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我在学生时代，有幸蒙受许多良师的教益。他们在传道、授业、解惑各方面，用言教和身教，给予我不少细雨润物般的滋养，使我终身难忘。解放前江西省立南昌第一中学校长、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吴自强先生（已退休）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生矢志育英才
  吴自强先生字健行，晚年号童翁，临川连城乡黄铁湾村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吴培宗年轻时孤苦零丁，家贫如洗，目不识丁，长年给地主家打长工，后来因一子又祧，继承伯父几亩开荒洲田，始过着半自耕农的生活。由于旧社会农民靠天吃饭，水旱虫灾，相继而来，全家只能靠借债度日。
  吴先生出生的1901年，正是满清王朝被迫和八国联军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年，嗣后几十年间，国事蜩螗，民不聊生。国难与家贫，赐予幼年的吴先生唯有苦难而已。他所以能入学，据说是由于他吴姓一家住在黄姓大族，他父亲受尽有钱有势有文化的绅士、地主们的压迫欺侮，才设法让吴先生在村里私塾读书识字。恰好村里有一位从抚州简易师范学堂毕业回来的年轻知识分子黄瑞呈先生，家里有几亩田没有耕种，他父亲愿意为之代耕代种，只求黄先生带他儿子去入小学。从此，吴先生乃得由私塾踏进了秋溪国民小学的大门。1917年小学毕业后，他父亲由于负债太多，准备要儿子废学去跟黄先生当小学低年级教师。当时他的堂长邹兰熏、教师邹鲁钟爱他勤奋好学，觉得就此辍学未免太可惜，劝他父亲让他去考临川第三师范学校，该校可免膳杂各费。于是前往报考，并获录取。
  在三师学习期间，尽管免交各费，但零花钱仍然短缺。该校校长张一清先生（丰城人，后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在台湾逝世）得知他家境贫穷，想方设法支持他，有时并亲自介绍他去崇仁县劝学所（县教育局前身）为之清求津贴。所长陈简青先生也是一位热心教育事业、关怀青年成长的人，随即拨给他一些补助费，以完成其学业。毕业后，张校长留他在校任农村师范科教职员四年半。1926年1月，吴先生想继续升学，张校长又鼓励他去日本考官费。他到日本后，预习了一年日语及应考科目，翌年，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明治工业专门学校，两校都有官费。吴先生由于从小目睹父亲因贫穷无文化而受地方绅士们欺侮，故立志要为人民文化翻身而努力，乃决心仍学师范。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从中学时代起，就爱读陶行知先生改造中国教育的书刊；另一是他很敬仰乡先贤明代吴与弼（康斋先生）一生不愿考科举、不愿做官、不求名利、一心从事乡村教育，不取学生分文学费的崇高精神。以上这些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与熏陶，使吴先生有志于教书育人的工作。出国前，他就赋诗明志：“生偕国耻与俱来，行健自强原所怀，国弱民贫多愚昧；此生立志育英才。”
  吴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到退休为止整整62年。他做过中、小学教师、中学校长、大学教授，还以为自己没有从事幼儿教育是个遗憾。前几年，他与东北师大协作，翻译出版了《世界幼儿教育史》（上下两册），还在1984年老伴逝世时捐赠人民币二百元给福师大幼儿园为儿童买玩具之用，作为弥补这点缺陷。他深感广大劳动人民无文化之苦，因此一向关心国民基础教育，并认为国民基础教育搞不好，科学技术无法振兴、民族素质难以提高，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都将难以实现。基于这种想法，他晚年节衣缩食，把结余出来的一些钱、稿费，乃至于海外学生寄给他旅游的钱，共计人民币九千多元，分别捐献给家乡中、小学和北京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奖励基金会等单位。去年6月，他第三代回乡捐资办学时，对来访的记者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国家教育不兴旺发达就没有前途。在封建社会里武训行乞兴学，现在国家财力有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教育，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学校才能办好。”寥寥数语，可看出他热心教育的一片赤诚。
   披荆斩棘苦耕耘
  吴先生热爱祖国，1932年1月当他正要完成学业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妄图采取北进、南进两条战线，一举而灭亡整个中国。吴先生对此极为愤恨，毅然冒险归国，在南昌市民教馆工作半年，是年9月南昌一中校长易人，由日本留学生北师大教授曾仲鲁继任，吴先生受聘到该校任教，从此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但是，从理想到现实，并不都充满诗情画情。仅以他在南昌一中近二十年的历程来看，其间就有许多艰苦、辛酸，甚至于凌辱……。
   他初进南昌一中，学校派系斗争严重，新任校长曾仲鲁不告而走，仍回北师大任教，省教育厅任命吴先生以教务主任名义暂代校长职务。初中学生说他“连升三级”，但不到一个月，高三乙组学生却把他拖到大礼堂，说是彭教务主任不公正地批评了他们，要彭辞退，否则交出校铃、离开学校，掀起了一场大学潮。省府主席兼代教育厅长熊式辉召见他，问明情况，要他提出解决办法；他说要辞退一位指使学生闹事之教师。熊同意按他的意见回校处理一切，才平息了事端。
  他暂代校长为时二年多，一直未正式任命。新换的教育厅长为着讨好江西教育界最有势力的派系，公开在教育界集会上说：有的人初出茅庐，就当上了中学校长。后来只因新任命的校长张一清（即原三师校长）坚辞不就，只得推荐吴先生继任，这才得以正式就职。工作刚做出点成绩，省府想找一些好的中学校长去搞政治，熊式辉又亲自动员他。他婉辞说：“此生不为官，从教。”他抱定“至乐无如当师”的愿望，在办公室挂起“以学校为家，以教育为命”的小条幅用以自勉，坚持在一中不走。一中迁广昌驿前时，山地瘴气严重，疟蚊猖獗，全校学生患病者几半。他函电教育厅派医师带药来校诊治，好不容易由健康教委会派了一位医师并携带少量救济药品来校。该医师利欲熏心，私自向同学收取医药费，他发觉后，一面严加制止，一面向省报揭发。旧社会贪污成风，官官相护，他反而受到教育当局的批评警告。仅此数端可见他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是，他宠辱不惊，不为一时利害得失动摇其从教决心。
  他出任校长时，面临的问题一大堆。当时南昌社会上流行两句俏皮话：“二中兔子屎，一中赤膊鬼”。意思是说，二中校风好，学生爱学习；一中校风差，学生油里油气，不好好读书。他针对实际情况，下决心从自己开始、从生活开始，着手转变校风。他把校长办公室从大楼搬到平房，以便和学生广泛接触。他手订“公勇勤俭”校训，并制定校歌，每开会必唱，随时宣扬“勤有功，戏无益，俭为美，奢则荒”，极力激发全校师生爱国爱校，勤劳好学的精神，他笃信“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时时处处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他要学生剪光头，他自己先剪光头，二十年如一日，带领学生摆脱“赤膊鬼”的形象。经过他积年累月的努力，学校风气变了，教师安于教，学生乐于学，家长及社会人士众口称颂。
  抗战开始，学校从南昌迁奉新，再迁崇仁，最后迁广昌、驿前、白水（现改为赤水），几度颠簸，形势严峻。他凄凄惶惶，席不暇暖。学校迁驿前时，山路崎岖，校具运不上去，他头顶酷暑，亲自组织身体强壮的大领同志，带头搞驿运，保证了如期开学上课。抗战末期，物价飞涨，省立中学教师比国立、私立中学的待遇相差悬殊，有些好老师不堪薪金菲薄想改换门庭，另攀高枝。他一面用感情挽留，一面采取教师供膳制，让他们免费在校用膳（这种制度后来被很多省立中学所仿效）。家乡沦陷的同学，断绝了经济来源，他奔走呼号，惨淡经营，除了为他们申请战区生待遇和助学金以外，还在校内减少工友，安排少数贫苦同学做工读生。同时，还把劳作课改为园艺，种蔬菜、磨豆腐、办商店，帮助贫苦同学解决生活费。他以校为家，以教育为命，既抓生活、更抓教学，整日为学校、学生操劳。他心里装着整个学校，却很少考虑个人和家庭。有一件事最使同学感动；在驿前时，他六岁的大儿子吴烨，身患脑膜炎，生命垂危，他顾不上照料，坚持在校工作。据校友谢友华、谢雅华回忆；那天，他照常主持星期一纪念周会。布置一周的教学工作。全校师生特别是女同志，看到他脸色憔悴，想到吴师母一人在家护理快断气的孩子，心理十分难过。散会后，得知烨弟已离开人间，大家都流泪不止。
  春种夏锄，南昌一中在他辛勤耕耘下，结出了硕果；学校在抗战开始的前一、二年，每届全省会考，总是名列前茅，学生毕业后，考入国内高等院校的，每年不下二、三十名。抗战开始，停止了高中毕业会考，教育部规定全国优秀高中，可以保送优秀毕业生免试升大学，不少国内著名院校，都纷纷致函南昌一中，要求保送学生。当年升入大学的一中学生，现在闻名国内外以及港台的，有熊全滋（在美国任工程师）、王士忠（美国某银行经理）、杨文轩（全美中国文化教育协会会长）、曾振（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姜致和（在加拿大任工程师）。在台湾的党政军文化教育各界工作的估计有五、六十人以上，其中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不少。在大陆闻名的有罗时钧（西北工大教授兼副校长）、刘振群（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兼校长）、邓从豪（山东大学教授兼校长）、裴德安（江西省人大副主任）……至于在全国各地的专门人才、中坚干部，那就更是不胜枚举。吴先生一生倾注在淡生们身上的心血是没有白费的。
   全面发展重实践
  吴先生两度学师范，终身从教，全心育人，以他执长南昌一中近二十年的教育实践看，他的教育思想与现今所提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相符，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提法相近。
  吴先生长于国家多难之秋，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激发着他的民族感和爱国心。他留日而不媚日，“一·二八”事变那天，他愤然回国，投身教育事业，坚持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其内容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具体体现在国难教育方面。
  1933年即他回国后的第二年，他在当时《江西教育旬刊》发表了《中学实施国难教育之我见》，强调一个民族要有坚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力，提出国难教育在环境设备、教学、军训三方面的实施计划，中心内容是给学生“授以国难材料，增加学生雪耻救国的系统观念”、“多作时事的报告和探讨”、“指导学生组织自治团体，开展各项爱国活动”、“加紧军事训练、重视野外实习，养成复兴中华的能力”。这些见解成为他以后实施国难教育的蓝图。
  抗战八年中，凡在南昌一中学习过的同学，都经历过每星期一的纪念周会和周末的军训、童训。每星期一上午，全校师生在礼堂集会，形式上是纪念孙中山先生，实际上是由他宣讲形势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检查、安排一周的教学。记得有一次他痛斥东条英机扩大侵华战争夺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种种罪恶，并穿插他在留日时的一些见闻，给人印象很深。每周末的军训、童训，是全校同学的必修课。军训内容有步兵操练、战地救护、实弹射击等等。每次出操，他都准时参加（因公外出除外），亲临指导。有一次他看到同学不认真操练，纪律松弛，就下令集合，全体跪下，他自己也跪下，痛哭流泪地对同学进行爱国讲话，此后同学们上军训课，再不敢马虎随便。有一次在奉新冯川河边，还有一次在崇仁泥湾洲出搡，他突然下令：“向对岸敌人冲杀！”，亲自率领同学涉水向对岸冲去。有一次在白水镇旰沤岸边出操，他也突然发出这样的战备演习命令。当他和同学们涉水冲向对岸，发现有位教官并未参加演习时，毫不容情地批评了这位教官。
  他积极支持学生会工作，鼓励同学们出壁报（各班级都有），举办作文、演讲比赛，开展文艺活动，以发挥同学们的个性爱好，锻炼同学们的组织能力。学校在崇仁时，高中同学组织过“难社”；迁到白水时，抚州同学组织过“旰风社”，经常在校内外出壁报，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每逢旰日，自治会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抗日救国。还经常组织话剧演出，除节日在校内活动外，还去过石城、广昌公演记了得有一年演出过话剧《三江口》，讴歌一位抗日游击队员克敌制胜的英雄事迹，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吴先生不仅重视爱国主义教育，还很重视健康教育。远在留日期间，他愤愤于中国人头上蒙受的“东亚病夫”的耻辱，慨然提出“国弱体先强”，下决心从晨跑开始，锻炼身体，磨砺意志。从此风雨无阻，寒暑不间，坚持至今已57年。1985年被评为全国八十岁以上“健康老人”之一。他自身的体育锻炼，实际上是他实施健康教育的一种身教。他经常对同学们阐述：人类的一切，都寄托于身体之上，一切智慧和活动，都得依靠身体之发展而发展。体育不但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教育的基础和保证。没有体育，就没有德、智、美教育。要学生全面发展，教师本身也必须全面发展。他还经常告诫同学：“健康真快乐，疾病是罪恶。”在白水镇五年中，他住在高中部膳厅西南角的一间平房，每天早晨铃声一响，他就起身去学生宿舍，呼唤同学们起床，随同大家上操场跑步。平时体育课，必须坚持各项锻炼。每年秋季，学校照例举行运动员、长跑、短跑、越野赛跑，还有各种田赛、球赛。在广昌的六年，同学们都以他为榜样，每天用溪水洗脸，成为全校同学增强体质、抗御瘴气的保健措施。另外，有些同学过于用功，躯体活动量太少，每晚晚夜自习后还要熬夜，他一次再次劝导他们按时睡觉。抗战前有一位南昌籍同学熊振湜是，高中毕业会考不但名列榜首，而且各科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打破江西历界毕业会考成绩的记录，但体质较差。吴先生不止一次要他加强体育锻炼，而且向他父亲也关照过。由于他初中及高二时都是走读生，在家无活动环境，毕业后考取中正大学，正当他来日方长之时，不幸溘然而逝。吴先生得知后，心情悲痛，写了一篇《悼念熊振湜是》的文章，发表在赣州《青年报》，唤起青年学生要注意体育锻炼，保持身体健康。
   尊师爱生的榜样
  吴先生感情真挚而深厚，心中充满着教育爱的精神。他常说，教育的对象是人，培养人的工作是最可爱的，也最需要爱。爱，是教育的基础。他尊敬师长，爱护学生，早为同学们所传颂。
  上面提到的张一清先生，是吴先生在临川三师时的校长，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博物系，后来又私费去德国留学，专攻地质学。他对学生很爱护，帮助吴先生解决过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的不少困难，至今他念念不忘，常说：“张老师是我的第一个恩师。我立志学师范任教育工作，受他的影响不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吴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了官费，得知张先生在德国私费留学，生活有困难，他每年为张先生寄去30马克。回国后，他在南昌工作，张先生仍在德国未归，当时张师母在南昌居住，他每月送去20元左右，资助师母的生活费。解放前夕，张先生全家去了台湾，只留下大女儿在南昌中正大学继续学习，经济来源断绝，又是他资助师妹完成学业。一代师生之间，如此相知相助，无愧是尊师爱生的一个典范。
  南昌一中有过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饶思诚老师，是吴先生在三师时的英语、地理教师。他敦品励学，诲人不倦，吴先生深受他的教诲，视为自己难忘的又一位恩师。据说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饶老师曾当选过省党部委员、青年部部长。南昌“八一”起义时，领导青年学生配合起义。只因身患严重肺病，未能随军前进。起义失败后，他到临川乡下教私塾，贫病交加。1932年秋，吴先生在南昌一中代理校长期间原临川三师校长蔡漱芳先生（湖口县人）推荐饶思诚去一中任教，吴先生随即照办。未满一学期，饶肺病发作，吴先生和原三师同学胡贵明等各醵金50元、共凑足三、四百元，送饶住入南昌医院治疗。抗战开始，饶老师二度回临川乡下教私塾，生活困难，其堂侄饶桓卿（吴先生同学）写信给吴先生，请为之安排工作，他又欣然允诺。从此，饶老师再次来到一中任教，直到解放前夕为止，整整十年之久。
  记得在驿前、白水时期、饶老师肺病严重，行动困难，吴先生照顾周到，安排他住在教室旁边的房间，每天上一节课。病情发作时，还为他代课。1985年春，饶老现的小儿子章泉学兄曾和我谈及，当年在白水，每逢风和日丽，吴先生和工人常在校园内淡心，有时竟乐而忘返。据吴先生回忆；“他（饶师）在一中和我共事十年，我有时心情苦闷，向饶师请教，他叫是慰勉有加，要我战胜困难。饶师有时接到大儿子由乡下转来的信，也和我细淡。我总要他安心休养。”师生之间，情深意笃，患难相顾，这对年轻人是无言的教导。
   吴先生对学生的关怀和爱护，上面已说了不少。现任再说一下我自己经历的几件小事。
  1985年春节后，吴先生从广州来到南昌，和我们相聚在江西大学。席间大家畅谈往事，他笑着对晏致端（现已故）说：“当年你是‘旰风社’的创始人，文学底子很好，不是很喜欢写计么？”全桌的同学忍俊不止，钦佩他的记忆力还那么强，对学生的了解竟那么细。
   解放前我给《-中同学录》写过一篇《-中教育之路……以“赤膊鬼”和“兔子屎”为例》的小文，自己早已忘得一千二净，他却把它保存了三十多年。1982年他把它抄给我，还反思当年治校时之不足。其对待学生竟到如此认真的程度，实在令人肃然起敬。同年，他总结了一十年来对自我健康教育的几点经验体会，写出了《健康教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浅议》一文，他把它寄给我时，还用毛笔端正地写了一纸便条：“请你和剑霞（我的妻子）阅读后，提些意见，你们的儿女也要他（她）们学一学，这是我五十年的精神财富。如有不妥，并希指正！”
  他自己总结说：“我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但我的动机，是从爱护他们出发。因此，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教师热爱学生，自然会博得学生的尊敬。‘尊师爱生’，新旧社会同一规律。”（见《我和南昌一中》一文——南昌文史资料1984年第二期）事情正是如此，解放后四十年了，和他保持联系的同学，有在国外的，有在全国城乡各地的，大家向他问寒问暖，交换工作和学术见解。他以此作为晚年最大的慰藉，经常在一个月内给同学们回信达五十封左右。他对学生的来信，一视同仁，特别对在农村工作或生活困难的学生，更是来信必复。这不能说是一般礼尚往来，而是他关心、爱护、教导年青人的教育爱的扩大和延伸。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爱满天下”，吴先生也应是当之无愧的。
   自强不息永奋进
  吴先生人如其名，名符其实。他一生的主旋律，正如《周易·乾》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勤劳朴素，奋进不止。从1939年秋我在崇仁相山书院（当时一中迁此）门前看到他的第一印象开始，以后在广昌驿前、白水的接触，直到1985年春节后和他阔别重逢，我见他总是衣著朴素。从外表看，他“土”得出奇，毕毫看不出他曾经是一位在国外生活过六年的留学生。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他昂首挺胸的飒爽英姿。他的“土”，正是他的本质表现。几十年来，他们没有丢掉这一身“土”气。他待人宽厚却律已甚严。生活上俭朴，从不抽烟喝酒，平日饭菜最合味的就是青菜豆腐汤。他勤劳成习惯，早在中小学时期，每逢寒暑假回家必随同父亲下地劳动。从留学到回国任教，他一直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到如今快九十岁仍然孜孜不倦，日无暇晷。在校几十年，他总是争先参加体力劳动，在家里也参加家务劳动。他下放农村五年八个月，当时已是年过七十二岁的老人，除了下雨他天天下地劳动，当地农民都深受感动。他很豁达，又很有个性，常好自我挑战，爱给自己出难题，爱用“每逢艰难思奋进”激励自己。他把“逆来顺受”引伸到“顺来逆想”，颇具忧患意识。抗战期间他不断对学生进行国难教育，是和这种思想意识分不开的。他一生洁身自爱，安贫乐道，不贫名利，也是和这种思想意识分不开的。他在南昌一中享有很高的声望，1986年9月，在建校85周年及校友联谊会上，有些校友签名推荐他担任一中名誉校长，听到这个反映，他立即向一中领导同志表示不敢受此荣誉；在福师大工作时，领导上有时要为他提职提薪，他总是谦辞。解放后他在福建师范学校（福师大前身）任教，1957年他以民革成员身份代表师院民主党派参加院领导小组工作。1964年由于华侨大学开办日语专业，组织上又调他去该校教日语，直到1979年才调回福师大。反右斗争和文革时期，他和全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劫难逃，受过委屈，吃过苦头，但是他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既不怨尤，更没有停顿不前。回福师大以后，他以诗述怀：“二十年来两大关，党恩哺育凯歌还。人生起伏寻常事，天地旋转若等闲。逸豫亡身自古训，勤劳卫国换新颜。老夫喜作明时颂，四化神州卷巨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使他对国家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他似乎返老还童，一下子变年轻了。他抖搂精神教学，辅导师资，带研究生，参加学术研究，写论文，编译出版了《比较教育学》等专著三本，论文几十篇。
  1982年，全国开展“精神文明礼貌月”，他提出《我的精神文明守则十条》，决心遵照周总理遗言，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奉献到老，用实际行动关心集体，为社国统一大业作贡献。福师大召开表彰大会，评选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分子，《福建日报》刊登了他的先进事迹，并加编者按，号召广大党团员、干部、男女老少向他学习；北京《团结报》和《文摘报》都加以转载。最近几年，他越来越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他衷心拥护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热烈赞扬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所作的和平统一的呼吁。1986年3月，他赴香港会亲访友，得悉不少学生在港澳台湾工作，他殷切寄语，希望他们顾大局、顺人心，为和平统一祖国作贡献。
  1987年2月，他办理退休手续，但“身退心不退，人离情难离”，他提出“忙度晚年”，要继续发余热、奉余身。他的日程排得很满，新编的《崇仁县志》他字斟句酌地校阅；江西教育界几位逝世老前辈的先进事迹，他先后写成了传略；他还为学生李干、黄刚培烈士写传记（李是大革命时期1927年随军南下时牺牲，黄是在闽北牺牲），国内外学生的来信，他频频作复。他到老诲人不倦，永不废其为师之责。他以一生的教育实践，呼吁《新时代的教育应树立新的四不朽精神》：立德、立功、立言、立健，做一个有共产党主义理想的人，以献身教育为乐。他最近两年写出《当代知识老人应如何自我评价——我的反思与评估》、《我的第二人生的断想》两篇论文，系统地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经验及今后的设想，对自己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和评估：（一）养生之道是四句话十六个字：“知识锻炼，心情舒畅，合理营养，生活有常。”（二）一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切身经验是五句话二十个字，“自强不息，苦练身心，言教身心，言教身教，持之以恒，水到渠成。”特别“苦”、“恒”二字是他一生的守则。他经历过三个进代，紧跟时代步伐，不停地前进。他思想不老，无愧是人们尊称的“童翁”。
   （摘自《临川文史资料》（第三辑），作者张溥系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