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萧涤非在学术上最为卓著的是他对杜甫研究的贡献，其代表作是《杜甫研究》一书。该书于50年代中期是分上、下卷出版，1959年出合订本，1980年复一分为二，并将自1952年以来所发表的关于杜甫研究的文章全部收入下卷，由齐鲁书社再版。
   如前所述，萧涤非对杜甫的研究始于1948年的“杜诗体别”课的讲义，后出书时，没有把讲义的引言收入。该《引言》主要说了三点：一是讲义体例，把杜诗按绝句、律诗、古诗分为三大块。二是杜诗特点，认为杜诗有“真”和“大”两点特点。他说，“杜诗之不可及，正在有真情”。又说，“杜诗之伟大，实有得于学养”，其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术两方面。三是如何学杜，他说，“吾人学杜诗，岂徒学其诗而已，固将学其人，学其志也。不学其人，而徒注目游心于文字之间，则所得者，杜之糟粕已耳，虽学犹之未学。” 在萧涤非之前，已有不少学者研究过杜甫及其诗歌。后人要超越前人，必须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都要有所突破。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夕萧涤非对杜甫的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水平上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萧涤非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文艺理论，眼界大为开阔。他觉得，解放初期学术界重思想不重艺术的研究偏向不符合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因此，他在杜甫的研究中，始终遵循“实事求是”和“知人论世”这两条原则，对杜甫的时代、生活、思想和作品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并敢于用较大篇幅来分析杜诗的艺术性。为此，他在《杜甫研究》一书中，专辟了《杜诗的体裁》一章，1972年郭沫若先生在《李白和杜甫》一书中，曾点名批评萧涤非的观点。由于“文革”的原因，萧涤非到“文革”后才撰文与郭老争鸣。文章不但阐明了自己的一贯坚持的学术观点，也纠正了郭老庄的杜甫研究上的偏颇。该文后来收于再版的《杜甫研究》中。
   《杜甫研究》的上卷是一般论述，下卷是作品选注。上卷由专题论文构成，分引言、正文和附录三部分。正文分为：杜甫的时代、杜甫的生活、杜甫的思想、杜甫的作品、杜诗的体裁、杜甫的影响/附录则是收集已发表的与杜甫有关的单篇论文。引言部分叫“写在上卷之前”，表明自己写杜甫的目的，是“把诗人杜甫和他的诗向广大的劳动人民介绍，让广大的劳动人民也懂得他和他的诗。”而且也坦率的认为自己的写作方法，是“力求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并遵循鲁迅先生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批示，企图对诗人杜甫和他的诗，作一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真实的论述”。
   萧涤非在论述杜甫时，有不少超越前人的地方。例如，他在“杜甫的时代”一篇中，就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原文来让人体会到时代社会对于一个作家的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指出，“所谓时代的影响，主要的也就是人民的影响。杜甫的伟大既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由于他个人主观愿意的‘自我扩张’，而是来自客观现实，来自人民”。最后总结说，“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诗的园地，人民的各种优良品质，改造了（客观的说）杜甫的思想感情，人民的巨大的斗争力量，转变了杜甫诗的倾向”。再如，他在“杜甫的作品”一篇中，除了从广阔性、深刻性、真挚性及一贯性等方面来叙述杜诗的人民性以外，还运用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及其关系的理论；在正确地评价了杜诗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关系之后，又从形式的适应性、描写的客观性、语言的精练性、韵律的严整性四个方面，论述了杜诗的艺术特征。又如，他在“杜诗的体裁”一篇中，不仅是介绍杜诗所包括的两汉以后，唐以前的一切诗体，而且是想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通过对他一人的诗体介绍，也就可以使我们明了所有一切古典诗歌的体裁”，因为“这对于广大的缺乏古典诗歌素养的知识青年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方便”。
   萧涤非在论述杜甫时，还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对于在他之前以及同时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杜甫的成果，不是盲目接受，而是有批评、有选择、有继承。例如，在附录《批判胡适对杜甫诗的反动观点》一文中，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既毫不留情批判了胡适在杜甫研究时的超阶级、超政治观点、越味主义观点和形式主义观点，也敢于剖析自己。他认为自己和其他一些旧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受了他的感染”，承认自己解放前写的《乐府的诙谐性》一文，没有阐明乐府的现实和社会性，这“不能不说是受了胡适的蛊惑”。与此同时，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他不是随意苟同他人。例如，杜甫诗中有“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又有“明鲜有封事，数问夜如何”之类的句子，是杜甫在长安任左拾遗时所作。对于这几句诗，冯至先生在其《杜甫传》中，认为“我们只能从这样的诗句中想象杜甫只不过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官吏”；傅庚生先生在《杜甫诗论》中，则认为是“对封建王朝输忠款”的“官样文章，只好给拾遗的官衔作一个应景的点缀”。萧涤非在“杜甫的生活”一篇中，通过分析杜甫这段时间的经历，认为冯至的说法是“多少有点歪曲了杜甫”，而傅庚生的观点“就更是表面的看法”。
   《杜甫研究》的下卷是诗歌选注，共选录杜诗266首，也包括引言、正文、附录三部分。引言分七个方面作了较详细说明。一是确定把杜诗依年编次，利用前人成果，而不是象原来编“杜诗体别”的讲义那样按体裁分。二是把杜诗分为四个时期，以与上卷杜甫的生平取得一致。三是说明标明所选杜诗诗体的目的。四是说明所注解的内容与格式。五是谈对杜诗典故的处理。六是提出解释杜诗的最好方法是“以杜解杜”。七是列举所引用的前人注杜的主要书目。在正文部分，对每一时期的诗歌都有一段说明，指出本时期杜甫作品的数量、内容、特点及运用的主要诗歌体裁，并作出简短的评价。例如，在“陷贼、为官时期”（公元756-759）说明中，指出这在杜甫的创作史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四年，其作品质量“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形成一个顶峰”。认为这一时期“最突出最显著的特征”是“杜甫的爱国精神”。在诗的体裁的运用上，除五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言古体诗这一时期写得最多”，因为古体诗颇为自由，“便于表现比较复杂的事物和感情”。这种说明，为读者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杜诗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附录则是收入考证方面的内容。
   萧涤非所注杜诗，从细处着眼，大处着想，既注重对每首诗的字、词、句的疏通，也注重对作品思想感情和艺术特点的分析，还注重继承和汲取前人注解的成果，有时也提出不同于他人的见解，这都表现出他治学的认真态度。那么，萧涤非为什么认为解释杜诗的最好方法是“以杜解杜”呢？这样做的好处正如他自己在下卷引言中所说，是“比较容易接近真相，还它一个本来面目”。他举例云： 如陷贼时所作的“哀江头”末名：“欲往城南望城北。”“望城北”，一本“忘南北”，一本又作“忘城北”，孰是孰非，注家各执一词，但如证以同一时期写的“悲陈陶”的结语：“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则自当以“望城北”为是。望就是盼望，也不能解作“向”。人之常情，凡心之所思，也就是目之所望，当时政府在长城北，所以向北望，向北啼。所有的都人如此，杜甫自己也正是如此。
   无庸讳言，“以杜解杜”是萧涤非注解杜诗的显著优点。至于《杜甫研究》的欠缺，较明显之处则是在论述中留有当时政治运动的痕迹。
   在此，还有必要提到萧涤非60年代在北京大学期间所作的关于杜甫诗歌的两篇演讲稿，这两篇稿没有被收入《杜甫研究》一书，也未公开发表。1993年，萧涤非的幼子萧光乾将其整理后才公布于世。其中的一篇是《怎样才能深入地理解杜诗》，它不是象他在《杜甫研究》和一些文章中那样零星、片断地说明，而是从学习态度、基础知识和学习方法三个方面，对如何深入读杜诗作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阐述。例如，在态度方面，他认为要做到虚心、细心和耐心。在基础知识方面，他认为必须具备正确的理论，也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对作者生平的了解，还要懂得古典诗歌的体裁和特点等等。这篇文章，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治杜基本经验的初步回顾和总结，它对于学杜者和所有治学者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