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一）
   说句心里话，对于史学知识我只知皮毛，用一位我曾工作过的单位的领导的话来说，我只是一个农民。对编史修志我一直是边学边做，今天面对又一部由我执笔主编的志书，我愿意趁此机会谈一点我的体会。
   我国的史书起源很早，《史通》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后来演变为《记事》、《编年》二体，司马迁创纪传体例，作《史记》几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从此，史书发展到全面化。班固作《汉书》，承《史记》例，唯独缺“世家”，因世家自古有之，《汉书》为“断代纪传家”，流为二派，简称马史班书。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志书具有史料性、多体性、众笔性，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分辑纪载的特点。它的内容雍容大雅，包罗万象，兼容并纳了从大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史料信息，堪称“百科全书”。它讲究有事（史料），有义（指导思想），有文（文彩），有特定的方位和空间限制，以打捞和抢救本行政区域沉淀或散藏在民间的史料为主，体现当地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全貌及客观规律。志书贵在众笔，它不是靠少数人撰写，而是各界人士智慧的结晶，通过广征众集，百态纷呈，成为有地方特色的文史资料丛书。
   志书具有“存史”，“资治”，“兴利”，“裨教化”的作用，为历代有志于经邦治世者所看重。志书中记载的大量史实，从当前来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传之后世，千秋万代，激励子孙，加之史料广泛，又“时近”、“地近”恰能补史之缺，参史之过，续史之无，详史之略，为执行党的方针政府提供历史借鉴。同时，志书又是很好的乡士教材，可用来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人们爱祖国，爱家乡的自豪感。
   先贤曾巩曾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以足以通难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曾巩集》卷11《南齐书目录序》）。他提出的明理、适用、通意、发情四点要求，即“明、道、智、文”的良史要求对我们今天有很现实的意义。“明”是指“史德”，编志的人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作风，严密的方法，不要怕“枯燥、琐细”。“道”是指“史学”，因为史志涉及上下古今，兼容并纳各门学科，如果没有较广泛的知识面，就做不好工作的。“智”是指“史才”要有识别版牌本优劣，文字的异同，校勘的是非，标点的正误的能力，其中包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以及古汉语的基础知识。“文”是指“史识”。古人云“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编志者必须熟识中国通史，断代史，特别是了解近代史的知识，这样才能驾驭历史，利用资料，编出高质量的志书。
  （二）
  在编修《湖南乡志》之前，我已执笔主编《七里岗乡志》《在罗湖镇》（初稿），但真正提笔来编《湖南乡志》时，我心里还是很犹豫了很久。怕自己没有能力胜任这项项目。最终促成我决定执笔主编《湖南乡志》的原因有三：
   其一：我是湖南乡竹溪村的外甥，那里有我的根。我年幼时在那里成长，稍长成人，又在湖南中学求学数年。湖南乡与我有割不断的亲情、乡情、友情。我的许多同学、好友也都是湖南乡人，每每听他们讲述湖南乡的人和事，心里总有一股冲动，甚至为自己是湖南乡外甥而暗暗暗骄傲和自豪。我一直梦想有一天能够将这块神奇土地所发生的点点滴滴记下来。
   其二：在我决定动笔之前，国学大师游国恩的故居正面临着被卖个片瓦不留的局面，一时间各种媒体铺天盖地渲染着，许多人都为之叹息。后来经有关部门的努力，出卖行为被制止。但当我到该村采访时，发现游国恩故居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我认为很有必要将游国恩的人和事记存下来。其实，在湖南还有一位与游国恩齐名的萧涤非。《中国文学史》五位主编就有两位是湖南乡人。就在我奋笔编写此书时，山东大学正隆重召开萧涤非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他的故里却没有任何举动。联想此之前省内某媒体刊登的王安石的故里之争的文章，可有谁知道王安石一生只回五次临川，在临川呆的时间前后不足四年，却有三年多时间呆在灵谷峰附近。至今在那里人们依然流传着他许多故事，这在其他地方又哪里有呢？还有抗日将领周复烈士的事，人们也知道得很少。所以我要把这些记下来。
   其三：是湖南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使我信心百倍。之前我编的两本志书，都没有得到当地党政部门的支持，完全是属于文人私修史籍的行为。当然，这种行为古而有之。明朝时云山人徐奋鹏就曾终身不仕，潜心治学，著成《古今治统》20卷，黎州人邓元锡也私著《函史》102卷，《明书》45卷。《函史》起自三皇，终于元代，《明书》则是一部起于明太宗、终于明世宗的断代史，两部都是研究古代历史的有价值的资料。广昌人饶秉鉴罢官后创设雯峰书院，博采众家之长，写成《春秋提要》和《春秋会通》两书，两书都收入《四库全史》，是一份可贵的史学遗产。号称抚（州）建（昌）文章七大家之一的何乔新也著有《宋元史臆见》、《文苑群玉》、《续编百将传》等，受到学界称誉。还有金溪李纪的《史略详注补遗大成》（10卷），完全是一部民间文人编撰的史略，可补正史之未备。临川周孔教著的《西台疏稿》，极论赵志皋、石星等弃日本亲朝鲜之失策。乐安人姜洪也私著《宣宗实录》……先贤们的勤奋好学无时不在激励我努力。但是我毕竟只是一个没有稳定工作的文人啊，修志编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支持，我只能浅尝辄止，《七里岗乡志》等书虽成，却是我很不满意的作品，我感到欣喜的是湖南乡党委书记陈建华、乡长张峰对修志工作全力支持，我没有理由不去做、不好好做。
  （三）
   《湖南乡志》全书共分志首、分志、志余三部分，志首包括目录序言，凡列、大事记。分志共八卷，分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言、人物八部分。志余主要是辑存历代文献。全书由万安飞统筹组稿，何钟芳同志执笔编写了其中的大事记、政治志、及教育志的“小学教育机构”一章。其余部分由万安飞执笔。书中的重点是人物志，人物志以本籍人物为主，兼收录了部分对湖南乡有过突出贡献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籍人物，使志书更具完整性、广泛性。在写法上尽可能将入书资料核实准确，避免谬误，既忠于事实，不拔高溢美，又求语言生动形象，使人物个性突现出来。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应收录的人物被遗漏。主要原因是一些人因入伍或升学通讯地址不详而无法联系，一些人已经去世，没有留下什么资料，已经失传。还有一些符合入编条件却不愿意提供材料的，他们自认为“凤凰焉能居雀窝，”对此我只好无奈地“漏”掉，仅在人物表中留下名字，唯愿后人能够重修，让湖南乡的人和事，可以得到留传。不过，人，只要是有所成就，只要是做了一些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事，他就不会被人所遗忘，就不会淹没在历史的芸芸众生中而不为人所知。
  《湖南乡志》的面世，是湖南乡的一件幸事，这里不仅付出了编者的心血，而且还凝聚了全社会的力量。在编纂过程中，有关部门和村组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国学大师游国恩之女游宝谅，不但亲笔写来了她自己的简历，还随信寄来了她珍藏的她父亲的照片。每天我的邮箱总是塞满了从全国各地发来的Email，我的QQ是被各行各业的人的留言所充实，我的手机每天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咨询电话。在江西省发改委工作的饶春阶还专程从南昌赶到湖南乡提供了详细资料。井冈山学院教授，纪委副书记杜九香不但给本志写来了序言，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提高志书的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还要感谢我的合作者何钟芳，他不顾70岁的高龄，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可以说是跑遍了市内外，得到了人间真情，也尝到了酸、甜、苦、辣的滋味，为志书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特别是得到老同志雷奎生的热心指导和大力支持。该书还得到了抚州市党史办副主任杨忠民的指导和帮助。雷奎生、喻浩华等同志对本书的初稿进行了文字修改。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各界人士慷慨解囊，对家乡事业的厚爱和关心。特别是湖南乡党委书记陈建华，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张峰的关怀和重视，从而使乡志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藉乡志付梓之机，向曾经给予我支持、鼓励、指导和协助的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写乡志是一项开拓性的创新工作。虽然我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广征博引，删繁就简，去伪存真，数易其稿，但仍感资料欠缺，加上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挂一漏万，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聆期日后纠谬补阙，以匡不逮，不胜盼望之至！是为跋。
   丙戌年季冬上浣之六日临川后学万安飞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