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黄希宪、黄风池等在崇仁农村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在连城乡境内建立了上城，井上封家，河汇周家，下城等4个中共支部，后均遭到破坏。
中共上城支部（1927年11月-1929年3月）
1927年，黄励群奉党组织指示，在上城（今连城村上城村小组）组织发展党员，12月成立了中共崇仁上城支部，隶属中共临川县委，共发展党员20余人。
书记黄励群
中共井上封家支部（1927年12月-1929年3月）
1927年12月，封鲁根据党的指示，在井上封家（今连城乡舍头村封家）成立中共井上封家支部，隶属中共临川县委，发展党员10余人。
书记封鲁
中共河汇周家支部（1928年2月-1929年3月）
1928年2月，崇仁河汇周家（今连城乡）中共党员周尚义在上顿渡开设中华袜厂为交通点，联络群众，培养了余华生等一批活动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了中共河汇周家支部，发展党员16人。
书记余华生（前）
邹若（女、后）
中共下城支部（1928年5月-1929年3月）
1928年5月，在周尚义发动领导下，培养了一批活动骨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建了中共下城（今连城乡邹家村）支部，发展党员10余人。
书记邹琴生
第二节解放后的党组织沿革
1949年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解放了崇仁。7月，中共江西省委、中共抚州地委分派南下干部42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八军四八三团三营指战员一同接管了崇仁。7月21日中国共产党崇仁县委员会成立。连城乡直隶于崇仁县二区区委（秋溪区委员会）。
中共秋溪区委员会：
秋溪区委员会下辖炉下、秋溪、东溪、大路、马岭、大桥、连城、下城、舍头、严陂、航埠、洋陂、程坊、周舍、古塘等15个乡党支部（总支）。驻地秋溪街。
书记蔺俊岳（1949年7月-1950年10月）
路茂林（1950年10月-1951年10月）
崔保民（1951年12月-1953年3月）
李禄才（1953年3月-1955年5月18日）
副书记崔保民（1949年12月-1951年2月）
李禄才（1952年10月5日-1953年3月12日）
邹克培（1953年3月12日-1955年1月）
吴龙兴（1955年1月20日-1956年5月）
第二副书记陈水清（1956年1月-1956年5月）
中共秋溪区工作委员会：
1957年3月，根据中共抚州地委的指示，将农村区委员会改为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工委）。
1958年9月16日撤销区工委，改为公社党委建制。1961年11月，根据抚州地委指示，恢复区工委建制。1962年7月16日，秋溪区工委又撤销。
秋溪区工委下辖秋溪，航埠、严陂、大路、园石、连城，马岭7个乡党总支。1958年9月撤销，1961年11月恢复。恢复后下辖航埠、严陂、秋溪、大桥、连城5个人民公社党委，驻地一直在秋溪。
（一）前秋溪区工委（1957年3月-1958年9月）
书记高双万（1957年3月7日-1958年9月）
副书记陈水清（1957年3月7月-1958年9月）
（二）后秋溪区工委（1961年11月-1965年1月）
书记吴福生（1961年12月29日-1962年7月4日）
中共连城乡总支委员会
1956年5月，撤区并乡，成立中共连城乡总支委员会。
书记李达生（1957年1月-1958年9月）
中共东风公社委员会
1958年9月，成立东风人民公社，连城属东风公社党委会管辖。同年10月10日，东风公社党委会改为秋溪人民公社党委会。驻地秋溪街。
第一书记吴福生（1960年12月31日-1961年12月29日）
书记高双万（1958年10月12日-1961年12月）
李福仁（1961年12月1日-1962年7月27日）
黄厚基（1962年7月4日一 ）
副书记李后人（1958年10月-1959年9月）
李达生（1958年11月-1959年4月）
吴重生（1958年10月-1961年12月3日）
（1962年7月一 ）
黄发生（1960年2月19日-1961年12月3日）
（1962年7月27日-1963年3月29日）吴月基（1960年2月19日-1960年8月11日）
王裕祥（1961年12月3日-1963年3月29日）
杨英生（1961年12月3日-1963年6月）
（1966年1月13日一 ）
李福仁（1962年7月29日-1963年3月29日）
中共连城人民公社会委员会
1961年12月，调整公社规模，从秋溪公社划出部分大队成立连城人民公社，建立公社党委
会，驻地连城街。1969年5月划归临川管辖。
书记陈耀书（1961年12月-1966年5月6日）
吴建华（1966年1月13日一 ）
副书记黄克仁（1961年12月3日-1962年7月4日）
邹先勋（1961年12月3日一 ）
王裕祥（1963年3月29日一 ）
中共大桥人民公社委员会
1961年12月调整公社规模，从秋溪公社划出部分大队成立大桥人民公社，建立党委会。
1969年5月划归临川管辖。
书记吴重生（1961年12月3日-1962年7月）
吴茂盛（1963年3月6日-1964年8月）
周唐流（1964年8月31日一 ）
副书记黄发生（1961年12月3日-1962年7月）
（1963年3月29日-1966年1月6日）
吴月基（1961年12月3日-1963年3日）
章三阳（1964年8月31日一 ）
曾明高（1964年1月6日一 ）
许清林（1963年3月6日一 ）
“文化大革命”初期，公社党委的工作尚趋稳定。1967年1月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批斗”、“夺权”的内乱时期，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均受到批判斗争。2月基层党组织瘫痪停止工作。1968年3月成立公社革命委员会，取代公社党委。直至1972年才恢复。
1968年11月，扩社并队，原大桥、连城两个公社均合并到秋溪人民公社。1969年5月，秋溪人民公社划归临川县管辖。
中共秋溪人民公社委员会
书记黄厚基（1962年7月4日一 ）
副书记章三阳（1964年8月一 ）
曾明高（1966年1月一 ）
许清林（1963年3月一 ）
中共连城人民公社委员会（1968年11月撤销）
书记吴建华（1966年1月一 ）
副书记邹先勋（1961年3月一 ）王裕祥（1963年3月一 ）
连城人民公社党委
1973年6月，从秋溪公社划出7个大队重新成立连城公社，同时建立公社党委。
书记徐流球（1973年6月-1984年6月）
副书记刘荣贵（1973年6月-1975年8月）
刘冬根（1973年6月-1979年5月）
邹信基（1975年6月-1981年10月）
吴汉龙（1975年8月-1981年4月）
邹贤瑞（1977年5月-1981年12月）
詹顺茂（1979年6月-1981年6月）
饶月祥（1982年2月-1984年6月）
许志坚（1982年2月-1984年6月）
张模（1982年4月-1984年6月）
中共连城乡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4年6月，机构体制改革，撤销公社党委，建立乡党委。成立中共连城乡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委员为副科级干部。
书记黄林水（1984年6月-1985年2月）
饶江水（1985年2月-1990年2月）
吴成德（1990年2月-1995年11月）
罗正标（1995年11月-1998年2月）
周金元（1998年10月-2001年6月）
黄孙庆（2001.6-2005.5）
钟敏（2005.5-2007.9）
周明龙（2007.9-在职）
副书记吴成德（1984年6月-1987年9月）
张模（1984年6月-1986年12月）
饶开祥（1984年6月-1987年9月）
邓冬来（1987.11-1992.9）
刘文辉（1987.11-1990.2）
饶桂兰（1990.2-1991.4）
赵世耀（1991.4-1993.1）
封志高（1992.9-1995.11）
李三保（1992.10-1995.11）
黄金海（1992.10-1995.8）
龚胜奇（1995.11-1998.11）
付海昌（1995.11-2001.2）
黄孙庆（1996.8-2001.6）
邹武新（1998.11-2006.3）（聘）章亮才（2001.12-在职）
龚金泉（2006.3-在职）
纪委书记尧开祥（1984.6-1987.11）（兼）
付建平（1987.11-1989.3）
邹志伟（1990.2-1990.10）
范贵吉（1991.4-1992.10）
纪文兴（1992.10-1995.11）
吴耀辉（1995.11-1998.11）
吴国红（2000.10-2001.6）
花立辉（2001.12-2006.12）
陈乐新（2006.12-在职）
委员黄林水（1984年6月-1985年2月）
饶江水（1987.11-1990.2）
邓冬来（1987.11-1992.9）
刘文辉（1987.11-1990.2）
付建平（1987.11-1989.3）
邹志伟（1987.11-1990.10）
邹真华（1987.11-1989.2）
杨福仁（1987.11-1992.10）
范贵吉（1989.4-1992.10）
黄国粮（1989.9-1992.2）
吴成德（1990.2-1995.11）
饶桂兰（1990.2-1991.4）
魏雷来（1990.2-1992.10）
赵世耀（1991.4-1992.4）
陈勇（1991.4-1995.11）
丁初英（1991.4-1995.11）
曹桂山（1991.4-1995.11）（聘）
何安安（1991.12-1993.1）
封志高（1992.9-1995.11）
李三保（1992.10-1995.11）
黄金海（1992.10-1996.8）
纪文兴（1992.10-1995.11）
吴耀辉（1992.10-1998.11）
方武卿（1992.10-1995.11）
祝平栋（1993.1-1998.10）
罗正标（1995.11-1998.10）
龚胜奇（1995.11-1998.11）付海昌（1995.11-2001.12）
刘永平（1995.11-2006.12）
王林茂（1995.11-1998.11）
华林高（1995.11-1998.11）
汪少华（1995.11-2006.12）
黄孙庆（1996.8-2005.5）
周金元（1998.10-2001.6）
邹武新（1998.11-2006.3）
吴国红（1998.11-2001.6）
何其平（1998.11-2001.12）
章亮才（2001.12-在职）
花立辉（2001.12-2006.12）
过国华（2001.12-2006.12）
龚金泉（2006.3-在职）
王新远（2006.3-在职）
王振宇（2006.3-在职）
邹友泉（2006.3-在职）
陈乐兴（2006.3-在职）
钟敏（2005.5-2007.9）
周明龙（2007.9-在职）
协理员许志坚（1984年6月-1986年12月）
黄光华（1984年6月-1986年12月）
调研员黄道明（1995.4-1997.2）
吴邦杰（1995.4-2001.12）
副科级干部吴邦杰（2001.12-2005年）
丁笃卿（2001.6-在职）
范长贵（2001.9-在职）
黎春梅（2001.12-在职）
第二章党员
第一节党员发展
连城乡境内的党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解放后发展的，解放初期秘密发展，建国以后公开发展。开始，县委统一举办建党训练班，建党对象、积极分子参加学习。1951年县委举办第一期建党训练班。1952年，县委组织部要求，在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考验的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中，吸收一批积极分子入党。这年又举办了第二期学习班，以后还举办过几期。后来由区、乡组织学习，发展党员。1956年，为适应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在农村大力发展党员，大量发展了一批党员，以后每年都有发展，党的队伍逐年壮大。“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提出所谓的在“火线上入党”的口号，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在这批党员中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少数不够党员标准的人混进了党内。1981年后，连城乡党委按照新时期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有计划、有重点地吸收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才能的生产、工作骨干和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并注意在妇女中发展党员。
2006年连城乡共有党支部21个，党员539人，其中女党员57人，35岁以下党员84人，大学本科11人，大学专科46人。这21个党支部中，企业党支部4个，分别是粮油、供销、棉麻和非公有经济联合支部（由两个砖厂和恒达花木公司组成）；事业单位4个，分别是土管、中学、小学和医院支部；机关支部1个，也就是乡机关支部；村支部12个。2007年，全乡外出流动党员共有50人。
第二节早期党员许瑞芳生平事迹略述
烈士许瑞芳，别名春呈、植三。又名应槐，于1906年3月22日（阴历）生于临川县（原为崇仁县）连城公社大桥村。四岁时随父母亲去福建省永安县贡川十八寨，他父亲许祥发在那里做小生意，开一个小南什店度生。母亲叫谢金秀，为人敦厚贤慧，是一名很能干的农村妇女。因为只生下瑞芳一个独生子，所以双亲从小疼爱他。八岁上学，到十三岁时才回到祖籍老家。因为童年是在福建永安度过的，所以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永安话。回家以后，瑞芳在崇仁航埠初小读书，毕业后，方十五岁考取省立第三师范附小。瑞芳在学校读书非常用功，从不荒废学业。他从小就认识到，父母亲辛辛苦苦赚来一点钱供自己读书是多么艰难，如不好好读书，就对不起父母亲。由于他读书勤奋，成绩好，十八岁附小毕业，到十九岁时（1924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时正是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刻。瑞芳通过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的进步宣传，逐步认识到旧社会的黑晴与丑恶，到处是豺狼当道，穷人遭殃，于是积极探索为穷人求解放的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当他如获至宝得了马列主义书籍以后，就更是手不释卷地努力钻研。父母亲看到他所说的话总是引起当地土豪劣绅的不满和怒视，怕他在社会上闯祸，于是设法要他早婚，目的是为了稳定他，让他好好读书。就在瑞芳十九岁考取抚州三师时，于阴历二月初四与我成婚，这时我年才十七岁。
瑞芳结婚后从未影响学业，他在三师就读时，有时星期天回家或者放寒暑假回家，他总是在村外一幢庵堂里和本村一个读书人（名叫许树生）在一起研读进步书刊。因此村子里常常有些青年人会说些闲话，说什么植三娶的老婆很漂亮，为什么总不在家住，还喜欢住庵堂。母亲看到他回家总不在家住，有时也不免指责他说，你这个怪人，家里有老婆，房子也好住，为什么从学校回家总爱住庵堂呀？他对父母亲是很孝敬的，老人家责备他时，自己总是笑笑而已，或者帮着做点家务事。但为了要读好书，他总是孜孜不倦坚持下去。
1926年北伐战争席卷江南，这时瑞芳在学校一边就学，一边组织读书会，研究马列主义、积极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他和章应昌、李干等同志在临川的上顿渡、罗湖、唱凯等一带搞农运工作，组织了农民群众与反动派展开了抗捐、抗税、抗丁的斗争。1926年9月北伐军打抚州时，瑞芳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和工人农民支援北伐军攻抚州城。北伐军攻克抚州城后，瑞芳等几个进步学生受到北伐军领导的赞赏。
经过革命的洗礼，瑞芳的阶级觉悟提高得很快，于1926年秋由陈奇涵等同志介绍，光荣地接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他一同入党的还有章应昌、李干等同志，瑞芳被任为中共临川县县委委员和宣传部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瑞芳便在国民党临川县党部任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公开背叛了革命，国共合作的局面破裂了。瑞芳为了继续革命而不得不丢掉学业，专门搞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教育下，他认识到要革命，要打倒土豪和劣绅，建立工农政权就必须组织革命武装。因此，他积极和战友们一起，组织工人农民建立了一支达四百人之多的农民自卫军。当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南昌“八一”起义军南下途经临川时，瑞芳即率革命武装加入了起义军队伍，勇敢地跨入了战斗行列，并随军转战至广东潮汕等地。由于当时敌强我弱，部队被打散，他在失散中找不到部队，才不得不暂时潜回家隐蔽起来。
1927年10月，瑞劳从广东回来，当时正是天空乌云密布，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到处捉拿共产党人。瑞芳被称为赣东“共匪头子”之一，于是到处通缉捉拿，阴历11月23日，抚州剿共指挥机关派出几名便衣特务来到大桥村，狗特务问了瑞芳家的住址，通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在天将黄昏时从厨房门引进来。因为瑞芳白天躲在黑暗的斗室里见不到阳光，那一天因闷得闭人，瑞芳趁无人进屋时随意在厅堂里散步，突然间几个便衣特务窜了进来，瞥见瑞芳的身影，就马上跳过来朝他胸脯一抓，连打几个巴掌，接着亮出照片和逮捕证。其中一个坏蛋凶狠地说：“你是共产党头子许瑞芳吧？”瑞芳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地说；“先生！你走错了门，我叫许瑞呈”（村里确有一个叫许瑞呈的人）。特务们那肯罢休，不由分说便纠着不放，井凶狠地说：“这照片上的名字和你墙上挂的毕业证都证明是你。”当时瑞芳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名叫许红林，别名光仔）才得10天（就是阴历11月13日生的），一个年青的农村妇女在月子里毫无办法，瑞芳的父亲因为已经逝世，只剩下孤独的母亲和坐月子的妻子，村里的人都同情地说；“唉呀，这家人真是大难临头，瑞芳捉去了肯定没有命。”他母亲是个能干的妇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让儿子被反动派捉去，于是就由他母亲连夜去谢家村要我的父亲（即他的岳父是个秀才，名叫谢齐发，在当地也是有名望的）来。这时也只有我父亲敢于挺身而出担当风险，于是由他求了一些本地的乡亲们出来当面商讨担保事宜，那时，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与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有些人怕连累，不敢出来，这一夜真是紧张万分，最后，我父亲只得直接找到特务们说：“先生，此事提起来就有千斤，放下来四两都没有，你们就高抬贵手吧！念他年轻，这次左右派分手时，他年轻无知分错了手，人家这一家就是一个儿子，他们很可拎……”。当时几个特务象做戏一般，有做生的，有做旦的，其中有个特务坚持要带走，说没有谈的余地，而贪财的特务就说：“好了，人在我们手里，答应出多少钱呢？”既然他们说出了“钱”字，我父亲就想，钱就好办了，于是便坐下来谈，一直谈到深夜鸡啼二遍。在谈判时，他母亲为了救儿子，只要能答应放人，要多少钱也得舍命豁出去，其实她自己家底并不富裕，只有中农的生活水平。通过几个小时的商谈，特务们最后定下要63块大银元，当时还买了两块大银元的鸦片给他们烧。瑞芳母亲连夜向本村有钱人借到钱给他们。最后这几个便衣特务说：“事情就我们几个人知道，上面不晓得，我们回去说没有抓到人就拉倒，下次我们就管不着了。”几个狗特务分掉了银元洋洋得意地回抚州去了，瑞芳就在当夜离开家，躲到另一家可靠亲戚家隐蔽起来。
1927年冬，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势力越来越猖狂了，腥风血雨，搞得共产党人无法存身。瑞芳接受了已有的教训，为了革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暂时不能公开活动了，只有隐蔽起来待机再干，重新点燃革命之火。在严寒的冬天，瑞芳躲藏在一间破烂狭窄黑暗的斗室里，白天借着一丝透射的阳光，晚上使用昏暗的豆油灯，仍然坚持读马列主义的书，并且写下了许多光辉灿烂的鼓舞人心的不朽诗篇和战斗的檄文。正如他诗篇中写道：“…孤居一间破烂窄狭的斗室，夕阳未没早已黑暗了，天空只有一片星光。四围美丽的景象半点也不能窥探，又没有朋友们来畅谈，只得独自地娱乐。灯儿发出的红光，书几是良好的陪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无上精神安慰的工具。四围真是黑暗呵！我要拿着这个红灯，向黑暗的四围射去，高叫马克思主义，呼奴隶们从梦中惊醒……。”
国民党的围剿，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和决心，为了躲过特务们的跟踪和盯梢，看来躲在家里是不能开展工作了，于是在1927年腊月23日转移到谢家外婆家继续隐蔽，同时一面寻找战友们的下落。
当时章应昌同志也和瑞芳一样隐蔽在家，虽路隔不远，但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搞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真是隔海无音。后来终于通过章应昌同志的堂弟关系，到谢家和瑞芳联系上了。两位战友患难相逢，更是倍加亲切。他们认为在家是无法工作了，于是决定赴闽开展活动，确定了次年（即1928年）的二月初四动身。当时他们化装和邮信人一起前往福建省的永安县。但走了两天路程才到临川腾桥，不料章应昌同志脚患血丝虫病，不便继续行走。两位战友商定，决定瑞芳先去永安，等立下脚后再通信。不幸得很，章应昌同志返回到临川县东馆就被叛徒告密被捕，一星期后便在抚州被反动派枪杀。章应昌同志赴刑场时，连声高喊“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临危不惧、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这次瑞芳赴闽没有立下脚而不久即潜回家中，听到章应昌同志遇难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并写悼诗两首以示怀念，从此激起了他对反动派更加仇恨，决心要彻底打倒反动派为战友报仇。
1928年10月，瑞芳第二次赴闽，通过他父亲原与邓锦发（在永安县开店）的关系，在店里临时落脚隐蔽，后来又通过邓的关系在永安中学找到教书为职业，此时瑞芳改名叫许植民。因为他会说永安话，对那里的环境很快熟悉，利用学校为阵地，积极在教职员工中搞宣传工作，使一些师生思想逐渐进步，由不懂革命到倾向革命，同情革命。随着马列主义深入宣传和影响，瑞芳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如赖又吾、刘宗濂、刘俊沅等老师，不仅在学校开展活动，而且逐步发展到农村。就在永安县城郊黄竹洋、新桥头等村开办贫民夜校，使一些，不识字的农民通过免费上夜校，能识许多字。他在教学中非常认真，许多农民感受至深，并且在农民中积极宣传说：“你们做工种地，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是人无用吗？不是！是命中注定的吗？也不是，而是你们劳动的果实都被那些豪绅地主们剥削去了”。他常常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有一次他画了一张画指着说：“你看这位举着粗壮的手是谁昵？这就是我们的工人农民，你看那戴眼镜，穿长衫马褂的矮小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只要举起粗壮的手，攥紧拳头，团结起来，全把他们打倒的，他们非常害怕我们。”瑞芳通过不断地宣传和鼓动，从而激发与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后来永安县农民掀起抗捐、抗租、抗丁、罢税运动，就是受到瑞芳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薰陶而兴起的。
瑞芳母亲听说自己的儿子在永安立住脚了，由于长孙（红林）三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死了，老人家考虑儿媳年轻，打算安排媳妇去永安。如果在那里能生下一两个孩子，家里就人丁兴旺，有后代了，开始写去几封信，儿子几次回信不同意让母亲安排媳妇去，后来母亲硬是不顾儿子回信拒绝，不管他同意不同意，硬是要我和几个邮信人于1929年11月前往福建永安县。当时瑞芳租居永安县镇东门外的一家房子把家安在那里。他常教育我生活要俭朴，不要羡慕那些有钱人。我在他的教育下，也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帮着丈失藏好革命书刊。有些好心的农民经常送来红薯等农产品一类的东西，瑞芳总是教育我不能收人半点东西，如果农民硬要进，就要按价付钱。他自己的生活更是非常简朴，每天夜间或炎热的中午去数里远的农村教书时，草帽雨伞都不要，晒得黑黝黝的。为了锻炼身体，在黄竹洋村头还自修一块草坪，组织夜校老师们去做健身运动，所以他身体逝非常结实。他为了教好书，晚上常在乡下住和吃，固定在一户农民家吃，到月付给银元两块，当时农民不肯收，他就教育农民为什么要收钱的道理。群众称赞说，许先生为人真好，教我们读书识字，不拿分文，吃这没有菜的茶水泡饭，还要付钱，世界上有这样好的老师真难得呀！”
在福建永安县不到三年时间，但是永安的国民党当局觉得自许植民（瑞芳）老师来了后，怎么经常闹学潮，农民敢于公开抗捐、抗税、抗丁，他们觉得很不安宁．于是对他进行监视。瑞芳预感到随时都可能被通缉逮捕，我当时又生下了孩子（许福林），如果被抓去了，妻子和孩子就要受到连累。当时江西红色苏区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已影响到闽赣交界的地段了。为了发展革命势力，瑞芳下决心要找到党组织，他深深感到一个人离开了组织好比婴儿离开母亲一样无法生存，他千方百计到处打听党组织在何处。有一天，突然打听到了党组织的处所，他决心送我和孩子回家，因此向校方提出请假。那时交通不便，我手上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福林），肚子里又怀孕一个几十天的婴儿，行动十分不便。因此，1931年11月间瑞芳雇请了一付轿子送我和小孩回江西。当时他还和邓炎辉同志一路护送。送了三天路程，行至福建的何连排地送，瑞芳即碰到一支红军，当时他和红军指挥员长谈了很久，也就在这个时候接上了关系。这时瑞芳就决心不再往前送了。他对我撒了一个谎说：“我就不再送了，假期已满，我要回永安学校去，现在我就托炎辉弟送你回去吧！”我和小孩回到家里后，由于几个月没有收到瑞芳的信，就写信问学校。那知校方回信却说；“许植民老师几个月根本没有来学校，他工资也没有要，不知哪里去了。”其实，瑞芳就是在送我和小孩回乡的途中于福建的何连排地区重新回到红军的队伍中去了。
几年不见一封音信，人到哪里去了呢？我和母亲、小孩非常想念，母亲挂念着儿子瘦得骨瘦如柴。我到家几个月后又生下了儒林。一个年青妇女同时带两个小孩没有奶吃怎么办？整天盼着丈夫回来，日子多么难熬啊！碰巧1932年11月红军从宜黄到南城，经临川往金溪，瑞芳所在的那支红军在浒湾驻了几天。他熟悉家乡有人在那里开染布坊，于是寻到许英绂、风家仔等几位乡亲，通过他们r解家里情况。他们几位告诉瑞芳说：“你托炎辉送妻回家一年多，一直未接到你的信，你母亲想念着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瘦极了，你妻（梅娇）还好，大儿子福建仔（福林）还未摘奶，前几个月（即32年阴历七月初四）又生了一个小的叫儒仔（儒林），没有奶吃，现在正给本村德保老婆喂奶哺养。”他们看见站在眼前的植三是一位英俊的军人，头戴一顶红五星布军帽，身上背有皮挂包和佩带驳壳枪，他就接着随口问，你是在什么军队里，瑞芳笑着回管说：“我是工农红军。”他们又接着说；“你能不能回家去看看老母亲，妻子和孩子昵？能不能寄点钱回去？”瑞芳回答说：“我们官兵平等，不象国民党军队那里，当官的可以克扣士兵，我手上是没有钱的，回家看看也不可能了，队伍不久就要走，你告诉我娘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不要挂念，如果要我回来，那就要等到工农大众坐了天下，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我才能回去，这就叫革命成功了。”接着又说：“现在革命没成功，劳苦大众没有坐到天下，请叫我母亲和妻子养大两个孩。家里要是没有钱，就叫他们把田和房子卖了去，叫他们好好保重自己，把孩子养大……”就这样交待了一番和乡亲们分手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可惜，他母亲于1936年死时，终年才五十四岁，以后两个孩子全靠我抚养。
瑞芳在工农红军里，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朱总司令和毛委员的领导下，阶级立场更坚定，作战十分勇敢。在他担任红四军第十师宣教科长时，那里最艰苦，战斗最激烈，他在那里做宣传工作，鼓舞士兵的斗志去和敌人拚杀。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的第五次“剿”后，红军在毛委员的领导下，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瑞芳于1934年冬和无数的红军指战员一起，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不幸在石城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9岁。
许瑞芳烈士从1926年参加革命开始至长征途中光荣牺牲为止，在长达八年多的时间里始终坚信马列主义，立场坚定，工作积极，战斗勇敢。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山，夺取人民的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惜抛妻别子，出生入死，赴场蹈火，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献给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四化建设，人民正在过着越来越美好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深知，这美好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无数命先烈的英勇牺牲和革命前辈的艰苦创业而换来的。当前，我们要努力学好《邓小平文选》，积极参加两个文明建设，以早日实现四化建设的实际行动来缅怀先烈们的业绩。
（摘自内部刊物《抚州地方史志通讯》第8期）
第三章党委工作
第一节党员教育
连城乡党委自有组织后，都通过各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加强思想建设，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短期脱产进行理论培训和轮训，由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组织或选送党员办乡干班或党校学习。1958年后，一般党员由公社党校集中培训，主要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重要文件。1960年至1965年县委党校每年利用农闲时间轮训公社和大队党员干部，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农业六十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教育工作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点抓理论学习和党风党纪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
二是建立党员“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日常的思想教育。农村一月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一次支委会，三月一次党员大会，一次党课；机关半月一次党小组会，一月一次支委会，二月一次党员大会，一月一次党课。1989年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形成制度，对党员进行教育和加强监督，调动党内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清除腐败分子和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开展学先进、赶先进的评比竞赛活动，鼓励自学和自我教育。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在境内党组织范围，开展支部“三定”、“五好”和党员“十有”的学赶超帮评比竞赛。“文化大革命”中，受“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影响，以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替了扎实的思想建设工作。1981年后，开展创评“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的活动。1990年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1996年根据市委决定，连城乡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临川市第三期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这次活动，严格按照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在增强农民政策、法制和任务观念上下功夫，在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作文章，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上花力气，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切实转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着力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加强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一些村组历年模糊不清的财务进行了清理，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全乡共清查各项财务20余个。对不合理的收费及时予以制止和退还。
2000年以来，又先后开展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八耻八荣”教育等活动。
第二节组织整顿
1953年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按照党员八项条件，在县委组织部和县监委的主持下对党员干部进行检查和处理，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官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1954年在农村结合互助合作化运动，整顿农村党组织对违反党的政策，不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员，进行检查和处理。1956年结合整社转社进行整党。1957年开展党内整风，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的形式，转化为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的现象，误伤了一些党员。1959年至1963年结合整风整社，开展农村整党，检查和处理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的党员干部和坚持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员干部和个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错误地批判一些人。1964年至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也称“四清”运动）。结合整顿党的组织。由于“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中误伤了一些党干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组织生活。1968年9月，公社党委，大队党总支、党支部全部恢复了组织生活。1976年至1982年结合开展清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人和事，县委组织部、县委纪检委员会对“文化大革命”中混入党内的打、砸、抢分子进行清除。1983年到1984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为实破口，重点整顿党内不正之风。1985至1986年，贯彻中共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乡党委、农村党支部全体党员都参加了这次整党重点清查混入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造反派骨干分子。1987年，要求进一步端正党风，进行组织整顿工作，破”关系网“杀人情风”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查处索贿行为。1988年对“不齐、不力、不和、不正”的党支部班子进行整顿。1989年对党员在”六四“动乱中的表现进行审查。1990年结合的基本路线教育，对农村党支部进行整顿。1999年至2000年开展了“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
1996年11月，连城乡干部开展了却思想作风整顿，指导思想以建设政治合格，素质优良，作风过硬，勤政廉洁的乡干部队伍为目的，全面整顿乡干部思想作风，促使乡干部振奋精神，自加压力，积极进取，勤奋工作，为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实现两个文明建设目标而奋斗。整顿思想作风特别作出了十不准：1、不准进营业性歌舞厅；2、不准用公款大吃大喝；3、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4、不准到下属单位（村、厂）报销个人消费单据；5、不准我行我素，目无组织；6、不准未经请假擅自离岗；7、不准对来访求助群众采取“官老爷”态度；8、不准搞侵害性钓鱼；9、不准在上班时间打扑克、打麻将；10、不准参与修族谱和建寺庙迷信活动。
2004年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的意见，在全乡各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坚持上下结合，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重点解决干部作风不实，方法简单精暴，不安心在基层工作等问题，坚决纠正虚夸浮报，强迫命令、用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2004年至2006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务求实效，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对那些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多做教育工作，促使他们尽快转化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对经教育不改，不符合党员条件的，根据党章有关规定进行组织处理，对违纪党员，按照《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2005年下半年，连城乡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和省、市委《关于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精神，分期分批在全乡全体党员中开展“保先”教育活动，决定从2005年7月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乡机关、中学、小学、卫生院、农机站、兽医站、粮管所，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到12月底结束。第二批12个行政村，从2006年1月到2006年6月底基本结束。乡党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各参学的党支部也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全体党员全部按方案要求完成了规定的学习教育任务。同时深入开展了“三培两带”，进一步扩大“双带”成果。乡党委按照健全领导机制、培训机制、用人机制，用目标管理的方法促进“3211”工程的全面实现，按照先进型，创新型、学习型、团结型、廉洁型干部队伍的要求，推行“亮明党员身份，发挥党员形象”挂牌上岗制度。要求每个“双带”党员做到“五个一”即扶持一名困难户，为农户提供一条发展经济的建议，引进一条致富信息，上一个致富项目，让贫困户掌握一门农业实用技术，确保所带动的贫困户在三年内脱贫致富。全乡参加“双带”的村党支部书记达到100%，“双带”村组干部达到62%，“双带”农民党员达到44%。同年，乡村两级班子开展，“三民”好班子创建活动。创建“亲民、为民、富民”好班子是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三民”好班子创建活动，在全乡形成了“亲农”的工作作风，完善了“为民”的工作机制，实现了“富民”的工作目标。
中共上城支部（1927年11月-1929年3月）
1927年，黄励群奉党组织指示，在上城（今连城村上城村小组）组织发展党员，12月成立了中共崇仁上城支部，隶属中共临川县委，共发展党员20余人。
书记黄励群
中共井上封家支部（1927年12月-1929年3月）
1927年12月，封鲁根据党的指示，在井上封家（今连城乡舍头村封家）成立中共井上封家支部，隶属中共临川县委，发展党员10余人。
书记封鲁
中共河汇周家支部（1928年2月-1929年3月）
1928年2月，崇仁河汇周家（今连城乡）中共党员周尚义在上顿渡开设中华袜厂为交通点，联络群众，培养了余华生等一批活动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了中共河汇周家支部，发展党员16人。
书记余华生（前）
邹若（女、后）
中共下城支部（1928年5月-1929年3月）
1928年5月，在周尚义发动领导下，培养了一批活动骨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建了中共下城（今连城乡邹家村）支部，发展党员10余人。
书记邹琴生
第二节解放后的党组织沿革
1949年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解放了崇仁。7月，中共江西省委、中共抚州地委分派南下干部42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八军四八三团三营指战员一同接管了崇仁。7月21日中国共产党崇仁县委员会成立。连城乡直隶于崇仁县二区区委（秋溪区委员会）。
中共秋溪区委员会：
秋溪区委员会下辖炉下、秋溪、东溪、大路、马岭、大桥、连城、下城、舍头、严陂、航埠、洋陂、程坊、周舍、古塘等15个乡党支部（总支）。驻地秋溪街。
书记蔺俊岳（1949年7月-1950年10月）
路茂林（1950年10月-1951年10月）
崔保民（1951年12月-1953年3月）
李禄才（1953年3月-1955年5月18日）
副书记崔保民（1949年12月-1951年2月）
李禄才（1952年10月5日-1953年3月12日）
邹克培（1953年3月12日-1955年1月）
吴龙兴（1955年1月20日-1956年5月）
第二副书记陈水清（1956年1月-1956年5月）
中共秋溪区工作委员会：
1957年3月，根据中共抚州地委的指示，将农村区委员会改为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工委）。
1958年9月16日撤销区工委，改为公社党委建制。1961年11月，根据抚州地委指示，恢复区工委建制。1962年7月16日，秋溪区工委又撤销。
秋溪区工委下辖秋溪，航埠、严陂、大路、园石、连城，马岭7个乡党总支。1958年9月撤销，1961年11月恢复。恢复后下辖航埠、严陂、秋溪、大桥、连城5个人民公社党委，驻地一直在秋溪。
（一）前秋溪区工委（1957年3月-1958年9月）
书记高双万（1957年3月7日-1958年9月）
副书记陈水清（1957年3月7月-1958年9月）
（二）后秋溪区工委（1961年11月-1965年1月）
书记吴福生（1961年12月29日-1962年7月4日）
中共连城乡总支委员会
1956年5月，撤区并乡，成立中共连城乡总支委员会。
书记李达生（1957年1月-1958年9月）
中共东风公社委员会
1958年9月，成立东风人民公社，连城属东风公社党委会管辖。同年10月10日，东风公社党委会改为秋溪人民公社党委会。驻地秋溪街。
第一书记吴福生（1960年12月31日-1961年12月29日）
书记高双万（1958年10月12日-1961年12月）
李福仁（1961年12月1日-1962年7月27日）
黄厚基（1962年7月4日一 ）
副书记李后人（1958年10月-1959年9月）
李达生（1958年11月-1959年4月）
吴重生（1958年10月-1961年12月3日）
（1962年7月一 ）
黄发生（1960年2月19日-1961年12月3日）
（1962年7月27日-1963年3月29日）吴月基（1960年2月19日-1960年8月11日）
王裕祥（1961年12月3日-1963年3月29日）
杨英生（1961年12月3日-1963年6月）
（1966年1月13日一 ）
李福仁（1962年7月29日-1963年3月29日）
中共连城人民公社会委员会
1961年12月，调整公社规模，从秋溪公社划出部分大队成立连城人民公社，建立公社党委
会，驻地连城街。1969年5月划归临川管辖。
书记陈耀书（1961年12月-1966年5月6日）
吴建华（1966年1月13日一 ）
副书记黄克仁（1961年12月3日-1962年7月4日）
邹先勋（1961年12月3日一 ）
王裕祥（1963年3月29日一 ）
中共大桥人民公社委员会
1961年12月调整公社规模，从秋溪公社划出部分大队成立大桥人民公社，建立党委会。
1969年5月划归临川管辖。
书记吴重生（1961年12月3日-1962年7月）
吴茂盛（1963年3月6日-1964年8月）
周唐流（1964年8月31日一 ）
副书记黄发生（1961年12月3日-1962年7月）
（1963年3月29日-1966年1月6日）
吴月基（1961年12月3日-1963年3日）
章三阳（1964年8月31日一 ）
曾明高（1964年1月6日一 ）
许清林（1963年3月6日一 ）
“文化大革命”初期，公社党委的工作尚趋稳定。1967年1月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批斗”、“夺权”的内乱时期，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均受到批判斗争。2月基层党组织瘫痪停止工作。1968年3月成立公社革命委员会，取代公社党委。直至1972年才恢复。
1968年11月，扩社并队，原大桥、连城两个公社均合并到秋溪人民公社。1969年5月，秋溪人民公社划归临川县管辖。
中共秋溪人民公社委员会
书记黄厚基（1962年7月4日一 ）
副书记章三阳（1964年8月一 ）
曾明高（1966年1月一 ）
许清林（1963年3月一 ）
中共连城人民公社委员会（1968年11月撤销）
书记吴建华（1966年1月一 ）
副书记邹先勋（1961年3月一 ）王裕祥（1963年3月一 ）
连城人民公社党委
1973年6月，从秋溪公社划出7个大队重新成立连城公社，同时建立公社党委。
书记徐流球（1973年6月-1984年6月）
副书记刘荣贵（1973年6月-1975年8月）
刘冬根（1973年6月-1979年5月）
邹信基（1975年6月-1981年10月）
吴汉龙（1975年8月-1981年4月）
邹贤瑞（1977年5月-1981年12月）
詹顺茂（1979年6月-1981年6月）
饶月祥（1982年2月-1984年6月）
许志坚（1982年2月-1984年6月）
张模（1982年4月-1984年6月）
中共连城乡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4年6月，机构体制改革，撤销公社党委，建立乡党委。成立中共连城乡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委员为副科级干部。
书记黄林水（1984年6月-1985年2月）
饶江水（1985年2月-1990年2月）
吴成德（1990年2月-1995年11月）
罗正标（1995年11月-1998年2月）
周金元（1998年10月-2001年6月）
黄孙庆（2001.6-2005.5）
钟敏（2005.5-2007.9）
周明龙（2007.9-在职）
副书记吴成德（1984年6月-1987年9月）
张模（1984年6月-1986年12月）
饶开祥（1984年6月-1987年9月）
邓冬来（1987.11-1992.9）
刘文辉（1987.11-1990.2）
饶桂兰（1990.2-1991.4）
赵世耀（1991.4-1993.1）
封志高（1992.9-1995.11）
李三保（1992.10-1995.11）
黄金海（1992.10-1995.8）
龚胜奇（1995.11-1998.11）
付海昌（1995.11-2001.2）
黄孙庆（1996.8-2001.6）
邹武新（1998.11-2006.3）（聘）章亮才（2001.12-在职）
龚金泉（2006.3-在职）
纪委书记尧开祥（1984.6-1987.11）（兼）
付建平（1987.11-1989.3）
邹志伟（1990.2-1990.10）
范贵吉（1991.4-1992.10）
纪文兴（1992.10-1995.11）
吴耀辉（1995.11-1998.11）
吴国红（2000.10-2001.6）
花立辉（2001.12-2006.12）
陈乐新（2006.12-在职）
委员黄林水（1984年6月-1985年2月）
饶江水（1987.11-1990.2）
邓冬来（1987.11-1992.9）
刘文辉（1987.11-1990.2）
付建平（1987.11-1989.3）
邹志伟（1987.11-1990.10）
邹真华（1987.11-1989.2）
杨福仁（1987.11-1992.10）
范贵吉（1989.4-1992.10）
黄国粮（1989.9-1992.2）
吴成德（1990.2-1995.11）
饶桂兰（1990.2-1991.4）
魏雷来（1990.2-1992.10）
赵世耀（1991.4-1992.4）
陈勇（1991.4-1995.11）
丁初英（1991.4-1995.11）
曹桂山（1991.4-1995.11）（聘）
何安安（1991.12-1993.1）
封志高（1992.9-1995.11）
李三保（1992.10-1995.11）
黄金海（1992.10-1996.8）
纪文兴（1992.10-1995.11）
吴耀辉（1992.10-1998.11）
方武卿（1992.10-1995.11）
祝平栋（1993.1-1998.10）
罗正标（1995.11-1998.10）
龚胜奇（1995.11-1998.11）付海昌（1995.11-2001.12）
刘永平（1995.11-2006.12）
王林茂（1995.11-1998.11）
华林高（1995.11-1998.11）
汪少华（1995.11-2006.12）
黄孙庆（1996.8-2005.5）
周金元（1998.10-2001.6）
邹武新（1998.11-2006.3）
吴国红（1998.11-2001.6）
何其平（1998.11-2001.12）
章亮才（2001.12-在职）
花立辉（2001.12-2006.12）
过国华（2001.12-2006.12）
龚金泉（2006.3-在职）
王新远（2006.3-在职）
王振宇（2006.3-在职）
邹友泉（2006.3-在职）
陈乐兴（2006.3-在职）
钟敏（2005.5-2007.9）
周明龙（2007.9-在职）
协理员许志坚（1984年6月-1986年12月）
黄光华（1984年6月-1986年12月）
调研员黄道明（1995.4-1997.2）
吴邦杰（1995.4-2001.12）
副科级干部吴邦杰（2001.12-2005年）
丁笃卿（2001.6-在职）
范长贵（2001.9-在职）
黎春梅（2001.12-在职）
第二章党员
第一节党员发展
连城乡境内的党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解放后发展的，解放初期秘密发展，建国以后公开发展。开始，县委统一举办建党训练班，建党对象、积极分子参加学习。1951年县委举办第一期建党训练班。1952年，县委组织部要求，在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考验的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中，吸收一批积极分子入党。这年又举办了第二期学习班，以后还举办过几期。后来由区、乡组织学习，发展党员。1956年，为适应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在农村大力发展党员，大量发展了一批党员，以后每年都有发展，党的队伍逐年壮大。“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提出所谓的在“火线上入党”的口号，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在这批党员中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少数不够党员标准的人混进了党内。1981年后，连城乡党委按照新时期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有计划、有重点地吸收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才能的生产、工作骨干和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并注意在妇女中发展党员。
2006年连城乡共有党支部21个，党员539人，其中女党员57人，35岁以下党员84人，大学本科11人，大学专科46人。这21个党支部中，企业党支部4个，分别是粮油、供销、棉麻和非公有经济联合支部（由两个砖厂和恒达花木公司组成）；事业单位4个，分别是土管、中学、小学和医院支部；机关支部1个，也就是乡机关支部；村支部12个。2007年，全乡外出流动党员共有50人。
第二节早期党员许瑞芳生平事迹略述
烈士许瑞芳，别名春呈、植三。又名应槐，于1906年3月22日（阴历）生于临川县（原为崇仁县）连城公社大桥村。四岁时随父母亲去福建省永安县贡川十八寨，他父亲许祥发在那里做小生意，开一个小南什店度生。母亲叫谢金秀，为人敦厚贤慧，是一名很能干的农村妇女。因为只生下瑞芳一个独生子，所以双亲从小疼爱他。八岁上学，到十三岁时才回到祖籍老家。因为童年是在福建永安度过的，所以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永安话。回家以后，瑞芳在崇仁航埠初小读书，毕业后，方十五岁考取省立第三师范附小。瑞芳在学校读书非常用功，从不荒废学业。他从小就认识到，父母亲辛辛苦苦赚来一点钱供自己读书是多么艰难，如不好好读书，就对不起父母亲。由于他读书勤奋，成绩好，十八岁附小毕业，到十九岁时（1924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时正是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刻。瑞芳通过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的进步宣传，逐步认识到旧社会的黑晴与丑恶，到处是豺狼当道，穷人遭殃，于是积极探索为穷人求解放的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当他如获至宝得了马列主义书籍以后，就更是手不释卷地努力钻研。父母亲看到他所说的话总是引起当地土豪劣绅的不满和怒视，怕他在社会上闯祸，于是设法要他早婚，目的是为了稳定他，让他好好读书。就在瑞芳十九岁考取抚州三师时，于阴历二月初四与我成婚，这时我年才十七岁。
瑞芳结婚后从未影响学业，他在三师就读时，有时星期天回家或者放寒暑假回家，他总是在村外一幢庵堂里和本村一个读书人（名叫许树生）在一起研读进步书刊。因此村子里常常有些青年人会说些闲话，说什么植三娶的老婆很漂亮，为什么总不在家住，还喜欢住庵堂。母亲看到他回家总不在家住，有时也不免指责他说，你这个怪人，家里有老婆，房子也好住，为什么从学校回家总爱住庵堂呀？他对父母亲是很孝敬的，老人家责备他时，自己总是笑笑而已，或者帮着做点家务事。但为了要读好书，他总是孜孜不倦坚持下去。
1926年北伐战争席卷江南，这时瑞芳在学校一边就学，一边组织读书会，研究马列主义、积极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他和章应昌、李干等同志在临川的上顿渡、罗湖、唱凯等一带搞农运工作，组织了农民群众与反动派展开了抗捐、抗税、抗丁的斗争。1926年9月北伐军打抚州时，瑞芳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和工人农民支援北伐军攻抚州城。北伐军攻克抚州城后，瑞芳等几个进步学生受到北伐军领导的赞赏。
经过革命的洗礼，瑞芳的阶级觉悟提高得很快，于1926年秋由陈奇涵等同志介绍，光荣地接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他一同入党的还有章应昌、李干等同志，瑞芳被任为中共临川县县委委员和宣传部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瑞芳便在国民党临川县党部任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公开背叛了革命，国共合作的局面破裂了。瑞芳为了继续革命而不得不丢掉学业，专门搞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教育下，他认识到要革命，要打倒土豪和劣绅，建立工农政权就必须组织革命武装。因此，他积极和战友们一起，组织工人农民建立了一支达四百人之多的农民自卫军。当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南昌“八一”起义军南下途经临川时，瑞芳即率革命武装加入了起义军队伍，勇敢地跨入了战斗行列，并随军转战至广东潮汕等地。由于当时敌强我弱，部队被打散，他在失散中找不到部队，才不得不暂时潜回家隐蔽起来。
1927年10月，瑞劳从广东回来，当时正是天空乌云密布，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到处捉拿共产党人。瑞芳被称为赣东“共匪头子”之一，于是到处通缉捉拿，阴历11月23日，抚州剿共指挥机关派出几名便衣特务来到大桥村，狗特务问了瑞芳家的住址，通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在天将黄昏时从厨房门引进来。因为瑞芳白天躲在黑暗的斗室里见不到阳光，那一天因闷得闭人，瑞芳趁无人进屋时随意在厅堂里散步，突然间几个便衣特务窜了进来，瞥见瑞芳的身影，就马上跳过来朝他胸脯一抓，连打几个巴掌，接着亮出照片和逮捕证。其中一个坏蛋凶狠地说：“你是共产党头子许瑞芳吧？”瑞芳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地说；“先生！你走错了门，我叫许瑞呈”（村里确有一个叫许瑞呈的人）。特务们那肯罢休，不由分说便纠着不放，井凶狠地说：“这照片上的名字和你墙上挂的毕业证都证明是你。”当时瑞芳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名叫许红林，别名光仔）才得10天（就是阴历11月13日生的），一个年青的农村妇女在月子里毫无办法，瑞芳的父亲因为已经逝世，只剩下孤独的母亲和坐月子的妻子，村里的人都同情地说；“唉呀，这家人真是大难临头，瑞芳捉去了肯定没有命。”他母亲是个能干的妇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让儿子被反动派捉去，于是就由他母亲连夜去谢家村要我的父亲（即他的岳父是个秀才，名叫谢齐发，在当地也是有名望的）来。这时也只有我父亲敢于挺身而出担当风险，于是由他求了一些本地的乡亲们出来当面商讨担保事宜，那时，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与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有些人怕连累，不敢出来，这一夜真是紧张万分，最后，我父亲只得直接找到特务们说：“先生，此事提起来就有千斤，放下来四两都没有，你们就高抬贵手吧！念他年轻，这次左右派分手时，他年轻无知分错了手，人家这一家就是一个儿子，他们很可拎……”。当时几个特务象做戏一般，有做生的，有做旦的，其中有个特务坚持要带走，说没有谈的余地，而贪财的特务就说：“好了，人在我们手里，答应出多少钱呢？”既然他们说出了“钱”字，我父亲就想，钱就好办了，于是便坐下来谈，一直谈到深夜鸡啼二遍。在谈判时，他母亲为了救儿子，只要能答应放人，要多少钱也得舍命豁出去，其实她自己家底并不富裕，只有中农的生活水平。通过几个小时的商谈，特务们最后定下要63块大银元，当时还买了两块大银元的鸦片给他们烧。瑞芳母亲连夜向本村有钱人借到钱给他们。最后这几个便衣特务说：“事情就我们几个人知道，上面不晓得，我们回去说没有抓到人就拉倒，下次我们就管不着了。”几个狗特务分掉了银元洋洋得意地回抚州去了，瑞芳就在当夜离开家，躲到另一家可靠亲戚家隐蔽起来。
1927年冬，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势力越来越猖狂了，腥风血雨，搞得共产党人无法存身。瑞芳接受了已有的教训，为了革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暂时不能公开活动了，只有隐蔽起来待机再干，重新点燃革命之火。在严寒的冬天，瑞芳躲藏在一间破烂狭窄黑暗的斗室里，白天借着一丝透射的阳光，晚上使用昏暗的豆油灯，仍然坚持读马列主义的书，并且写下了许多光辉灿烂的鼓舞人心的不朽诗篇和战斗的檄文。正如他诗篇中写道：“…孤居一间破烂窄狭的斗室，夕阳未没早已黑暗了，天空只有一片星光。四围美丽的景象半点也不能窥探，又没有朋友们来畅谈，只得独自地娱乐。灯儿发出的红光，书几是良好的陪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无上精神安慰的工具。四围真是黑暗呵！我要拿着这个红灯，向黑暗的四围射去，高叫马克思主义，呼奴隶们从梦中惊醒……。”
国民党的围剿，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和决心，为了躲过特务们的跟踪和盯梢，看来躲在家里是不能开展工作了，于是在1927年腊月23日转移到谢家外婆家继续隐蔽，同时一面寻找战友们的下落。
当时章应昌同志也和瑞芳一样隐蔽在家，虽路隔不远，但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搞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真是隔海无音。后来终于通过章应昌同志的堂弟关系，到谢家和瑞芳联系上了。两位战友患难相逢，更是倍加亲切。他们认为在家是无法工作了，于是决定赴闽开展活动，确定了次年（即1928年）的二月初四动身。当时他们化装和邮信人一起前往福建省的永安县。但走了两天路程才到临川腾桥，不料章应昌同志脚患血丝虫病，不便继续行走。两位战友商定，决定瑞芳先去永安，等立下脚后再通信。不幸得很，章应昌同志返回到临川县东馆就被叛徒告密被捕，一星期后便在抚州被反动派枪杀。章应昌同志赴刑场时，连声高喊“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临危不惧、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这次瑞芳赴闽没有立下脚而不久即潜回家中，听到章应昌同志遇难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并写悼诗两首以示怀念，从此激起了他对反动派更加仇恨，决心要彻底打倒反动派为战友报仇。
1928年10月，瑞芳第二次赴闽，通过他父亲原与邓锦发（在永安县开店）的关系，在店里临时落脚隐蔽，后来又通过邓的关系在永安中学找到教书为职业，此时瑞芳改名叫许植民。因为他会说永安话，对那里的环境很快熟悉，利用学校为阵地，积极在教职员工中搞宣传工作，使一些师生思想逐渐进步，由不懂革命到倾向革命，同情革命。随着马列主义深入宣传和影响，瑞芳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如赖又吾、刘宗濂、刘俊沅等老师，不仅在学校开展活动，而且逐步发展到农村。就在永安县城郊黄竹洋、新桥头等村开办贫民夜校，使一些，不识字的农民通过免费上夜校，能识许多字。他在教学中非常认真，许多农民感受至深，并且在农民中积极宣传说：“你们做工种地，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是人无用吗？不是！是命中注定的吗？也不是，而是你们劳动的果实都被那些豪绅地主们剥削去了”。他常常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有一次他画了一张画指着说：“你看这位举着粗壮的手是谁昵？这就是我们的工人农民，你看那戴眼镜，穿长衫马褂的矮小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只要举起粗壮的手，攥紧拳头，团结起来，全把他们打倒的，他们非常害怕我们。”瑞芳通过不断地宣传和鼓动，从而激发与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后来永安县农民掀起抗捐、抗租、抗丁、罢税运动，就是受到瑞芳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薰陶而兴起的。
瑞芳母亲听说自己的儿子在永安立住脚了，由于长孙（红林）三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死了，老人家考虑儿媳年轻，打算安排媳妇去永安。如果在那里能生下一两个孩子，家里就人丁兴旺，有后代了，开始写去几封信，儿子几次回信不同意让母亲安排媳妇去，后来母亲硬是不顾儿子回信拒绝，不管他同意不同意，硬是要我和几个邮信人于1929年11月前往福建永安县。当时瑞芳租居永安县镇东门外的一家房子把家安在那里。他常教育我生活要俭朴，不要羡慕那些有钱人。我在他的教育下，也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帮着丈失藏好革命书刊。有些好心的农民经常送来红薯等农产品一类的东西，瑞芳总是教育我不能收人半点东西，如果农民硬要进，就要按价付钱。他自己的生活更是非常简朴，每天夜间或炎热的中午去数里远的农村教书时，草帽雨伞都不要，晒得黑黝黝的。为了锻炼身体，在黄竹洋村头还自修一块草坪，组织夜校老师们去做健身运动，所以他身体逝非常结实。他为了教好书，晚上常在乡下住和吃，固定在一户农民家吃，到月付给银元两块，当时农民不肯收，他就教育农民为什么要收钱的道理。群众称赞说，许先生为人真好，教我们读书识字，不拿分文，吃这没有菜的茶水泡饭，还要付钱，世界上有这样好的老师真难得呀！”
在福建永安县不到三年时间，但是永安的国民党当局觉得自许植民（瑞芳）老师来了后，怎么经常闹学潮，农民敢于公开抗捐、抗税、抗丁，他们觉得很不安宁．于是对他进行监视。瑞芳预感到随时都可能被通缉逮捕，我当时又生下了孩子（许福林），如果被抓去了，妻子和孩子就要受到连累。当时江西红色苏区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已影响到闽赣交界的地段了。为了发展革命势力，瑞芳下决心要找到党组织，他深深感到一个人离开了组织好比婴儿离开母亲一样无法生存，他千方百计到处打听党组织在何处。有一天，突然打听到了党组织的处所，他决心送我和孩子回家，因此向校方提出请假。那时交通不便，我手上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福林），肚子里又怀孕一个几十天的婴儿，行动十分不便。因此，1931年11月间瑞芳雇请了一付轿子送我和小孩回江西。当时他还和邓炎辉同志一路护送。送了三天路程，行至福建的何连排地送，瑞芳即碰到一支红军，当时他和红军指挥员长谈了很久，也就在这个时候接上了关系。这时瑞芳就决心不再往前送了。他对我撒了一个谎说：“我就不再送了，假期已满，我要回永安学校去，现在我就托炎辉弟送你回去吧！”我和小孩回到家里后，由于几个月没有收到瑞芳的信，就写信问学校。那知校方回信却说；“许植民老师几个月根本没有来学校，他工资也没有要，不知哪里去了。”其实，瑞芳就是在送我和小孩回乡的途中于福建的何连排地区重新回到红军的队伍中去了。
几年不见一封音信，人到哪里去了呢？我和母亲、小孩非常想念，母亲挂念着儿子瘦得骨瘦如柴。我到家几个月后又生下了儒林。一个年青妇女同时带两个小孩没有奶吃怎么办？整天盼着丈夫回来，日子多么难熬啊！碰巧1932年11月红军从宜黄到南城，经临川往金溪，瑞芳所在的那支红军在浒湾驻了几天。他熟悉家乡有人在那里开染布坊，于是寻到许英绂、风家仔等几位乡亲，通过他们r解家里情况。他们几位告诉瑞芳说：“你托炎辉送妻回家一年多，一直未接到你的信，你母亲想念着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瘦极了，你妻（梅娇）还好，大儿子福建仔（福林）还未摘奶，前几个月（即32年阴历七月初四）又生了一个小的叫儒仔（儒林），没有奶吃，现在正给本村德保老婆喂奶哺养。”他们看见站在眼前的植三是一位英俊的军人，头戴一顶红五星布军帽，身上背有皮挂包和佩带驳壳枪，他就接着随口问，你是在什么军队里，瑞芳笑着回管说：“我是工农红军。”他们又接着说；“你能不能回家去看看老母亲，妻子和孩子昵？能不能寄点钱回去？”瑞芳回答说：“我们官兵平等，不象国民党军队那里，当官的可以克扣士兵，我手上是没有钱的，回家看看也不可能了，队伍不久就要走，你告诉我娘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不要挂念，如果要我回来，那就要等到工农大众坐了天下，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我才能回去，这就叫革命成功了。”接着又说：“现在革命没成功，劳苦大众没有坐到天下，请叫我母亲和妻子养大两个孩。家里要是没有钱，就叫他们把田和房子卖了去，叫他们好好保重自己，把孩子养大……”就这样交待了一番和乡亲们分手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可惜，他母亲于1936年死时，终年才五十四岁，以后两个孩子全靠我抚养。
瑞芳在工农红军里，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朱总司令和毛委员的领导下，阶级立场更坚定，作战十分勇敢。在他担任红四军第十师宣教科长时，那里最艰苦，战斗最激烈，他在那里做宣传工作，鼓舞士兵的斗志去和敌人拚杀。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的第五次“剿”后，红军在毛委员的领导下，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瑞芳于1934年冬和无数的红军指战员一起，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不幸在石城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9岁。
许瑞芳烈士从1926年参加革命开始至长征途中光荣牺牲为止，在长达八年多的时间里始终坚信马列主义，立场坚定，工作积极，战斗勇敢。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山，夺取人民的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惜抛妻别子，出生入死，赴场蹈火，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献给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四化建设，人民正在过着越来越美好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深知，这美好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无数命先烈的英勇牺牲和革命前辈的艰苦创业而换来的。当前，我们要努力学好《邓小平文选》，积极参加两个文明建设，以早日实现四化建设的实际行动来缅怀先烈们的业绩。
（摘自内部刊物《抚州地方史志通讯》第8期）
第三章党委工作
第一节党员教育
连城乡党委自有组织后，都通过各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加强思想建设，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短期脱产进行理论培训和轮训，由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组织或选送党员办乡干班或党校学习。1958年后，一般党员由公社党校集中培训，主要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重要文件。1960年至1965年县委党校每年利用农闲时间轮训公社和大队党员干部，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农业六十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教育工作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点抓理论学习和党风党纪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
二是建立党员“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日常的思想教育。农村一月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一次支委会，三月一次党员大会，一次党课；机关半月一次党小组会，一月一次支委会，二月一次党员大会，一月一次党课。1989年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形成制度，对党员进行教育和加强监督，调动党内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清除腐败分子和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开展学先进、赶先进的评比竞赛活动，鼓励自学和自我教育。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在境内党组织范围，开展支部“三定”、“五好”和党员“十有”的学赶超帮评比竞赛。“文化大革命”中，受“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影响，以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替了扎实的思想建设工作。1981年后，开展创评“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的活动。1990年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1996年根据市委决定，连城乡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临川市第三期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这次活动，严格按照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在增强农民政策、法制和任务观念上下功夫，在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作文章，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上花力气，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切实转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着力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加强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一些村组历年模糊不清的财务进行了清理，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全乡共清查各项财务20余个。对不合理的收费及时予以制止和退还。
2000年以来，又先后开展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八耻八荣”教育等活动。
第二节组织整顿
1953年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按照党员八项条件，在县委组织部和县监委的主持下对党员干部进行检查和处理，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官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1954年在农村结合互助合作化运动，整顿农村党组织对违反党的政策，不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员，进行检查和处理。1956年结合整社转社进行整党。1957年开展党内整风，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的形式，转化为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的现象，误伤了一些党员。1959年至1963年结合整风整社，开展农村整党，检查和处理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的党员干部和坚持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员干部和个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错误地批判一些人。1964年至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也称“四清”运动）。结合整顿党的组织。由于“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中误伤了一些党干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组织生活。1968年9月，公社党委，大队党总支、党支部全部恢复了组织生活。1976年至1982年结合开展清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人和事，县委组织部、县委纪检委员会对“文化大革命”中混入党内的打、砸、抢分子进行清除。1983年到1984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为实破口，重点整顿党内不正之风。1985至1986年，贯彻中共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乡党委、农村党支部全体党员都参加了这次整党重点清查混入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造反派骨干分子。1987年，要求进一步端正党风，进行组织整顿工作，破”关系网“杀人情风”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查处索贿行为。1988年对“不齐、不力、不和、不正”的党支部班子进行整顿。1989年对党员在”六四“动乱中的表现进行审查。1990年结合的基本路线教育，对农村党支部进行整顿。1999年至2000年开展了“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
1996年11月，连城乡干部开展了却思想作风整顿，指导思想以建设政治合格，素质优良，作风过硬，勤政廉洁的乡干部队伍为目的，全面整顿乡干部思想作风，促使乡干部振奋精神，自加压力，积极进取，勤奋工作，为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实现两个文明建设目标而奋斗。整顿思想作风特别作出了十不准：1、不准进营业性歌舞厅；2、不准用公款大吃大喝；3、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4、不准到下属单位（村、厂）报销个人消费单据；5、不准我行我素，目无组织；6、不准未经请假擅自离岗；7、不准对来访求助群众采取“官老爷”态度；8、不准搞侵害性钓鱼；9、不准在上班时间打扑克、打麻将；10、不准参与修族谱和建寺庙迷信活动。
2004年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的意见，在全乡各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坚持上下结合，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重点解决干部作风不实，方法简单精暴，不安心在基层工作等问题，坚决纠正虚夸浮报，强迫命令、用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2004年至2006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务求实效，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对那些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多做教育工作，促使他们尽快转化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对经教育不改，不符合党员条件的，根据党章有关规定进行组织处理，对违纪党员，按照《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2005年下半年，连城乡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和省、市委《关于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精神，分期分批在全乡全体党员中开展“保先”教育活动，决定从2005年7月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乡机关、中学、小学、卫生院、农机站、兽医站、粮管所，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到12月底结束。第二批12个行政村，从2006年1月到2006年6月底基本结束。乡党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各参学的党支部也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全体党员全部按方案要求完成了规定的学习教育任务。同时深入开展了“三培两带”，进一步扩大“双带”成果。乡党委按照健全领导机制、培训机制、用人机制，用目标管理的方法促进“3211”工程的全面实现，按照先进型，创新型、学习型、团结型、廉洁型干部队伍的要求，推行“亮明党员身份，发挥党员形象”挂牌上岗制度。要求每个“双带”党员做到“五个一”即扶持一名困难户，为农户提供一条发展经济的建议，引进一条致富信息，上一个致富项目，让贫困户掌握一门农业实用技术，确保所带动的贫困户在三年内脱贫致富。全乡参加“双带”的村党支部书记达到100%，“双带”村组干部达到62%，“双带”农民党员达到44%。同年，乡村两级班子开展，“三民”好班子创建活动。创建“亲民、为民、富民”好班子是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三民”好班子创建活动，在全乡形成了“亲农”的工作作风，完善了“为民”的工作机制，实现了“富民”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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