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萧涤非（1907—1991），原名忠临，1907年1月11日生于湖南乡嘉溪茶溪村。父亲名雪初，号晴谷，是个穷秀才，人称“晴谷先生”，曾在村中创办三益小学。母亲在他出生不到一年便去世。10岁时，父亲也去世。童年时时期，萧涤非在三益小学读书，所读之书多是《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对他后来的行为影响很大。他自己曾说过，“《论语》等书中的‘知耻近乎勇’，‘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以及‘人一己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等这类鼓励人的话，对我的一生就起过积极的作用。”他儿时也放过牛，亲眼见过农民的疾苦，所以，对《水浒传》里白胜唱的那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民谣和《唐诗三百首》中杜甫的《兵车行》等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他孤苦的少年生活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萧涤非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即随大伯生活，辗转于开封、南昌等地，1920年，他由开封北仓小学考入开封留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前身）。该校的国文教员很开通，尽量介绍《新青年》上一些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使他很快接受了白话文。三年后，他转学至南昌心达中学。该校名取自陶潜诗句《心远地自偏》，吴有训等曾就读于此，校名还是严复的手笔。不久，又转至南京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就读。
   1926年，萧涤非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因得到一位堂叔的资助，又慕梁启超之名，遂人清华大学中文系。1929年，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了第一篇古典文学研究论文《读词星语》，迈开了治学的第一步。1930年大学毕业，毕业论文是《历代风诗选》。在写毕业论文时，他把《诗经》以下直至清末黄遵宪所有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和研究。事实告诉他：在文学史上反映现实最彻度、最真挚而且在历史上也最有进步意义的，当推杜甫。
   认识到杜甫的伟大，这对他后来致力于杜甫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分配，他因成绩优良得以免试进入清华研究院读书（四年总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才可免试，每月有30元津贴）在著名学者黄节先生的悉心教导下，钻研曹植、阮籍、谢灵运3家诗，并写出了研究生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这也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自1943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以来，即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被认为是“乐府文学最佳通史”。后来出版的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论丛》、王运熙的《乐府诗论丛》等对该书都多有征引。钱仲联致函萧涤非，对该书《引言》中谓在今日而研究乐府“惟有舍声求义。盖其声久佚，不可得而闻之”，许为“通人至论，足以振聋发聩”，并云“岂特乐府为然，宋人之词亦同此例”。因成绩最优，清华同学会半开玩笑地送给他一个刻有“状元”二字的铜墨盒，（这个墨盒在“文革”时被当作“四旧”查抄，还被放在地下踹了一脚）。
   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非常喜爱参加体育运动，是著名足球健将，曾担任过清华及华北足球队队长，其主教练为清华大学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1935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记载着：“萧涤非，为华北著名足球健将，……”当时北平报纸的体育消息中，常有他的名字。他的百米十一秒一的清华记录，一直保持到解放后。所以当他大学中文系毕业找不到工作时，曾有好心的同学介绍他去河南当体操教员。他苦笑了笑，谢绝了。
   1933年，萧涤非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经黄节先生力存，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讲师，那时，系主任也是黄先生的学生，黄先生对他说，如不接受就断绝师生关系。山东大学是萧涤非任教的起点，他所开设的第一门课，是四年级的必修课“词选。”此外，还开了“乐府”等课。这时他27岁，同学中有的年龄比他还大（如著名诗人臧克家）。在山大期间，萧涤非曾一度冒险通过邮汇接济过在济南狱中的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秋山大乘换校长之机，解聘了萧涤非。此时，萧涤非的未婚妻黄兼芬（国民党爱国将领李烈钧的外甥女）正就读于山大。两人便商量一起离开青岛，并于当天宣布结婚去四川大学。时老舍先生前来送行，并将其刚出版的一本《牛天赐传》送作纪念。
   1936年起，萧涤非开始执教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被校长突然解聘，全家困在峨眉山下。闻一多得知，便请余冠英写信，邀萧涤非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
   在昆明5年期间，物价飞涨，微薄收入，难以温饱。萧涤非虽然身为教授，仍不得不挤出时间，到中学甚至到小学去兼课。即便这样，也不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他的一个女儿还未出世，就说定送人，他因此写了一首《草断》诗：“好去娇儿女，休牵弱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赤县方流血，苍天不雨金，修江与灵谷，是尔故山林”。这首诗后被朱自清拿去，发表在潘伯鹰先生主编的《饮河诗刊》上，有读者魏仲孺致函诗社，说诗写得“沉痛真挚，读之泪下”并殷殷询问潇涤非的情况。后来潇涤非写了一首答谢诗，诗中有“文字有知已，如君异等闲。三声猿自苦，一掬泪难还”之句尽管如此，萧涤非仍然坚持治学，昼则授课，夜则著书。萧涤非教书注意育人，他着眼于培养人的骨气，赠别西南联大毕业生时题曰：“端知前路荆棘，应念饥驱有独贤！”这与古人所云“士先器识而后辞章”的观点是一致的。
   1943年12月，他几经修改的专著《汉府六朝乐府文学史》正式出版。另外，还先后在《国文月刊》上发表了《乐府填词与韦昭》、《谈中学读诗》、《论词之起源》、《为（诗史）进一解》、《乐府的诙谐性》等论文。
   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了爱国民主运动，萧涤非的女学生潘琰遇难。潘琰是在扑救受伤同学时，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腹部又被特务猛戳三刀而惨死的。萧涤非怒不可遏，即在《妇女旬刊》上发表了《哭潘琰君》诗2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诗一开头就说：“堂堂黄宇变屠宫，血染青天白日红！”这怒了反动派，当夜就有人找上门来警告他，说他有意侮辱“党国”要当心点！萧涤非申辩说：“事情本来就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并没有造遥！”（这两首诗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二·一诗选》） 八年抗战，萧涤非由于亲身体验了社会的动乱，真正了解了人民的困苦，从而与杜诗所描绘的情景产生了共鸣，踏上了研究杜诗的道路。1947年秋，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京、津，萧涤非也返回山东大学任教，翌年，他便开设了“杜诗研究”这门课。这是他首次讲杜诗，为此编了数十万字的讲义《杜诗体别》，为他后来写《杜甫研究》一书奠定了基础。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萧涤非兴奋地呤道：“今宵头上月，一倍觉相亲。不改春风面，来看隔世人。”充分表达了他那如获新生的喜悦。对于新中国的建立，萧涤非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1951年，他发表了《新中国使我树立起民族自尊心》一文，表达了他如获新生的喜悦。为了加强政治思想的修养，弥补原来未钻研马列书籍的缺陷，他主动争取到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期间，他亲耳听过艾思奇等同志的报告，读了不少马列书籍，不仅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而且真正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正确理论和方法。
   结业时，他写一首题为《感谢党的教育》的旧体诗：“废铁能成剑，熔炉大有神。我今从此去，服务永为民。”这首诗后来成为他的学术专著《解放集》“前言”的开端和《乐府诗词论薮》“前言的结尾，确是表达了他的心声。从此，萧涤非的开始用马列主义理解论指导的古典文学研究，也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全面丰收时期。
   1952年，萧涤非开始撰写有关杜甫研究的文章。从1955年起，先是在《文史哲》上连载，不久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杜甫研究》上卷，1956年，出版《读诗三札记》。1957年又出版《杜甫研究》下卷，并发表《谈（石壕吏）》一文。《杜甫研究》上、下卷全文34万字，是萧涤非的力作。该书对杜甫的生活时代、生平、思想和诗歌艺术等，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此书1980年再版后，被称为“建国三十年来杜甫研究的代表著作”，专家认为“自建国初期迄今，在杜诗研究界事实上还没有一部在观点、方法或规模上超越《杜甫研究》的著作出现。” 1959年，为庆祝祖国解放10周年，萧涤非又出版了一本《解放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解放前后写的古代诗词论文16篇，其中《乐府填词与韦昭》一文，把唐宋以来才流行的“按字填词”这一现象，由一般认为始于梁武帝的《江南岸》，推溯到三国时韦昭的《吴鼓吹曲》，较旧说提前了二三百年。
   同年，萧涤非还整理出版了晚唐作家皮日休的文集《皮子文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在校点这部书的过程中，他很费了一番时间和精力。共计校出脱文、误文、衍文、倒文50余条。1960年，发表论文《再座（胡笳十八拍》。
   1961年到1963年，萧涤非到北京大学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一起，共同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他负责撰写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该书自出版后已多次再版（1978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延用了30多年，发行数百万册。1987年荣获国家教委评选项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别奖。在北大期间，萧涤非还应邀进行了几次关于杜诗的演讲。如《杜甫诗歌的艺术性》、《怎样才能深入地了解杜诗》，等等。1962年为纪念杜甫延生1250周年，他在编书之余，还发表了《一个小问题纪念大诗人》、《人民诗人杜甫》、《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纪念杜甫学习杜甫》、《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杜甫与山东》、《关于（杜甫研究）注文的几点说明》等多篇论文。1964年后，他又开设了“毛泽东诗词”这门课，并应邀讲学和发表了有关文章。
   “文革”期间，萧涤非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杜甫研究》也被列为“大毒草”，其观点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曾发誓不再谈杜诗。1975年，他应《文史哲》之约，写了“文革”中唯一的一篇关于刘禹锡的文章。“文革”结束时，萧涤非已是“牙齿全落双耳聋”缓步仍须竹杖扶“的古稀老人，但他仍坚持工作。1977年，他发表《评梁效（杜甫再评论》论文。1978年，他毅然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承担《杜甫全集》的主编和校注工作。为了增强实力，他还邀请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廖仲安担任副主编。萧涤非亲自率领校注组全体同志沿着当年杜甫的行踪进行实地考察。实践了宋人所云的“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的观点，并集体写成《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
   1979年，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精神鼓舞下，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关于（李白与杜甫）》，该文被《新华月报》全文转载。同年，又出版《杜甫诗选注》一书，此书是在《杜甫研究》下卷基础上增补而成。
   1980年，《杜甫研究》再版，他为之作《（杜甫研究）再版漫题》诗。诗云：“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名曰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之后几年，他还写出文章近30篇，其中关于杜甫的有13篇。
   1981年，他又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委托，与郑庆笃合作，取前所规见诸本，在原校的基础上重加校勘，出版了新定本《皮子文薮》。
   1983年，出版《杜甫诗选注》普及本。同年，他赴西安参加全国唐代文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当选为首任会长，在会上作了《向唐代作家学习什么》的专题发言。
   1984年，萧涤非还到杜甫故里河南巩县主持了《杜甫全集校注》征求意见讨论会。会议期间，萧涤非还往实地考察。经过周密考证，确认巩县的北邙山墓为杜甫的真正埋骨之处，解决了学术界的一大悬案，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信服。萧涤非为此题诗云：“忧国忧民不自忧，东西南北若飘流。为告后来凭吊者，诗王呤骨在邙丘。” 1985年，他发表《耒阳溪夜行》的作者是张九龄》、《谈左思的（娇女诗》等论文。同年萧涤非又出版另一部学术专著《乐府诗词论薮》（齐鲁书社出版）此书是在《解放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并扩充的一部古代诗歌论文集。共编入学术论文27篇（另附录3篇）。这些论文既反映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努力探讨古代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轨迹，也是对《汉魏六朝乐文学史》和《杜甫研究》两部专著的补充和发挥。
   建国以来，萧涤非除了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以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教师，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文革”前，他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并辅导了不少进修教师，研究生和留学生，并应聘参加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审。他那满腔的教学热情和认真的治学态度，向为学生所称道。他在教学上诲人不倦，一丝不苟。在整个山东大学有口皆碑。他曾说：“如果一堂课失败了，我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如果在课堂上发现有同学的瞌睡，我会感到内疚，因为自己讲得不好，”“文革”后，他成为我国第一批古典文学博士生导师，指导培养了5名硕士生和2名博士生，并扶植培养了多名中青年学者。根据国家教委的安排，萧涤非还接受了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进修生的指导任务，正如他在为廖仲安先生所撰写《反刍集》一书题辞中的赠诗所云：“但使一枝能照眼，不辞心血活莓苔。”这两句诗生动真实地表达了他对后辈寄予的期望之情。
   萧涤非先生还一直关心中学语文教学，建国前后，均写过有关中学语文教学的文章。如他曾在1988年为语文出版社版的《高中阅读指导》作序，序中就强调中学阅读的指导至少应注意三点，即嗜好、咬嚼和鉴赏。他经常为电台和有关刊物撰稿，热情接待来访并尽可能亲自答复青年同志的来信。萧涤非也喜爱书法，其书法作品清秀雄健，柔中有刚，受到日本人的喜爱，山东大学书画研究院也聘他为顾问。萧涤非虽远在他乡，但他十分关心家乡的人民和文化建设。他十分乐意担当了抚州王安石研究会和《临川县志》编委会的顾问，为抚州师专临川文化研究室（临川文化研究所的前身）题写室名，并为《抚州师专学报》的临川文化研究专辑及《临川县志》多次来信和题书，其款款深情令家乡人民难以忘怀。
   萧涤非的晚年繁忙、充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眷恋着《杜甫全集校注》一书的早日完成。
   1989年7月，与萧涤非相濡以沫的黄兼芬女士因病去世，他为此悲思不已，1991年4月15日，萧涤非先生也在山东大学寓所离开了人间，享年86岁。4月21日，山东大学为萧涤非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