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明初，北杂剧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王府教坊。教坊是古代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专管音乐、歌舞、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唐以来即设立的官府机构。南城县早在正德以前就设置了教坊，明正德建昌府志称其为“弦歌街”。
  南城设教坊，有其特殊条件和地位。首先南城为建昌府治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愈越诸府；其次从明永乐元年始，南城便成为藩王封地，永乐元年怀思王朱允坚分封南城建造了“怀思王府”，宣德四年荆王朱瞻罔分封南城，建造了“荆王府”，弘治八年，益端王分封南城建造“益王府”，其中益王是明代江西大藩中延续时间最长，势力最大的一个王族，他在南城地区统治时间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世袭了七代八个益王。
  藩王府其实就是一个小王国，明帝对亲王之国不仅赐以词曲千百本，还赐以乐户。南城先后建过三座“王府”，随府的宫廷音乐歌舞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坊也就成了为王府服务的管理机构。自益王建盱后，南城就是益王的“大明益国”，由于益王的势力大，时间长，因而教坊的建筑规模非常可观。据道光《南城县志》卷三十二载：教坊“飞阁临江，栉比鳞次，红楼曲槛，靓妆弦服”。堪称赣东之首。教坊内“管弦丝竹之声，昼夜不绝；妓人乐工习演，了无虚日”。其繁盛情形甚至超过了当时南京城内聚集了众多艺人的秦淮河畔，所谓“秦淮箫鼓殆不如也”。盱江客舟上下过东城门，以为“金腔、广腔”，豪客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却苏杭，尚有建昌。”由此可见明代南城教坊盛况。
  据《南城县志》所载《益端王碑记》云：”端王性不嗜酒膳……宴客杜陈女乐，戏剧了无所好……”这里的女乐、戏剧应该是王府内的宫廷音乐、歌舞百戏，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九七零年发掘出益端王墓，出土了几组女乐戏剧陶俑，证明益王府内确有一个宫廷女乐戏剧班子。至于碑文，大概是撰稿人为朱祐槟歌功颂德罢了。另外几个藩王更有甚于此，在益庄王朱厚烨墓里，发现有两百多个陶俑，可分为轿夫、男侍、女侍、乐队等组，乐队又有文武之别，或弹琵琶，或拨月琴，或吹笙箫。有大型骑马乐俑、小型骑马乐俑、眇行乐俑各一组，男女管弦乐俑各二组，共计204个。由此可见王府生活的奢华及歌乐的繁盛。
  教坊常习唱新词，争翻艳曲，由于技艺高超被人视为“妓人乐工甲江西”。另据《江西诗檄》载：“程某，崇正时南城教坊擅色艺者有楚玉锦、含菱生、丝老诸人皆常供奉益王宫者。康熙中士人程某遇丝老于汉阳舟中，……程某为置酒，丝老拨琵琶唱故宫弹词……”可见在王府教坊有诸多具有高超技艺的艺人。
  教坊的教习、排练演出对促进南城戏曲艺术的发展、繁荣，梨园班社技艺的提高，南北声腔的交流和传播都起了重要作用。传说正德年间，益王有一女嫁宜黄，并筹一“二郎班”随嫁，此“二郎班”应为益王府的女乐戏剧班子之一种。崇祯末年，明朝灭亡，益王府垮台，教坊也付之一炬。弦歌街的丝竹管弦昼夜无休的日子，变成了“五丝繁弦声不闻”的惨景。对此惨景，清代南城人在《建昌桥上步月》诗中感慨万端：“旧时月照淮安桂，此日烟迷细柳营，一带盱江歌舞歇，行人虚说小南京。”
   （节选自中国戏剧出版社《临川戏曲与地方社会》，于少海、肖爱民、刘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