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连城乡境内的党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解放后发展的，解放初期秘密发展，建国以后公开发展。开始，县委统一举办建党训练班，建党对象、积极分子参加学习。1951年县委举办第一期建党训练班。1952年，县委组织部要求，在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考验的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中，吸收一批积极分子入党。这年又举办了第二期学习班，以后还举办过几期。后来由区、乡组织学习，发展党员。1956年，为适应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在农村大力发展党员，大量发展了一批党员，以后每年都有发展，党的队伍逐年壮大。“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提出所谓的在“火线上入党”的口号，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在这批党员中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少数不够党员标准的人混进了党内。1981年后，连城乡党委按照新时期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有计划、有重点地吸收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才能的生产、工作骨干和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并注意在妇女中发展党员。
  2006年连城乡共有党支部21个，党员539人，其中女党员57人，35岁以下党员84人，大学本科11人，大学专科46人。这21个党支部中，企业党支部4个，分别是粮油、供销、棉麻和非公有经济联合支部（由两个砖厂和恒达花木公司组成）；事业单位4个，分别是土管、中学、小学和医院支部；机关支部1个，也就是乡机关支部；村支部12个。2007年，全乡外出流动党员共有50人。
   第二节早期党员许瑞芳生平事迹略述
  烈士许瑞芳，别名春呈、植三。又名应槐，于1906年3月22日（阴历）生于临川县（原为崇仁县）连城公社大桥村。四岁时随父母亲去福建省永安县贡川十八寨，他父亲许祥发在那里做小生意，开一个小南什店度生。母亲叫谢金秀，为人敦厚贤慧，是一名很能干的农村妇女。因为只生下瑞芳一个独生子，所以双亲从小疼爱他。八岁上学，到十三岁时才回到祖籍老家。因为童年是在福建永安度过的，所以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永安话。回家以后，瑞芳在崇仁航埠初小读书，毕业后，方十五岁考取省立第三师范附小。瑞芳在学校读书非常用功，从不荒废学业。他从小就认识到，父母亲辛辛苦苦赚来一点钱供自己读书是多么艰难，如不好好读书，就对不起父母亲。由于他读书勤奋，成绩好，十八岁附小毕业，到十九岁时（1924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时正是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刻。瑞芳通过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的进步宣传，逐步认识到旧社会的黑晴与丑恶，到处是豺狼当道，穷人遭殃，于是积极探索为穷人求解放的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当他如获至宝得了马列主义书籍以后，就更是手不释卷地努力钻研。父母亲看到他所说的话总是引起当地土豪劣绅的不满和怒视，怕他在社会上闯祸，于是设法要他早婚，目的是为了稳定他，让他好好读书。就在瑞芳十九岁考取抚州三师时，于阴历二月初四与我成婚，这时我年才十七岁。
  瑞芳结婚后从未影响学业，他在三师就读时，有时星期天回家或者放寒暑假回家，他总是在村外一幢庵堂里和本村一个读书人（名叫许树生）在一起研读进步书刊。因此村子里常常有些青年人会说些闲话，说什么植三娶的老婆很漂亮，为什么总不在家住，还喜欢住庵堂。母亲看到他回家总不在家住，有时也不免指责他说，你这个怪人，家里有老婆，房子也好住，为什么从学校回家总爱住庵堂呀？他对父母亲是很孝敬的，老人家责备他时，自己总是笑笑而已，或者帮着做点家务事。但为了要读好书，他总是孜孜不倦坚持下去。
  1926年北伐战争席卷江南，这时瑞芳在学校一边就学，一边组织读书会，研究马列主义、积极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他和章应昌、李干等同志在临川的上顿渡、罗湖、唱凯等一带搞农运工作，组织了农民群众与反动派展开了抗捐、抗税、抗丁的斗争。1926年9月北伐军打抚州时，瑞芳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和工人农民支援北伐军攻抚州城。北伐军攻克抚州城后，瑞芳等几个进步学生受到北伐军领导的赞赏。
  经过革命的洗礼，瑞芳的阶级觉悟提高得很快，于1926年秋由陈奇涵等同志介绍，光荣地接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他一同入党的还有章应昌、李干等同志，瑞芳被任为中共临川县县委委员和宣传部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瑞芳便在国民党临川县党部任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公开背叛了革命，国共合作的局面破裂了。瑞芳为了继续革命而不得不丢掉学业，专门搞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教育下，他认识到要革命，要打倒土豪和劣绅，建立工农政权就必须组织革命武装。因此，他积极和战友们一起，组织工人农民建立了一支达四百人之多的农民自卫军。当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南昌“八一”起义军南下途经临川时，瑞芳即率革命武装加入了起义军队伍，勇敢地跨入了战斗行列，并随军转战至广东潮汕等地。由于当时敌强我弱，部队被打散，他在失散中找不到部队，才不得不暂时潜回家隐蔽起来。
  1927年10月，瑞劳从广东回来，当时正是天空乌云密布，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到处捉拿共产党人。瑞芳被称为赣东“共匪头子”之一，于是到处通缉捉拿，阴历11月23日，抚州剿共指挥机关派出几名便衣特务来到大桥村，狗特务问了瑞芳家的住址，通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在天将黄昏时从厨房门引进来。因为瑞芳白天躲在黑暗的斗室里见不到阳光，那一天因闷得闭人，瑞芳趁无人进屋时随意在厅堂里散步，突然间几个便衣特务窜了进来，瞥见瑞芳的身影，就马上跳过来朝他胸脯一抓，连打几个巴掌，接着亮出照片和逮捕证。其中一个坏蛋凶狠地说：“你是共产党头子许瑞芳吧？”瑞芳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地说；“先生！你走错了门，我叫许瑞呈”（村里确有一个叫许瑞呈的人）。特务们那肯罢休，不由分说便纠着不放，井凶狠地说：“这照片上的名字和你墙上挂的毕业证都证明是你。”当时瑞芳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名叫许红林，别名光仔）才得10天（就是阴历11月13日生的），一个年青的农村妇女在月子里毫无办法，瑞芳的父亲因为已经逝世，只剩下孤独的母亲和坐月子的妻子，村里的人都同情地说；“唉呀，这家人真是大难临头，瑞芳捉去了肯定没有命。”他母亲是个能干的妇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让儿子被反动派捉去，于是就由他母亲连夜去谢家村要我的父亲（即他的岳父是个秀才，名叫谢齐发，在当地也是有名望的）来。这时也只有我父亲敢于挺身而出担当风险，于是由他求了一些本地的乡亲们出来当面商讨担保事宜，那时，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与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有些人怕连累，不敢出来，这一夜真是紧张万分，最后，我父亲只得直接找到特务们说：“先生，此事提起来就有千斤，放下来四两都没有，你们就高抬贵手吧！念他年轻，这次左右派分手时，他年轻无知分错了手，人家这一家就是一个儿子，他们很可拎……”。当时几个特务象做戏一般，有做生的，有做旦的，其中有个特务坚持要带走，说没有谈的余地，而贪财的特务就说：“好了，人在我们手里，答应出多少钱呢？”既然他们说出了“钱”字，我父亲就想，钱就好办了，于是便坐下来谈，一直谈到深夜鸡啼二遍。在谈判时，他母亲为了救儿子，只要能答应放人，要多少钱也得舍命豁出去，其实她自己家底并不富裕，只有中农的生活水平。通过几个小时的商谈，特务们最后定下要63块大银元，当时还买了两块大银元的鸦片给他们烧。瑞芳母亲连夜向本村有钱人借到钱给他们。最后这几个便衣特务说：“事情就我们几个人知道，上面不晓得，我们回去说没有抓到人就拉倒，下次我们就管不着了。”几个狗特务分掉了银元洋洋得意地回抚州去了，瑞芳就在当夜离开家，躲到另一家可靠亲戚家隐蔽起来。
  1927年冬，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势力越来越猖狂了，腥风血雨，搞得共产党人无法存身。瑞芳接受了已有的教训，为了革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暂时不能公开活动了，只有隐蔽起来待机再干，重新点燃革命之火。在严寒的冬天，瑞芳躲藏在一间破烂狭窄黑暗的斗室里，白天借着一丝透射的阳光，晚上使用昏暗的豆油灯，仍然坚持读马列主义的书，并且写下了许多光辉灿烂的鼓舞人心的不朽诗篇和战斗的檄文。正如他诗篇中写道：“…孤居一间破烂窄狭的斗室，夕阳未没早已黑暗了，天空只有一片星光。四围美丽的景象半点也不能窥探，又没有朋友们来畅谈，只得独自地娱乐。灯儿发出的红光，书几是良好的陪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无上精神安慰的工具。四围真是黑暗呵！我要拿着这个红灯，向黑暗的四围射去，高叫马克思主义，呼奴隶们从梦中惊醒……。”
  国民党的围剿，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和决心，为了躲过特务们的跟踪和盯梢，看来躲在家里是不能开展工作了，于是在1927年腊月23日转移到谢家外婆家继续隐蔽，同时一面寻找战友们的下落。
  当时章应昌同志也和瑞芳一样隐蔽在家，虽路隔不远，但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搞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真是隔海无音。后来终于通过章应昌同志的堂弟关系，到谢家和瑞芳联系上了。两位战友患难相逢，更是倍加亲切。他们认为在家是无法工作了，于是决定赴闽开展活动，确定了次年（即1928年）的二月初四动身。当时他们化装和邮信人一起前往福建省的永安县。但走了两天路程才到临川腾桥，不料章应昌同志脚患血丝虫病，不便继续行走。两位战友商定，决定瑞芳先去永安，等立下脚后再通信。不幸得很，章应昌同志返回到临川县东馆就被叛徒告密被捕，一星期后便在抚州被反动派枪杀。章应昌同志赴刑场时，连声高喊“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临危不惧、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这次瑞芳赴闽没有立下脚而不久即潜回家中，听到章应昌同志遇难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并写悼诗两首以示怀念，从此激起了他对反动派更加仇恨，决心要彻底打倒反动派为战友报仇。
  1928年10月，瑞芳第二次赴闽，通过他父亲原与邓锦发（在永安县开店）的关系，在店里临时落脚隐蔽，后来又通过邓的关系在永安中学找到教书为职业，此时瑞芳改名叫许植民。因为他会说永安话，对那里的环境很快熟悉，利用学校为阵地，积极在教职员工中搞宣传工作，使一些师生思想逐渐进步，由不懂革命到倾向革命，同情革命。随着马列主义深入宣传和影响，瑞芳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如赖又吾、刘宗濂、刘俊沅等老师，不仅在学校开展活动，而且逐步发展到农村。就在永安县城郊黄竹洋、新桥头等村开办贫民夜校，使一些，不识字的农民通过免费上夜校，能识许多字。他在教学中非常认真，许多农民感受至深，并且在农民中积极宣传说：“你们做工种地，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是人无用吗？不是！是命中注定的吗？也不是，而是你们劳动的果实都被那些豪绅地主们剥削去了”。他常常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有一次他画了一张画指着说：“你看这位举着粗壮的手是谁昵？这就是我们的工人农民，你看那戴眼镜，穿长衫马褂的矮小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只要举起粗壮的手，攥紧拳头，团结起来，全把他们打倒的，他们非常害怕我们。”瑞芳通过不断地宣传和鼓动，从而激发与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后来永安县农民掀起抗捐、抗租、抗丁、罢税运动，就是受到瑞芳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薰陶而兴起的。
  瑞芳母亲听说自己的儿子在永安立住脚了，由于长孙（红林）三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死了，老人家考虑儿媳年轻，打算安排媳妇去永安。如果在那里能生下一两个孩子，家里就人丁兴旺，有后代了，开始写去几封信，儿子几次回信不同意让母亲安排媳妇去，后来母亲硬是不顾儿子回信拒绝，不管他同意不同意，硬是要我和几个邮信人于1929年11月前往福建永安县。当时瑞芳租居永安县镇东门外的一家房子把家安在那里。他常教育我生活要俭朴，不要羡慕那些有钱人。我在他的教育下，也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帮着丈失藏好革命书刊。有些好心的农民经常送来红薯等农产品一类的东西，瑞芳总是教育我不能收人半点东西，如果农民硬要进，就要按价付钱。他自己的生活更是非常简朴，每天夜间或炎热的中午去数里远的农村教书时，草帽雨伞都不要，晒得黑黝黝的。为了锻炼身体，在黄竹洋村头还自修一块草坪，组织夜校老师们去做健身运动，所以他身体逝非常结实。他为了教好书，晚上常在乡下住和吃，固定在一户农民家吃，到月付给银元两块，当时农民不肯收，他就教育农民为什么要收钱的道理。群众称赞说，许先生为人真好，教我们读书识字，不拿分文，吃这没有菜的茶水泡饭，还要付钱，世界上有这样好的老师真难得呀！”
  在福建永安县不到三年时间，但是永安的国民党当局觉得自许植民（瑞芳）老师来了后，怎么经常闹学潮，农民敢于公开抗捐、抗税、抗丁，他们觉得很不安宁．于是对他进行监视。瑞芳预感到随时都可能被通缉逮捕，我当时又生下了孩子（许福林），如果被抓去了，妻子和孩子就要受到连累。当时江西红色苏区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已影响到闽赣交界的地段了。为了发展革命势力，瑞芳下决心要找到党组织，他深深感到一个人离开了组织好比婴儿离开母亲一样无法生存，他千方百计到处打听党组织在何处。有一天，突然打听到了党组织的处所，他决心送我和孩子回家，因此向校方提出请假。那时交通不便，我手上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福林），肚子里又怀孕一个几十天的婴儿，行动十分不便。因此，1931年11月间瑞芳雇请了一付轿子送我和小孩回江西。当时他还和邓炎辉同志一路护送。送了三天路程，行至福建的何连排地送，瑞芳即碰到一支红军，当时他和红军指挥员长谈了很久，也就在这个时候接上了关系。这时瑞芳就决心不再往前送了。他对我撒了一个谎说：“我就不再送了，假期已满，我要回永安学校去，现在我就托炎辉弟送你回去吧！”我和小孩回到家里后，由于几个月没有收到瑞芳的信，就写信问学校。那知校方回信却说；“许植民老师几个月根本没有来学校，他工资也没有要，不知哪里去了。”其实，瑞芳就是在送我和小孩回乡的途中于福建的何连排地区重新回到红军的队伍中去了。
  几年不见一封音信，人到哪里去了呢？我和母亲、小孩非常想念，母亲挂念着儿子瘦得骨瘦如柴。我到家几个月后又生下了儒林。一个年青妇女同时带两个小孩没有奶吃怎么办？整天盼着丈夫回来，日子多么难熬啊！碰巧1932年11月红军从宜黄到南城，经临川往金溪，瑞芳所在的那支红军在浒湾驻了几天。他熟悉家乡有人在那里开染布坊，于是寻到许英绂、风家仔等几位乡亲，通过他们r解家里情况。他们几位告诉瑞芳说：“你托炎辉送妻回家一年多，一直未接到你的信，你母亲想念着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瘦极了，你妻（梅娇）还好，大儿子福建仔（福林）还未摘奶，前几个月（即32年阴历七月初四）又生了一个小的叫儒仔（儒林），没有奶吃，现在正给本村德保老婆喂奶哺养。”他们看见站在眼前的植三是一位英俊的军人，头戴一顶红五星布军帽，身上背有皮挂包和佩带驳壳枪，他就接着随口问，你是在什么军队里，瑞芳笑着回管说：“我是工农红军。”他们又接着说；“你能不能回家去看看老母亲，妻子和孩子昵？能不能寄点钱回去？”瑞芳回答说：“我们官兵平等，不象国民党军队那里，当官的可以克扣士兵，我手上是没有钱的，回家看看也不可能了，队伍不久就要走，你告诉我娘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不要挂念，如果要我回来，那就要等到工农大众坐了天下，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我才能回去，这就叫革命成功了。”接着又说：“现在革命没成功，劳苦大众没有坐到天下，请叫我母亲和妻子养大两个孩。家里要是没有钱，就叫他们把田和房子卖了去，叫他们好好保重自己，把孩子养大……”就这样交待了一番和乡亲们分手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可惜，他母亲于1936年死时，终年才五十四岁，以后两个孩子全靠我抚养。
  瑞芳在工农红军里，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朱总司令和毛委员的领导下，阶级立场更坚定，作战十分勇敢。在他担任红四军第十师宣教科长时，那里最艰苦，战斗最激烈，他在那里做宣传工作，鼓舞士兵的斗志去和敌人拚杀。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的第五次“剿”后，红军在毛委员的领导下，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瑞芳于1934年冬和无数的红军指战员一起，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不幸在石城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9岁。
  许瑞芳烈士从1926年参加革命开始至长征途中光荣牺牲为止，在长达八年多的时间里始终坚信马列主义，立场坚定，工作积极，战斗勇敢。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山，夺取人民的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惜抛妻别子，出生入死，赴场蹈火，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献给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四化建设，人民正在过着越来越美好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深知，这美好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无数命先烈的英勇牺牲和革命前辈的艰苦创业而换来的。当前，我们要努力学好《邓小平文选》，积极参加两个文明建设，以早日实现四化建设的实际行动来缅怀先烈们的业绩。
   （摘自内部刊物《抚州地方史志通讯》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