福建，陈善道能医善药，也就在延平（今南平）、邵武、建阳、汀州四府行医，深得这一带百姓的欢迎，也为建昌帮药业在福建的进一步扩展做出了贡献。他最后在延平府将乐县定居下来，成了这一带妇儒皆知的人物，《延平府志》、《中国名医简》、《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传》均载其事。
  程式，字心源，号道承、若水，又称建武居士。他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建昌名医。嘉靖三十年（1551），福州陈元佑来南城执掌郡学教事，罗汝芳也回故乡讲学，各家学说大兴，学术齐鸣蔚然成风，建昌医界也大有所悟。程式精于医，不囿一家之说，研究《素问》、《难经》、《脉决》，结合临床所悟，时人称其“治则无不神应”。后写出《程式医壳》一书，分元、享、利、贞四集。万历七年（1579）郑汲为序，刊行于世，中国多部医学列传、大典收其入册。
  曾鼎，字亦峦，号香田，清代名医，医术精湛驰名京都。曾鼎幼时读书欲参加科考，后因家贫，遂钻研医术，随父居豫章城白马庙。他精于脉理，多治奇险病症，声誉日起。后游历京都，名声传颂于王公平民之间。他性格洞达慷慨，贫苦之人求医，他从不计较报酬，权贵之人稍不加礼，他便辞而不应。晚年他从京城返回江西，仍居南昌，卒时80余岁。医学著作颇丰，传世的有《曾氏医书四种》（亦称《医宗备要》）、《痘疹会能》、《医学入门》、《妇幼科宗旨》等。《中医大词典》、台湾《中国医学史》均载其事。
  吴霖，号时雨，清代名医。医德高尚，精于辨析疑难病症，对《素问》、《内经》研究颇深。尤对儿科更是得其精妙，当时人们说他治病是“应手立愈”。著有《小儿秘要》传世。他未出游四方，在本郡立业行医，是当时建昌府颇受敬重的一位好郎中，古人所谓“不为良相，但为良医”，他以精湛的医术为一方百姓救死扶伤，被清代地方志收入史册，作为人们永久的怀念。
  张建生，清代名医，擅长书法，性癖嗜酒。精通按、抚、毒、熨针、割等外科治法，专治无名肿毒，时人称其为神，他生性浪漫为人治病，不计较诊费，只要留他小饮，必心满意足。后周游各地，也以医术精深而闻名他乡。晚年其医理愈精，先后著有《喉科三十六种》、《眼科十二卷》、《杂科四卷》传世。其子如鳌继承其业，医术也为世人称颂。
  邹岳，号东山，清代医家。精于内外两科，医术宗法张仲景，辨证病情原极为准确，后以行医游至苏门（河南辉县一带），为当时医界所推崇，著有《臣医说》传世。
   谢星焕（?—1857），字斗文，号映庐。谢氏祖上行医，至他这一代已为第三代。他少年攻读儒书，欲应科举，后弃科举一心研习医学。在建昌府行医40余年，声誉卓著。著有《得心集医案》6卷。书中分门别类，有述治和答问两类，民国二十五年（1936）更名为《谢映庐医案》，医案文字精美，选入中医教材。1962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谢星焕擅长内科，善攻疑难病症。他主张先议病，后用药。道光十一年（1831）南城饥荒，时疫大作，他与其他医师疗法不同，他认为“荒年肠胃气虚，宜于温补祛邪。”一时救人无数。谢星焕三代就医，兼营药铺，店堂后设有制药作坊，自己坐堂行医“赞育堂”、“泰山堂”为谢氏诊所及药房。谢星焕崇尚医德，治病济人。“赞育堂”每年自制“金不换正之丸”，从端午到重阳，布施乡邻，受益者不计其数。对需出诊的病人，不管路途近远，严寒酷暑，均不推辞，酬金从不计较。《中国医学大词典》有谢星焕词条记其事。
  谢甘澍，字杏园，为谢星焕幼子，亦是清代名医。他继承父业，精医术，整理父亲所遗书稿，名《穗心集医案》，内附本人对各案之见解。光绪三年（1877）撰《寓意草注释》，民国二十三年（1934）由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刊印发行。
   谢佩玉（1873—1953），字清舫，号石禅居士，谢星焕之孙。六岁入私塾，光绪十九年（1893）中秀才，光绪二十九年（1903）参加会试，名列优贡，任职江苏府院。他看到清廷腐败，于宣统元年（1909）弃官归里，继承家传医学。民国二年（1913）在南昌开业行医，著《方论集腋》，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本省名医姚国美、江公铁等创办江西国医专修院，任《内经》、《素问》教授，编有《素问节要集注》，省内名中医、教授多为其门人。抗战开始后，从南昌迁回南城，继续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