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曹道衡先生说，“（游国恩）先生生于清季江西临川的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里，在北大国文系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以后，五十岁时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说一生经历了三个时代”（《游国恩学术论集·编后记》）诚然游国恩一生历了三个时代，但是具有一点说，他的一生经历却可分为四个时期： 读书成长进期（1899—1926） 1899年4月17日，游国恩生于湖南乡洪塘村带湖游家。他父亲游定安是一个做生意的，经营所得仅可以维持普通水平的家庭生活。他的祖父是清朝的一位秀才，很有学问，除了照例习作八股文时以外，也工于古文诗词，生平创作，曾手自抄录，辑为一集。但是，游老先生功名不得意，仕途无望，因而寄厚望于聪颖好学的长孙，亲自授课，严加督促，即使在传统节日也要令其完成日课：背书、写字、对“对子”、写文章。游国恩6岁始入本乡私塾，在幼年时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和不少著名的古诗文。幼儿的教育，为游国恩日后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举凡经、史、文集和唐诗，宋词中一些重要篇章，直至晚年，仍可随口背诵，可见幼学根底之深。
   19世纪后期欧风东渐，到辛亥革命前后，已经风气大开。清朝政府被推翻不久，游国恩就进入临川中学攻读。1919年，“五四”运动的狂飚席卷全国。这一年，他正好高中毕业，他父亲不顾生意清淡、经济困顿，还是决定把儿子送到北京求学深造。在北京求学时，他参加了当时爱国学生运动。翌年，游国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预科，1922年升入本科。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之地。刚过20岁的游国恩为这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所陶醉，在大学读书时就开始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并显露出卓越的文学天才。入北大的第二年即有作品问世，1924年发表《荀卿考》。这一时期，游国恩迷上了《楚辞》，并潜心投入研究，写下《离骚研究》、《天问研究》等论文，特别是1926年出版的《楚辞概论》一书轰动一时，引起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重视。陆侃如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称它是“有《楚辞》以来一部空前的著作”。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把《楚辞概论》列为主要参考书之一。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中说‘离骚’两字的解释自来异说纷纷，大率都是望文生训的臆说，只有近人游国恩讲得最好。
   中学任教时（1926—1928） 游国恩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高材生，但是，在学术界没有亲故后援，所以，1926年大学毕业后，只能回到故乡江西执教于中学。1926年至1928年先后在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临川中学、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任教。任教期间，仍专攻古典文学。仅1928年就发表了《楚辞的起源》、《吊屈原》、《一千五百年前的大胆诗人陶潜》、《陶潜年纪辨疑》、《莲社年月考》等论文。
   游国恩虽然毕业于非师范院校，但是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他知识渊博，教学负责、方法得当，获得学生们的爱戴。1927年曾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受业于游国恩的张孟伦（现为兰州大学教授）写文章回忆说，“那时游先生风华正茂，教学负责，所授课程讲解清晰，有理有据，启发我们很深。”又说：“先生治学方法新颖……为人和气，容易接近请教，更受到学生们的尊重。
   大学任教时期（1929—1942） 1929年，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读了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推荐于武大当局。游国恩乃应武大的约请到武大中文系担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闻一多和游国恩既属同庚，又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和西南联大三度同事，研计学问的重点，又同是以楚辞为重点的先秦文学。他们不仅在一起时互相讨论，而且分开时常有书信来往，信的内容谈得最多的是楚辞。闻一多在《楚辞校补》引言中提到：“泽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至今《闻一多全集》仍然保存了闻一多致游国恩的论学书信，而游国恩逝世前不久还对人说过，等闻先生八十忌辰时要写纪念文章，回忆他们的友谊。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游国恩的逝世，宝贵的学术史料终于未能记下来。
   1931年，闻一多去青岛大学任教时，又约请游国恩去青岛大学任讲师。这时，闻、游两家合住在校内的一所楼房里，两位青年学者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友谊更加深厚。1933年青岛大学改名为山东大学，游国恩留任教授直至1936年。在青岛五年间，游国恩讲授了中国文学史、楚辞、唐宋以降文、中国文艺故事等课程，并下大力气攻研楚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除写成一些专题论文，后汇成《读骚论微初集》外，还搜集西汉王逸以下关于《楚辞》的众说辑录了《离骚》、《天问》两篇的旧注数10万言，以《楚辞》原文两句为一节，汇集各家注释，逐条附加表明自己观点的按语，辑成讲义，题为《楚辞注疏长编》，并希望以后补充修订，正式出版。这一时期，游国恩还发表了《五言诗成立的时代问题》（1930年）、《司马相如评传》（1933年），《先秦文学》（1934）等论著。
   游国恩在山东大学讲授和研究《楚辞》之时，正值日寇侵略步步紧逼，华北局势危难的关头。游国恩深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极欲借讲《楚辞》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奋起救国。1933年他在《楚辞注疏长编·序》中写道：“屈子之文，最易激发人情……困难深矣，世之人傥亦有读屈子之文而兴起者乎？则庶乎三闾之孤愤为不虚，而区区之志，亦可与忠义之士相见于天下矣。”20年后，游国恩在指导编选《陆游诗选》时说到：“他们（屈原和陆游）的生死，都和祖国的安危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放翁诗和屈原赋一样，都是一代的最强音，是世世代代永不磨灭的！” 1936年，由于华北时局关系，游国恩离开青岛南下，就任武昌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42年。在华中大学任教六年，时值困难深重的抗日战争时期。1938至1939年间，游国恩曾携家眷随校从武昌、桂林直至辗转到云南大理的喜洲镇办学。喜洲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居民以白族同胞为主，使游国恩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珍贵的西南地区文献资料。在大理3年，他根据当地的历史、地理和风俗民情，以研究西南文献为主，撰写了包括《火把节考》、《说洱海》、《从文献上所见到的西南夷语》等10余篇这方面的论文。除教书、读书、写作外，游国恩每天坚持看报，密切注意战局的发展。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黑暗和贪污腐败，他非常痛恨，心情激愤时，常寄情于诗歌，抒发他忧国忧民的心情。1939年游国恩写了一首《夏三虫歌》（苍蝇、蚊子、臭虫），借当时居住环境中确实存在的三害，以讽刺国民党的贪官污吏。
   西南联大、北大任教时期（1942—1978） 1942年秋，游国恩应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之请，到富有进步思想的西南联大任教。从此，他在西南联大和北大任教三十六年直至1978年逝世。当时，在大后方的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为了躲避敌机的骚扰轰炸，西南联大的教授多住在效外，有课时才进城集中授课两天。游国恩亦住在离市区20里外的龙头村，上课往返均是步行。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游国恩一度在龙头村的云南大学附中兼课。龙头村居住条件简陋，晚上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照明。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岁月中，游国恩仍坚持一丝不苟地备课，既认真地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又在科研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在图书资料极其缺乏的条件下，撰写了《屈原》一书以及其它一些研究论文。
   1945年秋，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翌年夏，游国恩怀着喜悦的心情随西南联大师生员工迁校返回北京，自此在北京大学任教，直至去世。抗战虽然胜利，但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政治更加黑暗。游国恩对反动当局深表不满和痛恨，同时对进步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他继续撰写文章，1947年发表了《谢灵运诗华子冈麻源辨证》、《论（陌上桑）》，1948年又发表了《论（胡笳十八拍）》等论文。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7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游国恩应邀参加，并当选为全国第一届文协委员。对于新中国成立，游国恩抱着极大的热情。为了追求进步，他于1950年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马列主义，并力图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中去。在学习期间，游国恩又发表了《论讽刺》、《柏梁台诗考证》等论文。同年，他的《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与艺术》被收入《民间文学集刊》。
   1951年，游国恩加入爱国民主党派九三学社。从此一方面致力于教学工作，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建立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学术“梯队”，另一方面又勤奋从事研究和著述。这一年，游国恩又发表了《白居易诗的思想和艺术》、《端午话屈原》、《热爱人民的诗人——白居易》等文章。
   1953年，游国恩撰写了《白居易及其讽刺诗》、《屈原作品介绍》等论文。
   1955年，游国恩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兼中国学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至1956年，游国恩完成了20年前即已开始编辑而一直未能付梓的《楚辞注疏长篇》撰写的准备工作，在编写这部34万多字的巨著过程中，得到日本汉学家波野太郎、三好新次、鸟崎康信等诸多友人的支持和帮助。波野太郎等学者先后两次从日本给他寄来珍藏的明代汪琼所著《楚辞集解》，使游国恩得以集中精力完成修订《楚辞注疏长编》的工作。
   1957年，游国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出版专著《楚辞论文集》，与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等合编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与李易合作，出版了《陆游诗选》。1957年至1959年，游国恩还主持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选《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两书。此书成为30年来国内高校文科师生的必备参考书，得到海内外的一致好评。除了研究工作外，游国恩还一直坚持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每周授课都达6课时之多。
   1962年游国恩应邀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的同学做《关于学习古典文学》的学术报告，发表了《楚辞讲录》。1963年又发表《跋洪昇<枫江渔火图题记>》、《伟大的诗人屈原及其文学》等论文。这一年，游国恩还随中国学术团赴日本讲学。他是日本学术界指名邀请的，并在这次学术界名流荟萃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名列全体团员之首位。游国恩在日本作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学术报告，阐述了屈原在文学创作上的伟大成就以及高尚的情操和感人肺腑的爱国主义精神。
   1961年至1963年，游国恩爱中宣和高教部委托，领衔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大纲》1册和《中国文学史》全4册（其他主编为中山大学王起、山东大学箫涤非、北京大学季镇淮和费振刚）。该套书是全国高校通用的教科书，已多次再版，延用30多年，发行数百万册。1978年上半年修订时，游国恩曾抱病参加，主持审订，这也是他一生参与的最后一项集体学术活动。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后来荣获1987年国家教委评选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别奖。
   1966年，游国恩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派应邀去越南讲学。回国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十年动乱时期，游国恩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基本上被剥夺了应有的工作权利。虽然他这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心情抑郁，但仍在小范围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参加工具书《新华字典》的修订，为外地出版社审稿，整理读书笔记《居学偶记》，做成语汇编的卡片等。游国恩晚年还计划编写家乡临川县的艺文志，并为此花费了不少精力。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游国恩欣喜万端，他挥笔写下《秋感》诗8首，表示对“四人帮”的嘲讽和斥责，抒发自己喜悦的心情。
   1977年4月，游国恩在组织上的支持下，重新拾起被搁置10年之久的《楚辞注疏长篇》的整理工作。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早年曾经得过的肺病义严重复发，不得不住院治疗。为了争取时间，游国恩在住院期间一直坚持审订工作，逐字逐句审改助手整理过的初稿，经常同他们讨论有关全书体例和按语的修订问题。甚至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在家中对《离骚》的正文作了最后一道校勘工作。可惜游国恩终于未能亲眼看到为之付出毕业心血的《楚辞注疏长篇》的出版，这是他终生最大的遗憾。
   1978年6月23日，游国恩在他北京大学的寓所逝世，享年79岁，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游国恩亲自清点他所收藏的20000多册图书，并作了分类目录。这些藏书，根据游国恩生前的遗嘱，全部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1980年11月，游国恩所著的《楚辞注疏长篇》第一编《离骚纂义》出版问世。这当中他的助手和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金开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1982年，第二编《天问纂义》也得以整理出版。游先生之女游钰对先父的《居学偶记》作了整理和誊写，并把游国恩散见在报刊的文章汇集成册，1989年，《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
   解放以后，游国恩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四、五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游国恩的妻子为人贤良豁达，全力支持游国恩的事业，为他解除后顾之忧。游国恩常说他的成就是同妻子的支持分不开的。1976年，在妻子80岁生日时，游国恩写了一首七绝《赠内》：“六十年前赋好逑，远游助我解离忧。世间伉俪应难比，辛苦相怜到白头。”只可惜在游国恩逝世后不到一年，陪伴了他60余年的妻子也就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