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一 在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一位满门忠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参加过列宁的葬礼，回国后担任过鲍罗廷和加仑的翻译；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又被派往南洋领导当地的革命斗争，并与胡志明结下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他被召到南方局，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又被派往日伪腹地北平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被敌侦捕，备受折磨，悄然而逝。他，就是鲜为人知的中华英杰傅大庆。
  1900年，傅大庆生于江西临川上顿渡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傅家祖籍山东清河，19世纪初迁到临川，一百年后成为当地一个不小的家族。临川自古以来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著名的革新派政治家、散文家王安石和戏剧家汤显祖都出生在这里，从宋到清都设有诵经的书院。大庆的父亲傅葵生，年青时考中秀才。但不幸早逝。大庆和弟弟丰庆、毓庆、虎庆四人，靠母亲省吃俭用，拉扯长大。母亲李冰，早年在南京读书，和傅葵生结婚后，到县立小学教书，后担任校长。她受过戊戌变法后的新教育，思想很开明。大庆的童年、少年时代，在慈母的严格教育下，刻苦攻读，博览群书，特别是学习了唐宋八大家优美的散文，培养了他后来在译著中的清新晓畅的文风。 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波及临川，傅大庆受《新青年》影响，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对着案头的线装书和洋装书认真思考：圣贤书只教我做人，新书刊却要我立志，当今之世，孔孟之道已行不通，李大钊和陈独秀才是当代圣人。他决心向新的圣人请教。 五四运动爆发后，消息传来，5月15日，临川学生奋起响应，成立学联。在当地学生界受到器重的傅大庆，立即率领同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边走边想：临川太落后、太闭塞了，京城里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我们过了十天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大地方的学生在怎么干哪！他焦急地期待着在大城市上学的青年们回乡支援他们。直到7月，各地放了暑假，旅外学生纷纷回到临川，傅大庆主动找到从北京、上海、九江、南昌等大中城市归来的章涤昌、傅烈、饶漱石等人，要他们一起在临川开展宣传活动。活泼好动的傅大庆，提出创办个剧社，排演一些反映现实的文艺节目，定会受到群众欢迎。大家支持他的倡议，立即在拟砚台召开了筹备会议。不多久，上百人的剧社成立了，社址就设在宽敞的抚惠堂。 他们找剧本，派角色，日夜赶排，很快拿出了几个独幕剧和一个多幕剧，8月初开始公演。其中有《东亚风云史》，揭露曹（汝霖）、陆（宗兴）、章（宗祥）的卖国丑行；有《安重根与伊藤博文》，表彰朝鲜民族英雄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事迹；还有歌颂反袁斗争护国军领袖的《蔡锷脱险》等。接连四夜，场场爆满。群众为之欢欣鼓舞，反动分子寝食不安。第四夜开演不久，商会会长指使商团团丁前来捣乱。他们冲进会场，大喊大叫，并动手打伤了维持秩序的学生纠察员。同学们当场抓住了闹事的团丁，查出了他们的后台。愤怒的学生立即整队冲向街头，押着团丁，举行示威。他们高喊：“打倒商会会长！”活捉戴茂卿！”商会会长戴茂卿没想到会引火烧身，不得已只好央求县长出面调停，并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医治伤员，惩办肇事分子，才算了事。 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当傅大庆和傅烈叔侄二人（傅烈是傅大庆的堂兄傅善庆的儿子，长大庆一岁）从国事、家事谈到个人前途时，他们都坦率地交流了意见。傅烈悄悄告诉傅大庆，他决心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大庆问：“那你为什么要急着完婚？”傅烈说：“那是父亲逼的，他想用婚姻拴住我。”大庆说：“那你现在还能走吗？”傅烈说：“彩容（傅烈的妻子）支持我，她还同意我给她改名为陈才用，意即‘天生我才必有用”。大庆笑着说：“好！你要能走成时，给我封信。我也要出去，去找寻光明的世界。我喜欢《新青年》，我给陈独秀写芒信，要他给我指出前进的道路。”
  1920年夏天，傅大庆得知傅烈在妻子的帮助下，弄到路费，已登上法轮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消息，他立即向母亲表达外出寻求真理的愿望，开明的母亲慨然应允，并马上为他整理行装，送他出门。傅大庆经陈独秀介绍，来到武昌黄土坡27号中共武汉临时支部，找到陈潭秋和包惠僧，参加武汉青年的革命活动，并在这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S．Y.）。冬天，闻讯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在上海办了个外国语学社，专门培养准备赴苏深造的革命青年，傅大庆即随包惠僧赴上海，进外国语学社学习。同日寸在这里学习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王一飞、罗觉（亦农）、肖劲光、俞秀松、曹靖华、韦素园等来自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省的革命青年三四十人。 傅大庆英语基础较好，进步很快。在这里，他和各地送来的先进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社会实践，学习《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过着朴素而又全新的公社生活。
   二
  1921年春天，傅大庆和一批同学，经中共上海发起组介绍，分别化装成新闻记者、裁缝、理发师或茶叶商人，乘轮船经日本长崎，在海参崴上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日军占领区和赤、白交绥地区，跨过伊曼河（今珍宝岛一带），到达红军控制的伯力。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旅程，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傅大庆取名费德洛夫，进东方大学学习，并在这里转为中共党员。他潜心钻研革命理论，埋头攻读俄文，接受严格的锻炼。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他保持冷静头脑，不盲从，不随声附和，更不随意表态，和两派同学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1924年1月，列宁逝世。傅大庆冒着凛冽的寒风，去参加追悼会。联想到列宁在远东被压迫民族会议上给他留下的印象，联想到祖国的新形势及东方各民族解放的前景，他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下决心要把十月革命的精神带回祖国去。 同年夏天，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苏联代表团到达广州，急需一批既有理论，又通俄文的干部协助代表团工作。于是，傅大庆和陈延年等人奉调回国。陈延年担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傅大庆被分配到周恩来领导的广东军委工作。（在他们离开苏联三个月以后，在法国加入共产党的傅烈和聂荣臻、蔡畅等20多人，离开法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周恩来了解傅大庆的中文修养和俄文水平都很高，是个理想的翻译人材，就派他任苏联代表团团长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的翻译。这时，他在东方大学的同学阮爱国（即胡志明）担任鲍罗廷的秘书。由于当时人员短缺，傅大庆和张太雷、黄平等人除了分工搜集整理资料、翻译十数种国内外报纸供代表参考，及起草文件报告外，还要负责代表团人员的生活和安全。胡志明除了在代表团工作外，还要组织被压迫民族协会，推动越南、爪哇（印尼）、暹罗（泰国）以及高丽（朝鲜）的解放斗争。因为同傅大庆交情较深，胡志明常常拉他去作顾问和参谋。 翌年春天，为镇压陈炯明的叛乱，革命军举师东征，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和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指挥进军的核心人物。傅大庆随苏联代表团从广州出发，取道海路，直接去第一军司令部。革命军纪律严明，进展神速，直捣陈炯明的老巢，陈的余部退往福建。当革命军到达粤东重镇梅县时，加仑将军向欢迎的群众讲话，傅大庆担任翻译。他不但把俄语译成流利的中国普通话，甚至能译成广东话和客家话。他的富有感染力的生动语言，使当时群众感到异常亲切，为他的精彩翻译不住地鼓掌。当年听过他的翻译的许涤新，多年以后忆及此事时，犹赞叹不已。 由于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留守在后方的滇、桂军蠢蠢欲动；东征军立即回师广州。这时，傅大庆的二弟傅丰庆在收到哥哥的来信后，已星夜来到广州，进黄埔军校学习。6月23日广州各界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傅丰庆也兴致勃勃地在队伍里挥臂呼口号。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英国领事命令士兵用机枪扫射，群众死伤二百多人。傅丰庆初见光明，就牺牲了年轻的生命。 屠杀挡不住历史的前进。傅大庆送别二弟不久，在广州又遇到分手五年多的侄儿傅烈。傅烈在这年夏天从苏联回到广州后，被中央军委派到建国滇军朱培德部，担任政治部秘书，妻子陈才用不久也来到广州。一家人异地相适，互相诉说踏上革命征途的见闻，彼此都受到莫大鼓舞。
  北伐战争开始后，傅大庆跟随第一军在东线作战，一直打到福州。傅烈则跟着建国滇军改编的第三军，从湖南转江西，直趋南昌。攻克武汉后，北伐军内部发生急剧变化，傅大庆随代表团也来到武汉。他把久别的母亲从故乡接来，分享解放的喜悦。不料，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傅烈这时离开江西，受命到四川担任省委书记，在军阀的屠刀下，组织群众。力挽狂澜，直至1928年4月3日在重庆被捕牺牲。傅大庆把母亲送回原籍后，等待党的号令。鲍罗廷、加仑所率的苏联代表团即将回国时，征询傅大庆的意见，问他是否愿去苏联。他果断地回答：跟随周恩来，回江西参加南昌起义！ “八一”枪声打响后，傅大庆又接受前委特殊使命一一先期回到故乡临川，组织农民武装，壮大起义力量。多年以来，在赣东地区就有一支自号为“农民建国军”的农民武装。前一年冬天，他们攻下崇仁县城，没收当铺财物发给穷人，打开粮库就地散发，砸开监牢放出无辜农民，还处决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商会会长，在当地震动很大。傅大庆带着党的指示，找到这支队伍，把他们从山区领到临川附近，迎接起义军。
  8月8日，当起义军总指挥贺龙率部南下到达上顿渡时，傅大庆亲自带着农民军领袖邓克忠飞孙牛仔等，在傅烈的父亲傅善庆开的米栈里会见贺龙。贺龙对邓克忠说：“既然我们是兄弟，就得以诚相告。农民拿上枪，就要讲军纪，平时讲军纪，战时靠群众，才能打胜仗。我有个司务长，抓老百姓的鸡争我把他杀了，军纪就好了。”接着，贺龙下令把存在抚州（临川）留守处的战利品四千支步枪和五万发子弹全部拨给农民军。农民军进城，配合地方上的党团员、青年学生，占领县城三天。8月11日起义军最后一批过境以后，数日前从这里逃走的原临川驻军杨如轩、杨池生部又从东乡、金溪窜回临川。农民军带着二千支枪、五万发子弹撤出城区，带不走的武器被二杨掠去。临川县委书记曾去非召集会议，决定送走参加起义军的青年后，县委转入隐蔽斗争。傅大庆曾动员农民军追赶起义军，但是走到半路，因农民军热土难离，又纷纷返回本乡。邓克忠带领的五百多农民军在崇仁一带被金汉鼎部包围，幻想接受改编，准备再干，却被杨如轩骗到崇仁城郊，全部枪杀在渔沙洲上。 傅大庆只身追上起义大军，经历了流沙失败，又被派赴广州，参加了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再度失败，他转赴香港，被派往南洋，领导海外华人和当地人民的斗争。
   三 当时南洋一带（即现在的东南亚地区）的党团工作，由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领导，总部设在新加坡。以新加坡为中心，周围地区如暹罗、爪哇、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地，都设有地委或支部组织。傅大庆来到新加坡，但任“临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主持《马来亚工人报》编辑工作。因限于条件，报纸只能油印，通过工人通讯员送到群众手中，在马来亚一带影响很大。傅大庆能讲流利的英语，这给他的活动带来很多方便。他常以“高级商人”或“高等华人”的身份到东南亚各地视察工作，：去过暹罗和越南。随着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共产国际东方局指示“临委”所辖各地区分别成立独立的共产党。1930年2月3日，越南首先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接着，5月间，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傅大庆被选为马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他放手发展了一批当地土著居民入党，抓紧培养土著干部，亲自主持编印出版了马来文飞阿拉伯文的宣传小册子。他还深入学校从事建团工作，发展一批华裔青年和日侨青年入团。他曾作为马共中央巡视员，到马来亚西海岸槟城地区考察工作，并到槟城南郊的“蛇庙”了解情况，以熟悉马来人的生活。 由于东南亚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国际东方局于1931年5月，派出法共领导人杜克洛来东方视察。杜克洛到新加坡后，住在红灯码头附近的一个高级酒店里，马共中央派精通英语的傅大庆同他联络。他们商议以办洋行的名义在这里设立东方局的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一切都直接触犯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地位。多年以来，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同法国、荷兰及日本，相互勾结，建立了国际警察合作机构，追捕马来亚飞印尼、越南和朝鲜的爱国者，并在进步组织和革命团体内部收买内奸，进行破坏。由于马共中央通讯处主任李恩毅（印刷工人）的叛卖，6月1日，傅大庆和东方局代表在联络时一起被捕。 与傅大庆等同时被捕的，还有马共中央、团中央的负责人以及太平洋工会特派员黄默涵等二十多人。警方从那位东方局代表身上搜出阮爱国（胡志明）的地址，使胡志明在香港被捕爹一份东方局在上海的联络地址，又使远在上海的牛兰夫妇于6月1.7日在住所被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 除了法国人和马采人外，所有被捕的华人都被集中关押在四面坡拘留所的一所大房子里。每次提审时，警方把他们用警车送到大坡中央警局，然后两人一对，各锁一手，横过马路，到对面的大法庭受审。第三次提审时，警方故意把李思毅铐得很松，使他在横过马路时轻而易举地逃脱。警察虽然也假意追了一阵，但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个李思毅是个内奸，他之所以同时被捕，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以便混在被捕者中刺探消息，现在无用了，就用这种不高明的手法放了他。 多次审问后，又关了两个多月，二十多个中国人被递解出境争其中五人被引渡到广州。傅大庆被递解到上海，交给国民党政府，关进漕河泾监狱。此后不久，，傅大庆又和国际友人牛兰夫妇一起，被解送南京关押。（胡志．明经香港律师公会主席罗锡比出庭辨护，获释后离港转厦门，半年后抵沪，通过宋庆龄、法共、中共的关系，安排在一艘苏联轮船上，经海参崴去了莫斯科。）
   四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大庆出狱，通过老友于树德的关系，化名傅君涛，先在贵州农村合作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去了武汉，在转赴延安途中，被周恩来电召去重庆，参加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工作，同时给崔可夫率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当翻译。（这时，他的老友胡志明也从延安来到重庆，不久文转赴湖南，在南岳军训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到滇越边境，和国内战友取得联系，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当他听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召集一批将领和专家研究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初译题目为《战略学》），而苦于没有好的译本的时候，他立即请缨，冒着酷暑，把这部名著从俄文转译出来，并迅速出版。译本送到中央军委后，被朱德、叶剑英誉为“中国当代最好的译本”。 在埋头著译的日子里，傅大庆经叶剑英介绍，结识了在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工作的杨洁（冯大璋），并于1941年元旦，他们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由周恩来主持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南方局军事组的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向他们表达了热烈的祝贺。
   周恩来的祝词是：
   形式与内容统一，大璋和大庆同心。
   邓颖超的祝词是：
   相爱合作，善始善终。
   叶剑英写了一首题为《大璋大庆新婚志庆》的贺诗：
   一见即如故，合欢定百年。
   无劳蜂与蝶，采药遇良缘。
   小雀飞入海，玄哈变未全。
   昨日王老五，今宵主盛筵
   良朋欣满座。，恼杀座中单。
   笑话颇含谑，妙语落言诠。
   举杯何所颂，瓜瓞正绵延。 蜜月中，皖南事变爆发，南方局军事组在周恩来、叶剑英领导下，连夜赶写了六千言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发出，以铁的事实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 国内的反共摩擦尚未平息，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袭击苏联，挑起了苏德战争。一天，周恩来通知傅大庆：根据目前形势，中央决定你携妻儿，尽快去北平开展华北敌占区特种工作，建立电台，和第三国际直接联系。周恩来说：“欧亚大陆的战火。已连成一片，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取得胜利。”周恩来又说：“关于联系方法，他们会派人找你详谈。”
  10月17日，日本好战军人东条英机上台，远东形势更加紧张。19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太平洋的新危机扎警告人们，东条上台是日本军阀发动新战争的信号。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武，官处官员亲自来到歌乐山傅大庆家里，一起研究北行计划，催促傅大庆夫妇立即携带秘密资料，前往北平，建立通讯机构，报道日寇的政治动向军事活动及社会、经济动态，供大本营决策作参考。
  10月下旬，离开重庆那天，傅大庆夫妇去向周恩来辞行（这时，叶剑英已返回延安），适逢周恩来外出，由邓颖超接待，邓大姐殷殷嘱托：“你们夫妇去敌占区工作，艰巨而光荣，多多保重。我祝你们胜利。”笑谈声中，流露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壮别之情。 傅大庆夫妇离开陪都，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搭上一辆运货卡车，饱尝云贵高原战时公路的颠簸，经贵阳、郑州、桂林、梧州、赤坝等地，历时四十天，到达澳门。到澳门时，恰逢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日，日寇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傅大庆慨然对妻子说：“恩来同志真是料事如神，他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了。”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傅大庆夫妇在澳门添置新装，改变身份后，立即改乘海轮，经香港直被上海。傅大庆化名傅广谋，以留美经济学教授身份，在上海、南京一带作了联系和部署，稍事勾留，紧随打前站的妻子之后，来到北平。 在故都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傅大庆利用杨洁家的社会关系，迅速在鼓楼附近找了所普通房子安顿下来。他以失业经济学教授来平求业的名义，通过杨洁的父亲——北平的社会名流、著名书法家冯恕的介绍，在上流社会开展活动，周旋于敌伪的头面人物、北方的汉奸头目王克敏、朱绅、殷同等人之间，从话题广泛的交谈中，了解敌人在华北的部署和计划。他经过周密调查，再结合报刊、出版物中得到的资料以及群众的反映，加以综合分析，作出明确的判断后，随时通过秘密通讯渠道，发往南方局和莫斯科。 为了长期埋伏，他严格遵守特种工作的纪律，过适合公开身份的生活，把自己深深潜埋在故都的人海里。妻子则以做小本生意作掩护，照普通市民的方式安排家庭生活，以免引起敌人注意。 在傅大庆站稳脚跟之后，上级派来的助手、青年通讯专家汪青成从苏联取道回国，来到北平。汪青成，豫南人，从小参加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经新疆到苏联，学会了通讯技术。接头后，由傅大庆夫妇利用冯家的社会关系，设法为他在电业局谋得职业作掩护，又用杨洁托亲戚购买的一部高级收音机改装成发报机，在西城城墙附近的屯绢胡同找到一处僻静、可靠的独户人家住了下来。他们租犟了整个后院，那里有一棵高大的海棠树，可临时架天线供发报用。改装的发报机经多次调试，接通对方信号以后，按约定方式、时间，向莫斯科发报。 直接发报的手段实现以后，傅大庆的工作更加忙碌了。为了进一步了解和分析日寇的动向，发挥东方观察哨的作用，傅大庆展开更广泛的活动。他有时去天津调查，有时去上海、南京，通过早年的社会关系，直接找汉奸头目陈公博、周佛海、丁默村等人摸情况，把从他们那里获取的材料，通报大本营。 就在这时，傅大庆得到消息，1942年6月日军从南昌侵犯临川，他的年逾花甲的母亲在帮助群众撤退时，不幸被日寇枪杀。傅大庆强忍悲痛，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反法西斯战争经过几年鏖战，敌我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4年7月上旬，西线苏军已越过边界，进军华沙，东方日寇在海上连吃败仗，本土佐世保、长崎也遭轰炸，7月下旬，东条英机被迫下台。但是，外号“朝鲜之虎”的小矶上台以后会不会在“保卫本土”的幌子下，对大陆采取动作呢？大本营急需这个东方观察哨的最新情报。傅大庆白天出门，四处奔波：晚上回家，在室内走来走去，凝神深思，即使睡在床上，也经常不闭眼。有时妻子半夜醒来，还见他睁着眼睛，直盯着天花板，在苦苦思索。 一天，杨洁带着丈夫写好的电稿送交汪青成发出后，在胡同口发现了贼眉鼠眼、操着生硬的汉语、挎着香烟篮子的日本暗探。她急忙回到家里，告诉傅大庆：“情况不妙，快把发报机埋起来，你们赶紧走！”傅大庆沉毅果决地说：“现在是敌我决战的关头，当大本营正需要了解敌人动向的时候，我怎能离开岗位？”他不顾个人安危，再次要妻子把伪军庞炳勋、孙殿英部调动的情报立即通报大本营。这时，他已有不祥的预感，随手把抽屉里、手边的东西作了清理，把可能引起麻烦的纸片、书刊都投进火炉烧掉。
  7月23日深夜，汪青成刚刚在海棠树上架起天线，开始发报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日本宪兵破门而入，逮捕了他和女房东，接着，又在鼓楼东边逮捕了傅大庆，一起关进东珠市口番号为1420部队的宪兵队。当日本宪兵找到冯家搜捕杨洁的；时候，杨洁在父亲的掩护下，立即给上海站写了一封信：“我家失火，东西全被烧光，特告。”交给外甥和侄儿跳墙发出。杨洁被捕后，也被关押在宪兵队，但不准和傅大庆见面。她能听到敌人对傅大庆用刑时的吼叫，但从未听到傅大庆的回答。一天，她收到傅大庆托看守转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很好，不要惦记我。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若能出去，要教育好孩子，成为有用的人，吾愿足矣。”后来，怀孕的杨洁，由父亲“保外分娩”，逃出虎口。过了几个月，孩子生下以后，她四处打听傅大庆、汪青成和女房东的下落，但始终没有音讯。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叶剑英参加军调部工作，采到北平。杨洁去探望叶剑英，向他汇报了傅大庆的被捕情况。叶剑英立即布置李克农调查。李查遍敌伪档案，杳无音讯，甚至检查过被杀害的尸体，也没有踪迹。杨洁仍然期待着傅大庆有突然生还的一天，因此从未申请过烈士待遇。一年年过去，直至中日建交，中国政府要日本政府清查被抓往日本的劳工中有无傅大庆，等了许久，仍无音讯，这时才确证，傅大庆不知何时何地，已被日本法西斯秘密杀害。以后的年月，杨洁多次拜访叶帅，叶剑英总是唏嘘不已，老泪纵横，对着杨洁和收养在自己身边的傅大庆的女儿小庆，连连说：“傅大庆是个好同志，极好的同志”在小庆被批准入团的时候，叶帅从自己的藏书中找出了十分珍爱、经过多次批注圈点的《傅译飞战争论》，交给小庆，并殷殷嘱告她：“庆儿，当你入团的时候，将这本书送给你，不要辜负你父亲的牺牲。”在暮年，叶帅用颤抖的手，为傅大庆题了四个字，表达他对战友长期的深沉的怀念。这四个字也表达了傅大庆接受党的号令时的英雄气概：“义无反顾”！
   （转自《人物》杂志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