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出版说明》指出：“游国恩先生是海内外知名学者，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和古典文学研究，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万以楚辞研究选诣最深”（中华书局，1989年1月）。游国恩先生是“现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王瑶语），为楚辞研究凝聚了毕生心血，取得了巨大成就。
《楚辞概论》是游国恩的成名作。这本专著作1924年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二、三年级之际开始动笔，1925年完稿，同时由北新书店出版，1928年又为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和《国学小丛书》。全书约十五万字，共分六篇，篇下分章。六篇的篇名是：第一篇，总论；第二篇，九歌；第三篇，屈原；第四篇，宋玉；第五篇，楚辞的余响；第六篇，楚辞的注家。可以看出：这本书把楚辞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楚辞》，对《楚辞》作者的事迹，作品的时代和地点等问题加以考证，并且列举了《楚辞》的30位注家。同时对各家所著书的内容和体例作出简介，还扼要地评论书的优劣，表明自已的看法。古人研究楚辞的著作不下数百种，但全面介绍楚辞并对历代集中争论的问题加以考证的书，《楚辞概论》还是第一部。
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是游国恩研究楚辞的一部重要著作。“读骚论微”中的“微”字，兼有细小和隐微的意思，说明收集在《读骚论微初集》中的论文，大都是游国恩对楚辞进行宏观研究指导下的微观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写于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期间。其中《论九歌山川之神》分别考论湘君湘夫人、河伯、同鬼，以民俗学的基本观点为主干，证之以丰富的文献资料，结论多为前人所未发。如《论湘君湘夫人》篇中云： 《楚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为楚人祠祀湘神之歌。考湘之有神，与河洛等，共有君有夫人也，亦犹河之有河伯，洛之有洛妃尔矣。然其神之起，亦不过初民之崇拜自然，但泛有一水神之意象而已，初未实之以人事也。
这里，游国恩从人类本能——男女相爱出发，对这篇作品做了精到的考据说明，指出前人都没有把湘君、湘夫人看成配偶之神，各种说法纷纭乘戾而不可通。如视“湘君之与夫人，本为配偶之神，作者以人道拟之，遂故作此等艳语耶”，就使人有怡然理顺的感觉。《离骚后辛菹醢解》是以梁玉绳《史记志疑》为引子而撰作的考论。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先举《离骚》“因前修以菹醢”的内证，又举《天问》“梅伯受醢”，《涉江》“比干菹醢”的旁证，说明殷纣暴虐，残杀忠良，再罗列古籍及古注中殷纣以为菹醢的记载，证明“纣以人为菹醢”并不是屈原的创说。这是以古史释楚辞的成功之作。
关于《天头号》的有四篇论文，计：《天问题解》、《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解》、《天问昏微遵迹有独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解》、《天问古史证（二事）》。这四篇论文，除《天问题解》以外，都是和《离骚后辛菹醢解》同类性质的考据文字。《天问》中“启棘宾商”四句，从玉逸以下的注家，众说纷纭，难圆自说。游国恩汇集众说，肯定了朱熹、蒋骥用《淮南子》“启母化石”、“石破生启”的神话传说，“商”当为“帝”或“高”的误字，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训释，指出“棘”、“死”是“急”、“尸”二字的假借，这才使这四句文义一气贯通。《天问古史证（二事）》则是以楚辞证古史的典型例子。第一事释“启代益人造革后，卒然离”以下八名，第二事释“该秉季德”以下四句及“有扈牧竖”以下四句，重点在考证“有扈”。文中的历史传说不见于其他古籍，正可补古史之阙。《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和《屈赋考源》等亦都是集中有价值的论文。
发表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一辑上的《楚辞讲录》，是游国恩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成立的文献专业所开设的专题课讲义的整理稿。这是楚辞学中第一篇以文献整理的方法所做的系统研究文章，可视之为“楚辞文献概论”。全文约三万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楚辞的流传和编辑，考论屈原作品在楚国和汉代楚地的流传情况，由楚地及于吴地进而扩大影响于北方地区，并对今本《楚辞》题作“汉都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做了说明。第二部分论楚辞的古注。在《楚辞概论》中，游国恩对王逸以迄清人的30家注释本做了简单的提要，但所收精粗互见，至1953年中华书局本《屈原》的“附录”《楚辞注本十种提要》则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具有代表意义的选本。《楚辞讲录》仅选六种，所论也更加专业化。第三部分是校读举例，分异文，脱文脱简、衍文错简、讹误、音韵、训诂六个方面说明《楚辞》中语言文字上的“关夫”。
《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国恩毕生研究楚辞的总结。早在30年代初，游国恩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就深感古人读楚辞的书虽然很多，但是：“大率习旧安常，浅薄固陋，往复其言，互为奴主，而多不肯深致其力”（《楚辞注疏长编·自序》），肯下功夫去寻求“骚人之旨者”则不多见，故拟“网罗众说，考核群言，钩稽参校”，加上个人的研究成果，编一部象样的研究楚辞的参考资料。为此，他边教书，边辑录了《离骚》、《天问》两篇的大量旧注，并写了按语，以《离骚纂义》、《天问纂义》油印本的形式发给学生参考。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又遍搜了从西汉到晚清有关《楚辞》的几乎所有重要注释，除了对《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做补充修订外，并续编《九歌》、《九章》和《招魂》部分。从1959年开始，北京大学中文系金开诚等几位中青年教师，中华书局孔凡礼、李淡虹先生、南开大学马汉麟先生等均先后在游国恩先生指导下，参加了《楚辞》资料的收集、核对和修订工作。“文化大革命”使这一工作搁置了十年，1976年10月游国恩不顾年事已高，以有病之身立即投入工作。在他的主持指导下，金开诚等先生做具体工作。1978年6月，《楚辞注疏长编》全书编排工作日臻完成，不料游国恩突感呼吸困难，抢救无效，遽然逝世。《楚辞注疏长编》的第一部《离骚纂义》、第二部《天问纂义》均由中华书局作为遗著先后在1980年和1982年正式出版，其他部分则由金开诚等先生按游先生的生前规划继续进行，期以他日。
《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国恩研治楚辞的最重要的成果，其特点有二：一是“全”；二是“新”。所谓“全”，有两点意思：一是引用资料一百七、八十种之多，这种全面占有前人成果的楚辞研究，尚属开创，在其他古籍整理中也不多见，真正是一部巨著，是一部研究楚辞资料大全；二是作者始终把楚辞这一文字现象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解剖其一肢一节是为了更有利于说明全体，《离骚纂义》、《天问纂义》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以微观说明宏观的特色。所谓“新”，是说研治楚辞有新意。作者征引旧说虽然极其丰富，但眼光和思路却不为旧说所限，而且能够在广泛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旧说进行评说。如评说《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云： 《汉书·高帝纪》“喟然大息，”大音泰。（自注：《贾谊传》“可为长太息者六”作太不作大）大亦长也，言长叹息而出气也。师古读如大，而云言其叹息之大，失之。本书《九歌·湘君篇》亦云：“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民生即人生，本书多以民代人，下文“终不察夫民心”，“相观民之计极”，“民好恶其不同，”《哀郢》“民离散而相失”，皆是也。民生多艰盖指广大楚国人之遭遇言之。汪瑗、蒋骥所谓屈原自谓，陈本礼以为泛指孤巨孽子，并非；王夫了之谓指同列小人，更谬以千里。
“大息”、“太息”、“叹息”并为通假，指出“师古读如大”为误读。“民人”互训，屈原作品中多以“民”代“人”，这里对“民”字的理解就比前人之说更为有理有据。
30年代，年富力强的游国恩普经制定过一个宏伟的计划：“窍不自揆，妄欲网罗众说，考核群言，钩稽参校，时出鄙见，为《楚辞笺证》十七卷，《考证》、《正均》、《考异》、《论文》各若干卷，《楚辞学考》、《楚辞笺注书目提要》各一卷（原注：附历代亡佚及知见传本《楚辞书目》），凡三十九卷。人事拘牵，时作时辍，未知成书当在何日”。如果其后一直能处于像80年代那样良好的学术环境之中，以游国恩的学习和勤奋，是可以实现这一宏愿而为后学者留下更多精神财富的。惜乎各种不同的原因占用或者浪费了这位学者的大部分时间，使他带着未完成的遗恨离开了人间。
《楚辞概论》是游国恩的成名作。这本专著作1924年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二、三年级之际开始动笔，1925年完稿，同时由北新书店出版，1928年又为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和《国学小丛书》。全书约十五万字，共分六篇，篇下分章。六篇的篇名是：第一篇，总论；第二篇，九歌；第三篇，屈原；第四篇，宋玉；第五篇，楚辞的余响；第六篇，楚辞的注家。可以看出：这本书把楚辞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楚辞》，对《楚辞》作者的事迹，作品的时代和地点等问题加以考证，并且列举了《楚辞》的30位注家。同时对各家所著书的内容和体例作出简介，还扼要地评论书的优劣，表明自已的看法。古人研究楚辞的著作不下数百种，但全面介绍楚辞并对历代集中争论的问题加以考证的书，《楚辞概论》还是第一部。
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是游国恩研究楚辞的一部重要著作。“读骚论微”中的“微”字，兼有细小和隐微的意思，说明收集在《读骚论微初集》中的论文，大都是游国恩对楚辞进行宏观研究指导下的微观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写于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期间。其中《论九歌山川之神》分别考论湘君湘夫人、河伯、同鬼，以民俗学的基本观点为主干，证之以丰富的文献资料，结论多为前人所未发。如《论湘君湘夫人》篇中云： 《楚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为楚人祠祀湘神之歌。考湘之有神，与河洛等，共有君有夫人也，亦犹河之有河伯，洛之有洛妃尔矣。然其神之起，亦不过初民之崇拜自然，但泛有一水神之意象而已，初未实之以人事也。
这里，游国恩从人类本能——男女相爱出发，对这篇作品做了精到的考据说明，指出前人都没有把湘君、湘夫人看成配偶之神，各种说法纷纭乘戾而不可通。如视“湘君之与夫人，本为配偶之神，作者以人道拟之，遂故作此等艳语耶”，就使人有怡然理顺的感觉。《离骚后辛菹醢解》是以梁玉绳《史记志疑》为引子而撰作的考论。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先举《离骚》“因前修以菹醢”的内证，又举《天问》“梅伯受醢”，《涉江》“比干菹醢”的旁证，说明殷纣暴虐，残杀忠良，再罗列古籍及古注中殷纣以为菹醢的记载，证明“纣以人为菹醢”并不是屈原的创说。这是以古史释楚辞的成功之作。
关于《天头号》的有四篇论文，计：《天问题解》、《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解》、《天问昏微遵迹有独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解》、《天问古史证（二事）》。这四篇论文，除《天问题解》以外，都是和《离骚后辛菹醢解》同类性质的考据文字。《天问》中“启棘宾商”四句，从玉逸以下的注家，众说纷纭，难圆自说。游国恩汇集众说，肯定了朱熹、蒋骥用《淮南子》“启母化石”、“石破生启”的神话传说，“商”当为“帝”或“高”的误字，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训释，指出“棘”、“死”是“急”、“尸”二字的假借，这才使这四句文义一气贯通。《天问古史证（二事）》则是以楚辞证古史的典型例子。第一事释“启代益人造革后，卒然离”以下八名，第二事释“该秉季德”以下四句及“有扈牧竖”以下四句，重点在考证“有扈”。文中的历史传说不见于其他古籍，正可补古史之阙。《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和《屈赋考源》等亦都是集中有价值的论文。
发表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一辑上的《楚辞讲录》，是游国恩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成立的文献专业所开设的专题课讲义的整理稿。这是楚辞学中第一篇以文献整理的方法所做的系统研究文章，可视之为“楚辞文献概论”。全文约三万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楚辞的流传和编辑，考论屈原作品在楚国和汉代楚地的流传情况，由楚地及于吴地进而扩大影响于北方地区，并对今本《楚辞》题作“汉都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做了说明。第二部分论楚辞的古注。在《楚辞概论》中，游国恩对王逸以迄清人的30家注释本做了简单的提要，但所收精粗互见，至1953年中华书局本《屈原》的“附录”《楚辞注本十种提要》则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具有代表意义的选本。《楚辞讲录》仅选六种，所论也更加专业化。第三部分是校读举例，分异文，脱文脱简、衍文错简、讹误、音韵、训诂六个方面说明《楚辞》中语言文字上的“关夫”。
《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国恩毕生研究楚辞的总结。早在30年代初，游国恩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就深感古人读楚辞的书虽然很多，但是：“大率习旧安常，浅薄固陋，往复其言，互为奴主，而多不肯深致其力”（《楚辞注疏长编·自序》），肯下功夫去寻求“骚人之旨者”则不多见，故拟“网罗众说，考核群言，钩稽参校”，加上个人的研究成果，编一部象样的研究楚辞的参考资料。为此，他边教书，边辑录了《离骚》、《天问》两篇的大量旧注，并写了按语，以《离骚纂义》、《天问纂义》油印本的形式发给学生参考。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又遍搜了从西汉到晚清有关《楚辞》的几乎所有重要注释，除了对《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做补充修订外，并续编《九歌》、《九章》和《招魂》部分。从1959年开始，北京大学中文系金开诚等几位中青年教师，中华书局孔凡礼、李淡虹先生、南开大学马汉麟先生等均先后在游国恩先生指导下，参加了《楚辞》资料的收集、核对和修订工作。“文化大革命”使这一工作搁置了十年，1976年10月游国恩不顾年事已高，以有病之身立即投入工作。在他的主持指导下，金开诚等先生做具体工作。1978年6月，《楚辞注疏长编》全书编排工作日臻完成，不料游国恩突感呼吸困难，抢救无效，遽然逝世。《楚辞注疏长编》的第一部《离骚纂义》、第二部《天问纂义》均由中华书局作为遗著先后在1980年和1982年正式出版，其他部分则由金开诚等先生按游先生的生前规划继续进行，期以他日。
《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国恩研治楚辞的最重要的成果，其特点有二：一是“全”；二是“新”。所谓“全”，有两点意思：一是引用资料一百七、八十种之多，这种全面占有前人成果的楚辞研究，尚属开创，在其他古籍整理中也不多见，真正是一部巨著，是一部研究楚辞资料大全；二是作者始终把楚辞这一文字现象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解剖其一肢一节是为了更有利于说明全体，《离骚纂义》、《天问纂义》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以微观说明宏观的特色。所谓“新”，是说研治楚辞有新意。作者征引旧说虽然极其丰富，但眼光和思路却不为旧说所限，而且能够在广泛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旧说进行评说。如评说《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云： 《汉书·高帝纪》“喟然大息，”大音泰。（自注：《贾谊传》“可为长太息者六”作太不作大）大亦长也，言长叹息而出气也。师古读如大，而云言其叹息之大，失之。本书《九歌·湘君篇》亦云：“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民生即人生，本书多以民代人，下文“终不察夫民心”，“相观民之计极”，“民好恶其不同，”《哀郢》“民离散而相失”，皆是也。民生多艰盖指广大楚国人之遭遇言之。汪瑗、蒋骥所谓屈原自谓，陈本礼以为泛指孤巨孽子，并非；王夫了之谓指同列小人，更谬以千里。
“大息”、“太息”、“叹息”并为通假，指出“师古读如大”为误读。“民人”互训，屈原作品中多以“民”代“人”，这里对“民”字的理解就比前人之说更为有理有据。
30年代，年富力强的游国恩普经制定过一个宏伟的计划：“窍不自揆，妄欲网罗众说，考核群言，钩稽参校，时出鄙见，为《楚辞笺证》十七卷，《考证》、《正均》、《考异》、《论文》各若干卷，《楚辞学考》、《楚辞笺注书目提要》各一卷（原注：附历代亡佚及知见传本《楚辞书目》），凡三十九卷。人事拘牵，时作时辍，未知成书当在何日”。如果其后一直能处于像80年代那样良好的学术环境之中，以游国恩的学习和勤奋，是可以实现这一宏愿而为后学者留下更多精神财富的。惜乎各种不同的原因占用或者浪费了这位学者的大部分时间，使他带着未完成的遗恨离开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