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1943年2月21日，是个令人悲痛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敬爱的恩师、义父、伟大的抗日爱国将领、原抗日战争时期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陆军中将周复将军，率部抗击日寇的铁臂合围大扫荡时，在城顶山（在今山东安丘）战役中壮烈牺牲，当时年仅43岁。从此一颗灿烂的巨星殒落在齐鲁大地。老人家的忠骨长眠在九顶莲花山下（在今安丘绪泉村北），已经整整46年了。
尽管无情的岁月染白了我的头发，可我对义父抗日救国的丰功伟绩和追随义父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战斗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闭目追思，历历在目。垂暮之年，回首往事，抚今追昔，无限伤感。
义母陈景贤老夫人，过去常对我谈起：义父少时家贫，农村民生凋敞，在外出谋生的过程中，又目睹军阀混战，列强侵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深知要改变现状，救国救民，必先铲除军阀，建立统一而又强大的国防军，建立统一而又巩固的政权。于是立志投军报效祖国。先入黄埔军校三期学习军事，在受训期间即参加了东征（讨平陈炯明叛乱），西讨（讨伐滇桂军阀的叛变）、北伐（讨伐北洋军阀）诸战役，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尔后，被选派赴日本帝国大学及士官学校继续深造。
“一·二八”上海淞泸抗战爆发，义父毅然回国，在南京供职，参与抗日建国的大计。
“七·七”芦沟桥抗战爆发，我河北守军仓卒应战，而且后援不继，节节败退。日寇蓄谋已久，以其优势兵力长驱直人，不两年，我半壁河山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达官显宦纷纷逃人四川避难。形势十分危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身为炎黄子孙的爱国军人！在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义父毅然受命出任已经沦入敌手的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将妻儿老小稍事安顿，不顾个人安危，会同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将军，率部冲破日寇的重重防线，挺进到敌后鲁中的沂蒙山区，驻守在沂水县圈里镇一带。从此山东的抗日救亡出现了新的局面。义父临危受命，国而忘家，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崇高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
当时沦陷后的山东广大人民，不堪日寇的奸淫、掠夺、烧杀，纷纷揭竿而起，组成地方抗日武装，进行保乡卫国。只是苦于群龙无首，又是鸟合之众，对日寇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打击。沦陷区的人民人心惶惶，盼望“中央军”（对正规部队的统称）反攻，如同大旱之望云霓。义父会同于学忠将军适于此时率领原东北军五十一、五十七两个军进驻山东的本身，就对沦陷区的人民起了定心丸的作用。随着入鲁后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广大军民斗志昂扬，日寇恨之入骨，如芒刺在背心欲除杀之。
以义父为首的鲁苏战区政治部入鲁后，一经立定脚跟，立即开展与日寇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开办干部训练团及政工队员训练班，培训军事、政工干部，以提高干部的素质及部队的战斗力。创办阵中日报，以简单的印刷设备，坚持每日出版，报道从广播中收到的中央广播电台播放的抗日前线胜利的消息，以鼓舞士气。并组织政工队员深入部队及农村作慰问演出。有针对性的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打土地”等以抗日除奸为内容的活报剧；演唱“流亡三部曲”、“黄水谣”、“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广大的东北军官兵，深受国破家亡、背井离乡之苦，看了上述演出，无不痛哭流涕，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铲除汉奸走狗”等口号，大大的激发了广大官兵及农民的抗日情绪。组织农民儿童识字班，以村为单位，分派政工队员担任老师。在教学文化的同时，教唱抗日歌曲，讲述抗战的道理，以提高当时还很落后的山区农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和同仇敌忾的心理。义父时常抽空检查我们的工作，当他听到到处响起了嘹亮的抗日歌声时，面上流露出满意和欣慰的笑容。
义父身居战区军政首脑要职，公务繁忙，日里万机，但仍然兼任干训团教育委员，并亲自任政工队员训练班主任之职；亲自担任“总理遗教”（孙中山先生著述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政治课程。讲课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无不为他的精辟的论述所吸引，露天课堂上鸦鹊无声。无论何时，从未听到他讲过党派之争，总是对来自战区各咱部队的政工队员，讲述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枪口一致对外，驳逐日寇，抗战必胜的道理。
义父治学严谨，以身作则，除要求学员学好；总理遗教、游击战术、战时民众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语、国际时事等上十门课程外，还要求学员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以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和提高对敌斗争的本领。每当东方曙光初露，学员们随着集合的哨音奔向操场时（农民的打谷场），义父早已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戎装佩剑，神采奕奕的伫立在操场上。升旗仪式完毕，即席发表以“军人守则”为题的精神训话。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学员则人手一本笔记，义父站在队前站着讲，学员们则列队肃立恭听，边听边记，每周收去检阅一次。我的笔记本在毕业前的最后一次检查时，被批上“以此为准”四个字的评语，这是对我学习最高奖赏，毕业后被义父收去。
义父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1939年义父入鲁，到1940年夏天，我奉调离鲁南下，我亲眼目睹义父带头不住民房，在马家上峪子村北头搭盖了草房一大间，做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经常一身灰布军装，时常与我们学员一道席地用餐，无拘无束边吃边谈。有一次还喊着我的名字：“王念羲可以多吃点，他个子高么！”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师生间的空气非常和谐。公余之暇，还时常与驻地的农民群众一道聊天，借机宣讲抗日道理（当时沂蒙山区的农村文化落后）。1943年驻扎在山东安邱的绪泉村时，还与该村的周姓村民叙谱归宗，见面时，互相按辈份称呼。据义父生前考证：他的前辈先人是从该村南迁的，祖籍就是山东安丘的绪泉村。周姓村民对义父非常敬重，亲如一家。
义父对部属从不疾言厉色的训人，总是和颜悦色的对待下级。有次(41年)在行军途中，有个曾当过团长的师政部主任（在中条山战役中被日寇打垮而丢官，后被义父录用）吴某，自恃官高，为行军伙食问题向我无理取闹，遭到我的反击后，他非但不自知错，反而恶人先告状，在义父面前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下流手段，奏了我一本。他满以为义父会按照以下犯上的罪名处分我，没料到义父把我这个当时年仅一十八岁还不懂事的政工队员叫到前面，问明原委，开导我几句了事。事后，吴某也觉得没趣。
义父还时常教导我们：革命军人要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移淫，贫贱不能移的高尚品德与气节；特别是在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中，要效法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雄心壮志“直捣黄龙”“还我河山”；我们对日寇要誓死抵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即使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说到做到，视死如归。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略矛头从中国又指向了南洋。日寇当时以中国战场为跳板挥师南下，以速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席卷南洋群岛及以马来西亚、印度支那和缅甸等地。英、美、法、荷、葡等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军不堪一击，望风披靡。当时日寇的侵略气焰真是不可一世。
与此相反，在中国战场上，特别是处于日寇大后方的鲁苏战区的广大抗日军民则愈战愈勇，拖住日寇的大量兵力，成了日寇的致命威胁，消耗了日寇大量的有生力量。日寇为了巩固其南进政策的侵略成果，打通陆上交通（中国→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恐固后方，妄图实现其高唱已久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独霸东亚的美梦。在中国战场上，他曾先后数次进行扫荡，意图摧垮鲁苏战区，均未达到目的，乃于1943年2月份调集了大量侵略军，从东、南、西、北四面对驻守于沂蒙山区的鲁苏战区所属主力部队，实行铁臂合围的大扫荡。敌人志在必得，以梳篦子的战术，把义父所率部队围困在城顶山上。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激战竞日，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最后，21日义父亲率敢死队，冲锋在前，为部队打开突围的通道，英勇拼杀，不幸中弹，壮烈殉国。临危之际，只是频频哀叹：“战局如此，如何得了”，无一言言及家事。义父这种国而忘家、舍死忘生的崇高精神令人钦敬。以战区首脑之尊，亲自与日寇拼杀，战况之惨烈，牺牲之壮烈，在我国抗御外侮的战争史上，也是空前的。义父的视死而归、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也应后世敬仰和效法。
义父的战死，在抗日战争史上是中国国民党牺牲的高级政工人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位（相当于现在大军区的政委）。他的战死，不仅在国内、国际上引起震惊，连当时在日本国内任高级官军的原日本士官学校、义父的同学，也曾致电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提出质询与批评。
义父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不谋私利，家无恒产。义母也是曾经留学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人刚强豪爽，热情而又慈祥。为支持义父出征抗日，退居家中操持家务，教养子女，以免除义父的后顾之忧，平日勤俭持家量人为出，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苦生活。义父殉国后，经济来源断绝，仅靠有限的抚恤金及平时的有限储蓄，维持十口之家的生计，家景每况愈下，生活日益窘迫，几乎三餐不继。舍死忘生卫国杀敌战死疆场者，其遗属的生活竟得不到保障；贪生怕死苟安于后方者，反则锦衣玉食，当年世道之不公，莫此为甚，令人愤慨！
以上是我对义父周公尽忠报国伟大一生的点滴见闻。回忆整理于上，以供史学家的参考，以期编之于书，传之于世，发扬民族正气，教育后人。
在时隔46年后的今天，追忆往事，更加激起我对义父、义母的无限怀念和感激。我原籍山东安邱，“七·七”事变起，我即投笔从戎，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1939年义父率领部入鲁后，我由东北军51至113师调到义父领导的鲁苏战区政工队员训练班受训，在为义父周公的学生，一直受到他老人家的关心、爱护和培养。在工作上他对我十分信任，破格提升我的职务，委以后方留守的重任；并允于两年后，待他老人家凯旋归来，保送我进高等学府深造；向友人推荐我“少年老成，忠诚可靠”。当时我仅18岁，在后方举目无亲，可当我一到重庆留守处，当时还仅仅是我的恩师周公夫人的陈景贤先生（她不让人称她太太，故皆称先生），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关怀备至。她以将军夫人之尊，亲手为我编织毛衣，问寒问暖，待我情如子侄，使我在异乡，又感受到母爱的温暖。我当然更加自爱，勤奋工作，不辜负义父母的厚爱和期望。特别是义父殉国以后，义母陈老夫人率七个未年成的遗孤和两位姨妈，十口之家，生活已很艰难，可她老人家对我的爱护照顾，一如既往，把我当成她的家庭成员，享受和七个弟妹同等待遇；每当我遭遇挫折，失学或失业时，总是把我找回她的身边。这种不是母子情同母子的关系，一直延续到1950年春节，我才给义母行了大礼，改喊妈妈，正式拜认为义母。
1950年7月与义母分别后，我即在萍乡煤矿参加了工作。义母则带领七个弟妹迂回广州，而后又流落到海外，失去了联系。我1952年成家，生育三个女儿，各有专业，且各婚配成家。我自己晚年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四十年来对恩师义父周公的知遇之恩，义母待我的骨肉之情，刻骨铭心，未敢忘怀，无时不在怀念远在天涯的义母和七个弟妹。总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迎接义母归来奉养，以尽人子之心，以效反哺之义，孰料苍天不佑，义母已于七年前病逝海外，图报无缘，抱恨终天！
可堪告慰二老于地下者：七个弟妹在义母生前茹苦含辛的抚育下，如今俱已长大成人，不仅成家而且各有成就，义父为之奋斗一生，最后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救国大业，早已实现。如今华夏振兴，国耻尽雪，海峡两岸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祖国的统一大业指日可期。二老九泉有知，也该瞑目安息了。
值兹义父殉国的46周年之际，谨拟下联以示掉念。
忆当年，抗日救亡，督师苏鲁，转战沂蒙，壮志未酬，以身殉国，恩师英名垂千古。
看今朝，国耻尽雪，华夏振兴，缅怀先烈，后继有人，遗愿实现，义父忠魂笑九泉。
（作者王念羲·摘自《临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尽管无情的岁月染白了我的头发，可我对义父抗日救国的丰功伟绩和追随义父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战斗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闭目追思，历历在目。垂暮之年，回首往事，抚今追昔，无限伤感。
义母陈景贤老夫人，过去常对我谈起：义父少时家贫，农村民生凋敞，在外出谋生的过程中，又目睹军阀混战，列强侵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深知要改变现状，救国救民，必先铲除军阀，建立统一而又强大的国防军，建立统一而又巩固的政权。于是立志投军报效祖国。先入黄埔军校三期学习军事，在受训期间即参加了东征（讨平陈炯明叛乱），西讨（讨伐滇桂军阀的叛变）、北伐（讨伐北洋军阀）诸战役，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尔后，被选派赴日本帝国大学及士官学校继续深造。
“一·二八”上海淞泸抗战爆发，义父毅然回国，在南京供职，参与抗日建国的大计。
“七·七”芦沟桥抗战爆发，我河北守军仓卒应战，而且后援不继，节节败退。日寇蓄谋已久，以其优势兵力长驱直人，不两年，我半壁河山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达官显宦纷纷逃人四川避难。形势十分危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身为炎黄子孙的爱国军人！在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义父毅然受命出任已经沦入敌手的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将妻儿老小稍事安顿，不顾个人安危，会同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将军，率部冲破日寇的重重防线，挺进到敌后鲁中的沂蒙山区，驻守在沂水县圈里镇一带。从此山东的抗日救亡出现了新的局面。义父临危受命，国而忘家，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崇高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
当时沦陷后的山东广大人民，不堪日寇的奸淫、掠夺、烧杀，纷纷揭竿而起，组成地方抗日武装，进行保乡卫国。只是苦于群龙无首，又是鸟合之众，对日寇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打击。沦陷区的人民人心惶惶，盼望“中央军”（对正规部队的统称）反攻，如同大旱之望云霓。义父会同于学忠将军适于此时率领原东北军五十一、五十七两个军进驻山东的本身，就对沦陷区的人民起了定心丸的作用。随着入鲁后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广大军民斗志昂扬，日寇恨之入骨，如芒刺在背心欲除杀之。
以义父为首的鲁苏战区政治部入鲁后，一经立定脚跟，立即开展与日寇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开办干部训练团及政工队员训练班，培训军事、政工干部，以提高干部的素质及部队的战斗力。创办阵中日报，以简单的印刷设备，坚持每日出版，报道从广播中收到的中央广播电台播放的抗日前线胜利的消息，以鼓舞士气。并组织政工队员深入部队及农村作慰问演出。有针对性的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打土地”等以抗日除奸为内容的活报剧；演唱“流亡三部曲”、“黄水谣”、“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广大的东北军官兵，深受国破家亡、背井离乡之苦，看了上述演出，无不痛哭流涕，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铲除汉奸走狗”等口号，大大的激发了广大官兵及农民的抗日情绪。组织农民儿童识字班，以村为单位，分派政工队员担任老师。在教学文化的同时，教唱抗日歌曲，讲述抗战的道理，以提高当时还很落后的山区农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和同仇敌忾的心理。义父时常抽空检查我们的工作，当他听到到处响起了嘹亮的抗日歌声时，面上流露出满意和欣慰的笑容。
义父身居战区军政首脑要职，公务繁忙，日里万机，但仍然兼任干训团教育委员，并亲自任政工队员训练班主任之职；亲自担任“总理遗教”（孙中山先生著述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政治课程。讲课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无不为他的精辟的论述所吸引，露天课堂上鸦鹊无声。无论何时，从未听到他讲过党派之争，总是对来自战区各咱部队的政工队员，讲述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枪口一致对外，驳逐日寇，抗战必胜的道理。
义父治学严谨，以身作则，除要求学员学好；总理遗教、游击战术、战时民众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语、国际时事等上十门课程外，还要求学员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以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和提高对敌斗争的本领。每当东方曙光初露，学员们随着集合的哨音奔向操场时（农民的打谷场），义父早已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戎装佩剑，神采奕奕的伫立在操场上。升旗仪式完毕，即席发表以“军人守则”为题的精神训话。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学员则人手一本笔记，义父站在队前站着讲，学员们则列队肃立恭听，边听边记，每周收去检阅一次。我的笔记本在毕业前的最后一次检查时，被批上“以此为准”四个字的评语，这是对我学习最高奖赏，毕业后被义父收去。
义父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1939年义父入鲁，到1940年夏天，我奉调离鲁南下，我亲眼目睹义父带头不住民房，在马家上峪子村北头搭盖了草房一大间，做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经常一身灰布军装，时常与我们学员一道席地用餐，无拘无束边吃边谈。有一次还喊着我的名字：“王念羲可以多吃点，他个子高么！”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师生间的空气非常和谐。公余之暇，还时常与驻地的农民群众一道聊天，借机宣讲抗日道理（当时沂蒙山区的农村文化落后）。1943年驻扎在山东安邱的绪泉村时，还与该村的周姓村民叙谱归宗，见面时，互相按辈份称呼。据义父生前考证：他的前辈先人是从该村南迁的，祖籍就是山东安丘的绪泉村。周姓村民对义父非常敬重，亲如一家。
义父对部属从不疾言厉色的训人，总是和颜悦色的对待下级。有次(41年)在行军途中，有个曾当过团长的师政部主任（在中条山战役中被日寇打垮而丢官，后被义父录用）吴某，自恃官高，为行军伙食问题向我无理取闹，遭到我的反击后，他非但不自知错，反而恶人先告状，在义父面前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下流手段，奏了我一本。他满以为义父会按照以下犯上的罪名处分我，没料到义父把我这个当时年仅一十八岁还不懂事的政工队员叫到前面，问明原委，开导我几句了事。事后，吴某也觉得没趣。
义父还时常教导我们：革命军人要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移淫，贫贱不能移的高尚品德与气节；特别是在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中，要效法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雄心壮志“直捣黄龙”“还我河山”；我们对日寇要誓死抵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即使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说到做到，视死如归。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略矛头从中国又指向了南洋。日寇当时以中国战场为跳板挥师南下，以速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席卷南洋群岛及以马来西亚、印度支那和缅甸等地。英、美、法、荷、葡等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军不堪一击，望风披靡。当时日寇的侵略气焰真是不可一世。
与此相反，在中国战场上，特别是处于日寇大后方的鲁苏战区的广大抗日军民则愈战愈勇，拖住日寇的大量兵力，成了日寇的致命威胁，消耗了日寇大量的有生力量。日寇为了巩固其南进政策的侵略成果，打通陆上交通（中国→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恐固后方，妄图实现其高唱已久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独霸东亚的美梦。在中国战场上，他曾先后数次进行扫荡，意图摧垮鲁苏战区，均未达到目的，乃于1943年2月份调集了大量侵略军，从东、南、西、北四面对驻守于沂蒙山区的鲁苏战区所属主力部队，实行铁臂合围的大扫荡。敌人志在必得，以梳篦子的战术，把义父所率部队围困在城顶山上。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激战竞日，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最后，21日义父亲率敢死队，冲锋在前，为部队打开突围的通道，英勇拼杀，不幸中弹，壮烈殉国。临危之际，只是频频哀叹：“战局如此，如何得了”，无一言言及家事。义父这种国而忘家、舍死忘生的崇高精神令人钦敬。以战区首脑之尊，亲自与日寇拼杀，战况之惨烈，牺牲之壮烈，在我国抗御外侮的战争史上，也是空前的。义父的视死而归、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也应后世敬仰和效法。
义父的战死，在抗日战争史上是中国国民党牺牲的高级政工人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位（相当于现在大军区的政委）。他的战死，不仅在国内、国际上引起震惊，连当时在日本国内任高级官军的原日本士官学校、义父的同学，也曾致电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提出质询与批评。
义父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不谋私利，家无恒产。义母也是曾经留学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人刚强豪爽，热情而又慈祥。为支持义父出征抗日，退居家中操持家务，教养子女，以免除义父的后顾之忧，平日勤俭持家量人为出，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苦生活。义父殉国后，经济来源断绝，仅靠有限的抚恤金及平时的有限储蓄，维持十口之家的生计，家景每况愈下，生活日益窘迫，几乎三餐不继。舍死忘生卫国杀敌战死疆场者，其遗属的生活竟得不到保障；贪生怕死苟安于后方者，反则锦衣玉食，当年世道之不公，莫此为甚，令人愤慨！
以上是我对义父周公尽忠报国伟大一生的点滴见闻。回忆整理于上，以供史学家的参考，以期编之于书，传之于世，发扬民族正气，教育后人。
在时隔46年后的今天，追忆往事，更加激起我对义父、义母的无限怀念和感激。我原籍山东安邱，“七·七”事变起，我即投笔从戎，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1939年义父率领部入鲁后，我由东北军51至113师调到义父领导的鲁苏战区政工队员训练班受训，在为义父周公的学生，一直受到他老人家的关心、爱护和培养。在工作上他对我十分信任，破格提升我的职务，委以后方留守的重任；并允于两年后，待他老人家凯旋归来，保送我进高等学府深造；向友人推荐我“少年老成，忠诚可靠”。当时我仅18岁，在后方举目无亲，可当我一到重庆留守处，当时还仅仅是我的恩师周公夫人的陈景贤先生（她不让人称她太太，故皆称先生），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关怀备至。她以将军夫人之尊，亲手为我编织毛衣，问寒问暖，待我情如子侄，使我在异乡，又感受到母爱的温暖。我当然更加自爱，勤奋工作，不辜负义父母的厚爱和期望。特别是义父殉国以后，义母陈老夫人率七个未年成的遗孤和两位姨妈，十口之家，生活已很艰难，可她老人家对我的爱护照顾，一如既往，把我当成她的家庭成员，享受和七个弟妹同等待遇；每当我遭遇挫折，失学或失业时，总是把我找回她的身边。这种不是母子情同母子的关系，一直延续到1950年春节，我才给义母行了大礼，改喊妈妈，正式拜认为义母。
1950年7月与义母分别后，我即在萍乡煤矿参加了工作。义母则带领七个弟妹迂回广州，而后又流落到海外，失去了联系。我1952年成家，生育三个女儿，各有专业，且各婚配成家。我自己晚年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四十年来对恩师义父周公的知遇之恩，义母待我的骨肉之情，刻骨铭心，未敢忘怀，无时不在怀念远在天涯的义母和七个弟妹。总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迎接义母归来奉养，以尽人子之心，以效反哺之义，孰料苍天不佑，义母已于七年前病逝海外，图报无缘，抱恨终天！
可堪告慰二老于地下者：七个弟妹在义母生前茹苦含辛的抚育下，如今俱已长大成人，不仅成家而且各有成就，义父为之奋斗一生，最后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救国大业，早已实现。如今华夏振兴，国耻尽雪，海峡两岸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祖国的统一大业指日可期。二老九泉有知，也该瞑目安息了。
值兹义父殉国的46周年之际，谨拟下联以示掉念。
忆当年，抗日救亡，督师苏鲁，转战沂蒙，壮志未酬，以身殉国，恩师英名垂千古。
看今朝，国耻尽雪，华夏振兴，缅怀先烈，后继有人，遗愿实现，义父忠魂笑九泉。
（作者王念羲·摘自《临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