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麻姑山仙坛记》
秀出东南的麻姑山，不仅以它优美的风景和神话传说名闻遐迩，更以它独具的书法艺术而饮誉天下。明代墨客金章登麻姑山后留下了“读罢幽碑增夙慨，思余正气凛秋穹。神仙事缈文章在，不拜麻姑拜鲁公”的感慨之作，充分说明了古代游人上麻姑山除了欣赏其自然野趣外，颜鲁公书法佳作是使人们慕名登游的巨大引力。
《麻姑山仙坛记》全称为《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唐碑。位于麻姑山仙都观内。抚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陕西西安人，开元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唐大历三年（768年），年近花甲的颜真卿赴任抚州刺史。他多次登游麻姑山，对这里优美而神秘的色彩感触良多。大历六年（771年）四月，他再次登麻姑山，游览仙坛。是时，书兴大发，挥笔写下了记述麻姑山仙女和仙人王平方在麻姑山蔡经家里相会的神话故事，及麻姑山道人邓紫阳奏立麻姑庙经过的楷书字碑《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简称《麻姑山仙坛记》）。全文九百余字，笔力刚健浑厚，开阔雄壮，布局充实，大气磅礴，被历代书家誉为“天下第一楷书”。
颜真卿撰书《麻姑山仙坛记》时，已是62岁的老人，同时也是其书法成熟后的辉煌时期。现代书法评论家金开诚在论颜真卿书法的专著中写道：“颜真卿后期的楷书代表作《大字麻姑山仙坛记》，是足以代表整个颜氏楷书的典型之作。因为它最突出地表现了‘颜体’的独特风格，并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完整。”《麻姑山仙坛记》这篇佳作，成为历代书家临摹研习的范本，柳公权、苏轼、黄庭坚、蔡襄等一代名家，都受过其较深的影响。颜真卿写的《麻姑山仙坛记》分大字、小字、中字几种版本，大字本清浑厚，体现了“颜筋柳骨”的特有风格；小字本丰腴墩实，体现了气势磅礴的颜体风貌；中字本沉厚雄健，体现了颜体楷书的独特个性。小字《麻姑山仙坛记》刻成后，后人又在碑背镌刻了卫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薛稷、柳公权、李邕等人的楷书，安放在仙都观内。各郡邑名门贵族、文人墨客以上麻姑山能一睹“鲁公碑”为乐事。在宋代，为了保护好这块碑刻，由仙都观精心收藏起来，一般不展出。北宋思想家李觏登麻姑山，在《鲁公碑》诗文中写有“……惟恐此碑坏，收藏于大府，自非大祭时，莫教凡眼觑”的诗句，足见这块碑刻受到人们的钟爱非同一般。
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建昌府知军事胡舜创建鲁公祠，碑刻移到祠内保存。可惜，由于政局动乱，这件书法珍品在南宋时不慎丢失。明正德年间，有一樵夫在山涧发现，这时碑刻已断缺一角，乡民把它送往郡府文库收藏。后来又被当时的郡守偷回家中，叫石匠摹刻，把仿制品放回文库，自此，颜氏《麻姑山仙坛记》真迹便消失无踪。明弘治年间，潢南道人四处寻找宋代拓本，请名匠精刻，藏于邸宅。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太守季英在理学家罗汝芳家中获得旧藏宋代拓本，请人精刻，不久碑刻也渺无踪迹。1982年，由武汉古籍书店重新影印出版了《唐颜真卿大字麻姑山仙坛记碑》字帖；1986年、1987年再由天津古籍书店两次影印出版《宋拓颜鲁公大字麻姑山仙坛记》字贴；1990年武汉古籍书店第五次印刷，都很快被国内外书法爱好者购之收藏。宋拓片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上海博物馆。《麻姑山仙坛记》字帖是目前市场最畅销的法帖，上海、天津、武汉、四川等出版部门多次再版，都很快销售一空。
千余年来，这一民族瑰宝令多少人迷醉，多少人登上麻姑山总不禁为这一珍品的遗失而激动、叹息。然而，“鲁公碑”虽失，麻姑山依然，经过专家考证、校验，精刻，这块千年古碑已由江西著名篆刻家、省书法协会副主席许亦农先生重新镌刻。重刻为大字版本，经专家考证、校验，此为颜真卿《麻姑山仙坛记》真迹，重新竖立在麻姑山。
重刻大字《麻姑山仙坛记》，在我国书法界反响很大，肖娴，王学仲、李锋、沈寿、刘艺等中国著名书法家以及新加坡、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书法家都寄来书作表示祝贺。费新我先生生前在书寄的“遗泽长流”条幅中赞道：“今兹重光，欣感功德无量。”李锋先生为江西省南城县重刻颜书大字《麻姑山仙坛记》题赞：沉厚劲健，丰开朗。气势雄健，礴礴磅磅。广为人师，楷称圣皇。国之瑰宝，寿石水康。
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
颜真卿撰并书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传》云：王远，字方平，欲东之括苍山，过吴蔡经家，教其尸解如蜕蝉也。经去十余年，忽还，语家言：七月七日，王君当来过。到期日，方平乘羽车，驾五龙，各异色，旌旗导从，威仪赫如大将也。既至，坐须臾，引见经父兄。因遣人与麻姑相闻，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报，久不行民间，今来在此，想麻姑能暂来。有顷，信还。但闻其语，不见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修正无阶，思念久，烦信，承在彼登山，颠倒而先被记。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便还，还即亲观，愿不即去。”如此两时，闻麻姑来，来不先闻人马声。既至，从官当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顶中作髻，余发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无有也。得见方平，方平为起立，坐定，各进行厨，金盘玉杯，元限美膳，多是诸华，而香气达于内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间蓬莱水乃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陆陵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经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便以掷之，坠地即成丹沙。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复作此曹狡狯变化也”。麻姑手似鸟爪，蔡经心中念言：“背痒时得此以杷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经心中念言，即使人牵经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谓其爪可以爬背耶？”见鞭著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大历三年，真卿刺抚州。按《图经》，南城县有麻姑山，顶有古坛，相传云，麻姑于此得道。坛东南有池，中有红莲，近忽变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坛旁有杉松，松皆偃盖，时闻步虚钟磬之音。东南有瀑布，淙下三百余尺。东北有石崇观，高石中锋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西北有麻源，谢灵运诗题：《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处也。源口有神，祈雨辄应。开元中，道士邓紫阳于此习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廿七年，忽见虎驾龙车，二人执节于庭中，顾谓其友竹猷曰：“此迎我也。可为吾奏，愿欲归葬本山，仍请立庙于坛侧”。玄宗从之。天宝五载，投龙于瀑布石池中，有黄龙见。玄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仪、侍从、云鹤之类。
于戏！自麻姑发迹于兹岑，南真遗坛于龟源，华姑表异于井山，今女道士黎琼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梦，玉仙而餐华绝粒。紫阳侄男曰德诚，继修香火，弟子谭仙岩，法录尊严，而史玄洞、左通灵，则曷由篡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余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时则六年夏四月也。
南城云市有百窑
南城县城以南约20公里处，有一小村落，古风习习，这就是南城县株良镇云市村。但四乡八邻的都叫它窑上，据说除了正儿八经的纸上公文用“云市村”这一大名外，几百年来人们都“窑上”、“窑上”地叫着。
地名往往就是一段历史、一部演义，难道云市村跟烧制陶瓷的窑有关吗？是的，倘若你漫步云市村，在山间，在田野，一不小心，说不定就会踢到什么陶瓦罐，捡到什么瓷玩意；云市四周古窑遗址堆积环绕，连绵不断，瓷片、匣钵，垫圈等烧窑遗弃物俯拾皆是。偶尔开渠过岭，挖至人深，仍不见土，可见当年烧窑之盛。在房前，在屋后，随便遇上什么老人，说不定就能听到一段关于陶瓷的掌故与传说……
据县志记载，云市窑起始于晚唐五代，兴盛于北宋中期，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中有南城人曾叔卿贩卖陶器到北方的记载。云市窑以烧制青白瓷（影青瓷）而著称，制作工艺精湛，产品不仅销往国内市场，还远销日本等东南亚地区，云市窑瓷器胎薄而白、质密而坚、釉色晶莹，有着“瓷中之玉”的美称，种类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不乏精致的高档瓷器，如莲花瓣的温酒壶，弧形葵口划花碟、茶盏等，还生产青釉台灯、粉盒、瓷枕、堆塑瓷俑、佛像、祭祀供器、墓葬器等；在制作工艺上，云市窑从陶泥、制坯、梳篦划花到最后烧制成精美瓷器，工艺繁多，图案装饰简洁却不单调，迎合了当时人们平淡自然的生活情趣，深受百姓喜爱，这也为云市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然而，制瓷业的发展需要优质瓷土作支撑，由于当地瓷土储量不足，至元末时期，云市窑陷入了瓷土资源严重匮缺的境地，许多窑户停工停业，有的远走他乡谋求发展，于是在与景德镇窑的竞争中，云市窑逐渐败落下来，只余留下一些古窑遗址。这些窑址分布极广，东北至路东村，西南至泷油、中云等村，其中以私伢窠、老兜树两处古窑最著名。这两处古窑均为梯形，窑长17米，上宽3.8米，下宽5.8米，北高东低。从堆积的瓷片中发现许多敞口碗、扁形碟和长筒形瓷杯，以影青釉瓷居多，次为黑釉瓷。器物造形、胎质和纹饰均具宋时风格。此外还发现少量唐代褐色釉瓷片和豆青釉瓷片，也有元代白瓷和青花瓷。只是如今，这些昔日炉火通红、精品迭出的窑口，已经化为废墟，有的已经成为农田，不能复生的文物正在被重重地压在脚下，淡出人们的视线。
云市窑的产品以它多样的釉色，丰富的装饰，优美的造型和独特的工艺，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产品有碟、盏、杯、碗、盘、壶、罐、瓶、盒等。釉色有影青、黑、青、褐等。堆雕产品有皈依瓶、菩萨、人像等。制花工艺主要有刻花、划花、剔花、印花等。云市窑的工匠还能有意识地配制料，掌握火候，利用釉面与瓷胎之间热胀冷缩关系，烧成出色的开片瓷。其产品绝大多数为民间日用器皿，并且有自己独特风格。它的艺术特色是质朴自然，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他们设计出纤细工整的图案纹样，隽永雅丽，饶有意趣，产品纹样组合，主次分明，层次清晰，无不具有非常感的艺术效果。由于它是一处民窑，能避免官窑所遵循的呆板繁杂的程式约束，使民间象征着幸福、吉祥的自然景物出现在装饰图案里，更增加了产品的喜庆气氛。云市窑在装饰艺术上大胆革新，采用多种丰富多采的装饰技法，这在瓷器烧造史上是划时代的创造。
村以市名，云市，古代是南城至南丰的必经“官道”。相传在北宋年间，云市有九十九座瓷窑，两里多长的街圩，瓷器店占了一大半。村中老人都说，如果你仔细数数，这里有整整一百座窑址呢，不过那得晚上，白天你就是数花了眼，也只有九十九座。
传说古时云市村有一穷人徐二，被虎衔至深山，幸遇仙人相救，授之做瓷烧窑之术，徐二以此术助乡亲致富。说来也怪，只要徐二装的窑，点的火，窑窑成器、件件成品，烧制的碗、碟、罐等瓷器，胎薄质美，玲珑剔透。渐渐地，云市成了热闹的圩镇，九十九座窑，一派兴旺景象。
某日，徐二打开一座已熄火七天的瓷窑，却见满窑瓷器皆不见，一堆灰烬中露一金龙瓷牙床，照得满窑生辉。众人都称奇，以为神窑，故封其门，近旁另筑新窑。官府得知，欲夺此金龙瓷牙床，可派人白天察访，九十九座窑，皆碗、碟、罐、瓶，并不见金龙瓷牙床。晚上察访，窑顶升起盏盏窑灯，数来数去，都有整整一百座，甚是诡异。后官府欲派兵捉拿徐二，逐窑搜查。徐二和乡亲闻之后遂从每座窑中取一粒火种，将官府烧了，然后逃往景德镇。
从此云市村百盏窑灯俱灭，百座瓷窑俱塌，而景德镇几年后却成了中国的制瓷中心。
金龙瓷牙床呢？听说现在还在村里，在村里的某个地方静静地等候，等着远去的徐二和乡亲们回来呢。
云市村一条主街通到底，青石铺就，窄且长，成人站在街中，展臂几可触及两侧房屋。现存的古旧房屋一色雕梁画栋，青石门柱两侧有木制窗台，高约及人颈脖，相传那就是旧时瓷器店铺的门面，供往来客人骑在马上挑选瓷器用的。尽管现在物流发达，但每及圩日，四方群众仍然齐聚于此，做些时令买卖。
青石路依旧泛着釉光，木制窗台依旧敞开着，买卖依旧红火，只是这些与瓷器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昔日万千商贾扣瓷听音的场景早已湮没在历史的记忆中了。
村中有一大殿，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分上、中、下三层。正殿宽8.2米，长7.2米，呈长方形。殿门雕有《信徒求神拜佛图》。正殿左为张王殿，右为文殊殿。正殿天井中心，建有一八角亭，名魁星阁，亭顶为圆球葫芦，形似舍俐塔，屋檐下雕刻“走马”、“书楼”图画。围绕八角亭柱有红漆栏杆，8根红漆木柱穿枋上，雕有麒麟狮象图案。整个殿宇宽26.7米，长25.3米，占地面积676平方米。这多少给云市村添了些许风韵，让人感受到了它旧时的荣华与厚重。
大殿对面是一古戏台，本已破败，不久前，村里多方筹资，修整一新，于是那里常有笙歌飞出。境内其他古迹遗址：
荷塘窑址位于株良荷塘村西南。瓷片、窑具堆积约5华里。主要以烧造敞口碗、杯、碟为主，釉呈灰白和黄白色，纹饰多为刻花纹。烧法一为匣钵烧，二为叠烧。釉色多影青、豆青等。器物造型、釉色、胎质和纹饰均具宋代风格。
毛家窑址位子河址毛家窑村。因年代久远，窑址破坏严重。窑底采集的陶片有乳钉纹瓦档、“寿”字滴水、子母扣沟瓦，质地坚厚，品种多样，工艺精湛。
甘山佛塔位于龙湖小竺东南隅。塔基周围彻有青石护墙。有佛塔两座。高2.4米，底径0.9米，塔身六柱体，塔顶冠以双层圆球形葫芦顶。塔体正面各有碑文。塔底有圆形地窑，砖石护壁深3米，正面开有石门，窑内盛骨灰罐。
武岗山古文化遗址位于县城东北5里处万年桥头。遗址顺着起伏的山地向东北延伸，东依高山，西源盱江，东西宽50米，南北长70米，总面积为3500平方米。遗址表层，各种印纹陶片到处可见，还有夹砂红陶、黑色硬陶器物残片，其中鼎形器脚具有商周遗物的典型特征。北面水沟断层暴露的遗物更为丰富。采集到的器物还有；石锛两件，石斧一件，系新石器时代文物。
九步金阶药王庙
过去，由于南城从事建昌帮中药业人数众多，且药业生童颇称兴旺发达。因此，同业人员倡议兴建一座药王庙。庙宇座落城内北大街，距十字街仅数十步。菩萨座位坐南朝北，大门向着正东，后改建为百货公司。建起这座药王庙的目的，是可让同业人员借药王菩萨生日这一天，以作药业的物资交流，既卖出多余的，又可买进不足的；二是可以朝拜自己的祖师——药王菩萨，祈求菩萨保佑他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保佑他们合家清吉，四季平安。
庙宇正殿上，并肩坐着三尊大菩萨，各高丈众。皆赤膊光头，身披树叶，金光闪闪。这就是伏羲、神农、轩辕三位上古皇帝。他们尝百草，作方书，以疗民疾。教民为耒耜，以兴农。架木为巢，以利民居。设市场，通货财，以兴贸易。教民渔、猎、畜、牧、养牲口，以充疱厨。画八卦，遣书契，为文字的开始……他们对人类贡献之大，是难以形容的。故被尊为上古“三皇”，庙宇正殿号“三皇宫”。中殿。经过了所谓“九步金阶”。这个“九步金阶”，阶九级，左右各有石雕盘龙，完全仿照当时皇帝宫殿的式样造的。正殿的宫门十四扇，平时关闭着，只有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七的晚上“暖寿”与二十八的生日时，才会大开宫门。
中殿奉祀的有“孙思邈、张仲景、岐伯、雷公、扁鹊，仓公，华陀、王叔和、葛拱，陶弘景、李时珍，韦讯慈藏道人的塑像，香火不断。每年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孙思邈生日，举行庙会三天，并开合演戏。这三日，省内外药商云集，畅谈业务，互通有无。药栈，药店，大行酒宴，如办喜事一般。
正殿栋柱有一联，曰：“寒症由于卫弱，血虚多是热徵，七情难免虚劳侵，这是病象认定，治热自然凉剂，伤寒直用热温，万般病理细推导，是医家认病。”中殿柱子上的对联一副，曰：“凡是百草，皆是百药，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注：卫弱——体内保卫力量薄弱，固此爱寒］。
这两副对联，一副是谢甘棠翰林写的。谢翰林是南城“义大成”生热药栈的股东。另一副是饶仕端写的。饶翰林是“德聚隆”生药栈（不泡制，不零售。只卖大宗批发）的股东。因此，建昌药业资本雄厚，老栈房多是官商合办的。当时药业堪称盛极一时。
江西建昌帮药业与建昌府的药王庙，历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前后有六百多年的兴盛期。民国年间，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经常派飞机来南城轰炸，中药店被炸最多家，元气大受损伤。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日寇侵入南城，全城被焚毁，中药业濒临绝境。而药王庙的中下两层皆被烧毁。上层正殿设备亦被日、伪军队彻底破坏。
解放后，随着城镇建设的需要，庙宇被改建。于是“药王庙”也就仅留下一个名词而已。
盱江书院八百年
盱江书院在南城县城北隅。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哲学家、教育家李觏建。书院构造，中有明伦堂，前有洙泗堂，左右列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四斋。当时书院，“教授自资”，属“民办”性质。同年，建昌军奉诏建立军学，知军事慎铖请李觏“出主学事”，聘为教授，主管军学教育，盱江书院也就由“民办”转“公办”了。明翰林修撰罗纶《建昌府重修泰伯先生墓记》载：“郡治北有凤凰冈，先生创书院其下，学者千余人”，这在当时算是规模很大的书院，也是江西古代书院史记载中能有“门徒千人”的三所书院之一。可见盱江书院在当时整个江西书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号盱江先生，宋建昌军南城县人。李觏建盱江书院，讲学著述，以教授生徒维持生活，赡养寡母、妻儿，终“以文章知名”。李觏博通经术，当时，“东南人士推以为冠”，因而，“乡典俊从，四方闻风而至从学者常数十百人。”宝元、康定间李觏曾应范仲淹之聘，讲学越州（治山阴、会稽，今绍兴）稽山书院。后来，李觏回到家乡仍旧讲学于盱江书院。
李觏一生贫而好学，视富贵如浮云，安心草茅之中，教学授徒，研讨著述，积极进取，终成学业。他立志学颜回在陋巷中，做学行高尚的人，而自得其乐。东南学者负笈请益的以千数。他著有《退居类稿》《皇续稿》等，后人纂集为《直讲李先生文集》或《盱江文集》。李觏所著之书，所为之说，皆力求“康国济民”，祖无泽称其“皆从大处起论”，“极当时之病”，“真医国之书”。《东都事略》亦赞其有“昌国强兵之学”。
对人的教化和教师的地位问题，李觏强调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立人以善，立善以教”，要“教人成善，养善去恶”。“学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可师，道莫知何道可学。”“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师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哉”，故“择师不可不慎也”。
李觏当时创办的盱江书院，以学者讲学为主，对科举并不十分重视，不仅接纳本郡学子，而且接纳各郡府前来求学的“俊秀者”。在李觏盱江书院的影响下，“江右文风盛矣，有盛如建昌郡者乎？”李觏在盱江书院主事六年，学徒千数，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南丰人）就是他的高足，曾任吏部、礼部、兵部尚书、尚书左丞，积极辅佐王安石推行新法，颇有建树的邓润甫（南城人）也是盱江书院李觏的门生。此外，余畴若、邓立节、徐唐、李山甫等名儒都是李觏的弟子。盱江书院成为当时东南学子闻风向往的著名书院。皇祜元年（1049年），范仲俺向朝廷极力推荐李觏，次年，仁宗召李觏为太学直讲。李觏离开盱江书院后，盱江书院逐步成为培养本郡童生的场所，是建昌军、府的一所重点书院。李觏去世后，其弟子邓润甫曾将李觏遗书献于朝廷。
盱江书院在“靖康之难”中被毁。宋宝祜二年（1254年），郡守杨瑱重修，并设立兴文堂，祭祀李觏。开庆元年（1259年），知军事曾埜又重建盱江书院。景定三年（1262年）知军事钱应孙又增设殿宇、讲堂，塑至圣先师像，并把惩治富户的违法田三千亩划给书院，以作费用补充。曾有富等先后为山长。盱江书院日渐兴旺。
元代，盱江书院仍设山长管理，据载，邓茂生等先后为山长。元朝末年，书院毁于战火，田亦堙没。
明朝洪武初南城徐谅以盱江书院山长荐授府学训导，书院废。
明正德七年（1512年），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促建盱江书院，把城西南隅的东岳庙改建书院，同时把庙有田租223石1斗拨给书院。书院东西宽25.5丈，南北长27.5丈，建前堂（正经堂）、后堂（上达堂），前堂左右建志伊堂、学颜堂，后堂右建文会堂，正经堂前建有亭、台、甬道，前、后堂两边各建学舍10间。正德十一年（1516年），知府韩辙，同知何恩又增建学舍20间，盱江书院又具规模。提学佥事田汝耔作正经、上达、志伊、学颜四铭以记。
明嘉靖三年（1524年），盱江书院被群牧所征用，院舍被并入益王府弟，书院只好在北隅清源庙阴阳医学废址上改建，学田划归府学。嘉靖九年（1530年）改为小学，盱江书院也随之消失。
明万历三年（1575年），邑人云南屯田副使罗汝芳感到久负盛名的盱江书院空有其名，便想方设法重建。他得到封藩南城的益恭王朱厚炫的同意，在城北廓得一空地，筹建盱江书院。他因资金不足，仅建了几幢房子凑合使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推官陆键也曾在府学之射圃改建，此举得到南城知县李同芳的捐助，可惜，到了明末，又毁于兵火。
清朝康熙年间，知府于翔汉把北关凤冈书院移建至提学署内。雍正七年（1729年），提学傅玉雩改额盱江书院，属一郡生童考课之所。书院跨府城内小溪而建（现物资局、交通局一带），厅、堂、舍、亭、台，小桥流水逐成规模，书院内仍有泰伯祠供人祭祀。乾隆九年（1744年），知府杨宏志又进行过一番修葺，并拨出多处租田作为书院公用经费，南城、南丰、广昌、泸溪（今资溪）、新城（今黎川）五县生童在此学习。乾隆十一年（1746年）知府叶新增修。乾隆十一年（1748年）聘新科进士广昌县赖晋掌教。乾隆十八年（1753年），黎川进士陈道捐银2000两，江元洪捐银300两，黄道镇捐银200两，知府姚文光准府城典铺每年生息700余两交书院作教育经费。书院开支标准为掌教仪银4两，束修120两，茶叶银4两，夫脚银4两，节礼12两，监院薪水银18两：生童膏火40人共400两。
乾隆二十年（1755年），改建盱江书院在武岗山上，书院倚聚星塔而建，中建讲堂，四周建书舍，讲堂左侧挂正经、上达、志伊、乐颜四幅匾额，讲堂南面仍建泰伯祠，祠内除供李觏像外，增加陈列了曾巩、傅梦泉、包恢、何椒邱、罗汝芳、邓潜谷、李大经、谢秋水等乡贤的画像。其他如：虚斋、德馨堂、步云桥、环岭亭、新斋、静观斋、光风斋、月堂等错落有致。围墙有门，称雨化门，武岗山当道有亭，盱江书院背靠宝塔，下临盱江、古桥，为盱江胜景之一。清人周宣猷有诗云：“屏山翠晨水当门，野径新除讲院尊。一塔摩天云路近，双桥锁岸月波粼。他年桃李春风影，几处鱼鲈夕照明。闻道麻姑仙坛事，醉翁真乐共谁论。”
因武岗山地势太高，时遭风雨侵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知府孟绍、知县蒋有道，根据当地士绅的请求，仍旧把盱江书院移到城内，建于旧址。嘉庆四年（1799年），邑人两淮盐运使曾燠捐银3000两，交省商张广和、王履泰具领，营运生息，每年按息324两（逢闰年加息27两），分冬、夏两季由盐道衙门支付给盱江书院，作为生童费用之补贴。进士黄因莲、汤云松致仕归先后掌教。
咸丰六年（1856年），盱江书院又毁于战乱。同治八年（1869年），知府达春布邀同五县绅士捐资修复，一直维持到民国初年。盱江书院因系考试生员（秀才）的地方，清末又称之为“考棚”。
盱江书院，几度六衰，经历了800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上半世纪50年代，还可以看见盱江书院的一点陈迹，由于盱江大道的扩展，改变了原来县城的布局，盱江书院遗址被盱江大道南北穿院而过，所有古迹被拆毁，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古老的回忆。然而，盱江书院的创始人——李觏，永远让后人敬仰。
从姑山房书声朗
前峰书院在从姑山，明朝罗锦建，以教其宗族子弟；后来罗锦之子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罗汝芳在此讲学，并改名从姑山房。罗汝芳29岁进士及第后，居乡10年，从事讲学，以后为官，仍孜孜讲学不倦，可谓一生以讲学为己任。罗汝芳为人正直，谆谆善教，学养深厚，口才雄辩，所到之处四方学者云集，一生著作多达数百卷；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少年时曾拜其门下。罗汝芳逝后，南城县建正学书院以祀之。
罗汝芳（1515—1588），明代教育家，字维德，号近溪，江西南城县人。5岁从母学《孝经》，15岁师张洵水，25岁拜颜钧为师，并结下亲密的师生关系。28岁中举，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会试结束，退居故乡，遍访师友，考察社会，探讨经文，建“从姑山房”，接纳四方士子学者，开始讲学生涯。
“从姑山房”是一座兼读书、研究、教学性质于一体的学舍，罗汝芳在这里从事教学、研究工作8年，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其弟子胡宗正，研究《易经》颇有心得，罗汝芳此时虽名声甚大，仍不摆架子，以胡为师。
靖三十一年（1553年），罗汝芳在巡抚夏梦山资助下，进京殿试。第二年，得中进士，授太湖（今安徽安庆）知县。罗汝芳出任太湖知县时，湖盗为害，弄得湖民不得安宁。他用教育感化的方法，宣传朝廷政策，“以德化民而刑设不用”；建学校，订公约，从根本上“化民成俗”。由于工作得体，湖盗纷纷归正，湖民安居乐业，生产得以发展。
嘉靖四十六年（1568年），罗汝芳返乡探亲，在家乡讲学，四方的学者赶来听讲，一时讲堂为之人满。第三年，他出任宁国（安徽宣城）知府。任职期间，同样坚持以教育为主的方法治政，创志学书院，兴乡村社学，自己则带头讲学。父亲罗锦病故后，在服丧期间，罗汝芳又在“从姑山房”进行讲学。后因其师颜钧事一度入狱。母亲病故后，一直没有出仕，而是访同道，兴讲会，精研学问，名声也愈来愈大。
万历二年（1574年），罗汝芳被任为东昌（山东柳城）知府，他继续沿用在太湖、宁国的工作经验，力除积弊，政声大起。不久，迁云南巡察。入滇后，从政之余，在昆明的五华书院和春海书院讲学，继续以“讲会、乡约为治”。
万历五年（1577年），罗汝芳任布政司参政，入京进贺表，公余之暇，应邀到广慧寺讲学，朝野之士纷纷前往听讲，座无虚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对此很不满，迫使罗汝芳辞官返乡。回到江西后，罗汝芳集中全部精力从事教育和研究，“大会江省门人，集其会语，盛行天下。”又率弟子“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金陵，往来闽广”，联集讲会，从者如云。在家乡，他还兴复了盱江书院、南城会馆、前峰书院。
罗汝芳讲学时总是听者满座，弟子学友，在朝官员，名士文人，莫不为他的生动讲学所折服。《明儒学案》说：“论者谓龙溪（王畿，王门高弟）笔胜舌，近溪（罗汝芳）舌胜笔。顾盼呿欠，微谈剧论，所触如春行雷动，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
罗汝芳有自己的教育观念，认为“学问须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饭，随时遣日，心既不劳，事亦了当，久久成熟，不觉自然有个悟处。”他反对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认为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中的物质欲望去追求完美的精神生活。他还强调“慎独”、“躬践”、“自强不息”，通过道德的不断完善，达到良知善性与自我完美和谐的统一。
纵观罗汝芳一生，始终以讲学为己任，他以讲学而闻名，又以讲学而去官，讲学不倦直至逝世。著名思想家李贽对这位前辈学者非常尊敬，说罗汝芳数十年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富贵无虚人。”罗汝芳的学生、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说：“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没”。
在罗汝芳教育讲学生涯中，前峰书院（从姑山房）是他的第一站，是重要的起点，他从这里出发，从这里起程，为中国古代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前峰书院（从姑山房）对了解、研究罗汝芳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境内其他书院
紫阳书院紫阳书院有二：一在北关外，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知县王垣京建于凤凰山麓，祀朱熹于其中，明朝末年毁于战乱；清朝初年，当地举人萧韵等改建于万寿宫之左，定社规12条，乾隆年间毁于火；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举人梅春魁等捐资重建，咸丰六年（1856年）毁。一在西街门楼岭，为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年）知县范长发讲堂，后典质于民；乾隆五年（1740年），进士严洁集资赎还，并予修葺，仍祀朱熹于其中。
龙眠书院在毕姑山云梯岭左侧，宋朝庆历七年（1047年）宁文智建。宁文智、王岩谷先后讲学于此。王岩谷以博学宏儒著称，朝廷特旌“龙眠书院”额于讲堂。
曾潭讲堂在县南二十一都，宋儒傅梦泉建。傅梦泉师事朱熹、陆九渊、张南轩，讲学于曾潭之畔，从游者与日俱增，于是在此构建曾潭讲堂，以便居住讲学。
崇儒书院在府城万寿宫左侧，建于明朝，历久而废。清朝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同知郭维莞重建，崇祀朱熹；又建号舍，以便生、童居住，并捐出俸禄，购置学田，以作办学之资。
凤岗书院在府治北关中，建于明朝，祀李觏、曾巩、何乔新、夏良胜；崇祯十三年（1640年），知县王垣京曾在此讲学；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奉文裁撤；知县黄宗宪捐银300两购其址，复立为书院。
南城县明代还建有圭峰书院、三谷书院、斗湖书院、正学书院、明德书院、两雍会馆、恒山精舍等。
建昌府儒学社学
建昌府儒学建于宋朝。据《建昌府志》（清同治间纂修）《学宫》一节记载“建昌府儒学，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始辟亩地建学于军治之西，曰军学。府志序：“府学自宋始，盖有军治而后有军学也。”
初名建昌军学，明清称建昌府学。学址在府城之西。府学建筑规模宏大，历经兴废：宋朝靖康二年（1127年）府学毁，修复后于绍兴四年（1134年）又毁。绍兴十六年（1146年），知军蒋循祖重修，并恢复被占学田；元朝泰定年间（1324—1328年），郡守萨德弥扩大学址，并加修治。至正六年（1346年），同知刘榘重建大成殿；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知府谢士元修缮学宫，广购典籍，兴学教士，建昌府学一时成为江南著名学府。弘治五年（1492年），因学宫所在地并入益王宅第，知府孙伟将府学迁往郡治之北天宁寺。将寺内佛宫改成大成殿，梵堂改成馔堂，寺阁改成尊经阁。大成殿东西建有小屋——庑，庑前建有戟门、棂星门。另建有明伦堂、礼器库、器库、廪庾、廨舍、斋房、号房。弘治十年（1497年），知府熊宗德扩展校址，建神厨、宰牲房、库房，开挖涤牲池，并建学门。弘治十八年（1505年），知府舒昆山、同知林廷利用涤牲池之北空地，兴建号房20楹，兴建讲堂于明伦堂后，并在戟门之左建名宦祠，戟门之右建乡贤祠，戟门外开辟大路，路南开挖泮池。池南修建桂香楼，池西建房屋20楹，为外号房。正德七年（1512年），知府安奎修建射圃，兴建观德堂于馔堂之左。正德九年（1514年）秋，雷霆震坏大成殿屋角。知府韩辙、同知何恩遂拆除旧殿，重新修建，学舍整治一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参政余霑、知府朱霑捐资修建尊经阁，太常卿左宗郢捐出所藏图书送入府学。崇祯九年（1636年），明伦堂遭火灾，知府李恢先、通判牟暹、推官荆本澈予以重建。清朝康熙十五年（1676年）春，大成殿又遭雷火，二十年（1681年）重建。二十一年（1682年），遭风灾。县城绅士王师夔等人于是请求恢复前益王府所占学基，知府魏勷祥照准。五十三年（1714年），知府陈世俊重修府学。同治年间，仍有修葺，至清末废。清代学额，每年通过考试招收文生20名，武生15名。
古代生员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习武艺，射圃为古代生员习武之场所，有的专门设置，有的附设于儒学。专门习武的射圃始设于元代。明代规定地方官学教学内容包括习“射事”。因此，府、县儒学都在学校立有射圃，并一直延续至清末。据南城旧县志记载，“射圃在儒学右，东以罗家岭下石柱坊为界，西至司训所园内塘土旁，南以高土旁一直为界，北上截以大殿墙为界，下截以本圃墙脚直下至十柱坊为界”。据此可以判断当时射圃的位置及规模。
南城社学盛于明朝，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南城即有社学12所。正德七年（1512年），学使李梦阳毁淫祠15处，以其中之一改建为盱江书院，其余14处均改建为社学，后被豪绅侵没。万历五年（1577年），知县范涞重毁淫祠，恢复社学14所，其名依旧，分别为：礼字社学，在北隅朝京门内；乐字社学，在西隅孔家岭；射字社学，在北隅旧府治后；御字社学，在北关童家湖；书字社学，在北关石磴前；数字社学，在西关杜家坊；格字社学，在北隅雍熙街；致字社学，在东关便民仓后；诚字社学，在东关太平桥头；正字社学，在西关长冈上；修字社学，在南关定印寺前；齐字社学，在南关申明亭；治字社学，在北关江家巷；平字社学，在北关罗家庙。
清朝，继续实行每乡一所社学政策，南城当时较著名的社学有：青绥社学，设在十四都青绥里八堡，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后废，清康熙年（1662—1722年）恢复；黄山社学，建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以黄孝子祠为学址，教师薪俸从黄孝子祠祀余谷内分半酌给；钟灵社学，设在十一都中林寺故址，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中林”因改“钟灵”，置有学田；城关社学，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咸丰六年（1856年）毁。
七代八王十柱坊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人民的统治，有力地监督地方官吏效忠朝廷，同时又为了防止发生皇族家庭争权夺位的争斗，维系并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朱元璋推行分封制，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夹辅皇室”。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有子女42人，其中皇子26人，除长子朱标被立为皇太子、皇二十六子朱楠出生不久便夭折外，其余24人均封为亲王。明朝宗室分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八等，皇子封亲王，亲王封号均用古国名或地名，如秦、晋、荆等。亲王的嫡长子立为王世子，授金册金印，嫡长孙为世孙，冠服等制度同一品官，他们是亲王位号的合法继承人。其余亲王诸子立为郡王，授镀金银册银印，郡王封号用州县地名或古地名。郡王嫡长子立为郡王世子，嫡长孙为世孙，冠服等制度同二品官，他们都是郡王位号的合法继承人。其余郡王诸子封为镇国将军，郡王之孙封为辅国将军，郡王之曾孙封为奉国将军，郡王四世孙封为镇国中尉，郡王五世孙封为辅国中尉，郡王六世孙以下皆封为奉国中尉，世袭封号。
朝廷规定各地藩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但是他们显贵的身份，尽管没有行政官员职务，却可以直接向皇帝上疏奏章。朝廷大臣在亲王面前，都是“伏而拜谒，无敢均礼”。地方官员更是受制于王府，被其左右。王府冠冕服饰，车旗邸第，仅次于皇帝。朝廷规定亲王每年的禄米1万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最少的奉国中尉也有200石。这些宗亲子弟出生时须向专门掌管皇室宗族事务的宗人府请名，年长再请婚，食俸终生，死后复由朝廷祭葬。致使明宗藩世代蕃衍，朱氏子孙遍及全国。
明朝历代在十多个省区分封有上百个藩王，其中江西境内有“三藩”（荆宪王朱瞻堈时间很短，也在南城，江西史学界一般称“三藩”），分别是：南昌宁王——以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为首的宁藩王系；鄱阳淮王——以明仁宗朱高炽第七子、淮靖王朱瞻墺为首的淮藩王系；南城益王——以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实际排行是第六子，因皇长子、次子早夭，孝宗朱祐樘是第三子，继位当皇帝）、益端王朱祐槟为首的益藩王系。益端王朱祐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受封，弘治八年（1495）正式到南城就藩，他这一支在南城世袭了七代八王，历时150年。
益王就藩南城，除了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王府，里面的机构设置也五脏俱全。王府里面设立长史司，算是王府里面的大管家吧，负责处理王府的日常事务，南城益王府按照礼制，设立王府长史司，内设部门占“编制”的人员如下：
王府长史司及内设机构
长史司：左长史一人，正五品；右长史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九品。
审理所：审理正一人，正六品；审理副一人，正七品；
典膳所：典膳正一人，正八品；典膳副一人，从八品。
奉祠所：奉祠正一人，正八品；奉祠副一人，从八品；典乐一人，正九品。
典宝所：典宝正一人，正八品；典宝副一人，从八品。
纪善所：纪善二人，正八品；
良医所：良医正一人，正八品；良医副一人，从八品；
典仪所：典仪正一人，正九品（典仪副一人，从九品；
工正所：工正一人，正八品（工正副一人，从八品）。
其他人员：伴读一人，从九品；教授，无定员，从九品；引礼舍二人，未入流；仓大使一人，未入流；副使一人，未入流；库大使一人，未入流；副使一人未入流。
嘉靖四十四年以后进行过一些“机构改革”，进行过一些合并。这种礼制的设置，在郡王府和镇国将军府就要简单得多了。
郡王府：教授一人，从九品；典膳一人，正八品。
镇国将军府：教授一人，从九品。
明朝，朱元璋有两支后代曾先后封藩建昌府。第一支是仁宗第六子朱瞻堈，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被封为荆宪王，通称荆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建昌。荆王府建造在县城内西南天一山，规模不算很大。其主要建筑的宫室，在现今实验小学中心部位及稍后的宿舍区一带。荆王在南城的时间不长，前后经历了十七个年头，被一条蛇吓跑了。据《明史》列传第七，诸王四中载，“宫有巨蛇自梁垂地，或凭王座。瞻堈大惧，请徙。”正德十年（1445）徙蕲州。
第二支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六世孙、宪宗第四子朱祐槟，他是当时江西三大藩王之一。三大藩王中，以益端王的势力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他六岁封益王，十七岁就藩建昌。于明弘治五年（1492）开始对原来的荆王府进行改造扩建，弘治八年（1495）益王朱祐槟封藩到了南城，为了扩建王府，“广取军民屋址，人情汹汹”。南城知县高齐南出面调停，迁走百姓。在王府四周筑起了围墙，纵深144丈8尺，墙高2丈9尺，用特制的“王砖”砌成，称为王城。
益王府竣工于弘治八年（1495）。规模宏大，占地数十万平方米。王府平面布局坐北朝南呈长方形，东至今大岭头，西接人民广场，南延伸到马栏口，北至福音堂。王府建在王城内，王城城墙高2丈9尺，一律用特制“王砖”垒翻。王城开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益王朱祐槟还在王府正南入口处增建了“忠敬孝友”的十柱牌坊。十柱牌坊，结构奇特。石柱上部祥云盘龙，缕空雕刻，工艺精细。石柱底部前后有抱鼓石，横额南面书“忠敬孝友”，中间镌刻益王府藩王册文。北面横额“屏藩帝室”四个大字，把他们在这远寓京都的县城设置王府的目的，表白得清清楚楚。“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巨大石碑，立在前面，显示着王府的尊贵，益王府前门的宏伟规制可见一斑。解放前，西四柱被毁，十柱坊只有六柱。1957年列为省重点保护文物，并有拨款修复之意，可惜，在“文革”中全毁。
紧靠“十柱坊”的北面是人工挖掘的大水池，上架有三座石桥。顺桥北上为并列的三条通道，道路甫低北高，欲进王府似有步步登高之意。路旁原有许多石龟碑座，抗日期间已散乱地被掩盖在草木丛中。距“十柱坊”约数百米，有第二座石碑坊（坊址在今县粮食局直属库内，绿石基础仍可见）。牌坊为五门六柱，柱上部亦为缕空雕刻的祥云盘龙，坊上横额正反两面均有题字。牌坊以北也有人工挖掘的深水池，池上同样架有三座石桥，下桥北行，同样是三条并行的通道。经过这些牌坊、石桥、通道才走近王府宫殿。
王府内原有前、中、后三座大殿。前殿（承远殿）址在今实验小学“逸夫楼”附近。解放初，为南城县中学的大礼堂，地基比四周高出数尺，就是王府前殿的废址。中殿为正殿（圆满殿），殿址在实验小学原教学大楼处。后殿（存心殿）在大楼后面不远处的宿舍区附近。前殿与中殿距离较大。中阔有一片地面比殿基低得多的广场，在中殿前，还有一个很宽阔的墀（台基）。中殿殿基量高，有六尺九寸。殿墙均用特制“王砖”砌成，特别坚固厚实。
殿四周有走廊，檐柱采用整块巨石雕凿成四面八棱石柱。殿四周均有完整的大条石砌成的阶梯。中殿的正前方则有“朝阶”，朝阶的中央有雕刻盘龙的大石块，两侧才是上墀的阶梯。殿内的柱子为巨大的木柱，直径都在五六十公分，益王府内遗留下来的木柱磉石，有几块现在放在麻姑山仙都观门前停车场的樟树下，从这几块磉石就可以看出当年益王府大殿的气派。
殿的两厢周围有三宫。宗庙、书院、仓库、游击署。守备署，以及沐浴、更衣、进膳场所，房屋八百余间。王府之内处处红墙黄瓦，雕梁画栋，朱门映辉，绚丽灿烂，所耗资金浩大。据《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七记载：一次因患白蚁，“修缮之费约银三万余两”。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二月失火，烧废房屋260余间，接着花几万两白银进行维修。
益王在明皇宗亲中是地位很高的藩王，其子女未袭封益王者均分别列封男为郡王，女为郡主。例如朱厚炫是益端王嫡第二子，未进封益恭王之前被封为崇仁王。朱厚煌是益端王庶第三子，被封为金溪王。而这些郡王只是食封地之禄，大都在南城县城内据地营造郡王府。崇仁王府在西街；金溪王府在东街；玉山王府在南街；阜平王府在车家巷；铜陵王府在南门。按照明朝的定制，益王后代的郡王府有46处。这些王府争富比艳，耗费的都是民脂民膏。明亡，朱氏子孙势衰财竭，王府有的废弃，有的成了民宅。
益王府在清代改作文庙，祭祀孔夫子的地方，原中殿被改作“大成殿”。清代以后，王府旧址改建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大成殿”成为省立第十二中学的大礼堂兼作音乐教室，但门额上仍悬有“大成殿”的匾额。东西两旁改作教室，后殿旧址新建办公室和教师的宿舍，后花园最北处（今二中教师宿舍楼）兴建学生宿舍。至此，益王府旧址仍遗留有石坊两座，宫殿一栋，石桥六座。1942年，日寇侵犯南城，“大成殿”也被推毁。此后，由于办学需要，经过数十年的改造，面貌已焕然一新了。
益王受皇帝册封，是最高一级的爵位。益王府是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从弘治八年（1495）益端王朱祐槟封藩建昌起到崇祯十七年（1644）益末王朱兹炱止的149年间在南城一共世袭了七代八个益王。
第一代益端王朱祐右槟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生于成化十四年（1478），薨于嘉靖十八年（1539）。享国四十二年，寿终六十一岁。葬于南城洪门外源村对面金华山，墓前有红石文吏武将，狮、马望柱，汉白玉碑各一对，遗迹可见。生子四人，长子袭益位，其他三人封郡王，女二人，封郡主。
第二代益庄王朱厚烨，益端王长子，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薨于嘉靖三十五年，享国15年，葬于洪门水坝二仙山，终年68岁，无子嗣位。益庄王墓出土文物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第二代益恭王朱厚炫，端王次子，庄王之弟，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嘉靖三十六年（1557）封益恭王，享国20年，终年78岁，葬于洪门庄上资圣山，生子五人，女三人，其墓解放前被盗。
第三代益昭王朱载增，益恭王长子，生于正德十一年（1518），薨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终年28岁，葬于岳口游家巷华盖山。其墓“文革”中被盗。
第四代益宜王朱翊鈏，益昭王长子，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二十五年（1546）嗣父位封益宣王，薨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享国44年，寿终67岁，葬岳口游家巷华盖山。生子18人，女二人。1979年国家发掘其墓，出土文物现藏省博物馆。
第五代益敬王朱常涏宣王次子，万历九年（1581）封世子，万历三十三年（1605）封益敬王，薨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享国10年，生子8人，葬于10都七宝山，其墓1968年被盗。
第六代益定王朱由木，敬王三子，生于万历十六年（1588），三十五年（1607）以镇国将军进封嘉善王，三十九年（1611）封益世子，四十五年（1617）封益定王，薨于崇祯七年（1634），享国17年，生子7人，女3人，葬于10都五龙山（岳口游家巷）。1981年国家发掘其墓，出土文物现藏省博物馆。
第七代益末王朱慈炱，崇祯十七年（1644），乙酉国变逃亡广州，次年（1645）卒于广州，阉人孪翔归盱，棺枢附归，葬在益庄王寝园内，生子二人，被清政府移住山东。
益端王朱祐槟就藩南城，世袭了七代八王，149年。一个半世纪中，这个庞大的朱氏家族基本都在南城生息，死后也基本安葬在南城，这些墓葬区现在都是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明王朝的灭亡，益王家族的陵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不过在清顺治晚期开始，就开始得到了一些“政策性”的保护。当年由于朱氏王朝的崩溃，一些当地老百姓，甚至一些庙宇的僧人都开始打陵墓的主意，拆陵墓建筑和盗取墓城砖块的事时有发生。当时的县府衙门为了保护好这些陵墓，还发过告示，“禁止盗拆”。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二十三日知县李正蔚、县丞方文相、典吏吴杰具名告示：金华（洪门镇外源村益端王墓）、二仙（洪门镇长塘街益庄王墓益先王墓）、资圣（洪门镇庄上益恭王墓）、七宝（亦称女冠山，益昭王、宣王、敬王、定王，在岳口乡游家巷村）四处，看山人等，公同踏勘间随据本官，遵依查验。”
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再次强调“府宪邹批允钧语：……何物僧人胆敢妄行废拆，殊为不法！”
仅次于皇帝地位的亲王，墓地非常气派。南城益藩亲王的墓地除了陵墓本身用围墙封闭外，明代时期，一般都划有很大的一块地盘作为墓区保护范围，多的地方达十数里，在保护范围内不得开山、砍伐、狩猎。（陈国章霍质彬）
宣王夫妇合葬墓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1979年12月，江西南城县岳口公社游家巷大队社员在挖渠时发现古墓一座，从圹志得知是明代藩王益王朱翊鈏和李、孙二妃的合葬墓。当时只清理了益宣王的棺室。1980年3月中旬，我队会同县文物保护小组又清理了李、孙二妃的棺椁。整个墓葬出土器物非常丰富，有金、银、王、铜、瓷和冠服等饰品共计四百五十余件，为研究明代手工艺和冠冕服制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墓地外况
游家巷村位于县城北20公里，村南有盱江水自东向西流过，村北有女冠山，南麓有许多小山丘，高出地面7-8米。朱翊鈏墓就坐落在小丘南坡上。据当地群众反映，墓原有围墙环绕，现已被拆毁，墙基犹存。墙内尚挖有排水沟，墓前原有石础和石翁仲物，现在墓地附近还可看到绿色琉璃瓦碎片，说明当年墓前和两侧围墙内确有地面建筑。宣王墓左侧约50米处有其父昭王朱载增之墓，该墓已于早年被破坏；西边约100米的小丘南坡上还有一座墓；再往西还有一墓。这些墓前都有石础、琉璃瓦、墙基等建筑遗迹和倒卧的石翁仲、石碑龟座等。据《南城县志·卷一·山川志》记载“十都女冠山在县北四十里，旧名七宝山，明益恭王世子等墓在焉”。《南城县志·卷九·莹墓志》记载“益昭王朱载增（即明益恭王世子）、益宣王朱翊鈏，益敬王朱常，益定王朱由本墓俱在十都女冠山”。
二、墓室结构与装殓简况
益宣王墓用青砖砌成一圹三椁室，平面为横长方形，方向南偏西25°。圹内用两堵平铺直砌的砖墙隔成并列的左、中、右三室，互不相通。每室长2.4、宽1.04、高1.2米。在椁室前墙外有砖砌圹志室，室横长3.4、宽0.5、高1.1米，红砂石盖顶，内坚置圹志三方。从志文和冥途路引得知，中室为益宣王朱翊引，左室为元妃李氏英姑，右室为继妃孙氏。各室置木棺一具，棺上又各盖一块绿色大板石，每块长3、宽1.5、厚0.27米。石板凿成边槽搭合缝。在石板上浇80厘米厚的石灰糯米汁，边沿也用这种浆汁灰做成，呈斜坡形。盖顶长5.7、宽3.6米，呈覆斗状。
朱翊鈏棺内，尸体完好，身着龙袍，腰系玉带，项挂念珠，足穿黄锦高筒靴，覆盖黄锦丝绵被，被上叠放龙袍服饰等，尸下垫有丝绵褥和草席，下为苓板，板上透雕七十圆孔，孔内镶嵌金、银钱，排成北斗星座形（据群众反映，棺底还有银钱六枚、金钱一枚）。死者头部随葬旒冕，玛瑙冠、木柱、铜镜，瓷盘，玉佩，纸扇等物。
李英姑棺内，尸体已腐，头部，躯干和四肢分别用白细布包裹并用布条系扎，似为易棺更殓。包裹外再套袍服七件。第二件袍外腰部围一条玉带。上盖黄织锦白绵盖被，上放一只葛贮布小袋，袋内装有纸钱灰和冥途路引。死者发髻完整，对拴两根银簪，脚上平叠大衫，裙和布鞋等。尸下垫织锦绵褥，褥上散放铜钱和银箔钱。死者头部竖放一面大铜镜，右侧有一把折纸扇，左侧有玉圭玉佩、玉扣花、玉戒指和凤冠等，棺内四周塞满棉花包。
孙氏棺内，尸体半腐。第二件袍外腰部系玉带一条。尸身以一黄织锦丝绵被包裹，其上又覆盖一较窄的黄堵丝绵被，两被之间及死者脚部满置平叠的单、夹大衫，绣花衣裙及鞋、靴等，死者发髻卷盘，用两支金簪对栓。尸下垫丝绵褥，下垫草席，再下为木板，木板与棺底之间有一只黑木灰。棺内还有纸扇、铜镜、木枕、瓷盘以及凤冠、玉佩、玉带、玉圭和大量金饰件等。
三副棺均为大红髹漆棺，楠木质，榫合，保存完好，棺之周围与椁墙空隙处用石灰芯塞。在棺盖上书写正楷金字，由于石灰浆沾蚀，已模糊不清。
三、出土器物
该墓出土器物丰富且极精致，除大量的金玉首饰之外，还有许多冠冕服饰，按各棺出土文物分别介绍如下：
朱翊鈏棺内出土的随葬品共五十七件。
袍服十二件。俱为黄色，织花锦缎长袍，袖口下角圆，上端仅留出手，下端缝合，袖口最宽处为0.48-0.51、肩袖通宽2.2-2.3，长1.27-1.35米，分四式。Ⅰ式七件。均为滚边圆领，右衽，两腋下各有带鼻一个，以备系玉带。在前后及两肩各有圆形补子一方，有的直接刺绣，有的在绣成后缝缀上去，有的织绣而成，全以金线绣织成彩色蟠龙。Ⅱ式一件：交领、右衽，两腋下有带鼻和结扎带。袍角缎质素面，仅在前后及肩部织卷龙一条。膝处再织绣云龙纹花边一道，花边宽10厘米，以白线绣织为主，金线辅之。Ⅲ式二件：俱为交领，右衽，其下半都为百折形，似宽肥式的连衣裙。Ⅳ式一件：贴边斜牺对开襟，在斜领和贴边上彩绣升天龙纹，肥袖方口，下端不缝合，袖口外绣有龙纹花边，在蔽膝处亦有龙纹花边一道，形似道袍。
织锦花被五床。俱为白细布做被里，以丝绵为絮，有单幅的垫褥，有拼幅的盖被，长2.1、宽0.7-1.4米。
上列袍服的织锦和锦绸被的图案有正楷字万寿无疆升天龙纹，篆字福寿同圆团龙，#字夔龙纹，祥云团龙纹等。
棉布一匹，为平纹细布，米黄色，幅宽0.75，长13米。
玛瑙七梁冠一顶，玛瑙质，冠顶雕制七粱，两侧作卷云状，在卷云纹中有一圆孔，以备插簪栓。高3.5厘米。
旒冕一顶。冠用精细的滕篾编织，施黑漆，表敷一层黑罗绢；镶以金边；冠之两侧有梅花穿，贯一银簪。九旒，旒贯各色料珠，形制与山东鲁荒王墓所出相似，惜已破碎。
玉带一副，玉片十九块，素面羊脂玉，其中心形玉片已缺少一块。
玉佩二副（一套）。共二十二件。其中有银钩二、珩二、二、琚二、璜四、冲牙二、玉坠滴八件，玉珠六百多颗分段贯串缀联玉佩，经复原后，其长度为66厘米。
玉猪二只，为长条俯卧状，色青灰。长10.5、高2.7厘米。
玉鸳鸯一对。镂雕而成，造型为鸳鸯戏水，鸳鸯头顶雕有一柳叶形玉片与其尾相连，以代毛冠，嘴衔玲珑透雕的缠枝莲。缠枝的上端分别在鸳鸯的两侧作浮雕状的花、叶和莲蓬。此玉雕的上部即鸳鸯的全身为紫褐色，其他部位为白色。底部为椭圆形。有两对斜穿孔，以备缀饰。长5.3、宽3.3、通高4.2厘米。
念珠一串（共一百零八颗）。琥珀质，用丝绳贯串，保存完整，串首三颗分别呈宝塔形，三角形和长方体形。其余皆为圆珠形。
折扇一件。竹骨，绵纸质，上边沿用装裱，扇两面均为黑地描金彩绘祥云和双龙戏珠纹。主骨上透雕双龙戏珠图案，主骨和扇骨均通体描金。扇把端铆金钉，金钉头为半球状。扇主骨上端内侧有一面墨书“价廿五”三字。扇顶面宽55、高31厘米
历书一册。长30宽，16厘米，线装，封皮和封底共计二十七页；白绵纸质，木版印刷。
木梳二把，半月形，形制相同，大小有别。
青花瓷盘一件。菱边，矮圈足，白地，青花。盘外壁用青料勾绘八开窗向日葵图案；盘内外区亦作八莲瓣开窗，中间以八立柱布局。窗内绘四组对称菊花、芭蕉、浮萍和牡丹纹样。内区外沿绘两组弦纹和连弧纹；其内绘以祥云和灵雀图案。胎质细腻，釉汁莹亮。口径31.3，底径17.8，高6.6厘米。瓷盘口沿有一处破列后重新粘补，上釉，再入窑焙烧的痕迹，这是研究明代青花瓷和粘补技术的难得资料。
铜镜一面。素面，宽厚边，圆钮，钮上铸有“任”字印记，镜背有“益府”二字。直径19厘米，益王家族墓中出有此种名号的铜镜已是第五面了，而且大多是有纪年款识的。
金钱六枚，每枚重22.5克，圆形，大小相等，外径4.6厘来，中间穿1厘米见方的孔，背面素净，正面内部方弧上，以小段方形金丝焊成各不相同的八卦象。
银钱一枚。其形制大小与金钱相同，只是正面无卦象，且铸一“丁”字。
李英姑棺内出土的随葬品共计一百五十五件。
凤冠一件。又名九鸾冠。上装饰鸾鸟九只，为银丝编绕，嘴衔珠滴。冠体刷铜丝编绕呈圆锥框，表敷一层黑罗纱，前后备竖一扇博鬓（用描金细竹蔑编织呈舌形）。框下接金口圈，里用锦贮装裱。冠之两侧安有金凤钗一对，凤嘴衔长串一珍珠，串中再缀珠花，凤以金叶锤压而成。其形制和重量与益庄王妃王氏棺内所出的金凤钗相同，凤钗上阴刻铭文：“银作局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内造金七钱五分”冠圈口径16.5，通高23.5厘米。
织锦裙一条。为黄锦织锈牡丹花折枝纹，在蔽膝处彩绣云凤图案一圈。下端绣几何形花边，裙为单层无里，有左右束折纹，形百折裙。裙上接双层白棉布为腰，两端备有宽紧结扎带。裙长0.87，腰围宽1.09米。
黄缎裤一条。已裁剪未缝合，卷放在棺内。
大衫一件。系黄织锦单衣衫，圆领滚边，右开襟，宽袖。前后及通肩上部织绣云凤纹，床纹图案为香草缠枝纹。衣长0.69，领口至袖口长1.15米。
黄锦鞋一双。织纹，锦鞋面，布底较薄，底长16、前尖高7厘米。
被褥三床。黄织云纹锦被一床，以黄素绸为里，长2.1，宽1.16米。黄素缎和黄织云纹锦垫褥各一床，较被稍窄，俱用白细布为里，内填塞白棉。铜钱和银钱撒置其上。
玉带一副。衬带完好，系用双层黄纱缎中夹纸帮，长1.26米，宽6厘米，两端备有宽紧结扎带。玉带片二十块，分心形、长方形和圭形数种，背面均有三对或四对斜穿孔。厚0.6、宽5.2厘米，长短不一。
玉圭一件。上刻谷纹五行，为圆泡状，即所谓“以聘女”之谷圭。系暗绿色青玉质，下端有6.4厘米高的黄绢套子。圭长15.5、宽4.9，厚0.7厘米。
玉佩一副。系用柳叶形五片六十四件、菱形玉块三十件，鱼彩玉片八件及黄丝缨三十六个编成，以黄丝缨上缀一菱形玉，其上再缀一对柳叶形玉片为一组，这样相杂串联，最下端贯穿一鱼形玉坠，以成长串。在玉佩包巾内未发现有钩、珩之类物件，或为易棺更殓时散失。
玉戒指四件。造型大小均相同，上半环面略宽，其横切面呈凹形，径2厘米。出土时四个戒指固定在一块绸布上。
玉扣花九副，出土时缀在一块长条绸布上，其中鸳鸯戏莲花扣五副，蜜蜂采花扣四副。
珠翠金耳环一对。共重21克。长茄形，上端有圆鼻，用金丝缀以金叶（花萼）四瓣再穿绕于圆鼻内，每瓣花萼上透雕缠枝花卉图案。其上镶嵌一颗宝石，在四瓣花萼的中心顶端有孔，以较粗的金丝为耳环钩，钩的横径2.9、通高6.5厘米。
金挖耳二件。共重19克，形制大小相同，顶端为挖耳勺，挖耳柄圆尖直。除用于挖耳外，还可代替发簪。长11.7厘米。
折扇一把。绵纸质，竹骨，主骨素面，扇面比朱棺所出扇略小，制作和彩绘技艺也都较粗糙。扇把端为银质铆钉栓，竹骨把和主骨上涂金，扇面中心有一直径8厘米的圆形描金画，似为月里嫦娥的图案，外围有祥云纹。
冥途路引一件。绵纸质，出于盖被之上，保存完好，装于葛布袋中一毛边纸封套内。封套已朽，尚见墨书一“封”字上有一方红朱印，葛布袋内满装烧纸灰。路引为木版印刷，用墨书填写死者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和填发路引的日期。文内盖有相同的符印三方，印文为篆体符号三行大字，右下方空隙处亦印有几种道教的杂宝符号，左上方刻绘太上老君图像。路引宽0.55、高0.69来。此类路引过去在我省明墓中亦出土过，其内容雷同。
银簪二件。簪头为六瓣梅花形，在每朵梅花上原镶嵌宝石七颗，出土时已散失，簪脚圆尖直。簪头径3.7，通高11.5厘米。此簪从死者的发髻中取出。
银钱七枚。为圆形银箔，是专供随葬的制钱，散置于垫褥上。
铜钱七十四枚。散置于垫褥上。除十一枚为“永乐通宝”外，余者全为“宜德通宝”。字迹清晰，似末经使用。
铜镜一面。镜面较大，素面，圆钮，凸棱边，其内有一道凸棱弦纹。直径36厘米。
孙氏棺内随葬品共计二百四十八件（珍珠三千余颗，小玉珠六百余颗和宝石一百余颗俱未统计在内）。
大衫四件，色黄，俱为对开襟、高领、宽袖，束袖口短上衣。衫的两侧下摆仅留15厘米衩口，袖口边贴接黄素锻边一条，以束袖口。在开襟两侧俱钉金扣花，每件七副。每副扣花系由两只蝴蝶组成采花图案。雌蝶头部有菊花一朵，花心中空，雄蝶头部为一中嵌宝石的圆饼，扣合时成为花蕊。蝶身各嵌宝石一颗，其中有十四副金扣花较小，图案相同，但不嵌宝石。四件大衫中，单衣衫三件，其中两件前后和两肩有圆形补子，为彩绣团形双凤纹。另一件在对开襟的两侧各贴4厘米的宽的花边，上有绒绣梅花和蜜蜂，前后和肩部绣成浮雕式的双凤纹。夹衣短衫一件，用金线满绣凤纹，间隙则织绣牵枝牡丹花纹。并有金扣三副半，共重7克。
霞帔一件，为绮纱质，线绣云凤纹。衬里用料相同，质地轻薄，双层加绣还有透明感，斜领口。
方心曲领一件，为黄色暗云纹织锦缎，用5.5厘米宽的双层长条带，在对折的中段以两条带编结成方块形，其上缀一块透雕玉八出宝相花。花的直径6.5、厚0.4厘米。在宝相花的四周又以缎带编结出一小块方形图案，带的下端各缀磬形金叶两片。叶较薄，锤压向外凸棱，宽5.5、高2.1厘米。曲领通长1.15米。
织锦裙一件。黄色，绣大朵牡丹花缠枝纹，单层无里。有直折纹，形似百折裙，还有两条横折纹。
黄锦靴一双，其形髓与李棺所出锦鞋近似，布庄1.5厘米厚，靴内绸布堪下填丝绵。
黄锦鞋一双。其形制与李棺所出相同。
绵绸五匹，长8—13、幅宽0.63—0.69米，一匹有织菱纹，余俱为素面。
丝绵被褥五床，单幅为垫褥，双幅为盖被，其长度俱为2.1来。褥以白细布为里，被以黄素绸为里。被褥面均为织花绸锦。
袖套一双，黄锦面、白细布里，上端织绣花卉图案，袖口处贴白细布边，衩口似衬衣的开衩束口。长36、上端宽19，袖口宽15厘米。
凤冠一件。冠里用细毡质制成半球形，下接口圈，表敷一层黑罗绢，以精细的滕篾编织，上描金。冠上满饰朵朵翠云（在裱绫的硬纸上点翠），点翠珍珠共有三千余颗，此种装饰方法与明定陵出土的同类型凤冠相一致。翠鸟尾上装饰金钿花二十一朵，用发型金丝编绕成。花蕊山串珍珠一颗。花径1.7厘米。冠之两侧插有金凤一对，全器以金叶錾刻而成。凤尾用五片长条金叶剪成。尾下有两对细扁金丝，卷似绒毛，凤足被祥云遮挡。钗脚上部弯曲，切面呈圆形，下端尖直，切面呈凸弧形，弧内阴刻“大明万历庚辰（1580年）五月吉日益国内典宝所成造珠冠上金凤每只计重贰两贰钱八分正”。一对共重165克（珠滴除外），该凤冠由于不用金属体做框架，所以不如李妃凤冠保存得好。
金凤钗一对。共重38克。凤为立体飞翔姿态，以金叶锤压而成。通长15、凤长7.5。最宽处4.5厘米。两器共嵌宝石二十二颗。
观音乘凤钗一件。重80克。凤作展翅高飞状，尾部镶嵌观音金佛像一尊，佛高4厘米，跏跌于莲花座上，头戴佛冠，肩披霞帔，手捧仙草一枝，脑后有背光一轮，在佛像背面利用凤尾的周边做成火馅七束，各镶嵌宝石一颗。钗脚扁平尖直，凤长9、最宽处8、通长12.5厘米。
飞凤穿花金钗一件。重39克。以扁金丝编织成唐藻纹为地纹，用极细的金丝编镂成飞凤，凤上及头前满饰花朵，并镶嵌宝石二十二颗。凤宽2.7、长2、通长18.7厘米。
龙凤呈祥金钗一件。重53克。底层以金叶镂雕成缠枝纹，又以两片金叶雕刻呈双龙戏珠状，珠系一颗大珍珠用金丝交叉固定，前端雕有三朵花卉，花间缀小金凤一只，组成龙凤呈祥的图案。钗脚呈凸弧形，切面呈新月形。通长15厘米。
云凤鬓花金钗一对。共重115克。以扁体金丝编绕成的唐藻绞为地纹，其外形似一朵霞云。在云朵上镶嵌浮雕式的飞凤一只，凤体以盘叶雕刻而成。而在风的周围嵌各色。宝石十一颗，两体合计宝石二十二颗。宽7.5，通长15.5厘米。
双龙献福寿鬓花金钗一对。共重105克。金器以极细的金丝编绕成双层。背面编成团龙，正面中部绕戍一十篆宁，一钗为“福”字、一钗为“寿”字，字中嵌宝石一颗，字的两侧有升天双龙戏珠图样，珠为红宝石。龙下衬五朵祥云，每朵云中嵌宝石一颗，以中间的一颗最大，宝石呈椭圆体，最大径1.5厘米。两件共嵌红绿宝石十四颗。钗足扁平向上伸直。鬓花长7、宽5.5，通长17厘米。
蝶恋花金钗三件。造型和制法均相同，一件略大，另两件为一对，共重190克。用金丝编绕成的唐藻纹为地纹，平面呈鸭蛋形。其上有对飞蝴蝶两只，蝶周围有六出花瓣十一朵，每朵花蕊和蝶背上各镶嵌宝石一颗。长径8.5、宽5、通长13.5厘米。
金发箍一作。与玉佛共重140克。底板以4.5厘米宽金叶镂雕呈朵云状，两端备有宽紧结扎带。九块金叶锤压成九座神龛镶嵌在底板上。龛内镶嵌玉雕佛像一尊，金器共镶嵌红宝石二十七颗。正中一尊神像略大，手拄拐杖，挂须胸前，应为“寿星”，余者八尊略小，其造像神态似为“八仙”。玉佛用羊脂玉雕。全器长21、高4.5、厚1.56厘米。
金帽檐一件，珠串除外重38克。用金板锤击而成，形如新月，弧面上为浮雕式的缠枝牡丹花图案，弧端有结扎带孔，在弧外沿孔穿挂十串珍珠，每串长6.6厘米许。弧长16.2、宽1.4、厚0.2厘米。
凤头金钗二件，共重15克，凤头用金叶锤压合成，并在二条波折状的扁体金丝上嵌宝石三颗，以代凤体和尾部。平放高2.2、通长17.5厘米。
龙头金钗二件，共重40克，头部有喇叭形的两耳和弯曲的双角，额上嵌有宝石一颗。
玉坠金耳坏一对，嵌以珍珠和宝石，共重27克。
金簪三对，共重82克。其中一对簪顶呈螺旋形，脚为圆锥状，通长12.3厘米。脚上刻铭“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十月内造玖成色金五钱重”。另两对簪顶呈梅花形，圆锥足，一对长为14厘米。另一对为7.5厘米。
玉带二副，出土时围于死者的腰部，以二十块羊脂庸面玉连缀成，形制与李氏玉带相同。另一副以十六块碧青玉连缀成，形状有长方形、瓜形，桃形和吊兰形四种，玉面浮雕牡丹并描金，背面均有两对或三对斜形时穿孔，便于缀在衬带上，出土时包在绢内，排列位置不明。
玉圭一件。与李氏棺出土物相同，无锦套。
玉佩二副。出土时每副一包，由珩瑁。璜、冲牙、玉鱼、坠手和玉滴等十二块玉编成，上连金构，井相间缀玉珠三百五十二粒。金钩长7.5厘米，钩内刻有“银作局嘉靖元年六月内造金五钱”另一副相同。两钩共重37克，每副玉佩之饰件从造型到图案纹样均与益端王墓彭妃棺内所出物相同，因彭妃棺内的佩饰件出土时已散乱，曾误认为两副。
玉饰二件，青玉，形似辣椒，顶部有孔包金叶三瓣，金丝穿过金叶挠扎内，金丝上端有小圆环。另有圆茄形五饰四件。其色泽和制法均与玉相同。
折扇二把，扇骨竹质，为绵纸扇面黑地描金画。扇顶面宽55、高31厘米。扇骨涂金，用金铆钉。主骨透雕。一把为龙戏珠纹，一把为凤穿云纹。龙纹扇与朱氏棺内出土物相同。
龙泉瓷盘一件。釉邑青碧莹润，圈足内底露红胎，胎质厚重。斜壁。平折沿。盘内底为模印贴花窗棂纹，内壁和口沿上则为刻划牵枝卷叶纹。口径35.7、平沿宽2.5、底径18、高6.5厘米。
铜镜二面。均为仿制，制造较粗糙。一为仿唐代海兽葡萄纹镜，直径13.8厘米。另一件为仿汉代四蒂叶纹镜，直径19.7厘米。
圹志三方，俱为白矾石质，志石分阴阳两面，阳面为篆盖，阴面为志文，边缘俱阴刻云龙纹图案，三方志石的厚度相等，益宣王志石为1.00×0.93×0.17米；李、孙二妃的志石俱为0.90×0.90×0.17米。表面字迹均有不同程度的剥蚀，其中孙妃的圹志剥蚀更为严重。
四、关于墓主和益王府
（一）朱翊鈏，号潢南，自称潢南逝人，明宪宗之玄孙，益恭王厚炫长孙，益昭王长子。万历五年嗣位益王，谥号宜，称益宜王，《明史》有传。据墓志所载，朱翊鈏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元妃李氏英姑生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死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死时仍为崇仁王长孙夫人，于万历九年（1581年）追封为益王妃。继妃孙氏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死于万历十年（1582年），子九人，长为益世子常（即益敬王）。据圹志记载，益世孙由校，即益定王由本，后为避皇太孙讳，而改赐为由本。
（二）墓内所出土的冠服饰物俱为益王和王妃生前所穿戴的朝服、礼服和燕居常服，其样式和装饰图案均符合明史有关宗室诸王和王妃定制的记载。如王妃的礼服为九鸾两金凤冠，衣用织金及绣云霞风纹而不用龙纹，其制与皇妃，贵嫔，太子（东宫）妃的服饰相同。这些冠服和佩饰，有一部分是由皇宫赏赐的，如刻有“银作局”等字样的金钗、金簪、金钩和墨书有“西洋布”字样的白细布等。宫廷凡逢喜庆日子都要赏赐宗室，如嘉靖二十八年生皇子赏赐亲王的清单中就有“白西洋布十疋、高丽布六疋……”等。另一部分金器刻有“益国内典宝所”，有的铜镜上铸有“益国主命内典服张敬”以及有“典服所”等字样，这些器物则是益府自己制造的。
（三）益宣王朱翊鈏墓是江西南城县境内继益端王朱祐槟，益庄王朱厚烨两墓发掘之后清理的第三座益藩王墓。从明弘治八年（1495）朱祐槟就藩建昌府，传至朱翊鈏，益府已在建昌地区统治了一百零八年。
墓中出土的大量珍贵金银器，玉器，瓷器，服饰，织绣物，反映了明代统治者的奢靡生活，也显示了当时手工艺发展的高度水平，以及烧瓷，织绣方面的杰出技艺。
（执笔者：刘林、余家栋、许智范。原文题为：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婦合葬墓發掘簡報，原載《文物》1982年第八期。）
明益王朱祐槟墓
1972年1月下旬，江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南城县红湖公社红岭大队外源村北发掘了明代益王朱祐槟夫妇合葬墓，出土二百余件文物，为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一批参考资料，现将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一）墓地外况
外源村位于县之东南，距城十七公里，南至洪门车站一公里。村庄座落在山谷小盆地东南方，村北有一高山，名曰金华山。这里山势高峻，山之南麓有一小丘陵。丘陵南端为一小山包，墓地坐落在呈“交椅”形状的山窝里，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的小山包是他们的陵寝，陵寝周围的山墙长25丈，宽15丈，陵寝正前方远处有一条蜿蜒的小溪。站在现在通往洪门的公路下面，就可以看见其非凡的气势。在山下水田路边，发现许多琉璃瓦片，从遗迹观察，似为亭殿遗址。再往南约一百米处，依次有用红石雕成的文史、武将、马、狮、望柱及汉白玉碑各一对。碑额雕刻双龙抢珠，碑身高522、宽111、厚35厘米。左碑因早年倾倒，风雨侵蚀，不见碑文，右碑刻有嘉靖十八，十九年赐祭朱祐右槟夫妇的“御祭文”。
在上述小丘陵东西两侧各有一支脉向南延伸，形如双手合抱。在两支脉内侧发现了墙基瓦片，应是当年坟地的围墙。围墙范围之内，约有水田六七十亩，这和明代“亲王茔地五十亩”的规定大体相符合。根据《南城县志》记载，这一带原葬有许多民坟，自从朱祐槟圈地造坟之后，就不许老百姓在这里埋葬，也不许进山砍柴，并且圈占1159亩良田作为护坟地。朱祐槟不但生前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就是死后也还要霸占大片山林良田，建坟筑殿。封建统治阶级侵吞土地鱼肉乡民的狰狞面目，由此可见一斑。
（二）墓宫结构
该墓建于石山之中。造墓时，先将石山凿开，用红条石做墙基，然后以38×21.1×8，及43×20×10厘米的素面青砖结砌，墓顶上再填封土，厚达122-200厘米。
墓为券棚式，分前后二室，设二道石门，全长820厘米，平面呈“凸”字形。墓门方向为正东南。墓内墙壁经过磨洗，光滑平整，胶缝石灰细如一线，平直工整，甚为美观。石门和棺台雕刻精工，说明当时造墓工人具有很高的建筑水平。
墓门前有一墓道，长492、宽310厘米自东南向西北倾斜至墓门口，南端比北端高55厘米。地面铺垫一层厚为39—68厘米的黄土。
墓门为券拱形，内空宽162、深112、高212厘米，门上以青砖卷墙砌六层成墙。每两层之间砌横箍一道，合为六卷七箍。七箍之上平铺一层，两边砌眠砖与之相齐成为羽墙。门卷厚122厘米，中塞三道青砖封门墙，墙后即为插扳式石门。以两块宽178、高119、厚9.5厘米红石板插于墓门两边的石槽中，石槽顶上再压一块千斤石。门卷地面及门槛全用红条石铺砌。
石门后为前室，深121、宽162、高212厘米。仰顶为卷棚式，墓底铺以长条红麻石，室内空无一物。
前室后为二门，门之上下左右各以条石构成门框。门为双扉枢轴式。各以宽92、高211厘米的素面红石板构成。铺首以原石凿成17×15×5厘米的狮首，口含铜环。双扉靠轴一边厚12、靠铺首一边厚7厘米。两扉门关闭时不紧合，缝隙宽约2厘米。门缝北面有一长40、宽14厘米的石栓插于门槛后石槽中，与历次发掘的帝王陵墓不同。
开二门为后室，高297、宽362、长520厘米，仰顶亦为卷棚式。墓底铺以32×32厘米的方砖。左右两壁各有一高62、宽80、深38厘米的壁龛，龛内各放有小木箱子4个，已腐朽一空，墓室后壁亦有二壁龛，龛高110、宽102、深30厘米，各放置一副圹志。左右墓壁在第28、29两层砖上各刻画三个卦象。后壁及二门门框上面，在同一水平地方各刻画一个卦象，均填以朱砂。乾卦在西北，巽卦在东南，与墓向一致。后室正中为一红石棺台。高60、宽233、长266厘米。台之四侧有闾柱的须弥座，并雕刻有莲瓣图案。台面铺以方酵，砖上置有垫石三行。左右两行各有五块20×20×7的方石，中间一行为五块44×21×7长方形石块。垫石上捆置两具红漆棺木，左为朱祐槟，右为彭氏。棺台前空地上放置100个陶仪仗俑，分六行排列，上面积满汗土。
棺台东边15厘米处有一石座子，高68，宽54、长54厘米。座上置一红漆木匣，匣上有锁，匣已朽烂；只剩漆皮，保持匣子形状。内置一谥册，册为木质，上有阴文，烫以金粉。因腐蚀严重，仅能辨认个别字句，中有“谥曰端……工部造”等字，故知为朱祐槟死后呈室追悼的谥文。
二具棺柩均已腐朽，只剩一层红漆皮保持棺木外形。彭棺长210、宽03-89、高71厘米。朱棺长210、宽86-92，高93厘米。彭棺棺盖已塌陷，盖上置一肃面铜镜。朱棺盖上写有“大明益端王”五个白字，二尸俱为直肢仰身葬，头向均与墓门方向相反。由于彭氏先死两年，停棺别处再迁葬，因此骸骨腐朽更为严重，棺内器物位置也略有扰动、损失。
（三）出土器物
该墓器物除一对金长簪一副玉带出自朱祐槟棺内，陶俑放在棺台前以外，均出自彭氏棺内。
1、金凤钗一对。凤高10.5、钗脚高12.5厘米，钗脚切面为扁形，上宽下狭，背款“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内造玖成色金贰两外焊贰分”。凤的姿势，一俯一仰，俯者状极虔敬，仰者意态昂然。头部以金叶制成，略如花生形状。以尖部向前，尖端下曲开裂成嘴，似鹦鹉嘴面短，尖部上面以绳状金丝盘曲如嘲蝶结，是为毛冠。脑后有水草形二片高出头顶，以代肉冠。又以绳状全丝缕缕向上下左右回卷如须，以代劲鬣。颈部向后深回，胸部圃鼓。胸前两旁以金丝按螺旋方式绕成一小圆饼，然后以余下的金丝紧密地绕成蛇行曲线的劲羽二片，笔直向上。颈、胸、腹、腿等部分的外表全用细如发丝的金钱割成长鳞形的羽毛，排列整齐。背上二翅羽如刀形，上长下短。翅下另有如西番草的毛羽数茎，圆转流畅及于尾都。尾羽很长，从体后同旋向上面前，及于头部，成为金凤主要部分之一，脚胫用绳状金丝缠绕而成，脚趾有力地抓于上大下小的云形体上，云形体尾尖向后，用大小金丝编组而成，纤纤如缕。云形体下为钗足。钗足上端转为粗圆形金丝，自云形体下穿入其内。全器纤细秀丽，巧夺天工，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它显示了明初我国金银工艺的高度水平。
这对金凤钗和1958年发掘的朱祐槟长子朱厚烨墓中万氏棺内出土的金凤钗完全一样，而且均是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出品，出土时插在凤冠之上。可能是皇宫内作为亲王纳妃采礼之用。有一件凤脚小腿部发现修理过的痕迹，当为生前使用时损坏的缘故。
2、金钿花16件。用绳形金丝绕成六瓣花彤，最宽处为1.7厘米。原为凤冠上饰物，凤冠腐烂只剩下这些金钿花及一些珍珠。
3、金簪3对。一对出于朱祐槟头部，呈圆钉形状，通长7.8厘米。二对出于彭氏头上。一对簪花为梅花形，脚切面为圆形，通长7.6厘米。另一对簪头为伞形，脚切面亦为圆形，通长11.2厘米。脚款：“银作局弘治六年十月内造金五钱。”
4、金挖耳1件。首部为圆勺形，脚部为圆钉形，通长8厘米。
5、金耳环1对。上部以径粗0.2厘米金丝扭成“2”字形，下部以细金丝扭成五边形。五边形顶端用金丝绕一旋形小圆饼两边各饰一朵五瓣花形的绿宝石。下边金丝绕成“X”形，从现象观察，上面应有饰物，但已朽腐，通高9.3厘米。
6、金鬓花1对。正面呈云状纹，背面素平。有一脚向上直伸。云纹正中镶红、蓝宝石一枚，通长13.9厘米。7、金扣花分为三种。（1）大扣花2副，每副由两只蝴蝶组成采花图案。雌的头部饰六瓣花形一朵，每瓣镶一宝石。雄的头部镶宝石一颗，扣合的成为花蕊。蝶身及前后翅膀上共镶宝石五颗。通长7.9、宽3.4厘米。（2）中扣花7副半，呈蝴蝶采菊花图案。雄者头部镶一宝石，蝶身各镶一宝石。通长5、宽2.2厘米。（3）小金扣6副半，亦呈蝶恋花形状，但不镶宝石。长2.3、宽1厘米。另有小金扣一件，呈圆球形，有钮，径0.7厘米。
8、金香囊1件，以金叶二片外锤压成半椭圆球状，有如倒置的心脏，球面楼刻飞凤图案。囊上有钩，钩上刻缠枝纹。通长15.8、宽7.8、厚5厘米。
9、金片4件，形如磐，中镂空呈栏杆形状，为缀带上的饰物，宽4.4，高2.6厘米。
10、玉佩2副，一副为叶形玉片和菱形玉块组成，另一副为玉片和玉珠组成，玉片上阴刻云凤图案，玉珩上有长7.5厘米的金钩，钩内阴刻“银作局弘治六年十月内造金伍钱”等字，复原后，通长74.5厘米。其形制与《明史》及《三才图绘》上诸王冠服图所载近似。
11、玉饰22件。其中玉绶花1件，镂刻宝相花坟，宽7、厚0.3厘米；玉人2件，长6.4、厚1.8厘米；玉羊2件，最宽处7.2，厚0.8厘米；玉鱼2件，长7.1，厚0.7厘米；玉泥鳅1件，长1.2，头高2厘米；玉鸳鸯4件，长3.1、高1.6，厚0.8厘米；小玉鱼4件，长3.1，高12，厚0.8厘米；玉坠珠6件；2件为辣椒形，通高4、径1.5厘米；4件为圆茄形，通高2.8，径1.6厘米。顶部俱缀以金叶。
12、玉带1副，白羊脂玉。素面无纹，出土时环列于朱祐槟腰部，共20块。宽俱为4.8（只有正面中间一块为4.9）厘米，厚均为0.65厘米，长度为6.9（5块）、8（2块）、6（1块）、6.55（2块），2.2（2块），1.95（2块）厘米。心形6块，宽4.6，长4.9厘米。13、玉圭1件，色呈豆青。出于彭氏头部左侧，宽5.1、自尖至底边长15.2，厚0，8厘米，两面均刻五行圆泡，即所谓“以聘女”之谷圭。
14、铜镜1件。径15.6厘米，圆纽，只有六道凸弦绞，出土时置于彭氏棺盖上。
15、铜钱30枚，除4枚为“永乐通宝”外，俱为“宜德通宝”。出土时散置棺台和后室地面。
16、谥册1件，置于后室棺台东边15厘米处的石座上之红漆小木箱里。箱高26.5，宽3.5、长35.7厘米，木质已朽，只剩漆皮保持箱形，箱上加铜锁。箱中另有一涂金小木匣，亦朽烂。匣中藏谥册，册为木质，上阴刻溢文，烫以金粉。因腐朽，仅能辨认：“……者殁必有谥，爵以贵其身，谥以表其行……善循理，早著贤…福寿之兼备…眷念亲……溢曰端…克歆……日工部造”等字。据《南城县志》卷9所载，此溢册全文应为：
“制曰：朕先王之典。生有爵者，殁必有谥。爵以贵其身，谥以表其行。此古不易之常道也。叔父益王，乐善循理，早著贤誉。宜福寿之兼备，以光重于藩邦。乃疾痰庚婴，药石弗效，倏闻长逝，痛闻长逝，痛何可言！眷念亲贤，宜申册命。兹特谥曰：端，灵爽不昧，庶克歆承。日工部造。”
17、圹志2副：皆用皤石制成（朱志略呈青灰色，彭志较白）。每副2块，篆盖，志文各一，相对合并，外套以铁箍二道。朱志每块76.5×76.2×17.5厘米，彭志76.1×76.3×10.7厘米，篆盖，志文四周均无花坟图案。
18、陶仪仗俑110件：用灰色陶土模制加工而成，肩部以下用模子压印成中空的筒状，然后刻划衣纹束带，并乘湿将手弯曲成各种姿态，头部多为手制，再用漆调石灰作黏合剂插在肩上。窑烧后再加彩，脸部涂白粉，再绘以眉须眼目，口唇涂朱，衣服亦多施朱红，出土时多褪蚀。这批仪仗俑分六行排列于棺台前面的地上。按其身份大致可分为骑马乐俑、仪仗俑、吏俑、男女乐队俑，轿夫俑，男女侍俑等六种，
①骑马乐俑10件。通高23厘米，戴尖顶圆帽，穿长衣，束带，着靴。其中六件一手上举平肩，一手搁置大腿上。另两件为一手平肩，一手及于腰部。手上均有所持，因腐朽不明器形，另一件两手置于肚前，似为打小锣者。另一件两手拱于口前，鼓腮努嘴，应为吹唢呐者。
②仪仗俑27件。通高21.1厘米，俱身穿长袍，束带。其中头戴无梁黑冠双手拱于胸前者16件，头戴五梁冠双手拱于胸前者2件，头戴风帽者5件其中2件为一手平胸，一手扶带，其余三件均拱手胸前。头戴老人巾者4件，均一手平胸，一手扶带。以上各俑手中皆有圆洞，原插有本质器具，因俱腐朽，不明器形。推之当为亲王仪仗规定的骨朵、立瓜、旗刀戟之类。
③吏俑14件。通高25.2厘米4件，其余高21.1厘米。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袍，束带，胸背绘有翔风、卧虎等补服图察，袖手拱于胸前。其中有二件面部雕刻五络长须，老态龙钟，似为王府左右长史之职。其余应是王府长史司中的官吏僚属之类。
④男女乐队俑30件，通高20.2厘米。其中女乐俑12件，头梳云髻。身穿短衣，下着长裙。手中乐器多腐蚀，仅能辨认琵琶、三弦、洞萧、拍扳、小鼓数种。男乐俑18件。其中六件为鼓手，头戴红色尖顶圆帽，身穿长衫，束带，四人胸前挂一扁鼓，双手执槌作敲打状。二人一手执小板鼓，一手执鼓槌。鼓上均绘有梅花图案；其余12件，头戴平顶帽，帽前着一花朵，身穿长袍，腰间束带，手执琵琶、洞箫、拍扳等乐器。
⑤轿夫俑16件，通高20.1厘米，头戴风帽。身穿长衣，腰间束带。八人合抬一轿，一手扶杠。一手垂于身侧。另八人一手扶杠，一手扶带。轿系木质，出土时已腐烂。
⑥男女侍俑13件。男侍7件，2件高21.3厘米，头戴乌纱帽，身穿长袍，束带，双手捧水罐。5件高20厘米，戴尖顶圆帽，长衣，束带，双手中执物已佚。女侍6件，云髻，长衣，束带，双手拱于胸前，器物已佚，通高20厘米。
明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镇压人民反抗，用榨取来的人民血汗，豢养了一批仪仗侍卫，走狗爪牙，出门时前呼后拥，一唱百诺，借以壮胆，用以吓人。即所谓“明制度示等威”“慎出入远危疑”。因此亲王和亲王妃的仪仗就多达112人。上述110个陶俑就是朱祐槟生前拥有众多奴仆、炫耀封建淫威的反映，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色厉内荏，虚张声势，害怕人民的纸老虎本质。就艺术价值而言，这批陶俑的主要成就在于人物性格的刻划，雕塑者仅以简单的线条表现了衣纹折痕，但对人物的脸部却是精雕细刻，力求准确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因而110个陶俑或耸肩哈腰，或挺胸凸肚，或温文尔雅，或骄横跋扈，不但老少胖瘦各不相同，神情风貌也是因人而异。刀笔纯熟刚劲，线条简洁流畅，反映了明代雕塑工艺的高度水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个男侍俑形象：上身前倾，下腹微收，右手握拳，左手拂袖，浓眉暴眼，气势汹汹，雕塑者用简炼而又夸张的刀笔把一个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地主走狗的形象，刻划得维妙维肖，不但显示了雕塑者具有高度艺术概括能力和雕塑技巧，而且也表现了饱受朱祐槟蹂躏的雕塑工人对地主阶级强烈的阶级仇恨。
（四）关于墓主
明代，江西境内共有三藩。南昌一带是宁献王朱权系统的势力范围。鄱阳湖一带是淮靖王朱瞻墺系统的势力范围，南城一带则是益端王朱祐槟系统的势力范围，其中益王一系延续到清初才覆灭，统治江西一百四十几年。明代江西人民除了要受当地的官府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外，还要受这三大藩王的直接榨取，苦难格外深重。因此研究三藩在江西的罪恶统治是研究明代江西阶级斗争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益王朱祐槟墓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批资料。
朱祐槟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六代孙，宪宗皇帝第四子，生于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九岁（成化二十三年）被封为益王，十七岁（弘治八年）就国江西建昌府，死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统治建昌府达四十二年之久。
朱祐槟是一个骑在江西人民头上贪婪残暴的统治者。“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朱祐槟仗着皇室淫威，凭借这些封建特权，肆无忌惮地压榨广大贫苦农民。据《南城县志》记载：当时南城一带农民的负担是极为沉重的。他们每年除了缴纳田赋（秋粮、夏税）课程（商税、茶税，盐钞，门摊）等奇捐重税外，还要献纳茶芽、鹇鸡、野鸡、活兔、羽毛、杂皮、蜜饯、冬笋、腌腊、药材、弓箭弦、红铜、黑铅、棕蘑等物，称之为职贡。此外还要服繁重的徭役（正役、均徭、驿传、民兵，谓之四差。）“奸臂猾里，放富差贫，名为均徭，不均实甚。”这些劳动人民的血汗多半是用来满足王府庞大统治机构穷奢极欲的，林俊在《论宁府用琉璃硫》中曾提到：“益府宫殿蚁蠹，益殿下见移东寝……修盖之安，约三万余两。”当时南城县每年的田赋是24719两8钱。也就是说南城县农民一年缴纳的赋还不够益府修一次房子。因此连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江西赋税苛杂、徭役繁重，乃是王府残酷剥削的结果。“江西自弘治以来（朱祐槟就是弘治八年到江西来的）赋役渐繁” 、“三藩盘建江省肆米供繁，此赋额渐加之由也。”、“迨宗藩日盛，而役益增。”以致“江西公私匮竭，人民滋困。”朱祐槟是一个疯狂榨取农民血汗的大地主。按照明代规定，亲王占有土地十万亩，加上郡主的土地以及他们子孙的坟地和护坟地，朱祐槟一家所占的土地总数在十七万亩以上，这些土地的租税全部归益府收入充作禄米。朱祐槟家族对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横征巧取进行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租额之高，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当时官府租税以谷折钱的标准是“每谷五石，作银一两”，但是“江西各王府收受禄米，每石用银一两陆柒钱（较官定标准高八倍）”，并且这样高的租额，在灾荒年月也毫不减免，因此“小民田苦：要行禁冶，……但王府地方司府等官既畏惧而不能阻违，巡抚巡按亦推避而不肯究治”，广大农民在这种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铤而走险，拿起扁担锄头进行武装反抗了。
朱祐槟又是一个残暴屠杀农民、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建昌府的贫苦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仅在朱祐槟盘踞江西四十二年之间，就前仆后继，先后爆发了十一次农民起义，攻打广昌、南丰、南城等县，活捉击毙四个知县，消灭大量反动官兵。“地方震动，亲藩惊恐”，沉重地打击了明代封建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显示了中国人民酷爱自由勇于革命的英雄本色。朱祐槟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调动了大量反动军队，疯狂反扑，残酷地镇压农民，实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政策。仅南城一县，在朱祐槟统治期间，人口就由173782人减少到154465人。
朱祐右槟还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大骗子。他为了掩盖其屠杀人民的血腥罪行，麻痹人民的斗志，搞些小恩小惠，故意装模作样地“每日一素食，以清神思”，“精制丸散，每给赐以活人”，甚至连临死之际也要骗人，假惺惺地“命不藏金玉，嚣用惟陶瓦而已”。于是他儿子朱厚烨就大肆标榜，肉麻地吹捧他“裁省浮费，一遵俭约，禁兵卫毋夺于市，戒校官舞虐于民……居常不事浮夸，巾服浣至再，性不嗜酒，膳不兼昧”。封建史学家也跟着学舌，美化他；“性俭约，巾服瀚至再，日一素食，好书史，爱民重士，无所侵扰。”（《明史·益王传》）。竟然把一个荒淫残暴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乔扮成“爱民重士，无所侵扰”的救世主！现在，朱祐槟墓被打开了，人们发现墓中埋葬的尽是金玉，器用并无陶瓦。朱家设下的历史骗局被揭穿了，被颠倒的历史终于复原过来。
（执笔：陈文华，原题为《江西明益王朱祐檳墓發掘報告》，原载《文物》1973年第三期）
明益庄王墓文物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1958年9月26日至10月12日，为配合洪门水库工程，发掘了明代朱厚烨（益庄王）及妻（妃）王氏、万氏的墓。这座墓在南城县洪门镇长塘村北面约二百米的小山上。墓门外有砖彻封门墙（即金刚墙）四道。在第二道墙顶有女陶俑五个，第三道墙顶又有陶俑三十多个。大多数陶俑或骑马，吹号，或敲锣，击鼓，姿态活泼。墓门及墓室都用青砖砌成券拱。门墙厚如城门，用三道砖墙堵塞。墓门为插板式，用很厚的红麻石板自上插下。前室深15，宽18米，内置大瓮六口，瓮内有石灰，木炭末及零星玉器，料器。瓮外另有小陶箱、陶桌及龙床，宝座之类。二门为枢转式，也用石柱及砖墙堵塞。门上有墨迹文字，说明此墓之内，除葬朱厚烨及王氏外，尚有“更敛易棺”迁葬而来的朱厚烨继妃万氏的棺木在内，这一点是过去文献上所未记载的，二门后面，用大石柱二根作“自来石”斜撑，与大门同样都是极其坚固的。
朱厚烨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卒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葬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元妃王氏卒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继妃万氏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陵墓面对黎滩河，原来的陵寝山墙长25丈，宽10丈，气势不凡。墓前有“享殿”遗址，神道直达黎滩河边，两旁依次排列文武翁仲，石狮、神道石柱等石雕。
二门内为后室，在二门背后，陶俑成群，计有轿夫、男侍、女侍、乐队等类。乐队并有文武男女之列。或弹琵琶，或拨月琴以及笙、鼓、了。女侍或抱水壶，或捧脂粉盒，或持脸盆，或持手巾，总计全墓出土陶俑达二百零二个，很明显地反映出封建统治者生前的享乐生活。东西两墙，各有壁龛，内放着锡明器及瓷器，计有五供，灯台、杯盘、铜钱、瓷器等。
后室正中为石殿（即棺台），殿上四周又砌砖墙，墙内石灰堆积如山，朱厚烨夫妇的棺木就放在石灰堆内。正中朱厚烨棺木和东边的王氏棺木均已腐朽。朱厚烨棺内随葬品较少，仅有玉带、金钱、金钗、瓷盘、铜镜等物。王氏棺内有金凰、金笄花、金钱、金钗、金带钩、玉带牌等物。万氏棺在西边。棺木较完整。棺内随葬品最多。其中除与王氏棺内相同的随葬品外，尚有小金冠一顶，金丝制的宫殿九件及带扣、手绳、玉片、料珠，共计金玉器二百五十五件。为当时江西出土文物所罕见。其中金丝编织镶嵌宝石的金冠和金丝秀阁的金钗是稀世珍宝，有许多器物可以与北京定陵的出土器物媲美，这些出土文物现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江西省博物馆收藏。
这顶小金冠完全用细如头发的金丝制成，中镶宝石，光彩灿烂透明，工艺之精，与定陵出土的金冠无二。至于金丝制的宫殿，在一、二方寸的范围之内，以金片、金丝制成层楼高阁一栋或二栋、三栋，外绕树木，内设宫殿、仙庄、白鹤、男女人象，大不及稻米而神态栩然，是出土文物中少见的精品。此外如凰钗，手镯之类也都细致无比。根据二门上墨迹及塘志，朱厚烨于明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下葬于此，王氏也在此时迁葬，万氏系于万历十九年正月初五日迁葬于此。
（原文题：江西南城明益莊王墓出土文物，摘自《文物》1959年第一期）
境内的其他古墓葬：
益恭王朱厚炫陵墓第三代益恭王朱厚炫（王系第三代，人系第二代，他是端王朱祐槟的次子，庄王朱厚烨的弟弟。）陵墓是与王妃黄氏、章氏的合葬墓地，位于洪门镇庄上村的资圣山，这里四周翠峰耸立，一湾碧水环抱，有“五马团槽”之势。是所有益王墓地唯一仍然保存有文武翁仲、石马、石狮、神道石柱（华表）的陵墓。陵寝山墙长25丈，宽25丈，虽然山墙早已经不存在了，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一米左右厚实的山墙墙基础和“享殿”的遗迹。1930年陵寝被住在南城的河南会馆李慕金等人盗挖，现在看见的陵寝是一个巨大的土坑。当年砌陵墓二三十斤重一块的“王砖”在村庄里面随处可见。
益昭王朱载增陵墓第四代益昭王朱载增的陵墓在岳口游家巷的女冠山七宝窠，是与王妃章氏、郑氏的合葬墓。墓地正南面临盱江，背靠大山，以围墙为边界，与宣王、敬王陵墓神形相依，规模宏大，昭王朱载增陵寝的山墙长50丈宽30丈，早已被废，有“享殿”遗迹。“文革”期间陵墓被盗。
益敬王朱常〓陵墓第六代益敬王朱常〓陵墓在岳口游家巷的女冠山九龙窠，是与王妃颜氏、王氏的合葬墓，原陵寝的山墙长40丈宽30丈，早已被废。
益定王朱由木陵墓第七代益定王朱由木陵墓在岳口游家巷的女冠山蛇形窠，是与王妃王氏、黄氏的合葬墓，原陵寝的山墙长50丈宽30丈，前至门前江边，早已被废。墓地封土高3米，陵寝正南盱江自东向西流过，陵寝左右有两条长形小山顺地势向南延伸，原来的围墙基础清晰可见。益定王墓是由青砖砌成的三椁室，中间是益定王，左为王妃黄氏，右为次妃王氏。益定王墓出土的文物有许多都是国宝级的器物，尤其是那件高15厘米，直径3厘米的玉香笼，堪称稀世珍宝。
益先王朱慈炱陵墓第八代益先王朱慈炱陵墓在洪门水库大坝旁边的二仙山，第二代益庄王朱厚烨墓的旁边。明王朝灭亡之后，南城的益藩王族尚未溃散。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益先王朱慈炱在建昌知府王域和广大江西乡绅的支持下，在建昌起兵反清，招募勇士八九千人。由于朱慈炱不知道兵事，用人不当，再加上南昌的另一支宗室暗中与清军勾结，清军迅速南下，七月，建昌府沦陷。他先是逃往福建，后再逃到广州，次年就在广州去世。是家仆阉人李翔千辛万苦把他运回南城，草草安葬，所以他的陵墓极其简单，当然也就没有多少随葬品了。南城的许多地方资料都称他为“益末王”，大概是认为他是南城益王中最后一个“王”的意思，不会是亲王自己或朝廷帮他取了一个这么不吉利的名字。《益藩朱氏宗谱》中把他称为“先王”，这里也就这样称呼他吧。
邓思瓘墓邓思罐，唐天师，号紫阳，隐于麻姑山。初，习道麻姑山，后为豫章郡南境道教主，号紫阳真人。开元初，应玄宗诏入大同殿炼丹。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死于长安，次年归葬麻姑山。此墓毁于1969年。
李威墓李威曾于唐中宗嗣圣年间任工部尚书。墓葬坐落在睦安麻畲村西南寒牛山。高0.9米，宽2米，纵长3.45米。麻石封盖墓顶，周围砌有麻石护塘。墓向坐西南朝东北。
陈氏六娘墓墓址在李坊营庙下山斜坡下。1965年发掘。出土地契载明墓主人陈氏六娘，年78岁，死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出土文物有：米黄色釉皈依瓷瓶，影青釉瓷托盘、碗，黄褐釉瓷壶等共7件。青石地契1块，上饰浮云纹，长42厘米，宽38.5厘米，厚7.5厘米，现存省博物馆。
罗耕隐墓墓址在磁圭东面将军拔剑山。罗耕隐，字大矩，磁圭人。明学者罗玘的祖父，死后朝廷赠吏部侍郎。墓葬规模较大两旁砌有麻石护墓围墙，前有麻石阶梯。墓宽2.18米，高1.8米，墓顶盖有圆形盘石两块。墓向坐东朝西，墓碑三方，云头雕有石龙石凤。现完整无损。
王萱夫妇合葬墓在沙洲临坊。王萱，明南城临坊人，封奉政大夫。墓向坐东朝西，砌有护墓围墙，呈太师椅形。现完整无损。
黄赞画官敬所妣傅氏墓在沙洲黄狮潮洲艾家山下。基宽3米，高1.4米。碑铭“明故督府黄赞画官敬所妣傅氏墓”。右刻“万历二十一年立”。前竖石人石马，栩栩如生。
黎民范夫妇墓坐落年万坊钟家岭村东面。黎民范，字竹轩，南城池溪人，曾任云南按察使，卒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墓前立有石狮望柱1对，高3米。望柱东侧竖有1块，载有民范夫妇生平。
三朝砖石砌城墙
南城建县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江西省18个建县历史最早的县治之一。县治在汉、晋、唐时期几经变更，至北宋元丰八年（1085），定为现址。有关城垣，县志最早记载的是，唐乾符三年（876年）建筑县城，城区东跨盱江至天井源，西至门楼岭，周长13里，称罗城。
南城古城垣再次发展的时期是在宋元丰八年（1085年），当时的建昌军知军事郑炎组织修筑了南城的新城墙，以盱江为天然护城河，以罗城为基础向西北扩建。新城墙的规模东至盱江西岸，西至建昌大道，北至五金厂，南至水文站，“开四门，东曰武胜门，西曰仪凤门，南曰通会门，北曰朝京门，为江西诸邑之冠”。今天保存下来的南城古城垣的建筑史便始于其时。
古人修筑城墙，主要是为军事防御而建，因此，历代的战争都以攻占城池为重点。南城是建昌军（府）和县治所在地，“扼五岭之咽喉，控三吴之襟带”，是江西战略重镇之一。所以，历代战祸所及，它都是主要的攻击目标，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然而，每当战事结束，当局又都会进行修缮，最晚的一次全面整修是在光绪十年（1884），现存的城砖上，“光绪”字样仍然清晰可见。
元朝至正12年，陈友谅率部攻城；元至正21年朱元璋又率部攻城，两次攻城，城垣均受创伤。
明弘治八年（1495年），益王朱祐槟就瀋南城，古城垣又一次迎来了修复重建之时机，这便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明代古砖石的痕迹。
进入清代后，南城古城垣多次遭遇战乱，清顺治二年，清兵攻城。康熙13年（1074年）耿精忠叛清，率十万部队下南城，部队驻从姑山、二圣山，连营十里县城。太守许贞仅率千众守建昌府，以少敌众，坚守孤城，结果大败耿军，但古城垣也因此受到重创。
咸丰六年（1853年）以后，太平军曾多次攻打南城，同治三年，太平军曾攻克县城，我们今天看见的光绪二年的青砖，便是古城垣受损后修复时加补上去的。
民国时期，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南城地域的多个战场多有争锋，古城垣上累累弹痕便是见证。
古城垣最底层的是有着宋代标识的红石和青砖。在保护较好古城垣身上，你能看到有明显的第二层标识，那就是有明代特征的砖石，砖石上烧制着明代年号及砖窑主人的姓名。古城垣的第三层众多的青砖上镌刻着“光绪二年”的字号。这就是说，南城古城垣是一座有着宋、明、清三代砖石明显标识的古城墙。这在我市城垣内绝无仅有的，在全省也很少见到。
新世纪到来以后，廖坊水库工程加快了建设步伐，这一造福抚州人民的水利工程，致使处于上游的南城县城的防洪体系面临一个重大的革新问题，南城古城垣的去留也成为工程技术人员、文物保护专家争论的一个话题。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03年，南城县人大常委会经过审议，批准了拆除大部分古城垣，修建新的防洪体系的决议，至此，与南城民众相伴1000多年的古城垣就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所幸的是，位于南城县江西酒厂附近的一小段古城垣由于地理位置的外移，尚能够保存下来，今后，人们还能在这里一睹古城垣的风采。
南城城址的变迁
南城东联福建，南下广东，为古代东南要冲，“扼五岭之咽喉，控三吴之襟带”，为“披甲胄的必经，用兵者所必得”之地。早在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开始建县时，人们就在这武夷山西麓的丘陵地带垒石筑城，至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两千多年来，城址多次变迁。据《淳熙志》记载：当时南城县境地范围很大，县治设在可封乡三十九都石下（原硝石街河对岸，今洪门水库内），以石山横绕为城，城池周迥约二里，横江一带则为县前，上营，下营，这就是南城最早的城址。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盱水黎河交汇处附近（今光塔村榻埠街）出现了一座石垒砖砌规模巨大的新城堡，当时称为“新南城”。
唐乾符中（公元876年），县治固圯于水患，城池又从榻埠街再迁地跨盱水，黎河两岸（今天井沅附近），西至门楼岭（今西街上石巷口），周围达十三里，盱水穿城而过，把城堡划为东西两半，水上以浮桥（后垒石为墩，架木为桥）连系。
宋神宗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因廖恩起兵占据福建邵武，建昌太守从有利防守出发，敛东而展西，将东半城（今河东天井沅一带）弃于东门之外，盱水作为天然护城河，依城而过，西边则扩展数百丈，利用“西湖”西岸高峻的磨盘山顺势圈筑城墙，原来的“四湖”（已淤为田，再垦为地，后称“老沏坪”，今盱江大道中段），便纳入城内了，依稀城北界近湖桥，城南界近麻桥（两桥附近尚留有当年的护城河痕依稀可辨）。周围已缩为九里三十步。
明代，南城是朱元璋后代荆王，益王的封地。因此，南城这座城堡的建筑更为坚致，有别于一般县城，为东南各地所少见。明王朝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的“业基”，又征集建昌府属几个县的民伕工匠、开山凿石，垒窑烧砖，在历朝旧基上增高加厚，东边患江流齿岸，虑及城基，叠石堤之。西、南、北恐其不固，则加砌特制“王砖”。城墙高为二丈五尺，厚一丈九尺，基广达二丈九尺。西边的城墙因是新建，为了加强防守，特在西偏北和西偏南高处加筑“耳城”两台。又在西门城外门口，加建“子城”一座，呈正方形，长宽均数十丈，是城外之城，大城外的小城。要进城，须先经“子城”，再进西城。东、南、北三处城门，每门设两重。第一重门两扇合开，铁片裹护，第二重门叫“闸旦门”，在拱城内壁两侧有深宽均尺余的闸槽，上备闸木，一旦军情紧急，闸门分层顺槽放下，第一重门被攻破，第二重闸门仍可抵挡。
南城不仅城外有城墙，而且城内也有城，即内城，俗称“王城”。内城内又有内城，是明益藩王的宫城。内城在城内偏西南处，占据整个天一山，是全城最高的地方。王城非常坚固，城墙用巨石垒基，巨石之间有石灰灌注，凝为整体，进内城可沿二大岭（南大岭、西大岭），三小岭（南小岭、西小岭、将军岭）拾级而上，岭上原有城门，护兵勇卫。宫城则占据南部，呈长方形，坐北朝南。正门在今粮食局直属仓库后边。宫城内主要建筑有太殿，宫室（今实小范围内）。宫城的城墙一律用特制“王砖”垒砌，厚实坚固。
清代，除将宫城内的建筑改作“文庙”，内城城墙也逐渐毁弃外，对县城的城墙则精心经营，着意修缮，更为坚实。
到了民国，城墙修补少，坍塌多，北、西、南城壕亦渐淤塞，日寇侵扰南城时，县城付诸一炬，城倾墙倒，零落破败，已非当年面目。
解放后，由于各项基本建设迅猛发展，县城建设已突破过去城圈束缚。一座新型的新县城已在这古老的旧城址上新生了。
（陈国章）
“五马攒槽”汾水村
南城县新丰镇汾水村，距县城24公里，是县南部的一个丘陵地区。四面环山，形似“五马攒槽”。环山之水聚成两条小溪，穿过村中，汇于屋后，曲折西流盱江。当你走进汾水村，映入你眼帘的是一幢幢高大的青砖灰瓦房，造型各异的门楣，素底黑字的大石匾，雕刻着各种图案、花纹的墙壁、窗棂、柱石。当你脚踏着用红色条石铺就的地面，走过一条又一条深邃的小巷，你可否知道这个村已有八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据《东山潘氏宗谱》记载，汾水村开基于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汾水潘氏的始祖是北宋工部尚书潘仁照的曾孙潘千一。也许是因为金兵南侵，潘千一夫妇为避难，于南宋初年迁徒到南城三十一都东山汾水岭长圹路口（即现在的汾水桔园），不久即迁入现址。全村以石基头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立东南西北四关，皆有大路与外相通，东通上唐圩，南至南丰西坪圩，西抵里塔圩，北达新丰街。
明清两代是汾水历史上最繁荣兴旺的时期，当时是“千烟之村”、有“东潘西罗”之说。（“西罗”，指盱江西岸的磁圭罗家，时为南城望族）。究其原因，是经商促进了汾水的繁荣，也促使了汾水科举、仕宦的昌盛。
相传在明代初年，汾水商团在某商埠经商，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几年之间，用赚回的钱一口气建造了十八幢高大砖瓦房。汾水现在的建筑格局就是那时定下的基调，保存到现在的明代建筑还有十七八幢。经商的成功也促使了科举、仕宦的昌盛。从万历至崇祯短短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就有10余人考上贡士、举人，在外为官。他们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汾水的“读书人”。从顺治至嘉庆年间，有6人考中举人，3人考中进土，至于贡士、贡生不可胜数。潘岐生、潘翘生为两兄弟，潘安礼为潘岐生嫡孙，于是出现了祖孙兄弟同登科的喜剧场面，一时传为佳话。清代大学士的孙家淦赠金匾“祖孙兄弟科甲”，高悬在“潘氏家庙”内。
汾水村保留下来的祠堂庙宇多为明代建筑。“潘氏家庙”（即大祠堂）建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萧公殿”建于万历戊子（1588），“金龙殿”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玄帝殿”建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上殿福神祠”建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宫殿”建于崇祯十七年（1644），“尚书殿”重建于万历元年（1573）。此外，还有“同振堂”、“濠上书房”、“文昌阁”、“社祠”及各公房祠堂七座。潘氏家庙正面最前沿是篱笆式朱漆木板墙，高约2米，中间有一总门，上面高悬着巨幅横匾，“潘氏家庙”四个大字金光闪闪。右边也悬挂一大匾，书曰“鸿博榜眼”。左边的大匾书曰“翰林”。总门之后才是正门，三开间，六扇门板大小相同，高约4米，宽2米。每扇门都绘有彩色金刚画像，勇武威严。厅堂左右墙壁上立着四块高2.2米、宽1.6米的大木匾，分别雕刻着“忠”、“孝”、“康”、“节”四字。木匾的上头层层迭迭悬挂了108块各类匾额，或红底金字，或红底黑字，皆阴刻，四边刻有花纹。匾额内容为四大类：一类是为考中科举而立，如“奉政大夫”、“祖孙兄弟科甲”、“世光仕籍”、“进士”、“文元”、“文魁”、“解元”、“翰林内院”、“翰林都谏”等；一类是为隐士，耆老立，如“玉蕴山辉”、“西江高士”、“淳厚可风”、“名世真儒”、“仁寿高风”、“奉文持公”等；一类是为庆寿而立，如“德寿双辉”、“南极星辉”、“四皓遐龄”、“艺林双鹤”、“百有一岁”、“尔寿而康”等；一类是为表彰贞节立。如“嘉惠永贞”、“励节金贞”、“金石同坚”、“劲节长龄”、“百岁坚贞”、“贤节流芳”、“贞孝济美”等。
汾水村现保留下来的明代住宅约十余幢，较为高大且有门额的有“明经拔俊”、“庆宁第”、“观天尚”、“龙门拱秀”、“大夫第”等。清代住宅虽多一些，但除“奎光世映”外，其余不及明代的高大。
“明经拔俊”大屋是一幢一进两层建筑，这是汾水村古代的“最高学府”。大门开在右边，门楣高大雄伟，门额石匾，有“明经拔俊”四字，两旁刻有小字，右边为“巡按监察御史任春元书”，左边为“建昌府儒学贡士潘如立，万历元年夏四月上浣吉日”大门左侧，正门与厢房之间有一小巷通往隔壁的书院，书院另有大门，面对小巷。大门显然在民国时改建过，门额刻写着“培英山房”，门有一联，“培根由小学，英物起东山”（“东山”乃汾水别称）。
“观天尚”为两进两层大屋，门楣上方用青砖和雕花砖砌成门楼式，大门对面是一堵照壁。照壁长约16米，高约9米，下部用条石砌成高约1.5米的须弥座，上部用青砖和水磨方砖砌成四柱三面式照壁，整个照壁流畅大方，朴素雅致，简直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奎光世映”建于清初，是汾水保存至今最高大雄伟的民宅建筑。它座西向东，临街，面宽约16米，纵深约40米，四面砖墙高广。
汾水四周多石山，采石方便，所以明清两代的建筑物，大量使用条石。每堵墙壁墙基上面先用条石砌60—100厘米高，上面再砌迭砖，大门及神龛也是用巨大的条石砌成，美观而坚固。纵横交错的巷道也以红色条石铺设，从而形成汾水民居的一大特色。有的房屋倒塌了，四块门头石依然屹立不动。（潘建华）
尧坊村“船形古屋”
从京福高速公路南城县城东约12公里段的一高处向西眺望，你会看见一个古色古香的房屋隐约进入眼帘，这就是南城县天井源乡尧坊村“船形古屋”。“船形古屋”依山傍水而建，占地面积约10亩，房屋高6米以上，砖木结构，一进三厅，每厅三层，共108间。
爬到船屋西面的山坡上俯视船屋，你会发现它完全不像一座宅院，分明是一艘完整的大船。不仅整个船屋的形状像船，船头、船尾、船仓、甲板等这些大船才有的特征在船屋上也一应俱全。由上而下观望，这一约200多米长的巨大船形建筑，整座古屋似逆水东南方向航行的旗舰。
180年前，该村的宁姓叔侄在福建做盐生意发了大财，衣锦还乡后便在家乡大兴土木。据说，为了兴建这座船屋，宁姓盐商差人用推车推了十几车加了官印的现银来，可见船屋的造价不菲。为了建造这座房子，房主可谓煞费苦心，就连铺设地面的青石都是从几十公里的地方用船远道运输而来。
船屋建造时间约在清道光、咸丰年之间。历时四年才完工，共动用了几百名工匠。关于船屋的建造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船屋的建造过程中，叔叔和侄子家的两个主厅同时动工，但工程进度却不一样，原因是比较娴熟的工匠都去叔叔那边去干活，留在侄子这边的多是那边工匠的徒弟。看到房子建造的进展不如人意，侄子就对在跟前的工匠抱怨：“不要你们这些徒子徒孙，你们都去那边干活吧。”谁知侄子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到后来却应验到自己的家族上，侄子这一支后来人丁稀少，有人猜测正是侄子说了这句不该说的话把自己的后代都赶到叔叔那边去了。与侄子这边相反，叔叔那边的却是人丁兴旺，甚至还有人中了举人。
船屋总共有主厅、书房、厨房、粮仓、后花园五部分组成，除了地面采用青石以外，船屋采用砖木结构。房子共有两个主厅，分别由叔叔家和侄子家居住。在每个主厅中有两个天井，把主厅分隔成上中下三厅。在上厅有8个房间，中厅有8个房间，下厅有4个房间，在两个天井左右还有厢房若干间。
在船屋中总共有两个书房，南面的书房用来做私塾，北面的书房是主人读书休息的地方。看来房子的主人不是一般的乡下土财主，非常注重读书育人，很希望家族能够成为书香门第；这从主厅门的“大夫第”的题字上就可见一斑。房主的后人还算争气，在光绪甲午年间宁家曾有人中了举人，为了标榜炫耀，还在院子里立了两块上马石。
船屋的粮仓建在尾部，粮仓的墙很高，很有气势。由高大的粮仓可看出宁家曾经在周边富家一方，囤积着很多粮食，甚至在饥荒年头，也会有很多余粮。粮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放粮食，下层供长工居住。整个粮仓的高度很高，设计者便巧妙地在二层靠近山坡的地方开了个仓门，正好和外面的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样就能很容易地把粮食运进来，节省不少人力物力。
为了使船屋具备防火功能，设计者把叔侄两家的厨房都集中地放在一起，并在厨房的四面建起高出厨房很多的防火墙。一旦厨房起火，火势也只能在防火墙内自生自灭，不会蔓延到其他地方去。听船屋的住户讲，在十几年前厨房起过一次大火，在这次火灾中厨房全部被烧毁，正是由于防火墙的存在，船屋的其他部分才能在这场大火中幸免于难。在船屋的前后左三方还有三个水塘，用于救火，类似故宫外面的大水缸。
走进船屋内，仿佛置身古代建筑艺术的殿堂之中。飞檐翘角、雕廊画柱，船屋的每一处折射出古代建筑的工艺和艺术水平。同时，船屋的设计水平也很高，融入了现代科学和古代建筑师的智慧。船屋中的每个房间都是相通的，整个建筑只要用一把锁就可以了。船屋内所有砌干墙的砖块均由田泥包裹小卵石特制，隔温性能良好，冬暖夏凉。砖墙用糯米饭掺和石灰垒砌，坚固无比。内墙经多道工序粉刷，据说，当年若以脸面揩拭，都会觉得滑润无比。
尧坊村里拥有不计其数的古井。据村族谱记载，该村中间的“升记”古井，为元末明初时开掘，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村里还有“宁记”、“饶记”等200余年历史古井10余个，其水清冽甘甜，至今村民还在饮用。村里还有古树100余棵，这中间以古樟为最多，1000年以上的就有6棵。该村的后山有一棵千年古樟，据考证已有1300多年的树龄，古樟高30余米，树冠覆盖面积占1亩多地，树根部围需10余人才能环抱。最惊奇的是，古樟远观是一棵完整的树，近看却是一分为二，古樟内部空心，可容纳五六个人。
深山废都磁圭村
磁圭，居临川、宜黄、南丰、南城交界处，今属南城县株良镇管辖。明代著名诗人、文学家李东阳在《复古亭记》中对磁圭的位置是这样描述的：“北阻芙蓉峰又北为临川，西厄连珠峰又西为宜黄，南连军峰属于南丰之境，东荆灵峰北迤，中通一径达于南城，四达之会也”。整个磁圭村四周翠峰怀抱着一块开阔的谷地，一条清溪（磁圭河）自西而东婉蜒流过。人们依照山势走向、形态归纳为五景：麒麟狮象、狮子滚球、双龙抱珠、五马团槽、将军插剑，形态逼真，钟灵毓秀，好一块风水宝地。南城旧县志记载：“磁龟者，有石伏于溪心，若龟焉。人以其磁石也，故名。”明代罗玘致仕后觉“龟”字不雅，更为“圭”，于是磁圭一名沿用至今。
磁圭，历史悠久，至今已逾一千一百余年。早在唐光启二年（886），罗氏三十二世孙罗袍（字德称，溢号文庄）始迁居于此，据载，罗袍任侍御史，因直言进谏，屡遭奸臣嫉恨，担心有旦夕祸患，于是携九妻十四子隐居临川安宁里，有一天因事来到南城，行至磁圭，见地境偏僻，地势高峻，为隐居的理想之地，遂奠基建舍迁此。自此，罗氏子孙在这里世代繁衍，人丁兴旺。当然，后世罗氏子孙也有外迁现象，如迁往本县的株良祥岗（罗英出生地），天井源的罗坊（罗汝芳出生地）等地。唐宋以来，磁圭号称磁圭市（市是指市场），盛产山珍，尤其是有一种优质的贡米“麻姑米”，原产地就在磁圭。磁圭还有别名红米坵村，这个红米坵与当年进贡皇帝吃的麻姑米有联系。据传，麻姑米在进贡前全用红篾箩装运到这里，挑夫在这里歇歇脚，堆米成坵而得名。“街延四里，屠肆至七十只，市列两廊，雨无张盖行者，亭台楼观拟城邑”。“吏部选除赍县令牒者尝一日至二十余”，“户至千四百，屠肆至七十，楼观相望，弦歌之声不绝。”（同治版南城县志卷九之三）。《茶陵州志》也有记载：“唐宋元人烟辏聚，市延四里，屠肆七十二。”磁圭之盛可见一斑。当时，人们把街景美称为石岭歌舞，楼前丹桂、阁上书灯、花园迭翠、龙门浪苑、台上唱戏、官街夜鼓、龟石波停、塔岭晨钟、莲塘并蒂等十景。可惜，到了元朝，整个磁圭毁于兵火，“蓁莽丛积，虎豹行于道，杳绝人迹”。
明代永乐年间，罗氏四十九世孙罗中（字大矩，号耕隐），率众罗氏子孙，历时近二十年，披荆斩棘，兴复磁圭。后来村人罗玘显贵，又对村庄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于是磁圭又现昔日繁荣景象，“土著者，侨寓者、贩商者、旅游者源源相续”，各类建筑也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如驻骖馆、寅宾堂、椰书楼、迎月楼、解元坊、圭峰书院、济川楼、龙门桥、迎恩亭……“凡衢皆镶以砖石，凡坊楼皆涂以丹黛，虽稍复其旧而实有旧所未备者焉”。人们用“千檐滴水、万柱落地”来形容这里地方之大，房屋建筑之奇特，景象之繁荣。《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自西而东，夹溪而宅，甚富，皆罗氏也。”历代名人游历磁圭留下的诗文，古县志里也有不少。
磁圭村明清古建筑主要有“悟轩”、“环山草堂”、“大夫第”等。古宅里的木雕、砖雕、石雕工艺精美，木雕以镂空浮雕为多，内容形式丰富，除了传统的吉祥花卉图案之外，还有很多吉祥如意的动物，如黄鸟、玄蛇、貔貅、夔牛、鹿、鹤等等，还有用象形图案组合的“福”、“寿”、“康”、“宁”木雕，堪称雕刻之民间奇迹。
尚书里门楼“辑瑞”的建造颇有些特色，全木结构，八字门头，檐为两层，上层有三小层用木头架构成的复杂的雕花装饰，顶部飞檐有龙的木雕。牌楼上方有上书“辑瑞”两个大字的匾额，旁边还有康熙丁丑年的字样，如此算来，这匾额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清代建筑“悟轩”曾是红三军团指挥部。“悟轩”，本来多用于书斋的名称，却用来命名了一座两进的大住宅，说明了此村的学风浓厚，崇尚理学的风气可见一斑。门旁的对联是“溪水环如带，云山屹作屏”，四周的大山并没有被当地村民视为阻挡他们出行的障碍，反而被他们看作是保护他们的屏障，他们居住在此处的心安理得的悠闲心态显而易见了。走进去一看，里面还有一栋保存较好的古代建筑——“环山草堂”，门楣下的石花是双层的镂空雕饰，外墙的上面一个个的砖石椽头非常有特色，那椽头上也雕饰成了鸟头的样子。大门的上面，镶钳着一组石雕，尤如连环画一般，应该是记述了一个什么故事了，可惜看不清楚。
走在麻石铺就的村街上，仍可见许多这样的古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可惜的是，许多古建筑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已永难再现。据村里一些老人回忆，他们曾见过金碧辉煌、造型雄伟的古建筑，看过红砖碧瓦、黛色合抱的大柱子，摸过张开大口、威武雄壮的大狮子。除了明、清时代的建筑，还有那古建筑里20多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标语，“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反对国民党禁止士兵抗日！”……这些标语大部分书写在村中的大宅屋上，字体端庄秀气，每个字约高60多公分，属巨幅标语，落款为红三军团，书写年代为1933年前后。还可以看到文革时期张贴的毛主席语录，还有最新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建设新农村”等宣传标语，历史的每一步，都在这里可以看到足迹，走在磁圭村，仿佛进入了一个时光隧道，从古代一直走到今天。（罗伽禄）
“源头活水”在南城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南宋理学家、诗人朱熹的一首名诗，这首诗有理有趣、寓意深刻，是诗中之珍品。然而，后人对朱熹这首诗写于何地颇有争议，但据《南城县志》记载，此诗应是朱熹寓居南城时写于上唐镇源头村。
源头村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村中居民以吴姓为主。自宋以来，吴氏人才辈出。据南城县志介绍，宋淳熙年间，源头东坪有一对吴氏兄弟，兄名伸，字子直，弟名伦，字子常。吴伸把儿子吴振送到朱熹门下当学生，从其游。在《朱熹文集》中存有朱子与吴振信两封。淳熙五年（1194年），吴伸兄弟二人响应朝廷号召，建立了义仓，储积粮食，后将自家粮食四千斛以赈困难村民。朱熹对此善举十分钦佩，尽管“病力不能文”，但“嘉其意不忍拒”，欣然为其作记——《建昌南城县吴氏义仓记》。朱熹写完记后，周必大（官至宰相）还为之写了跋。
吴氏兄弟建了义仓后，又花巨资建起了规模较大的书楼，藏书数千册，以此会朋友、教子弟，朱熹特地为之题写了“书楼”二字。楼之下是读书堂，堂之前是小阁，阁之下为和丰堂，堂旁又有两个小阁，左边陆象山题名为“南窗”，右边谢昌国题名为“北窗”，堂则取名为“荣木轩”，荣木轩三字为朱熹所题。作为吴氏兄弟的朋友——陆游（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还为他们作了《吴氏义仓书楼诗文后 》。吴氏义仓书楼还为朱熹画了像，朱熹看了画像后自题小诗一首：“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凉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篇。”诗写成后，朱熹又为小诗写跋：“南城吴氏义仓书楼为予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年二月八日沧州病叟朱熹仲晦父。”
据《南城县志》记载，朱熹为避韩胄之祸，与门人黄干等往来于黎川、南丰、南城之间讲学。朱熹在吴伸兄弟那儿曾讲学数日，四方学子闻风而来。村中有一方水塘，讲学之余，朱熹常沿溪观赏村中美景，他被小溪流水、池塘倒影、远山黛色深深吸引。有一日，他诗兴大作，一挥而就写下了《读书有感》这首名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子们争相传诵。这首《观书有感》后来成为朱熹的一首代表作。
据村民介绍，此村原不叫源头村，而叫蛤蟆村，吴氏兄弟据朱熹此诗将村子更名为源头村，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今天。
村子东北方向200米稻田之中有一廊桥，名叫活水亭桥，横跨于活水小渠之上。宋建清修。为抚州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桥全长27.7米，宽4.6米，高4.9米，有三拱两墩。斑驳之中，爬满青苔、树藤，长着一簇簇翠绿的灌木，把桥孔遮去半边。桥身均用青麻石砌成，桥面用红石条横铺。桥上建有木结构长廊，雕梁画栋，甚是精美，屋顶飞龙高翘，直指蓝天。桥栏杆石面栏板上，雕刻有栩栩如生的缠枝卷草云纹。整个古桥保存完好。当时朱熹一时兴奋，要来笔墨，题写“活水亭桥”相赠，吴氏兄弟当即也刻成木匾挂在桥头廊首。这块桥匾毁于“文革”时期。活水亭桥传流至今八百余年，上世纪三十年代，源头还曾称过“活水乡”。
朱熹题书楼十多年后的嘉定三年（1210），陆游也慕名造访，吴氏兄弟建社仓和书楼的义举得到陆游的高度评价，他在《吴氏书楼记》中写道：“天下之事，有合于理而可为者，有虽合于理而不可得为之者。……吴氏兄弟，为社仓以惠其乡，为书楼以善其家，皆其力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谋谟于朝者，皆如吴君自力而不愧”，“岂不贤哉”！陆游希望全社会都能象吴氏兄弟一样，乐善义举，我们这个社会不就十分美好吗？
时人吴伯宗有诗云：“吴氏东坪好社仓，楼前更有读书堂。欲知当代传家意，看取濂溪志学章。”
“十记十号”上唐镇
上唐镇是我县古镇之一，已有一千多年的建村史。古代村落以刘家塘为中心环塘而建，后逐步向外围扩展，特别是清代李氏“十记十号”的建设，使上唐圩的建设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民初，围绕“十记十号”增建的房舍形成纵错往复的街巷，成为南城县特有的乡镇圩集格局。较大民宅一般都有三进、四进或五进，砖库墙，整石门头镶嵌上各式花样的砖雕、石雕，富丽堂皇。出于对“风水”考虐，几乎所有屋宅大门都不直接对外，除有“照壁外”，还增建“勒马”门头，使得宅高院深，形成了特有的赣东古建筑风格。
上唐民宅当以李家“十记十号”著名，十记有祥记、和记、瑞记、义记、景记、观记、詹记、元记、垂记、达记。现在保存得最好的有义记、和记、詹记、瑞记等五栋。保存得一般的有元记、景记、垂记三栋。建设得最好的是祥记，至于达记，五十年前就名存实亡了。十号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五号了：那就是长春号、佑发号、济化号、广丰号和元发号。佑发号最大，有并列的两栋，保存较完整的一栋有厅堂五进。其次是长春号，有老长春号（又名“漱六山房”），院内原有假石山、花圃和金鱼缸，早已荡然无存。新长春号也已破旧。广丰号也称观记，一栋房子，两个名称。祥记建筑得最好，规模也最大。总门用琉璃瓦镶嵌，进去便是大门，大门是用广西运来的石料雕刻而成。大门横额为：“李梧冈公祠”，有石刻门联一副，上联是：“启后有基，仓庾书楼环左右”；下联是：“承先不远，龙门鹿洞溯芳徵”。大门进去是四根大石柱的接官亭，两边是花厅，镶嵌名人字画。大门对面的照墙是用巨幅青砖雕组成。大门的左边是李氏藏书楼，书楼名叫“棣华书屋”，藏书数万册。清朝大臣曾国藩到上唐，曾到过祥记棣华书屋。《曾国藩日记》载：清咸丰八年（1818年）十二月初四日，“早饭毕，至南城东乡上塘圩地方李家，观所藏书籍。李氏兄弟四人，长名甲芸，号翰芗。三甲英，号佩香。次已死，四外出。其父白手起家，富冠通邑，甲芸买书约数万卷，乱后不毁于贼，亦可喜也”。“登其楼，观所藏书，吾邑尚无此巨室耳。”当晚曾国藩住在李家，第二天一早他继续浏览李家藏书，对棣华书屋赞不绝口，并书写对联两幅送给李氏兄弟。
李氏大宅和李氏书楼的主人叫李祥辉，在广东做茶叶生意，发达后建造了这栋上唐最富丽堂皇的祥记屋宅。在抗日战争年代，名闻全省的江西心远中学由南昌迁移到上唐，校本部的办公室、图书馆就设在古雅宽敞的祥记大屋内。身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熊育锡校长就住在祥记。心远中学有高中、初中二十几个班，许多著名的学者、教师都来到心远中学任教。心远中学在上唐办了六年，培养了一大批人材。
1949年5月南城解放，为了解决居民的粮食供应问题，解放军派人接收国民党的粮仓、粮库。祥记大屋内本来就有几十间仓库，而且保存得很好。因此就征用“祥记”改建为上唐粮库。后随着上唐粮管所的不断扩建，“祥记”也就不见踪影了，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过去了的记忆。
鸟瞰上唐古街，新老建筑穿插其间，有的宗祠已改建为民居。只有一个个气度不凡，装饰着精美石雕、砖雕的门楼和牌坊，依然昂首挺立。走进古宅，最惹眼的是屋内精美的匾额楹联、雕刻绘画。粗大的木柱支撑着大厦，就连柱礅也是由木头制成，足显主人的豪富与奢华。目前，镇里确定了36栋古宅进行重点保护。
秀出东南的麻姑山，不仅以它优美的风景和神话传说名闻遐迩，更以它独具的书法艺术而饮誉天下。明代墨客金章登麻姑山后留下了“读罢幽碑增夙慨，思余正气凛秋穹。神仙事缈文章在，不拜麻姑拜鲁公”的感慨之作，充分说明了古代游人上麻姑山除了欣赏其自然野趣外，颜鲁公书法佳作是使人们慕名登游的巨大引力。
《麻姑山仙坛记》全称为《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唐碑。位于麻姑山仙都观内。抚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陕西西安人，开元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唐大历三年（768年），年近花甲的颜真卿赴任抚州刺史。他多次登游麻姑山，对这里优美而神秘的色彩感触良多。大历六年（771年）四月，他再次登麻姑山，游览仙坛。是时，书兴大发，挥笔写下了记述麻姑山仙女和仙人王平方在麻姑山蔡经家里相会的神话故事，及麻姑山道人邓紫阳奏立麻姑庙经过的楷书字碑《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简称《麻姑山仙坛记》）。全文九百余字，笔力刚健浑厚，开阔雄壮，布局充实，大气磅礴，被历代书家誉为“天下第一楷书”。
颜真卿撰书《麻姑山仙坛记》时，已是62岁的老人，同时也是其书法成熟后的辉煌时期。现代书法评论家金开诚在论颜真卿书法的专著中写道：“颜真卿后期的楷书代表作《大字麻姑山仙坛记》，是足以代表整个颜氏楷书的典型之作。因为它最突出地表现了‘颜体’的独特风格，并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完整。”《麻姑山仙坛记》这篇佳作，成为历代书家临摹研习的范本，柳公权、苏轼、黄庭坚、蔡襄等一代名家，都受过其较深的影响。颜真卿写的《麻姑山仙坛记》分大字、小字、中字几种版本，大字本清浑厚，体现了“颜筋柳骨”的特有风格；小字本丰腴墩实，体现了气势磅礴的颜体风貌；中字本沉厚雄健，体现了颜体楷书的独特个性。小字《麻姑山仙坛记》刻成后，后人又在碑背镌刻了卫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薛稷、柳公权、李邕等人的楷书，安放在仙都观内。各郡邑名门贵族、文人墨客以上麻姑山能一睹“鲁公碑”为乐事。在宋代，为了保护好这块碑刻，由仙都观精心收藏起来，一般不展出。北宋思想家李觏登麻姑山，在《鲁公碑》诗文中写有“……惟恐此碑坏，收藏于大府，自非大祭时，莫教凡眼觑”的诗句，足见这块碑刻受到人们的钟爱非同一般。
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建昌府知军事胡舜创建鲁公祠，碑刻移到祠内保存。可惜，由于政局动乱，这件书法珍品在南宋时不慎丢失。明正德年间，有一樵夫在山涧发现，这时碑刻已断缺一角，乡民把它送往郡府文库收藏。后来又被当时的郡守偷回家中，叫石匠摹刻，把仿制品放回文库，自此，颜氏《麻姑山仙坛记》真迹便消失无踪。明弘治年间，潢南道人四处寻找宋代拓本，请名匠精刻，藏于邸宅。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太守季英在理学家罗汝芳家中获得旧藏宋代拓本，请人精刻，不久碑刻也渺无踪迹。1982年，由武汉古籍书店重新影印出版了《唐颜真卿大字麻姑山仙坛记碑》字帖；1986年、1987年再由天津古籍书店两次影印出版《宋拓颜鲁公大字麻姑山仙坛记》字贴；1990年武汉古籍书店第五次印刷，都很快被国内外书法爱好者购之收藏。宋拓片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上海博物馆。《麻姑山仙坛记》字帖是目前市场最畅销的法帖，上海、天津、武汉、四川等出版部门多次再版，都很快销售一空。
千余年来，这一民族瑰宝令多少人迷醉，多少人登上麻姑山总不禁为这一珍品的遗失而激动、叹息。然而，“鲁公碑”虽失，麻姑山依然，经过专家考证、校验，精刻，这块千年古碑已由江西著名篆刻家、省书法协会副主席许亦农先生重新镌刻。重刻为大字版本，经专家考证、校验，此为颜真卿《麻姑山仙坛记》真迹，重新竖立在麻姑山。
重刻大字《麻姑山仙坛记》，在我国书法界反响很大，肖娴，王学仲、李锋、沈寿、刘艺等中国著名书法家以及新加坡、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书法家都寄来书作表示祝贺。费新我先生生前在书寄的“遗泽长流”条幅中赞道：“今兹重光，欣感功德无量。”李锋先生为江西省南城县重刻颜书大字《麻姑山仙坛记》题赞：沉厚劲健，丰开朗。气势雄健，礴礴磅磅。广为人师，楷称圣皇。国之瑰宝，寿石水康。
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
颜真卿撰并书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传》云：王远，字方平，欲东之括苍山，过吴蔡经家，教其尸解如蜕蝉也。经去十余年，忽还，语家言：七月七日，王君当来过。到期日，方平乘羽车，驾五龙，各异色，旌旗导从，威仪赫如大将也。既至，坐须臾，引见经父兄。因遣人与麻姑相闻，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报，久不行民间，今来在此，想麻姑能暂来。有顷，信还。但闻其语，不见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修正无阶，思念久，烦信，承在彼登山，颠倒而先被记。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便还，还即亲观，愿不即去。”如此两时，闻麻姑来，来不先闻人马声。既至，从官当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顶中作髻，余发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无有也。得见方平，方平为起立，坐定，各进行厨，金盘玉杯，元限美膳，多是诸华，而香气达于内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间蓬莱水乃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陆陵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经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便以掷之，坠地即成丹沙。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复作此曹狡狯变化也”。麻姑手似鸟爪，蔡经心中念言：“背痒时得此以杷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经心中念言，即使人牵经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谓其爪可以爬背耶？”见鞭著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大历三年，真卿刺抚州。按《图经》，南城县有麻姑山，顶有古坛，相传云，麻姑于此得道。坛东南有池，中有红莲，近忽变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坛旁有杉松，松皆偃盖，时闻步虚钟磬之音。东南有瀑布，淙下三百余尺。东北有石崇观，高石中锋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西北有麻源，谢灵运诗题：《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处也。源口有神，祈雨辄应。开元中，道士邓紫阳于此习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廿七年，忽见虎驾龙车，二人执节于庭中，顾谓其友竹猷曰：“此迎我也。可为吾奏，愿欲归葬本山，仍请立庙于坛侧”。玄宗从之。天宝五载，投龙于瀑布石池中，有黄龙见。玄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仪、侍从、云鹤之类。
于戏！自麻姑发迹于兹岑，南真遗坛于龟源，华姑表异于井山，今女道士黎琼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梦，玉仙而餐华绝粒。紫阳侄男曰德诚，继修香火，弟子谭仙岩，法录尊严，而史玄洞、左通灵，则曷由篡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余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时则六年夏四月也。
南城云市有百窑
南城县城以南约20公里处，有一小村落，古风习习，这就是南城县株良镇云市村。但四乡八邻的都叫它窑上，据说除了正儿八经的纸上公文用“云市村”这一大名外，几百年来人们都“窑上”、“窑上”地叫着。
地名往往就是一段历史、一部演义，难道云市村跟烧制陶瓷的窑有关吗？是的，倘若你漫步云市村，在山间，在田野，一不小心，说不定就会踢到什么陶瓦罐，捡到什么瓷玩意；云市四周古窑遗址堆积环绕，连绵不断，瓷片、匣钵，垫圈等烧窑遗弃物俯拾皆是。偶尔开渠过岭，挖至人深，仍不见土，可见当年烧窑之盛。在房前，在屋后，随便遇上什么老人，说不定就能听到一段关于陶瓷的掌故与传说……
据县志记载，云市窑起始于晚唐五代，兴盛于北宋中期，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中有南城人曾叔卿贩卖陶器到北方的记载。云市窑以烧制青白瓷（影青瓷）而著称，制作工艺精湛，产品不仅销往国内市场，还远销日本等东南亚地区，云市窑瓷器胎薄而白、质密而坚、釉色晶莹，有着“瓷中之玉”的美称，种类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不乏精致的高档瓷器，如莲花瓣的温酒壶，弧形葵口划花碟、茶盏等，还生产青釉台灯、粉盒、瓷枕、堆塑瓷俑、佛像、祭祀供器、墓葬器等；在制作工艺上，云市窑从陶泥、制坯、梳篦划花到最后烧制成精美瓷器，工艺繁多，图案装饰简洁却不单调，迎合了当时人们平淡自然的生活情趣，深受百姓喜爱，这也为云市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然而，制瓷业的发展需要优质瓷土作支撑，由于当地瓷土储量不足，至元末时期，云市窑陷入了瓷土资源严重匮缺的境地，许多窑户停工停业，有的远走他乡谋求发展，于是在与景德镇窑的竞争中，云市窑逐渐败落下来，只余留下一些古窑遗址。这些窑址分布极广，东北至路东村，西南至泷油、中云等村，其中以私伢窠、老兜树两处古窑最著名。这两处古窑均为梯形，窑长17米，上宽3.8米，下宽5.8米，北高东低。从堆积的瓷片中发现许多敞口碗、扁形碟和长筒形瓷杯，以影青釉瓷居多，次为黑釉瓷。器物造形、胎质和纹饰均具宋时风格。此外还发现少量唐代褐色釉瓷片和豆青釉瓷片，也有元代白瓷和青花瓷。只是如今，这些昔日炉火通红、精品迭出的窑口，已经化为废墟，有的已经成为农田，不能复生的文物正在被重重地压在脚下，淡出人们的视线。
云市窑的产品以它多样的釉色，丰富的装饰，优美的造型和独特的工艺，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产品有碟、盏、杯、碗、盘、壶、罐、瓶、盒等。釉色有影青、黑、青、褐等。堆雕产品有皈依瓶、菩萨、人像等。制花工艺主要有刻花、划花、剔花、印花等。云市窑的工匠还能有意识地配制料，掌握火候，利用釉面与瓷胎之间热胀冷缩关系，烧成出色的开片瓷。其产品绝大多数为民间日用器皿，并且有自己独特风格。它的艺术特色是质朴自然，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他们设计出纤细工整的图案纹样，隽永雅丽，饶有意趣，产品纹样组合，主次分明，层次清晰，无不具有非常感的艺术效果。由于它是一处民窑，能避免官窑所遵循的呆板繁杂的程式约束，使民间象征着幸福、吉祥的自然景物出现在装饰图案里，更增加了产品的喜庆气氛。云市窑在装饰艺术上大胆革新，采用多种丰富多采的装饰技法，这在瓷器烧造史上是划时代的创造。
村以市名，云市，古代是南城至南丰的必经“官道”。相传在北宋年间，云市有九十九座瓷窑，两里多长的街圩，瓷器店占了一大半。村中老人都说，如果你仔细数数，这里有整整一百座窑址呢，不过那得晚上，白天你就是数花了眼，也只有九十九座。
传说古时云市村有一穷人徐二，被虎衔至深山，幸遇仙人相救，授之做瓷烧窑之术，徐二以此术助乡亲致富。说来也怪，只要徐二装的窑，点的火，窑窑成器、件件成品，烧制的碗、碟、罐等瓷器，胎薄质美，玲珑剔透。渐渐地，云市成了热闹的圩镇，九十九座窑，一派兴旺景象。
某日，徐二打开一座已熄火七天的瓷窑，却见满窑瓷器皆不见，一堆灰烬中露一金龙瓷牙床，照得满窑生辉。众人都称奇，以为神窑，故封其门，近旁另筑新窑。官府得知，欲夺此金龙瓷牙床，可派人白天察访，九十九座窑，皆碗、碟、罐、瓶，并不见金龙瓷牙床。晚上察访，窑顶升起盏盏窑灯，数来数去，都有整整一百座，甚是诡异。后官府欲派兵捉拿徐二，逐窑搜查。徐二和乡亲闻之后遂从每座窑中取一粒火种，将官府烧了，然后逃往景德镇。
从此云市村百盏窑灯俱灭，百座瓷窑俱塌，而景德镇几年后却成了中国的制瓷中心。
金龙瓷牙床呢？听说现在还在村里，在村里的某个地方静静地等候，等着远去的徐二和乡亲们回来呢。
云市村一条主街通到底，青石铺就，窄且长，成人站在街中，展臂几可触及两侧房屋。现存的古旧房屋一色雕梁画栋，青石门柱两侧有木制窗台，高约及人颈脖，相传那就是旧时瓷器店铺的门面，供往来客人骑在马上挑选瓷器用的。尽管现在物流发达，但每及圩日，四方群众仍然齐聚于此，做些时令买卖。
青石路依旧泛着釉光，木制窗台依旧敞开着，买卖依旧红火，只是这些与瓷器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昔日万千商贾扣瓷听音的场景早已湮没在历史的记忆中了。
村中有一大殿，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分上、中、下三层。正殿宽8.2米，长7.2米，呈长方形。殿门雕有《信徒求神拜佛图》。正殿左为张王殿，右为文殊殿。正殿天井中心，建有一八角亭，名魁星阁，亭顶为圆球葫芦，形似舍俐塔，屋檐下雕刻“走马”、“书楼”图画。围绕八角亭柱有红漆栏杆，8根红漆木柱穿枋上，雕有麒麟狮象图案。整个殿宇宽26.7米，长25.3米，占地面积676平方米。这多少给云市村添了些许风韵，让人感受到了它旧时的荣华与厚重。
大殿对面是一古戏台，本已破败，不久前，村里多方筹资，修整一新，于是那里常有笙歌飞出。境内其他古迹遗址：
荷塘窑址位于株良荷塘村西南。瓷片、窑具堆积约5华里。主要以烧造敞口碗、杯、碟为主，釉呈灰白和黄白色，纹饰多为刻花纹。烧法一为匣钵烧，二为叠烧。釉色多影青、豆青等。器物造型、釉色、胎质和纹饰均具宋代风格。
毛家窑址位子河址毛家窑村。因年代久远，窑址破坏严重。窑底采集的陶片有乳钉纹瓦档、“寿”字滴水、子母扣沟瓦，质地坚厚，品种多样，工艺精湛。
甘山佛塔位于龙湖小竺东南隅。塔基周围彻有青石护墙。有佛塔两座。高2.4米，底径0.9米，塔身六柱体，塔顶冠以双层圆球形葫芦顶。塔体正面各有碑文。塔底有圆形地窑，砖石护壁深3米，正面开有石门，窑内盛骨灰罐。
武岗山古文化遗址位于县城东北5里处万年桥头。遗址顺着起伏的山地向东北延伸，东依高山，西源盱江，东西宽50米，南北长70米，总面积为3500平方米。遗址表层，各种印纹陶片到处可见，还有夹砂红陶、黑色硬陶器物残片，其中鼎形器脚具有商周遗物的典型特征。北面水沟断层暴露的遗物更为丰富。采集到的器物还有；石锛两件，石斧一件，系新石器时代文物。
九步金阶药王庙
过去，由于南城从事建昌帮中药业人数众多，且药业生童颇称兴旺发达。因此，同业人员倡议兴建一座药王庙。庙宇座落城内北大街，距十字街仅数十步。菩萨座位坐南朝北，大门向着正东，后改建为百货公司。建起这座药王庙的目的，是可让同业人员借药王菩萨生日这一天，以作药业的物资交流，既卖出多余的，又可买进不足的；二是可以朝拜自己的祖师——药王菩萨，祈求菩萨保佑他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保佑他们合家清吉，四季平安。
庙宇正殿上，并肩坐着三尊大菩萨，各高丈众。皆赤膊光头，身披树叶，金光闪闪。这就是伏羲、神农、轩辕三位上古皇帝。他们尝百草，作方书，以疗民疾。教民为耒耜，以兴农。架木为巢，以利民居。设市场，通货财，以兴贸易。教民渔、猎、畜、牧、养牲口，以充疱厨。画八卦，遣书契，为文字的开始……他们对人类贡献之大，是难以形容的。故被尊为上古“三皇”，庙宇正殿号“三皇宫”。中殿。经过了所谓“九步金阶”。这个“九步金阶”，阶九级，左右各有石雕盘龙，完全仿照当时皇帝宫殿的式样造的。正殿的宫门十四扇，平时关闭着，只有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七的晚上“暖寿”与二十八的生日时，才会大开宫门。
中殿奉祀的有“孙思邈、张仲景、岐伯、雷公、扁鹊，仓公，华陀、王叔和、葛拱，陶弘景、李时珍，韦讯慈藏道人的塑像，香火不断。每年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孙思邈生日，举行庙会三天，并开合演戏。这三日，省内外药商云集，畅谈业务，互通有无。药栈，药店，大行酒宴，如办喜事一般。
正殿栋柱有一联，曰：“寒症由于卫弱，血虚多是热徵，七情难免虚劳侵，这是病象认定，治热自然凉剂，伤寒直用热温，万般病理细推导，是医家认病。”中殿柱子上的对联一副，曰：“凡是百草，皆是百药，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注：卫弱——体内保卫力量薄弱，固此爱寒］。
这两副对联，一副是谢甘棠翰林写的。谢翰林是南城“义大成”生热药栈的股东。另一副是饶仕端写的。饶翰林是“德聚隆”生药栈（不泡制，不零售。只卖大宗批发）的股东。因此，建昌药业资本雄厚，老栈房多是官商合办的。当时药业堪称盛极一时。
江西建昌帮药业与建昌府的药王庙，历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前后有六百多年的兴盛期。民国年间，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经常派飞机来南城轰炸，中药店被炸最多家，元气大受损伤。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日寇侵入南城，全城被焚毁，中药业濒临绝境。而药王庙的中下两层皆被烧毁。上层正殿设备亦被日、伪军队彻底破坏。
解放后，随着城镇建设的需要，庙宇被改建。于是“药王庙”也就仅留下一个名词而已。
盱江书院八百年
盱江书院在南城县城北隅。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哲学家、教育家李觏建。书院构造，中有明伦堂，前有洙泗堂，左右列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四斋。当时书院，“教授自资”，属“民办”性质。同年，建昌军奉诏建立军学，知军事慎铖请李觏“出主学事”，聘为教授，主管军学教育，盱江书院也就由“民办”转“公办”了。明翰林修撰罗纶《建昌府重修泰伯先生墓记》载：“郡治北有凤凰冈，先生创书院其下，学者千余人”，这在当时算是规模很大的书院，也是江西古代书院史记载中能有“门徒千人”的三所书院之一。可见盱江书院在当时整个江西书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号盱江先生，宋建昌军南城县人。李觏建盱江书院，讲学著述，以教授生徒维持生活，赡养寡母、妻儿，终“以文章知名”。李觏博通经术，当时，“东南人士推以为冠”，因而，“乡典俊从，四方闻风而至从学者常数十百人。”宝元、康定间李觏曾应范仲淹之聘，讲学越州（治山阴、会稽，今绍兴）稽山书院。后来，李觏回到家乡仍旧讲学于盱江书院。
李觏一生贫而好学，视富贵如浮云，安心草茅之中，教学授徒，研讨著述，积极进取，终成学业。他立志学颜回在陋巷中，做学行高尚的人，而自得其乐。东南学者负笈请益的以千数。他著有《退居类稿》《皇续稿》等，后人纂集为《直讲李先生文集》或《盱江文集》。李觏所著之书，所为之说，皆力求“康国济民”，祖无泽称其“皆从大处起论”，“极当时之病”，“真医国之书”。《东都事略》亦赞其有“昌国强兵之学”。
对人的教化和教师的地位问题，李觏强调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立人以善，立善以教”，要“教人成善，养善去恶”。“学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可师，道莫知何道可学。”“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师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哉”，故“择师不可不慎也”。
李觏当时创办的盱江书院，以学者讲学为主，对科举并不十分重视，不仅接纳本郡学子，而且接纳各郡府前来求学的“俊秀者”。在李觏盱江书院的影响下，“江右文风盛矣，有盛如建昌郡者乎？”李觏在盱江书院主事六年，学徒千数，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南丰人）就是他的高足，曾任吏部、礼部、兵部尚书、尚书左丞，积极辅佐王安石推行新法，颇有建树的邓润甫（南城人）也是盱江书院李觏的门生。此外，余畴若、邓立节、徐唐、李山甫等名儒都是李觏的弟子。盱江书院成为当时东南学子闻风向往的著名书院。皇祜元年（1049年），范仲俺向朝廷极力推荐李觏，次年，仁宗召李觏为太学直讲。李觏离开盱江书院后，盱江书院逐步成为培养本郡童生的场所，是建昌军、府的一所重点书院。李觏去世后，其弟子邓润甫曾将李觏遗书献于朝廷。
盱江书院在“靖康之难”中被毁。宋宝祜二年（1254年），郡守杨瑱重修，并设立兴文堂，祭祀李觏。开庆元年（1259年），知军事曾埜又重建盱江书院。景定三年（1262年）知军事钱应孙又增设殿宇、讲堂，塑至圣先师像，并把惩治富户的违法田三千亩划给书院，以作费用补充。曾有富等先后为山长。盱江书院日渐兴旺。
元代，盱江书院仍设山长管理，据载，邓茂生等先后为山长。元朝末年，书院毁于战火，田亦堙没。
明朝洪武初南城徐谅以盱江书院山长荐授府学训导，书院废。
明正德七年（1512年），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促建盱江书院，把城西南隅的东岳庙改建书院，同时把庙有田租223石1斗拨给书院。书院东西宽25.5丈，南北长27.5丈，建前堂（正经堂）、后堂（上达堂），前堂左右建志伊堂、学颜堂，后堂右建文会堂，正经堂前建有亭、台、甬道，前、后堂两边各建学舍10间。正德十一年（1516年），知府韩辙，同知何恩又增建学舍20间，盱江书院又具规模。提学佥事田汝耔作正经、上达、志伊、学颜四铭以记。
明嘉靖三年（1524年），盱江书院被群牧所征用，院舍被并入益王府弟，书院只好在北隅清源庙阴阳医学废址上改建，学田划归府学。嘉靖九年（1530年）改为小学，盱江书院也随之消失。
明万历三年（1575年），邑人云南屯田副使罗汝芳感到久负盛名的盱江书院空有其名，便想方设法重建。他得到封藩南城的益恭王朱厚炫的同意，在城北廓得一空地，筹建盱江书院。他因资金不足，仅建了几幢房子凑合使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推官陆键也曾在府学之射圃改建，此举得到南城知县李同芳的捐助，可惜，到了明末，又毁于兵火。
清朝康熙年间，知府于翔汉把北关凤冈书院移建至提学署内。雍正七年（1729年），提学傅玉雩改额盱江书院，属一郡生童考课之所。书院跨府城内小溪而建（现物资局、交通局一带），厅、堂、舍、亭、台，小桥流水逐成规模，书院内仍有泰伯祠供人祭祀。乾隆九年（1744年），知府杨宏志又进行过一番修葺，并拨出多处租田作为书院公用经费，南城、南丰、广昌、泸溪（今资溪）、新城（今黎川）五县生童在此学习。乾隆十一年（1746年）知府叶新增修。乾隆十一年（1748年）聘新科进士广昌县赖晋掌教。乾隆十八年（1753年），黎川进士陈道捐银2000两，江元洪捐银300两，黄道镇捐银200两，知府姚文光准府城典铺每年生息700余两交书院作教育经费。书院开支标准为掌教仪银4两，束修120两，茶叶银4两，夫脚银4两，节礼12两，监院薪水银18两：生童膏火40人共400两。
乾隆二十年（1755年），改建盱江书院在武岗山上，书院倚聚星塔而建，中建讲堂，四周建书舍，讲堂左侧挂正经、上达、志伊、乐颜四幅匾额，讲堂南面仍建泰伯祠，祠内除供李觏像外，增加陈列了曾巩、傅梦泉、包恢、何椒邱、罗汝芳、邓潜谷、李大经、谢秋水等乡贤的画像。其他如：虚斋、德馨堂、步云桥、环岭亭、新斋、静观斋、光风斋、月堂等错落有致。围墙有门，称雨化门，武岗山当道有亭，盱江书院背靠宝塔，下临盱江、古桥，为盱江胜景之一。清人周宣猷有诗云：“屏山翠晨水当门，野径新除讲院尊。一塔摩天云路近，双桥锁岸月波粼。他年桃李春风影，几处鱼鲈夕照明。闻道麻姑仙坛事，醉翁真乐共谁论。”
因武岗山地势太高，时遭风雨侵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知府孟绍、知县蒋有道，根据当地士绅的请求，仍旧把盱江书院移到城内，建于旧址。嘉庆四年（1799年），邑人两淮盐运使曾燠捐银3000两，交省商张广和、王履泰具领，营运生息，每年按息324两（逢闰年加息27两），分冬、夏两季由盐道衙门支付给盱江书院，作为生童费用之补贴。进士黄因莲、汤云松致仕归先后掌教。
咸丰六年（1856年），盱江书院又毁于战乱。同治八年（1869年），知府达春布邀同五县绅士捐资修复，一直维持到民国初年。盱江书院因系考试生员（秀才）的地方，清末又称之为“考棚”。
盱江书院，几度六衰，经历了800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上半世纪50年代，还可以看见盱江书院的一点陈迹，由于盱江大道的扩展，改变了原来县城的布局，盱江书院遗址被盱江大道南北穿院而过，所有古迹被拆毁，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古老的回忆。然而，盱江书院的创始人——李觏，永远让后人敬仰。
从姑山房书声朗
前峰书院在从姑山，明朝罗锦建，以教其宗族子弟；后来罗锦之子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罗汝芳在此讲学，并改名从姑山房。罗汝芳29岁进士及第后，居乡10年，从事讲学，以后为官，仍孜孜讲学不倦，可谓一生以讲学为己任。罗汝芳为人正直，谆谆善教，学养深厚，口才雄辩，所到之处四方学者云集，一生著作多达数百卷；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少年时曾拜其门下。罗汝芳逝后，南城县建正学书院以祀之。
罗汝芳（1515—1588），明代教育家，字维德，号近溪，江西南城县人。5岁从母学《孝经》，15岁师张洵水，25岁拜颜钧为师，并结下亲密的师生关系。28岁中举，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会试结束，退居故乡，遍访师友，考察社会，探讨经文，建“从姑山房”，接纳四方士子学者，开始讲学生涯。
“从姑山房”是一座兼读书、研究、教学性质于一体的学舍，罗汝芳在这里从事教学、研究工作8年，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其弟子胡宗正，研究《易经》颇有心得，罗汝芳此时虽名声甚大，仍不摆架子，以胡为师。
靖三十一年（1553年），罗汝芳在巡抚夏梦山资助下，进京殿试。第二年，得中进士，授太湖（今安徽安庆）知县。罗汝芳出任太湖知县时，湖盗为害，弄得湖民不得安宁。他用教育感化的方法，宣传朝廷政策，“以德化民而刑设不用”；建学校，订公约，从根本上“化民成俗”。由于工作得体，湖盗纷纷归正，湖民安居乐业，生产得以发展。
嘉靖四十六年（1568年），罗汝芳返乡探亲，在家乡讲学，四方的学者赶来听讲，一时讲堂为之人满。第三年，他出任宁国（安徽宣城）知府。任职期间，同样坚持以教育为主的方法治政，创志学书院，兴乡村社学，自己则带头讲学。父亲罗锦病故后，在服丧期间，罗汝芳又在“从姑山房”进行讲学。后因其师颜钧事一度入狱。母亲病故后，一直没有出仕，而是访同道，兴讲会，精研学问，名声也愈来愈大。
万历二年（1574年），罗汝芳被任为东昌（山东柳城）知府，他继续沿用在太湖、宁国的工作经验，力除积弊，政声大起。不久，迁云南巡察。入滇后，从政之余，在昆明的五华书院和春海书院讲学，继续以“讲会、乡约为治”。
万历五年（1577年），罗汝芳任布政司参政，入京进贺表，公余之暇，应邀到广慧寺讲学，朝野之士纷纷前往听讲，座无虚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对此很不满，迫使罗汝芳辞官返乡。回到江西后，罗汝芳集中全部精力从事教育和研究，“大会江省门人，集其会语，盛行天下。”又率弟子“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金陵，往来闽广”，联集讲会，从者如云。在家乡，他还兴复了盱江书院、南城会馆、前峰书院。
罗汝芳讲学时总是听者满座，弟子学友，在朝官员，名士文人，莫不为他的生动讲学所折服。《明儒学案》说：“论者谓龙溪（王畿，王门高弟）笔胜舌，近溪（罗汝芳）舌胜笔。顾盼呿欠，微谈剧论，所触如春行雷动，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
罗汝芳有自己的教育观念，认为“学问须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饭，随时遣日，心既不劳，事亦了当，久久成熟，不觉自然有个悟处。”他反对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认为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中的物质欲望去追求完美的精神生活。他还强调“慎独”、“躬践”、“自强不息”，通过道德的不断完善，达到良知善性与自我完美和谐的统一。
纵观罗汝芳一生，始终以讲学为己任，他以讲学而闻名，又以讲学而去官，讲学不倦直至逝世。著名思想家李贽对这位前辈学者非常尊敬，说罗汝芳数十年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富贵无虚人。”罗汝芳的学生、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说：“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没”。
在罗汝芳教育讲学生涯中，前峰书院（从姑山房）是他的第一站，是重要的起点，他从这里出发，从这里起程，为中国古代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前峰书院（从姑山房）对了解、研究罗汝芳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境内其他书院
紫阳书院紫阳书院有二：一在北关外，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知县王垣京建于凤凰山麓，祀朱熹于其中，明朝末年毁于战乱；清朝初年，当地举人萧韵等改建于万寿宫之左，定社规12条，乾隆年间毁于火；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举人梅春魁等捐资重建，咸丰六年（1856年）毁。一在西街门楼岭，为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年）知县范长发讲堂，后典质于民；乾隆五年（1740年），进士严洁集资赎还，并予修葺，仍祀朱熹于其中。
龙眠书院在毕姑山云梯岭左侧，宋朝庆历七年（1047年）宁文智建。宁文智、王岩谷先后讲学于此。王岩谷以博学宏儒著称，朝廷特旌“龙眠书院”额于讲堂。
曾潭讲堂在县南二十一都，宋儒傅梦泉建。傅梦泉师事朱熹、陆九渊、张南轩，讲学于曾潭之畔，从游者与日俱增，于是在此构建曾潭讲堂，以便居住讲学。
崇儒书院在府城万寿宫左侧，建于明朝，历久而废。清朝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同知郭维莞重建，崇祀朱熹；又建号舍，以便生、童居住，并捐出俸禄，购置学田，以作办学之资。
凤岗书院在府治北关中，建于明朝，祀李觏、曾巩、何乔新、夏良胜；崇祯十三年（1640年），知县王垣京曾在此讲学；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奉文裁撤；知县黄宗宪捐银300两购其址，复立为书院。
南城县明代还建有圭峰书院、三谷书院、斗湖书院、正学书院、明德书院、两雍会馆、恒山精舍等。
建昌府儒学社学
建昌府儒学建于宋朝。据《建昌府志》（清同治间纂修）《学宫》一节记载“建昌府儒学，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始辟亩地建学于军治之西，曰军学。府志序：“府学自宋始，盖有军治而后有军学也。”
初名建昌军学，明清称建昌府学。学址在府城之西。府学建筑规模宏大，历经兴废：宋朝靖康二年（1127年）府学毁，修复后于绍兴四年（1134年）又毁。绍兴十六年（1146年），知军蒋循祖重修，并恢复被占学田；元朝泰定年间（1324—1328年），郡守萨德弥扩大学址，并加修治。至正六年（1346年），同知刘榘重建大成殿；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知府谢士元修缮学宫，广购典籍，兴学教士，建昌府学一时成为江南著名学府。弘治五年（1492年），因学宫所在地并入益王宅第，知府孙伟将府学迁往郡治之北天宁寺。将寺内佛宫改成大成殿，梵堂改成馔堂，寺阁改成尊经阁。大成殿东西建有小屋——庑，庑前建有戟门、棂星门。另建有明伦堂、礼器库、器库、廪庾、廨舍、斋房、号房。弘治十年（1497年），知府熊宗德扩展校址，建神厨、宰牲房、库房，开挖涤牲池，并建学门。弘治十八年（1505年），知府舒昆山、同知林廷利用涤牲池之北空地，兴建号房20楹，兴建讲堂于明伦堂后，并在戟门之左建名宦祠，戟门之右建乡贤祠，戟门外开辟大路，路南开挖泮池。池南修建桂香楼，池西建房屋20楹，为外号房。正德七年（1512年），知府安奎修建射圃，兴建观德堂于馔堂之左。正德九年（1514年）秋，雷霆震坏大成殿屋角。知府韩辙、同知何恩遂拆除旧殿，重新修建，学舍整治一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参政余霑、知府朱霑捐资修建尊经阁，太常卿左宗郢捐出所藏图书送入府学。崇祯九年（1636年），明伦堂遭火灾，知府李恢先、通判牟暹、推官荆本澈予以重建。清朝康熙十五年（1676年）春，大成殿又遭雷火，二十年（1681年）重建。二十一年（1682年），遭风灾。县城绅士王师夔等人于是请求恢复前益王府所占学基，知府魏勷祥照准。五十三年（1714年），知府陈世俊重修府学。同治年间，仍有修葺，至清末废。清代学额，每年通过考试招收文生20名，武生15名。
古代生员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习武艺，射圃为古代生员习武之场所，有的专门设置，有的附设于儒学。专门习武的射圃始设于元代。明代规定地方官学教学内容包括习“射事”。因此，府、县儒学都在学校立有射圃，并一直延续至清末。据南城旧县志记载，“射圃在儒学右，东以罗家岭下石柱坊为界，西至司训所园内塘土旁，南以高土旁一直为界，北上截以大殿墙为界，下截以本圃墙脚直下至十柱坊为界”。据此可以判断当时射圃的位置及规模。
南城社学盛于明朝，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南城即有社学12所。正德七年（1512年），学使李梦阳毁淫祠15处，以其中之一改建为盱江书院，其余14处均改建为社学，后被豪绅侵没。万历五年（1577年），知县范涞重毁淫祠，恢复社学14所，其名依旧，分别为：礼字社学，在北隅朝京门内；乐字社学，在西隅孔家岭；射字社学，在北隅旧府治后；御字社学，在北关童家湖；书字社学，在北关石磴前；数字社学，在西关杜家坊；格字社学，在北隅雍熙街；致字社学，在东关便民仓后；诚字社学，在东关太平桥头；正字社学，在西关长冈上；修字社学，在南关定印寺前；齐字社学，在南关申明亭；治字社学，在北关江家巷；平字社学，在北关罗家庙。
清朝，继续实行每乡一所社学政策，南城当时较著名的社学有：青绥社学，设在十四都青绥里八堡，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后废，清康熙年（1662—1722年）恢复；黄山社学，建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以黄孝子祠为学址，教师薪俸从黄孝子祠祀余谷内分半酌给；钟灵社学，设在十一都中林寺故址，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中林”因改“钟灵”，置有学田；城关社学，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咸丰六年（1856年）毁。
七代八王十柱坊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人民的统治，有力地监督地方官吏效忠朝廷，同时又为了防止发生皇族家庭争权夺位的争斗，维系并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朱元璋推行分封制，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夹辅皇室”。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有子女42人，其中皇子26人，除长子朱标被立为皇太子、皇二十六子朱楠出生不久便夭折外，其余24人均封为亲王。明朝宗室分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八等，皇子封亲王，亲王封号均用古国名或地名，如秦、晋、荆等。亲王的嫡长子立为王世子，授金册金印，嫡长孙为世孙，冠服等制度同一品官，他们是亲王位号的合法继承人。其余亲王诸子立为郡王，授镀金银册银印，郡王封号用州县地名或古地名。郡王嫡长子立为郡王世子，嫡长孙为世孙，冠服等制度同二品官，他们都是郡王位号的合法继承人。其余郡王诸子封为镇国将军，郡王之孙封为辅国将军，郡王之曾孙封为奉国将军，郡王四世孙封为镇国中尉，郡王五世孙封为辅国中尉，郡王六世孙以下皆封为奉国中尉，世袭封号。
朝廷规定各地藩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但是他们显贵的身份，尽管没有行政官员职务，却可以直接向皇帝上疏奏章。朝廷大臣在亲王面前，都是“伏而拜谒，无敢均礼”。地方官员更是受制于王府，被其左右。王府冠冕服饰，车旗邸第，仅次于皇帝。朝廷规定亲王每年的禄米1万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最少的奉国中尉也有200石。这些宗亲子弟出生时须向专门掌管皇室宗族事务的宗人府请名，年长再请婚，食俸终生，死后复由朝廷祭葬。致使明宗藩世代蕃衍，朱氏子孙遍及全国。
明朝历代在十多个省区分封有上百个藩王，其中江西境内有“三藩”（荆宪王朱瞻堈时间很短，也在南城，江西史学界一般称“三藩”），分别是：南昌宁王——以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为首的宁藩王系；鄱阳淮王——以明仁宗朱高炽第七子、淮靖王朱瞻墺为首的淮藩王系；南城益王——以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实际排行是第六子，因皇长子、次子早夭，孝宗朱祐樘是第三子，继位当皇帝）、益端王朱祐槟为首的益藩王系。益端王朱祐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受封，弘治八年（1495）正式到南城就藩，他这一支在南城世袭了七代八王，历时150年。
益王就藩南城，除了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王府，里面的机构设置也五脏俱全。王府里面设立长史司，算是王府里面的大管家吧，负责处理王府的日常事务，南城益王府按照礼制，设立王府长史司，内设部门占“编制”的人员如下：
王府长史司及内设机构
长史司：左长史一人，正五品；右长史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九品。
审理所：审理正一人，正六品；审理副一人，正七品；
典膳所：典膳正一人，正八品；典膳副一人，从八品。
奉祠所：奉祠正一人，正八品；奉祠副一人，从八品；典乐一人，正九品。
典宝所：典宝正一人，正八品；典宝副一人，从八品。
纪善所：纪善二人，正八品；
良医所：良医正一人，正八品；良医副一人，从八品；
典仪所：典仪正一人，正九品（典仪副一人，从九品；
工正所：工正一人，正八品（工正副一人，从八品）。
其他人员：伴读一人，从九品；教授，无定员，从九品；引礼舍二人，未入流；仓大使一人，未入流；副使一人，未入流；库大使一人，未入流；副使一人未入流。
嘉靖四十四年以后进行过一些“机构改革”，进行过一些合并。这种礼制的设置，在郡王府和镇国将军府就要简单得多了。
郡王府：教授一人，从九品；典膳一人，正八品。
镇国将军府：教授一人，从九品。
明朝，朱元璋有两支后代曾先后封藩建昌府。第一支是仁宗第六子朱瞻堈，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被封为荆宪王，通称荆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建昌。荆王府建造在县城内西南天一山，规模不算很大。其主要建筑的宫室，在现今实验小学中心部位及稍后的宿舍区一带。荆王在南城的时间不长，前后经历了十七个年头，被一条蛇吓跑了。据《明史》列传第七，诸王四中载，“宫有巨蛇自梁垂地，或凭王座。瞻堈大惧，请徙。”正德十年（1445）徙蕲州。
第二支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六世孙、宪宗第四子朱祐槟，他是当时江西三大藩王之一。三大藩王中，以益端王的势力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他六岁封益王，十七岁就藩建昌。于明弘治五年（1492）开始对原来的荆王府进行改造扩建，弘治八年（1495）益王朱祐槟封藩到了南城，为了扩建王府，“广取军民屋址，人情汹汹”。南城知县高齐南出面调停，迁走百姓。在王府四周筑起了围墙，纵深144丈8尺，墙高2丈9尺，用特制的“王砖”砌成，称为王城。
益王府竣工于弘治八年（1495）。规模宏大，占地数十万平方米。王府平面布局坐北朝南呈长方形，东至今大岭头，西接人民广场，南延伸到马栏口，北至福音堂。王府建在王城内，王城城墙高2丈9尺，一律用特制“王砖”垒翻。王城开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益王朱祐槟还在王府正南入口处增建了“忠敬孝友”的十柱牌坊。十柱牌坊，结构奇特。石柱上部祥云盘龙，缕空雕刻，工艺精细。石柱底部前后有抱鼓石，横额南面书“忠敬孝友”，中间镌刻益王府藩王册文。北面横额“屏藩帝室”四个大字，把他们在这远寓京都的县城设置王府的目的，表白得清清楚楚。“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巨大石碑，立在前面，显示着王府的尊贵，益王府前门的宏伟规制可见一斑。解放前，西四柱被毁，十柱坊只有六柱。1957年列为省重点保护文物，并有拨款修复之意，可惜，在“文革”中全毁。
紧靠“十柱坊”的北面是人工挖掘的大水池，上架有三座石桥。顺桥北上为并列的三条通道，道路甫低北高，欲进王府似有步步登高之意。路旁原有许多石龟碑座，抗日期间已散乱地被掩盖在草木丛中。距“十柱坊”约数百米，有第二座石碑坊（坊址在今县粮食局直属库内，绿石基础仍可见）。牌坊为五门六柱，柱上部亦为缕空雕刻的祥云盘龙，坊上横额正反两面均有题字。牌坊以北也有人工挖掘的深水池，池上同样架有三座石桥，下桥北行，同样是三条并行的通道。经过这些牌坊、石桥、通道才走近王府宫殿。
王府内原有前、中、后三座大殿。前殿（承远殿）址在今实验小学“逸夫楼”附近。解放初，为南城县中学的大礼堂，地基比四周高出数尺，就是王府前殿的废址。中殿为正殿（圆满殿），殿址在实验小学原教学大楼处。后殿（存心殿）在大楼后面不远处的宿舍区附近。前殿与中殿距离较大。中阔有一片地面比殿基低得多的广场，在中殿前，还有一个很宽阔的墀（台基）。中殿殿基量高，有六尺九寸。殿墙均用特制“王砖”砌成，特别坚固厚实。
殿四周有走廊，檐柱采用整块巨石雕凿成四面八棱石柱。殿四周均有完整的大条石砌成的阶梯。中殿的正前方则有“朝阶”，朝阶的中央有雕刻盘龙的大石块，两侧才是上墀的阶梯。殿内的柱子为巨大的木柱，直径都在五六十公分，益王府内遗留下来的木柱磉石，有几块现在放在麻姑山仙都观门前停车场的樟树下，从这几块磉石就可以看出当年益王府大殿的气派。
殿的两厢周围有三宫。宗庙、书院、仓库、游击署。守备署，以及沐浴、更衣、进膳场所，房屋八百余间。王府之内处处红墙黄瓦，雕梁画栋，朱门映辉，绚丽灿烂，所耗资金浩大。据《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七记载：一次因患白蚁，“修缮之费约银三万余两”。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二月失火，烧废房屋260余间，接着花几万两白银进行维修。
益王在明皇宗亲中是地位很高的藩王，其子女未袭封益王者均分别列封男为郡王，女为郡主。例如朱厚炫是益端王嫡第二子，未进封益恭王之前被封为崇仁王。朱厚煌是益端王庶第三子，被封为金溪王。而这些郡王只是食封地之禄，大都在南城县城内据地营造郡王府。崇仁王府在西街；金溪王府在东街；玉山王府在南街；阜平王府在车家巷；铜陵王府在南门。按照明朝的定制，益王后代的郡王府有46处。这些王府争富比艳，耗费的都是民脂民膏。明亡，朱氏子孙势衰财竭，王府有的废弃，有的成了民宅。
益王府在清代改作文庙，祭祀孔夫子的地方，原中殿被改作“大成殿”。清代以后，王府旧址改建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大成殿”成为省立第十二中学的大礼堂兼作音乐教室，但门额上仍悬有“大成殿”的匾额。东西两旁改作教室，后殿旧址新建办公室和教师的宿舍，后花园最北处（今二中教师宿舍楼）兴建学生宿舍。至此，益王府旧址仍遗留有石坊两座，宫殿一栋，石桥六座。1942年，日寇侵犯南城，“大成殿”也被推毁。此后，由于办学需要，经过数十年的改造，面貌已焕然一新了。
益王受皇帝册封，是最高一级的爵位。益王府是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从弘治八年（1495）益端王朱祐槟封藩建昌起到崇祯十七年（1644）益末王朱兹炱止的149年间在南城一共世袭了七代八个益王。
第一代益端王朱祐右槟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生于成化十四年（1478），薨于嘉靖十八年（1539）。享国四十二年，寿终六十一岁。葬于南城洪门外源村对面金华山，墓前有红石文吏武将，狮、马望柱，汉白玉碑各一对，遗迹可见。生子四人，长子袭益位，其他三人封郡王，女二人，封郡主。
第二代益庄王朱厚烨，益端王长子，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薨于嘉靖三十五年，享国15年，葬于洪门水坝二仙山，终年68岁，无子嗣位。益庄王墓出土文物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第二代益恭王朱厚炫，端王次子，庄王之弟，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嘉靖三十六年（1557）封益恭王，享国20年，终年78岁，葬于洪门庄上资圣山，生子五人，女三人，其墓解放前被盗。
第三代益昭王朱载增，益恭王长子，生于正德十一年（1518），薨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终年28岁，葬于岳口游家巷华盖山。其墓“文革”中被盗。
第四代益宜王朱翊鈏，益昭王长子，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二十五年（1546）嗣父位封益宣王，薨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享国44年，寿终67岁，葬岳口游家巷华盖山。生子18人，女二人。1979年国家发掘其墓，出土文物现藏省博物馆。
第五代益敬王朱常涏宣王次子，万历九年（1581）封世子，万历三十三年（1605）封益敬王，薨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享国10年，生子8人，葬于10都七宝山，其墓1968年被盗。
第六代益定王朱由木，敬王三子，生于万历十六年（1588），三十五年（1607）以镇国将军进封嘉善王，三十九年（1611）封益世子，四十五年（1617）封益定王，薨于崇祯七年（1634），享国17年，生子7人，女3人，葬于10都五龙山（岳口游家巷）。1981年国家发掘其墓，出土文物现藏省博物馆。
第七代益末王朱慈炱，崇祯十七年（1644），乙酉国变逃亡广州，次年（1645）卒于广州，阉人孪翔归盱，棺枢附归，葬在益庄王寝园内，生子二人，被清政府移住山东。
益端王朱祐槟就藩南城，世袭了七代八王，149年。一个半世纪中，这个庞大的朱氏家族基本都在南城生息，死后也基本安葬在南城，这些墓葬区现在都是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明王朝的灭亡，益王家族的陵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不过在清顺治晚期开始，就开始得到了一些“政策性”的保护。当年由于朱氏王朝的崩溃，一些当地老百姓，甚至一些庙宇的僧人都开始打陵墓的主意，拆陵墓建筑和盗取墓城砖块的事时有发生。当时的县府衙门为了保护好这些陵墓，还发过告示，“禁止盗拆”。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二十三日知县李正蔚、县丞方文相、典吏吴杰具名告示：金华（洪门镇外源村益端王墓）、二仙（洪门镇长塘街益庄王墓益先王墓）、资圣（洪门镇庄上益恭王墓）、七宝（亦称女冠山，益昭王、宣王、敬王、定王，在岳口乡游家巷村）四处，看山人等，公同踏勘间随据本官，遵依查验。”
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再次强调“府宪邹批允钧语：……何物僧人胆敢妄行废拆，殊为不法！”
仅次于皇帝地位的亲王，墓地非常气派。南城益藩亲王的墓地除了陵墓本身用围墙封闭外，明代时期，一般都划有很大的一块地盘作为墓区保护范围，多的地方达十数里，在保护范围内不得开山、砍伐、狩猎。（陈国章霍质彬）
宣王夫妇合葬墓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1979年12月，江西南城县岳口公社游家巷大队社员在挖渠时发现古墓一座，从圹志得知是明代藩王益王朱翊鈏和李、孙二妃的合葬墓。当时只清理了益宣王的棺室。1980年3月中旬，我队会同县文物保护小组又清理了李、孙二妃的棺椁。整个墓葬出土器物非常丰富，有金、银、王、铜、瓷和冠服等饰品共计四百五十余件，为研究明代手工艺和冠冕服制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墓地外况
游家巷村位于县城北20公里，村南有盱江水自东向西流过，村北有女冠山，南麓有许多小山丘，高出地面7-8米。朱翊鈏墓就坐落在小丘南坡上。据当地群众反映，墓原有围墙环绕，现已被拆毁，墙基犹存。墙内尚挖有排水沟，墓前原有石础和石翁仲物，现在墓地附近还可看到绿色琉璃瓦碎片，说明当年墓前和两侧围墙内确有地面建筑。宣王墓左侧约50米处有其父昭王朱载增之墓，该墓已于早年被破坏；西边约100米的小丘南坡上还有一座墓；再往西还有一墓。这些墓前都有石础、琉璃瓦、墙基等建筑遗迹和倒卧的石翁仲、石碑龟座等。据《南城县志·卷一·山川志》记载“十都女冠山在县北四十里，旧名七宝山，明益恭王世子等墓在焉”。《南城县志·卷九·莹墓志》记载“益昭王朱载增（即明益恭王世子）、益宣王朱翊鈏，益敬王朱常，益定王朱由本墓俱在十都女冠山”。
二、墓室结构与装殓简况
益宣王墓用青砖砌成一圹三椁室，平面为横长方形，方向南偏西25°。圹内用两堵平铺直砌的砖墙隔成并列的左、中、右三室，互不相通。每室长2.4、宽1.04、高1.2米。在椁室前墙外有砖砌圹志室，室横长3.4、宽0.5、高1.1米，红砂石盖顶，内坚置圹志三方。从志文和冥途路引得知，中室为益宣王朱翊引，左室为元妃李氏英姑，右室为继妃孙氏。各室置木棺一具，棺上又各盖一块绿色大板石，每块长3、宽1.5、厚0.27米。石板凿成边槽搭合缝。在石板上浇80厘米厚的石灰糯米汁，边沿也用这种浆汁灰做成，呈斜坡形。盖顶长5.7、宽3.6米，呈覆斗状。
朱翊鈏棺内，尸体完好，身着龙袍，腰系玉带，项挂念珠，足穿黄锦高筒靴，覆盖黄锦丝绵被，被上叠放龙袍服饰等，尸下垫有丝绵褥和草席，下为苓板，板上透雕七十圆孔，孔内镶嵌金、银钱，排成北斗星座形（据群众反映，棺底还有银钱六枚、金钱一枚）。死者头部随葬旒冕，玛瑙冠、木柱、铜镜，瓷盘，玉佩，纸扇等物。
李英姑棺内，尸体已腐，头部，躯干和四肢分别用白细布包裹并用布条系扎，似为易棺更殓。包裹外再套袍服七件。第二件袍外腰部围一条玉带。上盖黄织锦白绵盖被，上放一只葛贮布小袋，袋内装有纸钱灰和冥途路引。死者发髻完整，对拴两根银簪，脚上平叠大衫，裙和布鞋等。尸下垫织锦绵褥，褥上散放铜钱和银箔钱。死者头部竖放一面大铜镜，右侧有一把折纸扇，左侧有玉圭玉佩、玉扣花、玉戒指和凤冠等，棺内四周塞满棉花包。
孙氏棺内，尸体半腐。第二件袍外腰部系玉带一条。尸身以一黄织锦丝绵被包裹，其上又覆盖一较窄的黄堵丝绵被，两被之间及死者脚部满置平叠的单、夹大衫，绣花衣裙及鞋、靴等，死者发髻卷盘，用两支金簪对栓。尸下垫丝绵褥，下垫草席，再下为木板，木板与棺底之间有一只黑木灰。棺内还有纸扇、铜镜、木枕、瓷盘以及凤冠、玉佩、玉带、玉圭和大量金饰件等。
三副棺均为大红髹漆棺，楠木质，榫合，保存完好，棺之周围与椁墙空隙处用石灰芯塞。在棺盖上书写正楷金字，由于石灰浆沾蚀，已模糊不清。
三、出土器物
该墓出土器物丰富且极精致，除大量的金玉首饰之外，还有许多冠冕服饰，按各棺出土文物分别介绍如下：
朱翊鈏棺内出土的随葬品共五十七件。
袍服十二件。俱为黄色，织花锦缎长袍，袖口下角圆，上端仅留出手，下端缝合，袖口最宽处为0.48-0.51、肩袖通宽2.2-2.3，长1.27-1.35米，分四式。Ⅰ式七件。均为滚边圆领，右衽，两腋下各有带鼻一个，以备系玉带。在前后及两肩各有圆形补子一方，有的直接刺绣，有的在绣成后缝缀上去，有的织绣而成，全以金线绣织成彩色蟠龙。Ⅱ式一件：交领、右衽，两腋下有带鼻和结扎带。袍角缎质素面，仅在前后及肩部织卷龙一条。膝处再织绣云龙纹花边一道，花边宽10厘米，以白线绣织为主，金线辅之。Ⅲ式二件：俱为交领，右衽，其下半都为百折形，似宽肥式的连衣裙。Ⅳ式一件：贴边斜牺对开襟，在斜领和贴边上彩绣升天龙纹，肥袖方口，下端不缝合，袖口外绣有龙纹花边，在蔽膝处亦有龙纹花边一道，形似道袍。
织锦花被五床。俱为白细布做被里，以丝绵为絮，有单幅的垫褥，有拼幅的盖被，长2.1、宽0.7-1.4米。
上列袍服的织锦和锦绸被的图案有正楷字万寿无疆升天龙纹，篆字福寿同圆团龙，#字夔龙纹，祥云团龙纹等。
棉布一匹，为平纹细布，米黄色，幅宽0.75，长13米。
玛瑙七梁冠一顶，玛瑙质，冠顶雕制七粱，两侧作卷云状，在卷云纹中有一圆孔，以备插簪栓。高3.5厘米。
旒冕一顶。冠用精细的滕篾编织，施黑漆，表敷一层黑罗绢；镶以金边；冠之两侧有梅花穿，贯一银簪。九旒，旒贯各色料珠，形制与山东鲁荒王墓所出相似，惜已破碎。
玉带一副，玉片十九块，素面羊脂玉，其中心形玉片已缺少一块。
玉佩二副（一套）。共二十二件。其中有银钩二、珩二、二、琚二、璜四、冲牙二、玉坠滴八件，玉珠六百多颗分段贯串缀联玉佩，经复原后，其长度为66厘米。
玉猪二只，为长条俯卧状，色青灰。长10.5、高2.7厘米。
玉鸳鸯一对。镂雕而成，造型为鸳鸯戏水，鸳鸯头顶雕有一柳叶形玉片与其尾相连，以代毛冠，嘴衔玲珑透雕的缠枝莲。缠枝的上端分别在鸳鸯的两侧作浮雕状的花、叶和莲蓬。此玉雕的上部即鸳鸯的全身为紫褐色，其他部位为白色。底部为椭圆形。有两对斜穿孔，以备缀饰。长5.3、宽3.3、通高4.2厘米。
念珠一串（共一百零八颗）。琥珀质，用丝绳贯串，保存完整，串首三颗分别呈宝塔形，三角形和长方体形。其余皆为圆珠形。
折扇一件。竹骨，绵纸质，上边沿用装裱，扇两面均为黑地描金彩绘祥云和双龙戏珠纹。主骨上透雕双龙戏珠图案，主骨和扇骨均通体描金。扇把端铆金钉，金钉头为半球状。扇主骨上端内侧有一面墨书“价廿五”三字。扇顶面宽55、高31厘米
历书一册。长30宽，16厘米，线装，封皮和封底共计二十七页；白绵纸质，木版印刷。
木梳二把，半月形，形制相同，大小有别。
青花瓷盘一件。菱边，矮圈足，白地，青花。盘外壁用青料勾绘八开窗向日葵图案；盘内外区亦作八莲瓣开窗，中间以八立柱布局。窗内绘四组对称菊花、芭蕉、浮萍和牡丹纹样。内区外沿绘两组弦纹和连弧纹；其内绘以祥云和灵雀图案。胎质细腻，釉汁莹亮。口径31.3，底径17.8，高6.6厘米。瓷盘口沿有一处破列后重新粘补，上釉，再入窑焙烧的痕迹，这是研究明代青花瓷和粘补技术的难得资料。
铜镜一面。素面，宽厚边，圆钮，钮上铸有“任”字印记，镜背有“益府”二字。直径19厘米，益王家族墓中出有此种名号的铜镜已是第五面了，而且大多是有纪年款识的。
金钱六枚，每枚重22.5克，圆形，大小相等，外径4.6厘来，中间穿1厘米见方的孔，背面素净，正面内部方弧上，以小段方形金丝焊成各不相同的八卦象。
银钱一枚。其形制大小与金钱相同，只是正面无卦象，且铸一“丁”字。
李英姑棺内出土的随葬品共计一百五十五件。
凤冠一件。又名九鸾冠。上装饰鸾鸟九只，为银丝编绕，嘴衔珠滴。冠体刷铜丝编绕呈圆锥框，表敷一层黑罗纱，前后备竖一扇博鬓（用描金细竹蔑编织呈舌形）。框下接金口圈，里用锦贮装裱。冠之两侧安有金凤钗一对，凤嘴衔长串一珍珠，串中再缀珠花，凤以金叶锤压而成。其形制和重量与益庄王妃王氏棺内所出的金凤钗相同，凤钗上阴刻铭文：“银作局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内造金七钱五分”冠圈口径16.5，通高23.5厘米。
织锦裙一条。为黄锦织锈牡丹花折枝纹，在蔽膝处彩绣云凤图案一圈。下端绣几何形花边，裙为单层无里，有左右束折纹，形百折裙。裙上接双层白棉布为腰，两端备有宽紧结扎带。裙长0.87，腰围宽1.09米。
黄缎裤一条。已裁剪未缝合，卷放在棺内。
大衫一件。系黄织锦单衣衫，圆领滚边，右开襟，宽袖。前后及通肩上部织绣云凤纹，床纹图案为香草缠枝纹。衣长0.69，领口至袖口长1.15米。
黄锦鞋一双。织纹，锦鞋面，布底较薄，底长16、前尖高7厘米。
被褥三床。黄织云纹锦被一床，以黄素绸为里，长2.1，宽1.16米。黄素缎和黄织云纹锦垫褥各一床，较被稍窄，俱用白细布为里，内填塞白棉。铜钱和银钱撒置其上。
玉带一副。衬带完好，系用双层黄纱缎中夹纸帮，长1.26米，宽6厘米，两端备有宽紧结扎带。玉带片二十块，分心形、长方形和圭形数种，背面均有三对或四对斜穿孔。厚0.6、宽5.2厘米，长短不一。
玉圭一件。上刻谷纹五行，为圆泡状，即所谓“以聘女”之谷圭。系暗绿色青玉质，下端有6.4厘米高的黄绢套子。圭长15.5、宽4.9，厚0.7厘米。
玉佩一副。系用柳叶形五片六十四件、菱形玉块三十件，鱼彩玉片八件及黄丝缨三十六个编成，以黄丝缨上缀一菱形玉，其上再缀一对柳叶形玉片为一组，这样相杂串联，最下端贯穿一鱼形玉坠，以成长串。在玉佩包巾内未发现有钩、珩之类物件，或为易棺更殓时散失。
玉戒指四件。造型大小均相同，上半环面略宽，其横切面呈凹形，径2厘米。出土时四个戒指固定在一块绸布上。
玉扣花九副，出土时缀在一块长条绸布上，其中鸳鸯戏莲花扣五副，蜜蜂采花扣四副。
珠翠金耳环一对。共重21克。长茄形，上端有圆鼻，用金丝缀以金叶（花萼）四瓣再穿绕于圆鼻内，每瓣花萼上透雕缠枝花卉图案。其上镶嵌一颗宝石，在四瓣花萼的中心顶端有孔，以较粗的金丝为耳环钩，钩的横径2.9、通高6.5厘米。
金挖耳二件。共重19克，形制大小相同，顶端为挖耳勺，挖耳柄圆尖直。除用于挖耳外，还可代替发簪。长11.7厘米。
折扇一把。绵纸质，竹骨，主骨素面，扇面比朱棺所出扇略小，制作和彩绘技艺也都较粗糙。扇把端为银质铆钉栓，竹骨把和主骨上涂金，扇面中心有一直径8厘米的圆形描金画，似为月里嫦娥的图案，外围有祥云纹。
冥途路引一件。绵纸质，出于盖被之上，保存完好，装于葛布袋中一毛边纸封套内。封套已朽，尚见墨书一“封”字上有一方红朱印，葛布袋内满装烧纸灰。路引为木版印刷，用墨书填写死者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和填发路引的日期。文内盖有相同的符印三方，印文为篆体符号三行大字，右下方空隙处亦印有几种道教的杂宝符号，左上方刻绘太上老君图像。路引宽0.55、高0.69来。此类路引过去在我省明墓中亦出土过，其内容雷同。
银簪二件。簪头为六瓣梅花形，在每朵梅花上原镶嵌宝石七颗，出土时已散失，簪脚圆尖直。簪头径3.7，通高11.5厘米。此簪从死者的发髻中取出。
银钱七枚。为圆形银箔，是专供随葬的制钱，散置于垫褥上。
铜钱七十四枚。散置于垫褥上。除十一枚为“永乐通宝”外，余者全为“宜德通宝”。字迹清晰，似末经使用。
铜镜一面。镜面较大，素面，圆钮，凸棱边，其内有一道凸棱弦纹。直径36厘米。
孙氏棺内随葬品共计二百四十八件（珍珠三千余颗，小玉珠六百余颗和宝石一百余颗俱未统计在内）。
大衫四件，色黄，俱为对开襟、高领、宽袖，束袖口短上衣。衫的两侧下摆仅留15厘米衩口，袖口边贴接黄素锻边一条，以束袖口。在开襟两侧俱钉金扣花，每件七副。每副扣花系由两只蝴蝶组成采花图案。雌蝶头部有菊花一朵，花心中空，雄蝶头部为一中嵌宝石的圆饼，扣合时成为花蕊。蝶身各嵌宝石一颗，其中有十四副金扣花较小，图案相同，但不嵌宝石。四件大衫中，单衣衫三件，其中两件前后和两肩有圆形补子，为彩绣团形双凤纹。另一件在对开襟的两侧各贴4厘米的宽的花边，上有绒绣梅花和蜜蜂，前后和肩部绣成浮雕式的双凤纹。夹衣短衫一件，用金线满绣凤纹，间隙则织绣牵枝牡丹花纹。并有金扣三副半，共重7克。
霞帔一件，为绮纱质，线绣云凤纹。衬里用料相同，质地轻薄，双层加绣还有透明感，斜领口。
方心曲领一件，为黄色暗云纹织锦缎，用5.5厘米宽的双层长条带，在对折的中段以两条带编结成方块形，其上缀一块透雕玉八出宝相花。花的直径6.5、厚0.4厘米。在宝相花的四周又以缎带编结出一小块方形图案，带的下端各缀磬形金叶两片。叶较薄，锤压向外凸棱，宽5.5、高2.1厘米。曲领通长1.15米。
织锦裙一件。黄色，绣大朵牡丹花缠枝纹，单层无里。有直折纹，形似百折裙，还有两条横折纹。
黄锦靴一双，其形髓与李棺所出锦鞋近似，布庄1.5厘米厚，靴内绸布堪下填丝绵。
黄锦鞋一双。其形制与李棺所出相同。
绵绸五匹，长8—13、幅宽0.63—0.69米，一匹有织菱纹，余俱为素面。
丝绵被褥五床，单幅为垫褥，双幅为盖被，其长度俱为2.1来。褥以白细布为里，被以黄素绸为里。被褥面均为织花绸锦。
袖套一双，黄锦面、白细布里，上端织绣花卉图案，袖口处贴白细布边，衩口似衬衣的开衩束口。长36、上端宽19，袖口宽15厘米。
凤冠一件。冠里用细毡质制成半球形，下接口圈，表敷一层黑罗绢，以精细的滕篾编织，上描金。冠上满饰朵朵翠云（在裱绫的硬纸上点翠），点翠珍珠共有三千余颗，此种装饰方法与明定陵出土的同类型凤冠相一致。翠鸟尾上装饰金钿花二十一朵，用发型金丝编绕成。花蕊山串珍珠一颗。花径1.7厘米。冠之两侧插有金凤一对，全器以金叶錾刻而成。凤尾用五片长条金叶剪成。尾下有两对细扁金丝，卷似绒毛，凤足被祥云遮挡。钗脚上部弯曲，切面呈圆形，下端尖直，切面呈凸弧形，弧内阴刻“大明万历庚辰（1580年）五月吉日益国内典宝所成造珠冠上金凤每只计重贰两贰钱八分正”。一对共重165克（珠滴除外），该凤冠由于不用金属体做框架，所以不如李妃凤冠保存得好。
金凤钗一对。共重38克。凤为立体飞翔姿态，以金叶锤压而成。通长15、凤长7.5。最宽处4.5厘米。两器共嵌宝石二十二颗。
观音乘凤钗一件。重80克。凤作展翅高飞状，尾部镶嵌观音金佛像一尊，佛高4厘米，跏跌于莲花座上，头戴佛冠，肩披霞帔，手捧仙草一枝，脑后有背光一轮，在佛像背面利用凤尾的周边做成火馅七束，各镶嵌宝石一颗。钗脚扁平尖直，凤长9、最宽处8、通长12.5厘米。
飞凤穿花金钗一件。重39克。以扁金丝编织成唐藻纹为地纹，用极细的金丝编镂成飞凤，凤上及头前满饰花朵，并镶嵌宝石二十二颗。凤宽2.7、长2、通长18.7厘米。
龙凤呈祥金钗一件。重53克。底层以金叶镂雕成缠枝纹，又以两片金叶雕刻呈双龙戏珠状，珠系一颗大珍珠用金丝交叉固定，前端雕有三朵花卉，花间缀小金凤一只，组成龙凤呈祥的图案。钗脚呈凸弧形，切面呈新月形。通长15厘米。
云凤鬓花金钗一对。共重115克。以扁体金丝编绕成的唐藻绞为地纹，其外形似一朵霞云。在云朵上镶嵌浮雕式的飞凤一只，凤体以盘叶雕刻而成。而在风的周围嵌各色。宝石十一颗，两体合计宝石二十二颗。宽7.5，通长15.5厘米。
双龙献福寿鬓花金钗一对。共重105克。金器以极细的金丝编绕成双层。背面编成团龙，正面中部绕戍一十篆宁，一钗为“福”字、一钗为“寿”字，字中嵌宝石一颗，字的两侧有升天双龙戏珠图样，珠为红宝石。龙下衬五朵祥云，每朵云中嵌宝石一颗，以中间的一颗最大，宝石呈椭圆体，最大径1.5厘米。两件共嵌红绿宝石十四颗。钗足扁平向上伸直。鬓花长7、宽5.5，通长17厘米。
蝶恋花金钗三件。造型和制法均相同，一件略大，另两件为一对，共重190克。用金丝编绕成的唐藻纹为地纹，平面呈鸭蛋形。其上有对飞蝴蝶两只，蝶周围有六出花瓣十一朵，每朵花蕊和蝶背上各镶嵌宝石一颗。长径8.5、宽5、通长13.5厘米。
金发箍一作。与玉佛共重140克。底板以4.5厘米宽金叶镂雕呈朵云状，两端备有宽紧结扎带。九块金叶锤压成九座神龛镶嵌在底板上。龛内镶嵌玉雕佛像一尊，金器共镶嵌红宝石二十七颗。正中一尊神像略大，手拄拐杖，挂须胸前，应为“寿星”，余者八尊略小，其造像神态似为“八仙”。玉佛用羊脂玉雕。全器长21、高4.5、厚1.56厘米。
金帽檐一件，珠串除外重38克。用金板锤击而成，形如新月，弧面上为浮雕式的缠枝牡丹花图案，弧端有结扎带孔，在弧外沿孔穿挂十串珍珠，每串长6.6厘米许。弧长16.2、宽1.4、厚0.2厘米。
凤头金钗二件，共重15克，凤头用金叶锤压合成，并在二条波折状的扁体金丝上嵌宝石三颗，以代凤体和尾部。平放高2.2、通长17.5厘米。
龙头金钗二件，共重40克，头部有喇叭形的两耳和弯曲的双角，额上嵌有宝石一颗。
玉坠金耳坏一对，嵌以珍珠和宝石，共重27克。
金簪三对，共重82克。其中一对簪顶呈螺旋形，脚为圆锥状，通长12.3厘米。脚上刻铭“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十月内造玖成色金五钱重”。另两对簪顶呈梅花形，圆锥足，一对长为14厘米。另一对为7.5厘米。
玉带二副，出土时围于死者的腰部，以二十块羊脂庸面玉连缀成，形制与李氏玉带相同。另一副以十六块碧青玉连缀成，形状有长方形、瓜形，桃形和吊兰形四种，玉面浮雕牡丹并描金，背面均有两对或三对斜形时穿孔，便于缀在衬带上，出土时包在绢内，排列位置不明。
玉圭一件。与李氏棺出土物相同，无锦套。
玉佩二副。出土时每副一包，由珩瑁。璜、冲牙、玉鱼、坠手和玉滴等十二块玉编成，上连金构，井相间缀玉珠三百五十二粒。金钩长7.5厘米，钩内刻有“银作局嘉靖元年六月内造金五钱”另一副相同。两钩共重37克，每副玉佩之饰件从造型到图案纹样均与益端王墓彭妃棺内所出物相同，因彭妃棺内的佩饰件出土时已散乱，曾误认为两副。
玉饰二件，青玉，形似辣椒，顶部有孔包金叶三瓣，金丝穿过金叶挠扎内，金丝上端有小圆环。另有圆茄形五饰四件。其色泽和制法均与玉相同。
折扇二把，扇骨竹质，为绵纸扇面黑地描金画。扇顶面宽55、高31厘米。扇骨涂金，用金铆钉。主骨透雕。一把为龙戏珠纹，一把为凤穿云纹。龙纹扇与朱氏棺内出土物相同。
龙泉瓷盘一件。釉邑青碧莹润，圈足内底露红胎，胎质厚重。斜壁。平折沿。盘内底为模印贴花窗棂纹，内壁和口沿上则为刻划牵枝卷叶纹。口径35.7、平沿宽2.5、底径18、高6.5厘米。
铜镜二面。均为仿制，制造较粗糙。一为仿唐代海兽葡萄纹镜，直径13.8厘米。另一件为仿汉代四蒂叶纹镜，直径19.7厘米。
圹志三方，俱为白矾石质，志石分阴阳两面，阳面为篆盖，阴面为志文，边缘俱阴刻云龙纹图案，三方志石的厚度相等，益宣王志石为1.00×0.93×0.17米；李、孙二妃的志石俱为0.90×0.90×0.17米。表面字迹均有不同程度的剥蚀，其中孙妃的圹志剥蚀更为严重。
四、关于墓主和益王府
（一）朱翊鈏，号潢南，自称潢南逝人，明宪宗之玄孙，益恭王厚炫长孙，益昭王长子。万历五年嗣位益王，谥号宜，称益宜王，《明史》有传。据墓志所载，朱翊鈏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元妃李氏英姑生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死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死时仍为崇仁王长孙夫人，于万历九年（1581年）追封为益王妃。继妃孙氏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死于万历十年（1582年），子九人，长为益世子常（即益敬王）。据圹志记载，益世孙由校，即益定王由本，后为避皇太孙讳，而改赐为由本。
（二）墓内所出土的冠服饰物俱为益王和王妃生前所穿戴的朝服、礼服和燕居常服，其样式和装饰图案均符合明史有关宗室诸王和王妃定制的记载。如王妃的礼服为九鸾两金凤冠，衣用织金及绣云霞风纹而不用龙纹，其制与皇妃，贵嫔，太子（东宫）妃的服饰相同。这些冠服和佩饰，有一部分是由皇宫赏赐的，如刻有“银作局”等字样的金钗、金簪、金钩和墨书有“西洋布”字样的白细布等。宫廷凡逢喜庆日子都要赏赐宗室，如嘉靖二十八年生皇子赏赐亲王的清单中就有“白西洋布十疋、高丽布六疋……”等。另一部分金器刻有“益国内典宝所”，有的铜镜上铸有“益国主命内典服张敬”以及有“典服所”等字样，这些器物则是益府自己制造的。
（三）益宣王朱翊鈏墓是江西南城县境内继益端王朱祐槟，益庄王朱厚烨两墓发掘之后清理的第三座益藩王墓。从明弘治八年（1495）朱祐槟就藩建昌府，传至朱翊鈏，益府已在建昌地区统治了一百零八年。
墓中出土的大量珍贵金银器，玉器，瓷器，服饰，织绣物，反映了明代统治者的奢靡生活，也显示了当时手工艺发展的高度水平，以及烧瓷，织绣方面的杰出技艺。
（执笔者：刘林、余家栋、许智范。原文题为：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婦合葬墓發掘簡報，原載《文物》1982年第八期。）
明益王朱祐槟墓
1972年1月下旬，江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南城县红湖公社红岭大队外源村北发掘了明代益王朱祐槟夫妇合葬墓，出土二百余件文物，为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一批参考资料，现将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一）墓地外况
外源村位于县之东南，距城十七公里，南至洪门车站一公里。村庄座落在山谷小盆地东南方，村北有一高山，名曰金华山。这里山势高峻，山之南麓有一小丘陵。丘陵南端为一小山包，墓地坐落在呈“交椅”形状的山窝里，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的小山包是他们的陵寝，陵寝周围的山墙长25丈，宽15丈，陵寝正前方远处有一条蜿蜒的小溪。站在现在通往洪门的公路下面，就可以看见其非凡的气势。在山下水田路边，发现许多琉璃瓦片，从遗迹观察，似为亭殿遗址。再往南约一百米处，依次有用红石雕成的文史、武将、马、狮、望柱及汉白玉碑各一对。碑额雕刻双龙抢珠，碑身高522、宽111、厚35厘米。左碑因早年倾倒，风雨侵蚀，不见碑文，右碑刻有嘉靖十八，十九年赐祭朱祐右槟夫妇的“御祭文”。
在上述小丘陵东西两侧各有一支脉向南延伸，形如双手合抱。在两支脉内侧发现了墙基瓦片，应是当年坟地的围墙。围墙范围之内，约有水田六七十亩，这和明代“亲王茔地五十亩”的规定大体相符合。根据《南城县志》记载，这一带原葬有许多民坟，自从朱祐槟圈地造坟之后，就不许老百姓在这里埋葬，也不许进山砍柴，并且圈占1159亩良田作为护坟地。朱祐槟不但生前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就是死后也还要霸占大片山林良田，建坟筑殿。封建统治阶级侵吞土地鱼肉乡民的狰狞面目，由此可见一斑。
（二）墓宫结构
该墓建于石山之中。造墓时，先将石山凿开，用红条石做墙基，然后以38×21.1×8，及43×20×10厘米的素面青砖结砌，墓顶上再填封土，厚达122-200厘米。
墓为券棚式，分前后二室，设二道石门，全长820厘米，平面呈“凸”字形。墓门方向为正东南。墓内墙壁经过磨洗，光滑平整，胶缝石灰细如一线，平直工整，甚为美观。石门和棺台雕刻精工，说明当时造墓工人具有很高的建筑水平。
墓门前有一墓道，长492、宽310厘米自东南向西北倾斜至墓门口，南端比北端高55厘米。地面铺垫一层厚为39—68厘米的黄土。
墓门为券拱形，内空宽162、深112、高212厘米，门上以青砖卷墙砌六层成墙。每两层之间砌横箍一道，合为六卷七箍。七箍之上平铺一层，两边砌眠砖与之相齐成为羽墙。门卷厚122厘米，中塞三道青砖封门墙，墙后即为插扳式石门。以两块宽178、高119、厚9.5厘米红石板插于墓门两边的石槽中，石槽顶上再压一块千斤石。门卷地面及门槛全用红条石铺砌。
石门后为前室，深121、宽162、高212厘米。仰顶为卷棚式，墓底铺以长条红麻石，室内空无一物。
前室后为二门，门之上下左右各以条石构成门框。门为双扉枢轴式。各以宽92、高211厘米的素面红石板构成。铺首以原石凿成17×15×5厘米的狮首，口含铜环。双扉靠轴一边厚12、靠铺首一边厚7厘米。两扉门关闭时不紧合，缝隙宽约2厘米。门缝北面有一长40、宽14厘米的石栓插于门槛后石槽中，与历次发掘的帝王陵墓不同。
开二门为后室，高297、宽362、长520厘米，仰顶亦为卷棚式。墓底铺以32×32厘米的方砖。左右两壁各有一高62、宽80、深38厘米的壁龛，龛内各放有小木箱子4个，已腐朽一空，墓室后壁亦有二壁龛，龛高110、宽102、深30厘米，各放置一副圹志。左右墓壁在第28、29两层砖上各刻画三个卦象。后壁及二门门框上面，在同一水平地方各刻画一个卦象，均填以朱砂。乾卦在西北，巽卦在东南，与墓向一致。后室正中为一红石棺台。高60、宽233、长266厘米。台之四侧有闾柱的须弥座，并雕刻有莲瓣图案。台面铺以方酵，砖上置有垫石三行。左右两行各有五块20×20×7的方石，中间一行为五块44×21×7长方形石块。垫石上捆置两具红漆棺木，左为朱祐槟，右为彭氏。棺台前空地上放置100个陶仪仗俑，分六行排列，上面积满汗土。
棺台东边15厘米处有一石座子，高68，宽54、长54厘米。座上置一红漆木匣，匣上有锁，匣已朽烂；只剩漆皮，保持匣子形状。内置一谥册，册为木质，上有阴文，烫以金粉。因腐蚀严重，仅能辨认个别字句，中有“谥曰端……工部造”等字，故知为朱祐槟死后呈室追悼的谥文。
二具棺柩均已腐朽，只剩一层红漆皮保持棺木外形。彭棺长210、宽03-89、高71厘米。朱棺长210、宽86-92，高93厘米。彭棺棺盖已塌陷，盖上置一肃面铜镜。朱棺盖上写有“大明益端王”五个白字，二尸俱为直肢仰身葬，头向均与墓门方向相反。由于彭氏先死两年，停棺别处再迁葬，因此骸骨腐朽更为严重，棺内器物位置也略有扰动、损失。
（三）出土器物
该墓器物除一对金长簪一副玉带出自朱祐槟棺内，陶俑放在棺台前以外，均出自彭氏棺内。
1、金凤钗一对。凤高10.5、钗脚高12.5厘米，钗脚切面为扁形，上宽下狭，背款“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内造玖成色金贰两外焊贰分”。凤的姿势，一俯一仰，俯者状极虔敬，仰者意态昂然。头部以金叶制成，略如花生形状。以尖部向前，尖端下曲开裂成嘴，似鹦鹉嘴面短，尖部上面以绳状金丝盘曲如嘲蝶结，是为毛冠。脑后有水草形二片高出头顶，以代肉冠。又以绳状全丝缕缕向上下左右回卷如须，以代劲鬣。颈部向后深回，胸部圃鼓。胸前两旁以金丝按螺旋方式绕成一小圆饼，然后以余下的金丝紧密地绕成蛇行曲线的劲羽二片，笔直向上。颈、胸、腹、腿等部分的外表全用细如发丝的金钱割成长鳞形的羽毛，排列整齐。背上二翅羽如刀形，上长下短。翅下另有如西番草的毛羽数茎，圆转流畅及于尾都。尾羽很长，从体后同旋向上面前，及于头部，成为金凤主要部分之一，脚胫用绳状金丝缠绕而成，脚趾有力地抓于上大下小的云形体上，云形体尾尖向后，用大小金丝编组而成，纤纤如缕。云形体下为钗足。钗足上端转为粗圆形金丝，自云形体下穿入其内。全器纤细秀丽，巧夺天工，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它显示了明初我国金银工艺的高度水平。
这对金凤钗和1958年发掘的朱祐槟长子朱厚烨墓中万氏棺内出土的金凤钗完全一样，而且均是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出品，出土时插在凤冠之上。可能是皇宫内作为亲王纳妃采礼之用。有一件凤脚小腿部发现修理过的痕迹，当为生前使用时损坏的缘故。
2、金钿花16件。用绳形金丝绕成六瓣花彤，最宽处为1.7厘米。原为凤冠上饰物，凤冠腐烂只剩下这些金钿花及一些珍珠。
3、金簪3对。一对出于朱祐槟头部，呈圆钉形状，通长7.8厘米。二对出于彭氏头上。一对簪花为梅花形，脚切面为圆形，通长7.6厘米。另一对簪头为伞形，脚切面亦为圆形，通长11.2厘米。脚款：“银作局弘治六年十月内造金五钱。”
4、金挖耳1件。首部为圆勺形，脚部为圆钉形，通长8厘米。
5、金耳环1对。上部以径粗0.2厘米金丝扭成“2”字形，下部以细金丝扭成五边形。五边形顶端用金丝绕一旋形小圆饼两边各饰一朵五瓣花形的绿宝石。下边金丝绕成“X”形，从现象观察，上面应有饰物，但已朽腐，通高9.3厘米。
6、金鬓花1对。正面呈云状纹，背面素平。有一脚向上直伸。云纹正中镶红、蓝宝石一枚，通长13.9厘米。7、金扣花分为三种。（1）大扣花2副，每副由两只蝴蝶组成采花图案。雌的头部饰六瓣花形一朵，每瓣镶一宝石。雄的头部镶宝石一颗，扣合的成为花蕊。蝶身及前后翅膀上共镶宝石五颗。通长7.9、宽3.4厘米。（2）中扣花7副半，呈蝴蝶采菊花图案。雄者头部镶一宝石，蝶身各镶一宝石。通长5、宽2.2厘米。（3）小金扣6副半，亦呈蝶恋花形状，但不镶宝石。长2.3、宽1厘米。另有小金扣一件，呈圆球形，有钮，径0.7厘米。
8、金香囊1件，以金叶二片外锤压成半椭圆球状，有如倒置的心脏，球面楼刻飞凤图案。囊上有钩，钩上刻缠枝纹。通长15.8、宽7.8、厚5厘米。
9、金片4件，形如磐，中镂空呈栏杆形状，为缀带上的饰物，宽4.4，高2.6厘米。
10、玉佩2副，一副为叶形玉片和菱形玉块组成，另一副为玉片和玉珠组成，玉片上阴刻云凤图案，玉珩上有长7.5厘米的金钩，钩内阴刻“银作局弘治六年十月内造金伍钱”等字，复原后，通长74.5厘米。其形制与《明史》及《三才图绘》上诸王冠服图所载近似。
11、玉饰22件。其中玉绶花1件，镂刻宝相花坟，宽7、厚0.3厘米；玉人2件，长6.4、厚1.8厘米；玉羊2件，最宽处7.2，厚0.8厘米；玉鱼2件，长7.1，厚0.7厘米；玉泥鳅1件，长1.2，头高2厘米；玉鸳鸯4件，长3.1、高1.6，厚0.8厘米；小玉鱼4件，长3.1，高12，厚0.8厘米；玉坠珠6件；2件为辣椒形，通高4、径1.5厘米；4件为圆茄形，通高2.8，径1.6厘米。顶部俱缀以金叶。
12、玉带1副，白羊脂玉。素面无纹，出土时环列于朱祐槟腰部，共20块。宽俱为4.8（只有正面中间一块为4.9）厘米，厚均为0.65厘米，长度为6.9（5块）、8（2块）、6（1块）、6.55（2块），2.2（2块），1.95（2块）厘米。心形6块，宽4.6，长4.9厘米。13、玉圭1件，色呈豆青。出于彭氏头部左侧，宽5.1、自尖至底边长15.2，厚0，8厘米，两面均刻五行圆泡，即所谓“以聘女”之谷圭。
14、铜镜1件。径15.6厘米，圆纽，只有六道凸弦绞，出土时置于彭氏棺盖上。
15、铜钱30枚，除4枚为“永乐通宝”外，俱为“宜德通宝”。出土时散置棺台和后室地面。
16、谥册1件，置于后室棺台东边15厘米处的石座上之红漆小木箱里。箱高26.5，宽3.5、长35.7厘米，木质已朽，只剩漆皮保持箱形，箱上加铜锁。箱中另有一涂金小木匣，亦朽烂。匣中藏谥册，册为木质，上阴刻溢文，烫以金粉。因腐朽，仅能辨认：“……者殁必有谥，爵以贵其身，谥以表其行……善循理，早著贤…福寿之兼备…眷念亲……溢曰端…克歆……日工部造”等字。据《南城县志》卷9所载，此溢册全文应为：
“制曰：朕先王之典。生有爵者，殁必有谥。爵以贵其身，谥以表其行。此古不易之常道也。叔父益王，乐善循理，早著贤誉。宜福寿之兼备，以光重于藩邦。乃疾痰庚婴，药石弗效，倏闻长逝，痛闻长逝，痛何可言！眷念亲贤，宜申册命。兹特谥曰：端，灵爽不昧，庶克歆承。日工部造。”
17、圹志2副：皆用皤石制成（朱志略呈青灰色，彭志较白）。每副2块，篆盖，志文各一，相对合并，外套以铁箍二道。朱志每块76.5×76.2×17.5厘米，彭志76.1×76.3×10.7厘米，篆盖，志文四周均无花坟图案。
18、陶仪仗俑110件：用灰色陶土模制加工而成，肩部以下用模子压印成中空的筒状，然后刻划衣纹束带，并乘湿将手弯曲成各种姿态，头部多为手制，再用漆调石灰作黏合剂插在肩上。窑烧后再加彩，脸部涂白粉，再绘以眉须眼目，口唇涂朱，衣服亦多施朱红，出土时多褪蚀。这批仪仗俑分六行排列于棺台前面的地上。按其身份大致可分为骑马乐俑、仪仗俑、吏俑、男女乐队俑，轿夫俑，男女侍俑等六种，
①骑马乐俑10件。通高23厘米，戴尖顶圆帽，穿长衣，束带，着靴。其中六件一手上举平肩，一手搁置大腿上。另两件为一手平肩，一手及于腰部。手上均有所持，因腐朽不明器形，另一件两手置于肚前，似为打小锣者。另一件两手拱于口前，鼓腮努嘴，应为吹唢呐者。
②仪仗俑27件。通高21.1厘米，俱身穿长袍，束带。其中头戴无梁黑冠双手拱于胸前者16件，头戴五梁冠双手拱于胸前者2件，头戴风帽者5件其中2件为一手平胸，一手扶带，其余三件均拱手胸前。头戴老人巾者4件，均一手平胸，一手扶带。以上各俑手中皆有圆洞，原插有本质器具，因俱腐朽，不明器形。推之当为亲王仪仗规定的骨朵、立瓜、旗刀戟之类。
③吏俑14件。通高25.2厘米4件，其余高21.1厘米。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袍，束带，胸背绘有翔风、卧虎等补服图察，袖手拱于胸前。其中有二件面部雕刻五络长须，老态龙钟，似为王府左右长史之职。其余应是王府长史司中的官吏僚属之类。
④男女乐队俑30件，通高20.2厘米。其中女乐俑12件，头梳云髻。身穿短衣，下着长裙。手中乐器多腐蚀，仅能辨认琵琶、三弦、洞萧、拍扳、小鼓数种。男乐俑18件。其中六件为鼓手，头戴红色尖顶圆帽，身穿长衫，束带，四人胸前挂一扁鼓，双手执槌作敲打状。二人一手执小板鼓，一手执鼓槌。鼓上均绘有梅花图案；其余12件，头戴平顶帽，帽前着一花朵，身穿长袍，腰间束带，手执琵琶、洞箫、拍扳等乐器。
⑤轿夫俑16件，通高20.1厘米，头戴风帽。身穿长衣，腰间束带。八人合抬一轿，一手扶杠。一手垂于身侧。另八人一手扶杠，一手扶带。轿系木质，出土时已腐烂。
⑥男女侍俑13件。男侍7件，2件高21.3厘米，头戴乌纱帽，身穿长袍，束带，双手捧水罐。5件高20厘米，戴尖顶圆帽，长衣，束带，双手中执物已佚。女侍6件，云髻，长衣，束带，双手拱于胸前，器物已佚，通高20厘米。
明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镇压人民反抗，用榨取来的人民血汗，豢养了一批仪仗侍卫，走狗爪牙，出门时前呼后拥，一唱百诺，借以壮胆，用以吓人。即所谓“明制度示等威”“慎出入远危疑”。因此亲王和亲王妃的仪仗就多达112人。上述110个陶俑就是朱祐槟生前拥有众多奴仆、炫耀封建淫威的反映，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色厉内荏，虚张声势，害怕人民的纸老虎本质。就艺术价值而言，这批陶俑的主要成就在于人物性格的刻划，雕塑者仅以简单的线条表现了衣纹折痕，但对人物的脸部却是精雕细刻，力求准确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因而110个陶俑或耸肩哈腰，或挺胸凸肚，或温文尔雅，或骄横跋扈，不但老少胖瘦各不相同，神情风貌也是因人而异。刀笔纯熟刚劲，线条简洁流畅，反映了明代雕塑工艺的高度水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个男侍俑形象：上身前倾，下腹微收，右手握拳，左手拂袖，浓眉暴眼，气势汹汹，雕塑者用简炼而又夸张的刀笔把一个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地主走狗的形象，刻划得维妙维肖，不但显示了雕塑者具有高度艺术概括能力和雕塑技巧，而且也表现了饱受朱祐槟蹂躏的雕塑工人对地主阶级强烈的阶级仇恨。
（四）关于墓主
明代，江西境内共有三藩。南昌一带是宁献王朱权系统的势力范围。鄱阳湖一带是淮靖王朱瞻墺系统的势力范围，南城一带则是益端王朱祐槟系统的势力范围，其中益王一系延续到清初才覆灭，统治江西一百四十几年。明代江西人民除了要受当地的官府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外，还要受这三大藩王的直接榨取，苦难格外深重。因此研究三藩在江西的罪恶统治是研究明代江西阶级斗争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益王朱祐槟墓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批资料。
朱祐槟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六代孙，宪宗皇帝第四子，生于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九岁（成化二十三年）被封为益王，十七岁（弘治八年）就国江西建昌府，死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统治建昌府达四十二年之久。
朱祐槟是一个骑在江西人民头上贪婪残暴的统治者。“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朱祐槟仗着皇室淫威，凭借这些封建特权，肆无忌惮地压榨广大贫苦农民。据《南城县志》记载：当时南城一带农民的负担是极为沉重的。他们每年除了缴纳田赋（秋粮、夏税）课程（商税、茶税，盐钞，门摊）等奇捐重税外，还要献纳茶芽、鹇鸡、野鸡、活兔、羽毛、杂皮、蜜饯、冬笋、腌腊、药材、弓箭弦、红铜、黑铅、棕蘑等物，称之为职贡。此外还要服繁重的徭役（正役、均徭、驿传、民兵，谓之四差。）“奸臂猾里，放富差贫，名为均徭，不均实甚。”这些劳动人民的血汗多半是用来满足王府庞大统治机构穷奢极欲的，林俊在《论宁府用琉璃硫》中曾提到：“益府宫殿蚁蠹，益殿下见移东寝……修盖之安，约三万余两。”当时南城县每年的田赋是24719两8钱。也就是说南城县农民一年缴纳的赋还不够益府修一次房子。因此连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江西赋税苛杂、徭役繁重，乃是王府残酷剥削的结果。“江西自弘治以来（朱祐槟就是弘治八年到江西来的）赋役渐繁” 、“三藩盘建江省肆米供繁，此赋额渐加之由也。”、“迨宗藩日盛，而役益增。”以致“江西公私匮竭，人民滋困。”朱祐槟是一个疯狂榨取农民血汗的大地主。按照明代规定，亲王占有土地十万亩，加上郡主的土地以及他们子孙的坟地和护坟地，朱祐槟一家所占的土地总数在十七万亩以上，这些土地的租税全部归益府收入充作禄米。朱祐槟家族对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横征巧取进行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租额之高，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当时官府租税以谷折钱的标准是“每谷五石，作银一两”，但是“江西各王府收受禄米，每石用银一两陆柒钱（较官定标准高八倍）”，并且这样高的租额，在灾荒年月也毫不减免，因此“小民田苦：要行禁冶，……但王府地方司府等官既畏惧而不能阻违，巡抚巡按亦推避而不肯究治”，广大农民在这种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铤而走险，拿起扁担锄头进行武装反抗了。
朱祐槟又是一个残暴屠杀农民、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建昌府的贫苦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仅在朱祐槟盘踞江西四十二年之间，就前仆后继，先后爆发了十一次农民起义，攻打广昌、南丰、南城等县，活捉击毙四个知县，消灭大量反动官兵。“地方震动，亲藩惊恐”，沉重地打击了明代封建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显示了中国人民酷爱自由勇于革命的英雄本色。朱祐槟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调动了大量反动军队，疯狂反扑，残酷地镇压农民，实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政策。仅南城一县，在朱祐槟统治期间，人口就由173782人减少到154465人。
朱祐右槟还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大骗子。他为了掩盖其屠杀人民的血腥罪行，麻痹人民的斗志，搞些小恩小惠，故意装模作样地“每日一素食，以清神思”，“精制丸散，每给赐以活人”，甚至连临死之际也要骗人，假惺惺地“命不藏金玉，嚣用惟陶瓦而已”。于是他儿子朱厚烨就大肆标榜，肉麻地吹捧他“裁省浮费，一遵俭约，禁兵卫毋夺于市，戒校官舞虐于民……居常不事浮夸，巾服浣至再，性不嗜酒，膳不兼昧”。封建史学家也跟着学舌，美化他；“性俭约，巾服瀚至再，日一素食，好书史，爱民重士，无所侵扰。”（《明史·益王传》）。竟然把一个荒淫残暴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乔扮成“爱民重士，无所侵扰”的救世主！现在，朱祐槟墓被打开了，人们发现墓中埋葬的尽是金玉，器用并无陶瓦。朱家设下的历史骗局被揭穿了，被颠倒的历史终于复原过来。
（执笔：陈文华，原题为《江西明益王朱祐檳墓發掘報告》，原载《文物》1973年第三期）
明益庄王墓文物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1958年9月26日至10月12日，为配合洪门水库工程，发掘了明代朱厚烨（益庄王）及妻（妃）王氏、万氏的墓。这座墓在南城县洪门镇长塘村北面约二百米的小山上。墓门外有砖彻封门墙（即金刚墙）四道。在第二道墙顶有女陶俑五个，第三道墙顶又有陶俑三十多个。大多数陶俑或骑马，吹号，或敲锣，击鼓，姿态活泼。墓门及墓室都用青砖砌成券拱。门墙厚如城门，用三道砖墙堵塞。墓门为插板式，用很厚的红麻石板自上插下。前室深15，宽18米，内置大瓮六口，瓮内有石灰，木炭末及零星玉器，料器。瓮外另有小陶箱、陶桌及龙床，宝座之类。二门为枢转式，也用石柱及砖墙堵塞。门上有墨迹文字，说明此墓之内，除葬朱厚烨及王氏外，尚有“更敛易棺”迁葬而来的朱厚烨继妃万氏的棺木在内，这一点是过去文献上所未记载的，二门后面，用大石柱二根作“自来石”斜撑，与大门同样都是极其坚固的。
朱厚烨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卒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葬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元妃王氏卒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继妃万氏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陵墓面对黎滩河，原来的陵寝山墙长25丈，宽10丈，气势不凡。墓前有“享殿”遗址，神道直达黎滩河边，两旁依次排列文武翁仲，石狮、神道石柱等石雕。
二门内为后室，在二门背后，陶俑成群，计有轿夫、男侍、女侍、乐队等类。乐队并有文武男女之列。或弹琵琶，或拨月琴以及笙、鼓、了。女侍或抱水壶，或捧脂粉盒，或持脸盆，或持手巾，总计全墓出土陶俑达二百零二个，很明显地反映出封建统治者生前的享乐生活。东西两墙，各有壁龛，内放着锡明器及瓷器，计有五供，灯台、杯盘、铜钱、瓷器等。
后室正中为石殿（即棺台），殿上四周又砌砖墙，墙内石灰堆积如山，朱厚烨夫妇的棺木就放在石灰堆内。正中朱厚烨棺木和东边的王氏棺木均已腐朽。朱厚烨棺内随葬品较少，仅有玉带、金钱、金钗、瓷盘、铜镜等物。王氏棺内有金凰、金笄花、金钱、金钗、金带钩、玉带牌等物。万氏棺在西边。棺木较完整。棺内随葬品最多。其中除与王氏棺内相同的随葬品外，尚有小金冠一顶，金丝制的宫殿九件及带扣、手绳、玉片、料珠，共计金玉器二百五十五件。为当时江西出土文物所罕见。其中金丝编织镶嵌宝石的金冠和金丝秀阁的金钗是稀世珍宝，有许多器物可以与北京定陵的出土器物媲美，这些出土文物现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江西省博物馆收藏。
这顶小金冠完全用细如头发的金丝制成，中镶宝石，光彩灿烂透明，工艺之精，与定陵出土的金冠无二。至于金丝制的宫殿，在一、二方寸的范围之内，以金片、金丝制成层楼高阁一栋或二栋、三栋，外绕树木，内设宫殿、仙庄、白鹤、男女人象，大不及稻米而神态栩然，是出土文物中少见的精品。此外如凰钗，手镯之类也都细致无比。根据二门上墨迹及塘志，朱厚烨于明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下葬于此，王氏也在此时迁葬，万氏系于万历十九年正月初五日迁葬于此。
（原文题：江西南城明益莊王墓出土文物，摘自《文物》1959年第一期）
境内的其他古墓葬：
益恭王朱厚炫陵墓第三代益恭王朱厚炫（王系第三代，人系第二代，他是端王朱祐槟的次子，庄王朱厚烨的弟弟。）陵墓是与王妃黄氏、章氏的合葬墓地，位于洪门镇庄上村的资圣山，这里四周翠峰耸立，一湾碧水环抱，有“五马团槽”之势。是所有益王墓地唯一仍然保存有文武翁仲、石马、石狮、神道石柱（华表）的陵墓。陵寝山墙长25丈，宽25丈，虽然山墙早已经不存在了，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一米左右厚实的山墙墙基础和“享殿”的遗迹。1930年陵寝被住在南城的河南会馆李慕金等人盗挖，现在看见的陵寝是一个巨大的土坑。当年砌陵墓二三十斤重一块的“王砖”在村庄里面随处可见。
益昭王朱载增陵墓第四代益昭王朱载增的陵墓在岳口游家巷的女冠山七宝窠，是与王妃章氏、郑氏的合葬墓。墓地正南面临盱江，背靠大山，以围墙为边界，与宣王、敬王陵墓神形相依，规模宏大，昭王朱载增陵寝的山墙长50丈宽30丈，早已被废，有“享殿”遗迹。“文革”期间陵墓被盗。
益敬王朱常〓陵墓第六代益敬王朱常〓陵墓在岳口游家巷的女冠山九龙窠，是与王妃颜氏、王氏的合葬墓，原陵寝的山墙长40丈宽30丈，早已被废。
益定王朱由木陵墓第七代益定王朱由木陵墓在岳口游家巷的女冠山蛇形窠，是与王妃王氏、黄氏的合葬墓，原陵寝的山墙长50丈宽30丈，前至门前江边，早已被废。墓地封土高3米，陵寝正南盱江自东向西流过，陵寝左右有两条长形小山顺地势向南延伸，原来的围墙基础清晰可见。益定王墓是由青砖砌成的三椁室，中间是益定王，左为王妃黄氏，右为次妃王氏。益定王墓出土的文物有许多都是国宝级的器物，尤其是那件高15厘米，直径3厘米的玉香笼，堪称稀世珍宝。
益先王朱慈炱陵墓第八代益先王朱慈炱陵墓在洪门水库大坝旁边的二仙山，第二代益庄王朱厚烨墓的旁边。明王朝灭亡之后，南城的益藩王族尚未溃散。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益先王朱慈炱在建昌知府王域和广大江西乡绅的支持下，在建昌起兵反清，招募勇士八九千人。由于朱慈炱不知道兵事，用人不当，再加上南昌的另一支宗室暗中与清军勾结，清军迅速南下，七月，建昌府沦陷。他先是逃往福建，后再逃到广州，次年就在广州去世。是家仆阉人李翔千辛万苦把他运回南城，草草安葬，所以他的陵墓极其简单，当然也就没有多少随葬品了。南城的许多地方资料都称他为“益末王”，大概是认为他是南城益王中最后一个“王”的意思，不会是亲王自己或朝廷帮他取了一个这么不吉利的名字。《益藩朱氏宗谱》中把他称为“先王”，这里也就这样称呼他吧。
邓思瓘墓邓思罐，唐天师，号紫阳，隐于麻姑山。初，习道麻姑山，后为豫章郡南境道教主，号紫阳真人。开元初，应玄宗诏入大同殿炼丹。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死于长安，次年归葬麻姑山。此墓毁于1969年。
李威墓李威曾于唐中宗嗣圣年间任工部尚书。墓葬坐落在睦安麻畲村西南寒牛山。高0.9米，宽2米，纵长3.45米。麻石封盖墓顶，周围砌有麻石护塘。墓向坐西南朝东北。
陈氏六娘墓墓址在李坊营庙下山斜坡下。1965年发掘。出土地契载明墓主人陈氏六娘，年78岁，死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出土文物有：米黄色釉皈依瓷瓶，影青釉瓷托盘、碗，黄褐釉瓷壶等共7件。青石地契1块，上饰浮云纹，长42厘米，宽38.5厘米，厚7.5厘米，现存省博物馆。
罗耕隐墓墓址在磁圭东面将军拔剑山。罗耕隐，字大矩，磁圭人。明学者罗玘的祖父，死后朝廷赠吏部侍郎。墓葬规模较大两旁砌有麻石护墓围墙，前有麻石阶梯。墓宽2.18米，高1.8米，墓顶盖有圆形盘石两块。墓向坐东朝西，墓碑三方，云头雕有石龙石凤。现完整无损。
王萱夫妇合葬墓在沙洲临坊。王萱，明南城临坊人，封奉政大夫。墓向坐东朝西，砌有护墓围墙，呈太师椅形。现完整无损。
黄赞画官敬所妣傅氏墓在沙洲黄狮潮洲艾家山下。基宽3米，高1.4米。碑铭“明故督府黄赞画官敬所妣傅氏墓”。右刻“万历二十一年立”。前竖石人石马，栩栩如生。
黎民范夫妇墓坐落年万坊钟家岭村东面。黎民范，字竹轩，南城池溪人，曾任云南按察使，卒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墓前立有石狮望柱1对，高3米。望柱东侧竖有1块，载有民范夫妇生平。
三朝砖石砌城墙
南城建县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江西省18个建县历史最早的县治之一。县治在汉、晋、唐时期几经变更，至北宋元丰八年（1085），定为现址。有关城垣，县志最早记载的是，唐乾符三年（876年）建筑县城，城区东跨盱江至天井源，西至门楼岭，周长13里，称罗城。
南城古城垣再次发展的时期是在宋元丰八年（1085年），当时的建昌军知军事郑炎组织修筑了南城的新城墙，以盱江为天然护城河，以罗城为基础向西北扩建。新城墙的规模东至盱江西岸，西至建昌大道，北至五金厂，南至水文站，“开四门，东曰武胜门，西曰仪凤门，南曰通会门，北曰朝京门，为江西诸邑之冠”。今天保存下来的南城古城垣的建筑史便始于其时。
古人修筑城墙，主要是为军事防御而建，因此，历代的战争都以攻占城池为重点。南城是建昌军（府）和县治所在地，“扼五岭之咽喉，控三吴之襟带”，是江西战略重镇之一。所以，历代战祸所及，它都是主要的攻击目标，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然而，每当战事结束，当局又都会进行修缮，最晚的一次全面整修是在光绪十年（1884），现存的城砖上，“光绪”字样仍然清晰可见。
元朝至正12年，陈友谅率部攻城；元至正21年朱元璋又率部攻城，两次攻城，城垣均受创伤。
明弘治八年（1495年），益王朱祐槟就瀋南城，古城垣又一次迎来了修复重建之时机，这便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明代古砖石的痕迹。
进入清代后，南城古城垣多次遭遇战乱，清顺治二年，清兵攻城。康熙13年（1074年）耿精忠叛清，率十万部队下南城，部队驻从姑山、二圣山，连营十里县城。太守许贞仅率千众守建昌府，以少敌众，坚守孤城，结果大败耿军，但古城垣也因此受到重创。
咸丰六年（1853年）以后，太平军曾多次攻打南城，同治三年，太平军曾攻克县城，我们今天看见的光绪二年的青砖，便是古城垣受损后修复时加补上去的。
民国时期，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南城地域的多个战场多有争锋，古城垣上累累弹痕便是见证。
古城垣最底层的是有着宋代标识的红石和青砖。在保护较好古城垣身上，你能看到有明显的第二层标识，那就是有明代特征的砖石，砖石上烧制着明代年号及砖窑主人的姓名。古城垣的第三层众多的青砖上镌刻着“光绪二年”的字号。这就是说，南城古城垣是一座有着宋、明、清三代砖石明显标识的古城墙。这在我市城垣内绝无仅有的，在全省也很少见到。
新世纪到来以后，廖坊水库工程加快了建设步伐，这一造福抚州人民的水利工程，致使处于上游的南城县城的防洪体系面临一个重大的革新问题，南城古城垣的去留也成为工程技术人员、文物保护专家争论的一个话题。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03年，南城县人大常委会经过审议，批准了拆除大部分古城垣，修建新的防洪体系的决议，至此，与南城民众相伴1000多年的古城垣就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所幸的是，位于南城县江西酒厂附近的一小段古城垣由于地理位置的外移，尚能够保存下来，今后，人们还能在这里一睹古城垣的风采。
南城城址的变迁
南城东联福建，南下广东，为古代东南要冲，“扼五岭之咽喉，控三吴之襟带”，为“披甲胄的必经，用兵者所必得”之地。早在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开始建县时，人们就在这武夷山西麓的丘陵地带垒石筑城，至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两千多年来，城址多次变迁。据《淳熙志》记载：当时南城县境地范围很大，县治设在可封乡三十九都石下（原硝石街河对岸，今洪门水库内），以石山横绕为城，城池周迥约二里，横江一带则为县前，上营，下营，这就是南城最早的城址。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盱水黎河交汇处附近（今光塔村榻埠街）出现了一座石垒砖砌规模巨大的新城堡，当时称为“新南城”。
唐乾符中（公元876年），县治固圯于水患，城池又从榻埠街再迁地跨盱水，黎河两岸（今天井沅附近），西至门楼岭（今西街上石巷口），周围达十三里，盱水穿城而过，把城堡划为东西两半，水上以浮桥（后垒石为墩，架木为桥）连系。
宋神宗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因廖恩起兵占据福建邵武，建昌太守从有利防守出发，敛东而展西，将东半城（今河东天井沅一带）弃于东门之外，盱水作为天然护城河，依城而过，西边则扩展数百丈，利用“西湖”西岸高峻的磨盘山顺势圈筑城墙，原来的“四湖”（已淤为田，再垦为地，后称“老沏坪”，今盱江大道中段），便纳入城内了，依稀城北界近湖桥，城南界近麻桥（两桥附近尚留有当年的护城河痕依稀可辨）。周围已缩为九里三十步。
明代，南城是朱元璋后代荆王，益王的封地。因此，南城这座城堡的建筑更为坚致，有别于一般县城，为东南各地所少见。明王朝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的“业基”，又征集建昌府属几个县的民伕工匠、开山凿石，垒窑烧砖，在历朝旧基上增高加厚，东边患江流齿岸，虑及城基，叠石堤之。西、南、北恐其不固，则加砌特制“王砖”。城墙高为二丈五尺，厚一丈九尺，基广达二丈九尺。西边的城墙因是新建，为了加强防守，特在西偏北和西偏南高处加筑“耳城”两台。又在西门城外门口，加建“子城”一座，呈正方形，长宽均数十丈，是城外之城，大城外的小城。要进城，须先经“子城”，再进西城。东、南、北三处城门，每门设两重。第一重门两扇合开，铁片裹护，第二重门叫“闸旦门”，在拱城内壁两侧有深宽均尺余的闸槽，上备闸木，一旦军情紧急，闸门分层顺槽放下，第一重门被攻破，第二重闸门仍可抵挡。
南城不仅城外有城墙，而且城内也有城，即内城，俗称“王城”。内城内又有内城，是明益藩王的宫城。内城在城内偏西南处，占据整个天一山，是全城最高的地方。王城非常坚固，城墙用巨石垒基，巨石之间有石灰灌注，凝为整体，进内城可沿二大岭（南大岭、西大岭），三小岭（南小岭、西小岭、将军岭）拾级而上，岭上原有城门，护兵勇卫。宫城则占据南部，呈长方形，坐北朝南。正门在今粮食局直属仓库后边。宫城内主要建筑有太殿，宫室（今实小范围内）。宫城的城墙一律用特制“王砖”垒砌，厚实坚固。
清代，除将宫城内的建筑改作“文庙”，内城城墙也逐渐毁弃外，对县城的城墙则精心经营，着意修缮，更为坚实。
到了民国，城墙修补少，坍塌多，北、西、南城壕亦渐淤塞，日寇侵扰南城时，县城付诸一炬，城倾墙倒，零落破败，已非当年面目。
解放后，由于各项基本建设迅猛发展，县城建设已突破过去城圈束缚。一座新型的新县城已在这古老的旧城址上新生了。
（陈国章）
“五马攒槽”汾水村
南城县新丰镇汾水村，距县城24公里，是县南部的一个丘陵地区。四面环山，形似“五马攒槽”。环山之水聚成两条小溪，穿过村中，汇于屋后，曲折西流盱江。当你走进汾水村，映入你眼帘的是一幢幢高大的青砖灰瓦房，造型各异的门楣，素底黑字的大石匾，雕刻着各种图案、花纹的墙壁、窗棂、柱石。当你脚踏着用红色条石铺就的地面，走过一条又一条深邃的小巷，你可否知道这个村已有八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据《东山潘氏宗谱》记载，汾水村开基于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汾水潘氏的始祖是北宋工部尚书潘仁照的曾孙潘千一。也许是因为金兵南侵，潘千一夫妇为避难，于南宋初年迁徒到南城三十一都东山汾水岭长圹路口（即现在的汾水桔园），不久即迁入现址。全村以石基头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立东南西北四关，皆有大路与外相通，东通上唐圩，南至南丰西坪圩，西抵里塔圩，北达新丰街。
明清两代是汾水历史上最繁荣兴旺的时期，当时是“千烟之村”、有“东潘西罗”之说。（“西罗”，指盱江西岸的磁圭罗家，时为南城望族）。究其原因，是经商促进了汾水的繁荣，也促使了汾水科举、仕宦的昌盛。
相传在明代初年，汾水商团在某商埠经商，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几年之间，用赚回的钱一口气建造了十八幢高大砖瓦房。汾水现在的建筑格局就是那时定下的基调，保存到现在的明代建筑还有十七八幢。经商的成功也促使了科举、仕宦的昌盛。从万历至崇祯短短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就有10余人考上贡士、举人，在外为官。他们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汾水的“读书人”。从顺治至嘉庆年间，有6人考中举人，3人考中进土，至于贡士、贡生不可胜数。潘岐生、潘翘生为两兄弟，潘安礼为潘岐生嫡孙，于是出现了祖孙兄弟同登科的喜剧场面，一时传为佳话。清代大学士的孙家淦赠金匾“祖孙兄弟科甲”，高悬在“潘氏家庙”内。
汾水村保留下来的祠堂庙宇多为明代建筑。“潘氏家庙”（即大祠堂）建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萧公殿”建于万历戊子（1588），“金龙殿”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玄帝殿”建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上殿福神祠”建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宫殿”建于崇祯十七年（1644），“尚书殿”重建于万历元年（1573）。此外，还有“同振堂”、“濠上书房”、“文昌阁”、“社祠”及各公房祠堂七座。潘氏家庙正面最前沿是篱笆式朱漆木板墙，高约2米，中间有一总门，上面高悬着巨幅横匾，“潘氏家庙”四个大字金光闪闪。右边也悬挂一大匾，书曰“鸿博榜眼”。左边的大匾书曰“翰林”。总门之后才是正门，三开间，六扇门板大小相同，高约4米，宽2米。每扇门都绘有彩色金刚画像，勇武威严。厅堂左右墙壁上立着四块高2.2米、宽1.6米的大木匾，分别雕刻着“忠”、“孝”、“康”、“节”四字。木匾的上头层层迭迭悬挂了108块各类匾额，或红底金字，或红底黑字，皆阴刻，四边刻有花纹。匾额内容为四大类：一类是为考中科举而立，如“奉政大夫”、“祖孙兄弟科甲”、“世光仕籍”、“进士”、“文元”、“文魁”、“解元”、“翰林内院”、“翰林都谏”等；一类是为隐士，耆老立，如“玉蕴山辉”、“西江高士”、“淳厚可风”、“名世真儒”、“仁寿高风”、“奉文持公”等；一类是为庆寿而立，如“德寿双辉”、“南极星辉”、“四皓遐龄”、“艺林双鹤”、“百有一岁”、“尔寿而康”等；一类是为表彰贞节立。如“嘉惠永贞”、“励节金贞”、“金石同坚”、“劲节长龄”、“百岁坚贞”、“贤节流芳”、“贞孝济美”等。
汾水村现保留下来的明代住宅约十余幢，较为高大且有门额的有“明经拔俊”、“庆宁第”、“观天尚”、“龙门拱秀”、“大夫第”等。清代住宅虽多一些，但除“奎光世映”外，其余不及明代的高大。
“明经拔俊”大屋是一幢一进两层建筑，这是汾水村古代的“最高学府”。大门开在右边，门楣高大雄伟，门额石匾，有“明经拔俊”四字，两旁刻有小字，右边为“巡按监察御史任春元书”，左边为“建昌府儒学贡士潘如立，万历元年夏四月上浣吉日”大门左侧，正门与厢房之间有一小巷通往隔壁的书院，书院另有大门，面对小巷。大门显然在民国时改建过，门额刻写着“培英山房”，门有一联，“培根由小学，英物起东山”（“东山”乃汾水别称）。
“观天尚”为两进两层大屋，门楣上方用青砖和雕花砖砌成门楼式，大门对面是一堵照壁。照壁长约16米，高约9米，下部用条石砌成高约1.5米的须弥座，上部用青砖和水磨方砖砌成四柱三面式照壁，整个照壁流畅大方，朴素雅致，简直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奎光世映”建于清初，是汾水保存至今最高大雄伟的民宅建筑。它座西向东，临街，面宽约16米，纵深约40米，四面砖墙高广。
汾水四周多石山，采石方便，所以明清两代的建筑物，大量使用条石。每堵墙壁墙基上面先用条石砌60—100厘米高，上面再砌迭砖，大门及神龛也是用巨大的条石砌成，美观而坚固。纵横交错的巷道也以红色条石铺设，从而形成汾水民居的一大特色。有的房屋倒塌了，四块门头石依然屹立不动。（潘建华）
尧坊村“船形古屋”
从京福高速公路南城县城东约12公里段的一高处向西眺望，你会看见一个古色古香的房屋隐约进入眼帘，这就是南城县天井源乡尧坊村“船形古屋”。“船形古屋”依山傍水而建，占地面积约10亩，房屋高6米以上，砖木结构，一进三厅，每厅三层，共108间。
爬到船屋西面的山坡上俯视船屋，你会发现它完全不像一座宅院，分明是一艘完整的大船。不仅整个船屋的形状像船，船头、船尾、船仓、甲板等这些大船才有的特征在船屋上也一应俱全。由上而下观望，这一约200多米长的巨大船形建筑，整座古屋似逆水东南方向航行的旗舰。
180年前，该村的宁姓叔侄在福建做盐生意发了大财，衣锦还乡后便在家乡大兴土木。据说，为了兴建这座船屋，宁姓盐商差人用推车推了十几车加了官印的现银来，可见船屋的造价不菲。为了建造这座房子，房主可谓煞费苦心，就连铺设地面的青石都是从几十公里的地方用船远道运输而来。
船屋建造时间约在清道光、咸丰年之间。历时四年才完工，共动用了几百名工匠。关于船屋的建造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船屋的建造过程中，叔叔和侄子家的两个主厅同时动工，但工程进度却不一样，原因是比较娴熟的工匠都去叔叔那边去干活，留在侄子这边的多是那边工匠的徒弟。看到房子建造的进展不如人意，侄子就对在跟前的工匠抱怨：“不要你们这些徒子徒孙，你们都去那边干活吧。”谁知侄子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到后来却应验到自己的家族上，侄子这一支后来人丁稀少，有人猜测正是侄子说了这句不该说的话把自己的后代都赶到叔叔那边去了。与侄子这边相反，叔叔那边的却是人丁兴旺，甚至还有人中了举人。
船屋总共有主厅、书房、厨房、粮仓、后花园五部分组成，除了地面采用青石以外，船屋采用砖木结构。房子共有两个主厅，分别由叔叔家和侄子家居住。在每个主厅中有两个天井，把主厅分隔成上中下三厅。在上厅有8个房间，中厅有8个房间，下厅有4个房间，在两个天井左右还有厢房若干间。
在船屋中总共有两个书房，南面的书房用来做私塾，北面的书房是主人读书休息的地方。看来房子的主人不是一般的乡下土财主，非常注重读书育人，很希望家族能够成为书香门第；这从主厅门的“大夫第”的题字上就可见一斑。房主的后人还算争气，在光绪甲午年间宁家曾有人中了举人，为了标榜炫耀，还在院子里立了两块上马石。
船屋的粮仓建在尾部，粮仓的墙很高，很有气势。由高大的粮仓可看出宁家曾经在周边富家一方，囤积着很多粮食，甚至在饥荒年头，也会有很多余粮。粮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放粮食，下层供长工居住。整个粮仓的高度很高，设计者便巧妙地在二层靠近山坡的地方开了个仓门，正好和外面的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样就能很容易地把粮食运进来，节省不少人力物力。
为了使船屋具备防火功能，设计者把叔侄两家的厨房都集中地放在一起，并在厨房的四面建起高出厨房很多的防火墙。一旦厨房起火，火势也只能在防火墙内自生自灭，不会蔓延到其他地方去。听船屋的住户讲，在十几年前厨房起过一次大火，在这次火灾中厨房全部被烧毁，正是由于防火墙的存在，船屋的其他部分才能在这场大火中幸免于难。在船屋的前后左三方还有三个水塘，用于救火，类似故宫外面的大水缸。
走进船屋内，仿佛置身古代建筑艺术的殿堂之中。飞檐翘角、雕廊画柱，船屋的每一处折射出古代建筑的工艺和艺术水平。同时，船屋的设计水平也很高，融入了现代科学和古代建筑师的智慧。船屋中的每个房间都是相通的，整个建筑只要用一把锁就可以了。船屋内所有砌干墙的砖块均由田泥包裹小卵石特制，隔温性能良好，冬暖夏凉。砖墙用糯米饭掺和石灰垒砌，坚固无比。内墙经多道工序粉刷，据说，当年若以脸面揩拭，都会觉得滑润无比。
尧坊村里拥有不计其数的古井。据村族谱记载，该村中间的“升记”古井，为元末明初时开掘，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村里还有“宁记”、“饶记”等200余年历史古井10余个，其水清冽甘甜，至今村民还在饮用。村里还有古树100余棵，这中间以古樟为最多，1000年以上的就有6棵。该村的后山有一棵千年古樟，据考证已有1300多年的树龄，古樟高30余米，树冠覆盖面积占1亩多地，树根部围需10余人才能环抱。最惊奇的是，古樟远观是一棵完整的树，近看却是一分为二，古樟内部空心，可容纳五六个人。
深山废都磁圭村
磁圭，居临川、宜黄、南丰、南城交界处，今属南城县株良镇管辖。明代著名诗人、文学家李东阳在《复古亭记》中对磁圭的位置是这样描述的：“北阻芙蓉峰又北为临川，西厄连珠峰又西为宜黄，南连军峰属于南丰之境，东荆灵峰北迤，中通一径达于南城，四达之会也”。整个磁圭村四周翠峰怀抱着一块开阔的谷地，一条清溪（磁圭河）自西而东婉蜒流过。人们依照山势走向、形态归纳为五景：麒麟狮象、狮子滚球、双龙抱珠、五马团槽、将军插剑，形态逼真，钟灵毓秀，好一块风水宝地。南城旧县志记载：“磁龟者，有石伏于溪心，若龟焉。人以其磁石也，故名。”明代罗玘致仕后觉“龟”字不雅，更为“圭”，于是磁圭一名沿用至今。
磁圭，历史悠久，至今已逾一千一百余年。早在唐光启二年（886），罗氏三十二世孙罗袍（字德称，溢号文庄）始迁居于此，据载，罗袍任侍御史，因直言进谏，屡遭奸臣嫉恨，担心有旦夕祸患，于是携九妻十四子隐居临川安宁里，有一天因事来到南城，行至磁圭，见地境偏僻，地势高峻，为隐居的理想之地，遂奠基建舍迁此。自此，罗氏子孙在这里世代繁衍，人丁兴旺。当然，后世罗氏子孙也有外迁现象，如迁往本县的株良祥岗（罗英出生地），天井源的罗坊（罗汝芳出生地）等地。唐宋以来，磁圭号称磁圭市（市是指市场），盛产山珍，尤其是有一种优质的贡米“麻姑米”，原产地就在磁圭。磁圭还有别名红米坵村，这个红米坵与当年进贡皇帝吃的麻姑米有联系。据传，麻姑米在进贡前全用红篾箩装运到这里，挑夫在这里歇歇脚，堆米成坵而得名。“街延四里，屠肆至七十只，市列两廊，雨无张盖行者，亭台楼观拟城邑”。“吏部选除赍县令牒者尝一日至二十余”，“户至千四百，屠肆至七十，楼观相望，弦歌之声不绝。”（同治版南城县志卷九之三）。《茶陵州志》也有记载：“唐宋元人烟辏聚，市延四里，屠肆七十二。”磁圭之盛可见一斑。当时，人们把街景美称为石岭歌舞，楼前丹桂、阁上书灯、花园迭翠、龙门浪苑、台上唱戏、官街夜鼓、龟石波停、塔岭晨钟、莲塘并蒂等十景。可惜，到了元朝，整个磁圭毁于兵火，“蓁莽丛积，虎豹行于道，杳绝人迹”。
明代永乐年间，罗氏四十九世孙罗中（字大矩，号耕隐），率众罗氏子孙，历时近二十年，披荆斩棘，兴复磁圭。后来村人罗玘显贵，又对村庄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于是磁圭又现昔日繁荣景象，“土著者，侨寓者、贩商者、旅游者源源相续”，各类建筑也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如驻骖馆、寅宾堂、椰书楼、迎月楼、解元坊、圭峰书院、济川楼、龙门桥、迎恩亭……“凡衢皆镶以砖石，凡坊楼皆涂以丹黛，虽稍复其旧而实有旧所未备者焉”。人们用“千檐滴水、万柱落地”来形容这里地方之大，房屋建筑之奇特，景象之繁荣。《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自西而东，夹溪而宅，甚富，皆罗氏也。”历代名人游历磁圭留下的诗文，古县志里也有不少。
磁圭村明清古建筑主要有“悟轩”、“环山草堂”、“大夫第”等。古宅里的木雕、砖雕、石雕工艺精美，木雕以镂空浮雕为多，内容形式丰富，除了传统的吉祥花卉图案之外，还有很多吉祥如意的动物，如黄鸟、玄蛇、貔貅、夔牛、鹿、鹤等等，还有用象形图案组合的“福”、“寿”、“康”、“宁”木雕，堪称雕刻之民间奇迹。
尚书里门楼“辑瑞”的建造颇有些特色，全木结构，八字门头，檐为两层，上层有三小层用木头架构成的复杂的雕花装饰，顶部飞檐有龙的木雕。牌楼上方有上书“辑瑞”两个大字的匾额，旁边还有康熙丁丑年的字样，如此算来，这匾额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清代建筑“悟轩”曾是红三军团指挥部。“悟轩”，本来多用于书斋的名称，却用来命名了一座两进的大住宅，说明了此村的学风浓厚，崇尚理学的风气可见一斑。门旁的对联是“溪水环如带，云山屹作屏”，四周的大山并没有被当地村民视为阻挡他们出行的障碍，反而被他们看作是保护他们的屏障，他们居住在此处的心安理得的悠闲心态显而易见了。走进去一看，里面还有一栋保存较好的古代建筑——“环山草堂”，门楣下的石花是双层的镂空雕饰，外墙的上面一个个的砖石椽头非常有特色，那椽头上也雕饰成了鸟头的样子。大门的上面，镶钳着一组石雕，尤如连环画一般，应该是记述了一个什么故事了，可惜看不清楚。
走在麻石铺就的村街上，仍可见许多这样的古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可惜的是，许多古建筑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已永难再现。据村里一些老人回忆，他们曾见过金碧辉煌、造型雄伟的古建筑，看过红砖碧瓦、黛色合抱的大柱子，摸过张开大口、威武雄壮的大狮子。除了明、清时代的建筑，还有那古建筑里20多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标语，“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反对国民党禁止士兵抗日！”……这些标语大部分书写在村中的大宅屋上，字体端庄秀气，每个字约高60多公分，属巨幅标语，落款为红三军团，书写年代为1933年前后。还可以看到文革时期张贴的毛主席语录，还有最新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建设新农村”等宣传标语，历史的每一步，都在这里可以看到足迹，走在磁圭村，仿佛进入了一个时光隧道，从古代一直走到今天。（罗伽禄）
“源头活水”在南城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南宋理学家、诗人朱熹的一首名诗，这首诗有理有趣、寓意深刻，是诗中之珍品。然而，后人对朱熹这首诗写于何地颇有争议，但据《南城县志》记载，此诗应是朱熹寓居南城时写于上唐镇源头村。
源头村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村中居民以吴姓为主。自宋以来，吴氏人才辈出。据南城县志介绍，宋淳熙年间，源头东坪有一对吴氏兄弟，兄名伸，字子直，弟名伦，字子常。吴伸把儿子吴振送到朱熹门下当学生，从其游。在《朱熹文集》中存有朱子与吴振信两封。淳熙五年（1194年），吴伸兄弟二人响应朝廷号召，建立了义仓，储积粮食，后将自家粮食四千斛以赈困难村民。朱熹对此善举十分钦佩，尽管“病力不能文”，但“嘉其意不忍拒”，欣然为其作记——《建昌南城县吴氏义仓记》。朱熹写完记后，周必大（官至宰相）还为之写了跋。
吴氏兄弟建了义仓后，又花巨资建起了规模较大的书楼，藏书数千册，以此会朋友、教子弟，朱熹特地为之题写了“书楼”二字。楼之下是读书堂，堂之前是小阁，阁之下为和丰堂，堂旁又有两个小阁，左边陆象山题名为“南窗”，右边谢昌国题名为“北窗”，堂则取名为“荣木轩”，荣木轩三字为朱熹所题。作为吴氏兄弟的朋友——陆游（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还为他们作了《吴氏义仓书楼诗文后 》。吴氏义仓书楼还为朱熹画了像，朱熹看了画像后自题小诗一首：“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凉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篇。”诗写成后，朱熹又为小诗写跋：“南城吴氏义仓书楼为予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年二月八日沧州病叟朱熹仲晦父。”
据《南城县志》记载，朱熹为避韩胄之祸，与门人黄干等往来于黎川、南丰、南城之间讲学。朱熹在吴伸兄弟那儿曾讲学数日，四方学子闻风而来。村中有一方水塘，讲学之余，朱熹常沿溪观赏村中美景，他被小溪流水、池塘倒影、远山黛色深深吸引。有一日，他诗兴大作，一挥而就写下了《读书有感》这首名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子们争相传诵。这首《观书有感》后来成为朱熹的一首代表作。
据村民介绍，此村原不叫源头村，而叫蛤蟆村，吴氏兄弟据朱熹此诗将村子更名为源头村，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今天。
村子东北方向200米稻田之中有一廊桥，名叫活水亭桥，横跨于活水小渠之上。宋建清修。为抚州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桥全长27.7米，宽4.6米，高4.9米，有三拱两墩。斑驳之中，爬满青苔、树藤，长着一簇簇翠绿的灌木，把桥孔遮去半边。桥身均用青麻石砌成，桥面用红石条横铺。桥上建有木结构长廊，雕梁画栋，甚是精美，屋顶飞龙高翘，直指蓝天。桥栏杆石面栏板上，雕刻有栩栩如生的缠枝卷草云纹。整个古桥保存完好。当时朱熹一时兴奋，要来笔墨，题写“活水亭桥”相赠，吴氏兄弟当即也刻成木匾挂在桥头廊首。这块桥匾毁于“文革”时期。活水亭桥传流至今八百余年，上世纪三十年代，源头还曾称过“活水乡”。
朱熹题书楼十多年后的嘉定三年（1210），陆游也慕名造访，吴氏兄弟建社仓和书楼的义举得到陆游的高度评价，他在《吴氏书楼记》中写道：“天下之事，有合于理而可为者，有虽合于理而不可得为之者。……吴氏兄弟，为社仓以惠其乡，为书楼以善其家，皆其力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谋谟于朝者，皆如吴君自力而不愧”，“岂不贤哉”！陆游希望全社会都能象吴氏兄弟一样，乐善义举，我们这个社会不就十分美好吗？
时人吴伯宗有诗云：“吴氏东坪好社仓，楼前更有读书堂。欲知当代传家意，看取濂溪志学章。”
“十记十号”上唐镇
上唐镇是我县古镇之一，已有一千多年的建村史。古代村落以刘家塘为中心环塘而建，后逐步向外围扩展，特别是清代李氏“十记十号”的建设，使上唐圩的建设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民初，围绕“十记十号”增建的房舍形成纵错往复的街巷，成为南城县特有的乡镇圩集格局。较大民宅一般都有三进、四进或五进，砖库墙，整石门头镶嵌上各式花样的砖雕、石雕，富丽堂皇。出于对“风水”考虐，几乎所有屋宅大门都不直接对外，除有“照壁外”，还增建“勒马”门头，使得宅高院深，形成了特有的赣东古建筑风格。
上唐民宅当以李家“十记十号”著名，十记有祥记、和记、瑞记、义记、景记、观记、詹记、元记、垂记、达记。现在保存得最好的有义记、和记、詹记、瑞记等五栋。保存得一般的有元记、景记、垂记三栋。建设得最好的是祥记，至于达记，五十年前就名存实亡了。十号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五号了：那就是长春号、佑发号、济化号、广丰号和元发号。佑发号最大，有并列的两栋，保存较完整的一栋有厅堂五进。其次是长春号，有老长春号（又名“漱六山房”），院内原有假石山、花圃和金鱼缸，早已荡然无存。新长春号也已破旧。广丰号也称观记，一栋房子，两个名称。祥记建筑得最好，规模也最大。总门用琉璃瓦镶嵌，进去便是大门，大门是用广西运来的石料雕刻而成。大门横额为：“李梧冈公祠”，有石刻门联一副，上联是：“启后有基，仓庾书楼环左右”；下联是：“承先不远，龙门鹿洞溯芳徵”。大门进去是四根大石柱的接官亭，两边是花厅，镶嵌名人字画。大门对面的照墙是用巨幅青砖雕组成。大门的左边是李氏藏书楼，书楼名叫“棣华书屋”，藏书数万册。清朝大臣曾国藩到上唐，曾到过祥记棣华书屋。《曾国藩日记》载：清咸丰八年（1818年）十二月初四日，“早饭毕，至南城东乡上塘圩地方李家，观所藏书籍。李氏兄弟四人，长名甲芸，号翰芗。三甲英，号佩香。次已死，四外出。其父白手起家，富冠通邑，甲芸买书约数万卷，乱后不毁于贼，亦可喜也”。“登其楼，观所藏书，吾邑尚无此巨室耳。”当晚曾国藩住在李家，第二天一早他继续浏览李家藏书，对棣华书屋赞不绝口，并书写对联两幅送给李氏兄弟。
李氏大宅和李氏书楼的主人叫李祥辉，在广东做茶叶生意，发达后建造了这栋上唐最富丽堂皇的祥记屋宅。在抗日战争年代，名闻全省的江西心远中学由南昌迁移到上唐，校本部的办公室、图书馆就设在古雅宽敞的祥记大屋内。身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熊育锡校长就住在祥记。心远中学有高中、初中二十几个班，许多著名的学者、教师都来到心远中学任教。心远中学在上唐办了六年，培养了一大批人材。
1949年5月南城解放，为了解决居民的粮食供应问题，解放军派人接收国民党的粮仓、粮库。祥记大屋内本来就有几十间仓库，而且保存得很好。因此就征用“祥记”改建为上唐粮库。后随着上唐粮管所的不断扩建，“祥记”也就不见踪影了，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过去了的记忆。
鸟瞰上唐古街，新老建筑穿插其间，有的宗祠已改建为民居。只有一个个气度不凡，装饰着精美石雕、砖雕的门楼和牌坊，依然昂首挺立。走进古宅，最惹眼的是屋内精美的匾额楹联、雕刻绘画。粗大的木柱支撑着大厦，就连柱礅也是由木头制成，足显主人的豪富与奢华。目前，镇里确定了36栋古宅进行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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