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租赁关系就是土地占有者和土地经营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旧社会的租赁关系是最落后的封建或半封建的租佃关系。地主和富农在他们霸占的大量土地中，除小部分自己经营雇工剥削外，约有80%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这种租佃关系，就是向农民榨取苛重的封建地租，它不仅攫取农民的剩余生产物，而且还要剥削必要的劳动一部分，侵犯了农民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必要劳动的产品。顾炎武《日知录》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耕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七八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耕作，一亩之费可一昏，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食者。”用句简单的民谣就是：“禾镰挂上壁，家里无米吃”。
   湖南乡解放前地租类很多，但主要有三种：一是包租，又叫“定租”。虽然不会被随便夺佃，但是每年的租额却是固定的，不论丰收欠收，佃户都要按租额全部交足。包租一般以稻谷为计算，也有折交豆、棉的。由于地肥瘦不同，租额从稻谷一石到二石不等，约占正常年景总产的一半左右。有的地方这种“永佃制”又分田底和田面两部分，田底就是土地的所有权，田面就是土地的使用权。有些地方田底和田面可以分别出专门出卖或转让给不同的人，从而产生了地主与佃户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二是分租，又叫“活租”。这是一种“分益制”，它是根据土地的收益量和主佃双方约定比例分配农业生产物，分租的办法是：地主不劳动，只出土地，所需种子、肥料、劳力全由农民负担，分配的比例有四比六、五比五等，甚至连稻草也要按比例分配。三是预租，又叫“先付后种”。这是一种“典租制”。农民种地主的田，要预付一年到几年的地租，贫苦农民没有钱交预租，只有借债，就要先受高利贷的剥削，而地主取得预租后，又可获高利贷，对农民进行双重剥削。
   地主阶级为了加强对农民的压榨，还搞了不少额外剥削的花样，大致也有三种：一是实物押租。农民为了取得土地租佃权，要先向地主付一定数量的钱或粮，作为“押租”。如果年终交不出租，地主就扣押租。二是虚田实租。地主以不足一亩的土地租给农民，却要按一亩计租。有的只有七八分地，也要农民按一亩交租。三是大秤大斗。这是地主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收租时用大秤大斗比一般的每石要多收10—15市斤左右。
   贫苦农民在封建地租的重压下，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不得不向地主、富农和奸商借债，遭受高利盘剥。有的地主、富农和奸商，乘农民在青黄不接急于用粮或用钱时，强迫农民把即将成熟的稻麦等作物低价出卖，即所谓“卖青苗”，有的便借机“放债谷”，出借稻谷一担，借期不到两三个月，就要还一石五斗，十个月到一年的还要还二石。有的小斗出、大斗进。剥削特凶的是“印子钱”，一般借4—6个月，就要对本对息，还正如地主阶级所赞颂的“钱赚钱，没有边”。农民一背上这种高利贷，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一辈子不得翻身。
   黄莲苦，比不上农民的生活苦，蛇蝎毒，还不如地主的心肠毒。在旧社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广大农民成年累月辛勤劳动，却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不少人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一亩难收2—3担谷，可是租谷就要6—7桶，占收入的70%左右。除此以外，还要无偿地为地主做各种劳动。交纳保甲捐、房屋捐、自治捐、土地税、地价税、营业税、壮丁费、民夫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嘉溪村委员会农民胥十里，原来全家有16人后被国民党抓兵死在外面3人，因偿还地租和高利贷忍痛出卖了三个儿子，出嫁了二个媳妇，加上衣不蔽体，食不饱腹，饿死了七人。到解放时只剩下他一个孤老。他曾说：“要不是解放，我这把骨头也不知哪里去了！”这活生生的事实，对于旧社会的封建统治，就是一个血泪的控诉。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广大群众虽然迅速地摧毁了农村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政权，但是对农村的经济基础却一时还来不及改变。经过一年半时间广大农民在运动的斗争中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也在斗争中把地主“威风”和“尊严”开始打下去了。使地主、土匪和国民党三位一体的封建统治受到严重打击，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了初步锻炼，于是他们迫切地要求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决心打倒封建势力，铲除农民贫困的根子，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并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