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游国恩（1899—1978），字泽承，湖南乡洪塘带湖游家村人，楚辞研究专家、文学史家、国内外知名学者、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著有《楚辞概论》、《先秦文学》、《读骚论微初集》、《屈原》、《楚辞论集》》、《陆游诗选》（第一作者）、《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中国文学史》（第一主编）和《游恩学术论文集》。
   第一节 生平与著述 曹道衡先生说，“（游国恩）先生生于清季江西临川的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里，在北大国文系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以后，五十岁时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说一生经历了三个时代”（《游国恩学术论集·编后记》）诚然游国恩一生历了三个时代，但是具有一点说，他的一生经历却可分为四个时期： 读书成长进期（1899—1926） 1899年4月17日，游国恩生于湖南乡洪塘村带湖游家。他父亲游定安是一个做生意的，经营所得仅可以维持普通水平的家庭生活。他的祖父是清朝的一位秀才，很有学问，除了照例习作八股文时以外，也工于古文诗词，生平创作，曾手自抄录，辑为一集。但是，游老先生功名不得意，仕途无望，因而寄厚望于聪颖好学的长孙，亲自授课，严加督促，即使在传统节日也要令其完成日课：背书、写字、对“对子”、写文章。游国恩6岁始入本乡私塾，在幼年时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和不少著名的古诗文。幼儿的教育，为游国恩日后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举凡经、史、文集和唐诗，宋词中一些重要篇章，直至晚年，仍可随口背诵，可见幼学根底之深。
   19世纪后期欧风东渐，到辛亥革命前后，已经风气大开。清朝政府被推翻不久，游国恩就进入临川中学攻读。1919年，“五四”运动的狂飚席卷全国。这一年，他正好高中毕业，他父亲不顾生意清淡、经济困顿，还是决定把儿子送到北京求学深造。在北京求学时，他参加了当时爱国学生运动。翌年，游国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预科，1922年升入本科。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之地。刚过20岁的游国恩为这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所陶醉，在大学读书时就开始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并显露出卓越的文学天才。入北大的第二年即有作品问世，1924年发表《荀卿考》。这一时期，游国恩迷上了《楚辞》，并潜心投入研究，写下《离骚研究》、《天问研究》等论文，特别是1926年出版的《楚辞概论》一书轰动一时，引起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重视。陆侃如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称它是“有《楚辞》以来一部空前的著作”。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把《楚辞概论》列为主要参考书之一。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中说‘离骚’两字的解释自来异说纷纷，大率都是望文生训的臆说，只有近人游国恩讲得最好。
   中学任教时（1926—1928） 游国恩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高材生，但是，在学术界没有亲故后援，所以，1926年大学毕业后，只能回到故乡江西执教于中学。1926年至1928年先后在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临川中学、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任教。任教期间，仍专攻古典文学。仅1928年就发表了《楚辞的起源》、《吊屈原》、《一千五百年前的大胆诗人陶潜》、《陶潜年纪辨疑》、《莲社年月考》等论文。
   游国恩虽然毕业于非师范院校，但是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他知识渊博，教学负责、方法得当，获得学生们的爱戴。1927年曾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受业于游国恩的张孟伦（现为兰州大学教授）写文章回忆说，“那时游先生风华正茂，教学负责，所授课程讲解清晰，有理有据，启发我们很深。”又说：“先生治学方法新颖……为人和气，容易接近请教，更受到学生们的尊重。
   大学任教时期（1929—1942） 1929年，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读了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推荐于武大当局。游国恩乃应武大的约请到武大中文系担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闻一多和游国恩既属同庚，又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和西南联大三度同事，研计学问的重点，又同是以楚辞为重点的先秦文学。他们不仅在一起时互相讨论，而且分开时常有书信来往，信的内容谈得最多的是楚辞。闻一多在《楚辞校补》引言中提到：“泽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至今《闻一多全集》仍然保存了闻一多致游国恩的论学书信，而游国恩逝世前不久还对人说过，等闻先生八十忌辰时要写纪念文章，回忆他们的友谊。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游国恩的逝世，宝贵的学术史料终于未能记下来。
   1931年，闻一多去青岛大学任教时，又约请游国恩去青岛大学任讲师。这时，闻、游两家合住在校内的一所楼房里，两位青年学者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友谊更加深厚。1933年青岛大学改名为山东大学，游国恩留任教授直至1936年。在青岛五年间，游国恩讲授了中国文学史、楚辞、唐宋以降文、中国文艺故事等课程，并下大力气攻研楚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除写成一些专题论文，后汇成《读骚论微初集》外，还搜集西汉王逸以下关于《楚辞》的众说辑录了《离骚》、《天问》两篇的旧注数10万言，以《楚辞》原文两句为一节，汇集各家注释，逐条附加表明自己观点的按语，辑成讲义，题为《楚辞注疏长编》，并希望以后补充修订，正式出版。这一时期，游国恩还发表了《五言诗成立的时代问题》（1930年）、《司马相如评传》（1933年），《先秦文学》（1934）等论著。
   游国恩在山东大学讲授和研究《楚辞》之时，正值日寇侵略步步紧逼，华北局势危难的关头。游国恩深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极欲借讲《楚辞》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奋起救国。1933年他在《楚辞注疏长编·序》中写道：“屈子之文，最易激发人情……困难深矣，世之人傥亦有读屈子之文而兴起者乎？则庶乎三闾之孤愤为不虚，而区区之志，亦可与忠义之士相见于天下矣。”20年后，游国恩在指导编选《陆游诗选》时说到：“他们（屈原和陆游）的生死，都和祖国的安危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放翁诗和屈原赋一样，都是一代的最强音，是世世代代永不磨灭的！” 1936年，由于华北时局关系，游国恩离开青岛南下，就任武昌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42年。在华中大学任教六年，时值困难深重的抗日战争时期。1938至1939年间，游国恩曾携家眷随校从武昌、桂林直至辗转到云南大理的喜洲镇办学。喜洲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居民以白族同胞为主，使游国恩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珍贵的西南地区文献资料。在大理3年，他根据当地的历史、地理和风俗民情，以研究西南文献为主，撰写了包括《火把节考》、《说洱海》、《从文献上所见到的西南夷语》等10余篇这方面的论文。除教书、读书、写作外，游国恩每天坚持看报，密切注意战局的发展。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黑暗和贪污腐败，他非常痛恨，心情激愤时，常寄情于诗歌，抒发他忧国忧民的心情。1939年游国恩写了一首《夏三虫歌》（苍蝇、蚊子、臭虫），借当时居住环境中确实存在的三害，以讽刺国民党的贪官污吏。
   西南联大、北大任教时期（1942—1978） 1942年秋，游国恩应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之请，到富有进步思想的西南联大任教。从此，他在西南联大和北大任教三十六年直至1978年逝世。当时，在大后方的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为了躲避敌机的骚扰轰炸，西南联大的教授多住在效外，有课时才进城集中授课两天。游国恩亦住在离市区20里外的龙头村，上课往返均是步行。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游国恩一度在龙头村的云南大学附中兼课。龙头村居住条件简陋，晚上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照明。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岁月中，游国恩仍坚持一丝不苟地备课，既认真地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又在科研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在图书资料极其缺乏的条件下，撰写了《屈原》一书以及其它一些研究论文。
   1945年秋，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翌年夏，游国恩怀着喜悦的心情随西南联大师生员工迁校返回北京，自此在北京大学任教，直至去世。抗战虽然胜利，但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政治更加黑暗。游国恩对反动当局深表不满和痛恨，同时对进步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他继续撰写文章，1947年发表了《谢灵运诗华子冈麻源辨证》、《论（陌上桑）》，1948年又发表了《论（胡笳十八拍）》等论文。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7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游国恩应邀参加，并当选为全国第一届文协委员。对于新中国成立，游国恩抱着极大的热情。为了追求进步，他于1950年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马列主义，并力图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中去。在学习期间，游国恩又发表了《论讽刺》、《柏梁台诗考证》等论文。同年，他的《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与艺术》被收入《民间文学集刊》。
   1951年，游国恩加入爱国民主党派九三学社。从此一方面致力于教学工作，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建立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学术“梯队”，另一方面又勤奋从事研究和著述。这一年，游国恩又发表了《白居易诗的思想和艺术》、《端午话屈原》、《热爱人民的诗人——白居易》等文章。
   1953年，游国恩撰写了《白居易及其讽刺诗》、《屈原作品介绍》等论文。
   1955年，游国恩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兼中国学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至1956年，游国恩完成了20年前即已开始编辑而一直未能付梓的《楚辞注疏长篇》撰写的准备工作，在编写这部34万多字的巨著过程中，得到日本汉学家波野太郎、三好新次、鸟崎康信等诸多友人的支持和帮助。波野太郎等学者先后两次从日本给他寄来珍藏的明代汪琼所著《楚辞集解》，使游国恩得以集中精力完成修订《楚辞注疏长编》的工作。
   1957年，游国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出版专著《楚辞论文集》，与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等合编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与李易合作，出版了《陆游诗选》。1957年至1959年，游国恩还主持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选《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两书。此书成为30年来国内高校文科师生的必备参考书，得到海内外的一致好评。除了研究工作外，游国恩还一直坚持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每周授课都达6课时之多。
   1962年游国恩应邀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的同学做《关于学习古典文学》的学术报告，发表了《楚辞讲录》。1963年又发表《跋洪昇<枫江渔火图题记>》、《伟大的诗人屈原及其文学》等论文。这一年，游国恩还随中国学术团赴日本讲学。他是日本学术界指名邀请的，并在这次学术界名流荟萃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名列全体团员之首位。游国恩在日本作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学术报告，阐述了屈原在文学创作上的伟大成就以及高尚的情操和感人肺腑的爱国主义精神。
   1961年至1963年，游国恩爱中宣和高教部委托，领衔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大纲》1册和《中国文学史》全4册（其他主编为中山大学王起、山东大学箫涤非、北京大学季镇淮和费振刚）。该套书是全国高校通用的教科书，已多次再版，延用30多年，发行数百万册。1978年上半年修订时，游国恩曾抱病参加，主持审订，这也是他一生参与的最后一项集体学术活动。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后来荣获1987年国家教委评选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别奖。
   1966年，游国恩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派应邀去越南讲学。回国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十年动乱时期，游国恩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基本上被剥夺了应有的工作权利。虽然他这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心情抑郁，但仍在小范围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参加工具书《新华字典》的修订，为外地出版社审稿，整理读书笔记《居学偶记》，做成语汇编的卡片等。游国恩晚年还计划编写家乡临川县的艺文志，并为此花费了不少精力。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游国恩欣喜万端，他挥笔写下《秋感》诗8首，表示对“四人帮”的嘲讽和斥责，抒发自己喜悦的心情。
   1977年4月，游国恩在组织上的支持下，重新拾起被搁置10年之久的《楚辞注疏长篇》的整理工作。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早年曾经得过的肺病义严重复发，不得不住院治疗。为了争取时间，游国恩在住院期间一直坚持审订工作，逐字逐句审改助手整理过的初稿，经常同他们讨论有关全书体例和按语的修订问题。甚至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在家中对《离骚》的正文作了最后一道校勘工作。可惜游国恩终于未能亲眼看到为之付出毕业心血的《楚辞注疏长篇》的出版，这是他终生最大的遗憾。
   1978年6月23日，游国恩在他北京大学的寓所逝世，享年79岁，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游国恩亲自清点他所收藏的20000多册图书，并作了分类目录。这些藏书，根据游国恩生前的遗嘱，全部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1980年11月，游国恩所著的《楚辞注疏长篇》第一编《离骚纂义》出版问世。这当中他的助手和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金开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1982年，第二编《天问纂义》也得以整理出版。游先生之女游钰对先父的《居学偶记》作了整理和誊写，并把游国恩散见在报刊的文章汇集成册，1989年，《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
   解放以后，游国恩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四、五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游国恩的妻子为人贤良豁达，全力支持游国恩的事业，为他解除后顾之忧。游国恩常说他的成就是同妻子的支持分不开的。1976年，在妻子80岁生日时，游国恩写了一首七绝《赠内》：“六十年前赋好逑，远游助我解离忧。世间伉俪应难比，辛苦相怜到白头。”只可惜在游国恩逝世后不到一年，陪伴了他60余年的妻子也就与世长辞了。
   第二节 楚辞研究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出版说明》指出：“游国恩先生是海内外知名学者，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和古典文学研究，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万以楚辞研究选诣最深”（中华书局，1989年1月）。游国恩先生是“现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王瑶语），为楚辞研究凝聚了毕生心血，取得了巨大成就。
   《楚辞概论》是游国恩的成名作。这本专著作1924年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二、三年级之际开始动笔，1925年完稿，同时由北新书店出版，1928年又为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和《国学小丛书》。全书约十五万字，共分六篇，篇下分章。六篇的篇名是：第一篇，总论；第二篇，九歌；第三篇，屈原；第四篇，宋玉；第五篇，楚辞的余响；第六篇，楚辞的注家。可以看出：这本书把楚辞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楚辞》，对《楚辞》作者的事迹，作品的时代和地点等问题加以考证，并且列举了《楚辞》的30位注家。同时对各家所著书的内容和体例作出简介，还扼要地评论书的优劣，表明自已的看法。古人研究楚辞的著作不下数百种，但全面介绍楚辞并对历代集中争论的问题加以考证的书，《楚辞概论》还是第一部。
   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是游国恩研究楚辞的一部重要著作。“读骚论微”中的“微”字，兼有细小和隐微的意思，说明收集在《读骚论微初集》中的论文，大都是游国恩对楚辞进行宏观研究指导下的微观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写于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期间。其中《论九歌山川之神》分别考论湘君湘夫人、河伯、同鬼，以民俗学的基本观点为主干，证之以丰富的文献资料，结论多为前人所未发。如《论湘君湘夫人》篇中云： 《楚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为楚人祠祀湘神之歌。考湘之有神，与河洛等，共有君有夫人也，亦犹河之有河伯，洛之有洛妃尔矣。然其神之起，亦不过初民之崇拜自然，但泛有一水神之意象而已，初未实之以人事也。
   这里，游国恩从人类本能——男女相爱出发，对这篇作品做了精到的考据说明，指出前人都没有把湘君、湘夫人看成配偶之神，各种说法纷纭乘戾而不可通。如视“湘君之与夫人，本为配偶之神，作者以人道拟之，遂故作此等艳语耶”，就使人有怡然理顺的感觉。《离骚后辛菹醢解》是以梁玉绳《史记志疑》为引子而撰作的考论。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先举《离骚》“因前修以菹醢”的内证，又举《天问》“梅伯受醢”，《涉江》“比干菹醢”的旁证，说明殷纣暴虐，残杀忠良，再罗列古籍及古注中殷纣以为菹醢的记载，证明“纣以人为菹醢”并不是屈原的创说。这是以古史释楚辞的成功之作。
   关于《天头号》的有四篇论文，计：《天问题解》、《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解》、《天问昏微遵迹有独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解》、《天问古史证（二事）》。这四篇论文，除《天问题解》以外，都是和《离骚后辛菹醢解》同类性质的考据文字。《天问》中“启棘宾商”四句，从玉逸以下的注家，众说纷纭，难圆自说。游国恩汇集众说，肯定了朱熹、蒋骥用《淮南子》“启母化石”、“石破生启”的神话传说，“商”当为“帝”或“高”的误字，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训释，指出“棘”、“死”是“急”、“尸”二字的假借，这才使这四句文义一气贯通。《天问古史证（二事）》则是以楚辞证古史的典型例子。第一事释“启代益人造革后，卒然离”以下八名，第二事释“该秉季德”以下四句及“有扈牧竖”以下四句，重点在考证“有扈”。文中的历史传说不见于其他古籍，正可补古史之阙。《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和《屈赋考源》等亦都是集中有价值的论文。
   发表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一辑上的《楚辞讲录》，是游国恩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成立的文献专业所开设的专题课讲义的整理稿。这是楚辞学中第一篇以文献整理的方法所做的系统研究文章，可视之为“楚辞文献概论”。全文约三万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楚辞的流传和编辑，考论屈原作品在楚国和汉代楚地的流传情况，由楚地及于吴地进而扩大影响于北方地区，并对今本《楚辞》题作“汉都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做了说明。第二部分论楚辞的古注。在《楚辞概论》中，游国恩对王逸以迄清人的30家注释本做了简单的提要，但所收精粗互见，至1953年中华书局本《屈原》的“附录”《楚辞注本十种提要》则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具有代表意义的选本。《楚辞讲录》仅选六种，所论也更加专业化。第三部分是校读举例，分异文，脱文脱简、衍文错简、讹误、音韵、训诂六个方面说明《楚辞》中语言文字上的“关夫”。
   《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国恩毕生研究楚辞的总结。早在30年代初，游国恩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就深感古人读楚辞的书虽然很多，但是：“大率习旧安常，浅薄固陋，往复其言，互为奴主，而多不肯深致其力”（《楚辞注疏长编·自序》），肯下功夫去寻求“骚人之旨者”则不多见，故拟“网罗众说，考核群言，钩稽参校”，加上个人的研究成果，编一部象样的研究楚辞的参考资料。为此，他边教书，边辑录了《离骚》、《天问》两篇的大量旧注，并写了按语，以《离骚纂义》、《天问纂义》油印本的形式发给学生参考。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又遍搜了从西汉到晚清有关《楚辞》的几乎所有重要注释，除了对《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做补充修订外，并续编《九歌》、《九章》和《招魂》部分。从1959年开始，北京大学中文系金开诚等几位中青年教师，中华书局孔凡礼、李淡虹先生、南开大学马汉麟先生等均先后在游国恩先生指导下，参加了《楚辞》资料的收集、核对和修订工作。“文化大革命”使这一工作搁置了十年，1976年10月游国恩不顾年事已高，以有病之身立即投入工作。在他的主持指导下，金开诚等先生做具体工作。1978年6月，《楚辞注疏长编》全书编排工作日臻完成，不料游国恩突感呼吸困难，抢救无效，遽然逝世。《楚辞注疏长编》的第一部《离骚纂义》、第二部《天问纂义》均由中华书局作为遗著先后在1980年和1982年正式出版，其他部分则由金开诚等先生按游先生的生前规划继续进行，期以他日。
   《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国恩研治楚辞的最重要的成果，其特点有二：一是“全”；二是“新”。所谓“全”，有两点意思：一是引用资料一百七、八十种之多，这种全面占有前人成果的楚辞研究，尚属开创，在其他古籍整理中也不多见，真正是一部巨著，是一部研究楚辞资料大全；二是作者始终把楚辞这一文字现象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解剖其一肢一节是为了更有利于说明全体，《离骚纂义》、《天问纂义》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以微观说明宏观的特色。所谓“新”，是说研治楚辞有新意。作者征引旧说虽然极其丰富，但眼光和思路却不为旧说所限，而且能够在广泛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旧说进行评说。如评说《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云： 《汉书·高帝纪》“喟然大息，”大音泰。（自注：《贾谊传》“可为长太息者六”作太不作大）大亦长也，言长叹息而出气也。师古读如大，而云言其叹息之大，失之。本书《九歌·湘君篇》亦云：“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民生即人生，本书多以民代人，下文“终不察夫民心”，“相观民之计极”，“民好恶其不同，”《哀郢》“民离散而相失”，皆是也。民生多艰盖指广大楚国人之遭遇言之。汪瑗、蒋骥所谓屈原自谓，陈本礼以为泛指孤巨孽子，并非；王夫了之谓指同列小人，更谬以千里。
   “大息”、“太息”、“叹息”并为通假，指出“师古读如大”为误读。“民人”互训，屈原作品中多以“民”代“人”，这里对“民”字的理解就比前人之说更为有理有据。
   30年代，年富力强的游国恩普经制定过一个宏伟的计划：“窍不自揆，妄欲网罗众说，考核群言，钩稽参校，时出鄙见，为《楚辞笺证》十七卷，《考证》、《正均》、《考异》、《论文》各若干卷，《楚辞学考》、《楚辞笺注书目提要》各一卷（原注：附历代亡佚及知见传本《楚辞书目》），凡三十九卷。人事拘牵，时作时辍，未知成书当在何日”。如果其后一直能处于像80年代那样良好的学术环境之中，以游国恩的学习和勤奋，是可以实现这一宏愿而为后学者留下更多精神财富的。惜乎各种不同的原因占用或者浪费了这位学者的大部分时间，使他带着未完成的遗恨离开了人间。
   第三节 文学史和其他古典文学研究 曹道衡说：“游国恩先生以楚辞研究名世，实则他的治学方面极广，举凡先秦诸子以迄近代诗文，除过去所谓‘俗文学’这一部分外，很少有未曾涉足过的领域，而且多有精到的见解”（《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编后记》）。事实正是如此。游国恩学问博大精深，他研治楚辞，取得了海内外学术界注目的成就，他研治《楚辞》以外的文学史和古典文学同样取得了引起学术界同仁重视的成就。
   游国恩关于文学史方面的论著不少，其中主要有《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和《中国文学史》（全四册）等。《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原文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第526页）谈的虽是个人竞见，但却带有指导性，后来高教部组织文学史家编写中国文学史，其基本框架大都是按游国恩的思路来的全文近万字，就“中国和文学的内容问题“中国”文学史的体例问题”和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三个”方面发表了精辟的看法。如： 像《左传》这样的历史散文也是不能不讲的。理由也还是一样。它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而且是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因为它的作者不但记载事实，还要描写事实，在我国历史上开始出现给历史叙述涂上了浓厚的文学的色彩。它往往把历史的记录变成了极为生动的故事，甚至其中人物象也描绘得非常生动。所以《左传》不只是一种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史不讲它，是不应该的。
   这就把有的中国文学史不讲《左传》的错误偏向给纠正过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劳。《中国文学史》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出版的。书稿由游国恩和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纲五人担任主编，游国恩为第一主编，组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的部分中青年教师参加编写，历时三年完稿出版，被高教部指定为高校文科通用教材。本教材共分四册，近九十万字，叙述上古至“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学，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部分。全书分为上古至秦统一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初至清中叶文学、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等九编。游国恩主要负责书稿第一编和第二编，即先秦两汉部分，其中“诗经”、“诸子散文”、“屈原”和“史记”为全书的重点章节，写得观点鲜明，语言精炼，很有特色，为书稿的编写起了示范的作用。如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云：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学习的典范。
   短短的一段话，充分地肯定了“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游国恩等主编的这套《中国文学史》，和几乎同时由中国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全三册），同为这一时期具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教材相配套的是《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早在1957年和1959年先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套“参考资料”，都是在游国恩主持下，组织北京大学中文系吴小如等中青年教师编选的。这两套资料以作品选注为主，入选作品具有代表性，注释详细精当，交代出处，附录作家传记、评选以及有关的后人研究成果。这两套资料的出版发行，大大方便了高校特别是新建和边远地区高校的文科师生，历时四十年，依然为广大读者所使用、称道。
   游国恩研治《楚辞》外的古典文学论著更多。早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发表了《荀卿考》、《一千五百年前的大诗人陶潜》、《陶潜年纪辨疑》和《莲社成立年月考》等论文，显示了一个年轻大学生的博学多才。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教时，发表了《五言诗成立的时代问题》和《司马相如评传》等论著。在全家住在云南省大理县喜州镇时，镇上的居民以白族为主，有关的单位还存有一部分西南地区的文献资料。游国恩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撰写了十多篇文章，其中最有分量的是《火把节考》、《说洱海》、《南诏用汉文字考》和《文献中所见西南民族语言资料》四篇。如其《说洱海》云： 洱海之异名凡八：叶榆译一也，见《汉书·地理志》；西二河三也，见《北史》及《隋书·史万岁传》；西洱河三也，见《通典·边防》三、《蛮书·山川江源》、两《唐书》《韦仁寿》及《古蛮传》、《新唐书·吐蕃传》、《通鉴》隋文帝、唐太宗、高宗等纪；昆弥川四也，见《清一统志》引《通典》，全绍衣《昆明池考》亦引之，今检《通典》无其文；洱水五也，见郭松年《大理行记》张道宗《记古滇说》、元泰定大寺碑（见张志淳《南园漫录》十）；西洱海六也，见《明一统志》；洱水七也，见《统一统志》引《县志》；弥海八也，见范承勋《云南通志》；今称日洱海，合之共得九名…… 洱海，为云南省大理市东的一个湖名，因湖形如耳而得名，但是，在不同的古籍中却有不同的说法，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游国恩查阅了大量古籍，把不同古籍中的不同说法，合在一起，并指出：“今称曰洱海，合之共得九名”。原来不同古籍中的不同说法，指的都是同一个洱海，文章的导读价值可见。在游先生逝世十一年后出版的《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还选录了游国恩论述家乡有关人和事的文章，如《谢灵运诗华子冈麻源辩证》、《读大乙山房文集》、《跋青芝山馆集》等。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作者对家乡人事的关心和热爱。《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是南朝刘宋大诗人谢灵运写的一首著名的山水诗，但诗中的“华子冈麻源”在何处呢？有的说在南城麻姑山，有的说在临川铜山，有的说在浙江绍兴之上虞县界，为了辩证这个问题，游国恩特写了《谢灵运诗华子冈麻源辩证》一文，指出： 此康乐为临川内史时游麻姑山诗也。诗题所谓华子冈，所谓麻源，皆在今江西南城县麻姑山中。南城距今临川县一百二十里，宋时属临川郡，故康乐得以放游其地……文中“康乐”指谢灵运。他是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人称谢康乐。游国恩采用先立后破的手法，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华子冈”、“麻源”“皆在今江西南城县麻姑山中”，而后以大量篇幅重点批驳“上虞说”之不可信，文末用一段说明“临川说”同样不可信。文章写得观点明确，重点突出、说理透彻，读之令人信服，疑点自释。个人专著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先秦文学》，还有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陆游诗选》（与李易合作）。
   第四节 地位和影响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出版说明》指出：游国恩“已出版的著作有《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集秦文学》、《屈原》等，还主持编选了《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中国文学史》等书，此外还与别人合作编纂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陆游诗选》等。以上撰述在学术界都有很大影响。”这段话概括地说明了游国恩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史上的位置和影响。所以，游国恩的传略已收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册）一书。
   游国恩是我国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他研究楚辞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受到前辈学者鲁迅、郭沫若的极大重视。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及宋玉》中把《楚辞概论》列为参考书之一。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一文的正文与注释中多次提到《楚辞概论》，除同意游国恩的一些看法外，还称游国恩对“离骚”的解释为“一大发明”。郭沫若说：“‘离骚’两字的解释自来异说纷纷，大率都是望文生训的臆说，只有近人游国恩讲得最好……这个见解是很正确的，的确是一大发明，游先生的发明还不仅此……他却更进一步说，‘劳商’就是‘离骚’。‘劳商’与‘离骚’并为双音字，这也是再确切也不过。”游国恩研治楚辞所取得的成就，也受到同辈学者的热情称赞，闻一多在《楚辞校补·引言》中说：“汉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可见，闻一多研治楚辞是受了游国恩的影响。陆侃如在为《楚辞概论》所写的序中称它是“有《楚辞》以来一部空前的著作”，“不但可供文学史家的参考，且为了解《楚辞》的捷径。”序言又称“这书最大的特点是把《楚辞》当着一个有机整体，不但研究它的本身，还研究它的来源和去路。这种历史的眼光，是前人所没有的。”序言在谈到本书对有关问题的考证时还指出，“《离骚》作于屈原被放逐以后乃成为一种重要的主张。”王瑶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撰稿人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游先生是现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游国恩研治楚辞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更受到后辈学者的高度评价。沈玉成、高路明在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进程》一书所写的论文题目就鲜明地亮出了观点：《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游国恩》，并在文章中指出：“游国恩的三部代表着三个时期的著作《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和《楚辞注疏长编》（当然还包括其他专著和论文），必将在《楚辞》学史上占据应有的地位。”游国恩的女儿游宝谅、游珏说：“父亲是著名的楚辞研究家、文学大家，海内外知名学者，他毕生从事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凡五十余年，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造诣很深，特别是作为楚辞专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尊重”（《先父游国恩传略》）。金开诚在《怀念游国恩先生》一文中说：“在九三学社的几次会议上，许多同志都表示关心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所谓‘《楚辞》梯队’。我对这个名称感到非常惭愧和不安。事实是游先生一贯重视培养人的正确而无私的思想决定了董洪利、高路明同志和我一起工作；而在游先生去世以后，我们这些人根本是没有什么功力的散兵游勇，称为‘梯队’是名实不符的。我们只能边学边干，遵照游先生的遗愿把《楚辞注疏长编》的工作锲而不舍地继续下去。”（见《临川文史资料》第二辑）。《楚辞》梯队的形成，说明游国恩所开创的《楚辞》研究事业后继有人。
   游国恩又是我国著名的中国文学史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游国恩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写和教学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57年1月6日发表《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第138期。1960年5月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学遗产集》第三辑）一文，对如何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界起了指导作用。同年，又与刘大杰等合编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为全国高校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提供了依据。1961年，他牵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为全国高校通用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煌煌巨著，至今出版社还在重印，其中许多结论还常常被人引用，因而荣获1987年国家教委评选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游国恩也因此确立了他权威文学史专家的地位。
   游国恩又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综观古今，大凡高层次的大学者，在治学上决不偏于一隅。在游国恩的学术生涯中，上从先秦诸子下至近代诗文，几乎没有他未曾涉足的领域。当然，游国恩把主要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之于攻楚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但是，除研治楚辞外，中国古典文学各个领域，他大都涉猎过，并有所成就。1989年1月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其中“下篇”收录了他研究古典文学所写的21篇论文。这21篇论文是他研究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各自在所反映的领域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2年《旅行杂志》第16卷发表游国恩的《火把节考》时，编者以《研究学术的态度》为题进行评论说：“本篇评述把节的起源，研究它的三个传说而加以辩证，读者诸君可以明白看到，写这篇文章以前是看了多少书籍的；但是会看书不足表示本篇的价值，游教授以明察的眼光，判断传说与书籍之是非真假，除故事史迹的考证以外，不盲从，不武断，此种研究态度是值得钦佩的。”这说明，游国恩所写的学术论文，不仅论文本身质量高，而且他研治学术的态度更叫人称道。
   游国恩也是享誉海外的大学者。在游国恩一生中，曾两次出国讲学。一次是1963年11月，随着中国学术代表团赴日本讲学。他是日本学术界指名邀请的，并在这次史界名流荟萃的大型学术团中，名列团员之首位。当时中、日尚未建交，这次学术访问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他在日本作了两场学术报告：一场报告的题目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一场报告的题目是《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这两场报告在日本学术界均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促进了两国学术界的交流，增进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回国以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和三好新次、岛崎康信先生先后两次寄来了汪瑗的《楚辞集解》照片，而此书在国内已是遍寻而不得本子，极为珍贵。又一次是1966年受中国科学院委托去越南讲学。当时正值美国对越南狂轰滥炸，经常空袭，游国恩以接近古稀的高岭，只身赴越，出色地完成了讲学任务，有力地促进了中越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发展。
   寻访游国恩故居
   国学大师的老宅却面临5位村民的变卖 抚州市临川区湖南乡洪塘游家村，一座300平方米的老宅遥望星空已有近百年，见证了一位国学大师最初的成长历程，游国恩，一级教授，著名文学史家、楚辞学专家，其著作多次得到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学界名家的高度赞誉，其著作《楚辞概论》被称作是楚辞研究史上传统观点和现代方法之间的分水岭式著作，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把它列入参考书。
   尽管如此，国学大师故居依然面临着不留一砖一瓦的尴尬境地，这让十里八村以国学大师为豪的村民和游氏后人倍感无策和迷惑。如今居住在游国恩故居里与国学大师毫无关系的5位村民，因何要变卖这份游氏遗产，国学大师故居究竟何去何从？本报记者于11月6日轻叩老宅之门，穿堂过厅聆听是非。
   外地老板出价15万元 游家村西，这幢约300平方米的老宅就是国学大师游国恩的故居。游家村多名村民表示，他们在10月初得知故居要被拆得片甲不留的消息。买主是外地老板，一旦价钱谈定，立即将老宅子肢解式拆除，将砖、木、地砖等全部运走，“这等于是将文物变卖”。
   国学大师的老宅里，至今住着7户人家，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土改中居住进来的。今年60岁的游冬月是其中一名住户，如今他已经在村里建了新房，当他有一些稻谷或杂物要堆放的时候，才会到老宅里来。“我们的确是准备把房子卖掉，一方面的原因是自己不住老宅里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老宅多处腐烂破损，每年我还要花一定的资金来修缮，给家庭经济造成了负担，现在的价格还没有谈定，外地老板出的价格是15万元，但我想卖的价格是18万元。”他的说法证实了外地买主准备买走故居，“买主说只要价钱谈妥了，我们就腾出来，拆除房子完全由他们负责，有价值的东西都会搬走。” 木制屏风已卖得500元 这座楼阁相倚、雕梁画栋的清末民初建筑半隐在竹林中，门堂前一口澄清的水塘泛着鳞波。“宅子主体结构分中后两楼加前廊，总共有10多个房间。”游宝康说。游宝康是游国恩的远房侄子，今年70岁，与游国恩有过多面之缘。
   游宝康说，这座宅子是游国恩父辈所建，占地300平方米，至今有93年历史，游国恩的青少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实际上，将故居变卖并非单单是新近发生的事情。游宝康老人介绍，宅子大堂中原本有四扇杉木制的屏风，几年前就被村民拆下单独出售，价格是每扇100余元，村民一共获得了将近500元钱的收益。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7户村民共同住在老宅里，但令准备出售房屋的5户村民没意料到，老宅子里另外两户村民不愿意搬出来，这使得出售计划被迫迟缓。年逾60的吴万福住的房间正是当年游国恩结婚所住的房间，他说：“我是从我舅舅手上接到这套房子的，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了，毕竟是祖先的东西，要我搬出去我舍不得，更何况房子卖了以后还要拆除。”另一名反对卖房的是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她说自己只想在老宅子叶落归根，语气缓慢却又坚定。
   故居十年前曾失火被焚 绕过宅前10米长走廊，拐个弯才进了大堂，只见梁柱鸟兽浮雕栩栩如生，但细看门窗发现已显破败迹象。根据游宝康所说，“游国恩在家中为长房，国文、国顶为弟，所以游国恩住在后楼的左厢房，这里不但是他与比自己大三岁的新娘的结婚新房，也是他后来每次从外地回来要住的房间。”而宅子西边阁楼房间则是游国恩的书库，最先藏置了几千册书本，只可惜后来遭人损坏，至今已经不见书本，空留阁楼了。记者从大堂侧门一个极狭小的木梯，上了阁楼，房间里果然空空如也，满地灰尘，只摆着几根木材。
   “游国恩在东边的副楼出生，但在10年前，因为飞溅的柴火，使整栋副楼一夜之间毁灭，只剩下一块空地。”游宝康所说的副楼另有一座大门，记者走进之后，发现四壁皆成废墟，杂草丛生，当年精致的建筑已化为平地，夕阳照射下，附近几名村民正在这里忙着晒稻谷。提及这栋楼被烧毁的情景，游宝康脸上露出极为遗憾之情。
   “游国恩在外讲学成名之后，仍不忘关心家人的生活，尤其是二弟游国文肢体不便，生活困难，每月他都会寄六七元钱到我这里，然后由我转交给游国文，几年下来他一共寄了两千多元钱。”他说，游国恩对晚辈也经常教诲，常常给他写书信，总共有十多封其亲笔书信放置副楼，在那场大火当中都被烧光了，游国恩为了鼓励他学习，还赠送了两本书，一本是《先秦文学》，一本《陆游诗选》也在那场大火中不知所终。
   国学大师故居亟待保护 “变卖游国恩故居的消息传出以后，我感到很痛心，想保护却无能为力，因为当地尚未被设为文物保护单位，但长期下去，这座老宅必将遭到更大的破坏。”游宝康扼腕叹息。所幸的是，在事发不久，抚州市临川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获知此事后，就明确表示要对游国恩故居保护起来，目前已经通过湖南乡当地政府下文，通知村民不得擅自破坏、变卖，此外还将抓紧时间申报为县级文物单位。
   采访中，一名从外地赶来的老学者正在慢慢地踱过游国恩故居前廊，一边向居民打听游国恩少年旧事，一边不停地拍照，他表示也是闻说老宅要被拆，所以赶紧来看看；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打算卖房的游冬月回答记者说，这所房子建成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为什么不可以拿来卖钱？这句话同样刺痛了游宝康老人，他不无担忧地说，实际游氏后人感到一种更大的危机是，不少人都知道这是名人故居，但并不重视，国学大师面临越来越陌生的尴尬，似乎只有不断的来访者才能提醒当地人故居的重要性。
   临川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聂江波局长介绍，由于游国恩故居的位置很特别，恰好处于旅游景点整体规划当中，他们将会把这个村当作文化名村来开发，并在近期将组织文化、城建等部门一起来探讨如何开发游国恩故居，包括村里其他的古建筑群。文化名村和国学大师故居的开发契机能否实现？随着时间的流逝，游家村人以及国学大师后人都期望能尽快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游国恩的少年旧事 游国恩生于1899年，卒于1978年，生辰距今已有百余年的时间。
   “直到1926年，游国恩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崭露头角，先是在江西教中学，后来到了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各个大学任教，一生著有《楚辞概论》、《先秦文学》、《读骚论微初集》、《屈原》、《楚辞论文集》、《陆游诗选》、《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尤其是在1955年受中央教育部委托，与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一起主编《中国文学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重要著作，被当作大学文科通用教材。”游宝康确实对游国恩非常了解。
   遗憾的是，在游家村，真正与游国恩见过面者寥寥无几。尽管游国恩给大多村民留下的印象只是一位历史名人，但村民口口相传的一点是，游国恩记忆力超常，非一般人可比。游宝康回忆说，游国恩的父亲从事商业，但收入所得仅足以维持普通水平的家庭生活。祖父是一位秀才，对古文研究很深，为游国恩的启蒙老师，对孙子严加督责，即使在传统节日也要令其完成日课。虽然祖父这种硬灌古文的旧式教育枯燥而又痛苦，但游国恩自小就能达到祖父的要求，“村里前辈有一种流传下来的说法，游国恩只有六七岁的时候，跟祖父去参加一些婚礼、葬礼，看到一些写得精彩的对联，回到家以后就能一字不漏地背给祖父听，过目不忘，在乡间颇有名气。” 实际上，如今不少评论家还认为，正是由于游国恩在幼年刻苦攻读，全部读完旧式教育的必修课，根底深厚，直到晚年，举凡经、史、子类中的一些重要篇章仍可随口背诵，对其著作大有裨益。
   游宝康说，游国恩完成学业除了天资聪慧之外，其母亲起到很大作用。“游国恩的家庭条件并不优越，他在老家读完瑶湖小学、抚州一中后，因为费用的问题，读大学时一度遇到很大困难。”游宝康说，游国恩的母亲当机立断采取了“邀会”的办法，即聚集数名亲朋好友，每人平均分摊一部分学费，第二年就要多还一些，越往后就还的越多，这在当时乡下是一种传统救急方法，只有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到后来游国恩回家的次数较少，印象较深的是，1949年其母亲去世，游国恩曾携家人回来办丧事，那一次留在家里将近一个月。
   （文/图记者 刘国伟） 江西“叫停”变卖国学大师游国恩故居 新华网江西频道11月15日电（记者张敏）一代国学大师游国恩在江西抚州市临川区的故居险被5户村民分拆出售。日前，江西省有关部门不仅及时制止了这一莽撞行为，而且将采取措施对其进行修缮保护。
   游国恩故居坐落在抚州市临川区湖南乡洪塘游家村，占地近300平方米，属清末民初建筑，有约百年的历史。该故居属砖木结构，内有10余间房。整体房檐高挑、楼阁相倚，雕梁画栋，工艺精湛，保存基本完好，对研究当地近代建筑工艺有很大的价值。但是，由于年久失修，目前住在这一老屋里的5户村民想把老宅子墙砖、家具、门窗甚至木材等全部分拆，售给一来自上海的商人。
   在获知这一想法后，临川区政府于日前责成区农工部、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文物所和湖南乡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故居调查村民变卖游国恩故居的详情。经过调查组耐心细致地解释工作，这5户村民已经放弃了变卖的想法。
   临川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局长聂江波介绍，游国恩故居的位置恰好处于当地旅游景点整体规划当中。地方将按照文物管理法规定，组织文化、城建等部门一起来探讨，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名人故居，不仅要把游国恩故居及紧邻的明清古建筑纳入新农村建设范畴，还要将故居所在村落当作文化名村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