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萧涤非是我国现代时期著名的文学史家和唐代文学专家，尤精于杜甫研究。他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整整60年，其著作等身，成绩斐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的一生，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他求学、任教和治学初期，后期为他从教和治学的丰收期。
第一节 生平与著述 萧涤非（1907—1991），原名忠临，1907年1月11日生于湖南乡嘉溪茶溪村。父亲名雪初，号晴谷，是个穷秀才，人称“晴谷先生”，曾在村中创办三益小学。母亲在他出生不到一年便去世。10岁时，父亲也去世。童年时时期，萧涤非在三益小学读书，所读之书多是《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对他后来的行为影响很大。他自己曾说过，“《论语》等书中的‘知耻近乎勇’，‘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以及‘人一己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等这类鼓励人的话，对我的一生就起过积极的作用。”他儿时也放过牛，亲眼见过农民的疾苦，所以，对《水浒传》里白胜唱的那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民谣和《唐诗三百首》中杜甫的《兵车行》等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他孤苦的少年生活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萧涤非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即随大伯生活，辗转于开封、南昌等地，1920年，他由开封北仓小学考入开封留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前身）。该校的国文教员很开通，尽量介绍《新青年》上一些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使他很快接受了白话文。三年后，他转学至南昌心达中学。该校名取自陶潜诗句《心远地自偏》，吴有训等曾就读于此，校名还是严复的手笔。不久，又转至南京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就读。
1926年，萧涤非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因得到一位堂叔的资助，又慕梁启超之名，遂人清华大学中文系。1929年，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了第一篇古典文学研究论文《读词星语》，迈开了治学的第一步。1930年大学毕业，毕业论文是《历代风诗选》。在写毕业论文时，他把《诗经》以下直至清末黄遵宪所有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和研究。事实告诉他：在文学史上反映现实最彻度、最真挚而且在历史上也最有进步意义的，当推杜甫。
认识到杜甫的伟大，这对他后来致力于杜甫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分配，他因成绩优良得以免试进入清华研究院读书（四年总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才可免试，每月有30元津贴）在著名学者黄节先生的悉心教导下，钻研曹植、阮籍、谢灵运3家诗，并写出了研究生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这也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自1943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以来，即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被认为是“乐府文学最佳通史”。后来出版的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论丛》、王运熙的《乐府诗论丛》等对该书都多有征引。钱仲联致函萧涤非，对该书《引言》中谓在今日而研究乐府“惟有舍声求义。盖其声久佚，不可得而闻之”，许为“通人至论，足以振聋发聩”，并云“岂特乐府为然，宋人之词亦同此例”。因成绩最优，清华同学会半开玩笑地送给他一个刻有“状元”二字的铜墨盒，（这个墨盒在“文革”时被当作“四旧”查抄，还被放在地下踹了一脚）。
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非常喜爱参加体育运动，是著名足球健将，曾担任过清华及华北足球队队长，其主教练为清华大学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1935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记载着：“萧涤非，为华北著名足球健将，……”当时北平报纸的体育消息中，常有他的名字。他的百米十一秒一的清华记录，一直保持到解放后。所以当他大学中文系毕业找不到工作时，曾有好心的同学介绍他去河南当体操教员。他苦笑了笑，谢绝了。
1933年，萧涤非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经黄节先生力存，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讲师，那时，系主任也是黄先生的学生，黄先生对他说，如不接受就断绝师生关系。山东大学是萧涤非任教的起点，他所开设的第一门课，是四年级的必修课“词选。”此外，还开了“乐府”等课。这时他27岁，同学中有的年龄比他还大（如著名诗人臧克家）。在山大期间，萧涤非曾一度冒险通过邮汇接济过在济南狱中的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秋山大乘换校长之机，解聘了萧涤非。此时，萧涤非的未婚妻黄兼芬（国民党爱国将领李烈钧的外甥女）正就读于山大。两人便商量一起离开青岛，并于当天宣布结婚去四川大学。时老舍先生前来送行，并将其刚出版的一本《牛天赐传》送作纪念。
1936年起，萧涤非开始执教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被校长突然解聘，全家困在峨眉山下。闻一多得知，便请余冠英写信，邀萧涤非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
在昆明5年期间，物价飞涨，微薄收入，难以温饱。萧涤非虽然身为教授，仍不得不挤出时间，到中学甚至到小学去兼课。即便这样，也不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他的一个女儿还未出世，就说定送人，他因此写了一首《草断》诗：“好去娇儿女，休牵弱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赤县方流血，苍天不雨金，修江与灵谷，是尔故山林”。这首诗后被朱自清拿去，发表在潘伯鹰先生主编的《饮河诗刊》上，有读者魏仲孺致函诗社，说诗写得“沉痛真挚，读之泪下”并殷殷询问潇涤非的情况。后来潇涤非写了一首答谢诗，诗中有“文字有知已，如君异等闲。三声猿自苦，一掬泪难还”之句尽管如此，萧涤非仍然坚持治学，昼则授课，夜则著书。萧涤非教书注意育人，他着眼于培养人的骨气，赠别西南联大毕业生时题曰：“端知前路荆棘，应念饥驱有独贤！”这与古人所云“士先器识而后辞章”的观点是一致的。
1943年12月，他几经修改的专著《汉府六朝乐府文学史》正式出版。另外，还先后在《国文月刊》上发表了《乐府填词与韦昭》、《谈中学读诗》、《论词之起源》、《为（诗史）进一解》、《乐府的诙谐性》等论文。
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了爱国民主运动，萧涤非的女学生潘琰遇难。潘琰是在扑救受伤同学时，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腹部又被特务猛戳三刀而惨死的。萧涤非怒不可遏，即在《妇女旬刊》上发表了《哭潘琰君》诗2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诗一开头就说：“堂堂黄宇变屠宫，血染青天白日红！”这怒了反动派，当夜就有人找上门来警告他，说他有意侮辱“党国”要当心点！萧涤非申辩说：“事情本来就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并没有造遥！”（这两首诗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二·一诗选》） 八年抗战，萧涤非由于亲身体验了社会的动乱，真正了解了人民的困苦，从而与杜诗所描绘的情景产生了共鸣，踏上了研究杜诗的道路。1947年秋，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京、津，萧涤非也返回山东大学任教，翌年，他便开设了“杜诗研究”这门课。这是他首次讲杜诗，为此编了数十万字的讲义《杜诗体别》，为他后来写《杜甫研究》一书奠定了基础。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萧涤非兴奋地呤道：“今宵头上月，一倍觉相亲。不改春风面，来看隔世人。”充分表达了他那如获新生的喜悦。对于新中国的建立，萧涤非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1951年，他发表了《新中国使我树立起民族自尊心》一文，表达了他如获新生的喜悦。为了加强政治思想的修养，弥补原来未钻研马列书籍的缺陷，他主动争取到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期间，他亲耳听过艾思奇等同志的报告，读了不少马列书籍，不仅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而且真正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正确理论和方法。
结业时，他写一首题为《感谢党的教育》的旧体诗：“废铁能成剑，熔炉大有神。我今从此去，服务永为民。”这首诗后来成为他的学术专著《解放集》“前言”的开端和《乐府诗词论薮》“前言的结尾，确是表达了他的心声。从此，萧涤非的开始用马列主义理解论指导的古典文学研究，也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全面丰收时期。
1952年，萧涤非开始撰写有关杜甫研究的文章。从1955年起，先是在《文史哲》上连载，不久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杜甫研究》上卷，1956年，出版《读诗三札记》。1957年又出版《杜甫研究》下卷，并发表《谈（石壕吏）》一文。《杜甫研究》上、下卷全文34万字，是萧涤非的力作。该书对杜甫的生活时代、生平、思想和诗歌艺术等，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此书1980年再版后，被称为“建国三十年来杜甫研究的代表著作”，专家认为“自建国初期迄今，在杜诗研究界事实上还没有一部在观点、方法或规模上超越《杜甫研究》的著作出现。” 1959年，为庆祝祖国解放10周年，萧涤非又出版了一本《解放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解放前后写的古代诗词论文16篇，其中《乐府填词与韦昭》一文，把唐宋以来才流行的“按字填词”这一现象，由一般认为始于梁武帝的《江南岸》，推溯到三国时韦昭的《吴鼓吹曲》，较旧说提前了二三百年。
同年，萧涤非还整理出版了晚唐作家皮日休的文集《皮子文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在校点这部书的过程中，他很费了一番时间和精力。共计校出脱文、误文、衍文、倒文50余条。1960年，发表论文《再座（胡笳十八拍》。
1961年到1963年，萧涤非到北京大学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一起，共同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他负责撰写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该书自出版后已多次再版（1978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延用了30多年，发行数百万册。1987年荣获国家教委评选项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别奖。在北大期间，萧涤非还应邀进行了几次关于杜诗的演讲。如《杜甫诗歌的艺术性》、《怎样才能深入地了解杜诗》，等等。1962年为纪念杜甫延生1250周年，他在编书之余，还发表了《一个小问题纪念大诗人》、《人民诗人杜甫》、《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纪念杜甫学习杜甫》、《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杜甫与山东》、《关于（杜甫研究）注文的几点说明》等多篇论文。1964年后，他又开设了“毛泽东诗词”这门课，并应邀讲学和发表了有关文章。
“文革”期间，萧涤非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杜甫研究》也被列为“大毒草”，其观点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曾发誓不再谈杜诗。1975年，他应《文史哲》之约，写了“文革”中唯一的一篇关于刘禹锡的文章。“文革”结束时，萧涤非已是“牙齿全落双耳聋”缓步仍须竹杖扶“的古稀老人，但他仍坚持工作。1977年，他发表《评梁效（杜甫再评论》论文。1978年，他毅然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承担《杜甫全集》的主编和校注工作。为了增强实力，他还邀请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廖仲安担任副主编。萧涤非亲自率领校注组全体同志沿着当年杜甫的行踪进行实地考察。实践了宋人所云的“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的观点，并集体写成《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
1979年，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精神鼓舞下，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关于（李白与杜甫）》，该文被《新华月报》全文转载。同年，又出版《杜甫诗选注》一书，此书是在《杜甫研究》下卷基础上增补而成。
1980年，《杜甫研究》再版，他为之作《（杜甫研究）再版漫题》诗。诗云：“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名曰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之后几年，他还写出文章近30篇，其中关于杜甫的有13篇。
1981年，他又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委托，与郑庆笃合作，取前所规见诸本，在原校的基础上重加校勘，出版了新定本《皮子文薮》。
1983年，出版《杜甫诗选注》普及本。同年，他赴西安参加全国唐代文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当选为首任会长，在会上作了《向唐代作家学习什么》的专题发言。
1984年，萧涤非还到杜甫故里河南巩县主持了《杜甫全集校注》征求意见讨论会。会议期间，萧涤非还往实地考察。经过周密考证，确认巩县的北邙山墓为杜甫的真正埋骨之处，解决了学术界的一大悬案，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信服。萧涤非为此题诗云：“忧国忧民不自忧，东西南北若飘流。为告后来凭吊者，诗王呤骨在邙丘。” 1985年，他发表《耒阳溪夜行》的作者是张九龄》、《谈左思的（娇女诗》等论文。同年萧涤非又出版另一部学术专著《乐府诗词论薮》（齐鲁书社出版）此书是在《解放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并扩充的一部古代诗歌论文集。共编入学术论文27篇（另附录3篇）。这些论文既反映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努力探讨古代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轨迹，也是对《汉魏六朝乐文学史》和《杜甫研究》两部专著的补充和发挥。
建国以来，萧涤非除了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以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教师，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文革”前，他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并辅导了不少进修教师，研究生和留学生，并应聘参加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审。他那满腔的教学热情和认真的治学态度，向为学生所称道。他在教学上诲人不倦，一丝不苟。在整个山东大学有口皆碑。他曾说：“如果一堂课失败了，我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如果在课堂上发现有同学的瞌睡，我会感到内疚，因为自己讲得不好，”“文革”后，他成为我国第一批古典文学博士生导师，指导培养了5名硕士生和2名博士生，并扶植培养了多名中青年学者。根据国家教委的安排，萧涤非还接受了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进修生的指导任务，正如他在为廖仲安先生所撰写《反刍集》一书题辞中的赠诗所云：“但使一枝能照眼，不辞心血活莓苔。”这两句诗生动真实地表达了他对后辈寄予的期望之情。
萧涤非先生还一直关心中学语文教学，建国前后，均写过有关中学语文教学的文章。如他曾在1988年为语文出版社版的《高中阅读指导》作序，序中就强调中学阅读的指导至少应注意三点，即嗜好、咬嚼和鉴赏。他经常为电台和有关刊物撰稿，热情接待来访并尽可能亲自答复青年同志的来信。萧涤非也喜爱书法，其书法作品清秀雄健，柔中有刚，受到日本人的喜爱，山东大学书画研究院也聘他为顾问。萧涤非虽远在他乡，但他十分关心家乡的人民和文化建设。他十分乐意担当了抚州王安石研究会和《临川县志》编委会的顾问，为抚州师专临川文化研究室（临川文化研究所的前身）题写室名，并为《抚州师专学报》的临川文化研究专辑及《临川县志》多次来信和题书，其款款深情令家乡人民难以忘怀。
萧涤非的晚年繁忙、充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眷恋着《杜甫全集校注》一书的早日完成。
1989年7月，与萧涤非相濡以沫的黄兼芬女士因病去世，他为此悲思不已，1991年4月15日，萧涤非先生也在山东大学寓所离开了人间，享年86岁。4月21日，山东大学为萧涤非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第二节 杜甫研究 萧涤非在学术上最为卓著的是他对杜甫研究的贡献，其代表作是《杜甫研究》一书。该书于50年代中期是分上、下卷出版，1959年出合订本，1980年复一分为二，并将自1952年以来所发表的关于杜甫研究的文章全部收入下卷，由齐鲁书社再版。
如前所述，萧涤非对杜甫的研究始于1948年的“杜诗体别”课的讲义，后出书时，没有把讲义的引言收入。该《引言》主要说了三点：一是讲义体例，把杜诗按绝句、律诗、古诗分为三大块。二是杜诗特点，认为杜诗有“真”和“大”两点特点。他说，“杜诗之不可及，正在有真情”。又说，“杜诗之伟大，实有得于学养”，其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术两方面。三是如何学杜，他说，“吾人学杜诗，岂徒学其诗而已，固将学其人，学其志也。不学其人，而徒注目游心于文字之间，则所得者，杜之糟粕已耳，虽学犹之未学。” 在萧涤非之前，已有不少学者研究过杜甫及其诗歌。后人要超越前人，必须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都要有所突破。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夕萧涤非对杜甫的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水平上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萧涤非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文艺理论，眼界大为开阔。他觉得，解放初期学术界重思想不重艺术的研究偏向不符合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因此，他在杜甫的研究中，始终遵循“实事求是”和“知人论世”这两条原则，对杜甫的时代、生活、思想和作品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并敢于用较大篇幅来分析杜诗的艺术性。为此，他在《杜甫研究》一书中，专辟了《杜诗的体裁》一章，1972年郭沫若先生在《李白和杜甫》一书中，曾点名批评萧涤非的观点。由于“文革”的原因，萧涤非到“文革”后才撰文与郭老争鸣。文章不但阐明了自己的一贯坚持的学术观点，也纠正了郭老庄的杜甫研究上的偏颇。该文后来收于再版的《杜甫研究》中。
《杜甫研究》的上卷是一般论述，下卷是作品选注。上卷由专题论文构成，分引言、正文和附录三部分。正文分为：杜甫的时代、杜甫的生活、杜甫的思想、杜甫的作品、杜诗的体裁、杜甫的影响/附录则是收集已发表的与杜甫有关的单篇论文。引言部分叫“写在上卷之前”，表明自己写杜甫的目的，是“把诗人杜甫和他的诗向广大的劳动人民介绍，让广大的劳动人民也懂得他和他的诗。”而且也坦率的认为自己的写作方法，是“力求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并遵循鲁迅先生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批示，企图对诗人杜甫和他的诗，作一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真实的论述”。
萧涤非在论述杜甫时，有不少超越前人的地方。例如，他在“杜甫的时代”一篇中，就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原文来让人体会到时代社会对于一个作家的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指出，“所谓时代的影响，主要的也就是人民的影响。杜甫的伟大既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由于他个人主观愿意的‘自我扩张’，而是来自客观现实，来自人民”。最后总结说，“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诗的园地，人民的各种优良品质，改造了（客观的说）杜甫的思想感情，人民的巨大的斗争力量，转变了杜甫诗的倾向”。再如，他在“杜甫的作品”一篇中，除了从广阔性、深刻性、真挚性及一贯性等方面来叙述杜诗的人民性以外，还运用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及其关系的理论；在正确地评价了杜诗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关系之后，又从形式的适应性、描写的客观性、语言的精练性、韵律的严整性四个方面，论述了杜诗的艺术特征。又如，他在“杜诗的体裁”一篇中，不仅是介绍杜诗所包括的两汉以后，唐以前的一切诗体，而且是想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通过对他一人的诗体介绍，也就可以使我们明了所有一切古典诗歌的体裁”，因为“这对于广大的缺乏古典诗歌素养的知识青年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方便”。
萧涤非在论述杜甫时，还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对于在他之前以及同时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杜甫的成果，不是盲目接受，而是有批评、有选择、有继承。例如，在附录《批判胡适对杜甫诗的反动观点》一文中，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既毫不留情批判了胡适在杜甫研究时的超阶级、超政治观点、越味主义观点和形式主义观点，也敢于剖析自己。他认为自己和其他一些旧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受了他的感染”，承认自己解放前写的《乐府的诙谐性》一文，没有阐明乐府的现实和社会性，这“不能不说是受了胡适的蛊惑”。与此同时，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他不是随意苟同他人。例如，杜甫诗中有“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又有“明鲜有封事，数问夜如何”之类的句子，是杜甫在长安任左拾遗时所作。对于这几句诗，冯至先生在其《杜甫传》中，认为“我们只能从这样的诗句中想象杜甫只不过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官吏”；傅庚生先生在《杜甫诗论》中，则认为是“对封建王朝输忠款”的“官样文章，只好给拾遗的官衔作一个应景的点缀”。萧涤非在“杜甫的生活”一篇中，通过分析杜甫这段时间的经历，认为冯至的说法是“多少有点歪曲了杜甫”，而傅庚生的观点“就更是表面的看法”。
《杜甫研究》的下卷是诗歌选注，共选录杜诗266首，也包括引言、正文、附录三部分。引言分七个方面作了较详细说明。一是确定把杜诗依年编次，利用前人成果，而不是象原来编“杜诗体别”的讲义那样按体裁分。二是把杜诗分为四个时期，以与上卷杜甫的生平取得一致。三是说明标明所选杜诗诗体的目的。四是说明所注解的内容与格式。五是谈对杜诗典故的处理。六是提出解释杜诗的最好方法是“以杜解杜”。七是列举所引用的前人注杜的主要书目。在正文部分，对每一时期的诗歌都有一段说明，指出本时期杜甫作品的数量、内容、特点及运用的主要诗歌体裁，并作出简短的评价。例如，在“陷贼、为官时期”（公元756-759）说明中，指出这在杜甫的创作史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四年，其作品质量“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形成一个顶峰”。认为这一时期“最突出最显著的特征”是“杜甫的爱国精神”。在诗的体裁的运用上，除五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言古体诗这一时期写得最多”，因为古体诗颇为自由，“便于表现比较复杂的事物和感情”。这种说明，为读者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杜诗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附录则是收入考证方面的内容。
萧涤非所注杜诗，从细处着眼，大处着想，既注重对每首诗的字、词、句的疏通，也注重对作品思想感情和艺术特点的分析，还注重继承和汲取前人注解的成果，有时也提出不同于他人的见解，这都表现出他治学的认真态度。那么，萧涤非为什么认为解释杜诗的最好方法是“以杜解杜”呢？这样做的好处正如他自己在下卷引言中所说，是“比较容易接近真相，还它一个本来面目”。他举例云： 如陷贼时所作的“哀江头”末名：“欲往城南望城北。”“望城北”，一本“忘南北”，一本又作“忘城北”，孰是孰非，注家各执一词，但如证以同一时期写的“悲陈陶”的结语：“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则自当以“望城北”为是。望就是盼望，也不能解作“向”。人之常情，凡心之所思，也就是目之所望，当时政府在长城北，所以向北望，向北啼。所有的都人如此，杜甫自己也正是如此。
无庸讳言，“以杜解杜”是萧涤非注解杜诗的显著优点。至于《杜甫研究》的欠缺，较明显之处则是在论述中留有当时政治运动的痕迹。
在此，还有必要提到萧涤非60年代在北京大学期间所作的关于杜甫诗歌的两篇演讲稿，这两篇稿没有被收入《杜甫研究》一书，也未公开发表。1993年，萧涤非的幼子萧光乾将其整理后才公布于世。其中的一篇是《怎样才能深入地理解杜诗》，它不是象他在《杜甫研究》和一些文章中那样零星、片断地说明，而是从学习态度、基础知识和学习方法三个方面，对如何深入读杜诗作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阐述。例如，在态度方面，他认为要做到虚心、细心和耐心。在基础知识方面，他认为必须具备正确的理论，也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对作者生平的了解，还要懂得古典诗歌的体裁和特点等等。这篇文章，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治杜基本经验的初步回顾和总结，它对于学杜者和所有治学者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三节 乐府、诗词和唐文学的研究 萧涤非的治学特点之一，是十分注意掌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考察他的治学道路，先是由博而专，后是由专而博。如果说，他的杜甫研究是属于专的方面，那么这种专门的研究，则是建立在他治学初期对乐府和词的研究的基础上的。这里先介绍他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和《乐府诗词论薮》两部专著。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萧涤非在清华研究院的毕业论文，1935年改编为讲义，1943年再次修改后由中国文化服务社正式出版。这部书是他治学的第一部力作，其主要特点是阐述汉乐府民歌的那种“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故对于“作品之本事及背景，求之不厌其祥”（1943年版引言），使读者通过了解一个时代乐府的得失，而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有所认识。论著在写法上，是“寓诵读于叙述之中”，凡属征引的作品，皆属全篇，这与以前一般概论的摘叙方法有所不同。他的导师黄节先生，1933年曾为之写了2000多字的“审查报告”，认为：“统观成绩全部，皆能从乐府本身研究。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此非容易之才”。例如，该书第五编《南朝乐府》之第一章题为“论南朝新声乐府发达之原因”，其云，“文学为时代之反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环境，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根据这一观点，他从地理、政治、风尚、思想、制度五大方面分析了南朝为何多“艳曲”的原因。比如说：“因于政治者”，是在于南朝政局混乱黑暗，人君忌才好杀，其中犹以文人遭遇多惨酷，故只有托逃于酒肉声色以取容，产生享乐与颓废的人生观。又如，“因于思想者”，是在于“儒家自两汉以来之道德观念与权威，至是荡然无余”，“不复知礼义为何物”的“思想解放之结果，遂产生一浪漫自由、享乐观实之人生观，任情而动，恣意而行，社会亦无所谓舆论”。萧涤非在作出这些评析时，并非随心所至，而是在通过分析《晋书》、《南史》等史书的大量例证基础上得出的。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此书，萧涤非写了一篇后记，并对该书作了材料上的增补（书中用按语加括符表示）。
《乐府诗词论薮》，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此书共收入论文27篇，几乎襄括了萧涤非除专著以外的所有关于古典诗歌的文章，即有专论、考订、注解、又有评传、辨难、鉴赏；既有他青年时代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读词星语》，又有深思熟虑的中年之作，如《读<唐诗选>注解随笔》等，还有他雄风犹在的老年之作，如《读<东门行>并不存在“校勘”问题》等，这些论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不仅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他在各个时期探讨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鲜明轨迹，而且也可看作是他对《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和《杜甫研究》两部书的某些补充和发挥，其中不少论文均有创见。如发表于1943年的《乐府填词与韦昭》一文，把唐宋以来才流行的“按字填词”这一现象的时间较旧说提前了二、三百年，即由梁武帝的《江南弄》，推溯到三国时韦昭的《吴鼓吹曲》。
萧涤非的治学之博，很明显的一点是体现在他作为主编之一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在这套教材中，他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部分的编写。这两个部分的比重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其时间跨度较大，从公元190年至960年，约770余年，这一时期，我国处于朝代不断更迭的历史状态，先后共出现20多个朝代。与此相应的是，本时期的文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诗歌、散文、小说、变文、词、文学批评等文学样式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其作家众如群星璀璨，其作品数量如星布银河。因此，要写好这两大部分的文学史，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如果没有广博的古典文学知识和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底，就无法驾驭其全部写作过程。萧涤非积30多年古典文学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于其中，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这两大部分文学史的主编工作。
萧涤非的治学之博，还体现在他的古籍整理成果，即他亲自校点的唐代作家皮日休的《皮子文薮》一书。该书初版于1959年。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共计校出脱文、误文、衍文、倒文等500余条，而且对皮日休的生卒年代及作品也作了考证和说明。不过，初版本虽有断句，却只用了顿号和句号两种标点，而且参校版本也不齐全。1980年，萧涤非接受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委托，与郑庆笃先生合作，对《皮子文薮》予以重校。重校时，以原校本为底本，增加了明公文纸本、明许自昌校刊本、明合肥李氏重刊宋本、《四库全书》本以及国内罕见的日本享和二年《1802》刊本等5种版本作为对校和参校，且改用新式标点，并把《皮子文薮》以外的其他皮日休的诗文及各种版本的序中跋作为“附录”辑入。
第四节 地位和影响 萧涤非在杜甫研究和文学史等方面的精深学术造诣，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并产生了极在的影响。他的《杜甫研究》再版后，学者评价它是“建国30多年来杜甫研究的代表作”，认为它不仅“代表了建国初期学术界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最高成就”，而且“带有80年代的鲜明烙印”，“自建国初期迄今，在杜诗研究界事实上还没有一部在观点、方法或规模上超越《杜甫研究》的著作出现。”（许总《（杜甫研究）得失谈》，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他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自问世后，就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著名学者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论丛》和王运熙先生的《乐府诗论丛》都对之多次征引。1984年，《文学之窗》对重版的该书作出评论，认为至今不失为“乐府文学的最佳通史”。1986年，该书获山东大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年出版后，1978年修订再版，1986年重印，多年来一直是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通用教材。1987年，这套教材作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1990年6月，本书又交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在港、台两地联合出版繁体字版。他重新点校的《皮子文薮》，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如傅璇琮先生评论说，“这也是近年唐集整理中较好的一种”。（《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3年） 萧涤非由于学术造诣精深，成绩卓越，先后还受聘为山东大学《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山东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古籍整理规是领导小组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等职务。而且，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信任。他曾当选为山东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等等。他的英名已被载入《中国文学家辞典》、《国际卓越人物录》（美国）和《世界名人录》（英国）。他逝世后，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追悼会，全国政协、国家教委、中国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和许多知名人士均发来唁电或唁函，《光明日报》也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对萧涤非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杜甫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第一节 生平与著述 萧涤非（1907—1991），原名忠临，1907年1月11日生于湖南乡嘉溪茶溪村。父亲名雪初，号晴谷，是个穷秀才，人称“晴谷先生”，曾在村中创办三益小学。母亲在他出生不到一年便去世。10岁时，父亲也去世。童年时时期，萧涤非在三益小学读书，所读之书多是《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对他后来的行为影响很大。他自己曾说过，“《论语》等书中的‘知耻近乎勇’，‘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以及‘人一己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等这类鼓励人的话，对我的一生就起过积极的作用。”他儿时也放过牛，亲眼见过农民的疾苦，所以，对《水浒传》里白胜唱的那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民谣和《唐诗三百首》中杜甫的《兵车行》等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他孤苦的少年生活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萧涤非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即随大伯生活，辗转于开封、南昌等地，1920年，他由开封北仓小学考入开封留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前身）。该校的国文教员很开通，尽量介绍《新青年》上一些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使他很快接受了白话文。三年后，他转学至南昌心达中学。该校名取自陶潜诗句《心远地自偏》，吴有训等曾就读于此，校名还是严复的手笔。不久，又转至南京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就读。
1926年，萧涤非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因得到一位堂叔的资助，又慕梁启超之名，遂人清华大学中文系。1929年，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了第一篇古典文学研究论文《读词星语》，迈开了治学的第一步。1930年大学毕业，毕业论文是《历代风诗选》。在写毕业论文时，他把《诗经》以下直至清末黄遵宪所有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和研究。事实告诉他：在文学史上反映现实最彻度、最真挚而且在历史上也最有进步意义的，当推杜甫。
认识到杜甫的伟大，这对他后来致力于杜甫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分配，他因成绩优良得以免试进入清华研究院读书（四年总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才可免试，每月有30元津贴）在著名学者黄节先生的悉心教导下，钻研曹植、阮籍、谢灵运3家诗，并写出了研究生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这也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自1943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以来，即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被认为是“乐府文学最佳通史”。后来出版的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论丛》、王运熙的《乐府诗论丛》等对该书都多有征引。钱仲联致函萧涤非，对该书《引言》中谓在今日而研究乐府“惟有舍声求义。盖其声久佚，不可得而闻之”，许为“通人至论，足以振聋发聩”，并云“岂特乐府为然，宋人之词亦同此例”。因成绩最优，清华同学会半开玩笑地送给他一个刻有“状元”二字的铜墨盒，（这个墨盒在“文革”时被当作“四旧”查抄，还被放在地下踹了一脚）。
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非常喜爱参加体育运动，是著名足球健将，曾担任过清华及华北足球队队长，其主教练为清华大学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1935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记载着：“萧涤非，为华北著名足球健将，……”当时北平报纸的体育消息中，常有他的名字。他的百米十一秒一的清华记录，一直保持到解放后。所以当他大学中文系毕业找不到工作时，曾有好心的同学介绍他去河南当体操教员。他苦笑了笑，谢绝了。
1933年，萧涤非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经黄节先生力存，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讲师，那时，系主任也是黄先生的学生，黄先生对他说，如不接受就断绝师生关系。山东大学是萧涤非任教的起点，他所开设的第一门课，是四年级的必修课“词选。”此外，还开了“乐府”等课。这时他27岁，同学中有的年龄比他还大（如著名诗人臧克家）。在山大期间，萧涤非曾一度冒险通过邮汇接济过在济南狱中的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秋山大乘换校长之机，解聘了萧涤非。此时，萧涤非的未婚妻黄兼芬（国民党爱国将领李烈钧的外甥女）正就读于山大。两人便商量一起离开青岛，并于当天宣布结婚去四川大学。时老舍先生前来送行，并将其刚出版的一本《牛天赐传》送作纪念。
1936年起，萧涤非开始执教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被校长突然解聘，全家困在峨眉山下。闻一多得知，便请余冠英写信，邀萧涤非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
在昆明5年期间，物价飞涨，微薄收入，难以温饱。萧涤非虽然身为教授，仍不得不挤出时间，到中学甚至到小学去兼课。即便这样，也不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他的一个女儿还未出世，就说定送人，他因此写了一首《草断》诗：“好去娇儿女，休牵弱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赤县方流血，苍天不雨金，修江与灵谷，是尔故山林”。这首诗后被朱自清拿去，发表在潘伯鹰先生主编的《饮河诗刊》上，有读者魏仲孺致函诗社，说诗写得“沉痛真挚，读之泪下”并殷殷询问潇涤非的情况。后来潇涤非写了一首答谢诗，诗中有“文字有知已，如君异等闲。三声猿自苦，一掬泪难还”之句尽管如此，萧涤非仍然坚持治学，昼则授课，夜则著书。萧涤非教书注意育人，他着眼于培养人的骨气，赠别西南联大毕业生时题曰：“端知前路荆棘，应念饥驱有独贤！”这与古人所云“士先器识而后辞章”的观点是一致的。
1943年12月，他几经修改的专著《汉府六朝乐府文学史》正式出版。另外，还先后在《国文月刊》上发表了《乐府填词与韦昭》、《谈中学读诗》、《论词之起源》、《为（诗史）进一解》、《乐府的诙谐性》等论文。
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了爱国民主运动，萧涤非的女学生潘琰遇难。潘琰是在扑救受伤同学时，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腹部又被特务猛戳三刀而惨死的。萧涤非怒不可遏，即在《妇女旬刊》上发表了《哭潘琰君》诗2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诗一开头就说：“堂堂黄宇变屠宫，血染青天白日红！”这怒了反动派，当夜就有人找上门来警告他，说他有意侮辱“党国”要当心点！萧涤非申辩说：“事情本来就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并没有造遥！”（这两首诗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二·一诗选》） 八年抗战，萧涤非由于亲身体验了社会的动乱，真正了解了人民的困苦，从而与杜诗所描绘的情景产生了共鸣，踏上了研究杜诗的道路。1947年秋，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京、津，萧涤非也返回山东大学任教，翌年，他便开设了“杜诗研究”这门课。这是他首次讲杜诗，为此编了数十万字的讲义《杜诗体别》，为他后来写《杜甫研究》一书奠定了基础。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萧涤非兴奋地呤道：“今宵头上月，一倍觉相亲。不改春风面，来看隔世人。”充分表达了他那如获新生的喜悦。对于新中国的建立，萧涤非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1951年，他发表了《新中国使我树立起民族自尊心》一文，表达了他如获新生的喜悦。为了加强政治思想的修养，弥补原来未钻研马列书籍的缺陷，他主动争取到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期间，他亲耳听过艾思奇等同志的报告，读了不少马列书籍，不仅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而且真正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正确理论和方法。
结业时，他写一首题为《感谢党的教育》的旧体诗：“废铁能成剑，熔炉大有神。我今从此去，服务永为民。”这首诗后来成为他的学术专著《解放集》“前言”的开端和《乐府诗词论薮》“前言的结尾，确是表达了他的心声。从此，萧涤非的开始用马列主义理解论指导的古典文学研究，也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全面丰收时期。
1952年，萧涤非开始撰写有关杜甫研究的文章。从1955年起，先是在《文史哲》上连载，不久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杜甫研究》上卷，1956年，出版《读诗三札记》。1957年又出版《杜甫研究》下卷，并发表《谈（石壕吏）》一文。《杜甫研究》上、下卷全文34万字，是萧涤非的力作。该书对杜甫的生活时代、生平、思想和诗歌艺术等，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此书1980年再版后，被称为“建国三十年来杜甫研究的代表著作”，专家认为“自建国初期迄今，在杜诗研究界事实上还没有一部在观点、方法或规模上超越《杜甫研究》的著作出现。” 1959年，为庆祝祖国解放10周年，萧涤非又出版了一本《解放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解放前后写的古代诗词论文16篇，其中《乐府填词与韦昭》一文，把唐宋以来才流行的“按字填词”这一现象，由一般认为始于梁武帝的《江南岸》，推溯到三国时韦昭的《吴鼓吹曲》，较旧说提前了二三百年。
同年，萧涤非还整理出版了晚唐作家皮日休的文集《皮子文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在校点这部书的过程中，他很费了一番时间和精力。共计校出脱文、误文、衍文、倒文50余条。1960年，发表论文《再座（胡笳十八拍》。
1961年到1963年，萧涤非到北京大学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一起，共同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他负责撰写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该书自出版后已多次再版（1978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延用了30多年，发行数百万册。1987年荣获国家教委评选项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别奖。在北大期间，萧涤非还应邀进行了几次关于杜诗的演讲。如《杜甫诗歌的艺术性》、《怎样才能深入地了解杜诗》，等等。1962年为纪念杜甫延生1250周年，他在编书之余，还发表了《一个小问题纪念大诗人》、《人民诗人杜甫》、《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纪念杜甫学习杜甫》、《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杜甫与山东》、《关于（杜甫研究）注文的几点说明》等多篇论文。1964年后，他又开设了“毛泽东诗词”这门课，并应邀讲学和发表了有关文章。
“文革”期间，萧涤非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杜甫研究》也被列为“大毒草”，其观点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曾发誓不再谈杜诗。1975年，他应《文史哲》之约，写了“文革”中唯一的一篇关于刘禹锡的文章。“文革”结束时，萧涤非已是“牙齿全落双耳聋”缓步仍须竹杖扶“的古稀老人，但他仍坚持工作。1977年，他发表《评梁效（杜甫再评论》论文。1978年，他毅然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承担《杜甫全集》的主编和校注工作。为了增强实力，他还邀请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廖仲安担任副主编。萧涤非亲自率领校注组全体同志沿着当年杜甫的行踪进行实地考察。实践了宋人所云的“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的观点，并集体写成《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
1979年，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精神鼓舞下，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关于（李白与杜甫）》，该文被《新华月报》全文转载。同年，又出版《杜甫诗选注》一书，此书是在《杜甫研究》下卷基础上增补而成。
1980年，《杜甫研究》再版，他为之作《（杜甫研究）再版漫题》诗。诗云：“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名曰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之后几年，他还写出文章近30篇，其中关于杜甫的有13篇。
1981年，他又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委托，与郑庆笃合作，取前所规见诸本，在原校的基础上重加校勘，出版了新定本《皮子文薮》。
1983年，出版《杜甫诗选注》普及本。同年，他赴西安参加全国唐代文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当选为首任会长，在会上作了《向唐代作家学习什么》的专题发言。
1984年，萧涤非还到杜甫故里河南巩县主持了《杜甫全集校注》征求意见讨论会。会议期间，萧涤非还往实地考察。经过周密考证，确认巩县的北邙山墓为杜甫的真正埋骨之处，解决了学术界的一大悬案，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信服。萧涤非为此题诗云：“忧国忧民不自忧，东西南北若飘流。为告后来凭吊者，诗王呤骨在邙丘。” 1985年，他发表《耒阳溪夜行》的作者是张九龄》、《谈左思的（娇女诗》等论文。同年萧涤非又出版另一部学术专著《乐府诗词论薮》（齐鲁书社出版）此书是在《解放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并扩充的一部古代诗歌论文集。共编入学术论文27篇（另附录3篇）。这些论文既反映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努力探讨古代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轨迹，也是对《汉魏六朝乐文学史》和《杜甫研究》两部专著的补充和发挥。
建国以来，萧涤非除了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以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教师，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文革”前，他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并辅导了不少进修教师，研究生和留学生，并应聘参加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审。他那满腔的教学热情和认真的治学态度，向为学生所称道。他在教学上诲人不倦，一丝不苟。在整个山东大学有口皆碑。他曾说：“如果一堂课失败了，我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如果在课堂上发现有同学的瞌睡，我会感到内疚，因为自己讲得不好，”“文革”后，他成为我国第一批古典文学博士生导师，指导培养了5名硕士生和2名博士生，并扶植培养了多名中青年学者。根据国家教委的安排，萧涤非还接受了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进修生的指导任务，正如他在为廖仲安先生所撰写《反刍集》一书题辞中的赠诗所云：“但使一枝能照眼，不辞心血活莓苔。”这两句诗生动真实地表达了他对后辈寄予的期望之情。
萧涤非先生还一直关心中学语文教学，建国前后，均写过有关中学语文教学的文章。如他曾在1988年为语文出版社版的《高中阅读指导》作序，序中就强调中学阅读的指导至少应注意三点，即嗜好、咬嚼和鉴赏。他经常为电台和有关刊物撰稿，热情接待来访并尽可能亲自答复青年同志的来信。萧涤非也喜爱书法，其书法作品清秀雄健，柔中有刚，受到日本人的喜爱，山东大学书画研究院也聘他为顾问。萧涤非虽远在他乡，但他十分关心家乡的人民和文化建设。他十分乐意担当了抚州王安石研究会和《临川县志》编委会的顾问，为抚州师专临川文化研究室（临川文化研究所的前身）题写室名，并为《抚州师专学报》的临川文化研究专辑及《临川县志》多次来信和题书，其款款深情令家乡人民难以忘怀。
萧涤非的晚年繁忙、充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眷恋着《杜甫全集校注》一书的早日完成。
1989年7月，与萧涤非相濡以沫的黄兼芬女士因病去世，他为此悲思不已，1991年4月15日，萧涤非先生也在山东大学寓所离开了人间，享年86岁。4月21日，山东大学为萧涤非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第二节 杜甫研究 萧涤非在学术上最为卓著的是他对杜甫研究的贡献，其代表作是《杜甫研究》一书。该书于50年代中期是分上、下卷出版，1959年出合订本，1980年复一分为二，并将自1952年以来所发表的关于杜甫研究的文章全部收入下卷，由齐鲁书社再版。
如前所述，萧涤非对杜甫的研究始于1948年的“杜诗体别”课的讲义，后出书时，没有把讲义的引言收入。该《引言》主要说了三点：一是讲义体例，把杜诗按绝句、律诗、古诗分为三大块。二是杜诗特点，认为杜诗有“真”和“大”两点特点。他说，“杜诗之不可及，正在有真情”。又说，“杜诗之伟大，实有得于学养”，其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术两方面。三是如何学杜，他说，“吾人学杜诗，岂徒学其诗而已，固将学其人，学其志也。不学其人，而徒注目游心于文字之间，则所得者，杜之糟粕已耳，虽学犹之未学。” 在萧涤非之前，已有不少学者研究过杜甫及其诗歌。后人要超越前人，必须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都要有所突破。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夕萧涤非对杜甫的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水平上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萧涤非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文艺理论，眼界大为开阔。他觉得，解放初期学术界重思想不重艺术的研究偏向不符合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因此，他在杜甫的研究中，始终遵循“实事求是”和“知人论世”这两条原则，对杜甫的时代、生活、思想和作品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并敢于用较大篇幅来分析杜诗的艺术性。为此，他在《杜甫研究》一书中，专辟了《杜诗的体裁》一章，1972年郭沫若先生在《李白和杜甫》一书中，曾点名批评萧涤非的观点。由于“文革”的原因，萧涤非到“文革”后才撰文与郭老争鸣。文章不但阐明了自己的一贯坚持的学术观点，也纠正了郭老庄的杜甫研究上的偏颇。该文后来收于再版的《杜甫研究》中。
《杜甫研究》的上卷是一般论述，下卷是作品选注。上卷由专题论文构成，分引言、正文和附录三部分。正文分为：杜甫的时代、杜甫的生活、杜甫的思想、杜甫的作品、杜诗的体裁、杜甫的影响/附录则是收集已发表的与杜甫有关的单篇论文。引言部分叫“写在上卷之前”，表明自己写杜甫的目的，是“把诗人杜甫和他的诗向广大的劳动人民介绍，让广大的劳动人民也懂得他和他的诗。”而且也坦率的认为自己的写作方法，是“力求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并遵循鲁迅先生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批示，企图对诗人杜甫和他的诗，作一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真实的论述”。
萧涤非在论述杜甫时，有不少超越前人的地方。例如，他在“杜甫的时代”一篇中，就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原文来让人体会到时代社会对于一个作家的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指出，“所谓时代的影响，主要的也就是人民的影响。杜甫的伟大既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由于他个人主观愿意的‘自我扩张’，而是来自客观现实，来自人民”。最后总结说，“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诗的园地，人民的各种优良品质，改造了（客观的说）杜甫的思想感情，人民的巨大的斗争力量，转变了杜甫诗的倾向”。再如，他在“杜甫的作品”一篇中，除了从广阔性、深刻性、真挚性及一贯性等方面来叙述杜诗的人民性以外，还运用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及其关系的理论；在正确地评价了杜诗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关系之后，又从形式的适应性、描写的客观性、语言的精练性、韵律的严整性四个方面，论述了杜诗的艺术特征。又如，他在“杜诗的体裁”一篇中，不仅是介绍杜诗所包括的两汉以后，唐以前的一切诗体，而且是想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通过对他一人的诗体介绍，也就可以使我们明了所有一切古典诗歌的体裁”，因为“这对于广大的缺乏古典诗歌素养的知识青年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方便”。
萧涤非在论述杜甫时，还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对于在他之前以及同时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杜甫的成果，不是盲目接受，而是有批评、有选择、有继承。例如，在附录《批判胡适对杜甫诗的反动观点》一文中，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既毫不留情批判了胡适在杜甫研究时的超阶级、超政治观点、越味主义观点和形式主义观点，也敢于剖析自己。他认为自己和其他一些旧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受了他的感染”，承认自己解放前写的《乐府的诙谐性》一文，没有阐明乐府的现实和社会性，这“不能不说是受了胡适的蛊惑”。与此同时，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他不是随意苟同他人。例如，杜甫诗中有“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又有“明鲜有封事，数问夜如何”之类的句子，是杜甫在长安任左拾遗时所作。对于这几句诗，冯至先生在其《杜甫传》中，认为“我们只能从这样的诗句中想象杜甫只不过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官吏”；傅庚生先生在《杜甫诗论》中，则认为是“对封建王朝输忠款”的“官样文章，只好给拾遗的官衔作一个应景的点缀”。萧涤非在“杜甫的生活”一篇中，通过分析杜甫这段时间的经历，认为冯至的说法是“多少有点歪曲了杜甫”，而傅庚生的观点“就更是表面的看法”。
《杜甫研究》的下卷是诗歌选注，共选录杜诗266首，也包括引言、正文、附录三部分。引言分七个方面作了较详细说明。一是确定把杜诗依年编次，利用前人成果，而不是象原来编“杜诗体别”的讲义那样按体裁分。二是把杜诗分为四个时期，以与上卷杜甫的生平取得一致。三是说明标明所选杜诗诗体的目的。四是说明所注解的内容与格式。五是谈对杜诗典故的处理。六是提出解释杜诗的最好方法是“以杜解杜”。七是列举所引用的前人注杜的主要书目。在正文部分，对每一时期的诗歌都有一段说明，指出本时期杜甫作品的数量、内容、特点及运用的主要诗歌体裁，并作出简短的评价。例如，在“陷贼、为官时期”（公元756-759）说明中，指出这在杜甫的创作史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四年，其作品质量“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形成一个顶峰”。认为这一时期“最突出最显著的特征”是“杜甫的爱国精神”。在诗的体裁的运用上，除五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言古体诗这一时期写得最多”，因为古体诗颇为自由，“便于表现比较复杂的事物和感情”。这种说明，为读者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杜诗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附录则是收入考证方面的内容。
萧涤非所注杜诗，从细处着眼，大处着想，既注重对每首诗的字、词、句的疏通，也注重对作品思想感情和艺术特点的分析，还注重继承和汲取前人注解的成果，有时也提出不同于他人的见解，这都表现出他治学的认真态度。那么，萧涤非为什么认为解释杜诗的最好方法是“以杜解杜”呢？这样做的好处正如他自己在下卷引言中所说，是“比较容易接近真相，还它一个本来面目”。他举例云： 如陷贼时所作的“哀江头”末名：“欲往城南望城北。”“望城北”，一本“忘南北”，一本又作“忘城北”，孰是孰非，注家各执一词，但如证以同一时期写的“悲陈陶”的结语：“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则自当以“望城北”为是。望就是盼望，也不能解作“向”。人之常情，凡心之所思，也就是目之所望，当时政府在长城北，所以向北望，向北啼。所有的都人如此，杜甫自己也正是如此。
无庸讳言，“以杜解杜”是萧涤非注解杜诗的显著优点。至于《杜甫研究》的欠缺，较明显之处则是在论述中留有当时政治运动的痕迹。
在此，还有必要提到萧涤非60年代在北京大学期间所作的关于杜甫诗歌的两篇演讲稿，这两篇稿没有被收入《杜甫研究》一书，也未公开发表。1993年，萧涤非的幼子萧光乾将其整理后才公布于世。其中的一篇是《怎样才能深入地理解杜诗》，它不是象他在《杜甫研究》和一些文章中那样零星、片断地说明，而是从学习态度、基础知识和学习方法三个方面，对如何深入读杜诗作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阐述。例如，在态度方面，他认为要做到虚心、细心和耐心。在基础知识方面，他认为必须具备正确的理论，也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对作者生平的了解，还要懂得古典诗歌的体裁和特点等等。这篇文章，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治杜基本经验的初步回顾和总结，它对于学杜者和所有治学者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三节 乐府、诗词和唐文学的研究 萧涤非的治学特点之一，是十分注意掌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考察他的治学道路，先是由博而专，后是由专而博。如果说，他的杜甫研究是属于专的方面，那么这种专门的研究，则是建立在他治学初期对乐府和词的研究的基础上的。这里先介绍他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和《乐府诗词论薮》两部专著。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萧涤非在清华研究院的毕业论文，1935年改编为讲义，1943年再次修改后由中国文化服务社正式出版。这部书是他治学的第一部力作，其主要特点是阐述汉乐府民歌的那种“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故对于“作品之本事及背景，求之不厌其祥”（1943年版引言），使读者通过了解一个时代乐府的得失，而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有所认识。论著在写法上，是“寓诵读于叙述之中”，凡属征引的作品，皆属全篇，这与以前一般概论的摘叙方法有所不同。他的导师黄节先生，1933年曾为之写了2000多字的“审查报告”，认为：“统观成绩全部，皆能从乐府本身研究。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此非容易之才”。例如，该书第五编《南朝乐府》之第一章题为“论南朝新声乐府发达之原因”，其云，“文学为时代之反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环境，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根据这一观点，他从地理、政治、风尚、思想、制度五大方面分析了南朝为何多“艳曲”的原因。比如说：“因于政治者”，是在于南朝政局混乱黑暗，人君忌才好杀，其中犹以文人遭遇多惨酷，故只有托逃于酒肉声色以取容，产生享乐与颓废的人生观。又如，“因于思想者”，是在于“儒家自两汉以来之道德观念与权威，至是荡然无余”，“不复知礼义为何物”的“思想解放之结果，遂产生一浪漫自由、享乐观实之人生观，任情而动，恣意而行，社会亦无所谓舆论”。萧涤非在作出这些评析时，并非随心所至，而是在通过分析《晋书》、《南史》等史书的大量例证基础上得出的。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此书，萧涤非写了一篇后记，并对该书作了材料上的增补（书中用按语加括符表示）。
《乐府诗词论薮》，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此书共收入论文27篇，几乎襄括了萧涤非除专著以外的所有关于古典诗歌的文章，即有专论、考订、注解、又有评传、辨难、鉴赏；既有他青年时代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读词星语》，又有深思熟虑的中年之作，如《读<唐诗选>注解随笔》等，还有他雄风犹在的老年之作，如《读<东门行>并不存在“校勘”问题》等，这些论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不仅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他在各个时期探讨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鲜明轨迹，而且也可看作是他对《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和《杜甫研究》两部书的某些补充和发挥，其中不少论文均有创见。如发表于1943年的《乐府填词与韦昭》一文，把唐宋以来才流行的“按字填词”这一现象的时间较旧说提前了二、三百年，即由梁武帝的《江南弄》，推溯到三国时韦昭的《吴鼓吹曲》。
萧涤非的治学之博，很明显的一点是体现在他作为主编之一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在这套教材中，他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部分的编写。这两个部分的比重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其时间跨度较大，从公元190年至960年，约770余年，这一时期，我国处于朝代不断更迭的历史状态，先后共出现20多个朝代。与此相应的是，本时期的文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诗歌、散文、小说、变文、词、文学批评等文学样式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其作家众如群星璀璨，其作品数量如星布银河。因此，要写好这两大部分的文学史，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如果没有广博的古典文学知识和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底，就无法驾驭其全部写作过程。萧涤非积30多年古典文学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于其中，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这两大部分文学史的主编工作。
萧涤非的治学之博，还体现在他的古籍整理成果，即他亲自校点的唐代作家皮日休的《皮子文薮》一书。该书初版于1959年。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共计校出脱文、误文、衍文、倒文等500余条，而且对皮日休的生卒年代及作品也作了考证和说明。不过，初版本虽有断句，却只用了顿号和句号两种标点，而且参校版本也不齐全。1980年，萧涤非接受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委托，与郑庆笃先生合作，对《皮子文薮》予以重校。重校时，以原校本为底本，增加了明公文纸本、明许自昌校刊本、明合肥李氏重刊宋本、《四库全书》本以及国内罕见的日本享和二年《1802》刊本等5种版本作为对校和参校，且改用新式标点，并把《皮子文薮》以外的其他皮日休的诗文及各种版本的序中跋作为“附录”辑入。
第四节 地位和影响 萧涤非在杜甫研究和文学史等方面的精深学术造诣，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并产生了极在的影响。他的《杜甫研究》再版后，学者评价它是“建国30多年来杜甫研究的代表作”，认为它不仅“代表了建国初期学术界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最高成就”，而且“带有80年代的鲜明烙印”，“自建国初期迄今，在杜诗研究界事实上还没有一部在观点、方法或规模上超越《杜甫研究》的著作出现。”（许总《（杜甫研究）得失谈》，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他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自问世后，就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著名学者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论丛》和王运熙先生的《乐府诗论丛》都对之多次征引。1984年，《文学之窗》对重版的该书作出评论，认为至今不失为“乐府文学的最佳通史”。1986年，该书获山东大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年出版后，1978年修订再版，1986年重印，多年来一直是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通用教材。1987年，这套教材作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1990年6月，本书又交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在港、台两地联合出版繁体字版。他重新点校的《皮子文薮》，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如傅璇琮先生评论说，“这也是近年唐集整理中较好的一种”。（《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3年） 萧涤非由于学术造诣精深，成绩卓越，先后还受聘为山东大学《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山东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古籍整理规是领导小组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等职务。而且，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信任。他曾当选为山东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等等。他的英名已被载入《中国文学家辞典》、《国际卓越人物录》（美国）和《世界名人录》（英国）。他逝世后，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追悼会，全国政协、国家教委、中国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和许多知名人士均发来唁电或唁函，《光明日报》也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对萧涤非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杜甫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