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十二时四十分，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和组织部长周贡植等九人在四川省重庆市朝天门外壮烈牺牲。
   傅烈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对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一、求学时代 傅烈原名“傅见贤”，乳名“见子”，曾化名“贺德”，“贺泽”，“吁伯凯”。江西临川县人。一八九九年八月十三日生于一个小商家庭。父亲傅善庆，在临川县上顿渡镇开设傅启顺米栈，经营大米，兼营油盐杂货，并代办邮政。傅善庆为人谨慎、诚挚，很受人敬重。他广为交标；在九江、汉口、上海各埠均有同行交易、联络信息的商号。母亲范颖秀是农村妇女，带着一个养女，勤俭治理家务，浇灌菜园，饲养猪禽，小康之家的生活过得也很舒适。傅烈是个独生子， 从小秉性聪颖，喜爱读书。三飞四岁时便常同其他儿童去村塾，立在门外听讲，回家后仿效写读。父亲看到儿子喜欢读书，很是高兴，征得傅家书院教师同意夕就送他去书院启蒙。五岁的傅烈便把《三字经》、《百家姓》、《昔时贤文》、《幼学琼林》。之类的书籍背诵得滚瓜烂熟。一九〇四年上顿渡创办“龙津小学堂千，他进入该校学习。一九〇九年考入江西第七中学，以优异成绩毕业。老师鼓励他深造，但他的父亲却让他继承经商事业，把他送到九江“德茂米店”。当学徒。即使这样，傅烈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店主发现他看书，很不高兴，把他的书抛掉，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卷起行李愤然离开店铺。后经朋友介绍到九江高志模范小学教书。他一面教书，一面自学多一九一七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 南伟烈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学校。簿烈入校后认真学习各门功课，特别注意学习英语，他经常找机会与外籍教师用外语对话，同时阅读各种进步书籍，接触进步青年。他对当时军阀割据飞政府腐败无能的黑暗社会极为不满。在一次家信中写道：“我甚为讨厌学校里基督教的祷告仪式，又是大礼拜，小礼拜呀！更看不惯那些见到洋人点头哈腰奴才相。我痛心在祖国神圣的领土上，被外国人强占租界，欺负土地的主人。看到那些横行霸道的洋人欺负中国人，我从内心发出咬牙切齿的仇恨！”父亲很担心他的安全，曾几次到九江去看望。为了怕儿子在外面出事，一九一九年农历三月初耳，赶紧为傅烈筹办婚事，让他与同乡陈才用女士（原名陈彩蓉）举行了婚礼。婚后，其父强制傅烈在家度“蜜屉”，不让傅烈再去九江上学。傅烈不得已，只有遵从父命暂时停留在家。但是傅烈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激进青年，要他蹲在家里享受闺房欢乐，白白浪费青春年华，感到非常痛惜！于是，他经常私下做新婚妻子的工作，共同研究办法，如何跳出樊笼，远走高飞施展宏图。最后夕父亲在儿子和媳妇的再三恳求下，终于允许傅烈去上海经商。一九一九年农历端午节刚过，便亲自护送儿子进入上海“吴长泰机米厂”，当学徒，交给一个亲戚照管。 傅烈抵达上海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上海各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游行示威，傅烈深深地被这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所激动，他来上海本是无意做学徒工，不过是顺应父亲意愿，等待机会。他自动离开“吴长泰机米厂”，转入到中英商人合资兴办的上海“求新造船厂”当翻译。在这一段时间中，结交了上海一批江西籍的进。步青年，如：彭树敏、饶国章、饶来杰、江学轩、涂名扬等。当他得知华法教育会在上海设有勤工俭学会，可以介绍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时，傅烈未征得家庭同意，便去该会报名参加留法预备专修班的学习，开始补习法语。一九一九年十月，他拍电报向父亲请求准备三百元旅费，并通过家书，表明自己去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决心。父亲接到函电，气得摇头叹气， 大叫：“要飞了！要飞了！我等于白生了这个儿子。”立即电催促其回乡，表示决不同意儿子出国求学。傅烈读法语补习专业班到一段落时，于旧历年前赶返家乡，父子俩当即展开一场大争论。几经争辩，父亲仍以年关紧迫夕一时难以筹措大宗现款为借口，阻止儿子远行。然而其妻陈才用深明大义，主动提出把陪嫁的五亩地和手饰兑换变价，凑足了三百块银洋。元宵佳节一过，傅烈就兴致勃勃的奔赴上海，以遂他赴法勤工俭学之愿。 傅烈抵返上海后，每天仍参加法语学习，因为他英语基础好，所以他在补习法语的同学中多他算顶呱呱的。他也经常到华法教育会上海勤工俭学会去打听消息。一九二〇年五月初傅烈接到通知，便和江西籍同乡邓荣争惠飞涂名扬等一起报了到，每人交了四张相片和一百元的入会费售护照费，并作好了出国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等候船期动身。同行的还有赵世炎同志。 是年五月九日早晨七点，傅烈等人在工部码头上了法籍邮轮“阿尔芒勃西号”。中午时，邮船启航离开上海，载着一百三十名中国青年向西方驶去。这是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也是最多的一次。航船条件很差，人多地方小，舱内空气闭塞沉闷，加上伙食不好，给初次海上旅行的中国青年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第二天，大家商议，选举赵世炎、傅烈等十余人组成航海自治团，帮助大家搞好旅途生活。赵世炎和傅烈等自治团成员，积极为大家改善伙食，打扫卫生，看守舱内东西，供应茶水，并照料病人，还组织了“学术谈话部”、“法语练习部”、“音乐部”、“新闻部”，进行活跃有趣的活动，使大家精神上得到愉快和安慰。“阿尔芒勃西号”在海上航行四十五天，航程三万里，于六月十五日到达法国马赛港，十六日夜十一时到达巴黎。上岸后，傅烈和自治团的成员，又积极协助巴黎华侨协社派来的招待员，做好搬运行李，填写学生履历表，告知各人被分配的学校及校名等事务。把同学的事情安排妥当，傅烈才乘车前往蒙达尔公学（由华法教育会分配他在该校机电科）报到，在学习期间，他还在哈佛勒机械厂做工。这种一心为集体的精神给留法广大同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留法学生大体分为官费生、自费生、俭学生，勤工俭学生四种，傅烈属于勤工俭学生。 一九二一年初，巴黎勤工俭学会介绍第一批人，去哈佛勒地区圣乃德工厂当学徒工。这些人中有江西籍的傅烈、涂名扬飞江学轩飞饶国章、饶来杰等五人，河北籍夏述虞、李书田、焦玉峰等五人。他们一同由巴黎乘火车至哈佛港前往该厂报到，根据勤工俭学会与厂方的协议，练习期为六个月，学习期满即分配到该厂其它制造车间为技工。他们同住在厂方指定的一间可容二十人住宿的简陋木架棚中，自办伙食。由于南北口味不同，五个江西人组织一个伙食小组。嗣后第二批来厂当学徒工的彭树敏也加入了这个小组，因此六个江西人同工同住同食，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人，并公推傅烈为这个宿舍这一组的代表人。 在此期间，在法国各地勤工俭学的江西同学，曾相约向江西省政府请求拔款救济，推举傅烈为代表，负责起草申请书，他欣然接受，很快地就完成了这一起草工作，后由巴黎华法教育会将这项申请书转给江西省政府，结果得到江西省政府拔给的一次救济款。当时江西籍在法国的学生总共二十五人，学生生活有所改善。巴黎有个江西同学汪恩广因回国川资不足，曾函商在哈佛勒作工的江西同学协助凑借，傅烈与江西六个徒工共同凑足，终于使汪恩广得以成行。这就表现了傅烈热心集体飞乐于助人的高尚风格。傅烈与肖键还发起在巴黎成立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以资联络，互通信息，相互协助，以达到各人工读的最终愿望。 一九二0年二月，李维汉飞李富春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次年八月改名“工学世界社”。傅烈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九、十月间，傅烈参加了蔡和森赞助的，由李维汉在蒙达尔召开的全体社员大会。会议期间，他仔细阅读了蔡和森用纸抄好的贴在会议室墙上的《共产党宣言》。在热烈的辩论中，傅烈赞成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 一九二一年五月间，圣乃德工厂工人为反对厂方资本家种种压迫而举行了一次大罢工。傅烈、李林、黄昌铭、彭树敏等积极响应，参加了这次大罢工，得到参加罢工的法国工人组织的热烈欢迎和赞扬。罢工结束后，厂方对同学们当然不满，把他们分散在该厂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劳动，以此作为报复。 是年各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连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傅烈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这三次政治运动。 三次政治斗争是：（一）各地勤工俭学学生数百人于二月二十八日齐集巴黎，赴中国驻法使馆请愿，“要求生存”和产求学权利”。（二）巴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旅法各界华人，于八月十三日在巴黎哲人厅开大会反对中法大借款。（三）各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于九月二十一日派代表百余人前往里昂中法大学，争回里昂大学求学权利。在这三次群众运动中，在哈佛勒作工的同学由于工作关系虽未派代表前往，但傅烈组织同学通函响应，予以鼓励和支持。同时在当地广为宣传，对这些斗争起到良好的影响，显示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团结和力量。 通过多次的群众活动，傅烈与外界有关政治组织、群众组织，有了进一步的联系，接触新思想的机会较多，所以傅烈在每次斗争中，都和同学一道，站在运动的前列，冲锋陷阵，同迫害和镇压勤工俭学学生的陈篆、吴稚晖飞李石曾等人和法国反动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傅烈结识了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李富春、“蔡畅以及蔡和森，赵世炎等广大批共产主义者。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傅烈成为旅欧共产主义绢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人之一。一九二三年二月“少共”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进行改组，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旅欧支部）”。大会选出了新的五位执行委员，由周恩来任书记。当时傅烈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属巴黎支部的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的成员。这年上半年，傅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由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和需要，旅欧党、团组织从一九二三年起有计划地分批选送骨干成员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十九二四年九飞十月间，傅烈、彭树敏、饶来杰、陈家珍飞穆寺飞廖仁志等，一共二十多人，随同蔡畅、聂荣臻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们由法国巴黎出发，经过德国柏林飞汉堡，渡过波罗的海，到达苏联列宁格勒，十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在该校有比傅烈等先来的罗觉、”陈延年、王若飞、叶挺、刘伯坚、朱克清、黄镜明以及江西同学肖复之飞袁冰之等数十人。该校为中国学生设立了中国班，傅烈随班上课，并参加中共旅莫支部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的教育。当时在该校学习的中国学生都是由中共旅莫支部统一领导。傅烈在学习中表现突出，善于遵循领导的意志多在同学小组中或个人谈话中，抱着相互讨论的学习态度，不仅使每个人对上级领导意图有明确的了解多同时又能、将同学所提出来的每个问题给予解答。他经常的把学习心得和见解进行概括，把学生间的情况不时地向党支部领导反映，密切支部与党员举众的联系，成为既是领导的助手，又是同学的代言人。 当时旅莫支部为了适应国内各条战线的革命需要，根据各人的特长和才能，先后选派了一些同学在苏联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特种教育和训练。傅烈被派到苏联公安部门学习苏联公安建设工作和开展政治活动工作的经验。二、参加南征北伐 一九二五年春，傅烈奉命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参加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由中共中央分配到中共广东区委，在区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为党收集各方面的情报，以供上级及时了解军政动态。由于要经常和有关情报人员接触，很少在区委机关或公开场所露面。为了使他便于工作，经组织同意，把他的妻子陈才用从江西临川老家接来广州同居。他的住所极其秘密，一般熟识他的人很少知道。 博烈在广州这一时期的工作做的很细微很深入，对当时国民革命军的进展是有很大贡献的，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以后傅烈兼任国民党革命军三军政治部秘书，在朱克靖领导下工作。第三军是在滇军基础上改编的。为了有效地改造该军，刚从苏联回国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和傅烈商量箩决定采取三条措施；（一）把新来的一批共产党员，振到全军务团、任营政治指导员，建立各级党代表及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二）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三）定期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朱克靖和傅烈等领导同志处处以身作则，把苏联红军的优良作风带到这个部队，很快的促使该军出现了新的面貌。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盘据海南岛的陈炯明残部邓本殷依仗英帝国主义支持，乘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进犯西江，直至江门，危及广州。为了消除革命障碍，巩固革命根据地，实现孙中山先生统一广东全省进而北伐的宏伟遗愿，第三军奉命出师南征。朱克清和傅烈一方面帮助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指挥进剿，一方面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向士兵和群众做宣传工作。傅烈带领政工人员随同先头部队行动打前站。他们每到一处夕不顾劳累即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揭露邓本殷勾结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多宣传革命军队不扰民、不拉夫、公买公卖、纪律严明；得到广大群众的大力援助。第三军官兵军纪严明、作战英勇，于十二月二十日一举攻克琼州城（海南岛），邓本殷泛舟逃亡海外，残部均被缴械收编，取得了南征的胜利。 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国共两党联合阵线，中共两广区委立即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对策。会上，区委书记陈延年委派傅烈组织一个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
  傅烈接受任务后，积极带领一个情报小组奔走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之间。他有时西装革履，出没于茶楼酒馆墨有时戎装佩带，进出于军港要塞多有时青衣小帽，往来于平民百姓之家。他能说五国外语，能言中国十几处地方方言。他充分发挥同志们的机智勇敢和集体聪慧，搜集到了许多准确情报，一一报告区委，供给区委正确判断形势和决定方针政策。
  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第二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熊式辉在广州包围了三军政治部，傅烈当即领导政工人员与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正在陪同英、德外使人员和苏联顾问视察部队，得到消息，及时赶到军部，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事后，傅烈和朱克靖据理力争，迫使朱培德忍痛撤了熊式辉的职务，并对政工人员进行了慰问。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军占领长沙，醴陵等地后，二、三两军进驻攸县。九月五日，二、三两军分路向萍乡守敌唐福山部发起攻击，唐福山部不战而退，二、三军跟踪追击，六日占领萍乡县城，七日占领安源，十二日占领宜春多第三军向高安前进，于十八日攻克高安，乘胜向南昌进逼。 进军中，傅烈和士兵同甘共苦，带领政治部的宣传员打前站，宣传北伐军宗旨和纪律，明确宣称不勒索给养售不拉夫派役多不强占民房多买东西照价付款。并且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支援北伐。三军纪律严明，官兵政治目标明确，所到之处，锣鼓喧天，群众夹道欢迎。攻克萍乡前后，革命大军所到之处，民众鸣放鞭炮欢迎大军，沿途设有茶水站，馈送饭菜鸡蛋，当麻布岭之敌未退时，民众蹲在近山侧，主动为革命军引路。萍乡之敌未退走时，民众曾将截获的步枪若干支，子弹百余箱送给三军军部，旋又造出革命大军早晚必至的空气，唐福山部便不战而逃。三军攻克宜春时，同样得到人民的积极支持，但因当时民众欢迎我军过早，又适逢敌军败退下来，不幸被敌人枪杀数人。人民为了帮助北伐军，乡间则备土枪土炮助威多或准备截击，城市则协力捕捉逃俘，缴取枪械。各家各户都设备茶水一缸，以饷我士兵，这种种气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 九月二十七日北伐军第二次围攻南昌。第三军向牛行车站出击，迂到军阀孙傅芳的四个混成旅向第三军七、八两个师开来，双方在西山万寿宫激战三天三夜，结果第三军于十月十二日占领万寿宫，俘敌官佐百多人，士兵五百多人，敌伤亡二、三千人，北伐军乘胜追敌，向南昌挺进。敌人为使北伐军在城外无隐藏处，并切断群众对北伐军的支援，赏洋两万元，命令敌工兵营四百余人，用水龙头注射煤油，硝磺等，而后放火，将惠民飞章江、广润飞德胜、永和等城门外靠城墙脚绵延的环城街道飞商店飞民房，尽行烧毁。古今闻名的滕王阁，也是这次被烧毁的。同时敌军在城内进行极端屠杀与抢劫，一时户横遍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为惨重的损失。十一日北伐军围攻南昌时，居住德胜门外的各国侨民公推美国侨民长孙维廉和英侨葛阴安澜飞法侨李神父，到离城不远的生米街北伐军第二军军部，声称愿意负调解之责。由北伐军军部傅烈代表接见多侨民代表提出，请北伐军停止攻城，并撤兵二十里，经磋商后北伐军表示同意，但提出两个条件：1、守敌不得任意烧杀抢劫。2、应缴械投降尸事实上，当时守城敌军已无子弹，急切希望停战，而北伐军也因南昌城墙非常坚实，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十分不利，伤亡很大（牺牲团长三人，官兵数百人），所以也同意暂时撤军，等侯支援部队。
   北伐军于十月十四日撤围后，各路部队分别离开南昌，第三军奉令在南浔铁路沿线驻扎休整。
  南昌撤回后，江西战场上有一段短暂的休战。这期间北伐军一面休整，一面制定出新的作战计划。不久，右翼军、左纵队第三军自万寿宫攻蛟桥、牛行车站，得手后，从丰城飞南昌边境向抚州挺进。第三军的傅烈正是抚州长大的，对当地地形相当熟悉，他的同乡、同学很多。他随先头部队挺进，首占抚州西南门户上顿渡，遇同学章应昌飞许瑞芳等多人，他便临时派遣他们化装农民，有意让敌军抓夫，以便窥探虚实。同时动员群众烧茶送水，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组织同学和同乡农民偷爬进城，张贴标语，涣散敌人军心。上顿渡距抚州城二十华里，傅烈在主力军尚．未到达前，就先同几个宣传人员进入镇内，动员群众，准备茶水点心，到十几里路外鸣炮欢迎，周围乡村一时相互仿效响应。北伐军第三军四、五两个师十八日到达上顿渡，尚未交战，敌军即速退回抚州城内。进贤的敌部企图向云山方面增援抚州，被组织起来的青年学生侦悉，北伐军第四师即返敌后阻击。北伐军乘势猛攻抚州，但激战数小时未能攻克，师长易简不幸阵亡。这时傅烈聚集近郊学生和农民借来楼拂百余部，组织登城强攻。在广大群众和城内部分青年学生配合下，北伐军于当日傍晚攻克抚州，毙敌数百，俘团长一人。傅烈虽然臂部受伤，但仍坚持随军前进。第三军仍回师向南昌靠拢。
  广东国民政府在北伐军攻下南昌后，任命朱培德为第一任江西省主席。第三军留守江西，傅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多仍兼第三军政治部秘书和朱克靖的秘书（当时朱克靖是第三军党代表兼江西省政务委员会秘书长）。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江西地委升级为省委，刘九峰为江西省委书记，傅烈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负责全省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发展工作。省委成立后即将吉安、九江两个特支改组为地委厂派罗石冰任吉安地委书记，曾延生任九江地委书记，各县原有的特支或支部（主要是沿南浔铁路线和赣江沿岸各县）大部分改为县委，此外将修水飞星子两个支部划归九江地委直接领导，赣江沿岸及其附近的县如万安、遂川、永新、宁岗、莲花、安福、永丰等县委或支部，都划归吉安地区直接领导。
  赣县特支改为县委，派陈赞贤任县委书记，还有南康、信丰、于都、兴国、上饶、崇义、大康等支部，直接同赣县县委联系，并接受其指导。南昌市没有设市委，所有在南昌市的支部和各项活动，特别是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北伐军总政治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分二路迁移：一路随蒋介石东移上海，一路由涂士元带领迁移汉口。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随蒋介石迁移乘船到安庆时，对当前形势有所感触，写了一首打油诗。“春风拂面，万木争荣，长江浪涛，滚滚东流。蒋打一路，就走一路，走一路，打一路，好不威风。”郭沫若停在安庆，没有随蒋介石东行，后退回到汉口，廖心仁亦随到汉口，遇傅烈相商后同他一道经九江转回南昌。途中傅烈对廖心仁说：“眼要明，耳要灵，心要悟，郭老西返乃智者也！”
   一九二七年三月间，中央军委调傅烈到汉口，在中央军委工作。
   三、临危受命，入川建党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四川地委通过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发动重庆市各界爱国群众和近郊农民；在重庆打枪坝举行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英勺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事件。四川军阀刘湘出动军警向到会群众实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死伤千人以上。中共四川地方组织领导人杨涸公飞冉钧等相继遇害。六月，重庆市工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孟本斋、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李尉如又相继被秘密杀害。党组织被迫转移，机关瘫痪，工作陷于停顿。
  这年七月，中共中央根据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的情况，决定派傅烈、钟梦侠、周贡植飞刘愿安飞刘披云五人入川清理和重整组织，在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
  七月中旬的一天，傅烈召集周贡植、刘披云、刘愿安、钟梦侠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开会，传达党中央的决定，讨论工作计划，决定四人先走，留下刘披云等待中央的“八·七”会议文件，到重庆钟梦侠家里碰头。
  一路上傅烈动员散失在武汉飞宜昌等地川籍同志返回重庆，共同战斗。在宜昌的胡平治和陈翰屏等同志碰上傅烈，向他询问武汉的情况，傅烈说：“武汉汪精卫政府背叛革命了，你们去武汉，回四川都可以，到武汉的可以开介绍信，回四川的马上安排工作。”他们听了傅烈的亲切谈话，许多人都乐意返家闹革命。
  七月十七日傅烈等抵达重庆，在神仙口街一个大院的小院子里，重建四川临时省委机关。为了安全，他们装扮成一家人，傅烈是大哥，周贡植是二哥，朱挹清是老三，童文玉假称大嫂、贺学礼则住在小院最外边的一间小屋里，担任嘹童任务。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刘披云带着“八·七”会议文件来到重庆会合，在重庆建立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傅烈、组织部长周贡植售宣传部长刘披云（当时化名方策）、工运部长曾君杰、秘书长周贡植（兼），后由刘愿安继任秘书长（当时化名刘坚）。九月，召开临时省委第一次会议，傅烈主持会议，由刘披云传达“八·七”会议文件，会议决定两件事：一、分工；二、派人到各地清理和恢复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种，加强各地—组织与临时省委的联系，开展党的工作。
  十月十三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又召开了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以及中央对四川临时省委的指示与批评。这次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学习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等四个文什，也接受了中央一些不切实际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作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占据乡场以至县城”等政策上过左，斗争中冒险的决定。二十二日四川临时省委又召开紧急会议。二十五日临时省委发出了第一号特别通知，对过去党内一些错误思想倾向和组织上的散漫现象提出批评，作出了纪律规定。
  不久，中共川西特委在成都建立，由张秀熟同志任书记。接着，中共川南特委在沪州建立，由刘远翔任书记。年底，川南特委由沪州迁自贡。
  为了充实临时省委力量，任命周贡植（留法学生）为组织部长兼管“农运”。调川西特委书记刘愿安为宣传部长垦牛大鸣（武汉农讲所毕业）为秘书长墨郑鼎勋为四川学联主席（出席全国学联会代表）负责学运，并协助搞工运。把号称四川才子张秀熟和青年知识分子任白戈调省委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川临时省委书记傅烈向中央报告，省委有委员十一人乙除组织和宣传两个部外，下设宣传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委、军委、民委、学运、妇运，全省有市委两个：成都、重庆（直属省委）县委五个，特支十三个，通讯员四处（即资中、鼓县、中惧、安县），以前由成都管辖，现在正接头由省委直接指挥，全省有三十多个市、县和地区恢复了党的组织，全川皂清理登记的中共党员共计四百四十二人，临时省委派澍干部到自贡飞五通桥等地加强职工运动，宣传、组织和发动武装暴动（包括开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兵运”、“土运”）。一九二七年十月临时省委下发子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学生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临时四川省委党内刊物《四川通讯》在重庆创刊，每期分两部，第一部刊登中央和省委的决议、指示、通告、省委编写的政治通讯、宣传材料，第二甜稠登中央通告、决议飞政治报告等重要文件。
  十一月二十四日由于四川省委的宣传，在川西特委的，领导下，成都省立各校教职员工和大中学生实行总罢教、总罢课，要求省教育厅给教职员工发一个半月的薪金以维持生活，要求川省教育经费独立。是日，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志诚法政专门学校；省一中等校党的负责人，组织成都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各校学生联合会代表团，直接领导这场斗争。
  罢课范围扩展到小学，成都各私立学校校长团一再向教育厅“集体辞职”以示声援。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在全省各地引起暖熬反确，重庆、自贡、岳池等地纷纷响应。成都的罢课罢料争历时一月，迫使反动当局表示接受全川内税划作教育经费的要求，教育厅长万克明被迫辞职。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至十五日，临时四川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是临时省委指定的，来自成都、重庆、川西、江津各地夕团省委负责人列席会议，共二十人左右，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由傅烈亲自起草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并决定由大会颁发到各县县委。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会。会议选出的省委组成人员是：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傅烈，组织部长周贡植，宣传部长刘愿安、秘书长牛大鸣，委员张秀熟、郑佑之、刘成辉、周敦婉（女）。《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共计一万八千多字，分为十六个部分，对暴动的意义、条件、目的飞性质、形式飞时机、区域及暴动的旗帜飞口号、宣传与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军事计划飞政权问题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阐明和明确的规定。
  川东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在万源飞宜汉，达县一带建立赤区。这里有个名叫李家俊的青年，曾肄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旋而赴北京，经沪返川。他在“五四”运动后，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并在北京创办进步物刊《尊山钟》。此人有进步的一面，又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平日披着长发，蓄着胡须，声称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他父亲拥有一批枪支弹药，只要他出面，枪就可以拿到手。因此争取李家俊加入革命队伍，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底，傅烈就派人利用旧的交情，把李家俊从家里动员出来，当同他谈到革命手段时，李家俊激动得挥着手说：对地主豪绅，就是要采取最后的手段！把他们杀光、烧光！傅烈语重心长地说：“革命不能凭个人的意气，斗争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我们应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共同斗争。”接着对他讲述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斗争方法，并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唯一出路就是放弃个人的幻想和空谈，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李家俊愿意接受党的教育，他十分感慨地说：“这两年，我像一个迷失了道路的人，不知往那里走，现在我找到了党，为了革命我李某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果然他立即奔赴家乡，以“神团”为名组织农民自卫军。
  一九二八年春，在万源城南固军坝，一支革命的武装建立起来了。一天夜晚，来自宣汉、厂溪、官渡、铁矿坝的农民，来自开江飞梁平飞万县的农会会员，来自城口、炸开坝、白平庙的赤卫队员举行集会，指挥员李家俊用宏亮的声音宣布：川东游击队第一支队成立了！不久军阀刘存厚部驻七里峡的一个连携带八十多支枪，起义投奔游击队。几个月时间，李家俊率领的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
  在四川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四川各地的武装暴动象雨后春笋一样暴发起来。蒲江县农民武装暴动，成都市省立各校教职员工和大中学生实行总罢课，总罢教，反劣币斗争，
  自贡盐工举行第二次大罢工，南溪农民暴动，万县兵变，绵竹农民暴动先后爆发，傅烈艰苦深入，踏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他播下了武装斗争的革命种子，在各地生根开花。
  傅烈不但抓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而且善于抓舆论工具。他对当时所有各报社曾作过调查，对各报经费，报销、报社社长及主要人言论、态度均有详细的记载：《新四川社》时持反动论调；《新川报》××反动；《九五报社》完全假左派；《民力报社》别有作用，非同共产党，亦非国民党。
  傅烈非常关心干部，也更加注重在实际斗争中，考察干部。团省委书记彭兴道，从苏联学习回来，听别人说他爱人汪海若，在重庆搞妇联工作时和当时负责团委工作的任白戈关系密切（其实是工作上的联系），就把任当作仇敌，一方面要求省委将任留在团内工作，一方面又降低任的职务，把任隔在成都，搞团了11西特委的组织工作。不久彭兴道自作主张，在团的组织机构内成立工商农部，任白戈等许多同志不同意将有关部合并于工商农部，以共青团川西特委的名义向团省委写报告。彭说：任组织几个县委书记，反对团省委，撤销了任的职务，任因此不服，向省委报告。傅烈经过调查，弄清情况后，把任白戈调省委任秘书多肯定任的意见是对的，严厉批评彭兴道私人成见打击陷害同志的错误行为。
  一九二七年冬，省委接到邻水县委要求举行农民暴动的报告，傅烈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派任白戈和黄埔军校毕业生任纯如前往指导，临行前，傅烈对任白戈交待了任务和工作方法夕并送给他一本《暴动的艺术》的小册子。任白戈等人经过调查，发现邻水县组织比较涣散，群众政治觉悟不高，根本没有暴动的武装力量和思想准备，邻水县委书记陈俊山要求暴动，完全是出于对敌人的切齿仇恨，凭个人血气之勇多因此，任白戈如实地向省委作了报告。这份报告震动很大，遭到了一些同志的非议，有的甚至指责任白戈思想右倾，胆小怕死。但傅烈认为：任白戈是否右倾，不能因他写了“停止邻水暴动护的报告，而要看他提出的问题是否符合事实爹为了既不丧失良机又不盲动蛮干，傅烈又派危直士和刘愿安去邻水，经过他们的再次深入调查，得出了与任白戈同样的结论。傅烈当机立断，指示邻水县委，“暴动暂不举行”。事后表扬了任白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
  从各方面情况得知，涪陵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多一九二八年正月傅烈派彭兴道以特派员的身份，去涪陵巡视工作。当时，涪陵有党员三百人以上，团员二百余人，秘密组织在土地会“十人团尸中的青年武装农民有五六百人。还组了一个特务委员会，下设三个行动委员会；即涪陵下游的清溪镇，上游的四镇乡和鹤游坪三处。由此可见，涪陵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成熟，时机已到，只等县委一声命令。可是彭兴道不但不协助涪陵县委组织暴动，反而公开地进行阻扰，说什么：我是特派员，涪陵县委接受我的指导，我在内部反对武装暴动。致使暴动无法进行。傅烈同志得到情况报告，看过涪陵县委对彭兴道的揭发材料，立即带领省委调查组前往涪陵，一方面帮助涪陵县委迅速举行武装暴动，另一方面将彭兴道严重错误事实上报中央，对彭撤职查办。
  傅烈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表观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艰苦朴素，无所畏惧，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受到四川省广大干部的尊重和敬佩。当时党内在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干部之间一些隔阂，很快得到消除，同志们都紧密地团结在省委的周围。
   四、英勇就义
  重庆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重庆建设一级党委，对于开展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对于减轻省委压力，让省委抽曲力量抓好全省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傅烈为此而日夜操劳。他准备先召集重庆飞巴县飞江北的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有刚从武汉农讲所学习回来的陈仲瑜、袁兴信同志）到磁器口高店喻克猷家开会，先商量研究。会前，傅烈同志写信给喻克猷道：
   升堂：
  我们决定巴县同学来商议一下今后我们的事务。斟酌的结果，订在你那里举行。时间正月初九飞初十两日。我们是初九早动身前采，但同学等大约在初八日即到一些，我们亦予初八日有一人来。同学来的有铜罐，同兴，龙凤，静观，雨路及城内外，总共约十七，十八人。现请你注意是睡处，或于附近同学家，或在镇场上栈房交涉。我们是来拜年的，你可做春酒，大约要于初十日午后我们才散，初十上午，请你通知你处全体同学来会一次”。
  经过紧张的筹备，建立巴县县委《即重庆市》的条件成熟了。傅烈以‘渝一组织’向每个参加会的同志发出通知：经省委决定，组织县委，并指定你为县委×××，定于三月九日在话语楼八号开成立大会，都按时出席。
  话语楼八号即兴隆巷八号，这是刘湘部下师长郭汝栋的妹夫傅东勋（当时是党员）的房子，他俩常住涪陵，楼房空着，只留有一个保姆看守。于是就把它作为党组织的一个临时招待所，有时还在那里开会。三月九日，傅烈飞周贡植前往主持会议。下午二点，人尚未到齐，傅烈说还有牛大鸣没有来，等一下。刚说完，就有一伙警察撞入室内，原来是重庆市公安局龙王庙所员冉子泳带着二名警察到该处收工巡捐时，见有八人入内，即至呼喊，旋有佣妇答无人在家，巡察疑其有异，入内忽见一屋紧闭；乃呼开门多无人答应多见有人从窗内跃逃，当立鸣哨召来许多警察包围了这座院子箩破门而入，拿获青年八人。当天下午又逮捕了周玉书，郑昌华（实错捕了郑昌仕），汪荣三人，事情发生后，成都收到电报：“三哥病故，信疑停寄”（三哥即施三省，是四夕11省之谐言）。
  三月十日晨，乘看守警察睡倦了的时候，傅烈细声地对一同被捕的同志说：“要统一口径，称做商人，要坚强，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下午移送卫戌部，当晚由王陵基亲自审讯，先审的是傅烈和吴永初。傅烈当即化名贺泽，坚称广东人，并以粤语答话。
  狡猾的敌人，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毒刑。傅烈受刑最多，最重，最久。先用煤油灌进嘴里，再用铁丝穿着两个大姆指头吊起来，姆指关节都扯脱了，绳子断了几次，又上夹板刑，被吊打，他几次脱气。受尽酷刑，折磨得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敌人逼他口供时，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需要的片言只字！”
  一在狱中，傅烈惦记着党和同志们，曾两次通过地下党员士兵送信给组织，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同时，他也写了两封家信。一封给他父亲的信：“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予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还可以可再讨一个或继承一个（傅烈是独子）。你就当没有我这样一个儿子，只有这样想法。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并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我的。”另一封给妻子陈才用的信是：“你是知道我怎样死的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党组织进行多方面的营救，但是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党组织不仅在成都，重庆间利用力量，而且通过武汉、南京、三上海的力量，进行多方面的营救。经办此案的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戴弁，竟突然对傅烈等九人判处极刑。傅烈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质，连当时国民党《国民公报》也不得不报道，“首点其名者所谓中央共产党特派员贺泽（即傅烈化名）及喻伯凯等九名，出卫戍部，经新丰街，陕西街过街楼，至朝天门外。该共产党员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十二时四十分，傅烈同志在重庆市朝天门外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九岁。
   同志们含泪将傅烈烈士遗体安葬在重庆市南纪门外马家店大山麓，江西会瞎附近。
  中共四川省委慰问团夕为了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五日专程来到南昌，亲切地慰问了傅烈的家属，临别时，慰问团负责人张熟秀同志在陈才用同志的笔记本上写道：四川人民无限怀念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