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上顿渡镇原为临川县的四大集镇之一步现是县城所在地。解放前，既是通往崇仁，宜黄，乐安三县的水陆交通要道，又是三县农民生产的粮食销往外地的必经之路，所以上渡顿镇便成了粮食的集结地。
一、粮行的发展及其规模
民国初期，上顿渡镇经营粮食业的有23家，其中有太丰、同新福两家粮食加工厂，但是由于当时民族工商业还不发达，粮食加工多使用原始：工具，主要依靠水碓、风车、木砻、竹砻、碾子等。所以年经营能力只有六、七千担（稻谷每担120市斤，大米每担150市斤），加上资金短缺，销售渠道不畅于外销仅限于本省南昌、九江、景德镇、鄱阳等上。数地区。因此这个时期粮食的购销量还比较小，年经营量最小的只有100担左右，资金不足100元（银元），最大的年经营量也只是1，000担左右，资金不过2，000元。
民国十五年（1926年）以后，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粮食业带来了生机。粮食经营户逐渐发展到60余户，其中有加工厂5户，六尘行5户（六尘行兼营大豆飞草籽等其农产品，而一般粮行只能经营大米一种）。粮食业年经营量由过去的了几千担上升到几十万担，有资金近百万元。比较大的粮商有：大有恒、阜丰两家，年经营量都在万担以上，粮食加工也用机器取代了古老的手工操作，有粮食动力加工机器8台，日加工粮食1，000多担。除销售到本省各地外，还远销汉口、浙江、上海等地。这时，粮食业生机旺盛，是为鼎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入侵，特别是南昌沦陷，主要交通线中断。这时期的粮食贸易很不景气。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日寇窜扰上顿渡，残酷实行“三光”政策，放火烧毁了店房百余幢，使上顿渡镇的粮食业陷于绝境。
抗战胜利后，粮食业又有所复苏，到解放前夕有粮食经营户70多家，其中有加工厂9家。但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各种苛捐杂税，压得粮商抬不起头，加上伪币大量贬值，这时的粮食经营户，虽然比大盛时期多，然而资金远没有大盛时期足。一些粮商只能维持生活，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二、粮行的类型及经营管理 上顿渡的粮栈，经营类型有两种：二种是独资经营，另一种是合资经营。合资就是股东合伙开店，投资者分为干股和湿股。干股不参加经营，只分红；湿股参加经营管理，工作有报酬，又可分红。
解放前粮行的管理比较严格，有一种套管理办法。他们都分设有前柜，中柜、后柜。前柜由伙计经营零售业务，招揽客商；中柜由经理与客商洽谈批发业务；后柜是粮食加工厂房，由专人将收购的稻谷加工成大米。业务量较大的粮行都设有自己的机米房，不需要到外面加工厂加工，业务量较小的粮店只能将稻谷脱壳，还需要将脱完壳的稻谷运往加工厂加工。
同时，各店都设有经理、师爷、街师、水客、头柜、二柜、伙计、大事、徒弟等工作人员。经理管理整个粮店，街师负责掌握市场行情，购销、调剂余缺5师爷即会计，又称管帐先生，负责管理帐目，筹划资金的使用，水客即采购员夕负责采购，推销商品，伙计即店员，在柜内招呼零售生意，徒弟于杂活，规定三年为学徒期，一年参师。学徒期间不发薪金，但吃饭飞理发等另用钱由店主负担，第四年作为帮师，小有报酬，从第五年开始，才能写其他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店员的雇用都是通过同行人或亲戚朋友介绍而来，雇用期为一年，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农历）老板请伙计（店员）吃饭，决定下年留写走，如果叫某个伙计走，请他坐在桌子上方，说明下年不再留用，正月初三（农历）开始结帐离店。伙计在雇用期间有不轨行为，老板随时都可以辞退。学徒工不一样，必须满三年，一般采取批评教育。老板对需要继续留用的人员，在平时支取薪金时，酬借可放宽，适当超支，年终结算，其超支部分全由店内报支，对于要辞退的人员则予限制。老板在年终根据企业盈亏情况，给予店内人员适当的红包，作为过年之礼。对企业贡献大的店内人员，老板会给予特别奖励，徒工视其表现给予一定的压岁钱。
对于店内人员生病，店主给予报销医疗费，生病期间工资照发；对长期生病人员，老板到期予以辞退，并发给一定数量的安置费。病故或因工死亡者，店里负责安葬，并发给抚恤费（抚恤费多少视与老板的交情深厚而定）。
在粮食贸易方面，各行栈根据本店业务大小情况，采取的方法各有不同。业务大的行栈，每年秋后直接派人到产区采购粮食。不仅货源有保证，而且成本低，质量好，有时还可以赊购。在销售方面，长期派有“水客”（采购员）在外妒及时勾通市场信息，使粮食销售能得到理想的价格。一些业务量较小的粮店，一般在就地集市上进行收购，另外也通过各伢行招采粮农到店里进行收购，价格当面协商决定，销售则以就地销售为主。
由于上顿渡粮食业从附近农村及外地收购来的粮食，大都用来外销，而且数凰越来越大。因而每年春夏之际，青黄不接之时，连成市场厶零窃粮食供应紧张。加之这时的粮价，一日数涨，粮商囤积居奇，使得升斗小民无以为炊，陷入困境。
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市场粮食供应紧张，粮商哄抬米价。一些小市民和附近农民买不起这么贵的粮食，因而引起一场饥荒，迫使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上街游行示威，围攻粮店，要求降低粮价。为了解决冲突，商会被迫决定，调用义仓谷（地方粮商筹集储存的粮食），不够之数则由各大粮商摊派，由商会统一标准价格，统一销售，并规定每个人的购买量。使得附近农民和小市民勉强度过难关，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三、粮行的同业公会
在清朝末年上顿渡就有一批粮食经营户，但政府没有设立工商管理机构。粮商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自行组织了粮食行业公会。当时没有具体机构，只推选一个负责人。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间才正式成立了龙津（上顿渡镇）粮食业同业公会。同业公会设有理事长1人，监委2人，委员6人，没有专职人员。凡是经营粮食业的人员都是同业公会会员。
同业公会的经费来自会员。会费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各缴多少，得根据同业公会实际开支情况而定。同业公会每五年换届，：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或延长，由商会帮助换届。担任理事长的人员都必须是在同行业中有点声誉的老板。龙津粮行同业公会先后担任理事长的人有：郭节荣（大有恒米行经理）飞黄贞祥（贞记米店老板）、饶子恒（饶大盛米店老板）、黄加华（黄利生米店老板）等人。
最后一任理事长黄加华，他任职期间正是国民党政府临近崩溃，市场通货臌胀，伪币大量贬值的时候。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由法币改为金元券。金元券票面较大，粮商找零感到不便，这时同业公会经黄加华同意，印发了一种“临时流通券”，票面为伍分、壹角，共发行五百元，为做生意找零用。当时在上顿渡设有三家这种临时流通券兑换处（贞福斋食品店飞义丰粮行、河西新新锅炉厂）。开始这种临时流通券只限于同行业使用，后全镇通用。这种票券因未经政府批准发行，流通不到三个月有人告发，被临川法院责令停止使用。一九四九年上顿渡解放，同业公会积极沟通人民政府与同业人员的联系，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支援解放军向西南进军和教育会员遵纪守法等方面均做了一定的工作。
四、精通粮食业务的能手
上顿渡的粮食业历史悠久，加上全行业几乎是清一色的本地人，有两个声望很高的粮商，一个是“大有恒”米行经理郭节荣，他原先是义丰米行的学徒，学徒期间白天学习做生意，晚上刻苦学习文化、苦练珠算，学得了一身做生意的好本领，练得一手过硬珠算。离开了义丰米行后，于民国十四年邀请了同行尧节喜、管西甫、傅会孙合资创办了“大有恒”米行，店面座落在正大街中段。共有股东8户”开业后由于善于经营管理，对市场行情看得准，重奖有功人员，充分调动各级人员的积傲性，股东之间以义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创业，使得生意越做越兴隆。发展到最盛时期，年经营能力二万多担，拥有资金十几万元；店内有伙计13人，临时人员20人，碾米机2台，计32匹马力，日加工量达到150担。郭节荣在“大有恒”米行担任经理期间，经常深入货源产地，了解货源情况，预测市场的未来行情。特别是对于稻谷，从颗粒大小、形状、谷色深浅、谷壳厚薄、色泽光暗等都根据产地做过详细的比较，掌握了各地产品的特征。随便取米—包稻谷样品，经其仔细看过，就能说出是那个品种，何地产。再将稻谷放在手中一捏就能说出该品种稻谷护出米率。在稻谷的储存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每年都要储存上万担稻谷在仓库，从没有发生过霉烂变质现象。
另一个是阜丰米行老板邓新梧。阜丰米行是清末由邓新梧独资创办的，座落在正大街。年经营能力在一万担以上，拥有资金十万元。店内有伙计9人，水客2人，大事2人，临时工29人，有24匹马力粮食加工机器1台。邓新梧善于精打细算，在经营上采取批、另兼营，薄利多销的原则，来招揽业务。为了打开外销渠道，他经常不断深入上海、浙江等地了解市场行情，熟悉客户，建立业务关系。在业务交往中重信誉，讲信用，深受同行的尊重。随着资金不断扩大，邓新梧于土地革命初期抽走十万资金到上海开办冰糖厂，只留下少量资金由其弟邓南甫维持店里生意，从此邓新梧离开了上顿渡。
一、粮行的发展及其规模
民国初期，上顿渡镇经营粮食业的有23家，其中有太丰、同新福两家粮食加工厂，但是由于当时民族工商业还不发达，粮食加工多使用原始：工具，主要依靠水碓、风车、木砻、竹砻、碾子等。所以年经营能力只有六、七千担（稻谷每担120市斤，大米每担150市斤），加上资金短缺，销售渠道不畅于外销仅限于本省南昌、九江、景德镇、鄱阳等上。数地区。因此这个时期粮食的购销量还比较小，年经营量最小的只有100担左右，资金不足100元（银元），最大的年经营量也只是1，000担左右，资金不过2，000元。
民国十五年（1926年）以后，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粮食业带来了生机。粮食经营户逐渐发展到60余户，其中有加工厂5户，六尘行5户（六尘行兼营大豆飞草籽等其农产品，而一般粮行只能经营大米一种）。粮食业年经营量由过去的了几千担上升到几十万担，有资金近百万元。比较大的粮商有：大有恒、阜丰两家，年经营量都在万担以上，粮食加工也用机器取代了古老的手工操作，有粮食动力加工机器8台，日加工粮食1，000多担。除销售到本省各地外，还远销汉口、浙江、上海等地。这时，粮食业生机旺盛，是为鼎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入侵，特别是南昌沦陷，主要交通线中断。这时期的粮食贸易很不景气。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日寇窜扰上顿渡，残酷实行“三光”政策，放火烧毁了店房百余幢，使上顿渡镇的粮食业陷于绝境。
抗战胜利后，粮食业又有所复苏，到解放前夕有粮食经营户70多家，其中有加工厂9家。但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各种苛捐杂税，压得粮商抬不起头，加上伪币大量贬值，这时的粮食经营户，虽然比大盛时期多，然而资金远没有大盛时期足。一些粮商只能维持生活，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二、粮行的类型及经营管理 上顿渡的粮栈，经营类型有两种：二种是独资经营，另一种是合资经营。合资就是股东合伙开店，投资者分为干股和湿股。干股不参加经营，只分红；湿股参加经营管理，工作有报酬，又可分红。
解放前粮行的管理比较严格，有一种套管理办法。他们都分设有前柜，中柜、后柜。前柜由伙计经营零售业务，招揽客商；中柜由经理与客商洽谈批发业务；后柜是粮食加工厂房，由专人将收购的稻谷加工成大米。业务量较大的粮行都设有自己的机米房，不需要到外面加工厂加工，业务量较小的粮店只能将稻谷脱壳，还需要将脱完壳的稻谷运往加工厂加工。
同时，各店都设有经理、师爷、街师、水客、头柜、二柜、伙计、大事、徒弟等工作人员。经理管理整个粮店，街师负责掌握市场行情，购销、调剂余缺5师爷即会计，又称管帐先生，负责管理帐目，筹划资金的使用，水客即采购员夕负责采购，推销商品，伙计即店员，在柜内招呼零售生意，徒弟于杂活，规定三年为学徒期，一年参师。学徒期间不发薪金，但吃饭飞理发等另用钱由店主负担，第四年作为帮师，小有报酬，从第五年开始，才能写其他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店员的雇用都是通过同行人或亲戚朋友介绍而来，雇用期为一年，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农历）老板请伙计（店员）吃饭，决定下年留写走，如果叫某个伙计走，请他坐在桌子上方，说明下年不再留用，正月初三（农历）开始结帐离店。伙计在雇用期间有不轨行为，老板随时都可以辞退。学徒工不一样，必须满三年，一般采取批评教育。老板对需要继续留用的人员，在平时支取薪金时，酬借可放宽，适当超支，年终结算，其超支部分全由店内报支，对于要辞退的人员则予限制。老板在年终根据企业盈亏情况，给予店内人员适当的红包，作为过年之礼。对企业贡献大的店内人员，老板会给予特别奖励，徒工视其表现给予一定的压岁钱。
对于店内人员生病，店主给予报销医疗费，生病期间工资照发；对长期生病人员，老板到期予以辞退，并发给一定数量的安置费。病故或因工死亡者，店里负责安葬，并发给抚恤费（抚恤费多少视与老板的交情深厚而定）。
在粮食贸易方面，各行栈根据本店业务大小情况，采取的方法各有不同。业务大的行栈，每年秋后直接派人到产区采购粮食。不仅货源有保证，而且成本低，质量好，有时还可以赊购。在销售方面，长期派有“水客”（采购员）在外妒及时勾通市场信息，使粮食销售能得到理想的价格。一些业务量较小的粮店，一般在就地集市上进行收购，另外也通过各伢行招采粮农到店里进行收购，价格当面协商决定，销售则以就地销售为主。
由于上顿渡粮食业从附近农村及外地收购来的粮食，大都用来外销，而且数凰越来越大。因而每年春夏之际，青黄不接之时，连成市场厶零窃粮食供应紧张。加之这时的粮价，一日数涨，粮商囤积居奇，使得升斗小民无以为炊，陷入困境。
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市场粮食供应紧张，粮商哄抬米价。一些小市民和附近农民买不起这么贵的粮食，因而引起一场饥荒，迫使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上街游行示威，围攻粮店，要求降低粮价。为了解决冲突，商会被迫决定，调用义仓谷（地方粮商筹集储存的粮食），不够之数则由各大粮商摊派，由商会统一标准价格，统一销售，并规定每个人的购买量。使得附近农民和小市民勉强度过难关，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三、粮行的同业公会
在清朝末年上顿渡就有一批粮食经营户，但政府没有设立工商管理机构。粮商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自行组织了粮食行业公会。当时没有具体机构，只推选一个负责人。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间才正式成立了龙津（上顿渡镇）粮食业同业公会。同业公会设有理事长1人，监委2人，委员6人，没有专职人员。凡是经营粮食业的人员都是同业公会会员。
同业公会的经费来自会员。会费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各缴多少，得根据同业公会实际开支情况而定。同业公会每五年换届，：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或延长，由商会帮助换届。担任理事长的人员都必须是在同行业中有点声誉的老板。龙津粮行同业公会先后担任理事长的人有：郭节荣（大有恒米行经理）飞黄贞祥（贞记米店老板）、饶子恒（饶大盛米店老板）、黄加华（黄利生米店老板）等人。
最后一任理事长黄加华，他任职期间正是国民党政府临近崩溃，市场通货臌胀，伪币大量贬值的时候。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由法币改为金元券。金元券票面较大，粮商找零感到不便，这时同业公会经黄加华同意，印发了一种“临时流通券”，票面为伍分、壹角，共发行五百元，为做生意找零用。当时在上顿渡设有三家这种临时流通券兑换处（贞福斋食品店飞义丰粮行、河西新新锅炉厂）。开始这种临时流通券只限于同行业使用，后全镇通用。这种票券因未经政府批准发行，流通不到三个月有人告发，被临川法院责令停止使用。一九四九年上顿渡解放，同业公会积极沟通人民政府与同业人员的联系，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支援解放军向西南进军和教育会员遵纪守法等方面均做了一定的工作。
四、精通粮食业务的能手
上顿渡的粮食业历史悠久，加上全行业几乎是清一色的本地人，有两个声望很高的粮商，一个是“大有恒”米行经理郭节荣，他原先是义丰米行的学徒，学徒期间白天学习做生意，晚上刻苦学习文化、苦练珠算，学得了一身做生意的好本领，练得一手过硬珠算。离开了义丰米行后，于民国十四年邀请了同行尧节喜、管西甫、傅会孙合资创办了“大有恒”米行，店面座落在正大街中段。共有股东8户”开业后由于善于经营管理，对市场行情看得准，重奖有功人员，充分调动各级人员的积傲性，股东之间以义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创业，使得生意越做越兴隆。发展到最盛时期，年经营能力二万多担，拥有资金十几万元；店内有伙计13人，临时人员20人，碾米机2台，计32匹马力，日加工量达到150担。郭节荣在“大有恒”米行担任经理期间，经常深入货源产地，了解货源情况，预测市场的未来行情。特别是对于稻谷，从颗粒大小、形状、谷色深浅、谷壳厚薄、色泽光暗等都根据产地做过详细的比较，掌握了各地产品的特征。随便取米—包稻谷样品，经其仔细看过，就能说出是那个品种，何地产。再将稻谷放在手中一捏就能说出该品种稻谷护出米率。在稻谷的储存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每年都要储存上万担稻谷在仓库，从没有发生过霉烂变质现象。
另一个是阜丰米行老板邓新梧。阜丰米行是清末由邓新梧独资创办的，座落在正大街。年经营能力在一万担以上，拥有资金十万元。店内有伙计9人，水客2人，大事2人，临时工29人，有24匹马力粮食加工机器1台。邓新梧善于精打细算，在经营上采取批、另兼营，薄利多销的原则，来招揽业务。为了打开外销渠道，他经常不断深入上海、浙江等地了解市场行情，熟悉客户，建立业务关系。在业务交往中重信誉，讲信用，深受同行的尊重。随着资金不断扩大，邓新梧于土地革命初期抽走十万资金到上海开办冰糖厂，只留下少量资金由其弟邓南甫维持店里生意，从此邓新梧离开了上顿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