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党员教育
大岗镇党委自有组织后，都通过各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加强思想建设，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短期脱产进行理论培训和轮训，由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组织或选送党员办乡干班或党校学习。1958年后，一般党员由公社党校集中培训，主要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重要文件。1960年至1965年县委党校每年利用农闲时间轮训公社和大队党员干部，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农业六十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教育工作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点抓理论学习和党风党纪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二是建立党员“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日常的思想教育。农村一月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一次支委会，三月一次党员大会，一次党课；机关半月一次党小组会，一月一次支委会，二月一次党员大会，一月一次党课。1989年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形成制度，对党员进行教育和加强监督，调动党内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清除腐败分子和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开展学先进、赶先进的评比竞赛活动，鼓励自学和自我教育。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在境内党组织范围，开展支部“三定”、“五好”和党员“十有”的学赶超帮评比竞赛。“文化大革命”中，受“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影响，以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替了扎实的思想建设工作。1981年后，开展创评“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的活动。1990年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1996年根据市委决定，大岗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临川市第三期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这次活动，严格按照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在增强农民政策、法制和任务观念上下功夫，在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作文章，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上花力气，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切实转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着力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加强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一些村组历年模糊不清的财务进行了清理，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全镇共清查各项财务20余个。对不合理的收费及时予以制止和退还。
2000年以来，又先后开展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八耻八荣”教育等活动。
第二节组织整顿
1953年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按照党员八项条件，在县委组织部和县监委的主持下对党员干部进行检查和处理，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官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1954年在农村结合互助合作化运动，整顿农村党组织对违反党的政策，不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员，进行检查和处理。1956年结合整社转社进行整党。1957年开展党内整风，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的形式，转化为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的现象，误伤了一些党员。1959年至1963年结合整风整社，开展农村整党，检查和处理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的党员干部和坚持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员干部和个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错误地批判一些人。1964年至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也称“四清”运动）。结合整顿党的组织。由于“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中误伤了一些党干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组织生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表述时间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即从中央“五、一六”通知开始，到粉碎“四人帮”结束，历时10年。实际上，1965年11月便拉开了序幕。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重新安排彭德怀工作不久，又被卷入《海瑞罢官》历史旋涡，再次被打倒。
“文化大革命”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方针，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干部、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科学家成了专政对象，被冠以“特务、叛徒、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迫害，被打倒，不少人被迫害致残、致病、致死。打击面最大的是中小学教师，他们多数人被当作“臭老九”下放劳动。
“文化大革命”从批《海瑞罢官》开始，到“四人帮”倒台结束，前后经历整十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回忆录
何钟芳
我在大岗工作将近五年（1965—1969），经历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最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难忘，是因为自己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惊心动魄面临“死亡”的经历。如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
按党史资料“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即中央“一、一六”通知）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整整十年时间。“文革”十年，是中国经济大倒退的十年，是内乱的十年，是浩劫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文江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便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同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化大革命”从城市到农村全面开展。
先是“红卫兵”运动，发展到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串联”的热潮。“革命大批判”的大字报巨幅标语从城市到农村铺天盖地，农村“文化大革命”是从“破四旧立四新”开始，（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大批书画雕刻被毁被焚，寺庙神像族谱被砸被抄，文化古迹遭受严重破坏。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后，全国顿时出现了大夺权的混乱局面，紧接着《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出笼，夺权风暴席卷全国。
在夺权斗争中，大岗公社开始由文斗发展到武斗。两派群众组织都说自己是革命派，都是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左”派群众组织主要是学生，认为公社党委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应该打倒，党委书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践，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属打倒对象。而多数群众组织（主要是农村干部群众）认为公社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应打倒。因此，便出现“造反派”与“保皇派”两大对抗性群众组织，开始是大辩论，是文斗，后来发展到武斗，公社主要领导被戴高帽，挂大木板到大队游斗，如不老实“交代”便拳打脚踢，坐“喷气机”。“保皇派”不服气，双方开展战斗。“保皇派”人多，可想而知，“造反派”败阵，最后夺权也未成功，被“保皇派”接管了公社党委、管委会的大印。
大岗公社的“造反派”组织在武斗中吃了亏，一些“造反派”头头挨打挨揍，在公社站不住脚，便联合焦石管理站的“红军会”、“千钧棒”人员，逃跑到南昌。
1967年8月24日，抚州地区被迫逃往南昌的造反派“红革会”一千余人在南昌造反派武装的护送下，返回抚州。在温圳、梁家渡、长山晏一带，遭到抚州“3211”和本县“井冈山兵团”的阻击，双方发生枪战，死伤200余人。
正好这天我从公社请假回家，路过孝桥公路，与杀回抚州的“红革会”遭遇，自行车被抢走，差一点被他们抓去。第二天，本村老兄何润芳（七里岗公社干部，造反派成员）邀我去抚州看望本大队人从南昌杀回的造反派李××（临川红革会负责人之一），在县大礼堂碰上大岗从南昌杀回来的造反派何××（李渡中学学生，庙前何家人），他纠集几个人将我抓住，强迫我跪在县大礼堂台上，拳打脚踢，说我是“老保”（我当时任大岗公社公安特派员）并用手枪在我胸膛猛砸，恶狠狠地说：“若是昨天抓到你，非枪杀你不可！”（8月24日当天，有好几个“3211”和“井冈山公社”头头被他们枪杀）。大约半个钟头，老兄何润芳见状，马上找李×X，在李××的喝止下，他们才趾高气扬地离去。我胸骨差点被打断，吃了好多药，慢慢康复。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不久，从南昌杀回的何××几兄弟，回到大岗，纠集一些受压制的造反派，大搞打击报复，反攻倒算。其中有社属单位的干部职工，有国家机关单位的干部，有中学学生，也有一些农村社员，他们将公社武装部长胡荣华作为打击主要对象。造反派头头粮管所干部黄秀生，听说胡部长乘火车回家，便纠集十余个造反派赶到火车站将他抓住，押至农行营业所，蒙上双眼拳打脚踢，并用棍棒狠打；之后又押回公社拿劈柴打，被副书记管国亮制止，他们便将胡押至焦石管理站，将胡荣华打得死去活来，肋骨、小脚骨折，被打致残，不久去世，时年不到30岁。
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之后至12月，这段时间，党政工作秩序被冲乱，县、社工作机构全面瘫痪。特别是8—10月派性斗争愈搞愈烈，全县陷入严重乱局面。1976年12月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1968年4月，建立县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大岗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8年3月，革委会主任黄发禄（原党委书记），造反派头头也结合担任副主任。1968年12月大岗、院前、未坊三个公社合并为大岗公社，革委会主任先后为章元同、吴寿琪。
公社革委会成立以后，4月便开展“三查”运动（查所谓“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由于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大岗公社“三查”运动搞得过“左”，因“反革命组织”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大搞逼、供、信，死了一些人。“8.24”受压制打击的保皇派利用“三查”运动，对造反派进行打击报复，是武斗的继续和发展。不到两个月时间，大岗公社的反革组织成员便乱打乱招出近百人，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公社干部有机关单位干部、有学生，也有普通社员：粮管所干部黄秀生在“8.24”之后打伤武装部长胡荣华，“三查”运动有人招供他参加了某反革命组织，被监管人员刑讯逼供，打成重伤，不能动弹，不进饮食，自杀身亡（实是折磨而死）。大岗街上社员邹瑞生有人招供他参加反革命被抓关在生产队仓库里，并未用刑被吓得用镰刀割颈自杀而死。胡荣华、黄秀生是“文革”最典型的牺牲品。
大岗公社干部周××，院前公社办公室主任王××，还有傅××，大岗营业所出纳邹××（女），李渡中学学生何××几兄弟都被招供参加了“新民党”等反革命组织。大岗公社的“反革命”被集中关在桥上李家，一年之后经县公安局调查甄别，全是冤假错案。1969年6月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为冤假错案公开平反，所有材料当众烧毁，据了解“三查”运动，大岗公社死二人，院前公社死三人，未坊公社死一人。
“文革”初期最活跃的是“红海洋”红旗、红袖章、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大会小会不离毛主席语录，早敬、晚晚、餐敬不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画像到处可见，笔者在大岗公社、公路要道也画过几幅，身着军装、头戴军帽招手致意的大幅毛主席像。当时，最流行的歌是毛主席语录歌；最响亮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史元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制造的一场大浩劫。林彪把自己打扮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被写进九大党章。却是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妄图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架机怆煌出逃苏联，因燃料不足，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在举行追悼会之后，“四人帮”一伙为了加快政变的步伐，于1976年10月4日以“梁效”（清华、北大两校）的名议，在“光明日报”头版头要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华国锋总理看穿、识破了他们的企图，促使他下决心先下手。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等支持协助下，一举粉碎“四人帮”，将他们押上历史审判台。当天晚上10时，华国锋、叶剑英主持11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军委主席。“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宣告结束。
1968年9月，公社党委，大队党总支、党支部全部恢复了组织生活。1976年至1982年结合开展清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人和事，县委组织部、县委纪检委员会对“文化大革命”中混入党内的打、砸、抢分子进行清除。1983年到1984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为实破口，重点整顿党内不正之风。1985至1986年，贯彻中共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乡党委、农村党支部全体党员都参加了这次整党重点清查混入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造反派骨干分子。1987年，要求进一步端正党风，进行组织整顿工作，破”关系网“杀人情风”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查处索贿行为。1988年对“不齐、不力、不和、不正”的党支部班子进行整顿。1989年对党员在”六四“动乱中的表现进行审查。1990年结合的基本路线教育，对农村党支部进行整顿。1999年至2000年开展了“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
1996年11月，大岗镇干部开展了却思想作风整顿，指导思想以建设政治合格，素质优良，作风过硬，勤政廉洁的乡干部队伍为目的，全面整顿乡干部思想作风，促使乡干部振奋精神，自加压力，积极进取，勤奋工作，为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实现两个文明建设目标而奋斗。整顿思想作风特别作出了十不准：1、不准进营业性歌舞厅；2、不准用公款大吃大喝；3、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4、不准到下属单位（村、厂）报销个人消费单据；5、不准我行我素，目无组织；6、不准未经请假擅自离岗；7、不准对来访求助群众采取“官老爷”态度；8、不准搞侵害性钓鱼；9、不准在上班时间打扑克、打麻将；10、不准参与修族谱和建寺庙迷信活动。
2004年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的意见，在全乡各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坚持上下结合，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重点解决干部作风不实，方法简单精暴，不安心在基层工作等问题，坚决纠正虚夸浮报，强迫命令、用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2004年至2006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务求实效，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对那些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多做教育工作，促使他们尽快转化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对经教育不改，不符合党员条件的，根据党章有关规定进行组织处理，对违纪党员，按照《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2005年下半年，大岗镇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和省、市委《关于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精神，分期分批在全乡全体党员中开展“保先”教育活动，决定从2005年7月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乡机关、中学、小学、卫生院、农机站、兽医站、粮管所，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到12月底结束。第二批20个行政村，从2006年1月到2006年6月底基本结束。镇党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各参学的党支部也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全体党员全部按方案要求完成了规定的学习教育任务。同时深入开展了“三培两带”，进一步扩大“双带”成果。镇党委按照健全领导机制、培训机制、用人机制，用目标管理的方法促进“3211”工程的全面实现，按照先进型，创新型、学习型、团结型、廉洁型干部队伍的要求，推行“亮明党员身份，发挥党员形象”挂牌上岗制度。要求每个“双带”党员做到“五个一”即扶持一名困难户，为农户提供一条发展经济的建议，引进一条致富信息，上一个致富项目，让贫困户掌握一门农业实用技术，确保所带动的贫困户在三年内脱贫致富。全镇参加“双带”的村党支部书记达到100%，“双带”村组干部达到62%，“双带”农民党员达到44%。同年，镇村两级班子开展，“三民”好班子创建活动。创建“亲民、为民、富民”好班子是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三民”好班子创建活动，在全镇形成了“亲农”的工作作风，完善了“为民”的工作机制，实现了“富民”的工作目标。
大岗镇党委自有组织后，都通过各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加强思想建设，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短期脱产进行理论培训和轮训，由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组织或选送党员办乡干班或党校学习。1958年后，一般党员由公社党校集中培训，主要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重要文件。1960年至1965年县委党校每年利用农闲时间轮训公社和大队党员干部，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农业六十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教育工作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点抓理论学习和党风党纪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二是建立党员“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日常的思想教育。农村一月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一次支委会，三月一次党员大会，一次党课；机关半月一次党小组会，一月一次支委会，二月一次党员大会，一月一次党课。1989年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形成制度，对党员进行教育和加强监督，调动党内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清除腐败分子和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开展学先进、赶先进的评比竞赛活动，鼓励自学和自我教育。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在境内党组织范围，开展支部“三定”、“五好”和党员“十有”的学赶超帮评比竞赛。“文化大革命”中，受“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影响，以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替了扎实的思想建设工作。1981年后，开展创评“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的活动。1990年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1996年根据市委决定，大岗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临川市第三期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这次活动，严格按照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在增强农民政策、法制和任务观念上下功夫，在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作文章，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上花力气，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切实转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着力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加强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一些村组历年模糊不清的财务进行了清理，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全镇共清查各项财务20余个。对不合理的收费及时予以制止和退还。
2000年以来，又先后开展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八耻八荣”教育等活动。
第二节组织整顿
1953年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按照党员八项条件，在县委组织部和县监委的主持下对党员干部进行检查和处理，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官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1954年在农村结合互助合作化运动，整顿农村党组织对违反党的政策，不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员，进行检查和处理。1956年结合整社转社进行整党。1957年开展党内整风，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的形式，转化为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的现象，误伤了一些党员。1959年至1963年结合整风整社，开展农村整党，检查和处理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的党员干部和坚持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员干部和个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错误地批判一些人。1964年至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也称“四清”运动）。结合整顿党的组织。由于“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中误伤了一些党干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组织生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表述时间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即从中央“五、一六”通知开始，到粉碎“四人帮”结束，历时10年。实际上，1965年11月便拉开了序幕。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重新安排彭德怀工作不久，又被卷入《海瑞罢官》历史旋涡，再次被打倒。
“文化大革命”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方针，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干部、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科学家成了专政对象，被冠以“特务、叛徒、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迫害，被打倒，不少人被迫害致残、致病、致死。打击面最大的是中小学教师，他们多数人被当作“臭老九”下放劳动。
“文化大革命”从批《海瑞罢官》开始，到“四人帮”倒台结束，前后经历整十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回忆录
何钟芳
我在大岗工作将近五年（1965—1969），经历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最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难忘，是因为自己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惊心动魄面临“死亡”的经历。如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
按党史资料“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即中央“一、一六”通知）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整整十年时间。“文革”十年，是中国经济大倒退的十年，是内乱的十年，是浩劫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文江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便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同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化大革命”从城市到农村全面开展。
先是“红卫兵”运动，发展到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串联”的热潮。“革命大批判”的大字报巨幅标语从城市到农村铺天盖地，农村“文化大革命”是从“破四旧立四新”开始，（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大批书画雕刻被毁被焚，寺庙神像族谱被砸被抄，文化古迹遭受严重破坏。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后，全国顿时出现了大夺权的混乱局面，紧接着《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出笼，夺权风暴席卷全国。
在夺权斗争中，大岗公社开始由文斗发展到武斗。两派群众组织都说自己是革命派，都是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左”派群众组织主要是学生，认为公社党委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应该打倒，党委书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践，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属打倒对象。而多数群众组织（主要是农村干部群众）认为公社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应打倒。因此，便出现“造反派”与“保皇派”两大对抗性群众组织，开始是大辩论，是文斗，后来发展到武斗，公社主要领导被戴高帽，挂大木板到大队游斗，如不老实“交代”便拳打脚踢，坐“喷气机”。“保皇派”不服气，双方开展战斗。“保皇派”人多，可想而知，“造反派”败阵，最后夺权也未成功，被“保皇派”接管了公社党委、管委会的大印。
大岗公社的“造反派”组织在武斗中吃了亏，一些“造反派”头头挨打挨揍，在公社站不住脚，便联合焦石管理站的“红军会”、“千钧棒”人员，逃跑到南昌。
1967年8月24日，抚州地区被迫逃往南昌的造反派“红革会”一千余人在南昌造反派武装的护送下，返回抚州。在温圳、梁家渡、长山晏一带，遭到抚州“3211”和本县“井冈山兵团”的阻击，双方发生枪战，死伤200余人。
正好这天我从公社请假回家，路过孝桥公路，与杀回抚州的“红革会”遭遇，自行车被抢走，差一点被他们抓去。第二天，本村老兄何润芳（七里岗公社干部，造反派成员）邀我去抚州看望本大队人从南昌杀回的造反派李××（临川红革会负责人之一），在县大礼堂碰上大岗从南昌杀回来的造反派何××（李渡中学学生，庙前何家人），他纠集几个人将我抓住，强迫我跪在县大礼堂台上，拳打脚踢，说我是“老保”（我当时任大岗公社公安特派员）并用手枪在我胸膛猛砸，恶狠狠地说：“若是昨天抓到你，非枪杀你不可！”（8月24日当天，有好几个“3211”和“井冈山公社”头头被他们枪杀）。大约半个钟头，老兄何润芳见状，马上找李×X，在李××的喝止下，他们才趾高气扬地离去。我胸骨差点被打断，吃了好多药，慢慢康复。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不久，从南昌杀回的何××几兄弟，回到大岗，纠集一些受压制的造反派，大搞打击报复，反攻倒算。其中有社属单位的干部职工，有国家机关单位的干部，有中学学生，也有一些农村社员，他们将公社武装部长胡荣华作为打击主要对象。造反派头头粮管所干部黄秀生，听说胡部长乘火车回家，便纠集十余个造反派赶到火车站将他抓住，押至农行营业所，蒙上双眼拳打脚踢，并用棍棒狠打；之后又押回公社拿劈柴打，被副书记管国亮制止，他们便将胡押至焦石管理站，将胡荣华打得死去活来，肋骨、小脚骨折，被打致残，不久去世，时年不到30岁。
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之后至12月，这段时间，党政工作秩序被冲乱，县、社工作机构全面瘫痪。特别是8—10月派性斗争愈搞愈烈，全县陷入严重乱局面。1976年12月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1968年4月，建立县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大岗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8年3月，革委会主任黄发禄（原党委书记），造反派头头也结合担任副主任。1968年12月大岗、院前、未坊三个公社合并为大岗公社，革委会主任先后为章元同、吴寿琪。
公社革委会成立以后，4月便开展“三查”运动（查所谓“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由于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大岗公社“三查”运动搞得过“左”，因“反革命组织”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大搞逼、供、信，死了一些人。“8.24”受压制打击的保皇派利用“三查”运动，对造反派进行打击报复，是武斗的继续和发展。不到两个月时间，大岗公社的反革组织成员便乱打乱招出近百人，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公社干部有机关单位干部、有学生，也有普通社员：粮管所干部黄秀生在“8.24”之后打伤武装部长胡荣华，“三查”运动有人招供他参加了某反革命组织，被监管人员刑讯逼供，打成重伤，不能动弹，不进饮食，自杀身亡（实是折磨而死）。大岗街上社员邹瑞生有人招供他参加反革命被抓关在生产队仓库里，并未用刑被吓得用镰刀割颈自杀而死。胡荣华、黄秀生是“文革”最典型的牺牲品。
大岗公社干部周××，院前公社办公室主任王××，还有傅××，大岗营业所出纳邹××（女），李渡中学学生何××几兄弟都被招供参加了“新民党”等反革命组织。大岗公社的“反革命”被集中关在桥上李家，一年之后经县公安局调查甄别，全是冤假错案。1969年6月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为冤假错案公开平反，所有材料当众烧毁，据了解“三查”运动，大岗公社死二人，院前公社死三人，未坊公社死一人。
“文革”初期最活跃的是“红海洋”红旗、红袖章、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大会小会不离毛主席语录，早敬、晚晚、餐敬不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画像到处可见，笔者在大岗公社、公路要道也画过几幅，身着军装、头戴军帽招手致意的大幅毛主席像。当时，最流行的歌是毛主席语录歌；最响亮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史元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制造的一场大浩劫。林彪把自己打扮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被写进九大党章。却是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妄图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架机怆煌出逃苏联，因燃料不足，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在举行追悼会之后，“四人帮”一伙为了加快政变的步伐，于1976年10月4日以“梁效”（清华、北大两校）的名议，在“光明日报”头版头要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华国锋总理看穿、识破了他们的企图，促使他下决心先下手。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等支持协助下，一举粉碎“四人帮”，将他们押上历史审判台。当天晚上10时，华国锋、叶剑英主持11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军委主席。“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宣告结束。
1968年9月，公社党委，大队党总支、党支部全部恢复了组织生活。1976年至1982年结合开展清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人和事，县委组织部、县委纪检委员会对“文化大革命”中混入党内的打、砸、抢分子进行清除。1983年到1984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为实破口，重点整顿党内不正之风。1985至1986年，贯彻中共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乡党委、农村党支部全体党员都参加了这次整党重点清查混入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造反派骨干分子。1987年，要求进一步端正党风，进行组织整顿工作，破”关系网“杀人情风”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查处索贿行为。1988年对“不齐、不力、不和、不正”的党支部班子进行整顿。1989年对党员在”六四“动乱中的表现进行审查。1990年结合的基本路线教育，对农村党支部进行整顿。1999年至2000年开展了“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
1996年11月，大岗镇干部开展了却思想作风整顿，指导思想以建设政治合格，素质优良，作风过硬，勤政廉洁的乡干部队伍为目的，全面整顿乡干部思想作风，促使乡干部振奋精神，自加压力，积极进取，勤奋工作，为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实现两个文明建设目标而奋斗。整顿思想作风特别作出了十不准：1、不准进营业性歌舞厅；2、不准用公款大吃大喝；3、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4、不准到下属单位（村、厂）报销个人消费单据；5、不准我行我素，目无组织；6、不准未经请假擅自离岗；7、不准对来访求助群众采取“官老爷”态度；8、不准搞侵害性钓鱼；9、不准在上班时间打扑克、打麻将；10、不准参与修族谱和建寺庙迷信活动。
2004年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的意见，在全乡各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坚持上下结合，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重点解决干部作风不实，方法简单精暴，不安心在基层工作等问题，坚决纠正虚夸浮报，强迫命令、用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2004年至2006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务求实效，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对那些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多做教育工作，促使他们尽快转化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对经教育不改，不符合党员条件的，根据党章有关规定进行组织处理，对违纪党员，按照《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2005年下半年，大岗镇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和省、市委《关于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精神，分期分批在全乡全体党员中开展“保先”教育活动，决定从2005年7月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乡机关、中学、小学、卫生院、农机站、兽医站、粮管所，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到12月底结束。第二批20个行政村，从2006年1月到2006年6月底基本结束。镇党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各参学的党支部也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全体党员全部按方案要求完成了规定的学习教育任务。同时深入开展了“三培两带”，进一步扩大“双带”成果。镇党委按照健全领导机制、培训机制、用人机制，用目标管理的方法促进“3211”工程的全面实现，按照先进型，创新型、学习型、团结型、廉洁型干部队伍的要求，推行“亮明党员身份，发挥党员形象”挂牌上岗制度。要求每个“双带”党员做到“五个一”即扶持一名困难户，为农户提供一条发展经济的建议，引进一条致富信息，上一个致富项目，让贫困户掌握一门农业实用技术，确保所带动的贫困户在三年内脱贫致富。全镇参加“双带”的村党支部书记达到100%，“双带”村组干部达到62%，“双带”农民党员达到44%。同年，镇村两级班子开展，“三民”好班子创建活动。创建“亲民、为民、富民”好班子是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三民”好班子创建活动，在全镇形成了“亲农”的工作作风，完善了“为民”的工作机制，实现了“富民”的工作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