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解放前，连城的群众文化十分落后，只有一些民间说书艺人及“三角班”的演出，大多数艺人所演唱的不是嫖娼赌博逍遥的低级下流小调，就是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戏曲。如“青龙山”，“寡妇叫坟”，“十八摸”等，也有一些抨击封建社会制度，提倡婚姻自由的进步作品。如“方卿戏姑”，“苏三起介”，“孟姜女”，“毛洪记”等。
解放后，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连城逐步建起了广播站、文化站、电影队、文宣队等。
第一章文化机构
第一节文化站
连城文化站成立于1973年，为民办公助性质，主要是开展图书借阅、报刊阅读及业余文艺演出。1980年广播站、电影队和文化站合并，三站合一，称为连城公社文化中心站。文化中心站在经济上实行以文养文，独产核算。连城公社电影院建成后，增设了电视室、图书借阅室、儿童阅览室、报刊阅览室、棋艺室、乒乓球室、羽球场等。电影队开始在电影院卖票放影。
第二节广播站
1973年建站，建站时设机线员和播音员。建站前，县里曾用电话线给各公社输送广播，当时号称队队通广播，但收听效果不好。建站后，连城公社花大力气抓广播，喇叭逐步通向千家万户。“文化大革命中”，公社广播站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1977年又复称人民公社广播站。并增设报道员，编制由二人增至三人，均为国助社办的小集体。从此开始播出本乡（社）新闻节目。1983年4月，大风吹毁了全社电话及广播线，通往各村的广播也基本瘫痪。1997年又搞了一段时间的调频广播，但随着电视机在农村的普及，乡干部分流等诸多的原因，乡广播站现已基本瘫痪。
站机房设备有扩音机1台，总功率600瓦，三用机1台，增音机1台，收音机1台，录音机1台。
第三节电影队
1978年，公社购买了16毫米放映机，成立了放映队。在成立放映队之前，县电影公司有一个放映队负责崇岗、秋溪、连城一带农村放映。由于放映周期较长，群众一年难得看上几场电影。连城公社放映队成立后，巡回放映范围缩小，放映场次较多，群众看电影容易了。，公社影剧院建成并交付使用后，电影队经常在影院售票放映。
上世纪60年代，群众喜爱的国产故事片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五朵金花》、《平原游击队》、《天仙配》、《上甘岭》、《柳堡的故事》等。“文化大革命”中规定只能放映《红灯记》、《智取威武山》、《沙家浜》、《闪闪的红星》等。连城电影队成立后，又放映了《小花》、《黑三角》、《从奴隶到将军》、《庐山恋》、《高山下的花环》、《少林寺》等。其中《少林寺》等武打片风靡一时。
第二章民间文娱活动
本乡自古以来，民间文娱活动丰富多彩。每逢传统节日，迎神赛会，奇灯异彩，歌舞弹唱盛前。主要活动的龙灯、狮子灯、蚌壳舞、采莲船、高跷等民间舞蹈。
第一节龙灯
龙灯主要是软龙灯，龙灯为篾扎、外蒙沙布，形状似龙。据传有一年连降暴雨，洪涝严重，乡民扎纸为灯，祭祀龙王，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岁熟年丰。龙灯长约13米，杏黄色的龙身披满深绿色的鳞片，灯队13-15人，头系蝴蝶壮黄毛巾，腰系大红腰带，脚穿白套袜，罗布鞋。表演时依次完成龙点头、龙伸腰、龙翻身、钻龙门、龙钻肚、龙盘拉等动作，在欢快的鼓点声中起舞，多彩多姿，令人赏心悦目。
狮子灯属民间传统武术灯彩文娱活动。狮子头用木制布裹。双目如电，巨口如盆，长发纷披，缀以长布作狮身，由两人表演，一人撑头，一人扮尾，动作协调，配合默契。表演动作有奔跑跳跃、前后翻、扒痒舔毛、引水洗面、跳方凳、上高台、打马肩、竖楼排等。
第二节戏剧演出
明末清初，连城乡境内流行傀儡戏（又称木偶戏，巧线戏），在乡间寿庆，婚嫁、迎神、庙会、修谱时流动演出，所唱曲调有宜黄戏的二黄、西皮，也有赣剧的南北调、高腔等。大型剧目有《龙凤阁》、《乾坤带》、《全家福》、《百子图》等，小型剧目有《平贵回窑》、《洞宾戏牡》、《壮元游街》、《打金枝》等。
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三小（小生、小旦、小花脸（丑））的角色逐渐改为人演而取傀儡戏，并以锣鼓伴奏，称为“三角班”或“三脚班”、“半班”。“三角班”用的是当地土语土音，通俗易懂，地方色彩浓郁，唱做优美朴实，载歌载舞，活泼风趣，引人入胜。开台戏总是唱“单台”，有一段“拜揖语言”，如“关关睢鸠妹来出台，小妹子初到贵府来。走上前来我深深拜，郎啊我情哥，四方君子站拢来。”“三角班”的剧目多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爱情的小戏，如《秧麦》、《盘广货》、《单劝夫》、《小和尚锄茶》、《辞店》等，这些剧目以短小见长，轻松活泼，散发着芬芳的泥土味。
民国时期，“三角班”多起来，往往还与傀儡戏同台演出，使三角班得到一个较快的发展机会。剧目、角色，人员逐渐增多，并加入二胡、笛子、唢呐等伴奏乐器，朝着“半班”过渡。“半班”结合“丰城调”发展为“本调”，与“会母调”结合发展为“抚调”。多演大型剧目如《青龙山》、《毛洪记》、《桃妹逼嫁》，也演小型剧目如《打猪草》、《补碗》、《十月怀胎》、《金莲送茶》等。第三节其他文娱活动
唢呐吹奏流传于本乡历史甚早，曾经出现过不少演奏高手。不少人唢呐的演奏造诣甚深。
他们的演奏特点是：指法熟、音色美、感情充沛；有的高手善于运气，一口气能演奏1个多小时。连城民间唢呐曲牌有《正调浪淘沙》、《小开门》、《闹广东》、《朝天子》、《心相应》、《阴阳别》等20多个。
渔鼓道情俗称“崩崩腔”，演唱者多为盲人，用手拍打竹筒蒙膜的一端，有说有唱，曲调哀怨低沉。唱本有《毛洪记》、《攀弓带》、《卖花女》、《梁祝姻缘》等，唱词口语化，通俗风趣，颇受群众欢迎。建国前，每到夏令乘凉或举办喜事的茶余酒后，往往请来这种曲艺人唱上半天或一日。因为这些唱“崩崩腔”的艺人地位低下，被人蔑视为“下九流”，故后继乏人，致以失传。
莲花落演唱者自击竹板，或用有齿竹板碰击数块串连的竹板来掌握节拍，唱词多为七字句，二或四句一组，似说似唱，结束句加“丝丝莲花落”或“底底莲花落”等衬词。有一人站唱、二人对站唱、数人帮腔等形式。多在每年春节至元霄时上户演唱。现似乎已失传。
蚌壳舞大蚌用篾扎布蒙而成，双人表演。表演时，少女扮演蚌精，身居蚌内，男者饰渔翁，手执鱼网，伴随着轻快的打击乐声，互相挑逗，婆裟起舞。
第三章文艺创作
第一节文学创作
历来本乡籍文化名人甚多，有一批古典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要地位，如黄维翰的《稼溪诗集》（4卷）、《持庵诗集》（2册）。近代又有红军青年作家许瑞芳、教育家兼诗人吴自强。现代又出现了作家黄天明、黄立明，记者黄初晨、章满书等。
新中国成立后；连城乡兴起了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逐步建立了一支以业余创作为主的文艺队伍，涌现不少文艺新秀，文艺创作事业日趋繁荣。诗歌创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活跃。其中有名的教育家兼诗人吴自强，红军青年作家许瑞芳，作家黄天明和黄立明。
吴自强（1901-1996），字健行，晚号童翁，临川连城乡人，现代教育家、诗人，著有《青年与教育》、《日本现代教育概论》、《比较教育学新论》和《童翁吴自强爱国教育诗词选稿》等。
吴自强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主，但他“在教学之余，写出不少诗词，直抒胸臆，表达其爱国主义思想”（后学余心乐《童翁吴自强爱国教育诗词选稿·前言》）。吴自强存诗158首、词21首。这些诗词绝大部分写于解放后，都是紧跟新中国各个发展阶段的形势，抒发其爱国之情，写于建国前的只有二首诗，其一《立志》诗云：
生偕国耻与俱来，行健自强意未摧。
国弱民贫愚昧并，此生矢志育英才。
这首七绝写于1922年6月，是一首言志诗。诗中巧妙地嵌入诗人的“名”和“字”，抒发了“矢志育英才”的远大志向。其二《感怀》诗云：
国难当头苦难年，安贫乐道兴陶然。
一生检点差堪慰，未取人间造孽钱。
这首七绝写于1942年8月，是一首咏怀诗。当时他正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学（今南昌一中）当校长，“国难当头”，要“取人间造孽钱”是很容易的，但诗人“安贫乐道”、“一生检点”，“未取人间造孽钱”。作者在诗中抒发了自己的一种高尚的情怀。
许瑞芳（1906-1934），别名春呈、植民、应槐，连城乡大桥许家人，红军青年作家，新修《崇仁县志》辑存了他的部分诗文。
父务农，后改贩卖日杂、布匹等。瑞芳先在航埠小学读书，后升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11月，经陈奇涵、曾燕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冬参加红军。翌年，任红军四军第十师宣教科科长。他工作积极、作战勇敢。1934年冬，随红军长征，不幸在石城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瑞芳生前写有《自序》、《国民党之如是我见》、《乡村打架的一般》、《哭应昌同志》、《革命的人生观》、《乡村劣绅经济之来源一剥削》、《告青年》等文章，其《自序》文云：
……我很希望这卑之无甚高论的拙作能刺激人们奴隶的根性，鼓励人们反抗的感情，同来向黑暗势力拼个你死我活，洒我们的热血洗尽人间的污点，堆起我们头颅迭成高塔，镇压恶魔作祟。奴隶们，快醒啊！起来斗争，夺取政权，失却锁链，赢得世界！
这篇《自序》，既是杀向黑暗势力的匕首、投枪，又是鼓励奴隶起来战斗的动员令、宣言书。全文语言犀利，富有战斗性。除散文外，瑞芳还写了不少充满政治色彩的自由诗，如《告青年》一诗，先从各个方面对青年人进行劝说，而后指出：
可爱的青年们啊！
你要时刻的准备，
去和敌人相厮杀，
社会旧壳在崩坏，
只要你们的努力，
幸福跟随胜利来。
可以认定：革命青年读了瑞芳的革命诗，一定会更努力杀敌，因为他们相信“幸福跟随胜利来。”又如《农人的叹声》一诗，亦是从方方面面述说农民的痛苦，犹似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诗，但这是一首现代的《悯农》诗。瑞芳不但同情农民的疾苦，而且还为他们指出了解除疾苦的办法。诗末指出：
终是要翻身，快去找出路；大家来团结，别人靠不住。
努力去奋斗，罢税抗租谷；个个去做工，人人来享福。
“大家来团结，别人靠不住”。贫苦农民只自己团结起来闹革命，才能求得解放。这就为叹气的农民指明了一条出路，又如他的《小火星》诗云：
小火星！
小火星！
具有反抗之热情，
发出革命之声音，
充满了“叛徒们”的不平鸣。
这首小诗是诗人写在他的诗文集封上面的。瑞芳热爱写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些短文和小诗发泄一点悲愤”（《自序》）。这首小诗是许瑞芳抒写革命诗文的宣言书，是他文学主张的集中反映。黄天民，笔名黄天明。1930年8月出生在临川县城抚州镇。六岁在原藉连城舍头由母亲教读。1943年毕业于连城小学，考入临川县中读初中；1946年考入省立临川中学读高中。1949年5月高中毕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1954年为该军专职作家，后为昆明军区专职作家。1970年任昆明军区文工团副团长，1978年仍专职创作。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主要著作有长、中篇小说：《边疆晓歌》、《爱的波涛》、《硝烟中飞过一只多情鸟》、《春风得意马蹄疾》等；话剧《枪》获创作一等奖，五十年代由云、贵、川及北京、江西等话剧团公演过。
黄立民，笔名黄砾明，男，1951年5月生，汉族，连城村人，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赣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学士学位。现为江西省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专业作家。从1980年迄今，共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各类作品300余万字。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集《把彩霞献给蓝天》，获江西省政府颁发的优秀文艺成果奖；中篇小说集《冲出轨道的星》，获江西省第二届优秀文艺成果；长篇报告文字《永不陆沉的红土地》，获江西省第二届优秀文艺成果奖；长篇小说《回旋变奏》，获江西省第四届谷雨文学奖；另有电视剧《把彩霞献给蓝天》，在中央电视台一、二套节目黄金段播出。2000年9月获赣州市委、市政府授予的“拔尖人才”称号，并享受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
第二节黄维翰的方志和史学研究
黄维翰（1867-1933），字申甫，号稼溪。光绪二十年（1894）中甲午乡试举人，次年即中连捷进士，任兵部职方主事及内阁中书。1906年擅候选直录州的知州。是年12月，徐世昌督东三省，他先为东三省总督练公所参议，不久即被徐兴奏为呼兰知府（即今呼兰县）。
黄维翰在呼兰三年间，充分显示了其治政的才能。据徐世昌、朱庆澜为黄维翰所撰《呼兰府志》所作的两篇序和粱荣纶、李文武所作的两篇跋，他“诚朴嗜学，有史才，尤长于政治”；莅任后“未期年，政声丕著”：“黄君莅任，躬亲繁据，其治严而不烦，钜细毕举”。考察其他有关史料，黄维翰除撰修《呼兰县志》外，主要政绩有兴办教育以开发民智，缉扑盗贼且改革吏治，劝民耕植且严禁鸦片等等。例如在兴办教育方面，当时呼兰境内仅有学校3所，适龄儿童多辍学在家。为此他大声疾呼并动员适龄者入学。但是百姓却误以为叫孩子上学是为了募兵。为了解除百姓的顾虑，他以政府名义张贴保证书，并派人深入百姓家中动员宣传。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学校由3所60人发展到26所000余人。而且他还多次到学校听课、讲课，鼓励孩子们力求上进。后来又在府治所在地开了初级师范学堂、初等工业学堂及高等工业实习，培养出大批地方人才。地方士绅及百姓为了感谢他兴办地方教育的功绩，集资为他立了《黄太守德政碑》，置于学校院内。
又比如说在严禁鸦片方面，呼兰从开垦之初就有人开始种植鸦片，但当时并不是为了吸食或贩运，而是为了医病，以后才慢慢发展到吸食鸦片和贩卖。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调查，城乡吸食鸦片者共4211名，年龄大者为76岁，年龄小者只有17岁。黄维翰莅任后，目睹种植、吸食、贩运鸦片之烈，他大声疾呼鸦片之害，并于1908年奏请政府将呼兰府所属城乡上年所种罂粟684381垧全部予以铲除，改种了庄稼。同时，成立呼兰卫生局及附设医院，设立戒毒所。并且下令，凡贩卖鸦片者必须于是年7月歇业，否则将予以严惩。他还把吸毒者集中至戒毒所内用药物给予治疗，当年戒者87人。到宣统二年（1910）又有822人戒掉。尽管戒烟人数不多，但从扭转社会风气方面来说，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1909年黄维翰调任绥化（即今绥化县）知府。1910年又改任龙江（即今齐齐哈尔市）知府兼省会警务公所总办。任总办期间，他同样大力查禁烟赌，但却因此遭到馋言，1911年被去职。卸任后，他到北平。民国成立后，他先后被国史馆、东三省盐法志和江西、吉林、黑龙江等省的通志馆聘为编修，撰修了《黑龙江志稿》地理志的部分志稿，协助审改了吉林省永吉县志，写出研究渤海史专著《渤海图民》。此后他就一直从事著书立说，直至去世。
黄维翰一生的著述十分丰富，在其去世前的30多年中，每隔两年就有一部著作问世，堪称著作等身。他的著作主要是方志和史学，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以外，还有10多种。诸如《统纪》、《政府年表》、《各省军政、民政长官表》（含列传若干）、《武昌起义纪事始末》、《黑水先民传》、《蒙服志》、《历代名人生年表》、《稼溪诗集》、《豫章姓系》、《江西疆域志》、《江西历代地理志》、《江西名人传略》、《豫章大事记》、《法源寺志稿》、《抚州先贤考略》、《抚州农产考略》等等。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他的代表作《呼兰府志》。
黄维翰在《呼兰府志·例言》中明确说明了此志的编写原因是“黑龙江省旧无省、府、县志”。根据他的说明，再加上其它史料的佐证，可以说《呼兰府志》的撰修成功，填补了黑龙江省素无县志的空白。在“例言”中，他还说明了该志编写的起迄及成稿时间，“此书编辑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迄宣统二年（1910）脱稿”。其间因“水大疾疫兵戈之事，全稿强半散失。壬子以后，里居无事，复搜丛稿补成之。视原稿约损十之三四”。该书资料的来源则是“得之父老传说者十之三四，得之实地调查者十之四五，得之旧记者十之二三”。梁荣纶所作的《呼兰府志》跋文，也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跋云：“公在郡时，榆核各属文牍，翻译司旧档，广询士绅以及老农驺卒，……撰为府志，历八载而书成”。
《呼兰府志》共分12略，包括地理、政治、财赋、交通、外交、祠祀、学务、武事、人物、礼俗、物产、艺文等。其体例新颖，条目清晰。在每一略之前都有他本人所撰的小序，说明设置该略的缘由及本略所记之事。例如《艺文略》小序云：“职方氏日：志郡县者，不遗艺文仿史例也。呼兰建设逾二百年，而人文发达厕名庠序，实在光绪改元以后，故著述无称焉。兹编著录举关于一府之奏牍、碑记、序文，胥陶罗之。既未便羼入各卷，而不忍湮没，使后来者无所考证，仍名之曰《艺文略》，所渭例外之例也。”
检阅全书，它记述了自上古至近代呼兰河流域各县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以及中东铁路修筑，外交交涉，呼兰教案，沙俄入侵和呼兰政治、经济、军事、粮食生产等各方面情况。实际上，黄维翰在记事时并非不分轻重详略，正如其“例言”所说，“郡县志古事今事应并重，此书详略不伦，而偏重于人民财赋、教育、兵事、实业、外交。贡其一得之愚，俾为经世之助”。而且他在记述中也尊重事实。比如说，他在志书中如实记载了官吏诬民为盗，为了凑数而杀戮无辜的事实。
不可否认，《呼兰府志》也存在不足和失误。如对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记载不确。呼兰教案发生在光绪八年（1882），志书误为光绪九年。又如对县名的认定是以讹传讹，未加深入调查和考证，却转引他人之说，认为“胡刺温”即是呼兰，这实属谬误。此外诸如对烈女、乡贤的溢美之辞，也反映了黄维翰作为旧时代人物的观点和立场。
黄维翰所撰的《呼兰府志》，其意义之一正如梁荣纶跋中所言：“公之书虽囿于呼兰一府，其所论著则治江省者莫能外焉，盖固圉实之这伟著也！”李文武践中亦言：“呼兰人民讴思而景慕者，惟公是属。然此编出，知不仅呼兰一郡奉为宝录也已！”黄维翰不仅名播边陲，而且他的成就也令家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自豪。第三节艺术创作
连城乡境内音乐创作早期以民歌为主，都是群众集体创作。民歌节奏明快，清新活跃，地方特色鲜明，乐器有胡琴、笛子、唢呐、锣鼓，逢年过节，婚嫁丧葬，玩龙灯，迎庙会，都有固定的曲调，流传至今。舞蹈创作民间历来盛行狮子舞、龙灯舞，玩采莲船，蚌克舞等，这些民间舞蹈纯属自乐而已。
美术创作成就颇大。民间美术大量见之于建筑物和民用家具上，祠堂、庙宇、牌坊、亭阁和豪富民院无不雕梁画栋。散见于各村的清代民房，大门雨棚下雕有花草、禽兽和人物，构思严谨，刀法老到，色调淡雅，制作精巧，神态活现，集绘画、雕塑艺术之大成。
书法创作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涌现了一批书法新秀。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连城村的胡泉龙。
抚州书画界人士说，胡龙泉书法功底深厚，风清骨峻，笔力劲健，字透纸背，其书写的行草线条奔放，如御夫驾车，避让有序、章法流畅，楷书凝重圆满，气势磅礴，如山岳雄浑。去年，胡龙泉以其不凡的书法水准和独特人品被市书协授予德艺双馨书法家称号，被聘为市文艺学会书画研究院院长。
胡龙泉祖籍临川连城村，后跟随父母定居进贤县李渡镇，虽生于商家，但自幼喜好丹青、舞文弄墨。小时，他以连环画中古装人物为导，兼临习《芥子园图谱》。1962年，他购得赵孟《寿春堂记》，因其用笔遒劲，章法流畅而爱不释手，继而临帖不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胡龙泉年少时，父母双亡，又遭浩劫，从此家道中落。迫于生计，他长兄为父，做学徒打零工贴补家用，虽然辛苦但仍然夜以继日练习书画，可惜因无师指点，终不得要领。
天佑良材，命运终于向他伸出眷顾之手。
1980年，胡龙泉被原市副食品公司负责人看中，被调入该公司，专司宣传工作。就这么一种平常差事，成了他书法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画室也成了他艺术人生重要驿站和梦之园。
胡龙泉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他调整思路，选择书法作为主攻对象。他像一位在茫茫沙漠中发现绿洲的旅人，更像一位苦行僧，潜心苦练，全部身心沉浸在书法海洋里，淡泊中求宁静，书法里寄情趣。
中国书法浩瀚如海，“颜筋柳骨”早有定论。柳体字瘦而不露骨，沉着痛快，气度雍容。胡龙泉深知，学好书法要先打好基础，从柳公权《玄秘塔》入手，吃透柳体，先学好字体骨架。临习数百遍之后，他又融合颜体气势宏伟、粗犷磅礴的书风，以求得书艺的突破。他常常把自己的书作悬之于壁，与前辈大师的作品相对照，反复揣摩，寻找差距。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胡龙泉的书法经过二十余年磨炼锻造，终露锋芒。1988年，我市举办“抚州地区文化名人书画表演会”，除老前辈胡定元、吴光国之外，他成为我市6名被邀请人之一，成为江西省书法家协会首批成员。
他没有因此而张狂，也没有因此沾沾自喜，仍虚心学习。他十分欣赏王铎书帖，醉心于那种摇曳多姿的韵律和连绵跌宕的节奏，将自己几十年学习楷书的功底和对书法的理解融入其中，以求得行草方面的突破。他博采众长，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
古人云：书为心画。书之结体像人一样，要筋、骨、血、精、气、神、脉相通。这是书法法则也是欣赏标准。他有着文人铮铮骨气，不以寂寞为孤苦，不以经济利益为主，把人生的体验和喜怒哀乐倾注到书法创作中。许多人说，观看胡龙泉现场书写是一种享受。每逢笔会，他总是微笑面对，成竹在胸，一只手夹着香烟，吞云吐雾，一只手濡毫染墨，凝神静气，思考片刻就一挥而就。
2000年，胡龙泉书法作品荣获江西省首届农民艺术节书法一等奖，并获得中国世纪之光美术书法摄影展书法一等奖；2004年又获全国群星奖江西赛区书法一等奖。他亦因此成为省书协理事、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并任我市书协副主席。胡龙泉以其高超的书法水准成为我市书坛的实力派书法家，也是我市书坛中寥寥可数并形成个人风格的书法家。汤显祖纪念馆、王安石纪念馆、万寿宫、曾巩读书岩、金山寺、疏山寺、万寿宫、鹰潭甘露寺、宁都翠微峰风景区都留有他的墨宝。众多作品被有关人士收藏，作品先后两次进京展出。
胡龙泉不仅书法好，还有古道心肠，常有年轻书画爱好者来访，他都毫不隐藏，悉心相授。胡龙泉也经常忠告年轻书画爱好者，中国书法艺术博大精深，需要艺术感悟和常期苦练，要抵制现代社会的各种诱惑和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才能有所建树。
目前，他已年过六十，仍每天坚持练习书法数小时，家里经常有书画人士造访相聚，拉二胡、下象棋、谈书写字。
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书法艺术道路上的铺路石，希望我市书法人才代有传承，也希望他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好。第四节部分作者发表作品登记表第五节作品选录
许瑞芳烈士遗作
（一）在黑夜里
在这沉寂的黑夜里，
孤居一间破烂窄狭的斗窒，
夕阳未没早已黑暗了，
天空只有一点星光。
四围美丽的景象，
半点也不能窥探，
又没有朋友们来畅谈，
只得独自的娱乐。
灯儿发出的红光，
书儿是良好的陪伴。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无上精神安慰的工具。
四围真是黑暗呵
我要拿着这个红灯。
向黑暗的周围射去，
高叫马克思主义。
呼奴隶们从梦中惊醒，
冲破这沉寂的暗夜，
共享东方红色的光明。
1927年10月5日
（二）杀敌
杀！杀！杀！
杀尽地主资本家，
帝国主义和军阀。
杀！杀！杀！
杀尽贪官污吏，
买办土豪和劣绅。
同志们！
莫畏怯，
莫犹豫，
我们的自由，
在与敌人斗争里，
敌人不杀清，
我们手不停。
杀！杀！杀！
黑暗已过去，
前途是光明。
1927年10月16日
（三）我们为着什么？
红色的洗礼，
将我浪漫的行为，
腐败封建的思想，
流到太平洋中去！
赤色的光辉，
照耀我的眼睛，
指明谁是朋友，
分清谁是敌人。
我愿流浪呵！
要以革命为终身，
不问个人的幸福，
为无产阶级而牺牲。
人们骂我过激派。
遇事总要加破坏，
现状决不去维持，
建设共产社会的将来。
人们咒我是怪物，
杀人放火为急务，
对待敌人不残忍。
留下革命的后榀。
一切的咒骂呵．
我怎能顾惜他，
我的生活是斗争，
玩赏主义的奇花。运用我的口呵！
历数资本制度的罪恶。
揭破统治阶级的假面具。
唤醒奴隶快起来革命。
飞午我的笔呵！
描写人间的不平。
为穷人们吐气。
颂劳工的神圣。
持起我们的枪炮，
上起利锐的刺刀。
深入敌人的营垒，
扑三砭豺狼的当遘。
跳上劳工专政的午台，
消灭人类的阶级，
联合万国的劳动者。
完成世界大革命。
1927年11月3日
（四）年关
光阴似箭般过去，
穷人难度苦年关，
演尽人间许多，
万恶的惨剧。
看呵！
富人讨债忙，算帐忙。
买田忙，置地忙，
一副冷森的面孔，
令穷人怎样的难当，
穷人卖田愁，当屋愁，
嫁妻愁，鬻子愁，
倾家荡产。
缴息尚不够。
听呵！
随时随地，
男的，女的，
老的，幼的，
相骂声，打驾声
讨债声，痛哭声．
这样声，那样声，
那样声，这样声。
为了几个臭铜，
逼死多少人命。
人心不是顽石头，
怎样能够忍，
唉！
父母兄弟刀相见，
那里有什么家庭爱情，
亲戚朋友各拼命。
那里有什么真诚感情。
要明白呵，
人问一切的罪恶。
都是私有制度的作祸，
要杜绝天下的乱源。
实现社会主义不容缓。
1927年12月29日
（五）告青年
可惜一般的青年，
只知赚几个臭钱，
以顺为正服从一切，
吃阳间饭过阴间世，
安分守己度一生，
岂不是个活着的死人。
可惜一般的青年，
具有高尚的本能，
受尽经济的束缚，
天才怎样能够发展，
经历痛苦和压迫，
还说一生都是命安排。
可惜一般的青年，
只知埋头读死书。
作文赋诗尚仿古，
高谈尧舜孔圣贤，
眼前时事不清楚，
时代落伍的痴徒。
可惜一般的青年，玩水游山任自然，
只知征逐花酒间，
清谈陶潜自乐天，
社会一切都不问，
个人享乐顾眼前。
可惜一般的青年，
陷入思想的错误，
走到反革命歧途，
不管乌龟王八事，
总干几个臭铜钱，
还说救民的痛苦。
可爱的青年们呵！
你的血己冷了么？
我要拿到百度的沸水中去煮一煮，
使你们的血沸腾，
快和敌人去斗争。
可爱的青年们呵！
你脑筋已陈腐么？
我要送到太平洋中，
替你去洗一洗，
洗去一切的陈腐，
要有阶级的觉悟。
可爱的青年们呵！
你要时刻的准备，
去和敌人相厮杀，
社会旧壳在崩坏，
只要你们的努力，
幸福跟随胜利来。
1928年1月10日
（六）犁头
犁头不犁地，
世人皆饿死，
提起犁头来，
饿死了自己。
1928年3月7日
（七）农人抗租
牛耕田，
马吃谷，
农人受苦，
地主享福，
人间不平，
资本制度。
急起自救，
唯一出路，
罢税抗租。
1928年4月5日
（八）农人的叹声
农人苦真苦，
清早去锄士。
太阳已下山，
做到二更鼓。
日光当头晒，
汗如雨下注，
风吹暴雨淋，
正在田间做。
水早天灾降，
深夜睡不着，
且幸秋收熟，
大半交租谷。
镰刀方收藏，
又要寻借户，
春荒米陡涨，
日子真难度。
官衙差警来，
催粮太紧促．
绅士去领赏，
团丁作威福.
兵士来拉夫，
难免将被捉，
任你怎乞求，
只是空泣诉。
可怜衣无穿，
补上又加补。居住太窄狭，
东倒西歪屋。
四季无饱期，
时常要吃粥。
儿女已长成，
怎能教他读。
人们卑贱我，
道是红脚肚，
一生自勤劳，
为他人造福。
终是要翻身，
快去找出路。
大家来团结，
别人靠不住。
努力去斗争，
罢税抗租谷，
个个去做工，
人人来享福。
1928年4月17日
（九）小火星①
小火星！
小火星！
具有反抗之热情
发出革命之声音，
充满了“叛徒们’的不平呜。
（十）哭应昌同志③
应昌同志啊！
你为了无产阶级而牺牲了，
你的精神永远留脑海中，
使我的热血更加沸腾，
使我的心灵越发燃烧，
我不愿做儿女情般的哭泣，
因为哭泣也只是无用，
只有将你未完的志加在我肩上来，
从此应如何的加倍努力，
继着你的精神踏着你的血迹，
将敌人杀得片甲不留，
把旧社会打个落花流水，
这样才是为你去报仇，
这样才不是我的耻辱。
【注释】
许瑞芳同志生前喜爱写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些短文和小诗发泄一点儿悲愤”。
《小火星》这首诗就是写在他的诗文集封面上的。
叛徒们；这里是指背叛剥削阶级，反抗旧社会的革命者。在许瑞芳的诗文集里，无情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剥削阶级的残忍。
章应昌同志，秋溪乡人，是许瑞芳同志的战友,1928年4月牺牲。
（转自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革命烈士诗选》）
自序许瑞芳
自汕归后，闲着没有工作，满腹反抗的精神，不能向前去杀敌，只好略写此短文和小诗发泄一点悲愤。不过，我的作品真是自丑，不觉信笔写来，当然说不得什么好！却都是以经济的、阶级的、革命的为立足点。也许有革命性的青年要和我表示热烈的同情；若是旧式儒雅之士看起来，不禁摇头蹙颜的不足道，不及那五言七律的好，我更羞学妇人缠足的古诗消磨有用的精神，我很希望这卑之无甚高论的拙作能刺激人们奴隶的根性，鼓励人们反抗的感情，同来向黑暗势力拼个你死我活，洒我们的热血洗尽人间的污点，堆起我们头颅成高塔，镇压恶魔的作祟。奴隶们，快醒啊！起来斗争，夺取政权，失却锁链，赢得世界。回忆在日本留学六年的感受与启迪
（1926.2-1932.1.28）
九二叟吴自强
一、留学日本的由来和历程简介
我是1901年出生与20世纪同年的。幼小时家贫，半耕半读，由农村私塾转入秋溪小学，17岁小学毕业，当年7月考入公费的临川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5年于1922年毕业。校长张一清聘我在农村师范科工作四年半。1922年冬，校长到南昌省教育厅开会回校，他知道我家庭经济情况想升学，告诉我说：“江西教育厅快要恢复留日官费，若你想升学，可准备一年的自费去日本补习日语和应试科目，到明年春季报考中日双方制订的特约五校，考取后由省教育厅按月发给公费云云。”我得悉后，当即回家向知交学友筹借150元，连同未领取的工资及张校长赠送的50元，合计300元，乃于1926年年元月某日离别师友、同学等，偕同另一位校友余澈君结伴同往南昌省教育厅办理出国留学证件。而后坐船经九江、上海等地东渡日本，经过10天左右到达目的地—东京。今天回忆起来已66年矣。
二、苦读一年如愿相偿
在补习的一年中，每天吃两餐，早晨买面包或番薯充饥，晚餐吃一顿干饭，这一年中开头几个月专门学日语，自修数学，每天上午八时乘电车到神保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上日语课二小时。教文法的是校长松本龟次郎，教会话的是椎木先生，教读本的是吉泽先生，他们都是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的启蒙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能说点简短的中国话，使我们听日语更易懂。历时四个月，开始能听懂一些日语教学的语言，乃随即报名在东京“研数学馆”夜间学习数学（代数、几何、三角），英语则报名函授学校，在家做作业，寄去批改发还。这一年中，每天黎明即起，夜晚到12小时才就寝，学习紧张营养不足，以致身体消瘦，但精神尚可，未发生什么疾病。惟因经济无接济，心里常感不安，怕考不取官立学校，势必要葬身异国，因而生活虽苦，而奋斗精神未减。
一年过去了。1927年2月起，日本特约五校开始招收中国留学生考试。我首先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受试后，各科笔试成绩均尚可，只是由于口试及体格检查时，主试人说我年龄偏大，身体消瘦，发榜时果然落选。经过这次失败后，乃改变学习方式，以休息为主，减少学习时间，准备报考其他学校。三月开始，先后报考明治工专及京高师，又在母校工作近五年，加上张校长也是东京高师结业，临别时他希望我学教育，因而决定选入东京高师而放弃明治工专，以偿宿愿。
三、在东京高师五年的主要感受与体会
（一）一年的特别预科
为了中国留学生学习专业课作准备，凡考取的留学生编为一班学习基础课程，计有日本语、英语、地理、历史、体育等科目。授课教师主要是附中老师及讲师，一律用日本语讲课，特别重视日语、英语二科。这一年的学习，是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一步。中国留学生都是在校外住宿，下课后各自回去。一年结束后，按志愿由教务课编入本科一年级，和日本学生同班上课。我是选文科第一部（即教育系）该班共有日本学生30余名，中国留学生三名，一直到毕业都是同班上课。
（二）本科四年的深刻印象
（1）经受两位校长的领导：初入校时是历史学专家三宅米吉文学博士任校长，不到一年半左右，他因病逝世，改由教我们教育学科的文学博士大濑甚太郎继任，他的教育思想是和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唯心主义教育思想，在他著的《新教育学讲义》中阐述得很详细，是当年日本一位有名的教育学专家。
（2）老师阵容：教授中多数是守旧的，只有极少数思想比较进步的。有教学认真的，也有个马虎不负责的，甚至有的使我们听之有反感的。举例言之，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有两位，一位是年轻讲师盛田先生，他上课时，总是穿着一身破旧的西装，蓬头散发，走进教室就在黑板上书写剩余价值公式，阐述工人们受剥削的理论，同学们都平静地听着；另一位是老教授中岛先生，其为人也较矮而肥胖，他教课则相反，老是手里捧着一本英语原著英国李嘉图的经济学，在教室里谈天就地的混时间，考试也较松驰，大家听起来都有厌恶情绪。另外，还有两位教授对我印象很深，一位是教《日本宪法》的苋教授，他一进教室，即面向黑板，拱手祷告，祝天皇万寿无疆，然后才向学生一条条的讲解，还有一位教《东洋伦理史》的荻原先生，采用《孟子》作教材，按照日本语的读法，进行解释，他是尊崇孔盂学说的专家。我回忆起1927年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北伐军节节胜利，当时国内知识青年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封建主义等等口号，日本报纸登出这条消息，下课后他特地对我说：“你们国内年轻人怎么这样乱闹，孔子是世界有名圣人之一，为什么要打倒他……”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好唯唯喏喏地回答他。另外，还有一件难忘的故事，当时东高师管理在校留学生的马上教授，1928年5月某日，他在召集中国留学生聚餐会上，曾经说过：“我对诸君的成绩处理，你们政府有来查询时，凡属于丙等者则告以乙等，属于乙等者则告以甲等，以这个号称日本师范教育中心的东京高师留学生管理人员，尚且这样欺骗我国政府，其他可想而矣。当时我的思想上颇有反感。当然，也有教学认真负责的。如教教育史的乙竹岩造教授及心理学教授田中宽一等，他们都学识渊博，广泛地宣扬西方的所谓新教育思潮，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3）学风问题。日本学生的生活是极其简朴的。他们都能树立勤俭为荣，奢侈可耻的风尚，随处可以看出。比如初入校的新生，购置了一套学生制服，上衣的铜扣子（有“高师”二个字），大家都把它搽黑来，表示简朴和资格老。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师范生一律住学生宿舍，灌输其忠君爱国思想，上课时各科无教本，教师口念讲稿，学生记笔记，下课后进图书馆看参考书。我们班里有一位日本同学桓木君，我经常看到他拿着一本英语辞书在背诵，其勤学之风，从此可见。中国留学生则相反，大家都住在校外，除上几节专业课外，其余时间由自己掌握，用功的在家自学，修改听课笔记，看参考书，但也有不少逛街游玩，混日子过，五年后得到一纸毕业证书归国，心满意足。
最后，回忆一下当年台湾、朝鲜同学在校的学习情况。当时，这两个地方都为日本所侵占，归日本所统治，日本在这两个地方，都设有总督，都办有大、中、小学，绝大多数青少年都是就地受日本的奴化教育，但也有极少数人家庭住在东京，因而就地入学我们班上有一位金同学，他经常向我讲日本人对他们的虐待和歧视，点名薄上编在日本学生一起，受尽日本人的歧视，思想负担很重，他希望中国强盛起来，帮助他们国家翻身。我回国前夕，他特地来送行，并赠我一贴纪念照片，我保存了60年整，所有以上这些轶事，迄今记忆犹新。
四、感受和启迪
（一）改革留学制度：一个主权国家培养高级人才，应立足本园，派遣留学生应按国家需要，自主选派，不能把教育权操诸外国人手中。由于我看到国民党执政时代留学教育的弊端，1930年写了一篇较长的论文，题目是：《日本对我国留学设施及今后我政府应有的觉悟》，发表于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同时我还上书江西省教育厅，提出《修改派遣留学生规程》，完善留学制度，改革管理方法，否则，只信赖外国政府，恐将留学亡国。这些意见虽是60年前的事，我认为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有的仍有现实意义。
（二）为亡妻扫盲：日本国民基础教育在当年已有普及，旅馆里的“下女”（女服务员）都受完高等小学教育，反观我国则不然，到处文盲充斥，80%以上未受国民基础教育，女子上学更是凤毛麟角。亡妻复礼18岁与我结婚，由于家贫无法上学，目不识丁，怎么办？当时我在日本留学，虽考取官费，但不能按月收到，因而我乃写信回家，要我的一位小学生章有成（已逝世）教她识字；自己利用暑假翻译一本《满蒙经济大观》，寄到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卖版权得现洋300元，我乃于1929年7月归国探亲，带她同去东京同居二年半。我自己用陶行知为他母亲扫盲的教学方法，每天早晚教她读《陶行知家书》，通俗易懂，并教她每天写大小字，做算术，天天有恒地干，经过二年多时间，她也有了小学程度。1932年1月我学业完成，在“一·二八”上海事变的当天我们带回一个刚出生不久的男孩三人冒险归国，这件轶事于今已62年矣。回忆过去，看看现在，解放后，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女同志才得到翻身，但普及义务教育，男的可能达到90%以上，而妇的与男的对比，仍有差距，特别是农村差距更大，因而不少党的政策，尤其是计划生育，尽管乡干部做了许多宣传教育工作，仍不易说服，因此，我认为重视女子教育的普及，实为当务之急。
（三）勤劳苦读为成功之母：我从年轻到年老都是遵守这条原则。我回忆在三师的五年学习期间，寒暑假回家，我总是整理一间陋室，名曰“惜阴斋”，白天跟着父亲去田间干活，早晚在室内自学。到日本留学后，看到日本同学那样的用功学习，前面已说了，从此更增我的信心，所以归国后，我在南昌一中工作垂20年之久，采取不少类似日本教育上的模式，在校施行。现在许多昔日校友，年龄都在70以上，有的已超过80岁，经常在通信中称颂在一中的几年学习、生活等方面受益不少，这不能不说是我受日本教育的影响和启迪而得来的。
（四）重视体育教育：日本青年学生重视体育锻炼，不但在校内如此，就是走出校外亦复皆然。而我国在旧社会则相反。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无凝聚力。上海英租界内的公园里插上“中国人和狗不得进入”的牌子，一般平民坐海船去海外经商，有钱不能买三等票，只许买统舱票，说中国人肮脏，不讲究卫生，所有这些奇耻大辱，一直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翻了身，才真正得到昭雪。我在东京六年，经常看到日本青年在街沿着电车路轨赛跑，心里实在激励。乃于1932年归国前夕，下定决心，开始长跑，如今已60多年。由于我天天有恒的干，因而经受住许多风风雨雨的考验，今年活到92岁，在这一点上不能不感谢日本教育对我的又一个重要启迪也。
（五）最后，让我谈一下日本民族。前面说了盛田先生对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事迹。现在我还要谈论一下六年中所见闻的二、三事件。课余之暇或星期日，我经常去书店寻找新出版书刊，有的进步的政治经济学书刊，其中有关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词句，就以××代替，甚至整页开天窗成白纸。另外1930年5月有一天报上刊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由京都帝国大学来东京帝国饭店讲演，我用日元五角买入场券进去，里面座无虚席，有的站着听。但见讲台两侧，坐着几位高级警官，河上教授讲到触犯资本家帝国主义语句，警官立即提出警告。我看到河上教授有苦难言的情景，既同情又害怕，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号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写照和欺骗。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在回国前一年译出一本有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观》小册子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周予同先生（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已逝世），请他介绍出版，他回信说：“国内文纲密布，此书无法介绍，原稿寄还”云云。回忆以上诸事，心里常感不安。但又想到日本一些进步学者，在那种困难环境中，仍能做人民喉舌，正气浩然大胆言，实属难能可贵。正如毛主席所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不论还要经过多少曲折和困难，日本人民终要赢得自己的胜利。”这个预言论断是正确的。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特写这篇回忆录，“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愿中日两国人民，从今子子孙孙友好下去，为东亚和世界持续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附注：日本二次大战失败，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的学制改为模仿美国，师范教育丧失独立，东京高师并入新型的筑波大学去了。
（摘自《临川文史资料》第五辑）
走近高原
黄砾明
写标题时便有些犹豫，原想写成“走进高原”，因为我的确到达了阿尼玛卿山海拨4300米的高度，那里正儿八经属于青藏高原，因此用“走进”可以说半点也没错。然而仔细想想，从地缘的角度来说，我虽然也算登上了雪域，但前方还有雄伟的巴颜喀拉，还有莽莽的昆仑，还有苍茫的唐古拉，还有神圣的喜马拉雅，我充其量只不过踩着了一点高原的边缘吧，用“走进’只怕有大话炎炎之嫌。另外，从心灵的角度来说，尽管身至雪域，但我真的了解了高原、亲近了高原、拥抱了高原、与高原对话了吗？这么一想，我于是只能写“走近高原”，写灵魂颤抖时那一瞬间的感受。
1997年元月1日，我随专题片《菩提之光》摄制组从河南郑州启程，穿越800里秦川，直插河西走廊，一路上翻越了不少名山大川：崤山、华山、黄土高坡、商洛山、秦岭、皋兰山、祁连山……在秦岭的险峰峭壁间曾经迷路，采访车沿着迂回曲折狭窄崎岖的伐木林道整整兜了一夜，像钻进了永无尽头的迷宫，到天明才发现竟稀哩糊涂走出了猛恶的大森林，开到了甘肃天水的麦积山。在翻越陇东皋兰山时遇上漫天风雪，隔着车窗玻璃但见一片迷茫飞白，能见度尚不及五米，战战兢兢蜗牛一样爬上山塬，采访车竟顺着下坡冰道自动滑行，全摄制组的人一起惊跳下车，硬是用肩膀扛住了失控的汽车……然而，这些凶险与高原上的遭遇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走近高原，也就走进了艰辛。辽阔的雪野上，路标全被积雪掩埋，采访车只能摸索着前进。无论怎样小心翼翼，汽车仍无可避免地开到了终年不化的冰层上。尽管装了防滑链，方向盘仍然全自动乱转。导演赵玄很有经验，镇静地命令大家脱下军大衣铺路。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中，一件叠一件的军大衣垫出一条大道。不一会儿功夫，温暖的大衣就成了“冰板”，车轮辗上去，只听“咔嚓”声中，衣袖齐肩脱缝，硬梆梆地象炮弹一样射入冰层。短短几十米的距离，摄制组就这样损失了三件军大衣。
走进高原，也就走进了险恶。采访车陷进冰窟窿时，全车人也曾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脱困，直到司机都建明钻入车底破冰反而被尾气熏昏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绝望和恐惧，才真正懂得什么叫生命的绝境。整整20个小时，采访车前轮冻在冰窟窿里，车体披满冰雪，成了一个大雪堆，与凝固的高原雪域风景融成了一体。车门已拉不开了，我们蜷缩在车中，哈出的热气使车内也结了一层冰，剧务姚振声的厚军警靴也冻裂了鞋帮。我想，恐怕要到春末开冻，我们这些玲珑剔透的冰人才会被人们发现并挖掘出来吧？走进高原，也就走进了孤寂与绝望。高原太宽广了，放眼望去一片茫茫雪野。纯白的处女雪地上看不见一点人踪兽迹，死一般的静谧中只剩凛冽的风啸和我们自己的心跳声。封冻的高原人迹罕至，湛蓝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天空中嵌着富有质感的白云，我们那天所看见的唯一活物，是一支雄鹰在落日余晖中翱翔，那种高悬于孤独之上的自由和傲岸，让人油然感叹生命的质量，感受到一种坚韧执着的精神力量。因此，我们尽管被高原反应折磨得说不出话来，仍然默默地拥抱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温暖对方也温暖自己。
走进高原，也就走进了博大。高原离太阳最近，高耸在喧嚣的尘世之上。雪域离天宇最近，似乎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巨大的星星。远处海拔7100米的阿尼玛卿山主峰玛钦刚日，披一身皑皑白雪，犹如天地浑沌初开时的圣洁，望之顿觉凡胎肉体也一下子蜕去了世俗的尘埃污秽，结了厚茧的灵魂脆弱得一碰即碎。在这种远古的庄严面前，人显得太渺小了，浮尘中曾经看得很重的名、利、欲全都不值一提。在生与死的一瞬间，人才能感悟到生命的意义，才真正有暇审视一下我们自已。
走进高原，也就走进了神圣。在都市的浮躁中浸淫得太久，我们的神经早就麻木、眼睛早就迷朦。此时望着冰雪中耸起的尼玛堆，望着风中翻飞的五色经幡，似乎能在清冷的空气中感觉到升腾的信念。在塔尔寺辉煌的堆绣佛像和灿烂的酥油花前，在拉不愣寺长达数公里的转经道上，朝圣者正一步一匍匐地用身体丈量高原，我曾看见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的炽热光芒，内心里深深地被震憾。这份虔诚这种执著这等奇异景观可能让人难以理解，但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还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吗？世人若都具有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世界将会是怎样呢？
走近高原，也就走进了庄严。高原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天然地使人产生出宗教一般的信仰情感。看着藏民手中永下停歇转动的经轮，便会觉出信仰是与人生相伴同行。无论信的是什么，信仰本身是庄严的和不可亵渎的。生命承载了信仰，信仰却比生命厚重。生命随时都可以中止，信仰却久远地代代延伸转递。赶着牦牛群走下雪线的牧人在唱无字的歌，因为无私无欲，歌声才高亢辽远。运送物资的汽车结成长长的车队，如同一步一匍匐的朝圣者一般用车轮丈量着无边无涯的高原，一直驰向遥远的西藏。在他们身上能看见信仰，能体味庄严。正因为有了他们，高原才闪射出圣洁的光芒，才有了充满灵性的祈盼和呼唤。
走近高原，也就走进了坦诚和净化。天明时分，一个骑马的牧民发现了冰窟窿边的大雪堆，发现汽车排气管轻微喘息在雪中喷出的一个小圆洞。他扬鞭打马从十多公里外的兵站唤来了一辆大卡车，将我们的采访车拽出冰窟窿，并刨开结了厚冰的车门，将困在车内的我们解救了出来。这种无私援助在高原上司空见惯，千恩万谢反倒成了虚伪矫饰，惯常的用金钱酬报更是多余的累赘和对心灵的伤害。藏民踏蹬而去，没有留下姓名，只给泪眼朦胧的我们留一路高亢的藏歌在雪野里滚动。高原就这样袒露出炽热的情怀，让我更加懂得如何爱自己、如何爱别人、如何爱世界。
走近高原，也就走进了永恒。30天的拍摄终于结束，我们又回到人类自己创造的都市文明中，但是高原已如一道永远的风景凝固在了心灵深处。我知道，在尘世呆久了人就会异化，世俗的烦恼又将接踵而至。但我不再迷茫，也不再惧怕，当心灵无法承受之时，我将象孩子扑向母亲一样扑向我心中的高原。高原会拥我入怀的，用铺天盖地的圣洁冰雪施我以洗礼。遥远而神圣的雪域高原已允许我真正地走进她，因为那里是一切灵魂的栖息之所，是心的皈依之地。
走进高原，那才是走进生命本体，也是走进我们自已！（发表于《星火》1997年第三期）渴盼阳光
黄砾明
渴盼是人的本性，只有死人才不会渴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渴盼，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渴盼。如果将渴盼比喻为醇酒，那么放的时间越久，就越使人陶然。渴盼给予人的是动力，正因为有强烈的渴盼，才有创造和进步。若缺了渴盼，世界无法想象会成为什么样子。
我的长期渴盼目标非常简单明了，那就是——渴盼阳光！居住在城市钢筋混凝土的楼房里，抬头不见蓝天，低头不见绿地，举目所能看到的，总是一片蒙蒙的灰颜色。我居住的楼层尤其差，是一楼，潮湿自不必说，蚊蝇老鼠出入方便也是平常事。那车马的喧嚣和各种收破烂的市井嘈杂声，终日不绝于耳，吵得我只有调整生物钟，改为深更半夜里爬起床来写作。楼上有些住户功德又太差，经常向下扔垃圾，学雷锋打扫卫生自然是归我，谁叫我分住到这么一个楼层呢？年三十那天，我们住的那一个单元主管道堵塞，浊臭的污水从厨房和卫生间的地漏子里向上冒，一直漫流进了客厅。别人家都在热热闹闹做团年饭，我们家却忙着“抗洪抢险”。过年时节，请人来疏通，少不得破财，被敲了一笔竹杠去。
诸多的不便，都不必细说了，既然是中国人，吃的又是文字饭，自然知道怎样拆字。那个“忍”字，是心上悬着一把利刀，若不能忍，日子也就没法过了。于是乎，见多了不怪，既不去争吵，也不自家肚皮里窝气，甚至学阿Q，见到了楼上人家向下丢东西，也不去叱喝一句，忍耐功夫练得几近炉火纯青。
然而，有一样东西是无法可忍的。我的住处前后左右都是高楼，房与房之间亲密无间地紧紧挨靠着，其紧密程度，达到了声气相通的地步，隔壁人家的电话铃响，都会误以为是自己家的。在这种建筑中居住，底层一楼的住户就像是身处井底，阳光一丝一毫也休想透入。加上装了钢筋焊的防盗网，怎么看都像是住在地牢囚室里。绵毛衣服洗过后，一星期都晾不干，穿上身止不住会打寒颤。而且身上总潮乎乎的，像长了毛。即使阳光最充足的三伏天，房间里也暗若晨昏，进门就得开电灯。由于终年不得阳光，屋里边总觉着阴气森森的，总是感到寒冷，出门得脱衣，进门反而要添衣。因此，有时五黄八月时节有朋友登门，尚能见我身上还穿着毛衣之类。终日生活在不见阳光的黑屋子里，长此以往，人的心情能好得了吗？难免会产生出阴暗、偏狭、冷漠和尖刻之类。这种心理状态无疑是一种病，而且比身体上的毛病更难以治愈。因此，每逢要写作时，我便总是事前尽量到户外活动，费老大劲来调整好心态。
在我的理解中，所有建筑都应当是诗、是画、是凝固的音乐，并不仅仅只是生产罐头盒，能把人塞进去就了事。建筑设计理念中，应以人为本，要突出自然、艺术以及亲和功能。建筑是一个城市的脸面，体现的是一个城市的品味。然而，这些年来，房子盖了不少，也确实缓解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可是，这张“脸”上，也留下了足够多的遗憾。
我非常理解建筑商们的心情，在有限的空间里怎样设计建造出更多面积的房子，涉及到的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利益问题。我也同样非常理解城市管理者们的心情，让更多的缺房户尽快有房住，既是一个责无旁贷的责任问题，也是一个政绩问题。我更理解居住在高楼底层住户的心情，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为了安定团结和压倒一切的稳定，牢骚不发也罢。
我不懂建筑设计，不知道工程技术人员在勘测设计和建筑施工时，除了工程质量外，是否有诸如阳光之类问题的硬性规定。我也不知道在我国的诸多法律条文中，有没有“剥夺阳光罪”这一类的条款。我只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历来不重视个体的人，不怎么在乎个人的内心感受，更不会去考虑人的生存环境之类的问题。文化深层结构是一种文化潜意识，它最终表现出的，是一个民族群体的精神形态和道德倾向。漠视人的生存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痼疾，甚至于到了用一句“生存权”大于一切，就将人的一些基本权利一笔抹杀的地步。这不是一种宽容博大的胸怀，实际上也属于心理上有病。一个个体的心理不健康、于大局无所碍，群体的短视、就是一个良知系统问题了。为了利益而牺牲环境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最典型的，莫过于因为过量砍伐森林，从而导致的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
中国人经受贫困的时间太长了，对富裕的渴盼也就分外强烈，一旦有可能摆脱原有生存状态时，就象一个嗜酒者见到了一瓶窖藏多年的好酒，恨不得一下拿到手、一口气喝下去。这种心情完全是正常的，所以诸多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难以避免要出现。然而，以牺牲环境来作为代价，经济的发展注定是难以为继的。环境与发展是世界性的大课题，解决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但诸如盖房子不管住户有无阳光之类的问题，我想解决起来应不会太难。到下世纪，我们的后人面对这样的房屋，恐怕要痛心疾首地谴责我们这代人，并花费不亚于建房的力气，来拆除并重建这些有碍观瞻、有碍人的身心健康的“世纪末建筑”。
陷到钱眼子里的开发商承包商们，经过一阵子的“世纪末疯狂”后，现在也清醒一些了。作为他们的“纪念碑”，各种样板式的小区先后建造起来，在这些小区里居住的人，可以充分地享受阳光、草地和新鲜的空气。建造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建筑，是一大进步，从开发商们来说，也意味着更多的利润，是对建、住双方都有利的事。只是，那些以前建成的类似我现在居住着的建筑，作为一种无声的记录、或称之为“耻辱柱”，也向世间展示出了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么一道“世纪末风景”。
商业社会中，以牺牲环境来谋求发展，虽是权宜之计，但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的思想觉悟，都上升到了能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似乎也无可厚非。房屋建筑得不合理，待经济有了一定基础后，可以拆掉重建。居住在底层的住户，可以跑到户外大马路上去晒太阳，或是拼命去赚钱再买过一套房子。衣服洗了总也晾不干，可以买一台带烘干程序的洗衣机……商业社会一切都为人想到了，也一切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可是人的心灵呢？
心灵是个无法捉摸的东西，没处栖身时光想着要有地方安家，到了有容身之地时又抱怨见不到阳光和绿地，它总这么贪得无厌，永也得不到满足。现代社会里，心灵有时候浮浅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可有时候你不能回避、也不得不直面它。心灵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同时又是最软弱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从古到今，心灵的创伤有一个最好的疗治剂，那就是文学。在夜幕笼罩的蜗居里，人们暂时从尘世的荒原里走出来，沉醉在文学的氛围中，用书里世界来养息疲惫的心灵。可以这么来比喻，文学就是温暖的阳光，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抚慰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时至今日，商业社会对文化和文学的挤榨，已经到了可以用“残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的地步。作为具有抚慰人心功能的文学，目前的窘况有目共睹。杂志经费短缺、举步维艰；出版要求自费、或作者包销；纯文学大幅萎缩、文学人才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不是危言耸听，作为一个作家，我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生存的压力，如果不是凭着一种责任感和良心，早改行于其它的去了。文化与文学环境的恶劣，如同居住环境的恶劣，同样在急切地渴盼着“阳光”。这也是一种环境，是一种不大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环境”，然而，它有可能是致命的。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到现在尚在教育成年人不要随地吐痰，便是一个种族群体的心灵沙化、文明失落的表证。
据说，英国文化大臣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宁可没有印度这块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资本主义在其初始原始积累阶段，尚且如此重视文化，何况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呢。党中央倡导科教兴国，号召要两个文明一起抓，正是针对当前社会上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精神贫乏、拜金主义流行等信仰危机而提出来的，是解决“灵魂皈依”问题的根本途径。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就和建筑一个样，必须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少一块砖瓦都有可能影响到千年大业。可是，作为抚慰人心和解决“灵魂皈依”最佳工具的文化和文学，现今自身尚且朝不保夕，已经游离在大环境之外，成了“边缘”，又怎能够遑谈其他呢？这和环境问题一个样，漠视它、破坏它、摧残它，非常容易，但要治理和重建，可不是朝夕之功。所谓“一手软、一手硬”，指的就是不能平等享受阳光的现实。
二十一世纪就要到了，虽然生活中我每天都在渴盼阳光，但已经是这么一个状况，我也就认了，只盼望今后别再盖出这种不管人的生存环境的房子来，别再有人去渴盼阳光。而对下个世纪的展望，则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辉煌成果，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别让心灵也去渴盼阳光。
发表于《创作评谭》1999年第2期
我的教书生涯
黄初晨
“蒙馆悠悠十春秋，教授原是小学生。翰墨文章双进士，半由勤奋半由天。”那天，我在本市书法家吴德恒先生的书斋作客，忆起当年我们同在乐安山区当“孩子王”的岁月，先生突然有感而发，不禁饱蘸浓墨欣然命笔，为我写下了上面这首小诗。
我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1966年“文革”时上的初中，初中时期基本上没怎么上课，初中毕业后便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因此，我的实际水平只有小学文化。以小学文化来教书，而一教就是10年，在今天来看，可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那个年头、那个非常时期，似我辈者还大有人在呢！
记得那是1976年5月，我参加工作已有5年，在721矿湖港分矿当了5年井下支柱工。因为业余时间喜欢写写画画，因为有一幅美术作品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工人画展，我成了那个分矿小有名气的“文化人”。那天是5月16日，我永远都会记住那个日子，分矿党委书记李明章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子弟学校一位女教师休产假生孩子去了，组织上研究决定让你去学校代课……”
就要告别繁重的井下体力劳动，当一名令人羡慕的人民教师，我当时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但冷静一想，我这点小学水平能教好书吗？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子弟学校报到，没料到，女校长见面就扔了一本四年级语文书过来，操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湖南口音不容商量地说：“四（2）班已经三天没有老师上语文课了，你准备一下，下节课就去上课吧！”我呆呆地站在女校长面前，有些茫然，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像是没听懂校长的话，又像是不相信从工人到教师的角色转换就这么简单。
抓紧时间翻了一下课本，听四（1）班语文教师简单介绍了一下讲课内容。噢，原来我读小学时，老师教的背诵生字、阅读课文、课文分段、中心思想 ，现在都还管用。“叮……”上课铃响了，我还没来得及看完课文内容，就夹着课本晕晕乎乎地走进教室，见了一屋子好奇的面孔，我怯怯地说了声：“上课……”
就这样，我开始了10年教书生涯。
那年头，企业是一个大社会，生产、后勤胡子眉毛一把抓。我任教的湖港子弟学校只是一个科级单位，隶属于湖港分矿，有600多名职工，加上附近乡村的一些居民，子弟学校也招收有400多名学生。因为离总矿较远，为了节省学生上学时间，那年湖港子弟学校开始办初中教学，这样，学生剧增至500多人。
1976年9月，新学期开始，学校教师重新组合，在安排我的任课时，分矿领导发了话：“小黄要兼顾分矿宣传工作，你们学校就让他上一些副课吧！”就凭这句话，我便成了学校的美术、音乐、地理、历史、常识等科目的副课老师，课时也是最少的，每周不到10节课。这主要是为了让我能腾出时间来帮助分矿编绘节日宣传专栏和内部通讯。
没过多长时间，学校又给精力旺盛的我加了一项任务——担任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那年头，是拨乱反正、恢复高考的年代，数学、物理、化学、语文等主科越来越重要，美术、音乐因为没有大量招生，在学校显得特别不重要，我的上课时间常被主课老师要去补课，因此我在学校显得无足轻重。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变着花样搞一点影响来。湖港山清水秀、风光旖旎，上美术课时，我常常领着孩子们满山遍野去写生绘画，我一派怡然自乐的景象，孩子们也玩得高兴。那年头，文艺宣传还是很吃香的，我这个少先队总辅导员常常发号施令，要求全校各班级定期组织开展文艺汇演、美术展览等活动，从中发现了不少文艺、美术苗子，但终因那个山区信息闭塞，没有学生能考上美术、音乐院校。
1985年，我在享受了第一个教师节的喜悦后不久，一纸调令便让我离开了教师队伍。多年以后的一个暑假，我带着学音乐的女儿去南京求师，女儿需要在南京学习一个半月，而我在南京无亲无故，女儿的安置成了问题。原来同在湖港子弟学校任教、时任721矿党办主任的晋辉给了我一个电话：“你去找高飞，他在南京，是你当年的学生。”
快20年了，我对高飞的印象很模糊，但学生永远记得住老师。在南京，高飞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将学习的事安排妥当。考虑到女儿要在南京呆很长时间，我拿出一叠百元大钞，递给高飞说：“这是你师妹的伙食费。”高飞拒绝了：“黄老师，您教了我那么多年，我就报答一次，您就甭客气了！”一句话，让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2004年9月10日抚州日报发表，获同年江西报刊副刊好作品三等奖）
白麓村——野生动物的乐园
黄初晨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几位当年下放在临川区连城乡的知青，相约故地重游。当夕阳映红天际的时候，我们来到了白麓村。
白麓，是连城乡最边远的一个小山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当年，为生活所迫，我们常结伴来此地砍柴。
白云苍狗，三十年一瞬间。当我们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发现这里的变化太大了。村子里静悄悄的，已是黄昏，却不见一缕炊烟，不见一个人影。虽然村里新添了不少瓦房，但到跟前一看，家家户户都是“铁将军”把门。
我们大惑不解，于是村前村后、村里村外四处找寻。好不容易，在一丘长得还算茂盛的棉花地里，我们见到了两位正在拾棉花的老人：“都迁走了，全村18户、60多口人，如今只剩下我们老两口了！”老人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十分高兴地将我们领进他的家。
老人名叫黄启荣，今年72岁，原是宜黄县南源中学的生物老师，1982年提前退休回到老家白麓村。
“都是野猪、豺狗、山麂惹的祸！”老人斟上一碗水后，细细地向我们叙说白麓人为何大迁移，“由于封山育林，白麓的自然环境日益改善。从80年代中期起，这里就有野猪、豺狗、山麂出没，它们肆意践踏庄稼，成片的花生、红薯、大豆和水稻都被糟蹋殆尽……”
“我见到最多的一次是，40多只大小野猪在山脚下吃禾，红薯、豆子被它们连根拔起。我大声吆喝，它们居然毫不理睬。它们足足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大摇大摆地钻进树林。无奈之下，白麓人从1995年开始举家外迁。”
“我之所以不迁走，是因为我喜欢这里的清新环境。我有一份退休工资，田里有无收入不要紧。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是一名生物老师，我对研究野生动植物很感兴趣。乡里的领导也勉励我，要在保护野生动物上发光发热。”
据观察，近些年来，黄启荣发现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白麓村周围繁衍栖息。他甚至发现了10多种属于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赤颈鹤、穿山甲、河麂、褐马鸡、鹭鸟等在村边水库周围游弋。
“当然，最多的还是野猪。“为了让野生动物有足够的食粮，每年，老人都有意识地在稻田里撒下一些谷种，让其自然生长，成为动物们的食物。
“今年清明节，有一位台湾同胞来此祭祖，与我聊了一个下午。他说，这里风景好，又有野生动物，如果稍加投资开发，是一个极好的风景点，他回去后就联络几位同乡，明年清明期间再来看看。”
老人眼中噙着泪花，心中充满了对白麓村美好未来的憧憬。
（此文发表于2001年10月12日抚州日报）
老虎港的叹息
黄初晨
巍巍相山，乃崇仁乐安两县交界处的一座大山脉，山中一偶，是我青年时代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人前我总爱称呼相山为第二故乡。这一则是因为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座大山的深处；二来因为相山在我眼中实在是太美丽了。当年我在那座大山里当孩子王时，常常引着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满山遍野写生绘画，山里的奇松、怪石、飞瀑、流泉，是我绘画写生的永恒题材。如今每当我翻开尘封多年已发黄的画夹，总会勾起我对相山的绵绵情思。
白云苍狗，20年一瞬间。阔别越久，我对相山发生的新闻就越加关注，近些年来，相山里的一处风景——老虎港声名鹊起，旅游界的朋友甚至称其为“相山第一景”，我听了很不以为然，因为我在相山居住10余年，一直未听过老虎港这个名字，总以为是一种炒作，直到今年春上，在拜读了一位老友写的老虎港游记后，方大吃一惊，相山里还果真有如此壮美的景象。找来地图一看，才知我当年窝居地与老虎港南辕北辙，相距好几十里路呢。
于是，在“五一”旅游黄金周里，邀上几位影友，背起“长枪短炮”，驾一辆越野车直奔老虎港。这是久雨初晴后的一个正午，远远看去，相山如一块绿色的翡翠，云烟在山间穿行，让人觉得相山像是一幅水墨中国画。车到相山脚下的蜀柏村便无路可走，于是，我们便弃车而行，上山的路是一条泥泞小道，不一会儿，鞋子上便粘满了厚厚的一层黄泥，它使我们倍觉步履艰难。
半山腰上，是成片的梯田，如今退耕还林，梯田早已不种水稻了，栽的是一些阔叶乔木。听向导说，这是当年上海下放知青一锄一锄开垦出来的。如今是梯田依旧在，斯人早已离去，山里只留下空空的一栋泥瓦房，遥想当年知青们在山里艰苦创业的情景，我们的步履也就变得轻盈起来。
“满川碎石大如斗”，古人说的话，在老虎港的溪流峡谷中得到印证。老虎港就处在潢川碎石的峡谷之中。远远望去，山脊梁上有两块遥遥相望的大石头，导游说，那是一对虎夫妻，这里两块石头有个传说，便是老虎港景名的来历。我们用超远镜头望去，只见那雄虎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游人，好像随时要扑过来以保护它的伴侣，而那雌虎则半眯眼睛躺在一片萋萋芳草中，非常安祥地注视着十步之外她的“爱人”。
耳边隐隐传来流水声，峰回路转，一条银练似的溪流便展现在我们眼前，影友们欢呼一声，各自掏出相机，开始疯狂的“扫射”。但是拍了一会儿后，大伙便提不起劲来，因为这支溪流太小了、太细了，不像文章中描绘的那样声势浩大，完全没有那种“飞流下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境界。
仔细观察后，发现有一条如脚盆粗的管道伸进了溪流瀑布间，溪流被分割了，远处发电机组的声音轰鸣着，替代了峡谷瀑布的咆哮声。向导解释，不久前，有人相中了老虎港的大容量的水流，在这里建了一座发电厂，据说效益很好，也给驻地带来一笔丰厚收入。
“唉！”我们长叹一声，有些地茫然伫立在峡谷中，潜意识中有人在说：可惜你们来晚了一年半载，恐怕再也拍不到老虎港瀑布的雄姿了！
（中国绿色时报2005-11-14）
第二篇医疗卫生
解放前，历代统治者只顾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医疗卫生事业无人过问。霍乱、天花、伤寒、痢疾等传染病时有发生。连城乡境内竟无一家公、私人诊所和药店。一般劳动人民只有“小病挨、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由于长期缺医少药，致使不少婴儿夭折，成人健康情况也很差。因此又流行一句话“穷人无病便是福”。清光绪28年（1920）霍乱（本地俗称“瘟人”）流行，百姓中染病者很少得救，有的全家死亡，有的为亲友办丧事而染病，甚至为死者超度的僧人，为病人看病的医生也相继染病而死。解放前由于医药卫生事故落后，本地婴儿死亡率高达100‰，百姓平均寿命只有45岁左右。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大力加强对卫生事业的领导，1958年成立公社卫生院，1959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连城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建立爱国运动委员会，积极发动群众大扫除，除四害，此后相继建立医药卫生组织机构，认真贯彻“以防为主”的方针，农村卫生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染病发病率逐年下降和消灭，地方病得到了有效的防治，人们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第一章卫生组织和机构设置
民国时期，乡境内以个体郎中行医为主。1952年连城境内部分中医人员联合起来开办中西医联合诊所，后合并到秋溪公社卫生院。
1969年6月连城公社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开始以大队为单位建立合作医疗站（合作医疗站医生称“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站由大队直接管理，赤脚医生工资由大队从提留中开支。
1974年，连城正式设立卫生机构。
1978年，各大队医疗站改为卫生所，资金主要来自集体筹措，县财政只在预防接种、人员培训和医疗设备方面拨款补助。
1981年以后，农村大队（行政村）一级医疗机构逐步改为全额收费，自负盈亏的医疗站。连城卫生院归县卫生局直接领导，属大集体性质，医院工作人员属大集体编制。
1997年11月，连城乡各村全面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制订了《连城乡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实施办法》，《办法》共计七章三十三条。《办法》规定参加合作医疗保健的农民，每人每年交纳保健资金20元，乡政府村分委会各资助每人每年1元。农民治病大病、小病均给一定的补偿，即一次性医疗费在1000元以下的可补偿15多，1000-1500元可补偿20%，1500-2000元可补偿25%，最高补偿每人每年不超过1000元。
1982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各村医疗站自行解散。赤脚医生自购药物，仍在各村为群众看病。
连城乡卫生院创办于1952年3月，创办时名为连城中西医联合诊所，后合并至秋溪公社卫生院。1974年连城正式设立卫生机构。1976年卫生院盖了二幢平房，作为卫生院医疗，生活用房，结束了连城公社有医无院的历史。1998年又投资30万元建立门诊大楼，建筑面积620平方米，各项医疗设备逐渐充实。现已开设中医部，西医部、住院部。
负责人：邹梧生（1952年3月-1968年10月）
符传兴（1974年3月-1975年8月）
院长：朱光华（1975年9月-1978年3月）
尧忠然（1978年4月-1980年5月）
符传兴（1980年6月-1984年1月）
尧远辉（1984年3月-1987年6月）
徐发书（19847年6月-1990年7月）
许付发（1990年8月-1993年6月）
章小华（1993年7月-1995年1月）
范祥祺（1995年2月-1996年7月）
徐秋水（1996年7月-2003年3月）章福荣（2003年3月至今）
副院长：章福荣（1998年8月-2003年3月）
宛如平常一首歌
一记抚州市临川区连城乡乡村医生邹银贤
许多人企盼超越，但往往放弃了平常的追求和努力，结果未必能达到超越，有些人走近平常，却往往在乎常的追求中实现了不平常的超越。抚州市临川区连城乡邹家村卫生所所长邹银贤，便以他那看似平常的心境和追求，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邹银贤是一名乡村医生，他从事农村预防保健、医疗工作17年了。他对患者认真负责，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他对业务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地追求医学知识；他对防疫工作不辞辛苦，默默奉献。在救死扶伤的道路上，他执着追求、探索、创造了许多不平凡。成为十里八乡一位有名望的青年医生，为山村的父老乡亲撑起一片绿荫。为此，他个人多次被当地政府和卫生主管部门评为先进工作者。2006年他被评为全省优秀乡村医生。
孜孜不倦地追求医学知识
邹银贤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从小受爷爷、父亲的熏陶，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又看见家乡贫困和缺医少药的状况，更加深了他从医的愿望。救助乡亲、驱除病魔成为小时候他的理想。
初中毕业，他毅然报考了抚州中医学校乡村医生班，学校学习期间就认真刻苦，门门功课优秀。1989年毕业后，就在卫生所工作。他深知单纯只有对乡亲们的一片爱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救死扶伤的硬功夫，必须有过硬的医疗技术。他不分严寒酷暑，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品味医书的“五味”，做了几十万字的笔记。为了提高业务水平，他采用中西医结合及民间传统疗法相结合方式，治疗了许多患者的多发病及疑难病。为了做到“一专多能”，他先后到江西省抚州市人民医院、杭州市空军总医院以及山东、安徽等地医院进修，他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勤学、勤问、勤思；他还广交朋友，取其之长补已之短。他每年还订阅了十多种医疗方面的报刊，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的医疗技术。通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擅长肛肠科和中西医结合，具有自己的特色，成为一名“一专多能”的全科医生，解除广大农民兄弟由疾病带来的痛苦，抢救了许多生命，他名声鹊起，在当地享有较高声誉。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邹银贤对残疾人、特困户、孤寡老人实行挂号费、出诊费、治疗费全免。很多群众说，只要到邹医生那里，自己的病痛先好了一半，邹医生心里装着病人，视患者胜似亲人。
1996年夏天，连城乡邹家村的邹普文家发火灾，他由于抢救自家财产而导致头、颈、双上肢躯干等处烧伤。他家本来境就贫寒，遭受火灾后更是雪上加霜，难于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在这种情况下，邹银贤把他接进了自己的卫生所，专门设置一间无菌室，自己垫钱为邹普文治疗。经过邹银贤精心治疗和细心护理，半个月后，邹普文出院。邹银贤没有收手术费和护理费等费用，仅仅收了他一千余元的医药成本费。邹银贤从来没有追问过他的欠款，这一千余元还是在5年后才还清的，邹普文逢人就夸邹医生是个好人，救了他一家。
如今，找邹医生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他每天都为30多个患者治病，对于家庭贫困的他经常分文不收，每年光自己捐助患者的资金达2000多元，为了使贫困村民看上病，每年为村民看病赊帐都达数万元。
热衷农村预防保健事业
邹银贤17年来如一日，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承担起防疫、保健、健康教育等各项防疫保健工作。
记得他刚在村卫生所工作的那年春天，几天内就转诊六个因患急性脑脊髓膜炎伴高热抽畜患儿，其中有两个小儿差点失去生命。不久村中又发现数个小儿患急性肝炎，，严重危害小儿健康。看到这种情况，他想：“这些孩子如果接种疫苗根本不可能得这些病，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随后他深入每家调查原因才发现、一方面许多村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计划免疫，不相信接种疫苗能有效防治传染病；另一方面村防疫医生也没有做好防疫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于是他向所长请求，自己来担任村防疫保键工作。他接过这个重担后，全村几百户，他一家一家地动员，一遍一遍地解释，还自己花钱印制预防保健宣传单发给村民，提高他们的保健预防意识。他还自筹资金买好冰箱，把疫苗筹备好，让每个孩子按时接种。接种时家长有钱就给疫苗钱，如果没有就他又自己先垫上，困难户就免去疫苗费，自己给付上。如今，邹银贤已是声名鹊起。然而，当提起他的成绩和荣誉时，他却依然那样谦和、平静。他说他特别喜欢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段名言：“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优美的，让我们都来做绿叶的事业，她总是谦逊地垂着绿荫。”听着他平和的语调，了解他宛如平常一首歌的业绩，不由地让人想起一句话：看似平常却奇崛。
第二章预防接种
本乡历代流行的疾病有10余种，最常见的有疟疾、痢疾、麻诊、肺结核、麻疯、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多发生在旱灾、水灾、兵灾之后，危害甚大。
1950年，县卫生院为连城培训1名接种员，推行牛痘苗普种，预防天花。此后，每年都搞牛痘预防接种，霍乱疫苗预防注射。
1956年，开展“六病”（丝虫、疟痢、钩虫、头癣、性病、疥疮）普查普治。
1967年春，爆发流行脑膜炎。连城立即成立“扑灭流脑防治指挥部”进行紧急防治，患者大多数得到康复。
1969年合作医疗站，公社医院，承担了全部人民的预防接种任务，进行白喉、流脑、乙脑、疟疾、麻疹、牛痘等24种传染病的防治。儿童中开展了接种卡介苗预防小儿麻痹症活动。
1970年至1972年，做好血防工作，在全社范围内进行血防检查，发现阳性患者送药上门免费治疗。
1974年通过县卫生局专业队的深入调查，经血清学检查证实，连城公社是钩端螺体病流行地区。
1980年开始对7岁以下儿童建立预防接种卡册，实行计划免疫、各种急性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
1981年3月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将爱国卫生运动纳入“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要内容。
此外，从1969年以来，为了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在5、6、7、8、9五个月份，派专人对食用井水进行消毒，切实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至今，危害人们健康的疟疾，麻诊、天花、伤寒鼠疫等传染病已绝迹。
第三章妇幼保健
解放前，本乡妇幼保健工作落后，大多数沿用旧法接生，每年造成产妇难产或产妇死亡不少，婴儿死亡率也较高。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妇幼保健工作，积极推行新法接生和预防接种，努力降低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使全乡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1951年至1958年推行新法接生，杜绝了新生儿破伤风、产妇产褥热的发生。
1957年开始抓新生育儿指导工作。1958年开始为部分婴幼儿接种卡介苗。
1962年全社逐步推广妇女月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保护制度，落实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三调三不调”措施（孕期调轻不调重，经期调干不调湿，哺乳期调近不调远）。
1974年开始，对全公社婴幼儿童体格进行体检和疾病矫治，并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形成了常规制度。
1986年对全乡妇女进行了宫癌、乳腺癌和其它妇女病的普查，发现有病症的妇女及时发放治疗药物，并广泛宣传防治办法。
1987年对全乡孕产妇全面建卡登记，实行婚前健康检查制度，做好产期保健工作。
第三篇科技体育
第一章科学普及
解放前，由于长期受反动统治阶级蒙弊和欺骗，连城人民群众科学知识缺乏，迷信思想浓厚，生病求神问卜，婚嫁请瞎子算命合婚，不少人上当受骗，深受其害，不少人杀生猪，都要提着猪头到“社公庙”去还愿，祈求全家平家，六畜兴旺。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宣传、教育、文化和有关部门紧密配合中心工作，经常开展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讲究卫生、消灭疾病；采用先进生产技术，使用新式工（农）具，发展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战胜自然灾害。全乡科学普及工作逐步加强。与此同时，部分客居外地连城籍的科技人员论著颇丰。
1959年到1960年，在大跃进浪潮的推动下，连城境内开展全党全民办科学的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如卫星田、深翻、密植等。但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实际收效却甚微。
1969年全社水稻实行矮杆良种化，品种有珍珠矮，农垦58号等。
1971年全社境内推广使用地膜技术，从而逐步改进传统的耕作技术，为水稻高产、稳产打下了基础。
1972年全面推广杂交水稻。由于杂交水稻产量高，具有不倒伏、抗病强，出米率高、适口性好而深受欢迎。
1982年，连城公社成立科普协会，加强了对科普工作的领导，科学技术得到推广。
1989年，连城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开展了技术职称套改、评定和晋升工作。
第二章体育
新中国成立前，连城群众每年自发开展富有民间特色的体育活动：春节、元霄打龙灯、舞龙狮，端午节划龙船；重阳节登山等。新中国成立后，连城乡的体育事业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引进了一些现代体育项目，村（乡）之间常举行拔河、篮、乒乓球、棋类比赛，群众体育活动得到逐步发展。
第一节学校体育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连城乡在小学低年级每周开设了2节唱游课，后改为体育课。高小、初中、高中各年级开设2节体育课。
1953年，根据“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要求，体育在连城乡境内各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愈来愈引起重视。
1954年起，境内各中、小学先后推行第一套至第六套少年儿童广播体操。
1963年境内各学校都坚持每周2节体育课，每日二操（早操、课间操），下午课外活动制度。项目有田径、跳高、跳运等。
1964年，各校开始施行劳卫制（即“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锻炼制度”后改为“青少年体育锻炼”）锻炼标准。
1974年，由县体委，教育组，团委联合创办县业余体校，教育组长任校长，在连城中学（全县共四处）开设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5个班。
1980年起，境内学校体育以贯彻《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为重点，以提高学生达标率为中心，在上好每周两节体育课的基础上，开展“两操”（早操、课间操），“两活动”（课外、校外活动），增强学生体质，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二节群众体育
解放前，本乡农民无正规体育活动。只有一些划龙舟、武术等传统体育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逐步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1958年暑假，县文教局组织了50多名小学教师到连城公社等地结合生产，指导农民开展体育活动，取得一定成效。
解放后，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连城逐步建起了广播站、文化站、电影队、文宣队等。
第一章文化机构
第一节文化站
连城文化站成立于1973年，为民办公助性质，主要是开展图书借阅、报刊阅读及业余文艺演出。1980年广播站、电影队和文化站合并，三站合一，称为连城公社文化中心站。文化中心站在经济上实行以文养文，独产核算。连城公社电影院建成后，增设了电视室、图书借阅室、儿童阅览室、报刊阅览室、棋艺室、乒乓球室、羽球场等。电影队开始在电影院卖票放影。
第二节广播站
1973年建站，建站时设机线员和播音员。建站前，县里曾用电话线给各公社输送广播，当时号称队队通广播，但收听效果不好。建站后，连城公社花大力气抓广播，喇叭逐步通向千家万户。“文化大革命中”，公社广播站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1977年又复称人民公社广播站。并增设报道员，编制由二人增至三人，均为国助社办的小集体。从此开始播出本乡（社）新闻节目。1983年4月，大风吹毁了全社电话及广播线，通往各村的广播也基本瘫痪。1997年又搞了一段时间的调频广播，但随着电视机在农村的普及，乡干部分流等诸多的原因，乡广播站现已基本瘫痪。
站机房设备有扩音机1台，总功率600瓦，三用机1台，增音机1台，收音机1台，录音机1台。
第三节电影队
1978年，公社购买了16毫米放映机，成立了放映队。在成立放映队之前，县电影公司有一个放映队负责崇岗、秋溪、连城一带农村放映。由于放映周期较长，群众一年难得看上几场电影。连城公社放映队成立后，巡回放映范围缩小，放映场次较多，群众看电影容易了。，公社影剧院建成并交付使用后，电影队经常在影院售票放映。
上世纪60年代，群众喜爱的国产故事片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五朵金花》、《平原游击队》、《天仙配》、《上甘岭》、《柳堡的故事》等。“文化大革命”中规定只能放映《红灯记》、《智取威武山》、《沙家浜》、《闪闪的红星》等。连城电影队成立后，又放映了《小花》、《黑三角》、《从奴隶到将军》、《庐山恋》、《高山下的花环》、《少林寺》等。其中《少林寺》等武打片风靡一时。
第二章民间文娱活动
本乡自古以来，民间文娱活动丰富多彩。每逢传统节日，迎神赛会，奇灯异彩，歌舞弹唱盛前。主要活动的龙灯、狮子灯、蚌壳舞、采莲船、高跷等民间舞蹈。
第一节龙灯
龙灯主要是软龙灯，龙灯为篾扎、外蒙沙布，形状似龙。据传有一年连降暴雨，洪涝严重，乡民扎纸为灯，祭祀龙王，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岁熟年丰。龙灯长约13米，杏黄色的龙身披满深绿色的鳞片，灯队13-15人，头系蝴蝶壮黄毛巾，腰系大红腰带，脚穿白套袜，罗布鞋。表演时依次完成龙点头、龙伸腰、龙翻身、钻龙门、龙钻肚、龙盘拉等动作，在欢快的鼓点声中起舞，多彩多姿，令人赏心悦目。
狮子灯属民间传统武术灯彩文娱活动。狮子头用木制布裹。双目如电，巨口如盆，长发纷披，缀以长布作狮身，由两人表演，一人撑头，一人扮尾，动作协调，配合默契。表演动作有奔跑跳跃、前后翻、扒痒舔毛、引水洗面、跳方凳、上高台、打马肩、竖楼排等。
第二节戏剧演出
明末清初，连城乡境内流行傀儡戏（又称木偶戏，巧线戏），在乡间寿庆，婚嫁、迎神、庙会、修谱时流动演出，所唱曲调有宜黄戏的二黄、西皮，也有赣剧的南北调、高腔等。大型剧目有《龙凤阁》、《乾坤带》、《全家福》、《百子图》等，小型剧目有《平贵回窑》、《洞宾戏牡》、《壮元游街》、《打金枝》等。
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三小（小生、小旦、小花脸（丑））的角色逐渐改为人演而取傀儡戏，并以锣鼓伴奏，称为“三角班”或“三脚班”、“半班”。“三角班”用的是当地土语土音，通俗易懂，地方色彩浓郁，唱做优美朴实，载歌载舞，活泼风趣，引人入胜。开台戏总是唱“单台”，有一段“拜揖语言”，如“关关睢鸠妹来出台，小妹子初到贵府来。走上前来我深深拜，郎啊我情哥，四方君子站拢来。”“三角班”的剧目多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爱情的小戏，如《秧麦》、《盘广货》、《单劝夫》、《小和尚锄茶》、《辞店》等，这些剧目以短小见长，轻松活泼，散发着芬芳的泥土味。
民国时期，“三角班”多起来，往往还与傀儡戏同台演出，使三角班得到一个较快的发展机会。剧目、角色，人员逐渐增多，并加入二胡、笛子、唢呐等伴奏乐器，朝着“半班”过渡。“半班”结合“丰城调”发展为“本调”，与“会母调”结合发展为“抚调”。多演大型剧目如《青龙山》、《毛洪记》、《桃妹逼嫁》，也演小型剧目如《打猪草》、《补碗》、《十月怀胎》、《金莲送茶》等。第三节其他文娱活动
唢呐吹奏流传于本乡历史甚早，曾经出现过不少演奏高手。不少人唢呐的演奏造诣甚深。
他们的演奏特点是：指法熟、音色美、感情充沛；有的高手善于运气，一口气能演奏1个多小时。连城民间唢呐曲牌有《正调浪淘沙》、《小开门》、《闹广东》、《朝天子》、《心相应》、《阴阳别》等20多个。
渔鼓道情俗称“崩崩腔”，演唱者多为盲人，用手拍打竹筒蒙膜的一端，有说有唱，曲调哀怨低沉。唱本有《毛洪记》、《攀弓带》、《卖花女》、《梁祝姻缘》等，唱词口语化，通俗风趣，颇受群众欢迎。建国前，每到夏令乘凉或举办喜事的茶余酒后，往往请来这种曲艺人唱上半天或一日。因为这些唱“崩崩腔”的艺人地位低下，被人蔑视为“下九流”，故后继乏人，致以失传。
莲花落演唱者自击竹板，或用有齿竹板碰击数块串连的竹板来掌握节拍，唱词多为七字句，二或四句一组，似说似唱，结束句加“丝丝莲花落”或“底底莲花落”等衬词。有一人站唱、二人对站唱、数人帮腔等形式。多在每年春节至元霄时上户演唱。现似乎已失传。
蚌壳舞大蚌用篾扎布蒙而成，双人表演。表演时，少女扮演蚌精，身居蚌内，男者饰渔翁，手执鱼网，伴随着轻快的打击乐声，互相挑逗，婆裟起舞。
第三章文艺创作
第一节文学创作
历来本乡籍文化名人甚多，有一批古典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要地位，如黄维翰的《稼溪诗集》（4卷）、《持庵诗集》（2册）。近代又有红军青年作家许瑞芳、教育家兼诗人吴自强。现代又出现了作家黄天明、黄立明，记者黄初晨、章满书等。
新中国成立后；连城乡兴起了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逐步建立了一支以业余创作为主的文艺队伍，涌现不少文艺新秀，文艺创作事业日趋繁荣。诗歌创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活跃。其中有名的教育家兼诗人吴自强，红军青年作家许瑞芳，作家黄天明和黄立明。
吴自强（1901-1996），字健行，晚号童翁，临川连城乡人，现代教育家、诗人，著有《青年与教育》、《日本现代教育概论》、《比较教育学新论》和《童翁吴自强爱国教育诗词选稿》等。
吴自强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主，但他“在教学之余，写出不少诗词，直抒胸臆，表达其爱国主义思想”（后学余心乐《童翁吴自强爱国教育诗词选稿·前言》）。吴自强存诗158首、词21首。这些诗词绝大部分写于解放后，都是紧跟新中国各个发展阶段的形势，抒发其爱国之情，写于建国前的只有二首诗，其一《立志》诗云：
生偕国耻与俱来，行健自强意未摧。
国弱民贫愚昧并，此生矢志育英才。
这首七绝写于1922年6月，是一首言志诗。诗中巧妙地嵌入诗人的“名”和“字”，抒发了“矢志育英才”的远大志向。其二《感怀》诗云：
国难当头苦难年，安贫乐道兴陶然。
一生检点差堪慰，未取人间造孽钱。
这首七绝写于1942年8月，是一首咏怀诗。当时他正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学（今南昌一中）当校长，“国难当头”，要“取人间造孽钱”是很容易的，但诗人“安贫乐道”、“一生检点”，“未取人间造孽钱”。作者在诗中抒发了自己的一种高尚的情怀。
许瑞芳（1906-1934），别名春呈、植民、应槐，连城乡大桥许家人，红军青年作家，新修《崇仁县志》辑存了他的部分诗文。
父务农，后改贩卖日杂、布匹等。瑞芳先在航埠小学读书，后升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11月，经陈奇涵、曾燕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冬参加红军。翌年，任红军四军第十师宣教科科长。他工作积极、作战勇敢。1934年冬，随红军长征，不幸在石城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瑞芳生前写有《自序》、《国民党之如是我见》、《乡村打架的一般》、《哭应昌同志》、《革命的人生观》、《乡村劣绅经济之来源一剥削》、《告青年》等文章，其《自序》文云：
……我很希望这卑之无甚高论的拙作能刺激人们奴隶的根性，鼓励人们反抗的感情，同来向黑暗势力拼个你死我活，洒我们的热血洗尽人间的污点，堆起我们头颅迭成高塔，镇压恶魔作祟。奴隶们，快醒啊！起来斗争，夺取政权，失却锁链，赢得世界！
这篇《自序》，既是杀向黑暗势力的匕首、投枪，又是鼓励奴隶起来战斗的动员令、宣言书。全文语言犀利，富有战斗性。除散文外，瑞芳还写了不少充满政治色彩的自由诗，如《告青年》一诗，先从各个方面对青年人进行劝说，而后指出：
可爱的青年们啊！
你要时刻的准备，
去和敌人相厮杀，
社会旧壳在崩坏，
只要你们的努力，
幸福跟随胜利来。
可以认定：革命青年读了瑞芳的革命诗，一定会更努力杀敌，因为他们相信“幸福跟随胜利来。”又如《农人的叹声》一诗，亦是从方方面面述说农民的痛苦，犹似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诗，但这是一首现代的《悯农》诗。瑞芳不但同情农民的疾苦，而且还为他们指出了解除疾苦的办法。诗末指出：
终是要翻身，快去找出路；大家来团结，别人靠不住。
努力去奋斗，罢税抗租谷；个个去做工，人人来享福。
“大家来团结，别人靠不住”。贫苦农民只自己团结起来闹革命，才能求得解放。这就为叹气的农民指明了一条出路，又如他的《小火星》诗云：
小火星！
小火星！
具有反抗之热情，
发出革命之声音，
充满了“叛徒们”的不平鸣。
这首小诗是诗人写在他的诗文集封上面的。瑞芳热爱写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些短文和小诗发泄一点悲愤”（《自序》）。这首小诗是许瑞芳抒写革命诗文的宣言书，是他文学主张的集中反映。黄天民，笔名黄天明。1930年8月出生在临川县城抚州镇。六岁在原藉连城舍头由母亲教读。1943年毕业于连城小学，考入临川县中读初中；1946年考入省立临川中学读高中。1949年5月高中毕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1954年为该军专职作家，后为昆明军区专职作家。1970年任昆明军区文工团副团长，1978年仍专职创作。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主要著作有长、中篇小说：《边疆晓歌》、《爱的波涛》、《硝烟中飞过一只多情鸟》、《春风得意马蹄疾》等；话剧《枪》获创作一等奖，五十年代由云、贵、川及北京、江西等话剧团公演过。
黄立民，笔名黄砾明，男，1951年5月生，汉族，连城村人，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赣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学士学位。现为江西省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专业作家。从1980年迄今，共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各类作品300余万字。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集《把彩霞献给蓝天》，获江西省政府颁发的优秀文艺成果奖；中篇小说集《冲出轨道的星》，获江西省第二届优秀文艺成果；长篇报告文字《永不陆沉的红土地》，获江西省第二届优秀文艺成果奖；长篇小说《回旋变奏》，获江西省第四届谷雨文学奖；另有电视剧《把彩霞献给蓝天》，在中央电视台一、二套节目黄金段播出。2000年9月获赣州市委、市政府授予的“拔尖人才”称号，并享受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
第二节黄维翰的方志和史学研究
黄维翰（1867-1933），字申甫，号稼溪。光绪二十年（1894）中甲午乡试举人，次年即中连捷进士，任兵部职方主事及内阁中书。1906年擅候选直录州的知州。是年12月，徐世昌督东三省，他先为东三省总督练公所参议，不久即被徐兴奏为呼兰知府（即今呼兰县）。
黄维翰在呼兰三年间，充分显示了其治政的才能。据徐世昌、朱庆澜为黄维翰所撰《呼兰府志》所作的两篇序和粱荣纶、李文武所作的两篇跋，他“诚朴嗜学，有史才，尤长于政治”；莅任后“未期年，政声丕著”：“黄君莅任，躬亲繁据，其治严而不烦，钜细毕举”。考察其他有关史料，黄维翰除撰修《呼兰县志》外，主要政绩有兴办教育以开发民智，缉扑盗贼且改革吏治，劝民耕植且严禁鸦片等等。例如在兴办教育方面，当时呼兰境内仅有学校3所，适龄儿童多辍学在家。为此他大声疾呼并动员适龄者入学。但是百姓却误以为叫孩子上学是为了募兵。为了解除百姓的顾虑，他以政府名义张贴保证书，并派人深入百姓家中动员宣传。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学校由3所60人发展到26所000余人。而且他还多次到学校听课、讲课，鼓励孩子们力求上进。后来又在府治所在地开了初级师范学堂、初等工业学堂及高等工业实习，培养出大批地方人才。地方士绅及百姓为了感谢他兴办地方教育的功绩，集资为他立了《黄太守德政碑》，置于学校院内。
又比如说在严禁鸦片方面，呼兰从开垦之初就有人开始种植鸦片，但当时并不是为了吸食或贩运，而是为了医病，以后才慢慢发展到吸食鸦片和贩卖。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调查，城乡吸食鸦片者共4211名，年龄大者为76岁，年龄小者只有17岁。黄维翰莅任后，目睹种植、吸食、贩运鸦片之烈，他大声疾呼鸦片之害，并于1908年奏请政府将呼兰府所属城乡上年所种罂粟684381垧全部予以铲除，改种了庄稼。同时，成立呼兰卫生局及附设医院，设立戒毒所。并且下令，凡贩卖鸦片者必须于是年7月歇业，否则将予以严惩。他还把吸毒者集中至戒毒所内用药物给予治疗，当年戒者87人。到宣统二年（1910）又有822人戒掉。尽管戒烟人数不多，但从扭转社会风气方面来说，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1909年黄维翰调任绥化（即今绥化县）知府。1910年又改任龙江（即今齐齐哈尔市）知府兼省会警务公所总办。任总办期间，他同样大力查禁烟赌，但却因此遭到馋言，1911年被去职。卸任后，他到北平。民国成立后，他先后被国史馆、东三省盐法志和江西、吉林、黑龙江等省的通志馆聘为编修，撰修了《黑龙江志稿》地理志的部分志稿，协助审改了吉林省永吉县志，写出研究渤海史专著《渤海图民》。此后他就一直从事著书立说，直至去世。
黄维翰一生的著述十分丰富，在其去世前的30多年中，每隔两年就有一部著作问世，堪称著作等身。他的著作主要是方志和史学，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以外，还有10多种。诸如《统纪》、《政府年表》、《各省军政、民政长官表》（含列传若干）、《武昌起义纪事始末》、《黑水先民传》、《蒙服志》、《历代名人生年表》、《稼溪诗集》、《豫章姓系》、《江西疆域志》、《江西历代地理志》、《江西名人传略》、《豫章大事记》、《法源寺志稿》、《抚州先贤考略》、《抚州农产考略》等等。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他的代表作《呼兰府志》。
黄维翰在《呼兰府志·例言》中明确说明了此志的编写原因是“黑龙江省旧无省、府、县志”。根据他的说明，再加上其它史料的佐证，可以说《呼兰府志》的撰修成功，填补了黑龙江省素无县志的空白。在“例言”中，他还说明了该志编写的起迄及成稿时间，“此书编辑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迄宣统二年（1910）脱稿”。其间因“水大疾疫兵戈之事，全稿强半散失。壬子以后，里居无事，复搜丛稿补成之。视原稿约损十之三四”。该书资料的来源则是“得之父老传说者十之三四，得之实地调查者十之四五，得之旧记者十之二三”。梁荣纶所作的《呼兰府志》跋文，也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跋云：“公在郡时，榆核各属文牍，翻译司旧档，广询士绅以及老农驺卒，……撰为府志，历八载而书成”。
《呼兰府志》共分12略，包括地理、政治、财赋、交通、外交、祠祀、学务、武事、人物、礼俗、物产、艺文等。其体例新颖，条目清晰。在每一略之前都有他本人所撰的小序，说明设置该略的缘由及本略所记之事。例如《艺文略》小序云：“职方氏日：志郡县者，不遗艺文仿史例也。呼兰建设逾二百年，而人文发达厕名庠序，实在光绪改元以后，故著述无称焉。兹编著录举关于一府之奏牍、碑记、序文，胥陶罗之。既未便羼入各卷，而不忍湮没，使后来者无所考证，仍名之曰《艺文略》，所渭例外之例也。”
检阅全书，它记述了自上古至近代呼兰河流域各县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以及中东铁路修筑，外交交涉，呼兰教案，沙俄入侵和呼兰政治、经济、军事、粮食生产等各方面情况。实际上，黄维翰在记事时并非不分轻重详略，正如其“例言”所说，“郡县志古事今事应并重，此书详略不伦，而偏重于人民财赋、教育、兵事、实业、外交。贡其一得之愚，俾为经世之助”。而且他在记述中也尊重事实。比如说，他在志书中如实记载了官吏诬民为盗，为了凑数而杀戮无辜的事实。
不可否认，《呼兰府志》也存在不足和失误。如对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记载不确。呼兰教案发生在光绪八年（1882），志书误为光绪九年。又如对县名的认定是以讹传讹，未加深入调查和考证，却转引他人之说，认为“胡刺温”即是呼兰，这实属谬误。此外诸如对烈女、乡贤的溢美之辞，也反映了黄维翰作为旧时代人物的观点和立场。
黄维翰所撰的《呼兰府志》，其意义之一正如梁荣纶跋中所言：“公之书虽囿于呼兰一府，其所论著则治江省者莫能外焉，盖固圉实之这伟著也！”李文武践中亦言：“呼兰人民讴思而景慕者，惟公是属。然此编出，知不仅呼兰一郡奉为宝录也已！”黄维翰不仅名播边陲，而且他的成就也令家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自豪。第三节艺术创作
连城乡境内音乐创作早期以民歌为主，都是群众集体创作。民歌节奏明快，清新活跃，地方特色鲜明，乐器有胡琴、笛子、唢呐、锣鼓，逢年过节，婚嫁丧葬，玩龙灯，迎庙会，都有固定的曲调，流传至今。舞蹈创作民间历来盛行狮子舞、龙灯舞，玩采莲船，蚌克舞等，这些民间舞蹈纯属自乐而已。
美术创作成就颇大。民间美术大量见之于建筑物和民用家具上，祠堂、庙宇、牌坊、亭阁和豪富民院无不雕梁画栋。散见于各村的清代民房，大门雨棚下雕有花草、禽兽和人物，构思严谨，刀法老到，色调淡雅，制作精巧，神态活现，集绘画、雕塑艺术之大成。
书法创作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涌现了一批书法新秀。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连城村的胡泉龙。
抚州书画界人士说，胡龙泉书法功底深厚，风清骨峻，笔力劲健，字透纸背，其书写的行草线条奔放，如御夫驾车，避让有序、章法流畅，楷书凝重圆满，气势磅礴，如山岳雄浑。去年，胡龙泉以其不凡的书法水准和独特人品被市书协授予德艺双馨书法家称号，被聘为市文艺学会书画研究院院长。
胡龙泉祖籍临川连城村，后跟随父母定居进贤县李渡镇，虽生于商家，但自幼喜好丹青、舞文弄墨。小时，他以连环画中古装人物为导，兼临习《芥子园图谱》。1962年，他购得赵孟《寿春堂记》，因其用笔遒劲，章法流畅而爱不释手，继而临帖不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胡龙泉年少时，父母双亡，又遭浩劫，从此家道中落。迫于生计，他长兄为父，做学徒打零工贴补家用，虽然辛苦但仍然夜以继日练习书画，可惜因无师指点，终不得要领。
天佑良材，命运终于向他伸出眷顾之手。
1980年，胡龙泉被原市副食品公司负责人看中，被调入该公司，专司宣传工作。就这么一种平常差事，成了他书法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画室也成了他艺术人生重要驿站和梦之园。
胡龙泉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他调整思路，选择书法作为主攻对象。他像一位在茫茫沙漠中发现绿洲的旅人，更像一位苦行僧，潜心苦练，全部身心沉浸在书法海洋里，淡泊中求宁静，书法里寄情趣。
中国书法浩瀚如海，“颜筋柳骨”早有定论。柳体字瘦而不露骨，沉着痛快，气度雍容。胡龙泉深知，学好书法要先打好基础，从柳公权《玄秘塔》入手，吃透柳体，先学好字体骨架。临习数百遍之后，他又融合颜体气势宏伟、粗犷磅礴的书风，以求得书艺的突破。他常常把自己的书作悬之于壁，与前辈大师的作品相对照，反复揣摩，寻找差距。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胡龙泉的书法经过二十余年磨炼锻造，终露锋芒。1988年，我市举办“抚州地区文化名人书画表演会”，除老前辈胡定元、吴光国之外，他成为我市6名被邀请人之一，成为江西省书法家协会首批成员。
他没有因此而张狂，也没有因此沾沾自喜，仍虚心学习。他十分欣赏王铎书帖，醉心于那种摇曳多姿的韵律和连绵跌宕的节奏，将自己几十年学习楷书的功底和对书法的理解融入其中，以求得行草方面的突破。他博采众长，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
古人云：书为心画。书之结体像人一样，要筋、骨、血、精、气、神、脉相通。这是书法法则也是欣赏标准。他有着文人铮铮骨气，不以寂寞为孤苦，不以经济利益为主，把人生的体验和喜怒哀乐倾注到书法创作中。许多人说，观看胡龙泉现场书写是一种享受。每逢笔会，他总是微笑面对，成竹在胸，一只手夹着香烟，吞云吐雾，一只手濡毫染墨，凝神静气，思考片刻就一挥而就。
2000年，胡龙泉书法作品荣获江西省首届农民艺术节书法一等奖，并获得中国世纪之光美术书法摄影展书法一等奖；2004年又获全国群星奖江西赛区书法一等奖。他亦因此成为省书协理事、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并任我市书协副主席。胡龙泉以其高超的书法水准成为我市书坛的实力派书法家，也是我市书坛中寥寥可数并形成个人风格的书法家。汤显祖纪念馆、王安石纪念馆、万寿宫、曾巩读书岩、金山寺、疏山寺、万寿宫、鹰潭甘露寺、宁都翠微峰风景区都留有他的墨宝。众多作品被有关人士收藏，作品先后两次进京展出。
胡龙泉不仅书法好，还有古道心肠，常有年轻书画爱好者来访，他都毫不隐藏，悉心相授。胡龙泉也经常忠告年轻书画爱好者，中国书法艺术博大精深，需要艺术感悟和常期苦练，要抵制现代社会的各种诱惑和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才能有所建树。
目前，他已年过六十，仍每天坚持练习书法数小时，家里经常有书画人士造访相聚，拉二胡、下象棋、谈书写字。
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书法艺术道路上的铺路石，希望我市书法人才代有传承，也希望他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好。第四节部分作者发表作品登记表第五节作品选录
许瑞芳烈士遗作
（一）在黑夜里
在这沉寂的黑夜里，
孤居一间破烂窄狭的斗窒，
夕阳未没早已黑暗了，
天空只有一点星光。
四围美丽的景象，
半点也不能窥探，
又没有朋友们来畅谈，
只得独自的娱乐。
灯儿发出的红光，
书儿是良好的陪伴。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无上精神安慰的工具。
四围真是黑暗呵
我要拿着这个红灯。
向黑暗的周围射去，
高叫马克思主义。
呼奴隶们从梦中惊醒，
冲破这沉寂的暗夜，
共享东方红色的光明。
1927年10月5日
（二）杀敌
杀！杀！杀！
杀尽地主资本家，
帝国主义和军阀。
杀！杀！杀！
杀尽贪官污吏，
买办土豪和劣绅。
同志们！
莫畏怯，
莫犹豫，
我们的自由，
在与敌人斗争里，
敌人不杀清，
我们手不停。
杀！杀！杀！
黑暗已过去，
前途是光明。
1927年10月16日
（三）我们为着什么？
红色的洗礼，
将我浪漫的行为，
腐败封建的思想，
流到太平洋中去！
赤色的光辉，
照耀我的眼睛，
指明谁是朋友，
分清谁是敌人。
我愿流浪呵！
要以革命为终身，
不问个人的幸福，
为无产阶级而牺牲。
人们骂我过激派。
遇事总要加破坏，
现状决不去维持，
建设共产社会的将来。
人们咒我是怪物，
杀人放火为急务，
对待敌人不残忍。
留下革命的后榀。
一切的咒骂呵．
我怎能顾惜他，
我的生活是斗争，
玩赏主义的奇花。运用我的口呵！
历数资本制度的罪恶。
揭破统治阶级的假面具。
唤醒奴隶快起来革命。
飞午我的笔呵！
描写人间的不平。
为穷人们吐气。
颂劳工的神圣。
持起我们的枪炮，
上起利锐的刺刀。
深入敌人的营垒，
扑三砭豺狼的当遘。
跳上劳工专政的午台，
消灭人类的阶级，
联合万国的劳动者。
完成世界大革命。
1927年11月3日
（四）年关
光阴似箭般过去，
穷人难度苦年关，
演尽人间许多，
万恶的惨剧。
看呵！
富人讨债忙，算帐忙。
买田忙，置地忙，
一副冷森的面孔，
令穷人怎样的难当，
穷人卖田愁，当屋愁，
嫁妻愁，鬻子愁，
倾家荡产。
缴息尚不够。
听呵！
随时随地，
男的，女的，
老的，幼的，
相骂声，打驾声
讨债声，痛哭声．
这样声，那样声，
那样声，这样声。
为了几个臭铜，
逼死多少人命。
人心不是顽石头，
怎样能够忍，
唉！
父母兄弟刀相见，
那里有什么家庭爱情，
亲戚朋友各拼命。
那里有什么真诚感情。
要明白呵，
人问一切的罪恶。
都是私有制度的作祸，
要杜绝天下的乱源。
实现社会主义不容缓。
1927年12月29日
（五）告青年
可惜一般的青年，
只知赚几个臭钱，
以顺为正服从一切，
吃阳间饭过阴间世，
安分守己度一生，
岂不是个活着的死人。
可惜一般的青年，
具有高尚的本能，
受尽经济的束缚，
天才怎样能够发展，
经历痛苦和压迫，
还说一生都是命安排。
可惜一般的青年，
只知埋头读死书。
作文赋诗尚仿古，
高谈尧舜孔圣贤，
眼前时事不清楚，
时代落伍的痴徒。
可惜一般的青年，玩水游山任自然，
只知征逐花酒间，
清谈陶潜自乐天，
社会一切都不问，
个人享乐顾眼前。
可惜一般的青年，
陷入思想的错误，
走到反革命歧途，
不管乌龟王八事，
总干几个臭铜钱，
还说救民的痛苦。
可爱的青年们呵！
你的血己冷了么？
我要拿到百度的沸水中去煮一煮，
使你们的血沸腾，
快和敌人去斗争。
可爱的青年们呵！
你脑筋已陈腐么？
我要送到太平洋中，
替你去洗一洗，
洗去一切的陈腐，
要有阶级的觉悟。
可爱的青年们呵！
你要时刻的准备，
去和敌人相厮杀，
社会旧壳在崩坏，
只要你们的努力，
幸福跟随胜利来。
1928年1月10日
（六）犁头
犁头不犁地，
世人皆饿死，
提起犁头来，
饿死了自己。
1928年3月7日
（七）农人抗租
牛耕田，
马吃谷，
农人受苦，
地主享福，
人间不平，
资本制度。
急起自救，
唯一出路，
罢税抗租。
1928年4月5日
（八）农人的叹声
农人苦真苦，
清早去锄士。
太阳已下山，
做到二更鼓。
日光当头晒，
汗如雨下注，
风吹暴雨淋，
正在田间做。
水早天灾降，
深夜睡不着，
且幸秋收熟，
大半交租谷。
镰刀方收藏，
又要寻借户，
春荒米陡涨，
日子真难度。
官衙差警来，
催粮太紧促．
绅士去领赏，
团丁作威福.
兵士来拉夫，
难免将被捉，
任你怎乞求，
只是空泣诉。
可怜衣无穿，
补上又加补。居住太窄狭，
东倒西歪屋。
四季无饱期，
时常要吃粥。
儿女已长成，
怎能教他读。
人们卑贱我，
道是红脚肚，
一生自勤劳，
为他人造福。
终是要翻身，
快去找出路。
大家来团结，
别人靠不住。
努力去斗争，
罢税抗租谷，
个个去做工，
人人来享福。
1928年4月17日
（九）小火星①
小火星！
小火星！
具有反抗之热情
发出革命之声音，
充满了“叛徒们’的不平呜。
（十）哭应昌同志③
应昌同志啊！
你为了无产阶级而牺牲了，
你的精神永远留脑海中，
使我的热血更加沸腾，
使我的心灵越发燃烧，
我不愿做儿女情般的哭泣，
因为哭泣也只是无用，
只有将你未完的志加在我肩上来，
从此应如何的加倍努力，
继着你的精神踏着你的血迹，
将敌人杀得片甲不留，
把旧社会打个落花流水，
这样才是为你去报仇，
这样才不是我的耻辱。
【注释】
许瑞芳同志生前喜爱写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些短文和小诗发泄一点儿悲愤”。
《小火星》这首诗就是写在他的诗文集封面上的。
叛徒们；这里是指背叛剥削阶级，反抗旧社会的革命者。在许瑞芳的诗文集里，无情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剥削阶级的残忍。
章应昌同志，秋溪乡人，是许瑞芳同志的战友,1928年4月牺牲。
（转自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革命烈士诗选》）
自序许瑞芳
自汕归后，闲着没有工作，满腹反抗的精神，不能向前去杀敌，只好略写此短文和小诗发泄一点悲愤。不过，我的作品真是自丑，不觉信笔写来，当然说不得什么好！却都是以经济的、阶级的、革命的为立足点。也许有革命性的青年要和我表示热烈的同情；若是旧式儒雅之士看起来，不禁摇头蹙颜的不足道，不及那五言七律的好，我更羞学妇人缠足的古诗消磨有用的精神，我很希望这卑之无甚高论的拙作能刺激人们奴隶的根性，鼓励人们反抗的感情，同来向黑暗势力拼个你死我活，洒我们的热血洗尽人间的污点，堆起我们头颅成高塔，镇压恶魔的作祟。奴隶们，快醒啊！起来斗争，夺取政权，失却锁链，赢得世界。回忆在日本留学六年的感受与启迪
（1926.2-1932.1.28）
九二叟吴自强
一、留学日本的由来和历程简介
我是1901年出生与20世纪同年的。幼小时家贫，半耕半读，由农村私塾转入秋溪小学，17岁小学毕业，当年7月考入公费的临川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5年于1922年毕业。校长张一清聘我在农村师范科工作四年半。1922年冬，校长到南昌省教育厅开会回校，他知道我家庭经济情况想升学，告诉我说：“江西教育厅快要恢复留日官费，若你想升学，可准备一年的自费去日本补习日语和应试科目，到明年春季报考中日双方制订的特约五校，考取后由省教育厅按月发给公费云云。”我得悉后，当即回家向知交学友筹借150元，连同未领取的工资及张校长赠送的50元，合计300元，乃于1926年年元月某日离别师友、同学等，偕同另一位校友余澈君结伴同往南昌省教育厅办理出国留学证件。而后坐船经九江、上海等地东渡日本，经过10天左右到达目的地—东京。今天回忆起来已66年矣。
二、苦读一年如愿相偿
在补习的一年中，每天吃两餐，早晨买面包或番薯充饥，晚餐吃一顿干饭，这一年中开头几个月专门学日语，自修数学，每天上午八时乘电车到神保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上日语课二小时。教文法的是校长松本龟次郎，教会话的是椎木先生，教读本的是吉泽先生，他们都是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的启蒙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能说点简短的中国话，使我们听日语更易懂。历时四个月，开始能听懂一些日语教学的语言，乃随即报名在东京“研数学馆”夜间学习数学（代数、几何、三角），英语则报名函授学校，在家做作业，寄去批改发还。这一年中，每天黎明即起，夜晚到12小时才就寝，学习紧张营养不足，以致身体消瘦，但精神尚可，未发生什么疾病。惟因经济无接济，心里常感不安，怕考不取官立学校，势必要葬身异国，因而生活虽苦，而奋斗精神未减。
一年过去了。1927年2月起，日本特约五校开始招收中国留学生考试。我首先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受试后，各科笔试成绩均尚可，只是由于口试及体格检查时，主试人说我年龄偏大，身体消瘦，发榜时果然落选。经过这次失败后，乃改变学习方式，以休息为主，减少学习时间，准备报考其他学校。三月开始，先后报考明治工专及京高师，又在母校工作近五年，加上张校长也是东京高师结业，临别时他希望我学教育，因而决定选入东京高师而放弃明治工专，以偿宿愿。
三、在东京高师五年的主要感受与体会
（一）一年的特别预科
为了中国留学生学习专业课作准备，凡考取的留学生编为一班学习基础课程，计有日本语、英语、地理、历史、体育等科目。授课教师主要是附中老师及讲师，一律用日本语讲课，特别重视日语、英语二科。这一年的学习，是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一步。中国留学生都是在校外住宿，下课后各自回去。一年结束后，按志愿由教务课编入本科一年级，和日本学生同班上课。我是选文科第一部（即教育系）该班共有日本学生30余名，中国留学生三名，一直到毕业都是同班上课。
（二）本科四年的深刻印象
（1）经受两位校长的领导：初入校时是历史学专家三宅米吉文学博士任校长，不到一年半左右，他因病逝世，改由教我们教育学科的文学博士大濑甚太郎继任，他的教育思想是和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唯心主义教育思想，在他著的《新教育学讲义》中阐述得很详细，是当年日本一位有名的教育学专家。
（2）老师阵容：教授中多数是守旧的，只有极少数思想比较进步的。有教学认真的，也有个马虎不负责的，甚至有的使我们听之有反感的。举例言之，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有两位，一位是年轻讲师盛田先生，他上课时，总是穿着一身破旧的西装，蓬头散发，走进教室就在黑板上书写剩余价值公式，阐述工人们受剥削的理论，同学们都平静地听着；另一位是老教授中岛先生，其为人也较矮而肥胖，他教课则相反，老是手里捧着一本英语原著英国李嘉图的经济学，在教室里谈天就地的混时间，考试也较松驰，大家听起来都有厌恶情绪。另外，还有两位教授对我印象很深，一位是教《日本宪法》的苋教授，他一进教室，即面向黑板，拱手祷告，祝天皇万寿无疆，然后才向学生一条条的讲解，还有一位教《东洋伦理史》的荻原先生，采用《孟子》作教材，按照日本语的读法，进行解释，他是尊崇孔盂学说的专家。我回忆起1927年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北伐军节节胜利，当时国内知识青年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封建主义等等口号，日本报纸登出这条消息，下课后他特地对我说：“你们国内年轻人怎么这样乱闹，孔子是世界有名圣人之一，为什么要打倒他……”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好唯唯喏喏地回答他。另外，还有一件难忘的故事，当时东高师管理在校留学生的马上教授，1928年5月某日，他在召集中国留学生聚餐会上，曾经说过：“我对诸君的成绩处理，你们政府有来查询时，凡属于丙等者则告以乙等，属于乙等者则告以甲等，以这个号称日本师范教育中心的东京高师留学生管理人员，尚且这样欺骗我国政府，其他可想而矣。当时我的思想上颇有反感。当然，也有教学认真负责的。如教教育史的乙竹岩造教授及心理学教授田中宽一等，他们都学识渊博，广泛地宣扬西方的所谓新教育思潮，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3）学风问题。日本学生的生活是极其简朴的。他们都能树立勤俭为荣，奢侈可耻的风尚，随处可以看出。比如初入校的新生，购置了一套学生制服，上衣的铜扣子（有“高师”二个字），大家都把它搽黑来，表示简朴和资格老。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师范生一律住学生宿舍，灌输其忠君爱国思想，上课时各科无教本，教师口念讲稿，学生记笔记，下课后进图书馆看参考书。我们班里有一位日本同学桓木君，我经常看到他拿着一本英语辞书在背诵，其勤学之风，从此可见。中国留学生则相反，大家都住在校外，除上几节专业课外，其余时间由自己掌握，用功的在家自学，修改听课笔记，看参考书，但也有不少逛街游玩，混日子过，五年后得到一纸毕业证书归国，心满意足。
最后，回忆一下当年台湾、朝鲜同学在校的学习情况。当时，这两个地方都为日本所侵占，归日本所统治，日本在这两个地方，都设有总督，都办有大、中、小学，绝大多数青少年都是就地受日本的奴化教育，但也有极少数人家庭住在东京，因而就地入学我们班上有一位金同学，他经常向我讲日本人对他们的虐待和歧视，点名薄上编在日本学生一起，受尽日本人的歧视，思想负担很重，他希望中国强盛起来，帮助他们国家翻身。我回国前夕，他特地来送行，并赠我一贴纪念照片，我保存了60年整，所有以上这些轶事，迄今记忆犹新。
四、感受和启迪
（一）改革留学制度：一个主权国家培养高级人才，应立足本园，派遣留学生应按国家需要，自主选派，不能把教育权操诸外国人手中。由于我看到国民党执政时代留学教育的弊端，1930年写了一篇较长的论文，题目是：《日本对我国留学设施及今后我政府应有的觉悟》，发表于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同时我还上书江西省教育厅，提出《修改派遣留学生规程》，完善留学制度，改革管理方法，否则，只信赖外国政府，恐将留学亡国。这些意见虽是60年前的事，我认为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有的仍有现实意义。
（二）为亡妻扫盲：日本国民基础教育在当年已有普及，旅馆里的“下女”（女服务员）都受完高等小学教育，反观我国则不然，到处文盲充斥，80%以上未受国民基础教育，女子上学更是凤毛麟角。亡妻复礼18岁与我结婚，由于家贫无法上学，目不识丁，怎么办？当时我在日本留学，虽考取官费，但不能按月收到，因而我乃写信回家，要我的一位小学生章有成（已逝世）教她识字；自己利用暑假翻译一本《满蒙经济大观》，寄到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卖版权得现洋300元，我乃于1929年7月归国探亲，带她同去东京同居二年半。我自己用陶行知为他母亲扫盲的教学方法，每天早晚教她读《陶行知家书》，通俗易懂，并教她每天写大小字，做算术，天天有恒地干，经过二年多时间，她也有了小学程度。1932年1月我学业完成，在“一·二八”上海事变的当天我们带回一个刚出生不久的男孩三人冒险归国，这件轶事于今已62年矣。回忆过去，看看现在，解放后，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女同志才得到翻身，但普及义务教育，男的可能达到90%以上，而妇的与男的对比，仍有差距，特别是农村差距更大，因而不少党的政策，尤其是计划生育，尽管乡干部做了许多宣传教育工作，仍不易说服，因此，我认为重视女子教育的普及，实为当务之急。
（三）勤劳苦读为成功之母：我从年轻到年老都是遵守这条原则。我回忆在三师的五年学习期间，寒暑假回家，我总是整理一间陋室，名曰“惜阴斋”，白天跟着父亲去田间干活，早晚在室内自学。到日本留学后，看到日本同学那样的用功学习，前面已说了，从此更增我的信心，所以归国后，我在南昌一中工作垂20年之久，采取不少类似日本教育上的模式，在校施行。现在许多昔日校友，年龄都在70以上，有的已超过80岁，经常在通信中称颂在一中的几年学习、生活等方面受益不少，这不能不说是我受日本教育的影响和启迪而得来的。
（四）重视体育教育：日本青年学生重视体育锻炼，不但在校内如此，就是走出校外亦复皆然。而我国在旧社会则相反。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无凝聚力。上海英租界内的公园里插上“中国人和狗不得进入”的牌子，一般平民坐海船去海外经商，有钱不能买三等票，只许买统舱票，说中国人肮脏，不讲究卫生，所有这些奇耻大辱，一直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翻了身，才真正得到昭雪。我在东京六年，经常看到日本青年在街沿着电车路轨赛跑，心里实在激励。乃于1932年归国前夕，下定决心，开始长跑，如今已60多年。由于我天天有恒的干，因而经受住许多风风雨雨的考验，今年活到92岁，在这一点上不能不感谢日本教育对我的又一个重要启迪也。
（五）最后，让我谈一下日本民族。前面说了盛田先生对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事迹。现在我还要谈论一下六年中所见闻的二、三事件。课余之暇或星期日，我经常去书店寻找新出版书刊，有的进步的政治经济学书刊，其中有关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词句，就以××代替，甚至整页开天窗成白纸。另外1930年5月有一天报上刊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由京都帝国大学来东京帝国饭店讲演，我用日元五角买入场券进去，里面座无虚席，有的站着听。但见讲台两侧，坐着几位高级警官，河上教授讲到触犯资本家帝国主义语句，警官立即提出警告。我看到河上教授有苦难言的情景，既同情又害怕，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号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写照和欺骗。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在回国前一年译出一本有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观》小册子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周予同先生（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已逝世），请他介绍出版，他回信说：“国内文纲密布，此书无法介绍，原稿寄还”云云。回忆以上诸事，心里常感不安。但又想到日本一些进步学者，在那种困难环境中，仍能做人民喉舌，正气浩然大胆言，实属难能可贵。正如毛主席所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不论还要经过多少曲折和困难，日本人民终要赢得自己的胜利。”这个预言论断是正确的。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特写这篇回忆录，“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愿中日两国人民，从今子子孙孙友好下去，为东亚和世界持续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附注：日本二次大战失败，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的学制改为模仿美国，师范教育丧失独立，东京高师并入新型的筑波大学去了。
（摘自《临川文史资料》第五辑）
走近高原
黄砾明
写标题时便有些犹豫，原想写成“走进高原”，因为我的确到达了阿尼玛卿山海拨4300米的高度，那里正儿八经属于青藏高原，因此用“走进”可以说半点也没错。然而仔细想想，从地缘的角度来说，我虽然也算登上了雪域，但前方还有雄伟的巴颜喀拉，还有莽莽的昆仑，还有苍茫的唐古拉，还有神圣的喜马拉雅，我充其量只不过踩着了一点高原的边缘吧，用“走进’只怕有大话炎炎之嫌。另外，从心灵的角度来说，尽管身至雪域，但我真的了解了高原、亲近了高原、拥抱了高原、与高原对话了吗？这么一想，我于是只能写“走近高原”，写灵魂颤抖时那一瞬间的感受。
1997年元月1日，我随专题片《菩提之光》摄制组从河南郑州启程，穿越800里秦川，直插河西走廊，一路上翻越了不少名山大川：崤山、华山、黄土高坡、商洛山、秦岭、皋兰山、祁连山……在秦岭的险峰峭壁间曾经迷路，采访车沿着迂回曲折狭窄崎岖的伐木林道整整兜了一夜，像钻进了永无尽头的迷宫，到天明才发现竟稀哩糊涂走出了猛恶的大森林，开到了甘肃天水的麦积山。在翻越陇东皋兰山时遇上漫天风雪，隔着车窗玻璃但见一片迷茫飞白，能见度尚不及五米，战战兢兢蜗牛一样爬上山塬，采访车竟顺着下坡冰道自动滑行，全摄制组的人一起惊跳下车，硬是用肩膀扛住了失控的汽车……然而，这些凶险与高原上的遭遇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走近高原，也就走进了艰辛。辽阔的雪野上，路标全被积雪掩埋，采访车只能摸索着前进。无论怎样小心翼翼，汽车仍无可避免地开到了终年不化的冰层上。尽管装了防滑链，方向盘仍然全自动乱转。导演赵玄很有经验，镇静地命令大家脱下军大衣铺路。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中，一件叠一件的军大衣垫出一条大道。不一会儿功夫，温暖的大衣就成了“冰板”，车轮辗上去，只听“咔嚓”声中，衣袖齐肩脱缝，硬梆梆地象炮弹一样射入冰层。短短几十米的距离，摄制组就这样损失了三件军大衣。
走进高原，也就走进了险恶。采访车陷进冰窟窿时，全车人也曾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脱困，直到司机都建明钻入车底破冰反而被尾气熏昏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绝望和恐惧，才真正懂得什么叫生命的绝境。整整20个小时，采访车前轮冻在冰窟窿里，车体披满冰雪，成了一个大雪堆，与凝固的高原雪域风景融成了一体。车门已拉不开了，我们蜷缩在车中，哈出的热气使车内也结了一层冰，剧务姚振声的厚军警靴也冻裂了鞋帮。我想，恐怕要到春末开冻，我们这些玲珑剔透的冰人才会被人们发现并挖掘出来吧？走进高原，也就走进了孤寂与绝望。高原太宽广了，放眼望去一片茫茫雪野。纯白的处女雪地上看不见一点人踪兽迹，死一般的静谧中只剩凛冽的风啸和我们自己的心跳声。封冻的高原人迹罕至，湛蓝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天空中嵌着富有质感的白云，我们那天所看见的唯一活物，是一支雄鹰在落日余晖中翱翔，那种高悬于孤独之上的自由和傲岸，让人油然感叹生命的质量，感受到一种坚韧执着的精神力量。因此，我们尽管被高原反应折磨得说不出话来，仍然默默地拥抱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温暖对方也温暖自己。
走进高原，也就走进了博大。高原离太阳最近，高耸在喧嚣的尘世之上。雪域离天宇最近，似乎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巨大的星星。远处海拔7100米的阿尼玛卿山主峰玛钦刚日，披一身皑皑白雪，犹如天地浑沌初开时的圣洁，望之顿觉凡胎肉体也一下子蜕去了世俗的尘埃污秽，结了厚茧的灵魂脆弱得一碰即碎。在这种远古的庄严面前，人显得太渺小了，浮尘中曾经看得很重的名、利、欲全都不值一提。在生与死的一瞬间，人才能感悟到生命的意义，才真正有暇审视一下我们自已。
走进高原，也就走进了神圣。在都市的浮躁中浸淫得太久，我们的神经早就麻木、眼睛早就迷朦。此时望着冰雪中耸起的尼玛堆，望着风中翻飞的五色经幡，似乎能在清冷的空气中感觉到升腾的信念。在塔尔寺辉煌的堆绣佛像和灿烂的酥油花前，在拉不愣寺长达数公里的转经道上，朝圣者正一步一匍匐地用身体丈量高原，我曾看见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的炽热光芒，内心里深深地被震憾。这份虔诚这种执著这等奇异景观可能让人难以理解，但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还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吗？世人若都具有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世界将会是怎样呢？
走近高原，也就走进了庄严。高原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天然地使人产生出宗教一般的信仰情感。看着藏民手中永下停歇转动的经轮，便会觉出信仰是与人生相伴同行。无论信的是什么，信仰本身是庄严的和不可亵渎的。生命承载了信仰，信仰却比生命厚重。生命随时都可以中止，信仰却久远地代代延伸转递。赶着牦牛群走下雪线的牧人在唱无字的歌，因为无私无欲，歌声才高亢辽远。运送物资的汽车结成长长的车队，如同一步一匍匐的朝圣者一般用车轮丈量着无边无涯的高原，一直驰向遥远的西藏。在他们身上能看见信仰，能体味庄严。正因为有了他们，高原才闪射出圣洁的光芒，才有了充满灵性的祈盼和呼唤。
走近高原，也就走进了坦诚和净化。天明时分，一个骑马的牧民发现了冰窟窿边的大雪堆，发现汽车排气管轻微喘息在雪中喷出的一个小圆洞。他扬鞭打马从十多公里外的兵站唤来了一辆大卡车，将我们的采访车拽出冰窟窿，并刨开结了厚冰的车门，将困在车内的我们解救了出来。这种无私援助在高原上司空见惯，千恩万谢反倒成了虚伪矫饰，惯常的用金钱酬报更是多余的累赘和对心灵的伤害。藏民踏蹬而去，没有留下姓名，只给泪眼朦胧的我们留一路高亢的藏歌在雪野里滚动。高原就这样袒露出炽热的情怀，让我更加懂得如何爱自己、如何爱别人、如何爱世界。
走近高原，也就走进了永恒。30天的拍摄终于结束，我们又回到人类自己创造的都市文明中，但是高原已如一道永远的风景凝固在了心灵深处。我知道，在尘世呆久了人就会异化，世俗的烦恼又将接踵而至。但我不再迷茫，也不再惧怕，当心灵无法承受之时，我将象孩子扑向母亲一样扑向我心中的高原。高原会拥我入怀的，用铺天盖地的圣洁冰雪施我以洗礼。遥远而神圣的雪域高原已允许我真正地走进她，因为那里是一切灵魂的栖息之所，是心的皈依之地。
走进高原，那才是走进生命本体，也是走进我们自已！（发表于《星火》1997年第三期）渴盼阳光
黄砾明
渴盼是人的本性，只有死人才不会渴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渴盼，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渴盼。如果将渴盼比喻为醇酒，那么放的时间越久，就越使人陶然。渴盼给予人的是动力，正因为有强烈的渴盼，才有创造和进步。若缺了渴盼，世界无法想象会成为什么样子。
我的长期渴盼目标非常简单明了，那就是——渴盼阳光！居住在城市钢筋混凝土的楼房里，抬头不见蓝天，低头不见绿地，举目所能看到的，总是一片蒙蒙的灰颜色。我居住的楼层尤其差，是一楼，潮湿自不必说，蚊蝇老鼠出入方便也是平常事。那车马的喧嚣和各种收破烂的市井嘈杂声，终日不绝于耳，吵得我只有调整生物钟，改为深更半夜里爬起床来写作。楼上有些住户功德又太差，经常向下扔垃圾，学雷锋打扫卫生自然是归我，谁叫我分住到这么一个楼层呢？年三十那天，我们住的那一个单元主管道堵塞，浊臭的污水从厨房和卫生间的地漏子里向上冒，一直漫流进了客厅。别人家都在热热闹闹做团年饭，我们家却忙着“抗洪抢险”。过年时节，请人来疏通，少不得破财，被敲了一笔竹杠去。
诸多的不便，都不必细说了，既然是中国人，吃的又是文字饭，自然知道怎样拆字。那个“忍”字，是心上悬着一把利刀，若不能忍，日子也就没法过了。于是乎，见多了不怪，既不去争吵，也不自家肚皮里窝气，甚至学阿Q，见到了楼上人家向下丢东西，也不去叱喝一句，忍耐功夫练得几近炉火纯青。
然而，有一样东西是无法可忍的。我的住处前后左右都是高楼，房与房之间亲密无间地紧紧挨靠着，其紧密程度，达到了声气相通的地步，隔壁人家的电话铃响，都会误以为是自己家的。在这种建筑中居住，底层一楼的住户就像是身处井底，阳光一丝一毫也休想透入。加上装了钢筋焊的防盗网，怎么看都像是住在地牢囚室里。绵毛衣服洗过后，一星期都晾不干，穿上身止不住会打寒颤。而且身上总潮乎乎的，像长了毛。即使阳光最充足的三伏天，房间里也暗若晨昏，进门就得开电灯。由于终年不得阳光，屋里边总觉着阴气森森的，总是感到寒冷，出门得脱衣，进门反而要添衣。因此，有时五黄八月时节有朋友登门，尚能见我身上还穿着毛衣之类。终日生活在不见阳光的黑屋子里，长此以往，人的心情能好得了吗？难免会产生出阴暗、偏狭、冷漠和尖刻之类。这种心理状态无疑是一种病，而且比身体上的毛病更难以治愈。因此，每逢要写作时，我便总是事前尽量到户外活动，费老大劲来调整好心态。
在我的理解中，所有建筑都应当是诗、是画、是凝固的音乐，并不仅仅只是生产罐头盒，能把人塞进去就了事。建筑设计理念中，应以人为本，要突出自然、艺术以及亲和功能。建筑是一个城市的脸面，体现的是一个城市的品味。然而，这些年来，房子盖了不少，也确实缓解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可是，这张“脸”上，也留下了足够多的遗憾。
我非常理解建筑商们的心情，在有限的空间里怎样设计建造出更多面积的房子，涉及到的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利益问题。我也同样非常理解城市管理者们的心情，让更多的缺房户尽快有房住，既是一个责无旁贷的责任问题，也是一个政绩问题。我更理解居住在高楼底层住户的心情，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为了安定团结和压倒一切的稳定，牢骚不发也罢。
我不懂建筑设计，不知道工程技术人员在勘测设计和建筑施工时，除了工程质量外，是否有诸如阳光之类问题的硬性规定。我也不知道在我国的诸多法律条文中，有没有“剥夺阳光罪”这一类的条款。我只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历来不重视个体的人，不怎么在乎个人的内心感受，更不会去考虑人的生存环境之类的问题。文化深层结构是一种文化潜意识，它最终表现出的，是一个民族群体的精神形态和道德倾向。漠视人的生存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痼疾，甚至于到了用一句“生存权”大于一切，就将人的一些基本权利一笔抹杀的地步。这不是一种宽容博大的胸怀，实际上也属于心理上有病。一个个体的心理不健康、于大局无所碍，群体的短视、就是一个良知系统问题了。为了利益而牺牲环境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最典型的，莫过于因为过量砍伐森林，从而导致的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
中国人经受贫困的时间太长了，对富裕的渴盼也就分外强烈，一旦有可能摆脱原有生存状态时，就象一个嗜酒者见到了一瓶窖藏多年的好酒，恨不得一下拿到手、一口气喝下去。这种心情完全是正常的，所以诸多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难以避免要出现。然而，以牺牲环境来作为代价，经济的发展注定是难以为继的。环境与发展是世界性的大课题，解决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但诸如盖房子不管住户有无阳光之类的问题，我想解决起来应不会太难。到下世纪，我们的后人面对这样的房屋，恐怕要痛心疾首地谴责我们这代人，并花费不亚于建房的力气，来拆除并重建这些有碍观瞻、有碍人的身心健康的“世纪末建筑”。
陷到钱眼子里的开发商承包商们，经过一阵子的“世纪末疯狂”后，现在也清醒一些了。作为他们的“纪念碑”，各种样板式的小区先后建造起来，在这些小区里居住的人，可以充分地享受阳光、草地和新鲜的空气。建造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建筑，是一大进步，从开发商们来说，也意味着更多的利润，是对建、住双方都有利的事。只是，那些以前建成的类似我现在居住着的建筑，作为一种无声的记录、或称之为“耻辱柱”，也向世间展示出了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么一道“世纪末风景”。
商业社会中，以牺牲环境来谋求发展，虽是权宜之计，但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的思想觉悟，都上升到了能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似乎也无可厚非。房屋建筑得不合理，待经济有了一定基础后，可以拆掉重建。居住在底层的住户，可以跑到户外大马路上去晒太阳，或是拼命去赚钱再买过一套房子。衣服洗了总也晾不干，可以买一台带烘干程序的洗衣机……商业社会一切都为人想到了，也一切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可是人的心灵呢？
心灵是个无法捉摸的东西，没处栖身时光想着要有地方安家，到了有容身之地时又抱怨见不到阳光和绿地，它总这么贪得无厌，永也得不到满足。现代社会里，心灵有时候浮浅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可有时候你不能回避、也不得不直面它。心灵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同时又是最软弱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从古到今，心灵的创伤有一个最好的疗治剂，那就是文学。在夜幕笼罩的蜗居里，人们暂时从尘世的荒原里走出来，沉醉在文学的氛围中，用书里世界来养息疲惫的心灵。可以这么来比喻，文学就是温暖的阳光，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抚慰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时至今日，商业社会对文化和文学的挤榨，已经到了可以用“残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的地步。作为具有抚慰人心功能的文学，目前的窘况有目共睹。杂志经费短缺、举步维艰；出版要求自费、或作者包销；纯文学大幅萎缩、文学人才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不是危言耸听，作为一个作家，我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生存的压力，如果不是凭着一种责任感和良心，早改行于其它的去了。文化与文学环境的恶劣，如同居住环境的恶劣，同样在急切地渴盼着“阳光”。这也是一种环境，是一种不大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环境”，然而，它有可能是致命的。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到现在尚在教育成年人不要随地吐痰，便是一个种族群体的心灵沙化、文明失落的表证。
据说，英国文化大臣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宁可没有印度这块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资本主义在其初始原始积累阶段，尚且如此重视文化，何况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呢。党中央倡导科教兴国，号召要两个文明一起抓，正是针对当前社会上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精神贫乏、拜金主义流行等信仰危机而提出来的，是解决“灵魂皈依”问题的根本途径。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就和建筑一个样，必须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少一块砖瓦都有可能影响到千年大业。可是，作为抚慰人心和解决“灵魂皈依”最佳工具的文化和文学，现今自身尚且朝不保夕，已经游离在大环境之外，成了“边缘”，又怎能够遑谈其他呢？这和环境问题一个样，漠视它、破坏它、摧残它，非常容易，但要治理和重建，可不是朝夕之功。所谓“一手软、一手硬”，指的就是不能平等享受阳光的现实。
二十一世纪就要到了，虽然生活中我每天都在渴盼阳光，但已经是这么一个状况，我也就认了，只盼望今后别再盖出这种不管人的生存环境的房子来，别再有人去渴盼阳光。而对下个世纪的展望，则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辉煌成果，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别让心灵也去渴盼阳光。
发表于《创作评谭》1999年第2期
我的教书生涯
黄初晨
“蒙馆悠悠十春秋，教授原是小学生。翰墨文章双进士，半由勤奋半由天。”那天，我在本市书法家吴德恒先生的书斋作客，忆起当年我们同在乐安山区当“孩子王”的岁月，先生突然有感而发，不禁饱蘸浓墨欣然命笔，为我写下了上面这首小诗。
我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1966年“文革”时上的初中，初中时期基本上没怎么上课，初中毕业后便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因此，我的实际水平只有小学文化。以小学文化来教书，而一教就是10年，在今天来看，可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那个年头、那个非常时期，似我辈者还大有人在呢！
记得那是1976年5月，我参加工作已有5年，在721矿湖港分矿当了5年井下支柱工。因为业余时间喜欢写写画画，因为有一幅美术作品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工人画展，我成了那个分矿小有名气的“文化人”。那天是5月16日，我永远都会记住那个日子，分矿党委书记李明章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子弟学校一位女教师休产假生孩子去了，组织上研究决定让你去学校代课……”
就要告别繁重的井下体力劳动，当一名令人羡慕的人民教师，我当时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但冷静一想，我这点小学水平能教好书吗？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子弟学校报到，没料到，女校长见面就扔了一本四年级语文书过来，操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湖南口音不容商量地说：“四（2）班已经三天没有老师上语文课了，你准备一下，下节课就去上课吧！”我呆呆地站在女校长面前，有些茫然，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像是没听懂校长的话，又像是不相信从工人到教师的角色转换就这么简单。
抓紧时间翻了一下课本，听四（1）班语文教师简单介绍了一下讲课内容。噢，原来我读小学时，老师教的背诵生字、阅读课文、课文分段、中心思想 ，现在都还管用。“叮……”上课铃响了，我还没来得及看完课文内容，就夹着课本晕晕乎乎地走进教室，见了一屋子好奇的面孔，我怯怯地说了声：“上课……”
就这样，我开始了10年教书生涯。
那年头，企业是一个大社会，生产、后勤胡子眉毛一把抓。我任教的湖港子弟学校只是一个科级单位，隶属于湖港分矿，有600多名职工，加上附近乡村的一些居民，子弟学校也招收有400多名学生。因为离总矿较远，为了节省学生上学时间，那年湖港子弟学校开始办初中教学，这样，学生剧增至500多人。
1976年9月，新学期开始，学校教师重新组合，在安排我的任课时，分矿领导发了话：“小黄要兼顾分矿宣传工作，你们学校就让他上一些副课吧！”就凭这句话，我便成了学校的美术、音乐、地理、历史、常识等科目的副课老师，课时也是最少的，每周不到10节课。这主要是为了让我能腾出时间来帮助分矿编绘节日宣传专栏和内部通讯。
没过多长时间，学校又给精力旺盛的我加了一项任务——担任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那年头，是拨乱反正、恢复高考的年代，数学、物理、化学、语文等主科越来越重要，美术、音乐因为没有大量招生，在学校显得特别不重要，我的上课时间常被主课老师要去补课，因此我在学校显得无足轻重。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变着花样搞一点影响来。湖港山清水秀、风光旖旎，上美术课时，我常常领着孩子们满山遍野去写生绘画，我一派怡然自乐的景象，孩子们也玩得高兴。那年头，文艺宣传还是很吃香的，我这个少先队总辅导员常常发号施令，要求全校各班级定期组织开展文艺汇演、美术展览等活动，从中发现了不少文艺、美术苗子，但终因那个山区信息闭塞，没有学生能考上美术、音乐院校。
1985年，我在享受了第一个教师节的喜悦后不久，一纸调令便让我离开了教师队伍。多年以后的一个暑假，我带着学音乐的女儿去南京求师，女儿需要在南京学习一个半月，而我在南京无亲无故，女儿的安置成了问题。原来同在湖港子弟学校任教、时任721矿党办主任的晋辉给了我一个电话：“你去找高飞，他在南京，是你当年的学生。”
快20年了，我对高飞的印象很模糊，但学生永远记得住老师。在南京，高飞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将学习的事安排妥当。考虑到女儿要在南京呆很长时间，我拿出一叠百元大钞，递给高飞说：“这是你师妹的伙食费。”高飞拒绝了：“黄老师，您教了我那么多年，我就报答一次，您就甭客气了！”一句话，让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2004年9月10日抚州日报发表，获同年江西报刊副刊好作品三等奖）
白麓村——野生动物的乐园
黄初晨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几位当年下放在临川区连城乡的知青，相约故地重游。当夕阳映红天际的时候，我们来到了白麓村。
白麓，是连城乡最边远的一个小山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当年，为生活所迫，我们常结伴来此地砍柴。
白云苍狗，三十年一瞬间。当我们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发现这里的变化太大了。村子里静悄悄的，已是黄昏，却不见一缕炊烟，不见一个人影。虽然村里新添了不少瓦房，但到跟前一看，家家户户都是“铁将军”把门。
我们大惑不解，于是村前村后、村里村外四处找寻。好不容易，在一丘长得还算茂盛的棉花地里，我们见到了两位正在拾棉花的老人：“都迁走了，全村18户、60多口人，如今只剩下我们老两口了！”老人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十分高兴地将我们领进他的家。
老人名叫黄启荣，今年72岁，原是宜黄县南源中学的生物老师，1982年提前退休回到老家白麓村。
“都是野猪、豺狗、山麂惹的祸！”老人斟上一碗水后，细细地向我们叙说白麓人为何大迁移，“由于封山育林，白麓的自然环境日益改善。从80年代中期起，这里就有野猪、豺狗、山麂出没，它们肆意践踏庄稼，成片的花生、红薯、大豆和水稻都被糟蹋殆尽……”
“我见到最多的一次是，40多只大小野猪在山脚下吃禾，红薯、豆子被它们连根拔起。我大声吆喝，它们居然毫不理睬。它们足足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大摇大摆地钻进树林。无奈之下，白麓人从1995年开始举家外迁。”
“我之所以不迁走，是因为我喜欢这里的清新环境。我有一份退休工资，田里有无收入不要紧。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是一名生物老师，我对研究野生动植物很感兴趣。乡里的领导也勉励我，要在保护野生动物上发光发热。”
据观察，近些年来，黄启荣发现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白麓村周围繁衍栖息。他甚至发现了10多种属于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赤颈鹤、穿山甲、河麂、褐马鸡、鹭鸟等在村边水库周围游弋。
“当然，最多的还是野猪。“为了让野生动物有足够的食粮，每年，老人都有意识地在稻田里撒下一些谷种，让其自然生长，成为动物们的食物。
“今年清明节，有一位台湾同胞来此祭祖，与我聊了一个下午。他说，这里风景好，又有野生动物，如果稍加投资开发，是一个极好的风景点，他回去后就联络几位同乡，明年清明期间再来看看。”
老人眼中噙着泪花，心中充满了对白麓村美好未来的憧憬。
（此文发表于2001年10月12日抚州日报）
老虎港的叹息
黄初晨
巍巍相山，乃崇仁乐安两县交界处的一座大山脉，山中一偶，是我青年时代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人前我总爱称呼相山为第二故乡。这一则是因为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座大山的深处；二来因为相山在我眼中实在是太美丽了。当年我在那座大山里当孩子王时，常常引着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满山遍野写生绘画，山里的奇松、怪石、飞瀑、流泉，是我绘画写生的永恒题材。如今每当我翻开尘封多年已发黄的画夹，总会勾起我对相山的绵绵情思。
白云苍狗，20年一瞬间。阔别越久，我对相山发生的新闻就越加关注，近些年来，相山里的一处风景——老虎港声名鹊起，旅游界的朋友甚至称其为“相山第一景”，我听了很不以为然，因为我在相山居住10余年，一直未听过老虎港这个名字，总以为是一种炒作，直到今年春上，在拜读了一位老友写的老虎港游记后，方大吃一惊，相山里还果真有如此壮美的景象。找来地图一看，才知我当年窝居地与老虎港南辕北辙，相距好几十里路呢。
于是，在“五一”旅游黄金周里，邀上几位影友，背起“长枪短炮”，驾一辆越野车直奔老虎港。这是久雨初晴后的一个正午，远远看去，相山如一块绿色的翡翠，云烟在山间穿行，让人觉得相山像是一幅水墨中国画。车到相山脚下的蜀柏村便无路可走，于是，我们便弃车而行，上山的路是一条泥泞小道，不一会儿，鞋子上便粘满了厚厚的一层黄泥，它使我们倍觉步履艰难。
半山腰上，是成片的梯田，如今退耕还林，梯田早已不种水稻了，栽的是一些阔叶乔木。听向导说，这是当年上海下放知青一锄一锄开垦出来的。如今是梯田依旧在，斯人早已离去，山里只留下空空的一栋泥瓦房，遥想当年知青们在山里艰苦创业的情景，我们的步履也就变得轻盈起来。
“满川碎石大如斗”，古人说的话，在老虎港的溪流峡谷中得到印证。老虎港就处在潢川碎石的峡谷之中。远远望去，山脊梁上有两块遥遥相望的大石头，导游说，那是一对虎夫妻，这里两块石头有个传说，便是老虎港景名的来历。我们用超远镜头望去，只见那雄虎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游人，好像随时要扑过来以保护它的伴侣，而那雌虎则半眯眼睛躺在一片萋萋芳草中，非常安祥地注视着十步之外她的“爱人”。
耳边隐隐传来流水声，峰回路转，一条银练似的溪流便展现在我们眼前，影友们欢呼一声，各自掏出相机，开始疯狂的“扫射”。但是拍了一会儿后，大伙便提不起劲来，因为这支溪流太小了、太细了，不像文章中描绘的那样声势浩大，完全没有那种“飞流下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境界。
仔细观察后，发现有一条如脚盆粗的管道伸进了溪流瀑布间，溪流被分割了，远处发电机组的声音轰鸣着，替代了峡谷瀑布的咆哮声。向导解释，不久前，有人相中了老虎港的大容量的水流，在这里建了一座发电厂，据说效益很好，也给驻地带来一笔丰厚收入。
“唉！”我们长叹一声，有些地茫然伫立在峡谷中，潜意识中有人在说：可惜你们来晚了一年半载，恐怕再也拍不到老虎港瀑布的雄姿了！
（中国绿色时报2005-11-14）
第二篇医疗卫生
解放前，历代统治者只顾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医疗卫生事业无人过问。霍乱、天花、伤寒、痢疾等传染病时有发生。连城乡境内竟无一家公、私人诊所和药店。一般劳动人民只有“小病挨、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由于长期缺医少药，致使不少婴儿夭折，成人健康情况也很差。因此又流行一句话“穷人无病便是福”。清光绪28年（1920）霍乱（本地俗称“瘟人”）流行，百姓中染病者很少得救，有的全家死亡，有的为亲友办丧事而染病，甚至为死者超度的僧人，为病人看病的医生也相继染病而死。解放前由于医药卫生事故落后，本地婴儿死亡率高达100‰，百姓平均寿命只有45岁左右。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大力加强对卫生事业的领导，1958年成立公社卫生院，1959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连城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建立爱国运动委员会，积极发动群众大扫除，除四害，此后相继建立医药卫生组织机构，认真贯彻“以防为主”的方针，农村卫生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染病发病率逐年下降和消灭，地方病得到了有效的防治，人们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第一章卫生组织和机构设置
民国时期，乡境内以个体郎中行医为主。1952年连城境内部分中医人员联合起来开办中西医联合诊所，后合并到秋溪公社卫生院。
1969年6月连城公社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开始以大队为单位建立合作医疗站（合作医疗站医生称“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站由大队直接管理，赤脚医生工资由大队从提留中开支。
1974年，连城正式设立卫生机构。
1978年，各大队医疗站改为卫生所，资金主要来自集体筹措，县财政只在预防接种、人员培训和医疗设备方面拨款补助。
1981年以后，农村大队（行政村）一级医疗机构逐步改为全额收费，自负盈亏的医疗站。连城卫生院归县卫生局直接领导，属大集体性质，医院工作人员属大集体编制。
1997年11月，连城乡各村全面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制订了《连城乡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实施办法》，《办法》共计七章三十三条。《办法》规定参加合作医疗保健的农民，每人每年交纳保健资金20元，乡政府村分委会各资助每人每年1元。农民治病大病、小病均给一定的补偿，即一次性医疗费在1000元以下的可补偿15多，1000-1500元可补偿20%，1500-2000元可补偿25%，最高补偿每人每年不超过1000元。
1982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各村医疗站自行解散。赤脚医生自购药物，仍在各村为群众看病。
连城乡卫生院创办于1952年3月，创办时名为连城中西医联合诊所，后合并至秋溪公社卫生院。1974年连城正式设立卫生机构。1976年卫生院盖了二幢平房，作为卫生院医疗，生活用房，结束了连城公社有医无院的历史。1998年又投资30万元建立门诊大楼，建筑面积620平方米，各项医疗设备逐渐充实。现已开设中医部，西医部、住院部。
负责人：邹梧生（1952年3月-1968年10月）
符传兴（1974年3月-1975年8月）
院长：朱光华（1975年9月-1978年3月）
尧忠然（1978年4月-1980年5月）
符传兴（1980年6月-1984年1月）
尧远辉（1984年3月-1987年6月）
徐发书（19847年6月-1990年7月）
许付发（1990年8月-1993年6月）
章小华（1993年7月-1995年1月）
范祥祺（1995年2月-1996年7月）
徐秋水（1996年7月-2003年3月）章福荣（2003年3月至今）
副院长：章福荣（1998年8月-2003年3月）
宛如平常一首歌
一记抚州市临川区连城乡乡村医生邹银贤
许多人企盼超越，但往往放弃了平常的追求和努力，结果未必能达到超越，有些人走近平常，却往往在乎常的追求中实现了不平常的超越。抚州市临川区连城乡邹家村卫生所所长邹银贤，便以他那看似平常的心境和追求，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邹银贤是一名乡村医生，他从事农村预防保健、医疗工作17年了。他对患者认真负责，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他对业务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地追求医学知识；他对防疫工作不辞辛苦，默默奉献。在救死扶伤的道路上，他执着追求、探索、创造了许多不平凡。成为十里八乡一位有名望的青年医生，为山村的父老乡亲撑起一片绿荫。为此，他个人多次被当地政府和卫生主管部门评为先进工作者。2006年他被评为全省优秀乡村医生。
孜孜不倦地追求医学知识
邹银贤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从小受爷爷、父亲的熏陶，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又看见家乡贫困和缺医少药的状况，更加深了他从医的愿望。救助乡亲、驱除病魔成为小时候他的理想。
初中毕业，他毅然报考了抚州中医学校乡村医生班，学校学习期间就认真刻苦，门门功课优秀。1989年毕业后，就在卫生所工作。他深知单纯只有对乡亲们的一片爱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救死扶伤的硬功夫，必须有过硬的医疗技术。他不分严寒酷暑，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品味医书的“五味”，做了几十万字的笔记。为了提高业务水平，他采用中西医结合及民间传统疗法相结合方式，治疗了许多患者的多发病及疑难病。为了做到“一专多能”，他先后到江西省抚州市人民医院、杭州市空军总医院以及山东、安徽等地医院进修，他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勤学、勤问、勤思；他还广交朋友，取其之长补已之短。他每年还订阅了十多种医疗方面的报刊，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的医疗技术。通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擅长肛肠科和中西医结合，具有自己的特色，成为一名“一专多能”的全科医生，解除广大农民兄弟由疾病带来的痛苦，抢救了许多生命，他名声鹊起，在当地享有较高声誉。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邹银贤对残疾人、特困户、孤寡老人实行挂号费、出诊费、治疗费全免。很多群众说，只要到邹医生那里，自己的病痛先好了一半，邹医生心里装着病人，视患者胜似亲人。
1996年夏天，连城乡邹家村的邹普文家发火灾，他由于抢救自家财产而导致头、颈、双上肢躯干等处烧伤。他家本来境就贫寒，遭受火灾后更是雪上加霜，难于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在这种情况下，邹银贤把他接进了自己的卫生所，专门设置一间无菌室，自己垫钱为邹普文治疗。经过邹银贤精心治疗和细心护理，半个月后，邹普文出院。邹银贤没有收手术费和护理费等费用，仅仅收了他一千余元的医药成本费。邹银贤从来没有追问过他的欠款，这一千余元还是在5年后才还清的，邹普文逢人就夸邹医生是个好人，救了他一家。
如今，找邹医生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他每天都为30多个患者治病，对于家庭贫困的他经常分文不收，每年光自己捐助患者的资金达2000多元，为了使贫困村民看上病，每年为村民看病赊帐都达数万元。
热衷农村预防保健事业
邹银贤17年来如一日，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承担起防疫、保健、健康教育等各项防疫保健工作。
记得他刚在村卫生所工作的那年春天，几天内就转诊六个因患急性脑脊髓膜炎伴高热抽畜患儿，其中有两个小儿差点失去生命。不久村中又发现数个小儿患急性肝炎，，严重危害小儿健康。看到这种情况，他想：“这些孩子如果接种疫苗根本不可能得这些病，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随后他深入每家调查原因才发现、一方面许多村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计划免疫，不相信接种疫苗能有效防治传染病；另一方面村防疫医生也没有做好防疫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于是他向所长请求，自己来担任村防疫保键工作。他接过这个重担后，全村几百户，他一家一家地动员，一遍一遍地解释，还自己花钱印制预防保健宣传单发给村民，提高他们的保健预防意识。他还自筹资金买好冰箱，把疫苗筹备好，让每个孩子按时接种。接种时家长有钱就给疫苗钱，如果没有就他又自己先垫上，困难户就免去疫苗费，自己给付上。如今，邹银贤已是声名鹊起。然而，当提起他的成绩和荣誉时，他却依然那样谦和、平静。他说他特别喜欢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段名言：“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优美的，让我们都来做绿叶的事业，她总是谦逊地垂着绿荫。”听着他平和的语调，了解他宛如平常一首歌的业绩，不由地让人想起一句话：看似平常却奇崛。
第二章预防接种
本乡历代流行的疾病有10余种，最常见的有疟疾、痢疾、麻诊、肺结核、麻疯、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多发生在旱灾、水灾、兵灾之后，危害甚大。
1950年，县卫生院为连城培训1名接种员，推行牛痘苗普种，预防天花。此后，每年都搞牛痘预防接种，霍乱疫苗预防注射。
1956年，开展“六病”（丝虫、疟痢、钩虫、头癣、性病、疥疮）普查普治。
1967年春，爆发流行脑膜炎。连城立即成立“扑灭流脑防治指挥部”进行紧急防治，患者大多数得到康复。
1969年合作医疗站，公社医院，承担了全部人民的预防接种任务，进行白喉、流脑、乙脑、疟疾、麻疹、牛痘等24种传染病的防治。儿童中开展了接种卡介苗预防小儿麻痹症活动。
1970年至1972年，做好血防工作，在全社范围内进行血防检查，发现阳性患者送药上门免费治疗。
1974年通过县卫生局专业队的深入调查，经血清学检查证实，连城公社是钩端螺体病流行地区。
1980年开始对7岁以下儿童建立预防接种卡册，实行计划免疫、各种急性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
1981年3月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将爱国卫生运动纳入“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要内容。
此外，从1969年以来，为了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在5、6、7、8、9五个月份，派专人对食用井水进行消毒，切实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至今，危害人们健康的疟疾，麻诊、天花、伤寒鼠疫等传染病已绝迹。
第三章妇幼保健
解放前，本乡妇幼保健工作落后，大多数沿用旧法接生，每年造成产妇难产或产妇死亡不少，婴儿死亡率也较高。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妇幼保健工作，积极推行新法接生和预防接种，努力降低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使全乡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1951年至1958年推行新法接生，杜绝了新生儿破伤风、产妇产褥热的发生。
1957年开始抓新生育儿指导工作。1958年开始为部分婴幼儿接种卡介苗。
1962年全社逐步推广妇女月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保护制度，落实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三调三不调”措施（孕期调轻不调重，经期调干不调湿，哺乳期调近不调远）。
1974年开始，对全公社婴幼儿童体格进行体检和疾病矫治，并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形成了常规制度。
1986年对全乡妇女进行了宫癌、乳腺癌和其它妇女病的普查，发现有病症的妇女及时发放治疗药物，并广泛宣传防治办法。
1987年对全乡孕产妇全面建卡登记，实行婚前健康检查制度，做好产期保健工作。
第三篇科技体育
第一章科学普及
解放前，由于长期受反动统治阶级蒙弊和欺骗，连城人民群众科学知识缺乏，迷信思想浓厚，生病求神问卜，婚嫁请瞎子算命合婚，不少人上当受骗，深受其害，不少人杀生猪，都要提着猪头到“社公庙”去还愿，祈求全家平家，六畜兴旺。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宣传、教育、文化和有关部门紧密配合中心工作，经常开展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讲究卫生、消灭疾病；采用先进生产技术，使用新式工（农）具，发展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战胜自然灾害。全乡科学普及工作逐步加强。与此同时，部分客居外地连城籍的科技人员论著颇丰。
1959年到1960年，在大跃进浪潮的推动下，连城境内开展全党全民办科学的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如卫星田、深翻、密植等。但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实际收效却甚微。
1969年全社水稻实行矮杆良种化，品种有珍珠矮，农垦58号等。
1971年全社境内推广使用地膜技术，从而逐步改进传统的耕作技术，为水稻高产、稳产打下了基础。
1972年全面推广杂交水稻。由于杂交水稻产量高，具有不倒伏、抗病强，出米率高、适口性好而深受欢迎。
1982年，连城公社成立科普协会，加强了对科普工作的领导，科学技术得到推广。
1989年，连城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开展了技术职称套改、评定和晋升工作。
第二章体育
新中国成立前，连城群众每年自发开展富有民间特色的体育活动：春节、元霄打龙灯、舞龙狮，端午节划龙船；重阳节登山等。新中国成立后，连城乡的体育事业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引进了一些现代体育项目，村（乡）之间常举行拔河、篮、乒乓球、棋类比赛，群众体育活动得到逐步发展。
第一节学校体育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连城乡在小学低年级每周开设了2节唱游课，后改为体育课。高小、初中、高中各年级开设2节体育课。
1953年，根据“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要求，体育在连城乡境内各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愈来愈引起重视。
1954年起，境内各中、小学先后推行第一套至第六套少年儿童广播体操。
1963年境内各学校都坚持每周2节体育课，每日二操（早操、课间操），下午课外活动制度。项目有田径、跳高、跳运等。
1964年，各校开始施行劳卫制（即“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锻炼制度”后改为“青少年体育锻炼”）锻炼标准。
1974年，由县体委，教育组，团委联合创办县业余体校，教育组长任校长，在连城中学（全县共四处）开设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5个班。
1980年起，境内学校体育以贯彻《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为重点，以提高学生达标率为中心，在上好每周两节体育课的基础上，开展“两操”（早操、课间操），“两活动”（课外、校外活动），增强学生体质，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二节群众体育
解放前，本乡农民无正规体育活动。只有一些划龙舟、武术等传统体育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逐步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1958年暑假，县文教局组织了50多名小学教师到连城公社等地结合生产，指导农民开展体育活动，取得一定成效。
相关地名
连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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