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吴自强的故事
我和老校长吴自强
张溥
我和南昌一中老校长吴自强先生有地缘的亲近，他的家乡黄铁弯和我的家乡龙骨渡，相距不过四十华里，远在五十七年前，我从家乡到县城上小学，在路过秋溪的大路边，我听到几个老乡在聊天，“前面那个黄铁湾，出了个吴自强，留学东洋，他的父亲是个光着脚丫拾牛粪的泥腿子。”我下意识地看那隔田相望的村庄，幻想着泥腿子和留学生之间的神秘空间，我家世代务农，祖祖辈辈肩挑扁担，还认不出那是个十字。要是自己能象这位留学生，哪怕是念上中学，也就算有出息了。一个不见其人的名字，给我童年带来一种憧憬，这是我一生中幼稚的启蒙。
1939年暑假，我去崇仁县城报考南昌一中（当时南昌一中第二次迁到崇仁），在校门前一荷花塘畔，同学们正玩得高兴，突然有人说了一声吴校长，只见一位身材不高、头顶草帽、戴着近视镜的人，缓步走来，这就是我三年前听到的新闻人物。我躲在人群中打量他。除了那眼镜那草帽略感新奇之外，其他穿着打扮，丝毫也显示不出留学生气派。我从传奇般的神秘中回归到现实，一下子缩短了我和他的距离，原来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相信我这个农家子弟是能够和他亲近的。
一个月以后，我进了新迁到广昌驿前的南昌一中。因水土不服，大腿上长瘤，不得已休学回家。在离校的小街上，我和吴校长不期而遇。他看了看我的大腿，轻声地说了一句：“你真的要走？”我点点头，他补充一句：“也好，治好了再来。”我望着他那不无忧郁的脸，不知是因为难过，还是由于感动，我眼睛酸溜溜的。这是我和老校长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他那两句话象个谜，让我我思忖了几十年。学校从崇仁初迁驿前，一个校长要管的事太多了，我办休学手续并没有经过他，他怎么知道我这个新学生要走呢？1942年秋，我重新考进南昌一中读高中。三年的学习，我和同学们一样，不可能和老校长有什么过多的特殊的接触。我接受他的教育和影响，主要不在课堂，而是由于他的治学精神和人格力量。他把自己一生孜孜以求的教书育人赤诚和爱心化为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充溢在整个校园，和大家吃一样的糙米饭，剃一样的和尚头，穿一样的粗布衣，这是他的感染力；身体力行“公勇勤俭”的校训，每周同唱一次校歌：“天下为公先无我，忠勇卫国始自强；勤有功，戏无益；俭为美，奢则荒。”这也是他的感染力；他早起催同学起床，深夜给同学盖被，从不间断，这还是他的感染力。……离开学校以后，他把这种感染力延伸到我们家庭。通过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书信，让我们继续接受他的滋润教化。中国有句老话：“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那种以传授知识为己任的“经师”世间何止千万，而既有精湛学识，又教人怎样做人的“人师”，却不可多得。老校长就是一个既教书又育人的“人师”。有人说，华罗庚的道德形象是“人梯”，苏步青的道德形象是“老骥”。老校长能不能有个道德形象？我以为，贵州的一中校友送给他九十华诞的寿屏中的四个大字“爱国育人”，就是他的道德形象。
高中毕业前，为了留个纪念，我请老校长做两件事：一是给我家写一幅对联；二是给我写一点临别赠言。一是星期天的下午，我伏在教室外的栏杆上，看他挥笔走墨写了一幅又一幅。突然他抬头冲我问了一句：“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原来他正为我家写的对联落款呢！这真使我惊讶不已。我自信当时不动声色，行动诡秘，怎么让他发现我在楼上偷看，这又是一个耐人思忖的谜。后来我听不少有关老校长过目不忘的故事，下面这一个就很有戏剧性：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余潜九（原名云龙），和我同时考进南昌一中，在白水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到国立十九中。一次他在太和街头和老校长邂逅相逢，他问：“你还认识我吗？”老校长回答很风趣：“怎么不认识，你不是会吹笛子、拉二胡吗？”余潜九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一下子解开我上面说到的两个谜。我发现老校长有一双明亮透彻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看到老校长的心灵——他的心灵充满了对学生的爱。他把爱心全扑在学生身上，不管是在校内还是校外，我们都在他的视线和爱抚之中。他对学生那种过目不忘的记忆，不是他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他那爱心所迸发出的智慧之花。想起他对我的临别赠言，总让我感觉这点发现有些过迟。他给我的临别赠言，引用《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和《战国策·秦》“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两句。说实话，很长时间我只把它当作一般礼节性的应酬话，看成老生常谈。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他那双慧眼的力量，相信他当时早已看出我性格上的某些薄弱环节，他的赠言决非无的放矢。我这辈子所从事的工作，很时髦，也很有学问。我不笨不懒，一年到头象只陀螺，“抓中心”、“赶任务”就象一条鞭子，不断地抽我转，可惜我忙忙碌碌，浅尝辄止，到如今落得个学无专长、业无专功，成了什么也治不了的“万金油”。如果我能牢记他的谆谆嘱咐，学习他那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我也许会更有出息一些。
走出南昌一中的以后几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在重新认识自己，老校长身经五个朝代，饱经风霜，他由衷地赞美新社会，极其严谨而审慎地对待自己。1982年6月，他给我来信说：“我是1901年《辛丑条约》那年生的，我在青年时尝用‘生偕国耻与俱来，行健自强原所怀’的诗句鞭策自己前进，可惜我走了五十年之弯路，梦想走‘教育救国’之路。解放后才知道错了。正如你在旧一中同学录的回忆录所写的。我前半生阻碍了社会之发展，好在后半生我找到真理。我决心将功赎罪，过好社会主义关。”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很快又来信补充：“不是你在回忆录中谈到我前半生阻碍了历史的发展，是我在抄写你的文章后我自己提出的。看了抄件，这是我1949年4月5日给一中校刊的文章：《-中教育之路一以赤膊鬼和兔子屎作例》。这篇文章怎么引起老校长那么深沉的感慨？我反复寻找，最后估计是和如下文字有关：
“十几年来的一中教育，如果真的把学生变成十足的‘兔子屎’，确属为社会制造了不少守法的人。守法的人在治世是需要的，但一当社会必须改革时，若仍抱守那‘不合’的法不放，那末守法者不但无功无德，反而成了反动的奴才。这影响，教育者不是没有责任的。”如此泛泛之论的一方豆腐块，竟使老校长珍藏了三十四年并且引以为鉴，足见他对己要求之严，不甘落后。
人们常说，教师是双手托着太阳上升的人，是把一批批后来人送上美好前程而自己却留在原地者。就职业而论，老校长永执教鞭留在原地；就人而论，他并非留在原地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但从他给我的大量书信、诗文、著作来看，从他捐款给地方及教育福利事业、关心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等等事迹来看，我看到他向着太阳、勇往直前的坚实脚步。。《团结报》、《文摘报》转载他的《精神文明守则》，《福建日报》头版刊登他的先进事迹，外加编者按，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我看到他心灵的闪闪发光。
1985年春节，我应龙溪乡的邀请，回老家过年，闻知老校长要从广州去南昌，我匆匆赶去和他见面。二十多年不见，太想念他了。那天南昌一中的校友们欢聚在江西大学大膳厅，恭候他的到来。他一下车，一眼就望见我，连声呼唤着我的名字。已经是85岁的老人了，还是那么步履轻盈，还是那么一双明亮的眼睛。我没有想到，在这次欢欣的聚会中，接受到老校长给我上的一堂生活课。
事情发生在江大一中校友宴请的餐桌上。我给老校长碗里夹水饺，不小心掉了一只在餐桌上，我毫不介意地给他补夹了一只。老先生呢喃片刻，随即夹起掉在桌上的水饺，放进自己碗里，一连说了两个“可惜、可惜”。我脸上发烧，心里一颤，陡然想起老校长喝稀饭的故事：一中初迁奉新，一天早餐时发现稀饭里有一只老鼠，全膳厅一阵哗然，老校长一声不吭，走向饭桶，用铁勺捞出老鼠，然后满满装上一碗，回到饭桌吃开了。同学们一个个看着他，纷纷扬扬端起了饭碗。一场不列入教学大纲的课程，就这样静悄悄的结束了。眼前餐桌上这一幕，连声的“可惜、可惜”，就象最叫响台词，使我振聋发溃。我这一生也算是从艰苦奋斗过来的，近几年来吃宴请的次数多了，吃大了眼界，不知不觉就小看了那只水饺，我心里不禁叫苦，可惜呀可惜。是我洋气了，够派呢；还是老校长太土气太寒酸了？难道精神上最富有是我而不是老校长吗？
如果说我上面絮叨的只是演绎着我和老校长之间的故事，那末，1991年在南昌和老校长的欢聚，我象是读着一首美妙的诗。
那是在江西工业大学吴道光同学家里。客厅里坐满了南昌一中老同学。大家都是儿孙绕膝的白发老人，今天却返老还童，孩子似的围坐在老校长身边。每个人都在挑选最精炼的语言，和他谈过去的奇闻轶趣，说现在的爽心乐事。他不停地点头，不停地答话，满屋子的欢声笑语，温馨的氛围使人陶醉。我坐在老校长对面，发现他今天笑得特别开心。一张合不拢的嘴，一双甜眯眯的眼睛，顾盼留连地亲昵着每一个人，就象个极有魅力的艺术家，在欣赏玩味着一部部作品。不错，我们这些学生，都好象是他曾经参与创作过的作品。今天，有的人成了一篇小说。满含着人生的悲观离合，酸甜苦辣，情节跌宕有致；有的人成为一首诗，阳关三叠，或豪放或婉约，节奏铿锵而意象深远。我从老同学的谈吐中，听到了不少共同语言：“我这一生，所以能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这是向老校长学的。”……大家身上都有他传给的东西，眼前这位九十岁高龄的瘦小老人，一下子变得超乎形体的高大。他的世界外延大大地向外扩展，扩展到大江南北，扩展到海峡两岸。
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贡献。老校长的价值，按眼下的热门观点，不能把它物化为商品，直接算出它的经济效益。但他用赤诚和爱心所培养了一批批学生，难道这不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效益？人生有限，宇宙无边，一个人相当渺小。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果他在事业上做出了一番成绩，使许多人念念不忘，长久的记在心里，这不仅是他的荣誉，也是对他辛勤劳动的尊重。
（作者系宁夏电视台编委。摘自《临川文史》第一辑总第十二辑）
心系国难身付后昆——忆吴自强老校长在白水
符瑜
1942年，我幸运地考入设在白水的南昌一中初中。战时的南昌一中，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布置战时教育环境，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公勇勤俭”的校训、校歌，激励着同学们奋发前进，也奠定了我一生的理想和追求。特别是吴校长的思想、品德和爱国情操，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校长年轻时有着自己的教育探索之路。雷迅老师曾说过：吴校长奉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赞美晓庄师范的奋斗精神，用“干自己的事，闯自己的路，靠天靠地靠父母不是好汉”来勉励自己和学生。他曾对我们说：“中华民族教育是一条滔滔东流、永不枯竭的历史长河，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救国之根本。”为中华民族的教育奋斗终身是他的理想、追求。六十二年的教育工作实践，风风雨雨的坎坷历程，证明他是一位矢志教育，艰苦奋斗，集育人，铸才，振兴中华为已任的好校长。
一、历尽艰辛建设校园
南昌一中全校师生在吴校长的领导下，历尽千辛万苦，几经搬迁，1942年2月由广昌驿前迁至白水设教，将初中设在江河东姚家坊，高中设在旰江河畔的吴家祠（现镇政府所在地），膳厅则利用过去捡烟用的“竹林济美”的烟棚，医务室则利用古刹“兴福庵”，礼堂则利用李御史祠堂，安排得井然有序。当时，吴校长抑制着失去爱子的悲恸心情，在为公忘私的精神支配下，从抗战的长期性出发，因地制宜，规划学校的校园建设。在积极修建校舍，美化学校环境中，发出“自己动手，勤俭建校”的号召。虽然极端困难，但上下戮力同心，短期内即完成了八项基本建设工程。
①修建了一座理化实验小科学馆（在校本部门口），为理化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南昌一中理化教学始终处于优势。
②修建一座女生宿舍楼房，委派女教师吴璧为女生指导员，负责女生生活指导与管理。安定了女生的思想、学习情绪。
③在初中部（姚家坊）开设了简易自力生产社——综合商店和饮食部，安排教工家属卖豆浆、鲜粥、糕点，为学生服务。因价廉物美，深受师生赞赏。
④修建了一间学生膳厅，名曰“三省堂”。教育学生每日必须“三省”其身，牢记“公勇勤俭”的校训，并派得力职工管好“三省堂”工作，使学生解除膳食之忧。
⑤修建了初中部各年级教室十多间和大礼堂，名曰：“慎思堂”，布置了战时环境，到处贴有醒目的标语，如：“抗战必胜”、“教育救国”等，教育学生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要艰苦奋斗，爱国爱民，发愤读书，努力上进！⑥修建了两所校园，一所象征性的取名“百花州”。园内修建了一座汗亭，亭的柱头上挂有一副竹制的对联，文曰：“汗颜洗白水，亭面朝青山”。供师生课余、早、晚休息或读书之用。园内还建有抗日纪念碑，碑前塑有大汉奸汪精卫、陈璧君的泥跪像，两边写有“千古罪人，遗臭万年”的对联，教育学生在国难当头时要有民族气节，不能卖国当汉奸。另有一所取名“后乐园”，座落在初中部门前，是师生劳动开辟出来的。园门两边挂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对联，园内塑有孙中山先生立像，雄伟地矗立在一米多高的石墩上。巨像后面是明代建筑宏伟的万寿宫。学生宿舍门首，书有“天个为公”四个大字。
⑦协助抚州旅广同乡会修建一座“昭武别墅”大楼作为初中男生宿舍，并指派军事助教武书堂专管男生生活作息事宜。
⑧在白水河畔栗树林中开辟了一个较大的运动场，为上体育课及学生周末会操用。场内设有单、双杠、木马、平台、天桥、浪桥等，供学生体育锻炼之用，还利用木桥、沙滩、河水作降落，冲锋、泅渡等军事训练之用，以培养学生战时勇敢、机巧、泅渡的技能；并在栗林对面山脚下开辟了一座步枪射击场，供高中学生军训射击之用。由于学校重视体育、军训，培养了不少战时人才。1944年10月，有些高中学生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参加抗日青年远征军，开赴缅甸打击日本侵略者。
二、和衷共济竭诚奉献
吴校长青年时期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后改名教育大学）。他有渊博的知识和管理才能，是研究心理学、教育学的行家。他有爱国的热忱，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他善于掌握教师的心理活动状态，包括教职工的认识、情感的活跃程度和意志的努力程度，用以激发他们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强烈欲望，使教学工作能维持心理推动力，始终保持最佳的精神状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重重困难重重难，同心同德，搞好教育。因而许多著名教师几十年如一日，在校勤恳地任教，呕心沥血地为教育、教学工作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如：①著名中学数学教师杨雄先生在白水任时患有肺病，在当时缺乏医药、营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教学工作，象发光的腊烛一样，点燃了心灵的火花，照亮了学生，燃烧着自己。②英语教师饶思诚先生抗战初期患了严重肺结核病，仍坚持随同来广昌教学，准时上、下课，在病塌上批改作业，发扬甘为孺子牛的高贵品德（解放后饶思诚先生任江西省副省长等职）。③青年化学教师裴远秋先生才华溢众，一肩挑起教学、试验两副重担，因劳累过渡，缺乏营养，身体衰弱，几次昏厥于教坛上。吴校长千方百计为他延医求药，要他休息，但他为自己责任心所驱使，舍生忘死，继续上课。不久位忠诚教育工作的好老师张终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吴校长痛苦流涕，勉励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发愤读书，努力上进，以慰裴远秋老师在天之灵。④语文教师曾传泰先生在吴校长艰苦建校的精神感召下，捐献了自己节衣缩食的一百元修建小科学馆。在当时教师工资微薄，生活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曾老师能捐一百元给学校真令人赞叹钦佩。⑤邹信玉老师，老婆是日本人，生活十分艰苦，因工薪低又有两个小孩，不足维持家庭生活，除认真上好课外，课余时干些零活，增加收入，帮补家用。⑥聘任了一大批全心全意跟随着吴校长为教育事业奋斗到底的教师职工，使南昌一中的教学工作无往而不胜，教育质量保持绝对优势。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他们都是安于清贫，乐于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学生的益友良师。他们真是：花草在他们的怀抱里发芽、开花、结果，又以色彩芳香充实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心理是五彩缤纷、充满着香味和音响的永恒的春天。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思念的。
三、知、情、行、恒，以心育人吴校长对教育事业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有强烈的社会责作感，有一定的教育魅力。他在白水设教时重视童训、军训、体育，培养学生健壮的身体，重视教学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与课外相结合，考试与平时测验相结合，讲课与辅导相结合，所以能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在思想教育方面，重视爱国主义思想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教育，他积极组织高中学生宣传队，逢圩日上街宣传抗日救国、抗战必胜的思想。每天早晨发动学生呼喊振奋人心的口号，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他在教育艺术上强调知、情、行、恒四个字：“知”，就是教育学生国难当头要充分认识救国的重要性，唤起学生抗战救国的求知欲。吴校长在每周一次的周会上，带领全校师生朗诵了《总理遗嘱》（孙中山先生遗嘱）后，总要强调学习的目的，表扬一些发奋读书的典型事例，使学风沿着校训“公勇勤俭”的“勤”字上发展。“情”就是以情感人。主张教育学生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言教身传，感化学生。在一次学校周末会操时有少数学生纪律松驰，不认真操练，吴校长立即下令全校集合，令全体学生跪于操场。他也面对学生跪下，声色俱厉地痛哭流泪，对学生进行国难训话，晓之以爱国强之理。他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学生，从此会操呈现紧张、严肃的气氛。“行”，就是通过教师的表率作用使学生身体力行，在行中要求学生了解自身学习活动的目的，明确方向，掌握方法和规律，以提高学习效果。在栗林中每日清晨声琅琅，响彻原野，令人神怡。晨读是学生增强记忆，积累知识的有效方法。这种学风在一中经久不衰。“恒”，就是教育学生持之以恒。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习决不能中断，不能因困难而半途废止。学校的周、会操、文艺宣传、体育活动、童训、军训、野营活动、晨读、夜自习和各种考试从不间断，形成了一股自觉的强大洪流，向懒、松、软冲击，使校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日成材承大厦，赖今朝汗水番番滴。”天才出于勤奋。在吴校长精心耕耘的园地里，四十多年前在广昌白水毕业的一中学生，有许多人蜚声中外，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同时也为广昌山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赖寿升（已逝世）、赖寿巽、黎怀志等，至今李东生和廖昌乐两人还扎根大西北，为新疆、青海人民造福，贡献出自已才华和青春，实现了吴校长四十多年前为“振兴中国”而辛勤耕耘的夙愿。
戊辰之秋，我赴赤水访亲，在赤水河畔停立许久，白水仍似四十多年前一样静静地流着，颇象一位无忧无愁的琴师在拔弄着诱人的琴弦，发出犹如当年吴校长语重心长共抒国难的告诫声。重温旧梦，令人流连忘返。吴校长现已八十九岁高龄，我衷心地祝福老校长健康长寿！待至南昌一中九十大庆时，如吴老夫子能重游广昌，让学生们再聆听他的教诲，那将是更大的幸福。
作者广昌人，原为广昌一中党支部书记。摘自《广昌文史资料》（第二辑）
许瑞芳的故事
跟党革命到底——忆革命烈士许瑞芳
刘秋瑞
许瑞芳，生于1960年，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幼随父到永安，弃农经商，以贩买日什布匹谋生，落户在永安岩前十分寨等乡，数年后，其父为孩子前程计，送其回江西原籍就学，十八岁时（1925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在校读书认真，同年冬，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章杰昌来校任教，宣传进步思想，常以“晨报”副刊，“响导”等进步刊物教育青年，瑞芳很快接爱教育，深刻体会劳动人民苦难，树立革命信念，曾在校发动学友，倡建“读书会”攻读马列书籍，向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那时他在校一面求学，一面以学生身份，协助工农革命军攻克抚州城做了很多工作，如组织进步同学，深夜四处张贴革命标语等。
1926年9月，革命总政治部特派员陈奇涵、第十四军政治部特派员曾燕堂来抚州，经他们培养教育，许瑞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入党的还有五位同学，共同组成临川县党支部，瑞芳担任宣传工作。同年，在国共合作形势下，北伐军卷土重来，临川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他被派人县党部工作，当选为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从此他离开学校，全力投身革命，积极领导临川县工人运动，组织起来的工人、店员数以万计，革命烈火熊熊燃烧，1926年12月与他李干同志（李是许的同学，同时入党）领导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展开第一次游行大示，要求政府改善工人生活，增加工资。临川县长肖治平派出大批军警武装镇压，企图扑灭革命火焰，欲杀害瑞芳等同志，由于工农群众的巨大威力，阴谋未能得逞，伪县长被迫垮台，斗争取得巨大胜利。
1927年初，江西省委将临川县党支部扩大为县委，瑞芳担任宣传部长兼学联会负责人，他积极领导新文化活动，并在抚州东门开设一座书店，专门销售革命书刊，内有《资本论》、《社会进化史》等十几种。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革命党人，武装镇压工人运动，初上任的临川县长华封治、特派员丁国屏强迫解散工会，在瑞芳等同志的领导下工人继续进行游行示威，瑞芳领队于前，大声疾呼：“打倒祸国殃民的反动派，打倒摧残工农运动的右派分子华封治、丁国屏！”口号声响震天，反动派闻声丧胆，不敢露面，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
1927年八一起义，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率领起义部队，从南昌来抚州，许瑞芳、郑桥松、李干等人召集临川农民自卫军，跟随起义部队向广东迸发，敌人沿途阻击，潮州一战，因敌众我寡，起义军受挫，农民自卫军溃散，瑞芳也与组织失去联络，离开队伍后，他隐蔽身份潜回江西故乡，在家二十余天，写了革命文录“小火星”集，歌颂革命。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反动派到处搜查革命党人，在家难于立足，遂携眷远离家乡，再次来永安，投奔故亲邓炎辉，后由邓的介绍，应聘作永安县立中学教师，在校一面任教，一面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学生倡建“读书会”灌输进步思想，凡参加读书的学生，每月缴纳会费一元，用以购买书籍，所购之书有《资本论》、《社会进化史》及郭沫若、叶灵风等进步作家著作，还有一份《红报》是闽西根据地发来的报刊。书刊有数十种。在教学中还组织学生定期开展演讲会，由教师、学生轮流登台讲演，各抒己见，宣扬革命道理，提高思想觉悟。时还征得县教育同意，在永安东门外黄竹洋、新桥二乡创办农民夜校，组织进步的老师同学任义务教师，其中除瑞芳外有李干、赖又吾、谢贞梁等，二校学生都有近百人，学习革命论，阶级斗争史等，课余练习武艺及拳功，以备革命斗争需要，还经常秘密印制各种传单，鼓励农民起义抵制征兵征粮，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标语，发动夜校学生深夜四处张贴，引起反动派的恐慌，对革命产生很好的影响。
瑞芳在永安任教中，总是利用各种时机讲解革命道理，如每一个礼拜一的总理纪念周，轮着他主持时，就是宣传的机会。每节上课，先谈国家大事，当前政局。记得有一天上课时，他拿出一幅漫画，画上是一只又粗又大的手，张开五指，要抓下面一个正在逃跑，头戴高帽，身着西装革履的人，问同学漫画是什么意思？学生不解，他再问“什么人的手又粗又大？学生答，”“做工种田的人”又问“什么人戴高帽穿西装？”答“做官的有钱人”。于是他说“只有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才能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学生恍然大悟，就是如此苦口婆心教导青年。1930年其家眷由江西来永安，次年即生一子，取名许燕铭，后来参军，1957年曾任解放军某部连指导员，1932其眷属返江西后，又生次子取名许儒林，后亦参军复员在崇仁县百货公司当经理，瑞芳妻评为烈属。
1934年，国内革命战争形势迅速发展，瑞金已成为政治的中心，号称赤都，这一年他已和党中央取得联系，迫不及待地把怀孕妻子送回老家，途径闽西河连排，遇上当年红军战友，遂托其护眷返乡，自己转程往瑞金，回到革命队伍，在红军第四军第十师任宣教科长，和舒同共事。
1934年，红军解放永安时，瑞芳托红军某人带来一信写给其挚友赖又吾，畅叙别情。
1934年冬，经军北上抗日，瑞芳随军长征，艰苦的岁月，激烈的战斗，他和无数先烈一样，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终年仅二十八。烈士原名许瑞芳，到永安中学任教后改名许植民，秉性豪迈、处事果断，胸怀壮志，卓有远见，解放后，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有载他的光荣史迹。崇仁县志也记载了他的革命斗争史，流芳百世，为后人楷模：
忆烈士词一首
回首鳝堂五十霜，不才有愧傍门墙。
舍身为国存青史，留取英名万古扬。
我和老校长吴自强
张溥
我和南昌一中老校长吴自强先生有地缘的亲近，他的家乡黄铁弯和我的家乡龙骨渡，相距不过四十华里，远在五十七年前，我从家乡到县城上小学，在路过秋溪的大路边，我听到几个老乡在聊天，“前面那个黄铁湾，出了个吴自强，留学东洋，他的父亲是个光着脚丫拾牛粪的泥腿子。”我下意识地看那隔田相望的村庄，幻想着泥腿子和留学生之间的神秘空间，我家世代务农，祖祖辈辈肩挑扁担，还认不出那是个十字。要是自己能象这位留学生，哪怕是念上中学，也就算有出息了。一个不见其人的名字，给我童年带来一种憧憬，这是我一生中幼稚的启蒙。
1939年暑假，我去崇仁县城报考南昌一中（当时南昌一中第二次迁到崇仁），在校门前一荷花塘畔，同学们正玩得高兴，突然有人说了一声吴校长，只见一位身材不高、头顶草帽、戴着近视镜的人，缓步走来，这就是我三年前听到的新闻人物。我躲在人群中打量他。除了那眼镜那草帽略感新奇之外，其他穿着打扮，丝毫也显示不出留学生气派。我从传奇般的神秘中回归到现实，一下子缩短了我和他的距离，原来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相信我这个农家子弟是能够和他亲近的。
一个月以后，我进了新迁到广昌驿前的南昌一中。因水土不服，大腿上长瘤，不得已休学回家。在离校的小街上，我和吴校长不期而遇。他看了看我的大腿，轻声地说了一句：“你真的要走？”我点点头，他补充一句：“也好，治好了再来。”我望着他那不无忧郁的脸，不知是因为难过，还是由于感动，我眼睛酸溜溜的。这是我和老校长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他那两句话象个谜，让我我思忖了几十年。学校从崇仁初迁驿前，一个校长要管的事太多了，我办休学手续并没有经过他，他怎么知道我这个新学生要走呢？1942年秋，我重新考进南昌一中读高中。三年的学习，我和同学们一样，不可能和老校长有什么过多的特殊的接触。我接受他的教育和影响，主要不在课堂，而是由于他的治学精神和人格力量。他把自己一生孜孜以求的教书育人赤诚和爱心化为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充溢在整个校园，和大家吃一样的糙米饭，剃一样的和尚头，穿一样的粗布衣，这是他的感染力；身体力行“公勇勤俭”的校训，每周同唱一次校歌：“天下为公先无我，忠勇卫国始自强；勤有功，戏无益；俭为美，奢则荒。”这也是他的感染力；他早起催同学起床，深夜给同学盖被，从不间断，这还是他的感染力。……离开学校以后，他把这种感染力延伸到我们家庭。通过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书信，让我们继续接受他的滋润教化。中国有句老话：“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那种以传授知识为己任的“经师”世间何止千万，而既有精湛学识，又教人怎样做人的“人师”，却不可多得。老校长就是一个既教书又育人的“人师”。有人说，华罗庚的道德形象是“人梯”，苏步青的道德形象是“老骥”。老校长能不能有个道德形象？我以为，贵州的一中校友送给他九十华诞的寿屏中的四个大字“爱国育人”，就是他的道德形象。
高中毕业前，为了留个纪念，我请老校长做两件事：一是给我家写一幅对联；二是给我写一点临别赠言。一是星期天的下午，我伏在教室外的栏杆上，看他挥笔走墨写了一幅又一幅。突然他抬头冲我问了一句：“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原来他正为我家写的对联落款呢！这真使我惊讶不已。我自信当时不动声色，行动诡秘，怎么让他发现我在楼上偷看，这又是一个耐人思忖的谜。后来我听不少有关老校长过目不忘的故事，下面这一个就很有戏剧性：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余潜九（原名云龙），和我同时考进南昌一中，在白水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到国立十九中。一次他在太和街头和老校长邂逅相逢，他问：“你还认识我吗？”老校长回答很风趣：“怎么不认识，你不是会吹笛子、拉二胡吗？”余潜九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一下子解开我上面说到的两个谜。我发现老校长有一双明亮透彻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看到老校长的心灵——他的心灵充满了对学生的爱。他把爱心全扑在学生身上，不管是在校内还是校外，我们都在他的视线和爱抚之中。他对学生那种过目不忘的记忆，不是他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他那爱心所迸发出的智慧之花。想起他对我的临别赠言，总让我感觉这点发现有些过迟。他给我的临别赠言，引用《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和《战国策·秦》“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两句。说实话，很长时间我只把它当作一般礼节性的应酬话，看成老生常谈。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他那双慧眼的力量，相信他当时早已看出我性格上的某些薄弱环节，他的赠言决非无的放矢。我这辈子所从事的工作，很时髦，也很有学问。我不笨不懒，一年到头象只陀螺，“抓中心”、“赶任务”就象一条鞭子，不断地抽我转，可惜我忙忙碌碌，浅尝辄止，到如今落得个学无专长、业无专功，成了什么也治不了的“万金油”。如果我能牢记他的谆谆嘱咐，学习他那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我也许会更有出息一些。
走出南昌一中的以后几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在重新认识自己，老校长身经五个朝代，饱经风霜，他由衷地赞美新社会，极其严谨而审慎地对待自己。1982年6月，他给我来信说：“我是1901年《辛丑条约》那年生的，我在青年时尝用‘生偕国耻与俱来，行健自强原所怀’的诗句鞭策自己前进，可惜我走了五十年之弯路，梦想走‘教育救国’之路。解放后才知道错了。正如你在旧一中同学录的回忆录所写的。我前半生阻碍了社会之发展，好在后半生我找到真理。我决心将功赎罪，过好社会主义关。”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很快又来信补充：“不是你在回忆录中谈到我前半生阻碍了历史的发展，是我在抄写你的文章后我自己提出的。看了抄件，这是我1949年4月5日给一中校刊的文章：《-中教育之路一以赤膊鬼和兔子屎作例》。这篇文章怎么引起老校长那么深沉的感慨？我反复寻找，最后估计是和如下文字有关：
“十几年来的一中教育，如果真的把学生变成十足的‘兔子屎’，确属为社会制造了不少守法的人。守法的人在治世是需要的，但一当社会必须改革时，若仍抱守那‘不合’的法不放，那末守法者不但无功无德，反而成了反动的奴才。这影响，教育者不是没有责任的。”如此泛泛之论的一方豆腐块，竟使老校长珍藏了三十四年并且引以为鉴，足见他对己要求之严，不甘落后。
人们常说，教师是双手托着太阳上升的人，是把一批批后来人送上美好前程而自己却留在原地者。就职业而论，老校长永执教鞭留在原地；就人而论，他并非留在原地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但从他给我的大量书信、诗文、著作来看，从他捐款给地方及教育福利事业、关心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等等事迹来看，我看到他向着太阳、勇往直前的坚实脚步。。《团结报》、《文摘报》转载他的《精神文明守则》，《福建日报》头版刊登他的先进事迹，外加编者按，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我看到他心灵的闪闪发光。
1985年春节，我应龙溪乡的邀请，回老家过年，闻知老校长要从广州去南昌，我匆匆赶去和他见面。二十多年不见，太想念他了。那天南昌一中的校友们欢聚在江西大学大膳厅，恭候他的到来。他一下车，一眼就望见我，连声呼唤着我的名字。已经是85岁的老人了，还是那么步履轻盈，还是那么一双明亮的眼睛。我没有想到，在这次欢欣的聚会中，接受到老校长给我上的一堂生活课。
事情发生在江大一中校友宴请的餐桌上。我给老校长碗里夹水饺，不小心掉了一只在餐桌上，我毫不介意地给他补夹了一只。老先生呢喃片刻，随即夹起掉在桌上的水饺，放进自己碗里，一连说了两个“可惜、可惜”。我脸上发烧，心里一颤，陡然想起老校长喝稀饭的故事：一中初迁奉新，一天早餐时发现稀饭里有一只老鼠，全膳厅一阵哗然，老校长一声不吭，走向饭桶，用铁勺捞出老鼠，然后满满装上一碗，回到饭桌吃开了。同学们一个个看着他，纷纷扬扬端起了饭碗。一场不列入教学大纲的课程，就这样静悄悄的结束了。眼前餐桌上这一幕，连声的“可惜、可惜”，就象最叫响台词，使我振聋发溃。我这一生也算是从艰苦奋斗过来的，近几年来吃宴请的次数多了，吃大了眼界，不知不觉就小看了那只水饺，我心里不禁叫苦，可惜呀可惜。是我洋气了，够派呢；还是老校长太土气太寒酸了？难道精神上最富有是我而不是老校长吗？
如果说我上面絮叨的只是演绎着我和老校长之间的故事，那末，1991年在南昌和老校长的欢聚，我象是读着一首美妙的诗。
那是在江西工业大学吴道光同学家里。客厅里坐满了南昌一中老同学。大家都是儿孙绕膝的白发老人，今天却返老还童，孩子似的围坐在老校长身边。每个人都在挑选最精炼的语言，和他谈过去的奇闻轶趣，说现在的爽心乐事。他不停地点头，不停地答话，满屋子的欢声笑语，温馨的氛围使人陶醉。我坐在老校长对面，发现他今天笑得特别开心。一张合不拢的嘴，一双甜眯眯的眼睛，顾盼留连地亲昵着每一个人，就象个极有魅力的艺术家，在欣赏玩味着一部部作品。不错，我们这些学生，都好象是他曾经参与创作过的作品。今天，有的人成了一篇小说。满含着人生的悲观离合，酸甜苦辣，情节跌宕有致；有的人成为一首诗，阳关三叠，或豪放或婉约，节奏铿锵而意象深远。我从老同学的谈吐中，听到了不少共同语言：“我这一生，所以能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这是向老校长学的。”……大家身上都有他传给的东西，眼前这位九十岁高龄的瘦小老人，一下子变得超乎形体的高大。他的世界外延大大地向外扩展，扩展到大江南北，扩展到海峡两岸。
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贡献。老校长的价值，按眼下的热门观点，不能把它物化为商品，直接算出它的经济效益。但他用赤诚和爱心所培养了一批批学生，难道这不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效益？人生有限，宇宙无边，一个人相当渺小。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果他在事业上做出了一番成绩，使许多人念念不忘，长久的记在心里，这不仅是他的荣誉，也是对他辛勤劳动的尊重。
（作者系宁夏电视台编委。摘自《临川文史》第一辑总第十二辑）
心系国难身付后昆——忆吴自强老校长在白水
符瑜
1942年，我幸运地考入设在白水的南昌一中初中。战时的南昌一中，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布置战时教育环境，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公勇勤俭”的校训、校歌，激励着同学们奋发前进，也奠定了我一生的理想和追求。特别是吴校长的思想、品德和爱国情操，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校长年轻时有着自己的教育探索之路。雷迅老师曾说过：吴校长奉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赞美晓庄师范的奋斗精神，用“干自己的事，闯自己的路，靠天靠地靠父母不是好汉”来勉励自己和学生。他曾对我们说：“中华民族教育是一条滔滔东流、永不枯竭的历史长河，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救国之根本。”为中华民族的教育奋斗终身是他的理想、追求。六十二年的教育工作实践，风风雨雨的坎坷历程，证明他是一位矢志教育，艰苦奋斗，集育人，铸才，振兴中华为已任的好校长。
一、历尽艰辛建设校园
南昌一中全校师生在吴校长的领导下，历尽千辛万苦，几经搬迁，1942年2月由广昌驿前迁至白水设教，将初中设在江河东姚家坊，高中设在旰江河畔的吴家祠（现镇政府所在地），膳厅则利用过去捡烟用的“竹林济美”的烟棚，医务室则利用古刹“兴福庵”，礼堂则利用李御史祠堂，安排得井然有序。当时，吴校长抑制着失去爱子的悲恸心情，在为公忘私的精神支配下，从抗战的长期性出发，因地制宜，规划学校的校园建设。在积极修建校舍，美化学校环境中，发出“自己动手，勤俭建校”的号召。虽然极端困难，但上下戮力同心，短期内即完成了八项基本建设工程。
①修建了一座理化实验小科学馆（在校本部门口），为理化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南昌一中理化教学始终处于优势。
②修建一座女生宿舍楼房，委派女教师吴璧为女生指导员，负责女生生活指导与管理。安定了女生的思想、学习情绪。
③在初中部（姚家坊）开设了简易自力生产社——综合商店和饮食部，安排教工家属卖豆浆、鲜粥、糕点，为学生服务。因价廉物美，深受师生赞赏。
④修建了一间学生膳厅，名曰“三省堂”。教育学生每日必须“三省”其身，牢记“公勇勤俭”的校训，并派得力职工管好“三省堂”工作，使学生解除膳食之忧。
⑤修建了初中部各年级教室十多间和大礼堂，名曰：“慎思堂”，布置了战时环境，到处贴有醒目的标语，如：“抗战必胜”、“教育救国”等，教育学生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要艰苦奋斗，爱国爱民，发愤读书，努力上进！⑥修建了两所校园，一所象征性的取名“百花州”。园内修建了一座汗亭，亭的柱头上挂有一副竹制的对联，文曰：“汗颜洗白水，亭面朝青山”。供师生课余、早、晚休息或读书之用。园内还建有抗日纪念碑，碑前塑有大汉奸汪精卫、陈璧君的泥跪像，两边写有“千古罪人，遗臭万年”的对联，教育学生在国难当头时要有民族气节，不能卖国当汉奸。另有一所取名“后乐园”，座落在初中部门前，是师生劳动开辟出来的。园门两边挂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对联，园内塑有孙中山先生立像，雄伟地矗立在一米多高的石墩上。巨像后面是明代建筑宏伟的万寿宫。学生宿舍门首，书有“天个为公”四个大字。
⑦协助抚州旅广同乡会修建一座“昭武别墅”大楼作为初中男生宿舍，并指派军事助教武书堂专管男生生活作息事宜。
⑧在白水河畔栗树林中开辟了一个较大的运动场，为上体育课及学生周末会操用。场内设有单、双杠、木马、平台、天桥、浪桥等，供学生体育锻炼之用，还利用木桥、沙滩、河水作降落，冲锋、泅渡等军事训练之用，以培养学生战时勇敢、机巧、泅渡的技能；并在栗林对面山脚下开辟了一座步枪射击场，供高中学生军训射击之用。由于学校重视体育、军训，培养了不少战时人才。1944年10月，有些高中学生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参加抗日青年远征军，开赴缅甸打击日本侵略者。
二、和衷共济竭诚奉献
吴校长青年时期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后改名教育大学）。他有渊博的知识和管理才能，是研究心理学、教育学的行家。他有爱国的热忱，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他善于掌握教师的心理活动状态，包括教职工的认识、情感的活跃程度和意志的努力程度，用以激发他们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强烈欲望，使教学工作能维持心理推动力，始终保持最佳的精神状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重重困难重重难，同心同德，搞好教育。因而许多著名教师几十年如一日，在校勤恳地任教，呕心沥血地为教育、教学工作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如：①著名中学数学教师杨雄先生在白水任时患有肺病，在当时缺乏医药、营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教学工作，象发光的腊烛一样，点燃了心灵的火花，照亮了学生，燃烧着自己。②英语教师饶思诚先生抗战初期患了严重肺结核病，仍坚持随同来广昌教学，准时上、下课，在病塌上批改作业，发扬甘为孺子牛的高贵品德（解放后饶思诚先生任江西省副省长等职）。③青年化学教师裴远秋先生才华溢众，一肩挑起教学、试验两副重担，因劳累过渡，缺乏营养，身体衰弱，几次昏厥于教坛上。吴校长千方百计为他延医求药，要他休息，但他为自己责任心所驱使，舍生忘死，继续上课。不久位忠诚教育工作的好老师张终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吴校长痛苦流涕，勉励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发愤读书，努力上进，以慰裴远秋老师在天之灵。④语文教师曾传泰先生在吴校长艰苦建校的精神感召下，捐献了自己节衣缩食的一百元修建小科学馆。在当时教师工资微薄，生活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曾老师能捐一百元给学校真令人赞叹钦佩。⑤邹信玉老师，老婆是日本人，生活十分艰苦，因工薪低又有两个小孩，不足维持家庭生活，除认真上好课外，课余时干些零活，增加收入，帮补家用。⑥聘任了一大批全心全意跟随着吴校长为教育事业奋斗到底的教师职工，使南昌一中的教学工作无往而不胜，教育质量保持绝对优势。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他们都是安于清贫，乐于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学生的益友良师。他们真是：花草在他们的怀抱里发芽、开花、结果，又以色彩芳香充实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心理是五彩缤纷、充满着香味和音响的永恒的春天。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思念的。
三、知、情、行、恒，以心育人吴校长对教育事业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有强烈的社会责作感，有一定的教育魅力。他在白水设教时重视童训、军训、体育，培养学生健壮的身体，重视教学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与课外相结合，考试与平时测验相结合，讲课与辅导相结合，所以能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在思想教育方面，重视爱国主义思想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教育，他积极组织高中学生宣传队，逢圩日上街宣传抗日救国、抗战必胜的思想。每天早晨发动学生呼喊振奋人心的口号，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他在教育艺术上强调知、情、行、恒四个字：“知”，就是教育学生国难当头要充分认识救国的重要性，唤起学生抗战救国的求知欲。吴校长在每周一次的周会上，带领全校师生朗诵了《总理遗嘱》（孙中山先生遗嘱）后，总要强调学习的目的，表扬一些发奋读书的典型事例，使学风沿着校训“公勇勤俭”的“勤”字上发展。“情”就是以情感人。主张教育学生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言教身传，感化学生。在一次学校周末会操时有少数学生纪律松驰，不认真操练，吴校长立即下令全校集合，令全体学生跪于操场。他也面对学生跪下，声色俱厉地痛哭流泪，对学生进行国难训话，晓之以爱国强之理。他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学生，从此会操呈现紧张、严肃的气氛。“行”，就是通过教师的表率作用使学生身体力行，在行中要求学生了解自身学习活动的目的，明确方向，掌握方法和规律，以提高学习效果。在栗林中每日清晨声琅琅，响彻原野，令人神怡。晨读是学生增强记忆，积累知识的有效方法。这种学风在一中经久不衰。“恒”，就是教育学生持之以恒。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习决不能中断，不能因困难而半途废止。学校的周、会操、文艺宣传、体育活动、童训、军训、野营活动、晨读、夜自习和各种考试从不间断，形成了一股自觉的强大洪流，向懒、松、软冲击，使校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日成材承大厦，赖今朝汗水番番滴。”天才出于勤奋。在吴校长精心耕耘的园地里，四十多年前在广昌白水毕业的一中学生，有许多人蜚声中外，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同时也为广昌山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赖寿升（已逝世）、赖寿巽、黎怀志等，至今李东生和廖昌乐两人还扎根大西北，为新疆、青海人民造福，贡献出自已才华和青春，实现了吴校长四十多年前为“振兴中国”而辛勤耕耘的夙愿。
戊辰之秋，我赴赤水访亲，在赤水河畔停立许久，白水仍似四十多年前一样静静地流着，颇象一位无忧无愁的琴师在拔弄着诱人的琴弦，发出犹如当年吴校长语重心长共抒国难的告诫声。重温旧梦，令人流连忘返。吴校长现已八十九岁高龄，我衷心地祝福老校长健康长寿！待至南昌一中九十大庆时，如吴老夫子能重游广昌，让学生们再聆听他的教诲，那将是更大的幸福。
作者广昌人，原为广昌一中党支部书记。摘自《广昌文史资料》（第二辑）
许瑞芳的故事
跟党革命到底——忆革命烈士许瑞芳
刘秋瑞
许瑞芳，生于1960年，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幼随父到永安，弃农经商，以贩买日什布匹谋生，落户在永安岩前十分寨等乡，数年后，其父为孩子前程计，送其回江西原籍就学，十八岁时（1925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在校读书认真，同年冬，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章杰昌来校任教，宣传进步思想，常以“晨报”副刊，“响导”等进步刊物教育青年，瑞芳很快接爱教育，深刻体会劳动人民苦难，树立革命信念，曾在校发动学友，倡建“读书会”攻读马列书籍，向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那时他在校一面求学，一面以学生身份，协助工农革命军攻克抚州城做了很多工作，如组织进步同学，深夜四处张贴革命标语等。
1926年9月，革命总政治部特派员陈奇涵、第十四军政治部特派员曾燕堂来抚州，经他们培养教育，许瑞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入党的还有五位同学，共同组成临川县党支部，瑞芳担任宣传工作。同年，在国共合作形势下，北伐军卷土重来，临川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他被派人县党部工作，当选为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从此他离开学校，全力投身革命，积极领导临川县工人运动，组织起来的工人、店员数以万计，革命烈火熊熊燃烧，1926年12月与他李干同志（李是许的同学，同时入党）领导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展开第一次游行大示，要求政府改善工人生活，增加工资。临川县长肖治平派出大批军警武装镇压，企图扑灭革命火焰，欲杀害瑞芳等同志，由于工农群众的巨大威力，阴谋未能得逞，伪县长被迫垮台，斗争取得巨大胜利。
1927年初，江西省委将临川县党支部扩大为县委，瑞芳担任宣传部长兼学联会负责人，他积极领导新文化活动，并在抚州东门开设一座书店，专门销售革命书刊，内有《资本论》、《社会进化史》等十几种。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革命党人，武装镇压工人运动，初上任的临川县长华封治、特派员丁国屏强迫解散工会，在瑞芳等同志的领导下工人继续进行游行示威，瑞芳领队于前，大声疾呼：“打倒祸国殃民的反动派，打倒摧残工农运动的右派分子华封治、丁国屏！”口号声响震天，反动派闻声丧胆，不敢露面，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
1927年八一起义，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率领起义部队，从南昌来抚州，许瑞芳、郑桥松、李干等人召集临川农民自卫军，跟随起义部队向广东迸发，敌人沿途阻击，潮州一战，因敌众我寡，起义军受挫，农民自卫军溃散，瑞芳也与组织失去联络，离开队伍后，他隐蔽身份潜回江西故乡，在家二十余天，写了革命文录“小火星”集，歌颂革命。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反动派到处搜查革命党人，在家难于立足，遂携眷远离家乡，再次来永安，投奔故亲邓炎辉，后由邓的介绍，应聘作永安县立中学教师，在校一面任教，一面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学生倡建“读书会”灌输进步思想，凡参加读书的学生，每月缴纳会费一元，用以购买书籍，所购之书有《资本论》、《社会进化史》及郭沫若、叶灵风等进步作家著作，还有一份《红报》是闽西根据地发来的报刊。书刊有数十种。在教学中还组织学生定期开展演讲会，由教师、学生轮流登台讲演，各抒己见，宣扬革命道理，提高思想觉悟。时还征得县教育同意，在永安东门外黄竹洋、新桥二乡创办农民夜校，组织进步的老师同学任义务教师，其中除瑞芳外有李干、赖又吾、谢贞梁等，二校学生都有近百人，学习革命论，阶级斗争史等，课余练习武艺及拳功，以备革命斗争需要，还经常秘密印制各种传单，鼓励农民起义抵制征兵征粮，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标语，发动夜校学生深夜四处张贴，引起反动派的恐慌，对革命产生很好的影响。
瑞芳在永安任教中，总是利用各种时机讲解革命道理，如每一个礼拜一的总理纪念周，轮着他主持时，就是宣传的机会。每节上课，先谈国家大事，当前政局。记得有一天上课时，他拿出一幅漫画，画上是一只又粗又大的手，张开五指，要抓下面一个正在逃跑，头戴高帽，身着西装革履的人，问同学漫画是什么意思？学生不解，他再问“什么人的手又粗又大？学生答，”“做工种田的人”又问“什么人戴高帽穿西装？”答“做官的有钱人”。于是他说“只有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才能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学生恍然大悟，就是如此苦口婆心教导青年。1930年其家眷由江西来永安，次年即生一子，取名许燕铭，后来参军，1957年曾任解放军某部连指导员，1932其眷属返江西后，又生次子取名许儒林，后亦参军复员在崇仁县百货公司当经理，瑞芳妻评为烈属。
1934年，国内革命战争形势迅速发展，瑞金已成为政治的中心，号称赤都，这一年他已和党中央取得联系，迫不及待地把怀孕妻子送回老家，途径闽西河连排，遇上当年红军战友，遂托其护眷返乡，自己转程往瑞金，回到革命队伍，在红军第四军第十师任宣教科长，和舒同共事。
1934年，红军解放永安时，瑞芳托红军某人带来一信写给其挚友赖又吾，畅叙别情。
1934年冬，经军北上抗日，瑞芳随军长征，艰苦的岁月，激烈的战斗，他和无数先烈一样，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终年仅二十八。烈士原名许瑞芳，到永安中学任教后改名许植民，秉性豪迈、处事果断，胸怀壮志，卓有远见，解放后，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有载他的光荣史迹。崇仁县志也记载了他的革命斗争史，流芳百世，为后人楷模：
忆烈士词一首
回首鳝堂五十霜，不才有愧傍门墙。
舍身为国存青史，留取英名万古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