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上顿渡的农业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加上长期的个体经营，技术落后和历代官府只管捐税不问生产的榨取，故农业生产一直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作物产量都很低。鸦片战争前，上顿渡农村大体都是自供自给经济，农户的一切消费都是直接来源于自己的生产，他们除从事粮食耕种外，还从事种棉、纺纱织布、做鞋等手工操作。所有工具器皿甚至住房亦多靠自己制造。农民除以自给有余的粮食、原料供应城镇换取食盐、农具等生活和生产必需品外，城乡之间交换的商品不多，真是“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曾巩《拟砚台记》）。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带来了工业大生产。工业产品比手工业产品数量多、品质好、成本低，因此人们开始改用手工业品而竟购工业品。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豪华，也逐步加重对农民的各种剥削。马乘风早在《最近中国农村经济结实相之暴露》就详述道：“去年（1932）秋季尚称丰收，辛苦终年之农民，满希望米谷出口，博取现金，生活上可以稍为宽松，……然而长江下游，因洋米倾销，……赣米无稻足可能……苦于出路穷绝，该时米价，各地每担都约在二元以上，交通不便之处，且在二元以下，值此米价惨跌之秋，农民因为偿还耕牛、种子、典质、赊欠各种积欠、及田赋、捐款交相煎迫之故，也不得不贱价出售，放下镰刀没饭吃，已成为农村之普遍现象。谷米所以跌价对如此程度，并非生产过剩，乃是二月卖新丝，五月卖新谷剜肉补疮办法。”（1933年4月《中国经济》1卷1期）。封建统治和国民党的巧取豪夺，使广大农民终年产辛勤劳动，还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为了生活，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出卖田地，有的嫁妻卖子，有的弃乡谋生，流离失所。由于农民的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因而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大片土地荒芜，作物产量不高。 解放后，上顿渡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和激烈的阶级斗争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农业生产才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不断地改变了农村自供自给的经济体系，使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逐步向专业化和商品化方向发展。粮食和各种作物的商品率不断提高，但也由于种种原因，上顿渡镇在建国近60年来的农业生产，曾几经曲折，发展还不算快，各种作物产量增长也不平衡。整个农业生产发展过程可分五个阶段： 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时期的农业生产从1949年到1957年，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及时地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速度都较快。 国民经济调整和“二五”时期的农业生产从1958年到1965年八年间，由于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发展生产的一面，而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加上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当时流行全国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高标准”等左倾错误也在上顿渡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上顿渡的农业生产从1959年到1961年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大跃进”实际是一次大冒进，农业生产在倒退，到1960年，多数农业产量还低于解放初期的实际水平，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战胜了各种困难，接着又大力改革了水稻品种，因而到1963年农业生产又大体上恢复到了1958年水平。 十年“文化大革命”（“三五”、“四五”）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运动对农村的波动不大，农业生产一直仍比较正常，但从1967年8月24日抚州事件后，运动波及农村，在农村同样大搞斗、批、改和反复辟、反右倾、反潮流，以及“三查”运动，强调清理阶级队伍，要“车干塘水捉王八”，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打击面一再扩大，致使农村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党的各级和各项政策严重破坏，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整个农村形成“干部靠边站，生产无人管，制度被废除，组织全瘫痪”。农村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从调整后刚刚走上发展的农业生产又大幅度回落，很多生产队的社员劳动一天的分值，买不到一盒“梅雀”香烟（0.21元），到年终分配时，绝大部分的生产队都有一定比例的超支户、倒欠生产队的帐。 粉碎“四人帮”后的农业生产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一系列有关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从价格、税收、信贷和农副产品收购等方面作了调整，适当放宽了对自留地、农村副业和农业贸易的限制，落实和健全了各种生产责任制，因而很快地、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上顿渡镇的农业逐步走上了较快的发展步伐。尽管连年来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即使是1982年特大洪水造成了巨大损失，但上顿渡的农业生产仍是直线上升，而且这种持续增长的势头方兴未艾，为建国以来所罕见。
1983年以后，随着农村新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生产责任制的进一步调整，重建乡、镇机构，取消人民公社组织，选出“四化”干部（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科学化）担任各级基层领导，发展商品经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空前高涨，农业产品质量大幅度增加，1984年曾一度发生卖粮难的新问题。（粮食产量超过了当时的仓储量）。 农村形势变好了，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多了，从1993年开始农民负担加重了，虽然党中央一年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1号红头文件，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农民负担有增无减，到新千年初的2003年，10年中农民负担加重了六、七倍。农民不堪负重，一些地方发性群体恶性事件，地方政府虽采取措施，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但效果不大，二、三年后农民负担又反弹，而且越来越重，农民种田积极性受到空前的打击，农业生产、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出现新的倒退。报载农民收入不是年年增长，有好几年是负增长。 新世纪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发展由高峰到低谷，根源在党的“三农”政策得不到落实，写在纸上，没有具体的东西，农民没有得到实惠，相反“减负”越减越重，种田无出路、种粮不合算，不少农民外出打工，弃农经商，田地荒芜无人管，粮食生产连年滑坡，国家库存粮食一年比一年减少，日子愈来愈不好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调动农民种田、种粮积极性。2002年实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20%以上；2004年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多予”就是农民种田，国家给钱，采取直补（直接补助到户）政策，种植粮食按复种面积计算，每亩补贴20元；种植优良品种（按早、晚稻）每亩分别补贴10元、15元，购买农机还可得到补贴，后来，又增加多项补贴（柴油、化肥、农药，直补到户），农民年年得到国家直接补贴，由2004年每亩34元，2008年增加到每亩125元。“少取”，就是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费，包括“两工”（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只能收一事一议每人20-30元。同时，2004年减少农业税费三个百分点，减轻负担43%。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我国农村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到2006年已成为历史。“放活”就是制定粮食最低保护价，允许农民自由交易粮食，不受政策干预。允许农民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允许、奖励农民根据自己的特长，承包或转包耕地，进行大片经营。“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种粮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又得到空前飞跃发展，农业增长，农民增收，全国农村出现一派喜气洋洋的大好形势。“多予少取、共产党恩重如山；减负增收、总书记情深似海。”“‘三农’政策暖人心，千古一帝看今朝”，广大农民从内心发出肺腑之言，歌颂共产党，赞扬胡锦涛。 电视新闻报道，农业部估计，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又是一个丰收年。至2004年国家实行“多予、少取、放治”惠农方针政策以来，我国粮食连续六年增产，也是近40年来连续六年增产。第一章土地所有制的改革 上顿渡镇自古以来是个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这里的每一寸肥沃的土地，都是贫苦农民世世代代辛勤开垦，用血汗灌溉出来的，但是在长期的封建制度统治的岁月里，绝大部分土地却为少数地主阶级所霸占。百分之九十九是作田农民，在旧社会里，只能种上百分之六十五的自耕土地，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被控制在地富手中，百分之五十贫苦农民，要靠佃田和以工代换牛力和一些主要农具来扶持生产，维持生活。农忙季节，为了换取牛和农具，先要给地富收好种好，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因此常常误了农时，佃种的土地，不是瘦田薄瘠，便是高租代佃，一待收割后，先得交清田租，所得无几，结果是多数佃农，放下禾镰没米吃。另一部分毫无耕种基础的穷人，就要靠长年累月打长工过活，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要靠雇长工耕种，富农多数要雇短工打帮。作田人家，田里出产多少，全要靠天，如遇自然灾害，毫无抗拒能力，收成无保障，产量提不高。有句俗话“世世代代作田，子子孙孙受穷”，正是千万穷苦农民吐出来的苦水。广大农民过着极其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头上三把刀，“租谷重、利息高、苛捐杂税胜牛毛”。这就是延续在上顿渡镇近代经济史上半封建社会里广大农民悲惨生活的缩影和史实。
第一节农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1926年10月中旬，在赣东农民运动委员会特派员钟赤心同志（兴国人）的指导下，就在县城成立了农民协会，接着又由南到北地发展组织，到1927年2月全县共有上顿渡等11个农民协会成立。不久，由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助长了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汪精卫集团公开哗嚷“联合反共”，对农民运动加以限制，这时大好形势，急转直下，生气蓬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也同时宣告失败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却又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特别是1946年，它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反革命内战以后，通货膨胀、物价猛涨、横征暴敛，抓兵拉夫，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广大农民生活苦不堪言。抗粮抢米之风，此起彼伏，无法遏止，使国民党政府感到“惶惶不安”，反动统治遭到沉重打击。
“雄鸡一唱天下白”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残兵败将溃不成军，1949年5月9日，临川解放了，临川的黑暗统治和广大贫苦农民昔日的“生命无保障、生活无依靠”的苦难日子将一去永不复返了。上顿渡人民重见天日，欣喜若狂。他们说：“我们早也盼，晚也盼，到底盼到天亮了。”
第二节农村阶级的构成和土地关系
临川解放不久，中共临川县委就遵照江西省委指示，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和生产救灾运动，帮助农民战胜困难，恢复生产，安排生活，建设家园。通过双减及以工代帐，生产自救等运动，基本上帮助全乡所有缺粮户解决了春荒困难，使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有了着落，对上顿渡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解放初期的严重困难克服了，但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改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是因为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存在。在旧社会的农村，阶级的构成主要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中包括封建地主、半封建地主，以及半地主式的富农（虽然他们自己或雇佣劳动经营土地，但又出租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同进往往又放高利贷或租人一些别人的土地经营，所有这些都带有封建剥削的性质）。地主当中，又分收租地主，经营地主和半地主（富农）三种类型。农民阶级中，分为中农、贫农、雇农。
收租地主——一般地租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而不参加劳动者。
经营地主——主要是靠自己所经营的土地上的收获物来维持生活，这种收入占他们的总收入的50%以上。土地经营者主持农业生产，雇用农业工人，指挥耕种，但是自己不劳动，靠剥削雇工而不是靠剥削佃户来取得收入。
富农——既有经营地主剥削雇工的特点，又有收租地主出租多余土地的特点。经营方式则较经营地主为进步，因为自己参加劳动，但又剥削雇工，其剥削量占总收入量的25%以上，属于是半地主、半农民的阶段。
中农——包括富裕中农，是农村小资产阶级，他们约占农村人口的30%。他既不剥削别人，也不被别人剥削，唯其中的富裕中农有轻微的剥削，如农忙的雇用短工等。
贫农——是农村半无产阶级，自己所有的土地不够维持生活，要租种一些土地或出卖劳动力，或从事一些副业劳动如木匠、篾匠、石匠或小贩等，以补生活上的不足。
雇农——是农村的无产者，自己没有土地，上顿渡地区雇农的数量略地主少些，贫农和雇农合计约占农村人口的70%。
第三节农村土地的租赁关系 租赁关系就是土地占有者和土地经营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旧社会的租赁关系是最落后的封建或半封建的租佃关系。地主和富农在他们霸占的大量土地中，除小部分自己经营雇工剥削外，约有80%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这种租佃关系，就是向农民榨取苛重的封建地租，它不仅攫取农民的剩余生产物，而且还要剥削必要的劳动一部分，侵犯了农民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必要劳动的产品。顾炎武《日知录》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耕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七八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耕作，一亩之费可一昏，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食者。”用句简单的民谣就是：“禾镰挂上壁，家里无米吃”。 上顿渡解放前地租类很多，但主要有三种：一是包租，又叫“定租”。虽然不会被随便夺佃，但是每年的租额却是固定的，不论丰收欠收，佃户都要按租额全部交足。包租一般以稻谷为计算，也有折交豆、棉的。由于地肥瘦不同，租额从稻谷一石到二石不等，约占正常年景总产的一半左右。有的地方这种“永佃制”又分田底和田面两部分，田底就是土地的所有权，田面就是土地的使用权。有些地方田底和田面可以分别出专门出卖或转让给不同的人，从而产生了地主与佃户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二是分租，又叫“活租”。这是一种“分益制”，它是根据土地的收益量和主佃双方约定比例分配农业生产物，分租的办法是：地主不劳动，只出土地，所需种子、肥料、劳力全由农民负担，分配的比例有四比六、五比五等，甚至连稻草也要按比例分配。三是预租，又叫“先付后种”。这是一种“典租制”。农民种地主的田，要预付一年到几年的地租，贫苦农民没有钱交预租，只有借债，就要先受高利贷的剥削，而地主取得预租后，又可获高利贷，对农民进行双重剥削。
地主阶级为了加强对农民的压榨，还搞了不少额外剥削的花样，大致也有三种：一是实物押租。农民为了取得土地租佃权，要先向地主付一定数量的钱或粮，作为“押租”。如果年终交不出租，地主就扣押租。二是虚田实租。地主以不足一亩的土地租给农民，却要按一亩计租。有的只有七八分地，也要农民按一亩交租。三是大秤大斗。这是地主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收租时用大秤大斗比一般的每石要多收10—15市斤左右。
贫苦农民在封建地租的重压下，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不得不向地主、富农和奸商借债，遭受高利盘剥。有的地主、富农和奸商，乘农民在青黄不接急于用粮或用钱时，强迫农民把即将成熟的稻麦等作物低价出卖，即所谓“卖青苗”，有的便借机“放债谷”，出借稻谷一担，借期不到两三个月，就要还一石五斗，十个月到一年的还要还二石。有的小斗出、大斗进。剥削特凶的是“印子钱”，一般借4一6个月，就要对本对息，还正如地主阶级所赞颂的“钱赚钱，没有边”。农民一背上这种高利贷，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一辈子不得翻身。
黄莲苦，比不上农民的生活苦，蛇蝎毒，还不如地主的心肠毒。在旧社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广大农民成年累月辛勤劳动，却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不少人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一亩难收2—3担谷，可是租谷就要6—7桶，占收入的70%左右。除此以外，还要无偿地为地主做各种劳动。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广大群众虽然迅速地摧毁了农村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政权，但是对农村的经济基础却一时还来不及改变。经过一年半时间广大农民在运动的斗争中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也在斗争中把地主“威风”和“尊严”开始打下去了。使地主、土匪和国民党三位一体的封建统治彻底打垮。
第四节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发出号召：“有步骤有秩序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紧接着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临川县遵照上述文件精神，于1950年11月正式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7月起开始作准备，先后举办了6期土改干部训练班，培训了土改千分之一干部和土改干部1600余人次。 本地土地改革从1950年12月开始。土改工作队进村后，按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的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但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上前段减租面积大，反霸地区小，斗争不深入，封建势力还未完全削弱，直至土改开始，部分乡村仍然或明或暗被少数地主阶级操纵和掌握，减租减息运动也发现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农村政权和农民协会、妇女会及民兵等组织虽已建立，但不够健全。在这一情况下，土改工作队注意了把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采取运用人民法庭公审，宣判和群众控诉相结合，说理斗争与算细帐相结合的办法，把敌对敌斗争引向深入，这样既纠正了吊打用刑的作法，又攻破了地主顽抗的局面。同时在做法上坚持了重点突破，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波浪式发展的工作方法，这样才使土改运动得以正常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地主阶级以致命打击。 土改进行的作法是：①动员土改，酝酿斗争；②发动贫雇农，开展斗争；③检查阶级深入斗争；④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以及征收富农应征收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进行分配；⑤民主建设，巩固胜利成果等五个过程。选贫雇农主席团，编组贫雇农小组，开展访贫问苦，把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的贫雇农充分组织起来，尽量发挥在土改中的骨干作用，并依靠他们诉苦挖根，扎根串连，进行阶级教育，提高广大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划清阶级界线，增强搞好土改的斗志。按照党的政策，划定各阶层的阶级成份，整顿和健全农民协会、妇女会、民兵等群众组织，同时组织力量，丈量土地，造册登记和按照政策，没收地主阶级几千年来剥削农民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其他多余的粮食和房屋，以及征收富农、工商业户和小土地出租者应征收的一部分土地，经过一系列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土改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经过土改后的农村经济结构起了根本变化，实现了过去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贫苦农民世代用血汗开垦和种植的土地，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手里，多少年盼望土地的愿望实现了，在那些日子里，哪里开始分土地，哪里就象办喜事一样，整天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许多农民分到土地，拿到土地证时，看看自己的田，摸着肥沃的土，拿着手中的证，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他们把写着名字的小木牌，插在分得的土地上，有的还在上面写上“翻身地”三个大字，他们逢入互相祝贺，并激动的说：“这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啊！”、“共产党真是我们救命恩人。”
第五节土改复查运动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土改复查是土地改革运动收尾的一战，它上承土改，下接生产。土改是为了未来的生产建设，而土改复查是改革转入生产建设的重要过程，它要结束旧的生产关系，确定新的生产秩序，因此在分配土地后，县委紧接着又于1952年10月在一区游家乡进行了土改复查试点，年底全面铺开。 在土改复查中，二、三类地区的确发现有少数地主、富农该划的没有划，该斗的没有斗，不些地主分子的反动气焰还很嚣张，他们的所谓“威信”还根本没有打下去，群众对这些错误做法和现象，都表示强烈不满，坚决要求纠正，后来这些问题，经过土改复查，都得到妥善的解决。
在政治方面，土改复查中正确贯彻了发动群众对适度分类排队，分别发动的方针，采取“四查”（查敌人、查齐心、查组织、查生产），“三比”（比两个党、两个社会、两个政府）的办法，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因而有效地制服了敌人，巩固了自己。在组织方面，经过民主运动和组织建设整顿健全了农村基层组织，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农村干部，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1953年3月土改复查结束。
至此，上顿渡镇的土地改革历史任务宣布胜利结束。由于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和土地、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国家和有关部门（银行发放贷款，供销社供应生产资料，农业部门推广技术和良种）的支援下，决心努力搞好生产，支援抗美援朝，他们说：“一粒粮就是非功过颗子弹，我们要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支援志愿军多杀美国鬼子。”那时正值春节期间，他们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个个心潮澎湃，唱出了很多感人歌谣：“从前过年如过关，如今过年好喜欢，消灭封建得解放，革命生产要加鞭”，“春节到来万象新，贫下中农喜盈盈，全村团体贺新禧，用心协力土变金。”整个农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欢乐景象，广大农民真正变成了农村的主人。
第二章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 土地改革的胜利，把封建土地制度变成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使农村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是在上顿渡镇农村中，除了一部分已被大大削弱了的富农经济外，大量的是以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结构中的基本形式。这种小农经济刚一建立，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种极性，也同当时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条件相适应，因此迅速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多农民也想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从此来发家致富，但是这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经济，又是很不稳定的。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难免要倾家荡产，所以当时有人把小农经济比做“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一场空”、或说“草上露珠地上霜，风吹日晒不久长”。很多贫下中农依然摆脱不了经济上的困难处境，加上耕地不足，生产工具仍然是延续着解放前的牛、犁、耙为主的生产方式，没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多数农民生活也不富裕，所以尽管他们生产热情很高，也无法使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因此，在土改完成后，党中央决定趁热打铁，在农村建立农业的社会主义体系，通过说服教育和典型示范，根据自愿原则，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并且提出了一个由低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规划，使农村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就是：第一步在农村广泛发展以个体经济为基础和根据互助互利原则自愿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互助组，互相依据互助程度的不同，分为临时（或季节）互助组，常年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的基础上，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性，（简称初级社）。它的特点是：土地、耕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社员私有，但作为股份给合作社统一支配和使用。社员的劳动由单个的劳动变为有组织的劳动，产品在扣除生产费和公共积累以后，一部分根据社员劳动情况，以劳动报酬的形式分给社员，一部分根据社员入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进行分配。随着生产的发展，加上分配时又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因此使初级已形成劳动者部分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步由初级发展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
第一节大力发展互助合作运动
1953年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组织劳动互助组，以三、五户或者稍多一些户，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根据自愿互利原则，结合起来的一种分散经营，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解放前，上顿渡镇境内农民有一种传统的换工互助的习惯，这种传统的互助合作，是由自然灾害和紧张的农事季节促成的，他们每年一到农事繁忙季节，如春耕插秧，夏收夏种等，为了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在劳动人手不够时，就请亲友邻居互相帮助，叫做“打帮”或“换工”。这种互助一般有三种形式，即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它们虽属自发性质，也没固定的对象，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中有一种通过共同劳动来搞好生产，求得共同富裕的愿望。自从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这种互助合作的形式，就有了新的发展。它的第一步是在传统“换工”互助的基础上，在个体经济中建立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集体劳动组织——互助组。在这种互助组内，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各成员户所私有，由私人支配，各成员户的收入，由自己土地上的产量和参加集体劳动的耕畜、农具和出工的报酬所决定，而不是由全组的共同收入来决定。所以按其生产关系的特点，它仍属于个体经济的性质。但是由于它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集体劳动，所以能够发挥某些劳动协作的优越性。这种互助组有两种形式：一是临时性互助组（或称季节性互助组）。它在主要农事季节时，大家联合在一起干活，解决季节紧，人手少的矛盾。一般是5一7户组成，由组长轮流分工，并按等价交换原则，以工换工，或者付给报酬。二是常年性互助组。这种互助组农忙农闲都集中在一起干活，除设有简单的记分评工处，也有组织的生产计划和农事安排，由组长根据农事情况统一分工，年终时全面清工结帐（也有按季节或按月结帐的），在处理劳动与耕畜的报酬上，适当注意按劳取酬的精神，有的并有一定的公共积累。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首先带头组织互助的是广大的贫下中农。贫下中农组织起来以后，由于劳力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得到比较合理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个体经济生产的困难，并且开始推广了一些稻棉良种和先进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虽然上顿渡镇遭受了一水一旱一虫的严重农害，但各地由于在抗灾中注意发挥了互助组的核心作用，解决了灌溉的困难，同时还及时组织群众用人工扑灭虫害，充分地发挥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互助组的广大农民，通过共同努力，不仅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而且还初步培养了集体观念，有的互助组把这种集体的互助合作精神发挥到组外，帮助单干户和困难户进行抢收抢种、抗旱灭虫等生产活动，使受帮助的农民经常感激得热泪盈眶，连说：“互助组的人真好，毛主席的教导就是好！”
第二节大办初级农业生产全作社
经过一年多的互助实践，广大农民都普遍看到了互助组比单干确实具有许多优点，但也认为互助组毕竟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经营还是分散的，无法进一步扩大生产，一是在分散经营的情况下，经常发生排工有争先恐后的矛盾，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又很强，“春争日，夏争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稍一延误季节，就必须影响产量和收入，特别随着互助组的发展，较多的富裕中农进来以后，他们强调自己的田多或借助贫下中农需要他们的耕牛、农具搞生产，总想在互助时争先。由于争先的矛盾没有解决，所以有的地方出现“春组织，夏互助，秋跨台，冬不见”的现象；二是人、畜、农具换工的矛盾也很尖锐，互助组实行集体劳动，虽然有利于劳力、耕畜和农具统一调剂使用，但耕畜和农具大多发球属于富裕中农私人所有，他们常常借故在换工中，提高牛工，或者对农具的使用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只要他们稍不如意，组里就无法统一调剂安排生产；三是土地、劳力、资金都不能更好地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在分散经营的条件下，土地不能因地制宜种植，劳力有时不能统一安排，资金不能统一筹划。所有这些，都表现互助组的局限性，束缚了生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广大农民群众在互助组的集体劳动中，逐渐产生了集体经营的要求，许多互助组自发地由季节转为常年，有些进行了合并，成立联组等形式，突破互助组的生产关系。及时引导互助组向高级——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
初级社的特点是：土地入股，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归公，统一使用，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即在初级社仍然保留土地的私有权，但要统一耕种，各种主要生产活动也要按统一的计划进行。对于耕牛、大农具等生产资料也仍是社员私有，但作为股份交社统一支配、统一使用。但也允许每户留有少量的土地作为自留地。对于耕牛和犁、耙、水车、风车等大中型农具，则采取作价入社，分期还款的办法处理，也有社除把大型农具作价入社外，对中型农具则采取折价租用，损坏照赔的办法，小型农具则都是采取自有自用自备自管，社员劳动入社后，则由单个的私人劳动变为共同进行的有组织的劳动，这就有效和解决了互助组时期所存在的分散经营和集体劳动的矛盾，社员收益分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了统一经营的集体生产发展的水平。这就有利于增强劳动的集体观念和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统一经营还能合理利用土地和劳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
1954年，上顿渡地区共建立初级农业社174个。
第三节高级农业合作社普遍建立
由于初级社保持了土地私有制，社员入社的小块土地，有不少是“插花田”，初级社即不能把入股的土地进行有计划地调整，治理、改造，也不能利用入社土地兴建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防治水旱灾害，更不能使用农业机械，提高耕作水平，因此，初级规划的实施，虽然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要兴建灌溉渠道和实行机器耕种，却无法通过初级社社员们互相交错的小块私有的土地，曾经促进生产发展的初级社，现在又成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障碍。同时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分红”，它与按劳分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土地报酬拿得多的是富裕中农和中农，而初级社的增产和收入的增加，则取决于劳动，凭土地多就多拿报酬，这是私有权占有了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个问题长久不解决，也势必影响贫下中农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初级社的这些矛盾表明，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就要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转变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县委为了适应大办高级社这一形势的需要，又于1956年2月组织工作组突破初级的社界，修筑道路，平整土地，把高级农业社的生产搞得轰轰烈烈。
高级农业社，是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模更大（一般都在100户以上，相当于现在一个村民委员会的范围）和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经济组织。其特点是：1、社员的土地无代价地转为集体公有；2、社员的其他重要生产资料，如耕牛、大农具等，作价入社转为公有；3、社员的生活资料和零星树木、家畜家禽、小农具，经营家庭副业的工具归社员私有；4、每户社员可以留用一定数量的公有土地作为自留地，自行经营；5、全社按照统一计划，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6、全社的收入在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公积金、公益金后，全部实行按劳分配。
高级农业社废除了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实行了完全的按劳取酬，因而能够更好地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克服了初级社土地私有和统一经营的矛盾，有利调整土地，合理使用土地，改善过去初级社之间“田地插花，社员穿梭”的状况，而且更有利于公有财产的积累，同时对缺乏劳力，生活无靠的鳏、寡、孤、独者实行“五保”（保吃、穿、烧、葬、教），使他们（她）生养死葬都有依靠。由于以上原因，它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中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为农业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1956年上顿渡地区共建立高级农业社29个。
第四节农村人民公社化
1957年，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制度，党在农村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宣传教育。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推动下，上顿渡从1957年冬就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办农田水利，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和大办农村工业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广大群众在各个乡党总支的领导下，冒着历史上罕见的严寒，开展了大大超过高级社范围的农田水利建设之战，各个水利工地上的日日夜夜，都是一派热气腾腾，真是“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春节前夕，贫下中农还破旧立新，提出响亮的“作坝作到年二十九，吃过年饭又动手”的口号，不少贫下中农在这一年过了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春节，老农们都兴奋地议论着：“从来没有见过农业上打过这么大的仗，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啊！”广大贫农在大搞水利建设中看到，要迅速改变农村面貌，单靠一个高级社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必须几个社或几个乡联合起来才行，因而提出在土地规划、劳力调配、资金使用上，采取打破高级社界限的要求，并且出现将高级社进一步合并的情况。
1958年8月29日党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号召全国农村积极地在高级社基础上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传到农村，“办人民公社”这件事就成为广大农民议论的中心。
1958年10月，上顿渡地区由山头、安岗、河西、塘湾乡和城西乡的一部分合并，建立了上顿渡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就是公社的规模运动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高级社。“公”就是公有化程度比高级社更高了。特别是由于人民公社实行了政社合一，党派出了一批国家干部加强公社的领导工作，这就使公社既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在公社统一组织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比以前更得到合理和有效的使用，有力地调动了一切因素，使1958年的秋收冬种工作，做到时度快、质量好，同进多种经营和社办工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初步地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广大农民把人民公社比作是初升的太阳，愿它对社会主义道路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后来公社的发展刮起了“共产风”，并出现严重的“一平二调”现象，“共产风”主要表现是：社“共”队的产，“一平”就是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把供给制当作按需分配。同时在公社内搞穷富拉平，取消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二调”就是公社“无偿调用”基层生产单位的劳力、土地、物资和资金来发展社一级的经济，有的还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由，收调社员的家畜家禽，这样不仅削弱了现有经济，也影响了社员的分配。有的地方还搞了所谓的“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吃饭食堂化、小孩托儿化”。要求社员家属都在食堂吃饭，集体住宿，有不少地方还办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食堂”，加上当时全国报纸天天连篇累牍地报导“小土群，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土有多高产”和“大批条件论，掀起大跃进”等等在农业上也掀起了“大搞移蔸并丘放卫星”。强迫群众搞土地深翻，由于不讲科学，把生土翻上来了，打乱了熟土层，造成作物减产。总之，当时在所谓破除右倾保守思想的政治压力下，形成的“浮夸风”、“瞎指挥”、“高征购”等等都严重地打击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结果使当年极为优势的气候条件所带来的农业大丰收，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丰收，反而造成惊人的浪费。
为了彻底纠正公社化中的错误，1961年初毛主席又亲自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这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纲领性文件，《六十条》总结了1958年以来我国干群建办人民公社的经验，提出把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下放到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是说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应分别归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而在三级集体所有制中，又要以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其具体要求是：1、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包括山林、水面、自留地、宅基地等，都归生产队员集体所有。2、生产队的耕牛、农机、物资、设备等生产资料，都属生产队集体所有，其他任何单位都不得无故占用。3、生产队的劳力归生产队支配，其他任何单位不得任意抽调。4、生产队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生产队所有，由生产队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处理和分配，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调拨。5、公社和大队两级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拥有的财产和生产资料，则分别为公社和全大队的社员集体所有，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无偿调拨。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它既保留了原初级社和高级社的许多优点，又有初级、高级社所没有的，能够容纳不同生产力的三级所有制，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第三章生产经营上重大转变
第一节家庭联产承包制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拨乱反正，恢复了各项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并根据新的情况，于1979年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过去，上顿渡镇在农村集体经济的计酬方法上，都要实行工分制，具体形式有三种：一是底分死记，即按每个社员的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评定他一天的劳动底分，出一天工就记一天分，因此底分一评好，劳动好不加分，差也不减分，所以常常产生“奸滑人站着看，老实人气得不想干。”二是底分活平，即以每个社员的底分为基础，按每天的实际情况，套算出每天的工分。这种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员实际劳动支付的劳动量，但是评工很难办，往往出现“评工争，记分吵，田里做事图轻巧”，三是定额计工，这种办法虽比前两种前进一大步，但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固有特点，和当前落后的生产力，很多农活难以定额，即使定了，也不易检查验收，并且往往导致社员“只争千分，不问千斤”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广大农民从各地地实际情况出发，为了改变以上种种计酬的弊端，促进生产的发展，他们创造了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生产经营上的重大转变，所谓生产责任制，就是按照劳动协作的客观要求，把各项生产具体落实到各个劳动组织或个人，使每个劳动组织或个人明确自己的生产职责和权力范围，按照规定的要求完成生产，并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负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以保证生产的秩序地进行，目前，上顿渡镇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专业承包——在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前提下，根据各人专长的能力大小等实际情况，分工协作，分农、林、牧、副、渔、工各业生产，各业承包的经营项目，又按方便生产和有利经营的原则，把生产活动分别包给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联系生产成果（产量或产值）计算报酬，包产以内统一分配，超产、减产则分别奖罚。
包产到组——包产到组在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狠抓生产活动，划分为若干田间管理作业组，然后将耕地、农具，种植面积、生产指标、肥料、种子分配到组，对组实行“五定一奖赔”，即定劳力、定面积、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和超奖减赔。由于固定了作业组，经营的好坏，按各作业组生产成果计酬，集体统一核算分配。
包产到劳——在集体经济统一计划，统一用田、耕牛、农具统一调配劳力，统一核算分配的条件下，按劳或人劳比例分地定产，以产计分，超产部分实行奖励，减产部分实行赔偿，把社员的劳动成果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一种能够体现统一经营和个人负责相结合起来的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在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把耕地按劳动力或人劳比例分配给农户使用，同农户签订合同，包产量，包工分，包费用，包产部分集体统一核算分配，超产部分全奖，减产部分全赔。
包干到户——在坚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集体把耕地按人口或人劳比例分给农户使用权，对大中模农具也作价给农户管理、使用，生产队提取一定产值。包干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也不实行统一分配，生产全过程基本上是分户经营。产品的分配形式是：在保证完成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和集体提留部分外，多余的产品全归社员自由支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到1982年秋，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制）便发展成为上顿渡镇多种联产承包制的主要形式，并且开始向农业各个领域和城镇工业、商业、服务业扩展。上顿渡镇1981年9月便开始分田到户，实行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
第二节农民负担的管理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按照《农业承包合同》规定，农民必须履行向国家缴纳税金（公粮等），交售粮食，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同时完成相应数量的村提留乡统筹等款项，并提供一定数量的集体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这些均属农民负担范畴。
1990年后，有关部门为搞达标活动，出现各种形式的集资，农民社会负担开始增重。1990年12月22日，为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江西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研究通过了《江西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规定农民上交集体提留和乡统筹，要以乡镇为单位计算、并控制在上年当地每人平均收入的5%以内，其中：村提留和乡镇统筹各占一半。并规定乡统筹使用范围为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筑养护乡、村公路桥梁、广播线路维修五个方面。村提留使用范围为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个方面。
上顿渡镇党委政府遵照国务院1991年12月1日颁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和上级党政的要求，切实做好：（1）村提留乡统筹不能超过上年本乡镇农民人均收入5%；（2）村提留乡统筹款必须专款专用，不能挪作别用；（3）农村义务工每个劳动力规定5一10个，劳动积累工每个劳动力10一20个；（4）向农民集资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量力而行。为了加强农民负担管理，镇政府决定成立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与经管站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负责全镇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1995年4月，秋溪、连城、荣山等乡镇先后发生农民群体性事件，部分农民在少数违法分子唆使下冲击乡政府，殴打乡干部，干群关系恶化。原因主要是农民负担过重，乡、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而引起。1995年国庆节后，河西、河东乡的农民因负担重，对现实不满，又出现冲击村委会和乡政府过激事件，甚至出现打、砸、抢、烧。一时间，“维护农村稳定，巩固农村政权”、“严惩打、砸、抢分子”的标语贴满上顿渡街道、农村、学校。遵照临川市委指示，公安机关逮捕了10多个带头闹事的群众，拘留了一个星期，经教育后释放。农民形容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所谓“头税轻”是指农业税，只占三提留，五统筹和农业特产税，生猪税的七分之一。所谓“二税重”是指“三提五统”、农业特产税，生猪税是农业税的七倍。所谓“三税无底洞”，是指税费规定以外的社会负担，如教育集资，以资代劳和五花八门的“三乱”收费，罚款，远远超过头税二税。
群体事件后，临川市委、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一是下发《坚决制止农民负担反弹几个具体问题的紧急通知》；二是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审核，一切不合理的收费项目立即废止，纠正生猪税、农林特产税按人、按田平均摊派的做法；三是调减乡镇财政收入2000多万元，清退学生入学超标准收费144万元、生猪屠宰税1377万元，调减棉花收购任务3万担，核减定购粮任务520万元，共计减轻农民负担2100多万元。11月13日发文，对村级1993年度至1995年度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全面清理，严厉打击了贪污、挪用、浪费等违纪行为，对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农村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1996年，临川市委、政府遵照国务院[96]13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精神，对全市农民负担管理建立了三项制度：一是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由市减负办把关，控制各乡镇农民负担费用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5%；二是农民负担卡发放制度。并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的通知》；三是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由市减负办、审计局等部门对各乡镇的统筹、提留款的收缴和使用情况不定期审计，严格执行中央减负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997年年初，临川市委、政府进一步加强农民负担管理，落实中央提出的“约法三章”，巩固减负成果，下发府字（97）1号文，对农民负担监督管理要求坚持实行“四个不准”，全面推广“六项制度”。四个不准是：不准恢复执行已取消的集资，基金收费项目和达标升级活动；不准擅自出台未经省批准的农民负担新项目；不准层层加码非法强行向农民收款收物，严格按计划征收和使用；不准平调和挪用乡村提留统筹款，实行专款专用。六项制度是：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农民负担卡制度；义务工积累工两工结算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一个漏斗向下管理制度。全市由于严格执行上述各项规定，农民负担有明显下降。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96）13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市委、政府下发市字（97）8号文，规定“三个稳定不变”“五个严禁”：一是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二是严禁在农村搞法律规定外的任何形式的集资活动；三是严禁对农民的一切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四是严禁各种摊派行为；五是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
1999年，全国召开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副总理指出减轻农民负担关系到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关系到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临川市委、政府要求各级干部要认真领会和贯彻好温家宝副总理讲话精神，坚决执行中央减负政策，禁止一切乱收费乱集资行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本市农村社会稳定。
2000年，国家实行早稻收购退出保护价，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困难，年初，临川市委、政府两办下发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乡镇和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中央规定农民负担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认真做好2000年农民负担预算工作。全镇农民负担再一次大大减轻。
2002年实行税费改革，即取消“三提留，五统筹”，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税和教育集资，将这些费用改为农业税，农业税率提高到7%，加上20%的农业税附加，按照前三年平均产量计征农业税。通过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减轻了28.4%。
2003年1月18日，临川区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转发省税改办《关于认真做好“两工”和“一事一议”等资筹劳管理、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紧急通知》，全面进行“费收税。费改税，取消三提五统筹，取消教育集资和生猪税，按前三年粮食平均产量，每亩征收7%的农业税加上20%附加税，作为管理费返还给村委会。通过费收税，本镇农民减轻负担20%以上。
上顿渡2003年农业税及附加任务以及补贴情况表
2003年7月28日单位：亩、元、市斤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国粮食连年减产，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情况，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惠民农政策，“多予”是指农民种田，国家给钱，国家采取直补的政策，早晚稻按复种面积计算，每亩补贴20元，种植优良品种，早稻，晚稻每亩分别再补10元，15元。“少取”是指从2004年开始，逐步降低农业平税率，本镇当年减免农业税率三个百份点。减轻农民负担43%；“放活”是指提高稳定粮食收购价格，粮食国家保护价每斤70元以上，农户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给予一定的补贴。在这一方针政策指导下，江西省实行“希望在山、潜力在水、重点在农、后劲在畜、出路在工”的农村经济发展方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护农的政策措施。
为使农民及时得到国家给予的各项惠农资金，上顿渡镇政府遵照上级精神，实行惠民资金“一卡通”一户农民一本存折，一个编号，一个身份证号，将各项惠农补贴资金直接打入农户在农村信用社开立的帐户上，农民取款自由。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增强收费透明度，使农民了解村内筹资筹劳标准及重点涉农收费项目、标准、农户应享受的各种政策补贴，党和政府以《农民负担监督卡》的形式印发给每个农户。
2004年9月25日，区委、区政府办《关于加强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和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7月10日，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抚办字（2004）94号文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
上顿渡镇2004年农业税征收任务分配表第三节取消农业税、种粮给补贴
2005年5月15日，临川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委会《关于认真做好农民负担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9月10日，临川区委、政府协办公室下达《关于切实纠正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工作中违规违纪的紧急通知》。当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二工”（义务工、劳动积，累工）集资收费。全镇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已成为历史。同时，全面取消义务和劳动积累工。农民负担只有“一事一议”，人均15—20元。与此同时，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从2004年起，国家每年拿出几千万元补贴给农民，而且补贴资金一年比一年增加。
上顿渡镇2004—2009年得到国家种粮补贴统计表金额单位：元
注：①2009年早稻实种面积为复种，包括晚稻；②2009早稻直补包括晚稻直补在内；③2009年尚有早晚良种补贴，按上年标准可补贴865142元，全年补贴为4877265元，亩均141.50元
第四章农技推广
第一节耕作制度
解放前，耕作技术、工业落后，长年缺水缺肥，一年只能收一季早稻，二季晚稻种植面很少，下半年只能收些秋豆，并有大量脊薄田块荒芜。水田以种植早稻为主，夏、秋季耕地主要种植晚大豆及二季晚稻，冬季则主要种植绿肥及少量油菜，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耕地为冬闲田。主要复种方式，有绿肥—早稻—晚稻，二晚—肥制和早稻—晚稻（大豆、荞麦）二熟制。1949年上顿渡农作物复种指数为247.5%。
新中国成立后，水利条件逐步得到改善，50年代后开始改一季稻为一年两熟，上季以早稻为主，兼收红花草种，下季以二晚为主，（80年后无种棉任务），小面积田块，旱地改种经济作物。全镇有近1，000亩耕种面积，达到三熟（其中包括旱地，红花草种、油莱越冬作物），稻—稻—肥，麦—瓜—稻，稻—豆—油的三熟作物逐年增多，只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豆、麦、油以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受到一定的限制。1978年后允许发展多种经营，作物结构与耕作制度也有所改革。目前，全镇农作物复种指数为250.8%。二季晚稻种植面积与早稻种植面积基本持平。早稻、一季晚稻、二季晚稻播种面积占全乡水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80.83%、4.52%、80.18%；蔬菜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4.82%，绿肥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66.40%，全乡耕地复种方式主要有三熟制（稻—稻—油，稻—豆—肥，稻—杂粮—肥），两熟制（稻—豆（荞麦、红薯、蔗），麦—瓜（生姜、辣椒）
第二节作物栽培
选种上世纪50年代，推广单穗选种，在每年早稻收割之前，组织大批劳力，深入田间，选择颗粒饱满，无病虫割的禾穗留种，后为新的良种选育方法所代替。
浸种以前，对种子一般采用风选、水选、谷箩催芽，清明浸种。解放后推行盐水、泥水选种，用西力生或石灰水进行消毒。一般春分后播种。
育秧历来沿用早稻水播、水育，晚稻水播、旱育，老式秧田每亩播种量600—800斤，如遇寒潮，秧苗常受冻害，发生烂秧。1953年开始推行新式秧田，实行稀播壮秧，田内作畦，畦宽5尺，每亩播种量300斤左右。1964年推广薄膜育秧，可以保温，提前播种时间。1980年改用地膜保温育种，每亩播种量为200斤。二晚育秧，后期水育，有的旱育，每亩播种量由原来的300斤减为150斤。杂交水稻，稀播水育，播量20斤左右。现大多用托盘育秧。
插秧解放初期，沿用旧习，早稻谷雨插完，晚稻栽到立秋，行株距早稻10×12或12×15，晚稻9×10或19×12。1956年采用“密植法”，早稻行株距7×9或8×10。1958年提倡高度密植，行株距缩为3×4或5×6，少数田推广湿润育秧，实行小苗带土移栽。二晚行株距一般7×8或9×10，早稻“立夏”前栽完，晚稻不栽“立秋禾”。现在许多农民都是抛秧，既快又好。
耘禾历来早晚稻一般耘禾两次。上世纪50年代起，提倡精耕细作，一般增耘1—2次。耘禾方法采用铁耙耘禾、站立脚耘和和跪伏手耘三种。现一般使用除草剂，不再耘禾。
灌溉早稻播秧后，保持遮泥水，分蘖前期，注意勤灌浅灌。分蘖以后放水晒田，一般晒到田里能站得脚住再灌水。早稻在幼穗期间，实行浅水“养蔸”，抽穗扬花期间，薄水灌溉。晚稻插秧后，灌水稍深，各个时期的灌溉，大至与早稻相同。
收割上世纪50年代，全用手工操作，使用禾镰割禾，禾斛脱粒，收割速度慢，地上散粒多。上世纪60年代开始推广打谷机，速度快三倍，秆上无余粒。2003年开始部分农户使用收割机。
第三节肥料施用
旧时，本地作物主要肥料是人粪尿；猪屎、鸟灰等农家肥。合作化后，曾大量取用塘泥、地皮、沤青等基肥，并开始使用化肥，公社化后，化肥进行大量使用，品种有硫酸铵、碳酸氢铵、尿素、磷肥、复合肥，每亩用量由10斤达50斤，农家料，由于分田到户，家禽家畜增多，用量亦日益增加。目前，上顿渡农民使用的肥料，主要是农家肥料和化学肥料。农家肥料多属有机肥料，主要有人粪尿、饼肥、堆肥、窖肥、草木灰、塘泥、绿肥及稿杆还田。绿肥是一种最好的基肥。化学肥料（简称化肥）有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氮肥以尿素、碳酸氢铵为主。硫酸铵、氯化胺、硝酸铵次之。由于化学肥料具有养分含量高，肥效快，施用和储运方便的特点，近年来使用量逐年上升，目前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60.6公斤。一些农民在肥料施用出现不合理现象，重化肥轻有机肥料，氮肥施得多，磷肥施用少，造成土壤有机质减少，土质逐渐下降。
第四节病虫害防治
上世纪50年代，上顿渡镇农民主要采取“三光灭虫”，即田塍铲光，禾兜拔光，冬闲田翻光，对稻苞虫组织人工捕捉。从1963年开始推广药剂防治及灯火诱杀手段，主要使用“666”粉剂及滴滴涕防治水稻螟虫及其它害虫。此后，农药使用的种类及数量逐渐增多，有甲胺磷，杀虫双、杀虫胺、叶蝉散、井岗毒素、三环唑、叶青双、托布津等药物。在药剂防治的同时，逐步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重点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1974年以后，采取压缩早稻迟熟品种，选用抗病品种，并强调适时晒田，合理施肥，对减轻三化螟，稻叶蝉等病虫的发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6年以后，大力推广种子药剂消毒，对减轻秧苗一些病害的发生也收到明显效果。
1982年分田上户以后，田里老鼠一年比一年增多，对早稻、二晚危害极大，严重的年份造成的损失达10%左右。为此，上顿渡公社每年都开展一次群众性灭鼠活动。
第五节农业机具
本镇农民沿用的都是传统手工农具。用于耕作的有木犁、铁耙、铁耖、辘轴、蘯杠、锄、锹、铲；用于提水的有手搅水车；用于收获的有禾镰、禾斛、风车、晒垫、筛簸；用于加工的有牛碾、石碓、土砻；用于运输的有扁担、箩筐、独轮车等。耕牛是唯一的耕作动力。从1949年以后，一方面在使用原有手工农具的同时，进行改良和引进仿制新式手工农具；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和推广农业机械。1955年以前主要是对落后的旧式手工农具进行改良和引进，推广一些新式手工农具；1956年至1980年是农业机械化大发展时期；从1981年开始，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集体所有的农业机具多数由个人或联户承包。同时，个人购置农业机具增多，农业机械转入巩固调整阶段。
犁长期以来，本镇农民一直沿用古老的手工耕作农具木犁。1955年引进江西水田犁。江西水田犁轻便灵活，能深能浅，速度快，耕作平稳，一直使用至今。目前因机械化操作正在逐步淘汰。
拖拉机1957年开始引进，1969年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公社农机站停办。1974年恢复设立公社机耕站。1983年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拖拉机集体所有和集中管理形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机耕站撤销。拖拉机转由农民个人或联户承包搞运输、个体运输专业户购买拖拉机增多。目前大都由汽车取而代之。
手扶拖拉机1961年始用，因机体轻便灵活，耗油量低，宜于小块土地耕作，还可以碾米、抽水、一机多用，深受群众欢迎。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建立，生产规模的缩小，手扶拖拉机发展成为本镇耕作主体机械，基本上取代了大中型拖拉机的机耕工作。
水车又称龙骨车，长3—4米，由一个木制渡水槽，两个木转轴轮99节龙骨和99块刮水板联接而成。有手搅水车、脚踏水车二种，本镇主要使用手搅水车。此外还有一种用牛作动力的提水灌溉工具叫牛车。整个牛车分牛车辋及水车两部分。牛车辋是个锥形大物体，中立一木轴，轴上设八根斜木连着车辋，下用十字木连成一个旋转整体，牛拉动车辋旋转，辋齿带动另一水平横轴轮，轴轮带动水车转动，提取河水或溪水灌溉田地。这种工具已被抽水机及金临渠自流灌溉取代。牛车是一种园形简易盖湖，主要配件有1、轮子，装有本制凿轮96个（上附羊角8皮、收门八根、吊子八根），2、车干，中串水头（有拨凿10个）土头（有拨凿20个），3、长槽，有3丈2尺和最短型1丈8尺两种，内部安装板骨（俗叫龙骨，装好后能曲转自如），用牛牵引运转，水源源汲上，日可日可灌田6—8亩，踏车、搞车，原理与牛车相同，造型简易轻便，一用双手人脚踏鎯头（配有简易扶架），一用两手送摘手，日可灌田3—5亩。牛车、踏车已被淘汰，小型搞车亦几波濒于废用。
抽水机有柴油抽水机和电动抽水机等类型。目前还有许多农民购买水泵作为抽水灌溉和家庭生活用水之必备机械。
禾镰一种传统手工收割农具，齿如锯，形似月牙，使用轻活灵便，本镇农民至今仍沿用这种工具收割水稻。但已在逐渐为收割机所代替。
禾斛为传统手工脱粒农具。木制四方大斗，高二尺盈，边板用杂木制成，长五尺多。底部设有二根平衡木，俗称拖泥，以便于在泥田中拉走。高0.7米，口宽1.3米，容量3石（360斤稻谷），熊供8人使用，笨重，脱粒时，全靠农民紧握禾把在斛壁内抽打，耗力大，速度慢，且浪费大，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逐步被人力脱粒机所取代。
人力脱粒机1956年始引进，60年代引进脚踏式人力脱粒机，比用禾斛脱粒快四倍以上，目前被大型收割机所代替。
联合收割机近几年来，稻子联合收割机已落户上顿渡镇农村，每台收割机一天可收割稻子30-50亩，收割、脱粒、扇扬一条龙，省时省工，极受农民欢迎。
砻一种用木头、竹片及三合土做成，形状象石磨一样分上下二层，上层能转动而用以去掉谷壳的做米工具，原为各家必备之物，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柴油机、电动机碾米而取代，现已不存在。
碾一种用牛做动力，将砻出的糙米用石轮逐步碾压成熟米的大型工具。原各村均备，现仍有部分村子保留以作碾枯饼或其他用。分石轮石槽两主体，两石轮装配于木架上架端联系石槽中心木轴，牛力牵引，每榴加工100斤脱壳糙米，费时一时左右。
碾米机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以柴油机为动力的碾米机。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部分村庄的碾米机开始转用电动机为动力。现在不少私人购进剥壳机用来碾米，开办机米厂的很多。
人力喷雾粉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使用，因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灭虫效果较好，已广泛推广，现几乎家家必备。
耘禾车专用于水稻中耕除草的工具，由一木轮两头套上铁轴，轮上钉有十二根铁齿而制成。人用挤力推动齿轮转动而翻耕烂泥，以达到锄草的目的。后由于密植不能应用而改成人跪在稻行中用手翻耘除草，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除草剂。
磨为磨制米粉，和捣碎杂粮去皮成仁加工粮食的另一种工具，多备用于豆腐业，粉面加工，除磨制豆腐尚无机器代替外，农村略有存用。
油榨为历来油料加工主要工具，木制庞然大物，中空为榨槽，主要配件为铁箍、榨尖，衔尖，两人轰击，需需加尖紧压，油粒粒而下。今近淘汰。
碓旧时供杂粮脱壳、捣碎、打糍、制粉用。分碓臼、碓头两主体，碓臼形，碓头木身铁咀，用脚踩蹈，一起一落。运用笨重，效率亟低，已被淘汰。
第五章水稻
水稻是上顿渡镇主栽的大宗作物，自古至今一直是著名产区，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境内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耕作和栽培经验，稻米产量，质量不断提高，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
第一节种植历史
水稻生产在我国已有47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国农民在向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栽培经验，培育了数目繁多的适合各种自然条件的品种，使水稻栽培有着广泛的分布。
新中国成立后，战祸平息，人民居乐业，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十分重视水稻生产，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引进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的耕作栽培技术，提高广大农民科学种田水平，使境内的水稻生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建国后近60年中，上顿渡镇境内水稻生产经历了1950-1957年的发展，1958年的挫折，1962-1965年的调整，1966-1977年的徘徊滞缓，1978-1991年的振兴，1992-2000年的稳步发展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一1957年），评选推广农家良种，推行“三变”（一季变双季、中稻变早稻、早地变水田），改革耕作制度、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推动了境内水稻生产发展。 第二阶段（1958一1962年），在“大跃进”口号下，农村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违背科学推广过早播种、高度密植，造成减产欠收。
第三阶段1962年9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人民公社60条”，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农业技术推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农业八字宪法”增产措施，做到翻田、播种、插秧、耕禾、收割五个适时，深耕、搭配品种、密植、施肥、灌溉五个合理，引进试种，示范推广耐肥、抗倒、高产的矮杆良种，水稻面积和产量得到迅速恢复。 第四阶段（1966一1977年），受文革极左路线影响，农村刮起“共产风”，取消社员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境内水稻种植面积出现徘徊，处于滞缓状态。 第五阶段1978年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革“左”的错误思想，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区内水稻生产迅速发展，水稻种植面积单产总产均出现大幅增长，。1990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变化，市场粮价下跌出现卖粮难，农业增长逐步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区内着力改革耕作制度，调整种植业结构压缩水稻种植，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大力推广杂交水稻，配方施肥，病虫综合防治，农田化学除草、薄露灌溉、塑盘育秧抛栽等行之有效的增产技术，提高单产，稳定总产。由于增产速度快，新建仓库不及，仓库容易饱和，在1984年—1985年之间曾一度出现农民卖粮难的局面。
第六阶段，经过几年振兴，境内水稻生产稳定发展。单季亩产量除1998年因水灾有所降低外，一般都在377-422.9公斤之间。
第二节水稻品种
一、常规品种
上顿渡镇的水稻品种繁多，解放前的农家品种早稻灿稻有：城下早（早白）、细谷早、五十工、西厢早、抚州早、大叶芒、早色、水白早、大叶白、灿色早、一季灿稻有：细红谷，金包银、八月白、大叶芒芦；一、晚二籼稻有：大叶红（红米）、鸟壳红、鸟咀白、柳叶晚、贵溪晚、高稿子等。早糯谷有：六月糯、连子糯（鱼子糯）、红壳糯、粘米、金包银、白壳糯；一晚糯约有寒糯子，粘谷糯、过冬糯、重阳糯、红壳糯（猪血糯）、棉花糯、白壳糯等；二晚糯稻有：鱼子糯、柳叶糯、柳叶糯、红壳糯等。
解放前后引进的水稻品种，高秆早稻灿稻有：南特号，赣农5636，赣东3425，莲塘早，陆财号，更新南特号，湖南早，波阳早，四川早，济阳早等。二晚籼稻有：黄禾子、银梗晚、浙场9号，硬杆粘，铁粳老，田上裕，芦秆白，爱国稻，苏场314。高杆品种产量很低，单季亩产150-200公斤。
1964年以后，水稻品种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高杆品种转化为矮杆品种。广解9号、赣南早、先锋1号，铁骨矮，到上世纪80年代，上顿渡镇种植的水稻品种主要有：红410，密粒红、6044、7055、浙福218、浙福802、小麦稻、付连矮和杂交水稻以及新莲二号，矮占选等。矮杆品种产量有所提高，亩产一般250-300公斤。
二、杂交稻品种
1977年上顿渡镇开始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产量大有提高，单季亩产380-450公斤，晚稻500公斤以上。主要组合早稻是威优49、协优49，晚稻是汕优2号、油优6号。1987年后杂交水稻主栽品种早稻，是优1华联2号、协优华联2号，晚稻是油优64、汕优46汕优10号，协优46和46和协优2374，一季晚稻是汕优63。1997年后境内栽培面积大的杂交稻品种，早稻有优I66，优I402，二晚有协优432、协优2374、优I465，II优86、金优桂九九、金优77，培特山青等，一晚有汕优63和65002。近几年来早稻有袁隆平01，隆平T优463，优株西优999，金优463，德农88，先农1号，先农3号，二晚有德农108，丰优191，农民305，农民207，先农16号，国稻1号，丰优299，天优998；中稻有德农2000，富优1号，II优航1号，两优培九，中优752等。我国培育的超级早稻Ⅱ优28，亩产1230公斤，有望在全国推广。
第三节栽培制度改革
上顿渡镇传统的稻田种植是以单一的油——稻——稻、肥——稻或棉油为主的耕作栽培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改革开放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农民为了提高粮田的综合效益，瞄准市场，走粮食作物与高效经济作物轮作之路，逐渐改革传统的耕作栽培制度。到2008年止，全镇曾主要出现了下列几种成功的轮作模式。
粮菜轮作模式。这种模式有早蔬菜——晚杂交稻与早杂交稻——晚蔬菜两种搭配方式。早春栽培以辣椒为主，还有栽蕃茄、黄瓜、苦瓜、丝瓜、豆角、茄子等蔬菜的，早秋栽培的主要蔬菜有大白菜、包菜、菠菜、萝卜、秋蕃茄、秋茄子等，这种模式加上冬季种蔬菜一年可收五、六茬，亩收入在5000元以上则效益最高的模式，比单种两季稻经济收入翻两翻。
早稻——荸荠模式。栽季早杂交稻，一季晚荸荠，早稻亩产425公斤左右，荸荠一般亩产1500公斤。
棉油套种。用稻田春秋种棉花，在棉花地中套种油菜，比菜双季稻亩增收200-300元。
冬季农民一般习惯种植油菜或绿肥，油菜籽亩产75-100公斤，绿肥鲜草亩产2000公斤左右，效益都不高。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摸索提高效益的栽培制度，形成了冬季作物搭配模式：早熟晚稻田或种植包菜、小白菜、菠菜、大蒜等耐寒蔬菜。
第四节水稻栽培新技术
旱床育秧技术。上顿渡镇从1994年开始改革育秧方式，推广应用酸土肥进行旱床育秧。所育旱床秧苗，白根多、秧苗壮，栽到大田早生快发，穗大粒多产量高，一般亩产比湿润育秧苗增产10%以上，酸土旱床育秧虽对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起了很大作用，但农民用酸土育秧，认为较麻烦，又不愿意增加投入，所以推广面积逐年下降。
塑盘育秧抛栽技术。1997年推广应用抛秧技术。早稻抛栽田平均亩产405公斤，比手插田亩增29公斤，增幅10.5%，一晚抛栽田平均亩产482公斤，比手插田亩增46公斤，增幅12.2%，二晚抛栽田平均亩产448公斤，比手插田亩增42公斤，增幅11.4%。
壮秧剂育秧技术。用壮秧剂育出的秧苗矮壮多蘖，具有很强的增产潜力，与旱床育秧和塑盘育秧抛栽相配合，更能发挥节本增效的优势。
多效唑施用技术。多效唑是一种施用后能使作物秧苗粗壮矮化、分蘖多的化控药物。上顿渡镇1988年开始推广，由于浸种育秧施用了多效唑后，种子发芽整齐，秧苗矮化、分蘖多，增产幅度5-8%，因而多效唑施用量逐年增多，面积逐年扩大。
薄露灌溉技术。这是一种既节水又增产的灌溉技术，对水稻采取薄水灌溉，适用露田，即每次灌水田的水层在半寸左右，自然落干露田后再灌，露田程度根据水稻生育阶段的需要要求而定，改变了过去深水漫灌或长流水的传统方法。
第五节水稻病虫害
近十多年来上顿渡镇危害水稻的病虫有稻飞虱，纵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稻瘟病、纹枯病、细条病、白叶枯病、稻曲病、恶苗病等，种类繁多，危害程度不一，总的发生情况有三种，一是稻飞虱、纵卷叶螟、二化螟、纹枯病、稻瘟病分布广，危害大，发生相对稳定；二是恶苗病、白叶枯病分布广，危害大，发生忽多忽少；三是稻曲病、细条病、三化螟发生危害一般，但有明显扩大趋势。
稻瘟病的防治主要采用农药富士1号，五三不唑等，效果一般。
细菌性条斑病主要是用药剂防治。主要使用叶青双、叶枯宁消菌灵、施稻灵、叶青双外，绿乳铜等新药剂进行喷施防治，效果较好。
稻飞虱以药剂防治为主。主要是用叶蝉散撒施，扑虱灵，高兴龙、大功臣等药进行撒施防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防治纵卷叶螟。主要用杀虫双和甲胺磷，部分使用有机磷乳油，九十年代除用杀虫双和甲胺磷外，复配逐药使用面积不断扩大。
其他病害上顿渡镇水稻生产除上述病虫害外，发生比较重的还有纹枯病和白叶枯病。纹枯病是广普性病毒，而危害严重，发生非常稳定，白叶枯病发病不稳定，以1987、1996、1998、1999五年发病较重，1998年发病面积最大，造成严重减产，少数田块颗粒无收，其他年份发病较轻，经过防治对产量影响不大。
农田化学除草稻田除草，上顿渡镇农民历来采用双膝跪泥，双手耘草的落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极低。为了让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解脱出来，农业局植保站农技人员于1984年着手引进化学除草技术，进行稻田除草试验，除草效果很好。1988年开始推广应用，1996年以后，水稻除草剂改用稻草畏、乐草隆和精克星等，旱地除草仍用盖草能。
第六章旱粮
上顿渡镇早粮作物主要有红薯、大豆、蚕豌豆、玉米等。
第一节红薯
红薯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作物，不论肥地、瘦地、沙、泥地都可以种植，而且种植的时间也很长；春薯在4月下旬到5月间栽种。夏薯在麦类、油菜等作物收获后插。秋薯在早秋作物如早稻、早大豆收获后种，当年收藏。由于红薯的生长期较长，只要温度条件适合，直到收获仍然不断的吸收养分，继续生长。因此在整个生长过程中追肥都有增产效果，也由于春、夏、秋薯的生长期短有别，所以产量也有明显的差异，一般的亩产都在1600-2500斤之间。
除了红薯以外，上顿渡镇栽培的薯类还有马铃薯（又叫洋山宇、萍宇、土豆、山药蛋等）和脚板薯（又名地瓜、凉薯等）两种。马铃薯是1957年从东北引进来的一种生育期短，适应性广，产量高，用途广的茎作物。一般是在晚稻收获后在冬闲田中种植，也有的与蔬菜实行轮作。品种有庐山的麻皮种、弋阳的温州种等。一般亩产在1500-2000斤左右。
第二节大豆
豆类作物古称“菽”，据考证，在殷圩甲骨文上已有大豆的记载，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小苑篇中就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之句，菽就是大豆，足见三千年前，大豆就是重要的栽培作物了。大豆的用途很广，它含有30-40%的蛋白质20-24%的脂肪及30%左右的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价值很高。上顿渡镇人民一向以大豆制成多种豆制品作为副食品，豆鼓油、豆豉、豆皮都是比较著名的豆类制品已有数百种，榨过油后的豆饼含有43-46%的蛋白质，可制造味精、酱油等食品，也是牲畜的精饲料和优质肥料。大豆的秆、荚皮、叶子可作燃料、造纸原料或经过粉碎作饲料。亩产一般80-100公斤。
第三节蚕豌豆
上顿渡镇蚕豌豆种植虽有悠久历史，但一直是作蔬菜食用，食星种植，面积很少，产量也低。1999年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大力改革耕作制度，政府号召发展高效作物，大面积推广种植蚕豌豆，因而蚕豌豆种植面积有所扩大。
由于种植面积较小，用途较窄，区内蚕豌豆栽培以地方品种为主，蚕豆主要有抚州蚕豆，分青皮和白皮两种，还有蔬菜豌豆和谷实豌豆二种类型。蔬菜豌豆又称花白豌豆，分枝多，抗逆性强，茎叶茂盛，粒型小，皮皱缩，多作饲料和绿肥用。
第四节玉米
玉米有玉蜀黍、苞谷、苍粟、棒子等别名，为粮饲兼用型作物。临川的玉米种植，在清代《抚郡农民考略》（1930年）就有记载。建国后，因受“以粮为纲”影响，玉米只是零星种植。上世纪80年中后期，为了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补充饲料来源，政府要求扩大玉米生产面积。玉米种植面积有所扩大。后因东北玉米大量进入冲击区内市场，本地产玉米由于投入高，售价比外地调进的也要高，农民认为种玉米不合算，因而种植面积从1988年大幅度减少。
第七章经济作物
第一节棉花
上顿渡镇棉花种植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本地主要高效经济作物。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人们的衣着被垫，有90%以上是棉纤维制品，棉籽可以榨油，既可食用，还可为工业用油。榨油后的枯饼，可作饲料，棉秸可作燃料，秸皮可做造纸原料。
中国虽然有悠久的植棉历史和广阔的宜棉地区，可是过去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棉花生产不论是产量和质量都是非常落后的。解放后，党和政府把增产棉花列为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之一，采取了一系列的奖励植棉政策。使棉花生产获得了颇为迅速的发展。
上顿渡镇引进棉花品种很多，解放初期全乡种植的都是临川土棉，到1953年才先后引进岱字15号，彭泽1号，多铃棉，澎泽4号，鄂光棉，沪棉204，沪棉472，徐州142号等良种。棉花生产虽有一定的增长，但产量还是一直低而不稳。亩产一般40-60公斤。
1991年随着全国棉业市场回升，发展步伐加快，种植面积扩大，并以泗棉2号，徐州142等良种。1995年为主栽品种，上顿渡镇列入植棉乡镇，全面实行“水”改旱植棉栽培技术，重点推广了泗棉3号原种和杂交一代良种以及营养钵育苗、助长素化控、配方施肥等技术。1999年因国内棉花市场疲软，全国棉纺企业减乱员压绽，皮棉价格下跌，临川大幅度调减种植面积，上顿渡镇不再是植棉乡。第二节麻类——（黄麻、红麻、苎麻）
上顿渡镇生产的黄麻和苎麻，主要是利用其茎部的韧皮纤维。黄麻纤维吸湿性强，最适合制造包装用的麻袋、麻布，也可以制绳索和造纸。苎麻纤维长而细美，拉力强，可以纺织花细布，飞梭翼布，帆布，制造绳索，鱼网和高级用纸。
上顿渡镇栽培和利用麻类的历史悠久，时至今日还可以找到不少的野生种。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麻类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显著的提高，黄麻的种植，一般都采取轮种制度，或水稻收获后种冬作物，次年春翻后种黄麻，收获后又一季萝卜、冬作。或在棉田套种子，次年春翻后种黄麻，黄麻收后种萝卜或冬作。还可以即草子翻耕后播种黄麻，收麻后种萝卜，收萝卜后冬种麦类，收麦后播种大豆。黄麻的品种多，有火麻上犹一撮高（本省农家品种）、解放初期引进的“印度长荚种”，和1976年从广西引进的红麻种等。
第三节西瓜
上顿渡镇西瓜种植历史不长。据《抚州府志》记载：抚州最早的西瓜也是由西域传入。江西省农牧渔业厅编《江西蔬菜品种》记载“……临川的抚州西瓜有千年的栽培历史，它的特点是耐储藏运输、晚熟，供应期长”。《临川县志》记载“抚州西瓜，又名抚州雪瓜，宋已引入种植，因瓜瓤爽口、汁甜纤维少，曾与河南开封西瓜，安徽风阳瓜，浙江平湖瓜齐名，宋时赞其为冷比霜雪甘比蜜，一次加口沉疴痊”。1940年《江西农书》记载：“临川西瓜久负盛名。主产地为县之东边，绵亘百十个村庄，种瓜面积为173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抚州西瓜是全国著名的地方传统品种，几次中央庐山会议，抚州西瓜曾是席间珍品，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赏。抚州西瓜中有抚州金包银西瓜、六十年代引进马兰瓜试种，八十年代初引进新澄一号西瓜试种，1986年先后引进新红宝、新优二号、京欣1号、郑杂5号等优良品种，1995年又引进聚宝一号，金钟冠龙等新品种2号，而有籽西瓜聚宝一号被新红宝取代，九十年代末无籽西瓜以黑蜜二号，有籽西瓜以聚宝一号、西农11号为主栽品种。近年来又引进无子西瓜黑蜜5号，有子瓜特大新红宝，郑杂七号，花兰仔5号等优良品种。近10多年来，上顿渡地区部分农民种植少量西瓜自食为主。
第四节甘蔗
上顿渡镇过去种糖蔗主要是台湾108、134和东爪哇3016、2828和赣蔗1号、14号、16号等品种，近年来种果蔗主要是红皮果蔗、白皮果蔗、黄皮果蔗、拨地拉福建果蔗一号等品种。种植面积较大，基本上每个农户都有种植。
第五节烟叶
1987年以前，上顿渡镇烟叶生产比较滞后，只是农民零星种植晒烟制作黄烟。1991年县政府号召农民大种烤烟，并成立烟叶生产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组织领导烤烟生产工作。1994年后烟农种植烤烟效益不高，面积迅速减少，晒烟逐渐停止种植。从1998年全镇就未大面积种烟叶，结束了大面积种植烟叶的历史。
第六节蔬菜
上顿渡镇蔬菜种植过去主要是解决自食蔬菜，投入市场量很少，以后逐年扩大种植面积，投入市场的蔬菜量大幅度增加，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蔬菜生产速度加快。县市合作后，市委、政府解决猛解的城市居民菜蓝子问题，决定在七个乡镇建立商品菜生产基地，面积8000亩，其中上顿渡镇的鹏溪、洪塘、春光、黄邓5个村1000亩。为抓好商品菜基地建设，1996年市政府下发了《临川市8000亩高产蔬菜基地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各基地按照方案，组织菜农认真实施，1997年七个商品基地面积扩大到1万亩，上顿渡镇增加1000亩。湖南以大棚种植反季节菜为优势，对促进蔬菜产业化起了积极作用。
上顿渡镇至今，蔬菜种植品种有150余个，并常有名特优新品种更换，常年均衡上市的有近40个品种。1987-1990年引进推广大白菜、杂交辣椒和地瓜三个品种。1990年年四年间引进推广西红柿、天津黄瓜、甜竹笋、韭菜等品种。1993-1995年引进木耳菜、西洋芹、生菜、西葫芦。1996年引进结球芥菜、结球生菜、湘研九号辣椒。1997年引进苏粉2号秋蕃茄、汴椒晚辣椒。1998-1999年引进紫花白、脱毒马铃薯、湘早茄、芸豆、笋瓜、独根韭、苏粉二号西红柿、白玉春萝卜。2000年引进人参果、紫背天葵、蝶心南瓜、台湾洋姜等品种。
上顿渡农民在实践中总结出经济效益好的有三种种植模式。（一）纯菜型：1、春茬早熟茄果菜或喜温性叶菜——网膜双覆盖栽培早包菜、花菜、芹菜、西芹、菠菜等秋菜——露地生产耐寒蔬菜；2、早茬早熟瓜豆菜——短期叶菜——秋茬或冬春茬茄果菜或喜温菜。（二）苗、菜型：1、早熟茄果或瓜豆——露地耐蔬菜——茄果蔬菜育苗；2、早熟瓜豆菜或喜温的叶菜蔬菜；木耳菜等——网膜双覆盖进行秋甘兰、花菜、芹菜等秋菜育苗——秋延后茄果菜。（三）间作型：棚内茄瓜果豆行间套种胡萝卜、菜、苋菜、小青菜、青菜。春黄瓜架下套种豇豆、春蕃茄架下套种冬瓜等。
第七节水果
上顿渡农民，历来以种植柑桔为主，兼种桃、李、柿、板粟等，后又引进葡萄、油柰、布朗李等新品种栽种。
1996年初，临川市委，市政府为进一步把果业做大做强，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林果业”生产，实现“在山上再造一个临川”的决定，因而全市按照优化资源配置，建立高效果业带，实行区域化市局方略，建立了四片一区新格局。上顿渡镇在兴建果园中，调整优化名、特、优稀水果种类的品种，增加科技含量，推广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搞活果业经营，并动员了社会力量和机关单位参与果业开发，从而推动了水果生产健康向前发展。
诗谜答案：一、森。二、姓名。三、不堪入目、一窍不通。四、落第。八章油料作物
第一节油菜
上顿渡镇油菜主栽品种，历史上是以芥菜型、白菜型、本地土种油菜品种为主，如甜油菜、苦油菜、辣油菜等，一般都抗性差、产量低、混杂退化严重。上世纪五十年代引进湖北甘兰型“浠水油菜”和甘兰型“胜利油菜”品种，六十年代又引进安义“甜油菜”和“胜利52”油菜品种，逐步更换原农家传统品种，种植面积较大的是胜利52品种。七十年代先后引进甘兰型“西南302”、“川油3号”、“川油9号”、“秀油1号”、“赣油1.3号”等，种植面积最大的是西南302，该品种株型高大、结荚多而密、产量高，单产比“胜利52”油菜高10-15公斤。1980年引进“8002”、“8003”低芥酸油菜品种。1986年引进“中油821”。1987年引进“秦油2号”。1988年引进“万油17”。1992-1994引进“中双3号”、“中双4号”双低油菜和“湘油13号”。1996年从四川引进早熟低芥酸油菜“川油早优1号”、“川油11号选”。1997年又从引进双低油菜“中油119”。到2000年，境内油菜主栽品种有中油821、湘油15号、万油17号、秦油2号、赣油12号、中双4号、川油早优1号、川油11号选等，以中油821栽培面积最大，中油119占有一定的面积，该品种株型紧凑，荚果大而密，单产比较中“油821”高出10-20%，出油率高达40%以上。
第二节花生
我国最早栽培的是龙生型小子花生，明末清初，多次从“西国”、“海上诸国”引进过南美洲的花生。上顿渡的花生也是从此开始种植。
花生在上顿渡镇栽种的面积并不大，只是在红壤旱地和缺水灌溉的稻田栽培。四月上中旬播种，八月上中旬收获，亩产80-100公斤。
第三节芝麻
上顿渡镇芝麻，多在丘陵红壤旱地种植，一般以夏芝麻为主，多在夏收作物收获后种植，产量都比较低，一般亩产只40-50斤，最高的也只有80斤左右。种植者极少。
第九章畜牧业
第一节畜禽种类及品种
上顿渡镇养的家畜禽种类主要有猪、牛（包括水牛、黄牛）、羊（主要是山羊、绵羊极少）兔、狗、鸡、鸭、鹅、蜂等十余种，并以猪、牛和鸡鸭养殖数量最多，后又先后引进鸽、山鸡、鹌鹑等飞禽饲养。
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上顿渡镇以饲养赣东花猪品种之一的南门花猪为多数，因其体色为黑白相同的花色，又出产于抚州南门，所以有南门花猪之称，其中型外貌是头大小适中，额较宽，皱纹较多，面微凹，耳大下垂，繁殖性能较强，由于逐渐与外来良种猪杂交，现在南门花猪纯种已找不到了。目前，饲养的多为赣东黑猪与外来良种猪的混杂种。赣东黑猪被毛黑色，体型中等，头颈较短，额宽稍凹，耳向上伸展，背腰平直，腹大而不施地，臀尖而稍长，成年公猪体重120-140公斤，母猪110-120公斤，与外来多种良种猪杂交都有明显的杂种优势。1987年引进美国的良种公猪约克夏与本地母猪杂交，杂交一代具有生长快、身长，体大脚高，皮毛白色等特征，一般能长到300公斤以上，后又引进瘦肉型良种公猪长白、杜洛克等猪种与本地母猪杂交，逐年提高了境内生猪瘦肉率。
牛：黄牛以本地临川黄牛为主，广昌黄牛也有少量分布，水牛以江西湖滨水牛为最多，有少量的黎川水牛。临川黄牛体型中等，毛色多为黄色和褐色，黑色和红色较少，肩峰发达高耸，鼻镜、蹄后角多呈黑色。湖滨水牛体型适中，耐粗饲料，温和，抗病力强，体质健壮，骨骼粗壮，毛色为深灰或淡灰色。从1978年开始，先后引进肉用体形大的海福特、夏洛来、西门塔耳，和产奶性能好的辛地红、黑白花、幺拉等国外优良的肉用、乳用及肉奶役兼用品种，用这些品种公牛的冷冻精淮与本地母牛进行人工授精配种杂交改良，生产出的杂交牛体型增大，役力增强，产肉、奶量增多。
鸡：本镇饲养的多为本地麻鸡，少数罗斯鸡。本地麻鸡外貌有粟色和花色两种，蛋壳黄色、壳厚，蛋质鲜美。罗斯鸡具有体型大、产蛋大而多等特点，这些地方鸡种都未进行选育，仍处于自然繁衍状态。随着养禽业的兴起，特别是全价配合饲料的应用，各地先后引进了罗斯蛋鸡、依沙褐鸡、从肉鸡、泰和丝毛乌骨鸡和崇仁麻鸡等卵肉专用品种，以崇仁麻鸡饲养量最大。
鸭：多为本地麻鸭，又称水鸭和泥鸭。还有番鸭，又称胡鸭、红面鸭，是肉蛋兼用型品种，用公番鸭和本地母麻鸭交配，生长快，但无繁殖能力，专供肉用的骡鸭。农户私养的鸭多为肉用鸭，专业户群养的鸭多为蛋用鸭。从外地引地的优良鸭品种有福建龙岩麻鸭、浦田黑鸭、浙江绍兴麻鸭、江西农科院培育的TR蛋鸭和北京鸭、法国玉鸭、广西双魅头鸭等品种，但因受综合性能或本地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的影响，几乎都未能形成繁育群体。
鹅：本以前以饲养本地鹅为主，成年鹅体重只有4-6公斤，后引进兴国灰鹅，丰城灰鹅、莲花白鹅等大体型鹅种饲养、但只是引进，也未形成繁殖群体。
第二节家畜饲养
上顿渡镇家畜饲养以猪，牛为主，旧时饲养数量极少，多限于富裕之家。
上顿渡农民过去养猪是为积肥，同时解决自食肉的问题。农民养猪曾流传一句俗话：“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意思是养猪积造肥料肥田。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农民口粮标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提高，所以生猪生产发展较快。六十年代初，因为连续受了灾害，吃食堂和极左思想的影响，生猪数量平均只以3.5的比例递增。除了1970年大抓了一下集体养猪，号召“四级办场、五级养猪”形式上出现了一次高峰外，实际上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把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来批，限制家畜家禽的发展。1980年以后，随着党对农村实行经济放宽政策和推行各种生产责任制，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又大大调动起来了，尔后又取消了派养派购，农民的猪可自宰自售，肉价随行就市，生猪的发展更快。
生猪饲养：绝大部分是养壮猪（肥猪）为主，近年来发展养老母猪，繁殖良种，饲养生猪饲料，以大米为主要精饲料，辅以稻糠和各种青杂草，水浮莲，水胡芦等。
目前，养猪业逐渐成为上顿渡镇农业生产的支柱产业。1990年年临川被列入国家“星火计划”的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建设项目，上顿渡镇实施《大面积推广养猪生产综合配套实用技术》，全面推行“四化”、“四改”、“二防”、“一旱”饲养技术，即母猪良种化、公猪瘦肉型化、肉猪杂种化、配种人工授精化；“四改”即改单一饮料为配混合饲料，改“吊架子”育肥为“一条龙”育肥，改熟喂为生喂，改放养为圈养；“二防”即预防传染病，预防寄生虫；“一早”即仔猪提早补料，同时推广应用深缩料“宝丰牌871”和预混饲料饲养，生猪饲养周期缩短，养猪效益不断增加，因而农民养猪积极性高，涌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养猪专业和养猪场，加上广东、福建销售市场看好，增长步伐加快。1995年以后，饮料价格不断上涨，生猪价格下跌，养猪日趋亏本，农户养猪积极性受到挫伤，加上上顿渡、广西等省生猪大量涌入广东、福建等市场，境内生猪外销市场不断萎缩，致使境内生猪饲养量逐渐减少。
耕牛饲养，1981年后，责任田到户，耕牛饲养分散，多至七、八户共养共使，多由机耕代替，牛的饲养不受重视，大部分农民备有或雇请机耕。
牛是农家宝。从耕牛的发展情况来看，上世纪五十年代平均每年递增1.9%，从1960年以后，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经济管理制度上的某些缺陷，饲养工作缺乏一定的经验和措施，加上水利设施不断改善，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粮油加工机械的逐渐普及，以往用以车水、碾米、榨油等方面的牛力，逐渐地被机械动力所替代，所以在六十年代的耕牛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第三年递减8.4%，七十年代虽然有所好转，但每年还是递减2%。1981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耕牛分到户上饲养，加之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牛肉的价格大幅度的提高，改变了历史上牛肉价低于猪肉价的旧状，一跃而为牛肉价大大高于猪肉价，养牛不仅可以耕田，而且可以育成肉用牛上市卖牛肉，经济价格提高了，从而耕牛数量又开始回升。但目前又已下跌，多数农户已不再养牛了。只有少数专业户饲养。
第三节家禽饲养
本镇家禽饲养主要有鸡、鸭、鹅三种。据调查1983年上顿渡家禽饲养量为48，214只（其中鸡36，120只，鸭12，094只），超1958年历史最高水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府为了加大对家禽生产领导力度，提出“小家禽，大产业”的发展思路，着手建设崇仁麻鸡和水禽养殖两大生产基地，因而带动了家禽发展的步伐。1993一1994年实施产业部下达的“稻谷型优化配合饲料及蛋鸭饲养应用技术”丰收计项目，为大面积推广优良蛋鸭，改良抚州麻鸭品种起到示范作用。1993年后，又先后推广应用人工授精改良品种、地方麻鸡大棚散养和全价饲料喂养等实用技术，促使全乡家禽发展加快。1997年以后饲料价格上涨，喂养投入增大，不少养禽专业户出现亏本，因而养殖专业户逐渐减少，家禽生产出现滑坡，到2000年饲养量基本稳定。第四节兽医防疫
一、疫病流行情况
上顿渡镇牛的传染病有炭疽、气肿疽、牛瘟等；猪的传染病有猪瘟、猪丹毒肺疫等，家禽的传染病有：鸡瘟、鸭瘟、鸡痘、禽出败等。疫病每年均有发生，流行面广，死亡亦很严重。疫病流行季节大都在春夏之交，农村有句谚语叫：“葫了上了棚，痘猪肉吃不赢”。也有在秋冻时流行的，如耕牛流行性感冒，一般在每隔三、五年成周期性的流行，耕牛炭疽病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发生，耕牛气肿疽其流行区域大多在沿河一带，家禽的疫病多发生在春未夏初或秋未冬初，特别是鸡瘟流行时，有的乡村的鸡群甚至瘟光。
畜禽的寄生虫方面，猪有蛔虫、结节虫、鞭虫、鄂口线虫、肺丝虫、姜片虫、辣头虫、胃虫、毛园线虫、双管饱氏线虫等。牛有蛔虫、结节虫、捻转胃虫，古拍线虫、仰口线虫、肝片吸虫，前后盘吸虫、莫尼茨条虫、球虫、胰阔盘吸虫、锥虫等。鸡有蛔虫、毛细线虫、艾美球虫、棘结线虫、扭头线虫，有轮条虫、前殖吸虫等。
解放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贯彻执行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连年组织大面积的预防注射，大打防疫灭病的人民战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1964年上顿渡镇就基本上消灭了猪瘟。严重危害人畜健康的炭疽病、牛瘟等，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得到控制，连续二十多年未再发生。牲畜“五号病”（即口蹄疫）到1985年已达到消灭县标准。2006年又复发，部分养猪专业户死猪50%。其他如猪丹毒、猪副伤寒、猪气喘病、猪链球菌病，以及禽出败、鸭瘟等尚在零星发生。鸡瘟自1978的以来，开展大面积防治后，已控制在较低限度。此外寄生虫病经1981年以来的的全面驱虫后，也有所减少。近年来，出现新的疫病高致性禽流感。
第十章水产渔业
上顿渡镇地处宜黄、崇仁河下游，河道沟渠纵横交错，湖库池塘星罗密布，水面辽阔，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各种淡水鱼类和水产品养殖，渔业生产历来较发达，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尤其是近几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逐渐改变人放天养的传统养殖习惯，加大投入，推行名特优新品种和科学放养技术，加强渔政管理，全镇水产渔业生产实现快速发展。
近几年来，镇党委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模式，形成了村村有产业，产业有特色的良好势态。全镇近2000亩水面采取承包的形式，全部养上了鱼、蛙、珍珠和其他水产，人均增收230元。
第一节水产资源
上顿渡镇境内河流有宜黄河。宜黄河一般夏涨冬落，4月份开始起涨，6月份进入高峰，7月份开始下降，每年有9个月左右为捕捞季节。湖泊池塘，一般分布在村庄附近，接受光热条件好，水质服沃，水域底层都有沉积物，多富有浮游生物和其他可供鱼类作食料的生物，饵料丰富，适宜养殖。上顿渡镇临川历史上盛产的鱼类有鲤、鳙鲩（草鱼）、鳜、（桂鱼）、乌鱼、鲫鱼、鲇、鳅、虾等鲤于鱼族中最贵其赤色者，谓之金鲤。鳙、鲢、鲩为池沼中所养，岁取之九江鱼苗，川港稀有之”。据《江西年鉴》记载，除上述鱼类外，尚有“白鱼、宗鱼、棍子鱼，榈刀、篾骨干、红火鱼、黄丫头”等。建国后经过3次水产资源调查，上顿渡镇内共发现鱼类37种，其中海淡水回游性鱼有：鲥鲚（凤尾鱼）、鳗（白鳝）等，多分布在天然水域；江湖半回游性鱼有：青、草、鲢、鳙、鳊等，多分布在水库和湖泊、池塘，湖泊池塘定居性鱼有：鲤、鲫、乌、鲸、团头鲂等。从经济意义看，主要经济鱼类有鲤、鲫、鳊、鲢、鳙、草、青、鳝、鳜、鲴、鲚、鲥等，其中以鲤、鲫鱼类产量高，占渔捕量50%左右，是捕捞的主要对象。一般经济鱼类有翘咀白、红鲳白、鲶、鳟、鳗、鳝、鳅、光头鱼等。经济价值不大的小型杂鱼有：船钉、马口、黄尾、旁鲅等。介类主要有龟、鳖（又称脚鱼、甲鱼、团鱼、水鸡）、蚌、蠙（即蚌珠，现称三角帆蚌），鲮鲤（穿山甲）、螺（塘中为青螺等。田中为田螺经水产资源普查，上顿渡镇等地较大内港发现大量皱纹冠蚌和三角帆蚌（即古谓之“蠙），每年捕捞万斤以上，是淡水育珠的主要资源。菜类有莲、藕、菱，（有土菱、红菱、角菱，后两种是1975年从浙江嘉兴引进的），欠实，荸荠、茭笋和水浮莲（1955年引进）、水葫芦、泡泡草（1975年从浙江萧山引进）、红萍、绿萍等。以上水生植物，各地都有分布，荸荠是上顿渡盛产。
第二节渔业生产 上顿渡镇渔业生产历史悠久，从天然鱼类捕捞到人工养殖，从盲目捕捞到计划保护，从渔业生产到其他水产生产。在长期的渔业生产实践中，创造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渔业生产从经营方式看，可分捕捞渔业和养殖渔业。捕捞渔业以天然水域的天然水生动物为劳动对象，但产量受天然条件和季节性的限制。人民在长期的捕捞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捕鱼法：一是掌握鱼类习惯进行捕捞；二是利用响声驱鱼而捕；三是利用鱼类趋光性诱捕。据载，清朝时期有：“夏日以羊或猪的尿泡吹胀，放入萤火虫数百枚，仍缚包口，系于罾之网底，鱼群各奔其光，聚而不动，捕之必多”的诱捕法。捕鱼的方法有网捕、钩捕、禽（鸬鹚）捕、装捕、药捕（含炸捕）、电捕和干捕数种，以网捕使用最广，数量最多。网有撒网、丝网、罩网、罾、扯网等。过去网具均用麻绳编织，用桐油加固。从1960年开始改用尼龙线，尼龙丝编织，并逐步用锡坠子捕捞。历代使用的网具有如下几种：第十一章临川区农业局
临川区农业局认真贯彻中央、省委一号文件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以提升农业科技含量为举措，着力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经营，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做出重要贡献。
一是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全区粮食总产稳定在60万吨以上，2004年至2008年连续五年被国家农业部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区）光荣称号。二是跑项目争资金成效显著。近几年来，争得国家项目资金先进单位。三是农业科技得到全国推广和应用。初步统计，改革开放30年，共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新成果168个，其中20个项目获得省部级奖，53个项目获市厅级奖。四是农业产业化工作成绩骄人。全区拥有省级龙头企业6家，市级龙头企业38家，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42家，拥有1个国家名牌产品、7个省级名牌产品，2个绿色食品证书，15个无公害农业产品，龙头企业实现年产值近18亿元，带动全区和周边16.9万农户参与经营。2006年、2007年农业局产业化工作被评为全市第一名。
第十二章临川区林业局
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近30年，临川区林业局在临川各届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先后实施了“灭荒”造林、“在山上再造一个临川”和“跨世纪绿色工程”等林业发展战略，极大地推动了林业的发展，初步扭转了森林资源持续下降的局面，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双增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林业建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相继作出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为新世纪林业抢抓新机遇，谋求新发展，再创新辉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加快林业生态建设，实现我区林业的跨越式发展，更好地指导今后五年工作，特制定本区林业“十一五”发展规划。
主要建设成就
1、林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十五”期间，我区以林业重点工程造林为主，其它造林为辅，大力植树造林，共完成造林面积28.16万亩。通过实施以“长防林”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等生态工程，林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五年来，共完成“长防林”工程2.6万亩，退耕还林工程10.56万亩。这些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与大面积的面上造林绿化相配套，构建了我区森林生态体系建设框架。截至2004年，全区有林地（森林）面积达97138.2公顷，森林覆盖率达38.96%；活立木总蓄积量181万立方米，比“九五”期间增加43.4万立方米。由于大力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我区森林资源生态功能显著增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为减轻自然灾害，改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条件，保持我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发挥了主导作用。
2、林业产业逐步壮大。“十五”期间，我区林业产业化经营得到了长足发展，先后实施了速生丰产林基地、油茶丰产林基地、毛竹丰产林基地等一批集约经营的商品林业建设项目，其中建设杉木速生丰产林基地5万亩、油茶丰产林基地5万亩、毛竹丰产林基地6万亩。兴办了一批以森林资源为依托的木竹经营加工企业。林业生产的基地化、规模化、产业化程度逐步提高。与此同时，我区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拓宽产业发展领域，以金银花、黄栀子为主的林木药材和花卉苗木等基地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十五”期间，我区共发展黄栀子基地面积6.2万亩，金银花产业从无到有，现已发展基地面积1.5万亩，花卉苗木生产基地从“十五”初期的不足200亩发展到如今的2万余亩，培植花卉苗木专业大户30余家，建立了从云山沙子岭到腾桥的“百里花卉长廊”，我区花卉苗木的产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效益凸显，在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绿色消费需求的同时，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较好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林业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林业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我区经济新的增长点。
3、林业支撑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为保障林业事业快速健康发展，“十五”期间，我区进一步加强了林业支撑体系建设。一是森林公安、木材检查站等林业执法体系初步完善，基层森林公安派出所2个，在职在编森林公安干警19人；木材检查站3个，其中省批公路木材检查站1个，在岗人员27人。二是基层林业工作站得到稳定发展，现已建立基层林业工作站11个，在岗人员192人，工作站人员工资和经费全部纳入区财政，列入年初预算，有效地稳定了基层执法队伍，为维护森林资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三是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林业科技推广工作。完善了技术推广站及基层林业工作站的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形成了区、乡、村三级林业科技推广体系。
1983年以后，随着农村新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生产责任制的进一步调整，重建乡、镇机构，取消人民公社组织，选出“四化”干部（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科学化）担任各级基层领导，发展商品经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空前高涨，农业产品质量大幅度增加，1984年曾一度发生卖粮难的新问题。（粮食产量超过了当时的仓储量）。 农村形势变好了，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多了，从1993年开始农民负担加重了，虽然党中央一年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1号红头文件，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农民负担有增无减，到新千年初的2003年，10年中农民负担加重了六、七倍。农民不堪负重，一些地方发性群体恶性事件，地方政府虽采取措施，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但效果不大，二、三年后农民负担又反弹，而且越来越重，农民种田积极性受到空前的打击，农业生产、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出现新的倒退。报载农民收入不是年年增长，有好几年是负增长。 新世纪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发展由高峰到低谷，根源在党的“三农”政策得不到落实，写在纸上，没有具体的东西，农民没有得到实惠，相反“减负”越减越重，种田无出路、种粮不合算，不少农民外出打工，弃农经商，田地荒芜无人管，粮食生产连年滑坡，国家库存粮食一年比一年减少，日子愈来愈不好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调动农民种田、种粮积极性。2002年实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20%以上；2004年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多予”就是农民种田，国家给钱，采取直补（直接补助到户）政策，种植粮食按复种面积计算，每亩补贴20元；种植优良品种（按早、晚稻）每亩分别补贴10元、15元，购买农机还可得到补贴，后来，又增加多项补贴（柴油、化肥、农药，直补到户），农民年年得到国家直接补贴，由2004年每亩34元，2008年增加到每亩125元。“少取”，就是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费，包括“两工”（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只能收一事一议每人20-30元。同时，2004年减少农业税费三个百分点，减轻负担43%。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我国农村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到2006年已成为历史。“放活”就是制定粮食最低保护价，允许农民自由交易粮食，不受政策干预。允许农民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允许、奖励农民根据自己的特长，承包或转包耕地，进行大片经营。“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种粮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又得到空前飞跃发展，农业增长，农民增收，全国农村出现一派喜气洋洋的大好形势。“多予少取、共产党恩重如山；减负增收、总书记情深似海。”“‘三农’政策暖人心，千古一帝看今朝”，广大农民从内心发出肺腑之言，歌颂共产党，赞扬胡锦涛。 电视新闻报道，农业部估计，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又是一个丰收年。至2004年国家实行“多予、少取、放治”惠农方针政策以来，我国粮食连续六年增产，也是近40年来连续六年增产。第一章土地所有制的改革 上顿渡镇自古以来是个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这里的每一寸肥沃的土地，都是贫苦农民世世代代辛勤开垦，用血汗灌溉出来的，但是在长期的封建制度统治的岁月里，绝大部分土地却为少数地主阶级所霸占。百分之九十九是作田农民，在旧社会里，只能种上百分之六十五的自耕土地，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被控制在地富手中，百分之五十贫苦农民，要靠佃田和以工代换牛力和一些主要农具来扶持生产，维持生活。农忙季节，为了换取牛和农具，先要给地富收好种好，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因此常常误了农时，佃种的土地，不是瘦田薄瘠，便是高租代佃，一待收割后，先得交清田租，所得无几，结果是多数佃农，放下禾镰没米吃。另一部分毫无耕种基础的穷人，就要靠长年累月打长工过活，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要靠雇长工耕种，富农多数要雇短工打帮。作田人家，田里出产多少，全要靠天，如遇自然灾害，毫无抗拒能力，收成无保障，产量提不高。有句俗话“世世代代作田，子子孙孙受穷”，正是千万穷苦农民吐出来的苦水。广大农民过着极其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头上三把刀，“租谷重、利息高、苛捐杂税胜牛毛”。这就是延续在上顿渡镇近代经济史上半封建社会里广大农民悲惨生活的缩影和史实。
第一节农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1926年10月中旬，在赣东农民运动委员会特派员钟赤心同志（兴国人）的指导下，就在县城成立了农民协会，接着又由南到北地发展组织，到1927年2月全县共有上顿渡等11个农民协会成立。不久，由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助长了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汪精卫集团公开哗嚷“联合反共”，对农民运动加以限制，这时大好形势，急转直下，生气蓬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也同时宣告失败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却又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特别是1946年，它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反革命内战以后，通货膨胀、物价猛涨、横征暴敛，抓兵拉夫，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广大农民生活苦不堪言。抗粮抢米之风，此起彼伏，无法遏止，使国民党政府感到“惶惶不安”，反动统治遭到沉重打击。
“雄鸡一唱天下白”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残兵败将溃不成军，1949年5月9日，临川解放了，临川的黑暗统治和广大贫苦农民昔日的“生命无保障、生活无依靠”的苦难日子将一去永不复返了。上顿渡人民重见天日，欣喜若狂。他们说：“我们早也盼，晚也盼，到底盼到天亮了。”
第二节农村阶级的构成和土地关系
临川解放不久，中共临川县委就遵照江西省委指示，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和生产救灾运动，帮助农民战胜困难，恢复生产，安排生活，建设家园。通过双减及以工代帐，生产自救等运动，基本上帮助全乡所有缺粮户解决了春荒困难，使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有了着落，对上顿渡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解放初期的严重困难克服了，但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改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是因为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存在。在旧社会的农村，阶级的构成主要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中包括封建地主、半封建地主，以及半地主式的富农（虽然他们自己或雇佣劳动经营土地，但又出租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同进往往又放高利贷或租人一些别人的土地经营，所有这些都带有封建剥削的性质）。地主当中，又分收租地主，经营地主和半地主（富农）三种类型。农民阶级中，分为中农、贫农、雇农。
收租地主——一般地租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而不参加劳动者。
经营地主——主要是靠自己所经营的土地上的收获物来维持生活，这种收入占他们的总收入的50%以上。土地经营者主持农业生产，雇用农业工人，指挥耕种，但是自己不劳动，靠剥削雇工而不是靠剥削佃户来取得收入。
富农——既有经营地主剥削雇工的特点，又有收租地主出租多余土地的特点。经营方式则较经营地主为进步，因为自己参加劳动，但又剥削雇工，其剥削量占总收入量的25%以上，属于是半地主、半农民的阶段。
中农——包括富裕中农，是农村小资产阶级，他们约占农村人口的30%。他既不剥削别人，也不被别人剥削，唯其中的富裕中农有轻微的剥削，如农忙的雇用短工等。
贫农——是农村半无产阶级，自己所有的土地不够维持生活，要租种一些土地或出卖劳动力，或从事一些副业劳动如木匠、篾匠、石匠或小贩等，以补生活上的不足。
雇农——是农村的无产者，自己没有土地，上顿渡地区雇农的数量略地主少些，贫农和雇农合计约占农村人口的70%。
第三节农村土地的租赁关系 租赁关系就是土地占有者和土地经营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旧社会的租赁关系是最落后的封建或半封建的租佃关系。地主和富农在他们霸占的大量土地中，除小部分自己经营雇工剥削外，约有80%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这种租佃关系，就是向农民榨取苛重的封建地租，它不仅攫取农民的剩余生产物，而且还要剥削必要的劳动一部分，侵犯了农民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必要劳动的产品。顾炎武《日知录》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耕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七八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耕作，一亩之费可一昏，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食者。”用句简单的民谣就是：“禾镰挂上壁，家里无米吃”。 上顿渡解放前地租类很多，但主要有三种：一是包租，又叫“定租”。虽然不会被随便夺佃，但是每年的租额却是固定的，不论丰收欠收，佃户都要按租额全部交足。包租一般以稻谷为计算，也有折交豆、棉的。由于地肥瘦不同，租额从稻谷一石到二石不等，约占正常年景总产的一半左右。有的地方这种“永佃制”又分田底和田面两部分，田底就是土地的所有权，田面就是土地的使用权。有些地方田底和田面可以分别出专门出卖或转让给不同的人，从而产生了地主与佃户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二是分租，又叫“活租”。这是一种“分益制”，它是根据土地的收益量和主佃双方约定比例分配农业生产物，分租的办法是：地主不劳动，只出土地，所需种子、肥料、劳力全由农民负担，分配的比例有四比六、五比五等，甚至连稻草也要按比例分配。三是预租，又叫“先付后种”。这是一种“典租制”。农民种地主的田，要预付一年到几年的地租，贫苦农民没有钱交预租，只有借债，就要先受高利贷的剥削，而地主取得预租后，又可获高利贷，对农民进行双重剥削。
地主阶级为了加强对农民的压榨，还搞了不少额外剥削的花样，大致也有三种：一是实物押租。农民为了取得土地租佃权，要先向地主付一定数量的钱或粮，作为“押租”。如果年终交不出租，地主就扣押租。二是虚田实租。地主以不足一亩的土地租给农民，却要按一亩计租。有的只有七八分地，也要农民按一亩交租。三是大秤大斗。这是地主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收租时用大秤大斗比一般的每石要多收10—15市斤左右。
贫苦农民在封建地租的重压下，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不得不向地主、富农和奸商借债，遭受高利盘剥。有的地主、富农和奸商，乘农民在青黄不接急于用粮或用钱时，强迫农民把即将成熟的稻麦等作物低价出卖，即所谓“卖青苗”，有的便借机“放债谷”，出借稻谷一担，借期不到两三个月，就要还一石五斗，十个月到一年的还要还二石。有的小斗出、大斗进。剥削特凶的是“印子钱”，一般借4一6个月，就要对本对息，还正如地主阶级所赞颂的“钱赚钱，没有边”。农民一背上这种高利贷，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一辈子不得翻身。
黄莲苦，比不上农民的生活苦，蛇蝎毒，还不如地主的心肠毒。在旧社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广大农民成年累月辛勤劳动，却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不少人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一亩难收2—3担谷，可是租谷就要6—7桶，占收入的70%左右。除此以外，还要无偿地为地主做各种劳动。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广大群众虽然迅速地摧毁了农村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政权，但是对农村的经济基础却一时还来不及改变。经过一年半时间广大农民在运动的斗争中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也在斗争中把地主“威风”和“尊严”开始打下去了。使地主、土匪和国民党三位一体的封建统治彻底打垮。
第四节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发出号召：“有步骤有秩序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紧接着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临川县遵照上述文件精神，于1950年11月正式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7月起开始作准备，先后举办了6期土改干部训练班，培训了土改千分之一干部和土改干部1600余人次。 本地土地改革从1950年12月开始。土改工作队进村后，按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的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但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上前段减租面积大，反霸地区小，斗争不深入，封建势力还未完全削弱，直至土改开始，部分乡村仍然或明或暗被少数地主阶级操纵和掌握，减租减息运动也发现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农村政权和农民协会、妇女会及民兵等组织虽已建立，但不够健全。在这一情况下，土改工作队注意了把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采取运用人民法庭公审，宣判和群众控诉相结合，说理斗争与算细帐相结合的办法，把敌对敌斗争引向深入，这样既纠正了吊打用刑的作法，又攻破了地主顽抗的局面。同时在做法上坚持了重点突破，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波浪式发展的工作方法，这样才使土改运动得以正常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地主阶级以致命打击。 土改进行的作法是：①动员土改，酝酿斗争；②发动贫雇农，开展斗争；③检查阶级深入斗争；④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以及征收富农应征收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进行分配；⑤民主建设，巩固胜利成果等五个过程。选贫雇农主席团，编组贫雇农小组，开展访贫问苦，把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的贫雇农充分组织起来，尽量发挥在土改中的骨干作用，并依靠他们诉苦挖根，扎根串连，进行阶级教育，提高广大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划清阶级界线，增强搞好土改的斗志。按照党的政策，划定各阶层的阶级成份，整顿和健全农民协会、妇女会、民兵等群众组织，同时组织力量，丈量土地，造册登记和按照政策，没收地主阶级几千年来剥削农民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其他多余的粮食和房屋，以及征收富农、工商业户和小土地出租者应征收的一部分土地，经过一系列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土改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经过土改后的农村经济结构起了根本变化，实现了过去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贫苦农民世代用血汗开垦和种植的土地，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手里，多少年盼望土地的愿望实现了，在那些日子里，哪里开始分土地，哪里就象办喜事一样，整天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许多农民分到土地，拿到土地证时，看看自己的田，摸着肥沃的土，拿着手中的证，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他们把写着名字的小木牌，插在分得的土地上，有的还在上面写上“翻身地”三个大字，他们逢入互相祝贺，并激动的说：“这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啊！”、“共产党真是我们救命恩人。”
第五节土改复查运动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土改复查是土地改革运动收尾的一战，它上承土改，下接生产。土改是为了未来的生产建设，而土改复查是改革转入生产建设的重要过程，它要结束旧的生产关系，确定新的生产秩序，因此在分配土地后，县委紧接着又于1952年10月在一区游家乡进行了土改复查试点，年底全面铺开。 在土改复查中，二、三类地区的确发现有少数地主、富农该划的没有划，该斗的没有斗，不些地主分子的反动气焰还很嚣张，他们的所谓“威信”还根本没有打下去，群众对这些错误做法和现象，都表示强烈不满，坚决要求纠正，后来这些问题，经过土改复查，都得到妥善的解决。
在政治方面，土改复查中正确贯彻了发动群众对适度分类排队，分别发动的方针，采取“四查”（查敌人、查齐心、查组织、查生产），“三比”（比两个党、两个社会、两个政府）的办法，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因而有效地制服了敌人，巩固了自己。在组织方面，经过民主运动和组织建设整顿健全了农村基层组织，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农村干部，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1953年3月土改复查结束。
至此，上顿渡镇的土地改革历史任务宣布胜利结束。由于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和土地、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国家和有关部门（银行发放贷款，供销社供应生产资料，农业部门推广技术和良种）的支援下，决心努力搞好生产，支援抗美援朝，他们说：“一粒粮就是非功过颗子弹，我们要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支援志愿军多杀美国鬼子。”那时正值春节期间，他们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个个心潮澎湃，唱出了很多感人歌谣：“从前过年如过关，如今过年好喜欢，消灭封建得解放，革命生产要加鞭”，“春节到来万象新，贫下中农喜盈盈，全村团体贺新禧，用心协力土变金。”整个农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欢乐景象，广大农民真正变成了农村的主人。
第二章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 土地改革的胜利，把封建土地制度变成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使农村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是在上顿渡镇农村中，除了一部分已被大大削弱了的富农经济外，大量的是以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结构中的基本形式。这种小农经济刚一建立，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种极性，也同当时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条件相适应，因此迅速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多农民也想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从此来发家致富，但是这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经济，又是很不稳定的。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难免要倾家荡产，所以当时有人把小农经济比做“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一场空”、或说“草上露珠地上霜，风吹日晒不久长”。很多贫下中农依然摆脱不了经济上的困难处境，加上耕地不足，生产工具仍然是延续着解放前的牛、犁、耙为主的生产方式，没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多数农民生活也不富裕，所以尽管他们生产热情很高，也无法使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因此，在土改完成后，党中央决定趁热打铁，在农村建立农业的社会主义体系，通过说服教育和典型示范，根据自愿原则，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并且提出了一个由低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规划，使农村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就是：第一步在农村广泛发展以个体经济为基础和根据互助互利原则自愿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互助组，互相依据互助程度的不同，分为临时（或季节）互助组，常年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的基础上，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性，（简称初级社）。它的特点是：土地、耕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社员私有，但作为股份给合作社统一支配和使用。社员的劳动由单个的劳动变为有组织的劳动，产品在扣除生产费和公共积累以后，一部分根据社员劳动情况，以劳动报酬的形式分给社员，一部分根据社员入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进行分配。随着生产的发展，加上分配时又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因此使初级已形成劳动者部分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步由初级发展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
第一节大力发展互助合作运动
1953年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组织劳动互助组，以三、五户或者稍多一些户，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根据自愿互利原则，结合起来的一种分散经营，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解放前，上顿渡镇境内农民有一种传统的换工互助的习惯，这种传统的互助合作，是由自然灾害和紧张的农事季节促成的，他们每年一到农事繁忙季节，如春耕插秧，夏收夏种等，为了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在劳动人手不够时，就请亲友邻居互相帮助，叫做“打帮”或“换工”。这种互助一般有三种形式，即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它们虽属自发性质，也没固定的对象，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中有一种通过共同劳动来搞好生产，求得共同富裕的愿望。自从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这种互助合作的形式，就有了新的发展。它的第一步是在传统“换工”互助的基础上，在个体经济中建立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集体劳动组织——互助组。在这种互助组内，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各成员户所私有，由私人支配，各成员户的收入，由自己土地上的产量和参加集体劳动的耕畜、农具和出工的报酬所决定，而不是由全组的共同收入来决定。所以按其生产关系的特点，它仍属于个体经济的性质。但是由于它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集体劳动，所以能够发挥某些劳动协作的优越性。这种互助组有两种形式：一是临时性互助组（或称季节性互助组）。它在主要农事季节时，大家联合在一起干活，解决季节紧，人手少的矛盾。一般是5一7户组成，由组长轮流分工，并按等价交换原则，以工换工，或者付给报酬。二是常年性互助组。这种互助组农忙农闲都集中在一起干活，除设有简单的记分评工处，也有组织的生产计划和农事安排，由组长根据农事情况统一分工，年终时全面清工结帐（也有按季节或按月结帐的），在处理劳动与耕畜的报酬上，适当注意按劳取酬的精神，有的并有一定的公共积累。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首先带头组织互助的是广大的贫下中农。贫下中农组织起来以后，由于劳力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得到比较合理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个体经济生产的困难，并且开始推广了一些稻棉良种和先进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虽然上顿渡镇遭受了一水一旱一虫的严重农害，但各地由于在抗灾中注意发挥了互助组的核心作用，解决了灌溉的困难，同时还及时组织群众用人工扑灭虫害，充分地发挥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互助组的广大农民，通过共同努力，不仅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而且还初步培养了集体观念，有的互助组把这种集体的互助合作精神发挥到组外，帮助单干户和困难户进行抢收抢种、抗旱灭虫等生产活动，使受帮助的农民经常感激得热泪盈眶，连说：“互助组的人真好，毛主席的教导就是好！”
第二节大办初级农业生产全作社
经过一年多的互助实践，广大农民都普遍看到了互助组比单干确实具有许多优点，但也认为互助组毕竟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经营还是分散的，无法进一步扩大生产，一是在分散经营的情况下，经常发生排工有争先恐后的矛盾，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又很强，“春争日，夏争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稍一延误季节，就必须影响产量和收入，特别随着互助组的发展，较多的富裕中农进来以后，他们强调自己的田多或借助贫下中农需要他们的耕牛、农具搞生产，总想在互助时争先。由于争先的矛盾没有解决，所以有的地方出现“春组织，夏互助，秋跨台，冬不见”的现象；二是人、畜、农具换工的矛盾也很尖锐，互助组实行集体劳动，虽然有利于劳力、耕畜和农具统一调剂使用，但耕畜和农具大多发球属于富裕中农私人所有，他们常常借故在换工中，提高牛工，或者对农具的使用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只要他们稍不如意，组里就无法统一调剂安排生产；三是土地、劳力、资金都不能更好地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在分散经营的条件下，土地不能因地制宜种植，劳力有时不能统一安排，资金不能统一筹划。所有这些，都表现互助组的局限性，束缚了生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广大农民群众在互助组的集体劳动中，逐渐产生了集体经营的要求，许多互助组自发地由季节转为常年，有些进行了合并，成立联组等形式，突破互助组的生产关系。及时引导互助组向高级——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
初级社的特点是：土地入股，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归公，统一使用，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即在初级社仍然保留土地的私有权，但要统一耕种，各种主要生产活动也要按统一的计划进行。对于耕牛、大农具等生产资料也仍是社员私有，但作为股份交社统一支配、统一使用。但也允许每户留有少量的土地作为自留地。对于耕牛和犁、耙、水车、风车等大中型农具，则采取作价入社，分期还款的办法处理，也有社除把大型农具作价入社外，对中型农具则采取折价租用，损坏照赔的办法，小型农具则都是采取自有自用自备自管，社员劳动入社后，则由单个的私人劳动变为共同进行的有组织的劳动，这就有效和解决了互助组时期所存在的分散经营和集体劳动的矛盾，社员收益分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了统一经营的集体生产发展的水平。这就有利于增强劳动的集体观念和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统一经营还能合理利用土地和劳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
1954年，上顿渡地区共建立初级农业社174个。
第三节高级农业合作社普遍建立
由于初级社保持了土地私有制，社员入社的小块土地，有不少是“插花田”，初级社即不能把入股的土地进行有计划地调整，治理、改造，也不能利用入社土地兴建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防治水旱灾害，更不能使用农业机械，提高耕作水平，因此，初级规划的实施，虽然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要兴建灌溉渠道和实行机器耕种，却无法通过初级社社员们互相交错的小块私有的土地，曾经促进生产发展的初级社，现在又成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障碍。同时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分红”，它与按劳分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土地报酬拿得多的是富裕中农和中农，而初级社的增产和收入的增加，则取决于劳动，凭土地多就多拿报酬，这是私有权占有了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个问题长久不解决，也势必影响贫下中农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初级社的这些矛盾表明，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就要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转变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县委为了适应大办高级社这一形势的需要，又于1956年2月组织工作组突破初级的社界，修筑道路，平整土地，把高级农业社的生产搞得轰轰烈烈。
高级农业社，是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模更大（一般都在100户以上，相当于现在一个村民委员会的范围）和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经济组织。其特点是：1、社员的土地无代价地转为集体公有；2、社员的其他重要生产资料，如耕牛、大农具等，作价入社转为公有；3、社员的生活资料和零星树木、家畜家禽、小农具，经营家庭副业的工具归社员私有；4、每户社员可以留用一定数量的公有土地作为自留地，自行经营；5、全社按照统一计划，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6、全社的收入在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公积金、公益金后，全部实行按劳分配。
高级农业社废除了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实行了完全的按劳取酬，因而能够更好地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克服了初级社土地私有和统一经营的矛盾，有利调整土地，合理使用土地，改善过去初级社之间“田地插花，社员穿梭”的状况，而且更有利于公有财产的积累，同时对缺乏劳力，生活无靠的鳏、寡、孤、独者实行“五保”（保吃、穿、烧、葬、教），使他们（她）生养死葬都有依靠。由于以上原因，它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中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为农业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1956年上顿渡地区共建立高级农业社29个。
第四节农村人民公社化
1957年，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制度，党在农村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宣传教育。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推动下，上顿渡从1957年冬就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办农田水利，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和大办农村工业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广大群众在各个乡党总支的领导下，冒着历史上罕见的严寒，开展了大大超过高级社范围的农田水利建设之战，各个水利工地上的日日夜夜，都是一派热气腾腾，真是“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春节前夕，贫下中农还破旧立新，提出响亮的“作坝作到年二十九，吃过年饭又动手”的口号，不少贫下中农在这一年过了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春节，老农们都兴奋地议论着：“从来没有见过农业上打过这么大的仗，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啊！”广大贫农在大搞水利建设中看到，要迅速改变农村面貌，单靠一个高级社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必须几个社或几个乡联合起来才行，因而提出在土地规划、劳力调配、资金使用上，采取打破高级社界限的要求，并且出现将高级社进一步合并的情况。
1958年8月29日党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号召全国农村积极地在高级社基础上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传到农村，“办人民公社”这件事就成为广大农民议论的中心。
1958年10月，上顿渡地区由山头、安岗、河西、塘湾乡和城西乡的一部分合并，建立了上顿渡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就是公社的规模运动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高级社。“公”就是公有化程度比高级社更高了。特别是由于人民公社实行了政社合一，党派出了一批国家干部加强公社的领导工作，这就使公社既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在公社统一组织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比以前更得到合理和有效的使用，有力地调动了一切因素，使1958年的秋收冬种工作，做到时度快、质量好，同进多种经营和社办工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初步地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广大农民把人民公社比作是初升的太阳，愿它对社会主义道路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后来公社的发展刮起了“共产风”，并出现严重的“一平二调”现象，“共产风”主要表现是：社“共”队的产，“一平”就是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把供给制当作按需分配。同时在公社内搞穷富拉平，取消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二调”就是公社“无偿调用”基层生产单位的劳力、土地、物资和资金来发展社一级的经济，有的还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由，收调社员的家畜家禽，这样不仅削弱了现有经济，也影响了社员的分配。有的地方还搞了所谓的“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吃饭食堂化、小孩托儿化”。要求社员家属都在食堂吃饭，集体住宿，有不少地方还办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食堂”，加上当时全国报纸天天连篇累牍地报导“小土群，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土有多高产”和“大批条件论，掀起大跃进”等等在农业上也掀起了“大搞移蔸并丘放卫星”。强迫群众搞土地深翻，由于不讲科学，把生土翻上来了，打乱了熟土层，造成作物减产。总之，当时在所谓破除右倾保守思想的政治压力下，形成的“浮夸风”、“瞎指挥”、“高征购”等等都严重地打击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结果使当年极为优势的气候条件所带来的农业大丰收，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丰收，反而造成惊人的浪费。
为了彻底纠正公社化中的错误，1961年初毛主席又亲自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这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纲领性文件，《六十条》总结了1958年以来我国干群建办人民公社的经验，提出把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下放到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是说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应分别归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而在三级集体所有制中，又要以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其具体要求是：1、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包括山林、水面、自留地、宅基地等，都归生产队员集体所有。2、生产队的耕牛、农机、物资、设备等生产资料，都属生产队集体所有，其他任何单位都不得无故占用。3、生产队的劳力归生产队支配，其他任何单位不得任意抽调。4、生产队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生产队所有，由生产队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处理和分配，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调拨。5、公社和大队两级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拥有的财产和生产资料，则分别为公社和全大队的社员集体所有，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无偿调拨。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它既保留了原初级社和高级社的许多优点，又有初级、高级社所没有的，能够容纳不同生产力的三级所有制，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第三章生产经营上重大转变
第一节家庭联产承包制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拨乱反正，恢复了各项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并根据新的情况，于1979年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过去，上顿渡镇在农村集体经济的计酬方法上，都要实行工分制，具体形式有三种：一是底分死记，即按每个社员的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评定他一天的劳动底分，出一天工就记一天分，因此底分一评好，劳动好不加分，差也不减分，所以常常产生“奸滑人站着看，老实人气得不想干。”二是底分活平，即以每个社员的底分为基础，按每天的实际情况，套算出每天的工分。这种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员实际劳动支付的劳动量，但是评工很难办，往往出现“评工争，记分吵，田里做事图轻巧”，三是定额计工，这种办法虽比前两种前进一大步，但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固有特点，和当前落后的生产力，很多农活难以定额，即使定了，也不易检查验收，并且往往导致社员“只争千分，不问千斤”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广大农民从各地地实际情况出发，为了改变以上种种计酬的弊端，促进生产的发展，他们创造了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生产经营上的重大转变，所谓生产责任制，就是按照劳动协作的客观要求，把各项生产具体落实到各个劳动组织或个人，使每个劳动组织或个人明确自己的生产职责和权力范围，按照规定的要求完成生产，并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负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以保证生产的秩序地进行，目前，上顿渡镇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专业承包——在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前提下，根据各人专长的能力大小等实际情况，分工协作，分农、林、牧、副、渔、工各业生产，各业承包的经营项目，又按方便生产和有利经营的原则，把生产活动分别包给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联系生产成果（产量或产值）计算报酬，包产以内统一分配，超产、减产则分别奖罚。
包产到组——包产到组在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狠抓生产活动，划分为若干田间管理作业组，然后将耕地、农具，种植面积、生产指标、肥料、种子分配到组，对组实行“五定一奖赔”，即定劳力、定面积、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和超奖减赔。由于固定了作业组，经营的好坏，按各作业组生产成果计酬，集体统一核算分配。
包产到劳——在集体经济统一计划，统一用田、耕牛、农具统一调配劳力，统一核算分配的条件下，按劳或人劳比例分地定产，以产计分，超产部分实行奖励，减产部分实行赔偿，把社员的劳动成果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一种能够体现统一经营和个人负责相结合起来的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在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把耕地按劳动力或人劳比例分配给农户使用，同农户签订合同，包产量，包工分，包费用，包产部分集体统一核算分配，超产部分全奖，减产部分全赔。
包干到户——在坚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集体把耕地按人口或人劳比例分给农户使用权，对大中模农具也作价给农户管理、使用，生产队提取一定产值。包干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也不实行统一分配，生产全过程基本上是分户经营。产品的分配形式是：在保证完成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和集体提留部分外，多余的产品全归社员自由支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到1982年秋，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制）便发展成为上顿渡镇多种联产承包制的主要形式，并且开始向农业各个领域和城镇工业、商业、服务业扩展。上顿渡镇1981年9月便开始分田到户，实行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
第二节农民负担的管理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按照《农业承包合同》规定，农民必须履行向国家缴纳税金（公粮等），交售粮食，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同时完成相应数量的村提留乡统筹等款项，并提供一定数量的集体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这些均属农民负担范畴。
1990年后，有关部门为搞达标活动，出现各种形式的集资，农民社会负担开始增重。1990年12月22日，为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江西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研究通过了《江西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规定农民上交集体提留和乡统筹，要以乡镇为单位计算、并控制在上年当地每人平均收入的5%以内，其中：村提留和乡镇统筹各占一半。并规定乡统筹使用范围为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筑养护乡、村公路桥梁、广播线路维修五个方面。村提留使用范围为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个方面。
上顿渡镇党委政府遵照国务院1991年12月1日颁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和上级党政的要求，切实做好：（1）村提留乡统筹不能超过上年本乡镇农民人均收入5%；（2）村提留乡统筹款必须专款专用，不能挪作别用；（3）农村义务工每个劳动力规定5一10个，劳动积累工每个劳动力10一20个；（4）向农民集资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量力而行。为了加强农民负担管理，镇政府决定成立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与经管站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负责全镇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1995年4月，秋溪、连城、荣山等乡镇先后发生农民群体性事件，部分农民在少数违法分子唆使下冲击乡政府，殴打乡干部，干群关系恶化。原因主要是农民负担过重，乡、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而引起。1995年国庆节后，河西、河东乡的农民因负担重，对现实不满，又出现冲击村委会和乡政府过激事件，甚至出现打、砸、抢、烧。一时间，“维护农村稳定，巩固农村政权”、“严惩打、砸、抢分子”的标语贴满上顿渡街道、农村、学校。遵照临川市委指示，公安机关逮捕了10多个带头闹事的群众，拘留了一个星期，经教育后释放。农民形容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所谓“头税轻”是指农业税，只占三提留，五统筹和农业特产税，生猪税的七分之一。所谓“二税重”是指“三提五统”、农业特产税，生猪税是农业税的七倍。所谓“三税无底洞”，是指税费规定以外的社会负担，如教育集资，以资代劳和五花八门的“三乱”收费，罚款，远远超过头税二税。
群体事件后，临川市委、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一是下发《坚决制止农民负担反弹几个具体问题的紧急通知》；二是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审核，一切不合理的收费项目立即废止，纠正生猪税、农林特产税按人、按田平均摊派的做法；三是调减乡镇财政收入2000多万元，清退学生入学超标准收费144万元、生猪屠宰税1377万元，调减棉花收购任务3万担，核减定购粮任务520万元，共计减轻农民负担2100多万元。11月13日发文，对村级1993年度至1995年度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全面清理，严厉打击了贪污、挪用、浪费等违纪行为，对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农村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1996年，临川市委、政府遵照国务院[96]13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精神，对全市农民负担管理建立了三项制度：一是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由市减负办把关，控制各乡镇农民负担费用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5%；二是农民负担卡发放制度。并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的通知》；三是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由市减负办、审计局等部门对各乡镇的统筹、提留款的收缴和使用情况不定期审计，严格执行中央减负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997年年初，临川市委、政府进一步加强农民负担管理，落实中央提出的“约法三章”，巩固减负成果，下发府字（97）1号文，对农民负担监督管理要求坚持实行“四个不准”，全面推广“六项制度”。四个不准是：不准恢复执行已取消的集资，基金收费项目和达标升级活动；不准擅自出台未经省批准的农民负担新项目；不准层层加码非法强行向农民收款收物，严格按计划征收和使用；不准平调和挪用乡村提留统筹款，实行专款专用。六项制度是：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农民负担卡制度；义务工积累工两工结算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一个漏斗向下管理制度。全市由于严格执行上述各项规定，农民负担有明显下降。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96）13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市委、政府下发市字（97）8号文，规定“三个稳定不变”“五个严禁”：一是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二是严禁在农村搞法律规定外的任何形式的集资活动；三是严禁对农民的一切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四是严禁各种摊派行为；五是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
1999年，全国召开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副总理指出减轻农民负担关系到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关系到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临川市委、政府要求各级干部要认真领会和贯彻好温家宝副总理讲话精神，坚决执行中央减负政策，禁止一切乱收费乱集资行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本市农村社会稳定。
2000年，国家实行早稻收购退出保护价，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困难，年初，临川市委、政府两办下发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乡镇和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中央规定农民负担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认真做好2000年农民负担预算工作。全镇农民负担再一次大大减轻。
2002年实行税费改革，即取消“三提留，五统筹”，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税和教育集资，将这些费用改为农业税，农业税率提高到7%，加上20%的农业税附加，按照前三年平均产量计征农业税。通过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减轻了28.4%。
2003年1月18日，临川区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转发省税改办《关于认真做好“两工”和“一事一议”等资筹劳管理、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紧急通知》，全面进行“费收税。费改税，取消三提五统筹，取消教育集资和生猪税，按前三年粮食平均产量，每亩征收7%的农业税加上20%附加税，作为管理费返还给村委会。通过费收税，本镇农民减轻负担20%以上。
上顿渡2003年农业税及附加任务以及补贴情况表
2003年7月28日单位：亩、元、市斤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国粮食连年减产，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情况，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惠民农政策，“多予”是指农民种田，国家给钱，国家采取直补的政策，早晚稻按复种面积计算，每亩补贴20元，种植优良品种，早稻，晚稻每亩分别再补10元，15元。“少取”是指从2004年开始，逐步降低农业平税率，本镇当年减免农业税率三个百份点。减轻农民负担43%；“放活”是指提高稳定粮食收购价格，粮食国家保护价每斤70元以上，农户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给予一定的补贴。在这一方针政策指导下，江西省实行“希望在山、潜力在水、重点在农、后劲在畜、出路在工”的农村经济发展方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护农的政策措施。
为使农民及时得到国家给予的各项惠农资金，上顿渡镇政府遵照上级精神，实行惠民资金“一卡通”一户农民一本存折，一个编号，一个身份证号，将各项惠农补贴资金直接打入农户在农村信用社开立的帐户上，农民取款自由。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增强收费透明度，使农民了解村内筹资筹劳标准及重点涉农收费项目、标准、农户应享受的各种政策补贴，党和政府以《农民负担监督卡》的形式印发给每个农户。
2004年9月25日，区委、区政府办《关于加强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和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7月10日，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抚办字（2004）94号文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
上顿渡镇2004年农业税征收任务分配表第三节取消农业税、种粮给补贴
2005年5月15日，临川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委会《关于认真做好农民负担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9月10日，临川区委、政府协办公室下达《关于切实纠正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工作中违规违纪的紧急通知》。当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二工”（义务工、劳动积，累工）集资收费。全镇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已成为历史。同时，全面取消义务和劳动积累工。农民负担只有“一事一议”，人均15—20元。与此同时，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从2004年起，国家每年拿出几千万元补贴给农民，而且补贴资金一年比一年增加。
上顿渡镇2004—2009年得到国家种粮补贴统计表金额单位：元
注：①2009年早稻实种面积为复种，包括晚稻；②2009早稻直补包括晚稻直补在内；③2009年尚有早晚良种补贴，按上年标准可补贴865142元，全年补贴为4877265元，亩均141.50元
第四章农技推广
第一节耕作制度
解放前，耕作技术、工业落后，长年缺水缺肥，一年只能收一季早稻，二季晚稻种植面很少，下半年只能收些秋豆，并有大量脊薄田块荒芜。水田以种植早稻为主，夏、秋季耕地主要种植晚大豆及二季晚稻，冬季则主要种植绿肥及少量油菜，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耕地为冬闲田。主要复种方式，有绿肥—早稻—晚稻，二晚—肥制和早稻—晚稻（大豆、荞麦）二熟制。1949年上顿渡农作物复种指数为247.5%。
新中国成立后，水利条件逐步得到改善，50年代后开始改一季稻为一年两熟，上季以早稻为主，兼收红花草种，下季以二晚为主，（80年后无种棉任务），小面积田块，旱地改种经济作物。全镇有近1，000亩耕种面积，达到三熟（其中包括旱地，红花草种、油莱越冬作物），稻—稻—肥，麦—瓜—稻，稻—豆—油的三熟作物逐年增多，只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豆、麦、油以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受到一定的限制。1978年后允许发展多种经营，作物结构与耕作制度也有所改革。目前，全镇农作物复种指数为250.8%。二季晚稻种植面积与早稻种植面积基本持平。早稻、一季晚稻、二季晚稻播种面积占全乡水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80.83%、4.52%、80.18%；蔬菜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4.82%，绿肥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66.40%，全乡耕地复种方式主要有三熟制（稻—稻—油，稻—豆—肥，稻—杂粮—肥），两熟制（稻—豆（荞麦、红薯、蔗），麦—瓜（生姜、辣椒）
第二节作物栽培
选种上世纪50年代，推广单穗选种，在每年早稻收割之前，组织大批劳力，深入田间，选择颗粒饱满，无病虫割的禾穗留种，后为新的良种选育方法所代替。
浸种以前，对种子一般采用风选、水选、谷箩催芽，清明浸种。解放后推行盐水、泥水选种，用西力生或石灰水进行消毒。一般春分后播种。
育秧历来沿用早稻水播、水育，晚稻水播、旱育，老式秧田每亩播种量600—800斤，如遇寒潮，秧苗常受冻害，发生烂秧。1953年开始推行新式秧田，实行稀播壮秧，田内作畦，畦宽5尺，每亩播种量300斤左右。1964年推广薄膜育秧，可以保温，提前播种时间。1980年改用地膜保温育种，每亩播种量为200斤。二晚育秧，后期水育，有的旱育，每亩播种量由原来的300斤减为150斤。杂交水稻，稀播水育，播量20斤左右。现大多用托盘育秧。
插秧解放初期，沿用旧习，早稻谷雨插完，晚稻栽到立秋，行株距早稻10×12或12×15，晚稻9×10或19×12。1956年采用“密植法”，早稻行株距7×9或8×10。1958年提倡高度密植，行株距缩为3×4或5×6，少数田推广湿润育秧，实行小苗带土移栽。二晚行株距一般7×8或9×10，早稻“立夏”前栽完，晚稻不栽“立秋禾”。现在许多农民都是抛秧，既快又好。
耘禾历来早晚稻一般耘禾两次。上世纪50年代起，提倡精耕细作，一般增耘1—2次。耘禾方法采用铁耙耘禾、站立脚耘和和跪伏手耘三种。现一般使用除草剂，不再耘禾。
灌溉早稻播秧后，保持遮泥水，分蘖前期，注意勤灌浅灌。分蘖以后放水晒田，一般晒到田里能站得脚住再灌水。早稻在幼穗期间，实行浅水“养蔸”，抽穗扬花期间，薄水灌溉。晚稻插秧后，灌水稍深，各个时期的灌溉，大至与早稻相同。
收割上世纪50年代，全用手工操作，使用禾镰割禾，禾斛脱粒，收割速度慢，地上散粒多。上世纪60年代开始推广打谷机，速度快三倍，秆上无余粒。2003年开始部分农户使用收割机。
第三节肥料施用
旧时，本地作物主要肥料是人粪尿；猪屎、鸟灰等农家肥。合作化后，曾大量取用塘泥、地皮、沤青等基肥，并开始使用化肥，公社化后，化肥进行大量使用，品种有硫酸铵、碳酸氢铵、尿素、磷肥、复合肥，每亩用量由10斤达50斤，农家料，由于分田到户，家禽家畜增多，用量亦日益增加。目前，上顿渡农民使用的肥料，主要是农家肥料和化学肥料。农家肥料多属有机肥料，主要有人粪尿、饼肥、堆肥、窖肥、草木灰、塘泥、绿肥及稿杆还田。绿肥是一种最好的基肥。化学肥料（简称化肥）有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氮肥以尿素、碳酸氢铵为主。硫酸铵、氯化胺、硝酸铵次之。由于化学肥料具有养分含量高，肥效快，施用和储运方便的特点，近年来使用量逐年上升，目前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60.6公斤。一些农民在肥料施用出现不合理现象，重化肥轻有机肥料，氮肥施得多，磷肥施用少，造成土壤有机质减少，土质逐渐下降。
第四节病虫害防治
上世纪50年代，上顿渡镇农民主要采取“三光灭虫”，即田塍铲光，禾兜拔光，冬闲田翻光，对稻苞虫组织人工捕捉。从1963年开始推广药剂防治及灯火诱杀手段，主要使用“666”粉剂及滴滴涕防治水稻螟虫及其它害虫。此后，农药使用的种类及数量逐渐增多，有甲胺磷，杀虫双、杀虫胺、叶蝉散、井岗毒素、三环唑、叶青双、托布津等药物。在药剂防治的同时，逐步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重点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1974年以后，采取压缩早稻迟熟品种，选用抗病品种，并强调适时晒田，合理施肥，对减轻三化螟，稻叶蝉等病虫的发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6年以后，大力推广种子药剂消毒，对减轻秧苗一些病害的发生也收到明显效果。
1982年分田上户以后，田里老鼠一年比一年增多，对早稻、二晚危害极大，严重的年份造成的损失达10%左右。为此，上顿渡公社每年都开展一次群众性灭鼠活动。
第五节农业机具
本镇农民沿用的都是传统手工农具。用于耕作的有木犁、铁耙、铁耖、辘轴、蘯杠、锄、锹、铲；用于提水的有手搅水车；用于收获的有禾镰、禾斛、风车、晒垫、筛簸；用于加工的有牛碾、石碓、土砻；用于运输的有扁担、箩筐、独轮车等。耕牛是唯一的耕作动力。从1949年以后，一方面在使用原有手工农具的同时，进行改良和引进仿制新式手工农具；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和推广农业机械。1955年以前主要是对落后的旧式手工农具进行改良和引进，推广一些新式手工农具；1956年至1980年是农业机械化大发展时期；从1981年开始，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集体所有的农业机具多数由个人或联户承包。同时，个人购置农业机具增多，农业机械转入巩固调整阶段。
犁长期以来，本镇农民一直沿用古老的手工耕作农具木犁。1955年引进江西水田犁。江西水田犁轻便灵活，能深能浅，速度快，耕作平稳，一直使用至今。目前因机械化操作正在逐步淘汰。
拖拉机1957年开始引进，1969年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公社农机站停办。1974年恢复设立公社机耕站。1983年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拖拉机集体所有和集中管理形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机耕站撤销。拖拉机转由农民个人或联户承包搞运输、个体运输专业户购买拖拉机增多。目前大都由汽车取而代之。
手扶拖拉机1961年始用，因机体轻便灵活，耗油量低，宜于小块土地耕作，还可以碾米、抽水、一机多用，深受群众欢迎。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建立，生产规模的缩小，手扶拖拉机发展成为本镇耕作主体机械，基本上取代了大中型拖拉机的机耕工作。
水车又称龙骨车，长3—4米，由一个木制渡水槽，两个木转轴轮99节龙骨和99块刮水板联接而成。有手搅水车、脚踏水车二种，本镇主要使用手搅水车。此外还有一种用牛作动力的提水灌溉工具叫牛车。整个牛车分牛车辋及水车两部分。牛车辋是个锥形大物体，中立一木轴，轴上设八根斜木连着车辋，下用十字木连成一个旋转整体，牛拉动车辋旋转，辋齿带动另一水平横轴轮，轴轮带动水车转动，提取河水或溪水灌溉田地。这种工具已被抽水机及金临渠自流灌溉取代。牛车是一种园形简易盖湖，主要配件有1、轮子，装有本制凿轮96个（上附羊角8皮、收门八根、吊子八根），2、车干，中串水头（有拨凿10个）土头（有拨凿20个），3、长槽，有3丈2尺和最短型1丈8尺两种，内部安装板骨（俗叫龙骨，装好后能曲转自如），用牛牵引运转，水源源汲上，日可日可灌田6—8亩，踏车、搞车，原理与牛车相同，造型简易轻便，一用双手人脚踏鎯头（配有简易扶架），一用两手送摘手，日可灌田3—5亩。牛车、踏车已被淘汰，小型搞车亦几波濒于废用。
抽水机有柴油抽水机和电动抽水机等类型。目前还有许多农民购买水泵作为抽水灌溉和家庭生活用水之必备机械。
禾镰一种传统手工收割农具，齿如锯，形似月牙，使用轻活灵便，本镇农民至今仍沿用这种工具收割水稻。但已在逐渐为收割机所代替。
禾斛为传统手工脱粒农具。木制四方大斗，高二尺盈，边板用杂木制成，长五尺多。底部设有二根平衡木，俗称拖泥，以便于在泥田中拉走。高0.7米，口宽1.3米，容量3石（360斤稻谷），熊供8人使用，笨重，脱粒时，全靠农民紧握禾把在斛壁内抽打，耗力大，速度慢，且浪费大，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逐步被人力脱粒机所取代。
人力脱粒机1956年始引进，60年代引进脚踏式人力脱粒机，比用禾斛脱粒快四倍以上，目前被大型收割机所代替。
联合收割机近几年来，稻子联合收割机已落户上顿渡镇农村，每台收割机一天可收割稻子30-50亩，收割、脱粒、扇扬一条龙，省时省工，极受农民欢迎。
砻一种用木头、竹片及三合土做成，形状象石磨一样分上下二层，上层能转动而用以去掉谷壳的做米工具，原为各家必备之物，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柴油机、电动机碾米而取代，现已不存在。
碾一种用牛做动力，将砻出的糙米用石轮逐步碾压成熟米的大型工具。原各村均备，现仍有部分村子保留以作碾枯饼或其他用。分石轮石槽两主体，两石轮装配于木架上架端联系石槽中心木轴，牛力牵引，每榴加工100斤脱壳糙米，费时一时左右。
碾米机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以柴油机为动力的碾米机。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部分村庄的碾米机开始转用电动机为动力。现在不少私人购进剥壳机用来碾米，开办机米厂的很多。
人力喷雾粉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使用，因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灭虫效果较好，已广泛推广，现几乎家家必备。
耘禾车专用于水稻中耕除草的工具，由一木轮两头套上铁轴，轮上钉有十二根铁齿而制成。人用挤力推动齿轮转动而翻耕烂泥，以达到锄草的目的。后由于密植不能应用而改成人跪在稻行中用手翻耘除草，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除草剂。
磨为磨制米粉，和捣碎杂粮去皮成仁加工粮食的另一种工具，多备用于豆腐业，粉面加工，除磨制豆腐尚无机器代替外，农村略有存用。
油榨为历来油料加工主要工具，木制庞然大物，中空为榨槽，主要配件为铁箍、榨尖，衔尖，两人轰击，需需加尖紧压，油粒粒而下。今近淘汰。
碓旧时供杂粮脱壳、捣碎、打糍、制粉用。分碓臼、碓头两主体，碓臼形，碓头木身铁咀，用脚踩蹈，一起一落。运用笨重，效率亟低，已被淘汰。
第五章水稻
水稻是上顿渡镇主栽的大宗作物，自古至今一直是著名产区，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境内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耕作和栽培经验，稻米产量，质量不断提高，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
第一节种植历史
水稻生产在我国已有47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国农民在向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栽培经验，培育了数目繁多的适合各种自然条件的品种，使水稻栽培有着广泛的分布。
新中国成立后，战祸平息，人民居乐业，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十分重视水稻生产，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引进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的耕作栽培技术，提高广大农民科学种田水平，使境内的水稻生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建国后近60年中，上顿渡镇境内水稻生产经历了1950-1957年的发展，1958年的挫折，1962-1965年的调整，1966-1977年的徘徊滞缓，1978-1991年的振兴，1992-2000年的稳步发展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一1957年），评选推广农家良种，推行“三变”（一季变双季、中稻变早稻、早地变水田），改革耕作制度、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推动了境内水稻生产发展。 第二阶段（1958一1962年），在“大跃进”口号下，农村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违背科学推广过早播种、高度密植，造成减产欠收。
第三阶段1962年9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人民公社60条”，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农业技术推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农业八字宪法”增产措施，做到翻田、播种、插秧、耕禾、收割五个适时，深耕、搭配品种、密植、施肥、灌溉五个合理，引进试种，示范推广耐肥、抗倒、高产的矮杆良种，水稻面积和产量得到迅速恢复。 第四阶段（1966一1977年），受文革极左路线影响，农村刮起“共产风”，取消社员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境内水稻种植面积出现徘徊，处于滞缓状态。 第五阶段1978年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革“左”的错误思想，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区内水稻生产迅速发展，水稻种植面积单产总产均出现大幅增长，。1990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变化，市场粮价下跌出现卖粮难，农业增长逐步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区内着力改革耕作制度，调整种植业结构压缩水稻种植，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大力推广杂交水稻，配方施肥，病虫综合防治，农田化学除草、薄露灌溉、塑盘育秧抛栽等行之有效的增产技术，提高单产，稳定总产。由于增产速度快，新建仓库不及，仓库容易饱和，在1984年—1985年之间曾一度出现农民卖粮难的局面。
第六阶段，经过几年振兴，境内水稻生产稳定发展。单季亩产量除1998年因水灾有所降低外，一般都在377-422.9公斤之间。
第二节水稻品种
一、常规品种
上顿渡镇的水稻品种繁多，解放前的农家品种早稻灿稻有：城下早（早白）、细谷早、五十工、西厢早、抚州早、大叶芒、早色、水白早、大叶白、灿色早、一季灿稻有：细红谷，金包银、八月白、大叶芒芦；一、晚二籼稻有：大叶红（红米）、鸟壳红、鸟咀白、柳叶晚、贵溪晚、高稿子等。早糯谷有：六月糯、连子糯（鱼子糯）、红壳糯、粘米、金包银、白壳糯；一晚糯约有寒糯子，粘谷糯、过冬糯、重阳糯、红壳糯（猪血糯）、棉花糯、白壳糯等；二晚糯稻有：鱼子糯、柳叶糯、柳叶糯、红壳糯等。
解放前后引进的水稻品种，高秆早稻灿稻有：南特号，赣农5636，赣东3425，莲塘早，陆财号，更新南特号，湖南早，波阳早，四川早，济阳早等。二晚籼稻有：黄禾子、银梗晚、浙场9号，硬杆粘，铁粳老，田上裕，芦秆白，爱国稻，苏场314。高杆品种产量很低，单季亩产150-200公斤。
1964年以后，水稻品种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高杆品种转化为矮杆品种。广解9号、赣南早、先锋1号，铁骨矮，到上世纪80年代，上顿渡镇种植的水稻品种主要有：红410，密粒红、6044、7055、浙福218、浙福802、小麦稻、付连矮和杂交水稻以及新莲二号，矮占选等。矮杆品种产量有所提高，亩产一般250-300公斤。
二、杂交稻品种
1977年上顿渡镇开始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产量大有提高，单季亩产380-450公斤，晚稻500公斤以上。主要组合早稻是威优49、协优49，晚稻是汕优2号、油优6号。1987年后杂交水稻主栽品种早稻，是优1华联2号、协优华联2号，晚稻是油优64、汕优46汕优10号，协优46和46和协优2374，一季晚稻是汕优63。1997年后境内栽培面积大的杂交稻品种，早稻有优I66，优I402，二晚有协优432、协优2374、优I465，II优86、金优桂九九、金优77，培特山青等，一晚有汕优63和65002。近几年来早稻有袁隆平01，隆平T优463，优株西优999，金优463，德农88，先农1号，先农3号，二晚有德农108，丰优191，农民305，农民207，先农16号，国稻1号，丰优299，天优998；中稻有德农2000，富优1号，II优航1号，两优培九，中优752等。我国培育的超级早稻Ⅱ优28，亩产1230公斤，有望在全国推广。
第三节栽培制度改革
上顿渡镇传统的稻田种植是以单一的油——稻——稻、肥——稻或棉油为主的耕作栽培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改革开放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农民为了提高粮田的综合效益，瞄准市场，走粮食作物与高效经济作物轮作之路，逐渐改革传统的耕作栽培制度。到2008年止，全镇曾主要出现了下列几种成功的轮作模式。
粮菜轮作模式。这种模式有早蔬菜——晚杂交稻与早杂交稻——晚蔬菜两种搭配方式。早春栽培以辣椒为主，还有栽蕃茄、黄瓜、苦瓜、丝瓜、豆角、茄子等蔬菜的，早秋栽培的主要蔬菜有大白菜、包菜、菠菜、萝卜、秋蕃茄、秋茄子等，这种模式加上冬季种蔬菜一年可收五、六茬，亩收入在5000元以上则效益最高的模式，比单种两季稻经济收入翻两翻。
早稻——荸荠模式。栽季早杂交稻，一季晚荸荠，早稻亩产425公斤左右，荸荠一般亩产1500公斤。
棉油套种。用稻田春秋种棉花，在棉花地中套种油菜，比菜双季稻亩增收200-300元。
冬季农民一般习惯种植油菜或绿肥，油菜籽亩产75-100公斤，绿肥鲜草亩产2000公斤左右，效益都不高。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摸索提高效益的栽培制度，形成了冬季作物搭配模式：早熟晚稻田或种植包菜、小白菜、菠菜、大蒜等耐寒蔬菜。
第四节水稻栽培新技术
旱床育秧技术。上顿渡镇从1994年开始改革育秧方式，推广应用酸土肥进行旱床育秧。所育旱床秧苗，白根多、秧苗壮，栽到大田早生快发，穗大粒多产量高，一般亩产比湿润育秧苗增产10%以上，酸土旱床育秧虽对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起了很大作用，但农民用酸土育秧，认为较麻烦，又不愿意增加投入，所以推广面积逐年下降。
塑盘育秧抛栽技术。1997年推广应用抛秧技术。早稻抛栽田平均亩产405公斤，比手插田亩增29公斤，增幅10.5%，一晚抛栽田平均亩产482公斤，比手插田亩增46公斤，增幅12.2%，二晚抛栽田平均亩产448公斤，比手插田亩增42公斤，增幅11.4%。
壮秧剂育秧技术。用壮秧剂育出的秧苗矮壮多蘖，具有很强的增产潜力，与旱床育秧和塑盘育秧抛栽相配合，更能发挥节本增效的优势。
多效唑施用技术。多效唑是一种施用后能使作物秧苗粗壮矮化、分蘖多的化控药物。上顿渡镇1988年开始推广，由于浸种育秧施用了多效唑后，种子发芽整齐，秧苗矮化、分蘖多，增产幅度5-8%，因而多效唑施用量逐年增多，面积逐年扩大。
薄露灌溉技术。这是一种既节水又增产的灌溉技术，对水稻采取薄水灌溉，适用露田，即每次灌水田的水层在半寸左右，自然落干露田后再灌，露田程度根据水稻生育阶段的需要要求而定，改变了过去深水漫灌或长流水的传统方法。
第五节水稻病虫害
近十多年来上顿渡镇危害水稻的病虫有稻飞虱，纵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稻瘟病、纹枯病、细条病、白叶枯病、稻曲病、恶苗病等，种类繁多，危害程度不一，总的发生情况有三种，一是稻飞虱、纵卷叶螟、二化螟、纹枯病、稻瘟病分布广，危害大，发生相对稳定；二是恶苗病、白叶枯病分布广，危害大，发生忽多忽少；三是稻曲病、细条病、三化螟发生危害一般，但有明显扩大趋势。
稻瘟病的防治主要采用农药富士1号，五三不唑等，效果一般。
细菌性条斑病主要是用药剂防治。主要使用叶青双、叶枯宁消菌灵、施稻灵、叶青双外，绿乳铜等新药剂进行喷施防治，效果较好。
稻飞虱以药剂防治为主。主要是用叶蝉散撒施，扑虱灵，高兴龙、大功臣等药进行撒施防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防治纵卷叶螟。主要用杀虫双和甲胺磷，部分使用有机磷乳油，九十年代除用杀虫双和甲胺磷外，复配逐药使用面积不断扩大。
其他病害上顿渡镇水稻生产除上述病虫害外，发生比较重的还有纹枯病和白叶枯病。纹枯病是广普性病毒，而危害严重，发生非常稳定，白叶枯病发病不稳定，以1987、1996、1998、1999五年发病较重，1998年发病面积最大，造成严重减产，少数田块颗粒无收，其他年份发病较轻，经过防治对产量影响不大。
农田化学除草稻田除草，上顿渡镇农民历来采用双膝跪泥，双手耘草的落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极低。为了让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解脱出来，农业局植保站农技人员于1984年着手引进化学除草技术，进行稻田除草试验，除草效果很好。1988年开始推广应用，1996年以后，水稻除草剂改用稻草畏、乐草隆和精克星等，旱地除草仍用盖草能。
第六章旱粮
上顿渡镇早粮作物主要有红薯、大豆、蚕豌豆、玉米等。
第一节红薯
红薯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作物，不论肥地、瘦地、沙、泥地都可以种植，而且种植的时间也很长；春薯在4月下旬到5月间栽种。夏薯在麦类、油菜等作物收获后插。秋薯在早秋作物如早稻、早大豆收获后种，当年收藏。由于红薯的生长期较长，只要温度条件适合，直到收获仍然不断的吸收养分，继续生长。因此在整个生长过程中追肥都有增产效果，也由于春、夏、秋薯的生长期短有别，所以产量也有明显的差异，一般的亩产都在1600-2500斤之间。
除了红薯以外，上顿渡镇栽培的薯类还有马铃薯（又叫洋山宇、萍宇、土豆、山药蛋等）和脚板薯（又名地瓜、凉薯等）两种。马铃薯是1957年从东北引进来的一种生育期短，适应性广，产量高，用途广的茎作物。一般是在晚稻收获后在冬闲田中种植，也有的与蔬菜实行轮作。品种有庐山的麻皮种、弋阳的温州种等。一般亩产在1500-2000斤左右。
第二节大豆
豆类作物古称“菽”，据考证，在殷圩甲骨文上已有大豆的记载，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小苑篇中就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之句，菽就是大豆，足见三千年前，大豆就是重要的栽培作物了。大豆的用途很广，它含有30-40%的蛋白质20-24%的脂肪及30%左右的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价值很高。上顿渡镇人民一向以大豆制成多种豆制品作为副食品，豆鼓油、豆豉、豆皮都是比较著名的豆类制品已有数百种，榨过油后的豆饼含有43-46%的蛋白质，可制造味精、酱油等食品，也是牲畜的精饲料和优质肥料。大豆的秆、荚皮、叶子可作燃料、造纸原料或经过粉碎作饲料。亩产一般80-100公斤。
第三节蚕豌豆
上顿渡镇蚕豌豆种植虽有悠久历史，但一直是作蔬菜食用，食星种植，面积很少，产量也低。1999年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大力改革耕作制度，政府号召发展高效作物，大面积推广种植蚕豌豆，因而蚕豌豆种植面积有所扩大。
由于种植面积较小，用途较窄，区内蚕豌豆栽培以地方品种为主，蚕豆主要有抚州蚕豆，分青皮和白皮两种，还有蔬菜豌豆和谷实豌豆二种类型。蔬菜豌豆又称花白豌豆，分枝多，抗逆性强，茎叶茂盛，粒型小，皮皱缩，多作饲料和绿肥用。
第四节玉米
玉米有玉蜀黍、苞谷、苍粟、棒子等别名，为粮饲兼用型作物。临川的玉米种植，在清代《抚郡农民考略》（1930年）就有记载。建国后，因受“以粮为纲”影响，玉米只是零星种植。上世纪80年中后期，为了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补充饲料来源，政府要求扩大玉米生产面积。玉米种植面积有所扩大。后因东北玉米大量进入冲击区内市场，本地产玉米由于投入高，售价比外地调进的也要高，农民认为种玉米不合算，因而种植面积从1988年大幅度减少。
第七章经济作物
第一节棉花
上顿渡镇棉花种植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本地主要高效经济作物。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人们的衣着被垫，有90%以上是棉纤维制品，棉籽可以榨油，既可食用，还可为工业用油。榨油后的枯饼，可作饲料，棉秸可作燃料，秸皮可做造纸原料。
中国虽然有悠久的植棉历史和广阔的宜棉地区，可是过去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棉花生产不论是产量和质量都是非常落后的。解放后，党和政府把增产棉花列为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之一，采取了一系列的奖励植棉政策。使棉花生产获得了颇为迅速的发展。
上顿渡镇引进棉花品种很多，解放初期全乡种植的都是临川土棉，到1953年才先后引进岱字15号，彭泽1号，多铃棉，澎泽4号，鄂光棉，沪棉204，沪棉472，徐州142号等良种。棉花生产虽有一定的增长，但产量还是一直低而不稳。亩产一般40-60公斤。
1991年随着全国棉业市场回升，发展步伐加快，种植面积扩大，并以泗棉2号，徐州142等良种。1995年为主栽品种，上顿渡镇列入植棉乡镇，全面实行“水”改旱植棉栽培技术，重点推广了泗棉3号原种和杂交一代良种以及营养钵育苗、助长素化控、配方施肥等技术。1999年因国内棉花市场疲软，全国棉纺企业减乱员压绽，皮棉价格下跌，临川大幅度调减种植面积，上顿渡镇不再是植棉乡。第二节麻类——（黄麻、红麻、苎麻）
上顿渡镇生产的黄麻和苎麻，主要是利用其茎部的韧皮纤维。黄麻纤维吸湿性强，最适合制造包装用的麻袋、麻布，也可以制绳索和造纸。苎麻纤维长而细美，拉力强，可以纺织花细布，飞梭翼布，帆布，制造绳索，鱼网和高级用纸。
上顿渡镇栽培和利用麻类的历史悠久，时至今日还可以找到不少的野生种。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麻类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显著的提高，黄麻的种植，一般都采取轮种制度，或水稻收获后种冬作物，次年春翻后种黄麻，收获后又一季萝卜、冬作。或在棉田套种子，次年春翻后种黄麻，黄麻收后种萝卜或冬作。还可以即草子翻耕后播种黄麻，收麻后种萝卜，收萝卜后冬种麦类，收麦后播种大豆。黄麻的品种多，有火麻上犹一撮高（本省农家品种）、解放初期引进的“印度长荚种”，和1976年从广西引进的红麻种等。
第三节西瓜
上顿渡镇西瓜种植历史不长。据《抚州府志》记载：抚州最早的西瓜也是由西域传入。江西省农牧渔业厅编《江西蔬菜品种》记载“……临川的抚州西瓜有千年的栽培历史，它的特点是耐储藏运输、晚熟，供应期长”。《临川县志》记载“抚州西瓜，又名抚州雪瓜，宋已引入种植，因瓜瓤爽口、汁甜纤维少，曾与河南开封西瓜，安徽风阳瓜，浙江平湖瓜齐名，宋时赞其为冷比霜雪甘比蜜，一次加口沉疴痊”。1940年《江西农书》记载：“临川西瓜久负盛名。主产地为县之东边，绵亘百十个村庄，种瓜面积为173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抚州西瓜是全国著名的地方传统品种，几次中央庐山会议，抚州西瓜曾是席间珍品，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赏。抚州西瓜中有抚州金包银西瓜、六十年代引进马兰瓜试种，八十年代初引进新澄一号西瓜试种，1986年先后引进新红宝、新优二号、京欣1号、郑杂5号等优良品种，1995年又引进聚宝一号，金钟冠龙等新品种2号，而有籽西瓜聚宝一号被新红宝取代，九十年代末无籽西瓜以黑蜜二号，有籽西瓜以聚宝一号、西农11号为主栽品种。近年来又引进无子西瓜黑蜜5号，有子瓜特大新红宝，郑杂七号，花兰仔5号等优良品种。近10多年来，上顿渡地区部分农民种植少量西瓜自食为主。
第四节甘蔗
上顿渡镇过去种糖蔗主要是台湾108、134和东爪哇3016、2828和赣蔗1号、14号、16号等品种，近年来种果蔗主要是红皮果蔗、白皮果蔗、黄皮果蔗、拨地拉福建果蔗一号等品种。种植面积较大，基本上每个农户都有种植。
第五节烟叶
1987年以前，上顿渡镇烟叶生产比较滞后，只是农民零星种植晒烟制作黄烟。1991年县政府号召农民大种烤烟，并成立烟叶生产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组织领导烤烟生产工作。1994年后烟农种植烤烟效益不高，面积迅速减少，晒烟逐渐停止种植。从1998年全镇就未大面积种烟叶，结束了大面积种植烟叶的历史。
第六节蔬菜
上顿渡镇蔬菜种植过去主要是解决自食蔬菜，投入市场量很少，以后逐年扩大种植面积，投入市场的蔬菜量大幅度增加，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蔬菜生产速度加快。县市合作后，市委、政府解决猛解的城市居民菜蓝子问题，决定在七个乡镇建立商品菜生产基地，面积8000亩，其中上顿渡镇的鹏溪、洪塘、春光、黄邓5个村1000亩。为抓好商品菜基地建设，1996年市政府下发了《临川市8000亩高产蔬菜基地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各基地按照方案，组织菜农认真实施，1997年七个商品基地面积扩大到1万亩，上顿渡镇增加1000亩。湖南以大棚种植反季节菜为优势，对促进蔬菜产业化起了积极作用。
上顿渡镇至今，蔬菜种植品种有150余个，并常有名特优新品种更换，常年均衡上市的有近40个品种。1987-1990年引进推广大白菜、杂交辣椒和地瓜三个品种。1990年年四年间引进推广西红柿、天津黄瓜、甜竹笋、韭菜等品种。1993-1995年引进木耳菜、西洋芹、生菜、西葫芦。1996年引进结球芥菜、结球生菜、湘研九号辣椒。1997年引进苏粉2号秋蕃茄、汴椒晚辣椒。1998-1999年引进紫花白、脱毒马铃薯、湘早茄、芸豆、笋瓜、独根韭、苏粉二号西红柿、白玉春萝卜。2000年引进人参果、紫背天葵、蝶心南瓜、台湾洋姜等品种。
上顿渡农民在实践中总结出经济效益好的有三种种植模式。（一）纯菜型：1、春茬早熟茄果菜或喜温性叶菜——网膜双覆盖栽培早包菜、花菜、芹菜、西芹、菠菜等秋菜——露地生产耐寒蔬菜；2、早茬早熟瓜豆菜——短期叶菜——秋茬或冬春茬茄果菜或喜温菜。（二）苗、菜型：1、早熟茄果或瓜豆——露地耐蔬菜——茄果蔬菜育苗；2、早熟瓜豆菜或喜温的叶菜蔬菜；木耳菜等——网膜双覆盖进行秋甘兰、花菜、芹菜等秋菜育苗——秋延后茄果菜。（三）间作型：棚内茄瓜果豆行间套种胡萝卜、菜、苋菜、小青菜、青菜。春黄瓜架下套种豇豆、春蕃茄架下套种冬瓜等。
第七节水果
上顿渡农民，历来以种植柑桔为主，兼种桃、李、柿、板粟等，后又引进葡萄、油柰、布朗李等新品种栽种。
1996年初，临川市委，市政府为进一步把果业做大做强，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林果业”生产，实现“在山上再造一个临川”的决定，因而全市按照优化资源配置，建立高效果业带，实行区域化市局方略，建立了四片一区新格局。上顿渡镇在兴建果园中，调整优化名、特、优稀水果种类的品种，增加科技含量，推广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搞活果业经营，并动员了社会力量和机关单位参与果业开发，从而推动了水果生产健康向前发展。
诗谜答案：一、森。二、姓名。三、不堪入目、一窍不通。四、落第。八章油料作物
第一节油菜
上顿渡镇油菜主栽品种，历史上是以芥菜型、白菜型、本地土种油菜品种为主，如甜油菜、苦油菜、辣油菜等，一般都抗性差、产量低、混杂退化严重。上世纪五十年代引进湖北甘兰型“浠水油菜”和甘兰型“胜利油菜”品种，六十年代又引进安义“甜油菜”和“胜利52”油菜品种，逐步更换原农家传统品种，种植面积较大的是胜利52品种。七十年代先后引进甘兰型“西南302”、“川油3号”、“川油9号”、“秀油1号”、“赣油1.3号”等，种植面积最大的是西南302，该品种株型高大、结荚多而密、产量高，单产比“胜利52”油菜高10-15公斤。1980年引进“8002”、“8003”低芥酸油菜品种。1986年引进“中油821”。1987年引进“秦油2号”。1988年引进“万油17”。1992-1994引进“中双3号”、“中双4号”双低油菜和“湘油13号”。1996年从四川引进早熟低芥酸油菜“川油早优1号”、“川油11号选”。1997年又从引进双低油菜“中油119”。到2000年，境内油菜主栽品种有中油821、湘油15号、万油17号、秦油2号、赣油12号、中双4号、川油早优1号、川油11号选等，以中油821栽培面积最大，中油119占有一定的面积，该品种株型紧凑，荚果大而密，单产比较中“油821”高出10-20%，出油率高达40%以上。
第二节花生
我国最早栽培的是龙生型小子花生，明末清初，多次从“西国”、“海上诸国”引进过南美洲的花生。上顿渡的花生也是从此开始种植。
花生在上顿渡镇栽种的面积并不大，只是在红壤旱地和缺水灌溉的稻田栽培。四月上中旬播种，八月上中旬收获，亩产80-100公斤。
第三节芝麻
上顿渡镇芝麻，多在丘陵红壤旱地种植，一般以夏芝麻为主，多在夏收作物收获后种植，产量都比较低，一般亩产只40-50斤，最高的也只有80斤左右。种植者极少。
第九章畜牧业
第一节畜禽种类及品种
上顿渡镇养的家畜禽种类主要有猪、牛（包括水牛、黄牛）、羊（主要是山羊、绵羊极少）兔、狗、鸡、鸭、鹅、蜂等十余种，并以猪、牛和鸡鸭养殖数量最多，后又先后引进鸽、山鸡、鹌鹑等飞禽饲养。
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上顿渡镇以饲养赣东花猪品种之一的南门花猪为多数，因其体色为黑白相同的花色，又出产于抚州南门，所以有南门花猪之称，其中型外貌是头大小适中，额较宽，皱纹较多，面微凹，耳大下垂，繁殖性能较强，由于逐渐与外来良种猪杂交，现在南门花猪纯种已找不到了。目前，饲养的多为赣东黑猪与外来良种猪的混杂种。赣东黑猪被毛黑色，体型中等，头颈较短，额宽稍凹，耳向上伸展，背腰平直，腹大而不施地，臀尖而稍长，成年公猪体重120-140公斤，母猪110-120公斤，与外来多种良种猪杂交都有明显的杂种优势。1987年引进美国的良种公猪约克夏与本地母猪杂交，杂交一代具有生长快、身长，体大脚高，皮毛白色等特征，一般能长到300公斤以上，后又引进瘦肉型良种公猪长白、杜洛克等猪种与本地母猪杂交，逐年提高了境内生猪瘦肉率。
牛：黄牛以本地临川黄牛为主，广昌黄牛也有少量分布，水牛以江西湖滨水牛为最多，有少量的黎川水牛。临川黄牛体型中等，毛色多为黄色和褐色，黑色和红色较少，肩峰发达高耸，鼻镜、蹄后角多呈黑色。湖滨水牛体型适中，耐粗饲料，温和，抗病力强，体质健壮，骨骼粗壮，毛色为深灰或淡灰色。从1978年开始，先后引进肉用体形大的海福特、夏洛来、西门塔耳，和产奶性能好的辛地红、黑白花、幺拉等国外优良的肉用、乳用及肉奶役兼用品种，用这些品种公牛的冷冻精淮与本地母牛进行人工授精配种杂交改良，生产出的杂交牛体型增大，役力增强，产肉、奶量增多。
鸡：本镇饲养的多为本地麻鸡，少数罗斯鸡。本地麻鸡外貌有粟色和花色两种，蛋壳黄色、壳厚，蛋质鲜美。罗斯鸡具有体型大、产蛋大而多等特点，这些地方鸡种都未进行选育，仍处于自然繁衍状态。随着养禽业的兴起，特别是全价配合饲料的应用，各地先后引进了罗斯蛋鸡、依沙褐鸡、从肉鸡、泰和丝毛乌骨鸡和崇仁麻鸡等卵肉专用品种，以崇仁麻鸡饲养量最大。
鸭：多为本地麻鸭，又称水鸭和泥鸭。还有番鸭，又称胡鸭、红面鸭，是肉蛋兼用型品种，用公番鸭和本地母麻鸭交配，生长快，但无繁殖能力，专供肉用的骡鸭。农户私养的鸭多为肉用鸭，专业户群养的鸭多为蛋用鸭。从外地引地的优良鸭品种有福建龙岩麻鸭、浦田黑鸭、浙江绍兴麻鸭、江西农科院培育的TR蛋鸭和北京鸭、法国玉鸭、广西双魅头鸭等品种，但因受综合性能或本地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的影响，几乎都未能形成繁育群体。
鹅：本以前以饲养本地鹅为主，成年鹅体重只有4-6公斤，后引进兴国灰鹅，丰城灰鹅、莲花白鹅等大体型鹅种饲养、但只是引进，也未形成繁殖群体。
第二节家畜饲养
上顿渡镇家畜饲养以猪，牛为主，旧时饲养数量极少，多限于富裕之家。
上顿渡农民过去养猪是为积肥，同时解决自食肉的问题。农民养猪曾流传一句俗话：“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意思是养猪积造肥料肥田。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农民口粮标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提高，所以生猪生产发展较快。六十年代初，因为连续受了灾害，吃食堂和极左思想的影响，生猪数量平均只以3.5的比例递增。除了1970年大抓了一下集体养猪，号召“四级办场、五级养猪”形式上出现了一次高峰外，实际上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把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来批，限制家畜家禽的发展。1980年以后，随着党对农村实行经济放宽政策和推行各种生产责任制，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又大大调动起来了，尔后又取消了派养派购，农民的猪可自宰自售，肉价随行就市，生猪的发展更快。
生猪饲养：绝大部分是养壮猪（肥猪）为主，近年来发展养老母猪，繁殖良种，饲养生猪饲料，以大米为主要精饲料，辅以稻糠和各种青杂草，水浮莲，水胡芦等。
目前，养猪业逐渐成为上顿渡镇农业生产的支柱产业。1990年年临川被列入国家“星火计划”的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建设项目，上顿渡镇实施《大面积推广养猪生产综合配套实用技术》，全面推行“四化”、“四改”、“二防”、“一旱”饲养技术，即母猪良种化、公猪瘦肉型化、肉猪杂种化、配种人工授精化；“四改”即改单一饮料为配混合饲料，改“吊架子”育肥为“一条龙”育肥，改熟喂为生喂，改放养为圈养；“二防”即预防传染病，预防寄生虫；“一早”即仔猪提早补料，同时推广应用深缩料“宝丰牌871”和预混饲料饲养，生猪饲养周期缩短，养猪效益不断增加，因而农民养猪积极性高，涌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养猪专业和养猪场，加上广东、福建销售市场看好，增长步伐加快。1995年以后，饮料价格不断上涨，生猪价格下跌，养猪日趋亏本，农户养猪积极性受到挫伤，加上上顿渡、广西等省生猪大量涌入广东、福建等市场，境内生猪外销市场不断萎缩，致使境内生猪饲养量逐渐减少。
耕牛饲养，1981年后，责任田到户，耕牛饲养分散，多至七、八户共养共使，多由机耕代替，牛的饲养不受重视，大部分农民备有或雇请机耕。
牛是农家宝。从耕牛的发展情况来看，上世纪五十年代平均每年递增1.9%，从1960年以后，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经济管理制度上的某些缺陷，饲养工作缺乏一定的经验和措施，加上水利设施不断改善，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粮油加工机械的逐渐普及，以往用以车水、碾米、榨油等方面的牛力，逐渐地被机械动力所替代，所以在六十年代的耕牛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第三年递减8.4%，七十年代虽然有所好转，但每年还是递减2%。1981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耕牛分到户上饲养，加之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牛肉的价格大幅度的提高，改变了历史上牛肉价低于猪肉价的旧状，一跃而为牛肉价大大高于猪肉价，养牛不仅可以耕田，而且可以育成肉用牛上市卖牛肉，经济价格提高了，从而耕牛数量又开始回升。但目前又已下跌，多数农户已不再养牛了。只有少数专业户饲养。
第三节家禽饲养
本镇家禽饲养主要有鸡、鸭、鹅三种。据调查1983年上顿渡家禽饲养量为48，214只（其中鸡36，120只，鸭12，094只），超1958年历史最高水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府为了加大对家禽生产领导力度，提出“小家禽，大产业”的发展思路，着手建设崇仁麻鸡和水禽养殖两大生产基地，因而带动了家禽发展的步伐。1993一1994年实施产业部下达的“稻谷型优化配合饲料及蛋鸭饲养应用技术”丰收计项目，为大面积推广优良蛋鸭，改良抚州麻鸭品种起到示范作用。1993年后，又先后推广应用人工授精改良品种、地方麻鸡大棚散养和全价饲料喂养等实用技术，促使全乡家禽发展加快。1997年以后饲料价格上涨，喂养投入增大，不少养禽专业户出现亏本，因而养殖专业户逐渐减少，家禽生产出现滑坡，到2000年饲养量基本稳定。第四节兽医防疫
一、疫病流行情况
上顿渡镇牛的传染病有炭疽、气肿疽、牛瘟等；猪的传染病有猪瘟、猪丹毒肺疫等，家禽的传染病有：鸡瘟、鸭瘟、鸡痘、禽出败等。疫病每年均有发生，流行面广，死亡亦很严重。疫病流行季节大都在春夏之交，农村有句谚语叫：“葫了上了棚，痘猪肉吃不赢”。也有在秋冻时流行的，如耕牛流行性感冒，一般在每隔三、五年成周期性的流行，耕牛炭疽病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发生，耕牛气肿疽其流行区域大多在沿河一带，家禽的疫病多发生在春未夏初或秋未冬初，特别是鸡瘟流行时，有的乡村的鸡群甚至瘟光。
畜禽的寄生虫方面，猪有蛔虫、结节虫、鞭虫、鄂口线虫、肺丝虫、姜片虫、辣头虫、胃虫、毛园线虫、双管饱氏线虫等。牛有蛔虫、结节虫、捻转胃虫，古拍线虫、仰口线虫、肝片吸虫，前后盘吸虫、莫尼茨条虫、球虫、胰阔盘吸虫、锥虫等。鸡有蛔虫、毛细线虫、艾美球虫、棘结线虫、扭头线虫，有轮条虫、前殖吸虫等。
解放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贯彻执行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连年组织大面积的预防注射，大打防疫灭病的人民战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1964年上顿渡镇就基本上消灭了猪瘟。严重危害人畜健康的炭疽病、牛瘟等，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得到控制，连续二十多年未再发生。牲畜“五号病”（即口蹄疫）到1985年已达到消灭县标准。2006年又复发，部分养猪专业户死猪50%。其他如猪丹毒、猪副伤寒、猪气喘病、猪链球菌病，以及禽出败、鸭瘟等尚在零星发生。鸡瘟自1978的以来，开展大面积防治后，已控制在较低限度。此外寄生虫病经1981年以来的的全面驱虫后，也有所减少。近年来，出现新的疫病高致性禽流感。
第十章水产渔业
上顿渡镇地处宜黄、崇仁河下游，河道沟渠纵横交错，湖库池塘星罗密布，水面辽阔，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各种淡水鱼类和水产品养殖，渔业生产历来较发达，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尤其是近几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逐渐改变人放天养的传统养殖习惯，加大投入，推行名特优新品种和科学放养技术，加强渔政管理，全镇水产渔业生产实现快速发展。
近几年来，镇党委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模式，形成了村村有产业，产业有特色的良好势态。全镇近2000亩水面采取承包的形式，全部养上了鱼、蛙、珍珠和其他水产，人均增收230元。
第一节水产资源
上顿渡镇境内河流有宜黄河。宜黄河一般夏涨冬落，4月份开始起涨，6月份进入高峰，7月份开始下降，每年有9个月左右为捕捞季节。湖泊池塘，一般分布在村庄附近，接受光热条件好，水质服沃，水域底层都有沉积物，多富有浮游生物和其他可供鱼类作食料的生物，饵料丰富，适宜养殖。上顿渡镇临川历史上盛产的鱼类有鲤、鳙鲩（草鱼）、鳜、（桂鱼）、乌鱼、鲫鱼、鲇、鳅、虾等鲤于鱼族中最贵其赤色者，谓之金鲤。鳙、鲢、鲩为池沼中所养，岁取之九江鱼苗，川港稀有之”。据《江西年鉴》记载，除上述鱼类外，尚有“白鱼、宗鱼、棍子鱼，榈刀、篾骨干、红火鱼、黄丫头”等。建国后经过3次水产资源调查，上顿渡镇内共发现鱼类37种，其中海淡水回游性鱼有：鲥鲚（凤尾鱼）、鳗（白鳝）等，多分布在天然水域；江湖半回游性鱼有：青、草、鲢、鳙、鳊等，多分布在水库和湖泊、池塘，湖泊池塘定居性鱼有：鲤、鲫、乌、鲸、团头鲂等。从经济意义看，主要经济鱼类有鲤、鲫、鳊、鲢、鳙、草、青、鳝、鳜、鲴、鲚、鲥等，其中以鲤、鲫鱼类产量高，占渔捕量50%左右，是捕捞的主要对象。一般经济鱼类有翘咀白、红鲳白、鲶、鳟、鳗、鳝、鳅、光头鱼等。经济价值不大的小型杂鱼有：船钉、马口、黄尾、旁鲅等。介类主要有龟、鳖（又称脚鱼、甲鱼、团鱼、水鸡）、蚌、蠙（即蚌珠，现称三角帆蚌），鲮鲤（穿山甲）、螺（塘中为青螺等。田中为田螺经水产资源普查，上顿渡镇等地较大内港发现大量皱纹冠蚌和三角帆蚌（即古谓之“蠙），每年捕捞万斤以上，是淡水育珠的主要资源。菜类有莲、藕、菱，（有土菱、红菱、角菱，后两种是1975年从浙江嘉兴引进的），欠实，荸荠、茭笋和水浮莲（1955年引进）、水葫芦、泡泡草（1975年从浙江萧山引进）、红萍、绿萍等。以上水生植物，各地都有分布，荸荠是上顿渡盛产。
第二节渔业生产 上顿渡镇渔业生产历史悠久，从天然鱼类捕捞到人工养殖，从盲目捕捞到计划保护，从渔业生产到其他水产生产。在长期的渔业生产实践中，创造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渔业生产从经营方式看，可分捕捞渔业和养殖渔业。捕捞渔业以天然水域的天然水生动物为劳动对象，但产量受天然条件和季节性的限制。人民在长期的捕捞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捕鱼法：一是掌握鱼类习惯进行捕捞；二是利用响声驱鱼而捕；三是利用鱼类趋光性诱捕。据载，清朝时期有：“夏日以羊或猪的尿泡吹胀，放入萤火虫数百枚，仍缚包口，系于罾之网底，鱼群各奔其光，聚而不动，捕之必多”的诱捕法。捕鱼的方法有网捕、钩捕、禽（鸬鹚）捕、装捕、药捕（含炸捕）、电捕和干捕数种，以网捕使用最广，数量最多。网有撒网、丝网、罩网、罾、扯网等。过去网具均用麻绳编织，用桐油加固。从1960年开始改用尼龙线，尼龙丝编织，并逐步用锡坠子捕捞。历代使用的网具有如下几种：第十一章临川区农业局
临川区农业局认真贯彻中央、省委一号文件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以提升农业科技含量为举措，着力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经营，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做出重要贡献。
一是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全区粮食总产稳定在60万吨以上，2004年至2008年连续五年被国家农业部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区）光荣称号。二是跑项目争资金成效显著。近几年来，争得国家项目资金先进单位。三是农业科技得到全国推广和应用。初步统计，改革开放30年，共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新成果168个，其中20个项目获得省部级奖，53个项目获市厅级奖。四是农业产业化工作成绩骄人。全区拥有省级龙头企业6家，市级龙头企业38家，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42家，拥有1个国家名牌产品、7个省级名牌产品，2个绿色食品证书，15个无公害农业产品，龙头企业实现年产值近18亿元，带动全区和周边16.9万农户参与经营。2006年、2007年农业局产业化工作被评为全市第一名。
第十二章临川区林业局
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近30年，临川区林业局在临川各届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先后实施了“灭荒”造林、“在山上再造一个临川”和“跨世纪绿色工程”等林业发展战略，极大地推动了林业的发展，初步扭转了森林资源持续下降的局面，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双增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林业建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相继作出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为新世纪林业抢抓新机遇，谋求新发展，再创新辉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加快林业生态建设，实现我区林业的跨越式发展，更好地指导今后五年工作，特制定本区林业“十一五”发展规划。
主要建设成就
1、林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十五”期间，我区以林业重点工程造林为主，其它造林为辅，大力植树造林，共完成造林面积28.16万亩。通过实施以“长防林”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等生态工程，林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五年来，共完成“长防林”工程2.6万亩，退耕还林工程10.56万亩。这些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与大面积的面上造林绿化相配套，构建了我区森林生态体系建设框架。截至2004年，全区有林地（森林）面积达97138.2公顷，森林覆盖率达38.96%；活立木总蓄积量181万立方米，比“九五”期间增加43.4万立方米。由于大力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我区森林资源生态功能显著增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为减轻自然灾害，改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条件，保持我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发挥了主导作用。
2、林业产业逐步壮大。“十五”期间，我区林业产业化经营得到了长足发展，先后实施了速生丰产林基地、油茶丰产林基地、毛竹丰产林基地等一批集约经营的商品林业建设项目，其中建设杉木速生丰产林基地5万亩、油茶丰产林基地5万亩、毛竹丰产林基地6万亩。兴办了一批以森林资源为依托的木竹经营加工企业。林业生产的基地化、规模化、产业化程度逐步提高。与此同时，我区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拓宽产业发展领域，以金银花、黄栀子为主的林木药材和花卉苗木等基地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十五”期间，我区共发展黄栀子基地面积6.2万亩，金银花产业从无到有，现已发展基地面积1.5万亩，花卉苗木生产基地从“十五”初期的不足200亩发展到如今的2万余亩，培植花卉苗木专业大户30余家，建立了从云山沙子岭到腾桥的“百里花卉长廊”，我区花卉苗木的产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效益凸显，在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绿色消费需求的同时，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较好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林业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林业产业正在逐步成为我区经济新的增长点。
3、林业支撑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为保障林业事业快速健康发展，“十五”期间，我区进一步加强了林业支撑体系建设。一是森林公安、木材检查站等林业执法体系初步完善，基层森林公安派出所2个，在职在编森林公安干警19人；木材检查站3个，其中省批公路木材检查站1个，在岗人员27人。二是基层林业工作站得到稳定发展，现已建立基层林业工作站11个，在岗人员192人，工作站人员工资和经费全部纳入区财政，列入年初预算，有效地稳定了基层执法队伍，为维护森林资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三是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林业科技推广工作。完善了技术推广站及基层林业工作站的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形成了区、乡、村三级林业科技推广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