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第一篇 农业 湖南乡的农业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加上长期的个体经营，技术落后和历代官府只管捐税不问生产的榨取，故农业生产一直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作物产量都很低。鸦片战争前，湖南乡农村大体都是自供自给经济，农户的一切消费都是直接来源于自己的生产，他们除从事粮食耕种外，还从事种棉、纺纱织布、做鞋等手工操作。所有工具器皿甚至住房亦多靠自己制造。农民除以自给有余的粮食、原料供应城镇换取食盐、农具等生活和生产必需品外，城乡之间交换的商品不多，真是“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曾巩《拟砚台记》）。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带来了工业大生产。工业产品比手工业产品数量多、品质好、成本低，因此人们开始改用手工业品而竟购工业品。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豪华，也逐步加重对农民的各种剥削。马乘风早在《最近中国农村经济结实相之暴露》就详述道：“去年（1932）秋季尚称丰收，辛苦终年之农民，满希望米谷出口，博取现金，生活上可以稍为宽松，……然而长江下游，因洋米倾销，……赣米无稻足可能……苦于出路穷绝，该时米价，各地每担都约在二元以上，交通不便之处，且在二元以下，值此米价惨跌之秋，农民因为偿还耕牛、种子、典质、赊欠各种积欠、及田赋、捐款交相煎迫之故，也不得不贱价出售，放下镰刀没饭吃，已成为农村之普遍现象。谷米所以跌价对如此程度，并非生产过剩，乃是二月卖新丝，五月卖新谷剜肉补疮办法。”（1933年4月《中国经济》1卷1期）。封建统治和国民党的巧取豪夺，使广大农民终年产辛勤劳动，还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为了生活，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出卖田地，有的嫁妻卖子，有的弃乡谋生，流离失所。嘉溪村民委员会村民胥十里，原来全家有16人，被国民党抓兵战死3人，因偿还地租和高利贷忍痛卖崽3个，出嫁媳妇2人，后又因终年吃不饱饿死7人，到解放时只剩下他孤老一人。由于农民的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因而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大片土地荒芜，作物产量不高。
   解放后，湖南乡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和激烈的阶级斗争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农业生产才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不断地改变了农村自供自给的经济体系，使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逐步向专业化和商品化方向发展。粮食和各种作物的商品率不断提高，但也由于种种原因，湖南乡在建国50多年来的农业生产，曾几经曲折，发展还不算快，各种作物产量增长也不平衡。整个农业生产发展过程可分五个阶段： 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时期的农业生产从1949年到1957年，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及时地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速度都较快。
   国民经济调整和“二五”时期的农业生产从1958年到1965年八年间，由于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发展生产的一面，而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加上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当时流行全国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高标准”等左倾错误也在湖南乡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湖南乡的农业生产从1959年到1961年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大跃进”实际是一次大冒进，农业生产在倒退，到1960年，多数农业产量还低于解放初期的实际水平，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战胜了各种困难，接着又大力改革了水稻品种，因而到1963年农业生产又大体上恢复到了1958年水平。
   十年“文化大革命”（“三五”、“四五”）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运动对农村的波动不大，农业生产一直仍比较正常，1966年—1968年农业生产仍有较大发展，但从1968年8月24日抚州事件后，运动波及农村，在农村同样大搞斗、批、改和反复辟、反右倾、反回潮，以及“三查”运动，强调清理阶级队伍，要“车干塘水来深挖三尺”，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打击面一再扩大，致使农村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党的各级和各项政策严重破坏，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整个农村形成“干部靠边站，生产无人管，制度被废除，组织全瘫痪”。农村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从调整后刚刚走上发展的农业生产又大幅度回落，很多生产队的社员劳动一天的分值，买不到一盒“梅雀”香烟（0.21元），到年终分配时，绝大部分的生产队都有一定比例的超支户、倒欠生产队的帐。
   粉碎“四人帮”后的农业生产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中全会，由于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一系列有关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从价格、税收、信贷和农副产品收购等方面作了调整，适当放宽了对自留地、农村副业和农业贸易的限制，落实和健全了各种生产责任制，因而很快地、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湖南乡的农业逐步走上了较快的发展步伐。尽管连年来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即使是1982年特大洪水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湖南乡的农业生产仍是直线上升，而且这种持续增长的势头方兴未艾，为建国以来所罕见。
   1983年以后，随着农村新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生产责任制的进一步调整，重建乡、镇机构，取消人民公社组织，选出“四化”干部（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科学化）担任各级基层领导，发展商品经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空前高涨，农业产品质量大幅度增加，1984年曾一度发生卖粮难的新问题。（粮食产量超过了当时的仓储量）。
   湖南乡1997年1月开展了第一次农业经济普查，调查主要指标为农户经营规模结构农村从业人员数量质量行业和地区结构农村科技力量和科技应用水平，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
   2006年全乡种植优质稻33396亩，并实行订单农业。种植蔬菜16227亩，建立无公害蔬菜专业合作社一个，种植金溪蜜梨360亩，发展孔桥、春光鹏溪三个蔬菜基地，同时形成嘉溪、沙湖、车家的空心菜、菜梗冬瓜等“一村一品”发展格局；发展坪山、梅岗村的抚州西瓜种植业，充分利用提纯复装新技术；提高抚州西瓜的品质，品位，使抚州西瓜真正成为利尿、止渴、助消化的扬名全省全国的特色瓜果。再次引进技术，建立孔桥村、湖北村的草莓种植基地，促进农民增收。
   2006年湖南乡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到店下村500亩，竹溪村300亩两个农田基本建议改造项目共130万元。
   2007年1月湖南开展第二次农业普查。
   第一章 土地所有制的改革 第一节 农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湖南乡自古以来是个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这里的每一寸肥沃的土地，都是贫苦农民世世代代辛勤开垦，用血汗灌溉出来的，但是在长期的封建制度统治的岁月里，绝大部分土地却为少数地主阶级所霸占，他们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广大农民过着极其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头上三把刀，“租谷重、利息高、苛捐杂税胜牛毛”。这就是延续在湖南乡近代经济史上半封建社会里广大农民悲惨生活的缩影和史实。
   1962年10月中旬，在赣东农民运动委员会特派员钟赤心同志（兴国人）的指导下，就在县城成立了农民协会，接着又由南到北地发展组织，到1927年2月全县共有孔桥等11个农民协会成立。不久，由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助长了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汪精卫集团公开哗嚷“联合反共”，对农民运动加以限制，这时大好形势，急转直下，生气蓬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同时宣告失败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却又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特别是1946年，它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反革命内战以后，通货膨胀、物价猛涨、横征暴敛，抓兵拉夫，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广大农民生活苦不堪言。抗粮抢米之风，此起彼伏，无法遏止，使国民党政府感到“惶惶不安”，反动统治遭到沉重打击。
   “雄鸡一唱天下白”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残兵败将溃不成军，1949年5月9日，临川解放了，这天早晨，碧空浩浩，没有一丝云彩，远望东方，灵谷山峰在红色朝阳下显得更加巍峨秀丽，这象征着江山易主，临川的黑暗统治和广大贫苦农民昔日的“生命无保障、生活无依靠”的苦难日子将一去永不复返了。全乡人民重见天日，欣喜若狂。他们说：“我们早也盼，晚也盼，到底盼到天亮了。” 第二节 农村阶级的构成和土地关系 临川解放不久，中共临川县委就遵照江西省委指示，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和生产救灾运动，帮助农民战胜困难，恢复生产，安排生活，建设家园。通过双减及以工代帐，生产自救等运动，基本上帮助全乡所有缺粮户解决了春荒困难，使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有了着落，对全乡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解放初期的严重困难克服了，但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改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是因为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存在。在旧社会的农村，阶级的构成主要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中包括封建地主、半封建地主，以及半地主式的富农（虽然他们自己或雇佣劳动经营土地，但又出租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同进往往又放高利贷或租人一些别人的土地经营，所有这些都带有封建剥削的性质）。地主当中，又分收租地主，经营地主和半地主（富农）三种类型。农民阶级中，分为中农、贫农、雇农。
   收租地主——一般地租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而不参加劳动者。
   经营地主——主要是靠自己所经营的土地上的收获物来维持生活，这种收入占他们的总收入的50%以上。土地经营者主持农业生产，雇用农业工人，指挥耕种，但是自己不劳动，靠剥削雇工而不是靠剥削佃户来取得收入。
   富农——既有经营地主剥削雇工的特点，又有收租地主出租多余土地的特点。经营方式则较经营地主为进步，因为自己参加劳动，但又剥削雇工，其剥削量占总收入量的25%以上，属于是半地主、半农民的阶段。
   中农——包括富裕中农，是农村小资产阶级，他们约占农村人口的30%。他既不剥削别人，也不被别人剥削，唯其中的富裕中农有轻微的剥削，如农忙的雇用短工等。
   贫农——是农村半无产阶级，自己所有的土地不够维持生活，要租种一些土地或出卖劳动力，或从事一些副业劳动如木匠、篾匠、石匠或小贩等，以补生活上的不足。
   雇农——是农村的无产者，自己没有土地，湖南乡雇农的数量略地主少些，贫农和雇农合计约占农村人口的70%。
   第三节 农村土地的租赁关系 租赁关系就是土地占有者和土地经营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旧社会的租赁关系是最落后的封建或半封建的租佃关系。地主和富农在他们霸占的大量土地中，除小部分自己经营雇工剥削外，约有80%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这种租佃关系，就是向农民榨取苛重的封建地租，它不仅攫取农民的剩余生产物，而且还要剥削必要的劳动一部分，侵犯了农民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必要劳动的产品。顾炎武《日知录》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耕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七八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耕作，一亩之费可一昏，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食者。”用句简单的民谣就是：“禾镰挂上壁，家里无米吃”。
   湖南乡解放前地租类很多，但主要有三种：一是包租，又叫“定租”。虽然不会被随便夺佃，但是每年的租额却是固定的，不论丰收欠收，佃户都要按租额全部交足。包租一般以稻谷为计算，也有折交豆、棉的。由于地肥瘦不同，租额从稻谷一石到二石不等，约占正常年景总产的一半左右。有的地方这种“永佃制”又分田底和田面两部分，田底就是土地的所有权，田面就是土地的使用权。有些地方田底和田面可以分别出专门出卖或转让给不同的人，从而产生了地主与佃户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二是分租，又叫“活租”。这是一种“分益制”，它是根据土地的收益量和主佃双方约定比例分配农业生产物，分租的办法是：地主不劳动，只出土地，所需种子、肥料、劳力全由农民负担，分配的比例有四比六、五比五等，甚至连稻草也要按比例分配。三是预租，又叫“先付后种”。这是一种“典租制”。农民种地主的田，要预付一年到几年的地租，贫苦农民没有钱交预租，只有借债，就要先受高利贷的剥削，而地主取得预租后，又可获高利贷，对农民进行双重剥削。
   地主阶级为了加强对农民的压榨，还搞了不少额外剥削的花样，大致也有三种：一是实物押租。农民为了取得土地租佃权，要先向地主付一定数量的钱或粮，作为“押租”。如果年终交不出租，地主就扣押租。二是虚田实租。地主以不足一亩的土地租给农民，却要按一亩计租。有的只有七八分地，也要农民按一亩交租。三是大秤大斗。这是地主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收租时用大秤大斗比一般的每石要多收10—15市斤左右。
   贫苦农民在封建地租的重压下，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不得不向地主、富农和奸商借债，遭受高利盘剥。有的地主、富农和奸商，乘农民在青黄不接急于用粮或用钱时，强迫农民把即将成熟的稻麦等作物低价出卖，即所谓“卖青苗”，有的便借机“放债谷”，出借稻谷一担，借期不到两三个月，就要还一石五斗，十个月到一年的还要还二石。有的小斗出、大斗进。剥削特凶的是“印子钱”，一般借4—6个月，就要对本对息，还正如地主阶级所赞颂的“钱赚钱，没有边”。农民一背上这种高利贷，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一辈子不得翻身。
   黄莲苦，比不上农民的生活苦，蛇蝎毒，还不如地主的心肠毒。在旧社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广大农民成年累月辛勤劳动，却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不少人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一亩难收2—3担谷，可是租谷就要6—7桶，占收入的70%左右。除此以外，还要无偿地为地主做各种劳动。交纳保甲捐、房屋捐、自治捐、土地税、地价税、营业税、壮丁费、民夫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嘉溪村委员会农民胥十里，原来全家有16人后被国民党抓兵死在外面3人，因偿还地租和高利贷忍痛出卖了三个儿子，出嫁了二个媳妇，加上衣不蔽体，食不饱腹，饿死了七人。到解放时只剩下他一个孤老。他曾说：“要不是解放，我这把骨头也不知哪里去了！”这活生生的事实，对于旧社会的封建统治，就是一个血泪的控诉。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广大群众虽然迅速地摧毁了农村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政权，但是对农村的经济基础却一时还来不及改变。经过一年半时间广大农民在运动的斗争中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也在斗争中把地主“威风”和“尊严”开始打下去了。使地主、土匪和国民党三位一体的封建统治受到严重打击，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了初步锻炼，于是他们迫切地要求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决心打倒封建势力，铲除农民贫困的根子，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并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
   第四节 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了出号召：“有步骤有秩序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紧接着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临川县遵照上述文件精神，于1950年11月正式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7月起开始作准备，先后举办了6期土改干部训练班，培训了土改千分之一干部子女和土改干部1600余人次。
   1950年11月20日至1951年1月15日，一区（嘉溪）由金溪县县委组织部长刘声钲任土改工作委员会主任，开展全县第一批土改工作；当土改工作队进入各区乡时，广大贫苦农民都喜气洋洋，成群结队地敲锣打鼓，鸣放鞭爆，迎接亲人。土改工作队走到哪里，就受到哪里群众的热烈欢迎，整个农村都像烧开了的水一样全部都沸腾起来了。
   土改队进村后，普遍按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的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但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上前段减租面积大，反霸地区小，斗争不深入，封建势力还未完全削弱，直至土改开始，部分乡村仍然或明或暗被少数地主阶级操纵和掌握，减租减息运动也发现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农村政权和农民协会、妇女会及民兵等组织虽已建立，但不够健全。在这一情况下，土改工作队注意了把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采取运用人民法庭公审，宣判和群众控诉相结合，说理斗争与算细帐相结合的办法，把敌对敌斗争引向深入，这样既纠正了吊打用刑的作法，又攻破了地主顽抗的局面。同时在做法上坚持了重点突破，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波浪式发展的工作方法，这样才使土改运动得以正常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地主阶级以致命打击。
   土改进行的作法是：①动员土改，酝酿斗争；②发动贫雇农，开展斗争；③检查阶级深入斗争；④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以及征收富农应征收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进行分配；⑤民主建设，巩固胜利成果等五个过程。选贫雇农主席团，编组贫雇农小组，开展访贫问苦，把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的贫雇农充分组织起来，尽量发挥在土改中的骨干作用，并依靠他们诉苦挖根，扎根串连，进行阶级教育，提高广大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划清阶级界线，增强搞好土改的斗志。按照党的政策，划定各阶层的阶级成份，整顿和健全农民协会、妇女会、民兵等群众组织，同时组织力量，丈量土地，造册登记和按照政策，没收地主阶级几千年来剥削农民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其他多余的粮食和房屋，以及征收富农、工商业户和小土地出租者应征收的一部分土地，经过一系列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土改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经过土改后的农村经济结构起了根本变化，实现了过去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贫苦农民世代用血汗开垦和种植的土地，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手里，多少年盼望土地的愿望实现了，在那些日子里，哪里开始分土地，哪里就象办喜事一样，整天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许多农民分到土地，拿到土地证时，看看自己的田，摸着肥沃的土，拿着手中的证，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他们把写着名字的小木牌，插在分得的土地上，有的还在上面写上“翻身地”三个大字，他们逢入互相祝贺，并激动的说：“这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啊！”、“共产党真是我们救命恩人。” 第五节 镇压反革命 抗美援朝运动 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几乎是与土地改革运动同时进行的。1950年12月至1951年4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先后枪决镇压了十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鹏溪的江西省少将保安副司令周忠恂，兰坊村的青帮头子涂春太、余培寿、流坊村的土匪青帮头头子何龙光、恶霸保长徐俊，山塘村的恶霸保长胥润发、杨细辉，春光村的土匪头子吴林宗、坪山村的土匪郑保初、店下村的伪县长杨抱经。1951年5月，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湖南乡地区翻身青年踊跃自愿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全乡参军人数六十多人，陈福祥、章祥生等九位英雄儿女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第六节 土改复查运动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土改复查是土地改革运动收尾的一战，它上承土改，下接生产。土改是为了未来的生产建设，而土改复查是改革转入生产建设的重要过程，它要结束旧的生产关系，确定新的生产秩序，因此在分配土地后，县委紧接着又于1952年10月在一区游家乡进行了土改复查试点。
   在土改复查中，二、三类地区的确发现有少数地主、富农该划的没有划，该斗的没有斗，不些地主分子的反动气焰还很嚣张，他们的所谓“威信”还根本没有打下去，群众对这些错误做法和现象，都表示强烈不满，坚决要求纠正，后来这些问题，经过土改复查，都得到妥善的解决。
   在政治方面，土改复查中正确贯彻了发动群众对适度分类排队，分别发动的方针，采取“四查”（查敌人、查齐心、查组织、查生产），“三比”（比两个党、两个社会、两个政府）的办法，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因而有效地制服了敌人，巩固了自己。在组织方面，经过民主运动和组织建设整顿健全了农村基层组织，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农村干部，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至此，湖南乡的土地改革历史任务宣布胜利结束。由于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和土地、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国家和有关部门（银行发放贷款，供销社供应生产资料，农业部门推广技术和良种）的支援下，决心努力搞好生产，支援抗美援朝，他们说：“一粒粮就是一颗子弹，我们要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支援志愿军多杀美国鬼子。”那时正值春节期间，他们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个个心潮澎湃，唱出了很多感人歌谣：“从前过年如过关，如今过年好喜欢，消灭封建得解放，革命生产要加鞭”，“春节到来万象新，贫下中农喜盈盈，全村团体贺新禧，用心协力土变金。”整个农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欢乐景象，广大农民真正变成了农村的主人。
   第二章 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 土地改革的胜利，把封建土地制度变成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使农村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是在湖南乡农村中，除了一部分已被大大削弱了的富农经济外，大量的是以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结构中的基本形式。这种小农经济刚一建立，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种极性，也同当时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条件相适应，因此迅速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多农民也想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从此来发家致富，但是这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经济，又是很不稳定的。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难免要倾家荡产，所以当时有人把小农经济比做“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一场空”、或说“草上露珠地上霜，风吹日晒不久长”。很多贫下中农依然摆脱不了经济上的困难处境，加上耕地不足，生产工具仍然是延续着解放前的牛、犁、耙为主的生产方式，没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多数农民生活也不富裕，所以尽管他们生产热情很高，也无法使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因此，在土改完成后，党中央决定趁热打铁，在农村建立农业的社会主义体系，通过说服教育和典型示范，根据自愿原则，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并且提出了一个由低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规划，使农村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就是：第一步在农村广泛发展以个体经济为基础和根据互助互利原则自愿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互助组，互相依据互助程度的不同，分为临时（或季节）互助组，常年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的基础上，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性，（简称初级社）。它的特点是：土地、耕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社员私有，但作为股份给合作社统一支配和使用。社员的劳动由单个的劳动变为有组织的劳动，产品在扣除生产费和公共积累以后，一部分根据社员劳动情况，以劳动报酬的形式分给社员，一部分根据社员入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进行分配。随着生产的发展，加上分配时又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因此使初级已形成劳动者部分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步由初级发展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
   第一节 大力发展互助合作运动 农业劳动互助，是以三、五户或者稍多一些户，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根据自愿互利原则，结合起来的一种分散经营，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解放前，湖南乡境内农民有一种传统的换工互助的习惯，这种传统的互助合作，是由自然灾害和紧张的农事季节促成的，他们每年一到农事繁忙季节，如春耕插秧，夏收夏种等，为了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在劳动人手不够时，就请亲友邻居互相帮助，叫做“打帮”或“换工”。这种互助一般有三种形式，即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它们虽属自发性质，也没固定的对象，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中有一种通过共同劳动来搞好生产，求得共同富裕的愿望。自从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这种互助合作的形式，就有了新的发展。它的第一步是在传统“换工”互助的基础上，在个体经济中建立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集体劳动组织——互助组。在这种互助组内，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各成员户所私有，由私人支配，各成员户的收入，由自己土地上的产量和参加集体劳动的耕畜、农具和出工的报酬所决定，而不是由全组的共同收入来决定。所以按其生产关系的特点，它仍属于个体经济的性质。但是由于它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集体劳动，所以能够发挥某些劳动协作的优越性。这种互助组有两种形式：一是临时性互助组（或称季节性互助组）。它在主要农事季节时，大家联合在一起干活，解决季节紧，人手少的矛盾。一般是5—7户组成，由组长轮流分工，并按等价交换原则，以工换工，或者付给报酬。二是常年性互助组。这种互助组农忙农闲都集中在一起干活，除设有简单的记分评工处，也有组织的生产计划和农事安排，由组长根据农事情况统一分工，年终时全面清工结帐（也有按季节或按月结帐的），在处理劳动与耕畜的报酬上，适当注意按劳取酬的精神，有的并有一定的公共积累。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首先带头组织互助的是广大的贫下中农，如一区嘉溪乡贫农肖炳禧在1951年春天，土改刚一结束就带头组织了肖炳禧互助组，全组32户，耕地278亩；以贫下中农为骨干的互助组陆续诞生标志着社会主义萌芽在湖南这块土地上产生起来了。由于这些带头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在生产上发挥了一定的优越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这些互助组很快地成为全县农民学习的榜样，有效地促进了全县互助合作运动的蓬勃开展。
   贫下中农组织起来以后，由于劳力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得到比较合理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个体经济生产的困难，并且开始推广了一些稻棉良种和先进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虽然湖南乡遭受了一水一旱一虫的严重农害，但各地由于在抗灾中注意发挥了互助组的核心作用，解决了灌溉的困难，同时还及时组织群众用人工扑灭虫害，充分地发挥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互助组的广大农民，通过共同努力，不仅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而且还初步培养了集体观念，有的互助组把这种集体的互助合作精神发挥到组外，帮助单干户和困难户进行抢收抢种、抗旱灭虫等生产活动，使受帮助的农民经常感激得热泪盈眶，连说：“互助组的人真好，毛主席的教导就是好！” 第二节 大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经过两年多的互助实践，广大农民都普遍看到了互助组比单干确实具有许多优点，但也认为互助组毕竟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经营还是分散的，无法进一步扩大生产，一是在分散经营的情况下，经常发生排工有争先恐后的矛盾，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又很强，“春争日，夏争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稍一延误季节，就必须影响产量和收入，特别随着互助组的发展，较多的富裕中农进来以后，他们强调自己的田多或借助贫下中农需要他们的耕牛、农具搞生产，总想在互助时争先。由于争先的矛盾没有解决，所以有的地方出现“春组织，夏互助，秋跨台，冬不见”的现象；二是人、畜、农具换工的矛盾也很尖锐，互助组实行集体劳动，虽然有利于劳力、耕畜和农具统一调剂使用，但耕畜和农具大多发球属于富裕中农私人所有，他们常常借故在换工中，提高牛工，或者对农具的使用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只要他们稍不如意，组里就无法统一调剂安排生产；三是土地、劳力、资金都不能更好地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在分散经营的条件下，土地不能因地制宜种植，劳力有时不能统一安排，资金不能统一筹划。所有这些，都表现互助组的局限性，束缚了生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广大农民群众在互助组的集体劳动中，逐渐产生了集体经营的要求，许多互助组自发地由季节转为常年，有些进行了合并，成立联组等形式，突破互助组的生产关系。
   为了及时引导互助组向高级——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1953年在地委的领导和帮助下，由地、县派出联合工作组，在一区嘉溪乡肖炳喜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进行建立初级社试点，建社工作从1953年2月25日起到3月19日结束，历时23天，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和细致的筹略，确定了生产、劳动、分配和经营管理等各项制度，建成了全专区第一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肖炳禧初级社），全社共22户，其中雇农5户、贫农12户、中农15户，共计125人，经社员民主选举，肖炳禧当选为社主任。在宣布初级社成立的那一天，全体社员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敲锣打鼓，扛着红旗，象办大喜事一样，举行了热烈的庆贺大会，地、县委为了认真把全专区这个第一个初级社办好，除在社内确定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外，并先后由县委派出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许勤、钟兰熏、陈下隆、王焕文、付仁杰等同志分别驻社，协助工作。
   生产关系的改变，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肖炳禧初级社一成立，就显示了它前所未有的优越性。这年仅粮食生产，就比上年获得大幅度增产。从而这个初级社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全县贫下中农，肖炳禧也曾多次到区里、县里介绍办社经验，同进到这个社来参观学习的人也络绎不绝。人们到处议论初级社，传颂初级社，要求建初级社的热情越来越高。
   初级社的特点是：土地入股，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归公，统一使用，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即在初级社仍然保留土地的私有权，但要统一耕种，各种主要生产活动也要按统一的计划进行。对于耕牛、大农具等生产资料也仍是社员私有，但作为股份交社统一支配、统一使用。但也允许每户留有少量的土地作为自留地。对于耕牛和犁、耙、水车、风车等大中型农具，则采取作价入社，分期还款的办法处理，也有社除把大型农具作价入社外，对中型农具则采取折价租用，损坏照赔的办法，小型农具则都是采取自有自用自备自管，社员劳动入社后，则由单个的私人劳动变为共同进行的有组织的劳动，这就有效和解决了互助组时期所存在的分散经营和集体劳动的矛盾，社员收益分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了统一经营的集体生产发展的水平。这就有利于增强劳动的集体观念和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统一经营还能合理利用土地和劳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
   第三节 高级农业合作社普遍建立 由于初级社保持了土地私有制，社员入社的小块土地，有不少是“插花田”，初级社即不能把人股的土地进行有计划地调整，治理、改造，也不能利用入社土地兴建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防治水旱灾害，更不能使用农业机械，提高耕作水平，因此，初级规划的实施，虽然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要兴建灌溉渠道和实行机器耕种，却无法通过初级社社员们互相交错的小块私有的土地，曾经促进生产发展的初级社，现在又成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障碍。同时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分红”，它与按劳分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土地报酬拿得多的是富裕中农和中农，而初级社的增产和收入的增加，则取决于劳动，凭土地多就多拿报酬，这是私有权占有了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个问题长久不解决，也势必影响贫下中农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初级社的这些矛盾表明，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就要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转变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县委为了适应大办高级社这一形势的需要，又于1956年2月组织工作组，在嘉溪乡肖炳禧初级社的基础上，把茶溪、宋戴、张扬、嘉溪、前途、加村等6个初级合并转为一个高级社，入社农户为195户，516人，耕地为1402亩。高级社建成后，他们突破初级的社界，修筑道路，平整土地，把高级农业社的生产搞得轰轰烈烈。
   高级农业社，是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模更大（一般都在100户以上，相当于现在一个村民委员会的范围）和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经济组织。其特点是：1、社员的土地无代价地转为集体公有；2、社员的其他重要生产资料，如耕牛、大农具等，作价入社转为公有；3、社员的生活资料和零星树木、家畜家禽、小农具，经营家庭副业的工具归社员私有；4、每户社员可以留用一定数量的公有土地作为自留地，自行经营；5、全社按照统一计划，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6、全社的收入在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公积金、公益金后，全部实行按劳分配。
   高级农业社废除了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实行了完全的按劳取酬，因而能够更好地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克服了初级社土地私有和统一经营的矛盾，有利调整土地，合理使用土地，改善过去初级社之间“田地插花，社员穿梭”的状况，而且更有利于公有财产的积累，同时对缺乏劳力，生活无靠的鳏、寡、孤、独者实行“五保”（保吃、穿、烧、葬、教），使他们（她）生养死葬都有依靠。由于以上原因，它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中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为农业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第四节 农村人民公社化 1957年，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制度，党在农村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宣传教育。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推动下，村从1957年冬就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办农田水利，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和大办农村工业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广大群众在各个乡党总支的领导下，冒着历史上罕见的严寒，开展了大大超过高级社范围的农田水利建设之战，各个水利工地上的日日夜夜，都是一派热气腾腾，真是“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春节前夕，贫下中农还破旧立新，提出响亮的“作坝作到年二十九，吃过年饭又动手”的口号，不少贫下中农在这一年过了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春节，老农们都兴奋地议论着：“从来没有见过农业上打过这么大的仗，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啊！”广大贫农在大搞水利建设中看到，要迅速改变农村面貌，单靠一个高级社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必须几个社或几个乡联合起来才行，因而提出在土地规划、劳力调配、资金使用上，采取打破高级社界限的要求，并且出现将高级社进一步合并的情况。
   1958年8月29日党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号召全国农村积极地在高级社基础上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传到农村，“办人民公社”这件事就成为广大农民议论的中心，1958年9月1日，全地区的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湖南人民公社正式成立。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就是公社的规模运动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高级社。“公”就是公有化程度比高级社更高了。特别是由于人民公社实行了政社合一，党派出了一批国家干部加强公社的领导工作，这就使公社既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在公社统一组织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比以前更得到合理和有效的使用，有力地调动了一切因素，使1958年的秋收冬种工作，做到时度快、质量好，同进多种经营和社办工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初步地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广大农民把人民公社比作是初升的太阳，愿它对社会主义道路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后来公社的发展刮起了“共产风”，并出现严重的“一平二调”现象，“共产风”主要表现是：社“共”队的产，“一平”就是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把供给制当作按需分配。同时在公社内搞穷富拉平，取消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二调”就是公社“无偿调用”基层生产单位的劳力、土地、物资和资金来发展社一级的经济，有的还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由，收调社员的家畜家禽，这样不仅削弱了现有经济，也影响了社员的分配。有的地方还搞了所谓的“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吃饭食堂化、小孩托儿化”。要求社员家属都在食堂吃饭，集体住宿，有不少地方还办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食堂”，加上当时全国报纸天天连篇累牍地报导“小土群，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土有多高产”和“大批条件论，掀起大跃进”等等在农业上也掀起了“大搞移蔸并丘放卫星”。强迫群众搞土地深翻，由于不讲科学，把生土翻上来了，打乱了熟土层，造成作物减产。总之，当时在所谓破除右倾保守思想的政治压力下，形成的“浮夸风”、“瞎指挥”、“高征购”等等都严重地打击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结果使当年极为优势的气候条件所带来的农业大丰收，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丰收，反而造成惊人的浪费。
   为了彻底纠正公社化中的错误，1961年初毛主席又亲自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这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纲领性文件，《六十条》总结了1958年以来我国干群建办人民公社的经验，提出把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下放到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是说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应分别归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而在三级集体所有制中，又要以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其具体要求是：1、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包括山林、水面、自留地、宅基地等，都归生产队员集体所有。2、生产队的耕牛、农机、物资、设备等生产资料，都属生产队集体所有，其他任何单位都不得无故占用。3、生产队的劳力归生产队支配，其他任何单位不得任意抽调。4、生产队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生产队所有，由生产队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处理和分配，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调拨。5、公社和大队两级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拥有的财产和生产资料，则分别为公社和全大队的社员集体所有，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无偿调拨。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它既保留了原初级社和高级社的许多优点，又有初级、高级社所没有的，能够容纳不同生产力的三级所有制，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第三章 生产经营上重大转变 第一节 家庭联产承包制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拨乱反正，恢复了各项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并根据新的情况，于1979年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过去，湖南乡在农村集体经济的计酬方法上，都要实行工分制，具体形式有三种：一是底分死记，即按每个社员的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评定他一天的劳动底分，出一天工就记一天分，因此底分一评好，劳动好不加分，差也不减分，所以常常产生“奸滑人站着看，老实人气得不想干。”二是底分活平，即以每个社员的底分为基础，按每天的实际情况，套算出每天的工分。这种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员实际劳动支付的劳动量，但是评工很难办，往往出现“评工争，记分吵，田里做事图轻巧”，三是定额计工，这种办法虽比前两种前进一大步，但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固有特点，和当前落后的生产力，很多农活难以定额，即使定了，也不易检查验收，并且往往导致社员“只争千分，不问千斤”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广大农民从各地地实际情况出发，为了改变以上种种计酬的弊端，促进生产的发展，他们创造了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生产经营上的重大转变，所谓生产责任制，就是按照劳动协作的客观要求，把各项生产具体落实到各个劳动组织或个人，使每个劳动组织或个人明确自己的生产职责和权力范围，按照规定的要求完成生产，并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负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以保证生产的秩序地进行，目前，全乡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专业承包——在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前提下，根据各人专长的能力大小等实际情况，分工协作，分农、林、牧、副、渔、工各业生产，各业承包的经营项目，又按方便生产和有利经营的原则，把生产活动分别包给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联系生产成果（产量或产值）计算报酬，包产以内统一分配，超产、减产则分别奖罚。
   包产到组——包产到组在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狠抓生产活动，划分为若干田间管理作业组，然后将耕地、农具，种植面积、生产指标、肥料、种子分配到组，对组实行“五定一奖赔”，即定劳力、定面积、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和超奖减赔。由于固定了作业组，经营的好坏，按各作业组生产成果计酬，集体统一核算分配。
   包产到劳——在集体经济统一计划，统一用田、耕牛、农具统一调配劳力，统一核算分配的条件下，按劳或人劳比例分地定产，以产计分，超产部分实行奖励，减产部分实行赔偿，把社员的劳动成果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一种能够体现统一经营和个人负责相结合起来的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在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把耕地按劳动力或人劳比例分配给农户使用，同农户签订合同，包产量，包工分，包费用，包产部分集体统一核算分配，超产部分全奖，减产部分全赔。
   包干到户——在坚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集体把耕地按人口或人劳比例分给农户使用权，对大中模农具也作价给农户管理、使用，生产队提取一定产值。包干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也不实行统一分配，生产全过程基本上是分户经营。产品的分配形式是：在保证完成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和集体提留部分外，多余的产品全归社员自由支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到1982年秋，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制）便发展成为湖南乡多种联产承包制的主要形式，并且开始向农业各个领域和城镇工业、商业、服务业扩展。
   第二节 农民负担的管理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按照《农业承包合同》规定，农民必须履行向国家缴纳税金（公粮等），交售粮食，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同时完成相应数量的村提留乡统筹等款项，并提供一定数量的集体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这些均属农民负担范畴。
   1990年后，有关部门为搞达标活动，出现各种形式的集资，农民社会负担开始增重。1990年12月22日，为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江西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研究通过了《江西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规定农民上交集体提留和乡统筹，要以乡镇为单位计算、并控制在上年当地每人平均收入的5%以内，其中：村提留和乡镇统筹各占一半。并规定乡统筹使用范围为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筑养护乡、村公路桥梁、广播线路维修五个方面。村提留使用范围为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个方面。
   湖南乡党委政府遵照国务院1991年12月1日颁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要求各乡镇切实做好：（1）村提留乡统筹不能超过上年本乡镇农民人均收入5%；（2）村提留乡统筹款必须专款专用，不能挪作别用；（3）农村义务工每个劳动力规定5—10个，劳动积累工每个劳动力10—20个；（4）向农民集资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量力而行。为了加强农民负担管理，乡政府决定成立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与经管站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负责全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湖南乡1995年农民负担决算 全乡19个行政村，人口40653个，劳力20002个，上年入均纯收入1300元。
   （一）乡统筹款：905546元。其中用于：教育经费603968元，计划生育100616元，优抚100616元，民兵训练100616元 （二）村提留：1006162元。其中用于：管理费402465元，公益金201232元，公积金402405元 （三）义务工：150000个，劳动积累工：30000个，二工合计：450000个 人均负担47元，占上年入均纯收入3.6，每劳二工负担22.5个。
   1995年4月，秋溪、连城、河西、河东等乡镇先后发生农民群体性事件，部分农民在少数违法分子唆使下冲击乡政府，殴打乡干部，干群关系恶化。原因主要是农民负担过重，乡、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而引起。1995年国庆节前后，一些农乡镇的农民因负担重，对现实不满，出现冲击村委会和级镇政府过激事件，甚至出现打、砸、抢、烧。一时间，“维护农村稳定，巩固农村政府”严惩打、砸、抢分子的标语贴满湖南乡、村、字校。农民形容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所谓“头税轻”是指农业税，只占三提留，五统筹和农业特产税，生猪税的七分之一。所谓“二税重”是指“三提五统”、农业特产税，生猪税是农业税的七倍。所谓“三税无底洞”，是指税费规定以外的社会负担，如教育集资，以资代劳和五花八门的“三乱”收费，罚款，远远超过头税二税。
   群体事件后，临川市委、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一是下发《坚决制止农民负担反弹几个具体问题的紧急通知》；二是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审核，一切不合理的收费项目立即废止，纠正生猪税、农林特产税按人、按田平均摊派的做法；三是调减乡镇财政收入2000多万元，清退学生入学超标准收费144万元、生猪屠宰税1377万元，调减棉花收购任务3万担，核减定购粮任务520万元，共计减轻农民负担2100多万元。11月13日发文，对村级1993年度至1995年度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全面清理，严厉打击了贪污、挪用、浪费等违纪行为，对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农村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1996年，临川市委、政府遵照国务院［96］13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精神，对全市农民负担管理建立了三项制度：一是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由市减负办把关，控制各乡镇农民负担费用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5%；二是农民负担卡发放制度。并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的通知》；三是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由市减负办、审计局等部门对各乡镇的统筹、提留款的收缴和使用情况不定期审计，严格执行中央减负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997年年初，临川市委、政府进一步加强农民负担管理，落实中央提出的“约法三章”，巩固减负成果，下发府字（97）1号文，对农民负担监督管理要求坚持实行“四个不准”，全面推广“六项制度”。四个不准是：不准恢复执行已取消的集资，基金收费项目和达标升级活动；不准擅自出台未经省批准的农民负担新项目；不准层层加码非法强行向农民收款收物，严格按计划征收和使用；不准平调和挪用乡村提留统筹款，实行专款专用。六项制度是：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度；农民负担卡制度；义务工积累工两工结算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一个漏斗向下管理制度。全市由于严格执行上述各项规定，农民负担有明显下降。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96）13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市委、政府下发市字（97）8号文，规定“三个稳定不变”“五个严禁”：一是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二是严禁在农村搞法律规定外的任何形式的集资活动；三是严禁对农民的一切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四是严禁各种摊派行为；五是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
   1999年，全国召开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副总理指出减轻农民负担关系到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关系到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临川市委、政府要求各级干部要认真领会和贯彻好温家宝副总理讲话精神，坚决执行中央减负政策，禁止一切乱收费乱集资行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本市农村社会稳定。
   2000年，国家实行早稻收购退出保护价，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困难，年初，临川市委、政府两办下发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乡镇和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中央规定农民负担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认真做好2000年农民负担预算工作。全乡农民负担再一次大大减轻。
   农民负担1997年全乡农村总人口38680人，县乡村三级统筹款3171760元人均82元，上年人均收入2000元，占上年人平收入4.1%。其中县乡统筹1585880元，其中教育基金951528元，计划生育158588元，优抚金158588元，民兵训练158588元，养路、护林、广播、电话158588元。村提留1585880元，其中管理费634352元，公益金317176元，公积金634352元。
   2003年全面进行“费收税。费改税，取消三提五统筹，取消教育集资和生猪税，按前三年粮食平均产量，每亩征收7%的农业税加上20%附加税，作为管理费返还给村委会。通过费改税，本乡农民减轻负担20%以上。
   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国粮食连年减产，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情况，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惠民农政策，“多予”是指农民种田，国家给钱，国家采取直补的政策，早晚稻按复种面积计算，每亩补贴20元，种植优良品种，早稻，晚稻每亩分别再补10元，15元。“少取”是指从2004年开始，逐步降低农业平税率，本乡当年减免农业税率三个百份点。减轻农民负担43%；“放活”是指提高稳定粮食收购价格，粮食国家保护价每斤70元以上，农户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给予一定的补贴。
   2004年—2005年建房收费：2004年全乡新建房21669平方米，2005年全乡新建房23567平方米，收费标准：耕地占用税2.25元/平方米，开垦费20元/平方米，防洪保安资金0.75元/平方米，建筑营业税6元/平方米，工本费10元/本。
   计划生育：自税费改革以来，已实行外出务工人员办证零费制。生猪宰税全面取消，生猪宰税地税只征收个人所得所及国税增值税。
   农业生产和经营性收费：“一事一议”筹资筹劳：2004年全乡19个村委会一事一议项目，共收费453072元，项目使用271843元，人均负担18.60元。
   2005年全乡共批一事一议项目56个，群众会议商项目4个，批准收费123.4万元，人均负担31.64元，其中乡综合服务站代管710950元。
   2004年两工收费标准为80元一个劳力，实收两工筹款125万元，人均负担32元。
   农业税减免2004年农业税降低3个百公点，农民减负43%实收农业税104.4万元，农业税附加20.88万元，合计125.28万元，人均负担32元。
   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人均减负32元。全乡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一农业税已成为历史。
   粮食直补及粮种补贴2004年，全乡种粮直补资金617348元（上面实拨619593元）早稻晚稻每亩平均10元，良种补贴501321元。
   2005年全乡种植补资金634851元，早晚稻每亩平均10元，良种补贴305555元（实付651148元） 2006年早稻面积30117亩，每亩补贴11.80元，共计补贴355380元，每亩后又新增补贴9．20元，共补贴277076元，良种补贴每亩10元，共补贴30117元，三项补贴合计933626元。
   村级转移支付2004年区财政局安排村转移支付24.7万元，每个村平均13000元，共19个村 2005年区财政局安排村转移支付43.7万元，每个村2300元其中原税改转移支付24700元，新增村级转移支付19万元。
   税费改革 2002年税费改革，改革前，全乡农民负担总额6121912元，人均负担157元。其中：农业税及附加130432元，农业特产税及附加570000元，村提留1682580元，乡统筹1682580元，生猪屠宰税384500元，农村教育集资498020元，乡统筹1682580元，生猪屠宰税384500元，农村教育集资498020元。（还有“二工”以资代劳未计算在内） 改革后，全乡农业税及附加和特产税附加总量2397200元，其中农业税及附加分别为2277200元，379500元，（农业税稻谷4217037斤，计税单价0.54元）。农业特产税及附加分别为120000元，20000元，人均负担61.47元，全乡共减轻负担3724712元，人均负担95.550元，减负比例60.8%。
   2005年取消“二工”（义务工、劳动积，累工）集资收费，全乡农民又减轻负担125万元，人均减负32元。（2002年“二工”收费为2169930元，人均55.60元） 第四章 农技推广 第一节 耕作制度 解放前，水田以种植早稻为主，夏、秋季耕地主要种植晚大豆及二季晚稻，冬季则主要种植绿肥及少量油菜，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耕地为冬闲田。主要复种方式，有绿肥一早稻一晚稻，二晚一肥制和早稻一晚稻（大豆、荞麦）二熟制。1949年湖南乡农作物复种指数为247.5%。
   新中国成立后，水利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全乡稻一稻一肥，麦一瓜一稻，稻一豆一油的三熟作物逐年增多，只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豆、麦、油以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受到一定的限制。1978年后允许发展多种经营，作物结构与耕作制度也有所改革。目前，全乡农作物复种指数为250.8%。二季晚稻种植面积与早稻种植面积基本持平。早稻、一季晚稻、二季晚稻播种面积占全乡水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80.83%、4.52%、80.18%；蔬菜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4.82%，绿肥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66.40%，全乡耕地复种方式主要有三熟制（稻一稻一油，稻一豆一肥，稻一杂粮一肥），两熟制（稻一豆（荞麦、红薯、蔗），麦一瓜（生姜、辣椒） 第二节 作物栽培 选种 上世纪50年代，推广单穗选种，在每年早稻收割之前，组织大批劳力，深入田间，选择颗粒饱满，无病虫割的禾穗留种，后为新的良种选育方法所代替。
   浸种以前，对种子一般采用风选、水选、谷箩催芽，清明浸种。解放后推行盐水、泥水选种，用西力生或石灰水进行消毒。一般春分后播种。
   育秧 历来沿用早稻水播、水育，晚稻水播、旱育，老式秧田每亩播种量600—800斤，如遇寒潮，秧苗常受冻害，发生烂秧。1953年开始推行新式秧田，实行稀播壮秧，田内作畦，畦宽5尺，每亩播种量300斤左右。1964年推广薄膜育秧，可以保温，提前播种时间。1980年改用地膜保温育种，每亩播种量为200斤。二晚育秧，后期水育，有的旱育，每亩播种量由原来的300斤减为150斤。杂交水稻，稀播水育，播量20斤左右。现大多用托盘育秧。
   插秧 解放初期，沿用旧习，早稻谷雨插完，晚稻栽到立秋，行株距早稻10×12或12×15，晚稻9×10或19×12.1956年采用“密植法”，早稻行株距7×9或8×10.1958年提倡高度密植，行株距缩为3×4或5×6，少数田推广湿润育秧，实行小苗带土移栽。二晚行株距一般7×8或9×10，早稻“立夏”前栽完，晚稻不栽“立秋禾”。现在许多农民都是抛秧，既快又好。
   耘禾 历来早晚稻一般耘禾两次。上世纪50年代起，提倡精耕细作，一般增耘1—2次。耘禾方法采用铁耙耘禾、站立脚耘和和跪伏手耘三种。现一般使用除草剂，不再耘禾。
   灌溉 早稻播秧后，保持遮泥水，分蘖前期，注意勤灌浅灌。分蘖以后放水晒田，一般晒到田里能站得脚住再灌水。早稻在幼穗期间，实行浅水“养蔸”，抽穗扬花期间，薄水灌溉。晚稻插秧后，灌水稍深，各个时期的灌溉，大至与早稻相同。
   收割 上世纪50年代，全用手工操作，使用禾镰割禾，禾斛脱粒，收割速度慢，地上散粒多。上世纪60年代开始推广打谷机，速度快三倍，秆上无余粒。2003年开始部分农户使用收割机。
   第三节 肥料施用 解放以来，湖南乡农民使用的肥料，主要是农家肥料和化学肥料。农家肥料多属有机肥料，主要有人粪尿、饼肥、堆肥、窖肥、草木灰、塘泥、绿肥及稿杆还田。绿肥是一种最好的基肥。化学肥料（简称化肥）有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氮肥以尿素、碳酸氢铵为主。硫酸铵、氯化胺、硝酸铵次之。由于化学肥料具有养分含量高，肥效快，施用和储运方便的特点，近年来使用量逐年上升，目前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60.6公斤。一些农民在肥料施用出现不合理现象，重化肥轻有机肥料，氮肥施得多，磷肥施用少，造成土壤有机质减少，土质逐渐下降。
   第四节 病虫害防治 上世纪50年代，主要采取“三光灭虫”，即田塍铲光，禾兜拔光，冬闲田翻光，对稻苞虫组织人工捕捉。从1963年开始推广药剂防治及灯火诱杀手段，主要使用“666”粉剂及滴滴涕防治水稻螟虫及其它害虫。此后，农药使用的种类及数量逐渐增多，有甲胺磷，杀虫双、杀虫胺、叶蝉散、井岗毒素、三环唑、叶青双、托布津等药物。在药剂防治的同时，逐步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重点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1974年以后，采取压缩早稻迟熟品种，选用抗病品种，并强调适时晒田，合理施肥，对减轻三化螟，稻叶蝉等病虫的发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6年以后，大力推广种子药剂消毒，对减轻秧苗一些病害的发生也收到明显效果。
   1982年分田上户以后，田里老鼠一年比一年增多，对早稻、二晚危害极大，严重的年份造成的损失达10%左右。为此，湖南公社每年都开展一次群众性灭鼠活动。1984年12月27日，临川县农业局转发湖南乡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冬季灭鼠的通知》按农田面积和农户数分配了筹集灭药款任务，共筹集灭资金1778元，通知肯定湖南乡政府冬季灭鼠行动讯速，措施得力，值得各地借鉴。
   第五节 农业机具 本乡农民沿用的都是传统手工农具。用于耕作的有木犁、铁耙、铁耖、辘轴、蘯杠、锄、锹、铲；用于提水的有手搅水车；用于收获的有禾镰、禾斛、风车、晒垫、筛簸；用于加工的有牛碾、石碓、土砻；用于运输的有扁担、箩筐、独轮车等。耕牛是唯一的耕作动力。从1949年以后，一方面在使用原有手工农具的同时，进行改良和引进仿制新式手工农具；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和推广农业机械。1955年以前主要是对落后的旧式手工农具进行改良和引进，推广一些新式手工农具；1956年至1980年是农业机械化大发展时期；从1981年开始，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集体所有的农业机具多数由个人或联户承包。同时，个人购置农业机具增多，农业机械转入巩固调整阶段。
   犁 长期以来，本乡农民一直沿用古老的手工耕作农具木犁。1955年引进江西水田犁。江西水田犁轻便灵活，能深能浅，速度快，耕作平稳，一直使用至今。目前因机械化操作正在逐步淘汰。
   拖拉机 1957年开始引进，1969年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公社农机站停办。1974年恢复设立公社机耕站，至1982年共有19台大中型拖拉机，共513马力，配套机引犁13台，电动机7台，共285千瓦马力，机引耙14台，柴油机36台，共580马力，抽水泵25台，机劲脱粒机1台，共3马力。1983年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拖拉机集体所有和集中管理形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机耕站撤销。拖拉机转由农民个人或联户承包搞运输、个体运输专业户购买拖拉机增多。尤以梅岗一带农民装运片石为多。目前大都由汽车取而代之。
   手扶拖拉机 1961年始用，因机体轻便灵活，耗油量低，宜于小块土地耕作，还可以碾米、抽水、一机多用，深受群众欢迎。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建立，生产规模的缩小，手扶拖拉机已发展成为本乡耕作主体机械，基本上取代了大中型拖拉机的机耕工作。
   水车 又称龙骨车，长3—4米，由一个木制渡水槽，两个木转轴轮99节龙骨和99块刮水板联接而成。有手搅水车、脚踏水车二种，本乡主要使用手搅水车。此外还有一种用牛作动力的提水灌溉工具叫牛车。整个牛车分牛车辋及水车两部分。牛车辋是个锥形大物体，中立一木轴，轴上设八根斜木连着车辋，下用十字木连成一个旋转整体，牛拉动车辋旋转，辋齿带动另一水平横轴轮，轴轮带动水车转动，提取河水或溪水灌溉田地。这种工具已被抽水机及自流灌溉取代。
   抽水机 有煤气抽水机，柴油抽水机和电动抽水机等类型。目前还有许多农民购买水泵作为抽水灌溉和家庭生活用水之必备机械。
   禾镰 一种传统手工收割农具，齿如锯，形似月牙，使用轻活灵便，本乡农民至今仍沿用这种工具收割水稻。
   禾斛 为传统手工脱粒农具。木制四方大斗，高二尺盈，边板用杂木制成，长五尺多。底部设有二根平衡木，俗称拖泥，以便于在泥田中拉走。脱粒时，全靠农民紧握禾把在斛壁内抽打，耗力大，速度慢，且浪费大，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逐步被人力脱粒机所取代。
   人力脱粒机 1956年始引进，60年代引进脚踏式人力脱粒机，比用禾斛脱粒快四倍以上，目前被大型收割机所代替。
   联合收割机 近几年来，稻子联合收割机已落户湖南乡农村，每台收割机一天可收割稻子30-50亩，收割、脱粒、扇扬一条龙，省时省工，极受农民欢迎。
   砻 一种用木头、竹片及三合土做成，形状象石磨一样分上下二层，上层能转动而用以去掉谷壳的做米工具，原为各家必备之物，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柴油机、电动机碾米而取代，现已不存在。
   碾 一种用牛做动力，将砻出的糙米用石轮逐步碾压成熟米的大型工具。原各村均备，现仍有部分村子保留以作碾枯饼或其他用。
   碾米机 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以柴油机为动力的碾米机。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部分村庄的碾米机开始转用电动机为动力。据1982年统计，全乡共有66台碾米机。现在不少私人购进剥壳机用来碾米，开办机米厂的很多。
   人力喷雾粉器 上世纪60年代后期使用，因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灭虫效果较好，已广泛推广，现几乎家家必备。
   耘禾车 专用于水稻中耕除草的工具，由一木轮两头套上铁轴，轮上钉有十二根铁齿而制成。人用挤力推动齿轮转动而翻耕烂泥，以达到锄草的目的。后由于密植不能应用而改成人跪在稻行中用手翻耘除草，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除草剂。
   第五章 水稻 水稻是湖南乡主栽的大宗作物，自古至今一直是著名产区，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境内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耕作和栽培经验，稻米产量，质量不断提高，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
   第一节 种植历史 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在公元前27世纪的神农时代就已有栽种，到公元前1766-1123年的殷商时代，水稻在当时农业生产中就占有一定的地位，从公元前1122年的周代开始，到公元前一、二世纪的一千多年间，水稻生产就有更大的发展，并且奠定了南方广大水稻区的基础。对于水稻的种类，《记胜之书》里明确区别了稗稻和秋稻（即粳稻和糯稻）。三国时的《能雅》里，首次出现了“灿字”，可知那时就已经有了籼稻。西晋人写的《广志》里记录了13个不同的水稻品种，有些还载明了不同的播种和收获期，《天工开物》一书还记载了江西地区小暑节前即成熟的早粳热种“敖公饥”“喉下急”，有米质好、色纯白，谷壳薄，呈金黄色的糯稻“金包银”等。到了十八世纪的清代，水稻生产就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延到现在，水稻生产在我国已有47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国农民在向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栽培经验，培育了数目繁多的适合各种自然条件的品种，使水稻栽培有着广泛的分布。
   新中国成立后，战祸平息，人民居乐业，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十分重视水稻生产，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引进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的耕作栽培技术，提高广大农民科学种田水平，使境内的水稻生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建国后近60年中，湖南乡境内水稻生产经历了1950-1957年的发展，1958年的挫折，1962-1965年的调整，1966-1977年的徘徊滞缓，1978-1991年的振兴，1992-2000年的稳步发展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7年），评选推广农家良种，推行“三变”（一季变双季、中稻变早稻、旱地变水田），改革耕作制度、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推动了境内水稻生产发展。
   第二阶段（1958-1962年），在“大跃进”口号下，农村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违背科学推广过早播种、高度密植，造成减产欠收。
   第三阶段1962年9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人民公社60条”，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农业技术推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农业八字宪法”增产措施，做到翻田、播种、插秧、耕禾、收割五个适时，深耕、搭配品种、密植、施肥、灌溉五个合理，引进试种，示范推广耐肥、抗倒、高产的矮杆良种，水稻面积和产量得到迅速恢复。
   第四阶段（1966-1977年），受文革极左路线影响，农村刮起“共产风”，取消社员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境内水稻种植面积出现徘徊，处于滞缓状态。
   第五阶段1978年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革“左”的错误思想，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区内水稻生产迅速发展，水稻种植面积单产总产均出现大幅增长，1990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变化，市场粮价下跌出现卖粮难，农业增长逐步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区内着力改革耕作制度，调整种植业结构压缩水稻种植，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大力推广杂交水稻，配方施肥，病虫综合防治，农田化学除草、薄露灌溉、塑盘育秧抛栽等行之有效的增产技术，提高单产，稳定总产。由于增产速度快，新建仓库不及，仓库容易饱和，在1984年—1985年之间曾一度出现农民卖粮难的局面。
   第六阶段，经过几年振兴，境内水稻生产稳定发展。亩产量除1998年因水灾有所降低外，一般都在377—422.9公斤之间。
   第二节 水稻品种 一、常规品种 湖南乡的水稻品种繁多，解放前的农家品种早稻灿稻有：城下早（早白）、细谷早、五十工、西厢早、抚州早、大叶芒、早色、水白早、大叶白、灿色早、矮脚白、高脚淮、秋后黄（秋下老）、早禾迟等。一季灿稻有：细红谷，金包银、八月白、矮脚八月白、硬稿子、霜降白、九赣白（九咀白）、硬稿白、大叶芒芦；一、晚二籼稻有：大叶红（红米）、鸟壳红、鸟咀白、红旱白八月白、麻壳红、柳叶晚、贵溪晚、高稿子、叶稿子、小叶柳（软锈柳）、大叶柳（硬稿柳、晚红（红谷）等。早糯谷有：六月糯、连子糯（鱼子糯）、红壳糯、粘米、金包银、白壳糯；一晚糯约有寒糯子，粘谷糯、过冬糯、重阳糯、红壳糯（猪血糯）、棉花糯、白壳糯等；二晚糯稻有：鱼子糯、柳叶糯、柳叶糯、红壳糯等。
   解放前后引进的水稻品种，高秆早稻灿稻有：南特号（抗战时期由南昌农场引进），赣农5636（解放前省农学院引入），赣东3425（1954年上高引入），莲塘早（1955年省农科所），陆财号，更新南特号，湖南早（又名湖南白，经萍乡引入），波阳早（1955年由波阳引入），四川早（1956年从四川引入），济阳早（从万载引人）等。二晚籼稻有：黄禾子（1951年从赣南引进）银梗晚、浙场9号（1953年从省农所引入），硬杆粘（原产赣州，1957年引进的江苏农家品种），铁粳老（1959年江苏松江农家品种），田上裕（1958年省农科所引入），芦秆白（1956年江苏宜兴农家品种），爱国稻（原产日本，经南城试验场引入），苏场314（1954年由江苏引入）。
   1964年以后，水稻品种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高杆品种转化为矮杆品种。先后引进的矮杆早稻籼稻有：6044、7055（省农科所），二九矮、矮脚南特号、矮南早、青小金早、广场矮、竹莲矮、青马早、红梅早、原丰早、中杆早、福矮（福建省农科院），广解9号、赣南早、先锋1号（1969年由浙江农大引进），铁骨矮（广东清远县农场引入），江矮早、朝阳早1号、二九南1号、广陆矮、珍汕、龙草号等。水稻品种经过不断引进，试种和筛选，到上世纪80年代，湖南乡种植的水稻品种主要有：红410，密粒红、754、755、小麦稻、付连矮和杂交水稻以及新莲二号，矮占选等。种植面积在20万亩以上，特别是“两红”更受群众欢迎。“两红”的特点是：穗多、粒大、千粒量重，单叶光能利用率高。后期功能叶片多，营养生长期短，生殖生长期长，全生育期120天左右。弱点是抗寒性差，容易烂秧，种性不稳定，在一般情况下，亩产可达700-1000斤。
   1984年引进早稻熟种73-07、优质晚种R4015，更换浙幅802、红410、754等米质差的品种，以后又先引进舟优903、浙辐218、M099、622、85-02、中86-44、湖南猫牙、上农黑籼紫香糯、赣香糯、粳稻秀水11、祥湖48和中早11、65002等优质稻品种种植。到2006年全乡主栽常规稻品种早稻有：浙辐8号、浙幅218、85-02、中86-44、中优早1号、3号、M09、6225、嘉优948、中早1号、中鉴100、赣早籼37等，晚稻有双竹粘、R4015、9194赣晚籼19号、23号、晚籼923、65002等。
   二、杂交稻品种 1977年湖南乡开始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主要组合早稻是威优49、协优49，晚稻是汕优2号、油优6号。1987年后杂交水稻主栽品种早稻，是优1华联2号、协优华联2号，晚稻是油优64、汕优46汕优10号，协优46和46和协优2374，一季晚稻是汕优63.1997年后境内栽培面积大的杂交稻品种，早稻有优166，优1402，二晚有协优432、协优2374、优1465，Ⅱ优86、金优桂九九、金优77，培特山青等，一晚有汕优63和65002。近几年来早稻有袁隆平01，隆平T优463，优株西优999，金优463，德农88，二晚有德农108，丰优191，农民305，农民207；中稻有德农2000，富优1号等。我国培育的超级早稻Ⅱ优28，亩产1230公斤，有望在全国推广。
   第三节 栽培制度改革 湖南乡传统的稻田种植是以单一的油——稻——稻、肥——稻或棉油为主的耕作栽培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改革开放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农民为了提高粮田的综合效益，瞄准市场，走粮食作物与高效经济作物轮作之路，逐渐改革传统的耕作栽培制度。到2006年止，全乡曾主要出现了下列几种成功的轮作模式。
   早西瓜——晚杂交水稻模式。上半年种一季西瓜，亩产平均可达300公斤公斤左右，收了西瓜下半年种一季杂交晚稻，因瓜田土壤松疏，一般亩产可达500公斤左右。
   烤烟——晚杂交稻模式。1993年曾推广，早季种烤烟，亩产烟叶100公斤，收了烤烟后栽一季晚杂交稻，用烟田栽禾可少施肥，亩产可达500公斤以上，同比连作晚稻要亩增50至100公斤。
   早花生——般杂交稻模式。早季播早花生，亩产225左右，花生收后栽晚杂交稻，同时能减少投入，提高产量。
   粮菜轮作模式。这种模式有早蔬菜——晚杂交稻与早杂交稻——晚蔬菜两种搭配方式。早春栽培以辣椒为主，还有栽蕃茄、黄瓜、苦瓜、丝瓜、豆角、茄子等蔬菜的，早秋栽培的主要蔬菜有大白菜、包菜、菠菜、萝卜、秋蕃茄、秋茄子等，这种模式加上冬季种蔬菜一年可收五、六茬，亩收入在5000元以上则效益最高的模式，比单种两季稻经济收入翻两翻。
   早稻——荸荠模式。栽季早杂交稻，一季晚荸荠，早稻亩产425公斤左右，荸荠一般亩产1500公斤。
   棉油套种。用稻田春秋种棉花，在棉花地中套种油菜，比菜双季稻亩增收200-300元。
   冬季农民一般习惯种植油菜或绿肥，油菜籽亩产75-100公斤，绿肥鲜草亩产2000公斤左右，效益都不高。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摸索提高效益的栽培制度，形成了冬季作物三种搭配模式： 1、中迟熟晚稻田种植小麦，蚕豌豆、马铃薯，这种模式能提高效益，增加粮食总产； 2、早熟晚稻田或再生稻田种植包菜、小白菜、菠菜、大蒜等耐寒蔬菜； 3、秋玉米等秋旱粮作物，在收获前，套种冬季蔬菜或其它冬作物，充分利用十月份温光资源，提高产量，并提早上市卖得好价钱。
   在生产实践中广大农民充分利用土地和空间的光、热、水资源，用生长期与采收期不同和杆子高矮不同创立了各种粮田立体种植模式。如西瓜套种玉米，不影响西瓜产量和品质，每亩多收一季玉米80-100公斤；红薯套种玉米，也不影响红薯产量，每亩多收100公斤玉米；玉米间作大豆、花生、比单种玉米要亩多收几十元；在粮食轮作中，安排不同蔬菜间作套种，如黄瓜、苦瓜、丝瓜或棚架下套种芹菜、大蒜等效益更高；棉花间作套种黄瓜、茄子、辣椒、软荚豌豆等蔬菜。
   第四节 水稻栽培新技术 旱床育秧技术。湖南乡从1994年开始改革育秧方式，推广应用酸土肥进行旱床育秧。所育旱床秧苗，白根多、秧苗壮，栽到大田早生快发，穗大粒多产量高，一般亩产比湿润育秧苗增产10%以上，酸土旱床育秧虽对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起了很大作用，但农民用酸土育秧，认为较麻烦，又不愿意增加投入，所以推广面积逐年下降。
   塑盘育秧抛栽技术。1997年推广应用抛秧技术。早稻抛栽田平均亩产405公斤，比手插田亩增29公斤，增幅10.5%，一晚抛栽田平均亩产482公斤，比手插田亩增46公斤，增幅12.2%，二晚抛栽田平均亩产448公斤，比手插田亩增42公斤，增幅11.4%。
   壮秧剂育秧技术。用壮秧剂育出的秧苗矮壮多蘖，具有很强的增产潜力，与旱床育秧和塑盘育秧抛栽相配合，更能发挥节本增效的优势。
   多效唑施用技术。多效唑是一种施用后能使作物秧苗粗壮矮化、分蘖多的化控药物。湖南乡1988年开始推广，由于浸种育秧施用了多效唑后，种子发芽整齐，秧苗矮化、分蘖多，增产幅度5-8%，因而多效唑施用量逐年增多，面积逐年扩大。
   薄露灌溉技术。这是一种既节水又增产的灌溉技术，对水稻采取薄水灌溉，适用露田，即每次灌水田的水层在半寸左右，自然落干露田后再灌，露田程度根据水稻生育阶段的需要要求而定，改变了过去深水漫灌或长流水的传统方法。
   第五节 水稻病虫害 近十多年来湖南乡危害水稻的病虫有稻飞虱，纵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稻瘟病、纹枯病、细条病、白叶枯病、稻曲病、恶苗病等，种类繁多，危害程度不一，总的发生情况有三种，一是稻飞虱、纵卷叶螟、二化螟、纹枯病、稻瘟病分布广，危害大，发生相对稳定；二是恶苗病、白叶枯病分布广，危害大，发生忽多忽少；三是稻曲病、细条病、三化螟发生危害一般，但有明显扩大趋势。
   稻瘟病稻瘟病早稻发生较重，晚稻一般很少发生，并呈波浪式发展。1987、1988两年属轻发，由于发生较轻，农户有轻视防治稻瘟病现象，加上连年种植浙幅系统，73-07等易感稻瘟病品种，致使1989年稻瘟病的发生面积急剧上升，造成稻谷减产，并使稻草和种子带菌率较高，同时次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又碰上长时阴雨，稻瘟病发生面积猛增，造成稻谷减产甚至绝收。而且该年晚稻也出现中等发生，由于防治得力，1991、1992年两年发生量稳定下降，1993-1994两年又缓慢回升，随着优I华联2号栽种面积的不断扩大，抽穗时常遇不良天气等原因，1997-1998两年稻瘟病又有上升，1999年以后优I华联2号种子逐渐淘汰，才使1999-2000年稻瘟病稳定下降。
   该病90年以前主要是大面积用药剂防治，在栽培上没有注意抗病品种的选育和更换。后因稻瘟病大面积流行，农户意识到更换抗病品种的重要性，因而易感病品种逐年减少，加上应用富士1号、三环唑等高效药进行大面积的防治，稻瘟的发生逐渐得到控制。
   细菌性条斑病 细菌性条斑病属一种检疫对象。1988年前本乡极少发生，随着水稻杂交制种田不断增加，该病也逐年猛增。1997年由于防治及时，病情得到控制，发病面积又逐年下降，目前此病发生面积极少。
   细菌性条斑病主要是用药剂防治。1996年以前使用叶青双、叶枯宁等药剂喷施防治，用强氯精浸种消毒，1997年以后除上述药剂外还有消菌灵、施稻灵等药剂喷药防治，1998年除使用叶青双外，还用引向胜、绿乳铜等新药剂进行喷施防治，效果较好。
   二化螟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本乡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早稻20%，晚稻40%），因而二化螟发生面积上升加快。后因冬种花草和油菜面积减少，发病的桥梁田面积相对减少，由于轻发，农民放松了防治，1991年出现反弹。1997年以后粮食市场疲软，出现卖粮难，全区农民响应政府号召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进行双季改单季、水稻改旱作、粮食改油料，因作物结构复杂，引起1998年二化螟暴发。
   稻飞虱 稻飞虱是一种迁飞性害虫，其发生没有明显规律，但多数年份发生较重，危害大。1987年区内稻飞虱暴发，1988年轻发。1992年发生面积下降。1993年早稻发生较轻，但晚稻暴发，与1987年晚稻相似。1995年属重发年。1996-1998年属中发偏重年。1999年又重发。2000年中发偏重。
   稻飞虱以药剂防治为主。1990年以前主要是用叶蝉散撒施，1991-1996年改用扑虱灵为主药，1997年至今又以高兴龙、大功臣等药进行撒施防治。
   稻纵卷叶螟 稻纵卷叶螟是水稻主要虫害之一，它和稻飞虱一样没有明显的发生规律，1987年中等偏重，1988年早稻中等发生，但下半年8月20日至23日，境内出现八级以上雷雨大风，气温下降，纵卷叶螟成虫大量迁入，赶娥田的亩发蛾量高达2万头以上，平均亩娥量也是正常年份的1.8倍，致使二晚纵卷叶螟大量发生。1989年7月25早日至8月5日，临川出现罕见的盛署酷热天气，纵叶螟交配率极高（97.4%），虽然迁入虫量明显少于1988年，而发生面积为历史最高。1990年后，纵卷叶螟发生逐渐下降，只是1995年有一个回升，到1996年因广东、广西两虫源地的田间虫源少，飞迁入本地的虫量也少，全乡发生面积降低到最低点，1997年-2000年都是中发年份，可近几年又有回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防治纵卷叶螟。主要用杀虫双和甲胺磷，部分使用有机磷乳油，九十年代除用杀虫双和甲胺磷外，复配逐药使用面积不断扩大。
   其他病害湖南乡水稻生产除上述病虫害外，发生比较重的还有纹枯病和白叶枯病。纹枯病是广普性病毒，而危害严重，发生非常稳定，白叶枯病发病不稳定，以1987、1996、1998、1999五年发病较重，1998年发病面积最大，造成严重减产，少数田块颗粒无收，其他年份发病较轻，经过防治对产量影响不大。
   农田化学除草 除田除草，湖南乡农民历来采用双膝跪泥，双手耘草的落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极低。为了让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解脱出来，农业局植保站农技人员于1984年着手引进化学除草技术，进行稻田除草试验，除草效果很好。1988年开始推广应用，但因农民受传统思想束缚，推广应用艰难。后经过两年抓点、试验示范，农民对化学除草逐渐发生兴趣。1993年化学除草在水稻田中大面积应用。1995年稻田化学除草扩大到80%，旱地化学除草（主要是油菜地）除草面积也达40%。1996年以后，全乡水田化学除草基本普及，使用面积达99%，旱地化学除草因油菜面积减少比1993年相对减少。1996年以后，水稻除草剂改用稻草畏、乐草隆和精克星等，旱地除草仍用盖草能。
   第六章 旱粮 湖南乡旱粮作物主要有红薯、大豆、蚕豌豆、玉米、大小麦等。
   第一节 红薯 红薯又名甘薯、地瓜、山芋、番薯等，是境内主要旱粮作物之一，清光绪《抚郡农产考略》中就有种红薯的记载。红薯的块根含有20-27%的淀粉，2.3%的白蛋质、0.2%的脂肪和多种维生素。同时由于薯内有颜色，有白、黄、杏黄、淡红、桔红等色，其胡萝卜素的含量则大不相同，红的含量较高，白的含量较少。湖南乡栽培的红薯品种主要有胜利百号、浏阳红皮和本地的农家品种白皮红心薯、白皮白心薯和白心薯等。红薯除食用外，还是一种很好的高产饮饲作物，根、茎叶和加工后的薯渣都可以作为饲料，茎、叶柔软多汁，可以青贮或者表饲，其饲用价值比一般饲草高。同时红薯是一种制造淀粉、酒精的重要原料。农民多以红薯制作薯粉和薯粉条等作为副业生产，红薯的淀粉颗粒细小，质地优良，容易被肠胃吸收。
   红薯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作物，不论肥地、瘦地、沙、泥地都可以种植，而且种植的时间也很长；春薯在4月下旬到5月间栽种。夏薯在麦类、油菜等作物收获后插。秋薯在早秋作物如早稻、早大豆收获后种，当年收藏。由于红薯的生长期较长，只要温度条件适合，直到收获仍然不断的吸收养分，继续生长。因此在整个生长过程中追肥都有增产效果，也由于春、夏、秋薯的生长期短有别，所以产量也有明显的差异，一般的亩产都在1600-2500斤之间。
   湖南乡解放前种植红薯以农家土种薯为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进“胜利百号”“赣南1202”、赣南601等品种。胜利百号，一般亩产鲜薯3000-3500公斤，至今仍在广泛种植。2000年引进皖薯3号、渝薯303等红薯高产品种试种，亩产鲜薯一般在3000公斤左右。目前境内红薯主栽品种有“胜利百号、红皮黄心、白皮红心、徐薯18、皖薯3号”等。
   红薯利用块根育苗，剪苗扦插。本区栽插红薯有早、晚之分，夏季栽插藤的为早红薯，秋季插藤为晚红薯，一般亩产早红薯1500-2000公斤，晚红薯500-1000公斤。夏插的多为春季用块根温床育苗，剪苗扦插，多为旱地。秋插于旱稻收割后缺水不能栽二晚的田，剪红薯茎蔓扦插，插得越早产量越高。应用的新技术主要是：1、温床育苗：出苗快且多，为早插高产奠定了基础；2、深沟高垄栽培。红薯是块根作物，起高垄栽培，土层深厚，土壤能含养水份，排灌方便，增产效果明显。农民起垄有宽垄和窄垄方式，宽垄插2行亩，窄垄插一行亩。一般情况下，宽垄比窄垄单产要高；3、翻蔓。翻蔓有两种方法。一是大翻蔓，另一是手提蔓。80年代前，农民一般采用大翻蔓，这种方法易伤蔓叶，降低绿叶叶面指数。中后改为手提蔓，用手把蔓轻轻提起，控制不定根生长，增产效果显著；4、采用培土深埋肥，垄面盖草防旱，用锄头断细根。
   除了红薯以外，湖南乡栽培的薯类还有马铃薯（又叫洋山宇、萍宇、土豆、山药蛋等）和脚板薯（又名地瓜、凉薯等）两种。马铃薯是1957年从东北引进来的一种生育期短，适应性广，产量高，用途广的茎作物。一般是在晚稻收获后在冬闲田中种植，也有的与蔬菜实行轮作。品种有东北的男爵、庐山的麻皮种、弋阳的温州种等。一般亩产在1500-2000斤左右。马铃薯块茎中含有15-32%的干物质，其中淀粉占9-25%的干物质，其中淀粉占9-25%，粗蛋白0.7-3．67%，灰分0.5-1.87%左右，以及矿物质盐类、维生素丙等，它可以作主食、副食，还可以作家畜饲料。脚板薯是70年代从南城引种的，每亩产量可达8000斤，一般的也在4000斤以上。薯块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糖类、淀粉和维生素，既可当水果吃，又可当蔬菜炒熟吃，是一种用途较广的作物。
   第二节 大豆 豆类作物古称“菽”，据考证，在殷圩甲骨文上已有大豆的记载，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小苑篇中就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之句，菽就是大豆，足见三千年前，大豆就是重要的栽培作物了。大豆的用途很广，它含有30-40%的蛋白质20-24%的脂肪及30%左右的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价值很高。湖南乡人民一向以大豆制成多种豆制品作为副食品，豆鼓油、豆豉、豆皮都是比较著名的豆类制品已有数百种，榨过油后的豆饼含有43-46%的蛋白质，可制造味精、酱油等食品，也是牲畜的精饲料和优质肥料。大豆的秆、荚皮、叶子可作燃料、造纸原料或经过粉碎作饲料。
   《江西特产质量统计》（1936年）曾有临川大豆栽种的记载，1957年前，湖南乡境内大豆生产发展较快。1958—1977年随着双季稻及三熟制的发展，大豆面积又缩减。
   大豆按插种季节有早大豆和晚大豆之分，以前种植品种多为地方农家传统品种，如懒人豆、大青皮豆、小青皮豆、小黄豆、泥豆、田塍豆、六月爆等，栽培面积较大的是大青皮豆、黄豆、田塍豆和泥豆等。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引种矮脚青晚大豆良种。1980年引进矮脚早高产早大豆良种试种推广，逐渐更换境内地方传统的老品种。1992年又引进浙农大的“浙春2号”早大豆品种试种。1993年引进福建“蒲田8008”大豆良种试种、示范推广，增产比较明显，“蒲田8008”亩产为130公斤，最高可达200公斤，因而促进了境内大豆产量的提高。
   境内种大豆以前实行稻——豆和稻——豆——肥——年两熟和三熟制。1957年后逐渐被稻——稻——肥取代。又推广稻——豆——肥。—80年代后期开始大力推广大豆多熟制间作套种技术，有早稻——秋玉米+晚大豆，早大豆+春玉米——杂交晚稻，早稻——晚大豆+冬萝卜等类型，以及甘蔗套种大豆、红薯套种大豆等，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益，还改良土壤提高肥力。境内农民种大豆，在积累长期实践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栽培技术大有改进和提高，提出了适时播种、合理密植，科学施肥、精细管理，防好病虫等科学栽培技术。“适时播种”是指春播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下种，夏播5月中旬播种育苗6月上旬移栽作田埂豆；秋播在大薯前播种，宜早不宜迟；“合理密植”是指春大豆，每亩播1.5万穴，每穴播4-5颗种，留苗2-3棵。夏大豆种在田埂上，每隔1市尺，载一穴，秋大豆与春大豆基本豆基本相同；“科学施肥”是指以前农民种大豆，不用氯肥，只用草木灰、火土灰和少量猪牛粪，上世纪50年代推广钙镁磷作基肥，用固氯菌或根瘤菌拌种，70年代推广施用尿素或硫铵，80年代又以施钾为主，在中耕除草时亩施氯化钾15-20公斤，有的还拌种或喷施微肥，增产明显；“精细管理”是指出苗后及时查苗并带土起苗移栽补缺苗，及时间苗、定苗、中耕除草、追肥、播种前先作畦后灌水，出苗期间和开花结荚期及时灌水。如遇干旱及时灌跑马水；“防治病虫 ”是指注意防治蚜虫、豆荚螟、食心虫和病毒病、霜霉病等，方法是选用坑病品种，经常轮作换茬、药剂杀灭田间病虫。
   第三节 蚕豌豆 湖南乡蚕豌豆种植虽有悠久历史，但一直是作蔬菜食用，食星种植，面积很少，产量也低。1999年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大力改革耕作制度，政府号召发展高效作物，大面积推广种植蚕豌豆，因而蚕豌豆种植面积有所扩大。
   由于种植面积较小，用途较窄，区内蚕豌豆栽培以地方品种为主，蚕豆主要有抚州蚕豆，分青皮和白皮两种，还有蔬菜豌豆和谷实豌豆二种类型。蔬菜豌豆又称花白豌豆，分枝多，抗逆性强，茎叶茂盛，粒型小，皮皱缩，多作饲料和绿肥用。1991年引进浙江的“田鸡青”蚕豆品种。1996、1997年先后引进中豌4号、中豌6号豌豆良种试种推广，逐渐更换地方品种。“中豌4号”种皮黄白色“中豌6号”种皮为浅绿色，秋播全生育期60-70天，亩产鲜荚250-400公斤，冬播全生育期130-150天，亩产鲜荚400-600公斤。
   本区地方品种“霜降”前后播种最适宜，最迟不过“立冬”，播种太迟温度低出苗慢，发棵差，生长发育不良，过早气温高，年前生长旺，遇到低温（-50C），茎叶会受冻致死。1997年推广中碗4号、中豌6号，秋冬都可播种，秋播在9月15-20日之间，冬播在11月25日-12月上旬；蚕豆为点播，每穴点2-3粒种，大粒种按50×23厘米株行距点行，每亩种5000穴，每亩基本1．5-2万株。豌豆也多为点播，每穴播2-3粒种，按26-32厘米株行距点种，亩用种量4-5公斤，中豌4号和6号，一般冬播按12×32厘米株行距点播，亩用种量8公斤左右，秋播按10×30厘米株行距点种，亩用种量15公斤左右；：除精耕细作，施足基肥，作畦播种外，出苗后及时中耕除草、追肥、培土、清沟排渍，并在开花结荚期（清明前后）摘心打顶，摘除茎顶一叶一心，防止疯长，豌豆整地时要亩施粪肥50担或过肥50公斤或复合肥40公斤或磷肥50公斤作基肥，开花前撒施适量草木灰或盛花期亩用0.25公斤氯化钾兑水30公斤喷施，有条件的可达20克钼肥一同喷施；蚕豌豆主要有蚜虫，潜叶螟、霜霉病、白粉病等病虫危害，可选用80%敌敌畏乳油1000倍液或40%氧化乐果1500倍液防除害虫，用托布津和施宝灵等药防除病害。
   第四节 玉米 玉米有玉蜀黍、苞谷、苍粟、棒子等别名，为粮饲兼用型作物。临川的玉米种植，在清代《抚郡农民考略》（1930年）就有记载。建国后，因受“以粮为纲”影响，玉米只是零星种植。上世纪80年中后期，为了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补充饲料来源，政府要求扩大玉米生产面积。玉米种植面积有所扩大。后因东北玉米大量进入冲击区内市场，本地产玉米由于投入高，售价比外地调进的也要高，农民认为种玉米不合算，因而种植面积从1988年大幅度减少。
   以前区内玉米主栽品种有黄玉米、花玉米、火爆子等，以黄玉米和红玉米罗为普遍。上世纪60年代前后先后引进超甜玉米中单2号、糯玉米、鑫皇后和丹东一号等。70年代又试种过湖南岳阳地区的双什一代和双杂二代等高产优质良种。80年代引进杂交玉米“丹玉6号”、苏王一号、鲁玉五号等品种。1991年后先后引进丹王13号、掖单2号、4号、13号等杂交品种，迄今主栽品种是丹王13号、中单14号、掖单2号、4号、13号等。
   区内玉米生产间作套种为主，净种为辅，净种以秋玉米为主，春玉米为辅，以直播为主，移栽为辅水田采用春玉米——晚稻——冬作或早稻——秋玉米——冬作等单作复种；旱地采用小麦——玉米套作红薯或大豆、春玉米套红薯或西瓜或大豆，小麦或油菜套大豆或秋玉米，早稻——大豆套玉米等间作套种。
   第五节 小麦和荞麦 小麦过去也是湖南乡人民的主要粮食之一，而且是重要的商品细粮，它可加工丐条和各种丐食与糕点，麦粒中的蛋白质含量也较米更高，农民一直把它当作主要冬季作物之一，实行稻麦，棉麦或杂粮和小麦两熟的栽培制度。由于作物复种指数较高，种麦时间紧迫，所以整地、播种、管理等操作都做得比较粗放，加上施肥不足，所以产量不高，一般的亩产只在50-60斤。
   据文献考证，小麦是我国栽培最早的作物之一，已有四千年的历史，湖南乡栽培的品种，主要的农家品种有尚麦、尼姑麦、光身麦（光麦）、农工麦，本地大麦（谷麦）和1959年从高安引进的和尚头，从湖北引进的南大2419，从浙江引进的二凌大麦，浙江17号和华中6号等。主要分布在境内的梅岗、兰坊等少数村，因经济效益不高，只是零星种植，主要是为制糖、酿酒和养畜提供原料和饲料。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种植结构的调整，种植面积渐渐缩减。
   荞麦的子粒营养价值很高，据分析，荞麦面含有11.8%的蛋白质，在谷类作物中占第一位，同进含有2.4%的脂肪，72%的碳水化合物，每100克荞麦面还含有0.41毫克的维生素乙1和0.6毫克的维生素乙2。荞麦的子粒可以磨粉食用，糠壳和茎杆可以和别的饲料配比作为家畜饲料。荞麦茎叶柔软多汁，易于腐烂，可作绿肥和肥料之用，花内长有蜜腺，是优良的蜜源作物。荞麦幼苗、花和叶中含有芦丁（苷糖化合物），可治高血压。
   荞麦的适应性很广，在新垦地和瘠薄地上也能种植，湖南乡种植的品种，主要是本地的农家品种，如抚州荞麦、粘米荞麦、糯米荞麦等。由于它的生长期短，一般只要70多天就可成熟，因此当土地受灾后不能种植别的作物时，就把它作为复种或补种的一种救荒作物。亩产一般在50-70斤之间，管理好的也可达到150-180斤。
   第七章 经济作物 第一节 棉花 湖南乡棉花种植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本地主要高效经济作物。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人们的衣着被垫，有90%以上是棉纤维制品，棉籽可以榨油，既可食用，还可为工业用油。榨油后的枯饼，可作饲料，棉秸可作燃料，秸皮可做造纸原料。据《尚书》“禹贡”篇记载：“岛夷卉服，厥匪织具”，织具就是指棉花。说明在4千年前，我国就有了棉花，《后汉书》“南蛮篇”记载：“武帝末年，珠崖大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西南夷传”又说：“哀牢国，有梧桐木（棉花），织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第四世纪中期（华阳国志）记载：“永昌郡（去南保山县）古哀牢国，产梧桐木，其花柔如丝，民织以为本……”第五世纪浓怀远写的（南越志）有：“桂州（桂林）出古终藤，结实为娥毛，核为珠绚，治出其核，约如丝棉，梁为斑布。”“南诏（云南大理）诸蛮不养蚕，维收婆罗木子中白絮，织为丝、织幅、名婆罗笼也”。由此可见在公元前一世纪至第四世纪时，海南岛和广东、广西就已能用棉织广幅布。六世纪姚思廉写的《梁书》，（西北诸戎传）篇说：高昌（新疆于田县）国，多草木，草实女茧，茧中丝如细纤，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又说：“渴盘陀国，于阗（新疆于田县）两小国也，衣古贝布。”这说明六世纪前新疆也已种植棉花。从6-12世纪，长江和黄河流域虽未大面积种植棉花，但南方种植的木棉布，已在这一带上层人物中当作珍品传开了，棉花从华南向内地扩展，大约是在13世纪，《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到元二十六年（1289）年浙江、江西、福建木棉提率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斤，以都提事司总之。”可见当时纺织业已相当发达。《明史》“食贷志”篇说：“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棉布各一匹。”实行这种政策，对明代发展棉花生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虽然有悠久的植棉历史和广阔的宜棉地区，可是过去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棉花生产不论是产量和质量都是非常落后的。解放后，党和政府把增产棉花列为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之一，采取了一系列的奖励植棉政策。使棉花生产获得了颇为迅速的发展。
   湖南乡引进棉花品种很多，解放初期全乡种植的都是临川土棉，到1953年才从崇仁县引进岱字15号，1957年从彭泽引进彭泽1号，1958年从湖南麻城引进多铃棉，1959年又从彭泽棉花试验站引进澎泽4号，1966年从湖北省引进了鄂光棉，1972年又从上海引进沪棉204，沪棉472，1980年又从徐州引进了徐州142号等良种。所以解放以后湖南乡棉花品种多为陆地棉，约占总面积的99%以上，后来棉花面积因行政区划的调整和群众的要求略有变动，棉花生产30多年来产量（1950-1981）虽有一定的增长，但产量还是一直低而不稳。
   1991年随着全国棉业市场回升，发展步伐加快，种植面积扩大，并以泗棉2号，徐州142等良种。1995年为主栽品种，湖南乡列入植棉乡镇，全面实行“水”改旱植棉栽培技术，重点推广了泗棉3号原种和杂交一代良种以及营养钵育苗、助长素化控、配方施肥等技术。1999年因国内棉花市场疲软，全国棉纺企业减乱员压绽，皮棉价格下跌，临川大幅度调减种植面积，湖南乡不再是植棉乡。
   1991年以前湖南乡境内小面积应用棉花营养钵育苗移栽技术。1991年以后开始大面积推广，面积达棉总面积的40-50%。到1995年后，全乡棉田基本普及营养钵育苗。1995年开始推广使用“助长素”对棉花控制疯长、调节生殖生长的化控技术，从此结束了过去棉花产生疯长，无法控制的状态，提高了棉花产量和质量。
   据1964年《抚州专区病虫普查资料》记载，湖南境内棉花病虫害共计29种，主要有炭疽病、立枯病、枯萎病、褐斑病、红叶枯死病、棉蚜呀、小地老虎、红蜘蛛、棉铃虫、红铃虫、金刚钻、棉蓟马、棉大卷叶虫、棉小卷叶虫、棉叶蝉、棉大造桥虫、棉小造桥虫，斜纹夜蛾等。上世纪五十年代棉叶蝉、红蜘蛛危害最烈，1958年斜纹夜蛾暴发成灾，六、七十年代棉铃虫成为棉花最烈害虫。八十年代后期棉花生产常发的主要病虫有棉铃虫、红铃虫、红蜘蛛、棉叶跳虫、地考虑、苗病、铃病、枯萎病等，近年来比较严重的主要是棉铃虫和苗病： 棉铃虫：1989年由于推广油棉套种和肥绿肥田种棉，绿肥留种田面积积大减，虫源相应减少，加上防治技术改进，因而发生较轻。1990年有回升，1991年因1-5月降量多达788.4mm，平均气温比1990年高3.50C，致使棉铃虫偏重发生。1992年棉花苗期死亡缺苗严重，生育期推迟，6月底棉田不需灌水，有利蛹羽化，7月底久晴无雨，棉田连续灌水2-3次，使蛹窒息而死，出现三代比四代重的新现象。由于1998年因降大雨棉田受淹，棉生育期延长，后期生长旺盛，有利棉铃虫危害，因而虫源越冬基数大，加上天气适宜等原因，1999-2000年发生面积增加到8-10万亩，各代虫量居高不下，防治面积达37.1-45.4万亩次。除农业措施预防以外主要是药剂防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遍采用DDT粉剂，半量式波尔多液防治棉叶蝉，用“1605”、“1059”防治棉铃虫，棉叶暗等兼防蚜虫，用石硫合剂防叶螨类。八十年代推广用柳把或黑光灯诱扑棉铃虫和红铃虫成虫，用除虫菊脂类农药和杀虫脒加甲胺磷防治棉铃虫和红铃虫。九十年代除采用人工在清晨或傍晚捕捉高龄幼虫，结合中耕灭蛹和灌深水浸蛹或结合打顶打边心抹赘蚜除去棉铃虫卵块带出棉田销毁外，主要还是在产卵盛期进行药剂防治3-5次。九十年代初期，用三唑磷、多灭灵、杀虫脒、马甲磷、敌杀死、敌敌畏等药剂涌水喷雾。由于棉铃虫易产生抗药性，九十年代工中后期又推广交叉用药，同一世代不用同一农药，使用的药剂有功夫、强威、苏星一号、久威、辛氰、快杀灵、毙虫霸、杀特、杀灭星、螟铃特、大卫等，将这些农药进行错开交叉使用，防治效果比较理想。
   苗病：属幼苗期病害，每年都有程度不同的发生，防治办理除苗床清沟排水、深沟高畦、晴天及时揭膜通风降低苗床温度外，主要是适时使用药剂防治，对基本齐苗的，无论苗病发生轻重都立即喷药防治。防苗病药剂主要有绿乳铜、抗枯灵、多菌灵、甲基托布津等。
   第二节 麻类——（黄麻、红麻、苎麻） 湖南乡生产的黄麻和苎麻，主要是利用其茎部的韧皮纤维。黄麻纤维吸湿性强，最适合制造包装用的麻袋、麻布，也可以制绳索和造纸。苎麻纤维长而细美，拉力强，可以纺织花细布，飞梭翼布，帆布，制造绳索，鱼网和高级用纸。
   湖南乡栽培和利用麻类的历史悠久，时至今日还可以找到不少的野生种。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麻类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显著的提高，黄麻的种植，一般都采取轮种制度，或水稻收获后种冬作物，次年春翻后种黄麻，收获后又一季萝卜冬作。或在棉田套种子，次年春翻后种黄麻，黄麻收后种萝卜或冬作。还可以即草子翻耕后播种黄麻，收麻后种萝卜，收萝卜后冬种麦类，收麦后播种大豆。黄麻的品种多，有火麻上犹一撮高（本省农家品种）、解放初期引进的“印度长荚种”，和1976年从广西引进的红麻种等。
   第三节 西瓜 湖南乡西瓜种植历史悠久，据《抚州府志》记载：抚州最早的西瓜也是由西域传入。江西省农牧渔业厅编《江西蔬菜品种》记载“……临川的抚州西瓜有千年的栽培历史，它的特点是耐储藏运输、晚熟，供应期长”。《临川县志》记载“抚州西瓜，又名抚州雪瓜，宋已引入种植，因瓜瓤爽口、汁甜纤维少，曾与河南开封西瓜，安徽风阳瓜，浙江平湖瓜齐名，宋时赞其为冷比霜雪甘比蜜，一次加口沉疴痊”。1940年《江西农书》记载：“临川西瓜久负盛名。主产地为县之东边，绵亘百十个村庄，种瓜面积为173亩。”解放后湖南乡西瓜发展较快，为抚州地区西瓜主产区之一。七十年代受以粮为纲的思想束缚，西瓜发展缓慢。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西瓜的需求增加，种瓜比种粮效益高。西瓜生产得到长足发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临川抚州西瓜是全国著名的地方传统品种，几次中央庐山会议，抚州西瓜曾是席间珍品，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赏。抚州西瓜中有抚州金包银西瓜、抚州黑皮西瓜和抚州绿皮江西子西瓜三个品系。此外还有打籽瓜地方品种。六十年代引进马兰瓜试种，该种表现耐热抗旱，优质高产，超过抚州西瓜，成为七十年代主栽品种。八十年代初引进新澄一号西瓜试种，该品种表现抗性强、质量优、稳定高产，因而逐步取代区内原种有的西瓜品种，到1990年成为区内的主栽品种。1986年先后引进新红宝、新优二号、京欣1号、郑杂5号等优良品种，逐渐更换新澄1号。九十年代初，以新澄一号和新红宝为主栽品种。1994年少量引进黑蜜二号无籽西瓜。1995年又引进聚宝一号，金钟冠龙等新品种2号，而有籽西瓜聚宝一号被新红宝取代，并少量引进西农八号品种种植。九十年代末无籽西瓜以黑蜜二号，有籽西瓜以聚宝一号、西农11号为主栽品种。并少量引种花皮无籽西瓜和礼品小西瓜品种试种。近年来又引进无子西瓜黑蜜5号，有子瓜特大新红宝，郑杂七号，花兰仔5号等优良品种。
   湖南乡栽种西瓜的气候不算好，3-4月育苗期间多低温阴雨，寒潮频繁，瓜苗易发僵致死。五月抽蔓期间，正值梅雨季节，苗易徒长发病。6-7月果实膨大成熟时，常遇暴雨，造成倒瓜，因而过去瓜农种瓜收多收少全靠天气好坏。近年来推行一系列抗逆性科学栽培技术，对西瓜高产稳产收效明显。1、营养钵（块）育苗。本区传统的西瓜育苗方法是用种子直接插入大田，谷雨（3月份）下种，夏至（6月）结实，重播机率很高。七十年代后，逐渐改为营养块育苗移栽，到九十年代改为营养钵育苗移栽，一般3月下旬将种子浸6小时后，用河沙保湿在恒湿条件下发芽，当芽长一粒米时插入营养钵中，用膜薄覆盖保温培育，到4月下旬待瓜苗长至二叶一心时移苗定植，可保一次全苗壮苗，缩短换苗返青期，提早成熟期，避开不利气候的危害。2、作畦起垅盖膜。种瓜田年前翻耕作畦开沟，畦宽2米，畦中起垅或作墩（按株距40-50百米作墩），垅宽60厘米高50厘米，呈瓦背形，垅中两墩中施足基肥，开春后垅（墩）上紧盖薄膜，瓜苗育好后，掀开薄膜，按40-50百米株距定植，再盖好膜并划孔使苗露出膜面，这有利保温保湿保肥，保持土壤疏松，控制杂草生长，防止暴雨打伤瓜苗。有的瓜农为了节约投资，不采用全膜覆盖，而采用条（垅）膜或墩膜覆盖，虽效果差些，但也能起到保温保湿的作用。3、嫁接育苗移栽稀植。为了解决西瓜连作发生枯萎病严重的问题，1999年开始示范推广无籽西瓜嫁接育苗移栽稀植技术，用无籽西瓜黑蜜2号苗为接穗，葫芦苗为砧木，进行嫁接育苗移栽，并适当稀植，不整枝、不打杈、一株多果，从而降低枯萎病发病率，可较好地解决西瓜连茬问题，4、小拱棚双膜覆盖栽培。为了防止不利天气的影响，采用小拱棚双地膜覆盖栽培，较好地避开了西瓜生长前期低温，后期阴雨及暴雨高温对西瓜生长的影响，病虫危害明显降低，西瓜稳定高产。5、整蔓授粉。瓜蔓长到30厘米长时，进入整蔓期，在搞好清沟施肥畦面铺垫茅草，固定瓜苗生长的同时，每株瓜苗留主蔓与两个侧蔓，随时摘除多余分枝，并固定瓜苗走向，使蔓叶均匀分布于畦面。在第一朵雌花开放后，进行人工授粉，使其座果长瓜，这是提高座果率增加西瓜产量的关键技术。6、病虫综合防治。境内西瓜病虫害很多，严重的病害是枯萎病，炭疽病和病毒病、其次是白粉病、猝倒病，主要虫害是苗期的地老虎、守瓜、蚜虫等，可以将病虫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第四节 甘蔗 据《抚郡农产考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记载“肚子遮东邑最多，近亦兼种茅遮”，“临川、崇仁所产者多运销南昌处，计亩田可得钱三四十千”。《中国经济年鉴》商务书馆（1934年版）记载：“鸦片战争、赣州、抚州一些以产糖著名，古有八州糖王之称”，抚州名列其中，蔗糖生产之盛，可见一斑。1936年《江西之特产》记载：“临川种类红砂糖，重要产糖乡区，西南乡、第三区、上顿渡、西廨溪产量二六四〇斤较前减”，可见民国时期临川就是甘蔗重点产区。1958年后，甘蔗生产和制糖业受到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重视。1971年全国召开棉油糖会议，决定出定甘蔗种植面积、定产量、定销售任务和定社员口粮“四定”政策，使甘蔗的种植面积产量有所上升，后因“四定”政策不能兑现，甘蔗收获时出现收购、管理、确运难等问题，农民种蔗积极性下降，种植面积，产量也随之下降。1992年后，境内调整种植业结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因而甘蔗生产面积增加极快，尤其是果蔗发展迅速。/1995年以后因价格下跌，种植面积总产量略呈下降趋势，随着甘蔗市场看好，又逐渐回升。
   湖南乡过去种糖蔗主要是台湾108、134和东爪哇3016、2828和赣蔗1号、14号、16号等品种，近年来种果蔗主要是红皮果蔗、白皮果蔗、黄皮果蔗、拨地拉福建果蔗一号等品种。
   甘蔗种植主要是应用深沟窄畦、地膜覆盖、育苗移栽、合理密植、间作套种、科学施肥、防治病虫等技术。境内种蔗历史上多采用宽畦，一般行距1.3米，少数1.2-1.5米，浪费土地，影响产量。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将行距改为1-1.1米，并采用三角形放种，比原来提高产量5-10%。八十年代初期，推广地膜覆盖育苗移栽，而且栽到大田也覆盖条膜，保温保湿、保肥、防草，从1990年起又推广配方施肥，重施基肥，在播种前开沟，沟内亩施猪牛栏粪1500-2000公斤，复合肥50公斤，培土时每亩再分次施复合肥100公斤，碳铵100公斤，改变了过去不施基肥，后施追肥，以氮为主，忽视磷、钾肥的习惯。蔗农还利用蔗田前期空隙套种早大豆、早花生、绿豆、辣椒或其它早熟矮杆等蔬菜作物，亩可增加蔗田收入400-2000元。甘蔗有20多种病虫危害。常发的主要有甘蔗两点螟、甘蔗绵蚜、黄叶病等，采用多灭磷、杀虫双和井岗霉素等药剂进行防治，效果好。
   第五节 烟叶 1987年以前，湖南乡烟叶生产比较滞后，只是农民零星种植晒烟制作黄烟。1991年县政府号召农民大种烤烟，并成立烟叶生产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组织领导烤烟生产工作。1994年后烟农种植烤烟效益不高，面积迅速减少，晒烟逐渐停止种植。从1998年全乡就未大面积种烟叶，结束了大面积种植烟叶的历史。
   第六节 蔬菜 湖南乡蔬菜种植过去主要是解决自食蔬菜，投入市场量很少，以后逐年扩大种植面积，投入市场的蔬菜量大幅度增加，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蔬菜生产速度加快。县市合作后，市委、政府解决猛解的城市居民菜蓝子问题，决定在七个乡镇建立商品菜生产基地，面积8000亩，其中湖南乡的鹏溪、洪塘、春光、黄邓5个村1000亩。为抓好商品菜基地建设，1996年市政府下发了《临川市8000亩高产蔬菜基地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各基地按照方案，组织菜农认真实施，1997年七个商品基地面积扩大到1万亩，湖南乡增加1000亩。湖南以大棚种植反季节菜为优势，对促进蔬菜产业化起了积极作用。
   湖南乡至今，蔬菜种植品种有150余个，并常有名特优新品种更换，常年均衡上市的有近40个品种。1987-1990年引进推广大白菜、杂交辣椒和地瓜三个品种。1990年年四年间引进推广西红柿、天津黄瓜、甜竹笋、韭菜等品种。1993-1995年引进木耳菜、西洋芹、生菜、西葫芦。1996年引进结球芥菜、结球生菜、湘研九号辣椒。1997年引进苏粉2号秋蕃茄、汴椒晚辣椒。1998-1999年引进紫花白、脱毒马铃薯、湘早茄、芸豆、笋瓜、独根韭、苏粉二号西红柿、白玉春萝卜。2000年引进人参果、紫背天葵、蝶心南瓜、台湾洋姜等品种。
   湖南农民在实践中总结出经济效益好的有三种种植模式。（一）纯菜型：1、春茬早熟茄果菜或喜温性叶菜——网膜双覆盖栽培早包菜、花菜、芹菜、西芹、菠菜等秋菜——露地生产耐寒蔬菜；2、早茬早熟瓜豆菜——短期叶菜——秋茬或冬春茬茄果菜或喜温菜。（二）苗、菜型：1、早熟茄果或瓜豆——露地耐蔬菜——茄果蔬菜育苗；2、早熟瓜豆菜或喜温的叶菜蔬菜；木耳菜等——网膜双覆盖进行秋甘兰、花菜、芹菜等秋菜育苗——秋延后茄果菜。（三）间作型：棚内茄瓜果豆行间套种胡萝卜菜、苋菜、小青菜、青菜。春黄瓜架下套种豇豆、春蕃茄架下套种冬瓜等。
   第七节 水果 湖南农民，历来以种植柑桔为主，兼种桃、李、柿、板粟等，后又引进葡萄、油柰、布朗李、木木柑等新品种栽种。
   1996年初，临川市委，市政府为进一步把果业做大做强，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林果业”生产，实现“在山上再造一个临川”的决定，因而全市按照优化资源配置，建立高效果业带，实行区域化市局方略，建立了四片一区新格局。其中在湖南建立柰李、梨、枣子水果片；湖南乡在兴建果园中，调整优化名、特、优稀水果种类的品种，增加科技含量，推广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搞活果业经营，并动员了社会力量和机关单位参与果业开发，从而推动了水果生产健康向前发展。现在湖南水蜜桃生产基地，远近闻名。
   第八节 黄栀子 黄栀子又名栀子，山栀子、小枝子、红栀子、山枝、木丹、黄果树。为茜草科多年生灌木，以果实和根入药。栀子花白色肉质，香气浓郁，全乡各村都有栽种。
   黄栀子是一种阳性树种，喜温暖向阳、湿润的环境，适宜生长温度为18—25℃，低于15℃或高于30℃均可助长落花落果。气温降到12℃以下时地上部分进入休眠，在—5℃可以安全越冬。喜湿润的气候，忌积水，较耐旱。5—7月花果期，如雨水多，落花落果明显，干旱时产量也不高。幼苗期需水较多，且宜稍荫蔽。对土壤要求不严，但以土层深厚、质地疏松、排水透气良好、酸性至中性的沙壤土较好。严寒地带、低洼积水、背荫、盐碱地不宜栽种。
   黄栀子主要用种子繁殖，也可采用分株、扦插繁殖。
   黄栀子果实呈长卵形或椭圆形，长1.5—3.5厘米，直径1—1.5厘米，表面红黄色或棕黄色，有4—6条隆起的纵棱，顶端残存萼片，基部稍尖有残存果柄，果皮薄而脆，略有光泽，破开后内表面色浅有光泽，具2—3条隆起的假隔膜，种子多数，集结成团，种子扁卵圆形，深红色或红黄色，表面有细小疣状突起。
   黄栀子种子发芽适温为25—30℃，不耐贮藏。保存一年以上的陈种子发芽率显著降低。留种宜选植株生长旺盛，无病虫害，果枝节间粗短，果实皮薄、饱满、圆鼓形、色红黄的新产中型果实作种。
   栽培黄栀子时应掌握以下操作要点：（1）整地。选地后于播种前深翻30厘米，亩施厩肥2500—3000千克，拌匀整平耙细，作成宽1.2米的高畦，两边开宽30厘米的排水沟，以利排灌。（2）选种。播种前剥开果皮取出种子，用30℃温水浸泡2—3小时后揉搓，去掉浮在水面上的杂质和瘪子，将沉在水底的饱满种子捞出，摊在箩内晾去过多水分，然后拌上细沙备播。
   （3）育苗。春、秋两季均可播种，以春播为好，春播在2月下旬至3月初，秋播在9月下旬至10月，在畦面上按行距20—25厘米开2—3厘米浅沟，将种子均匀撒在播种沟内，覆土，稍压盖草浇水，保持湿润，温度适宜，15天后出苗。亩用种2—3千克。出苗后揭去盖草，保持一定湿度。注意遮荫、除草、追肥，苗高3厘米时间苗，按株距7—8厘米定苗。育苗一年，苗高30厘米以上时即可移植于大田中。（4）扦插繁殖。春季或秋季选择生长健壮的植株上二三年生枝条剪成15—20厘米的插条，在事先准备好的苗床上，按行株距15厘米×10厘米，将插条斜插入土中2/3，用土压实、浇水，保持湿润，生根展叶后即可移植。（5）分株繁殖。于早春或秋季刨开表土，将母株周围15—30厘米高的萌蘖从相连处切断，单独栽植，注意浇水。（6）定植。用种子繁殖或扦插育苗，一年后于早春2—3月或秋季10—11月定植。少量栽培可在房前屋后、菜园地边挖穴栽。大田栽培在整好的地块上，按行株距1.5米×1.2米挖直径50厘米、深40厘米的穴。每穴施入基肥，盖土后将栀子苗放入，每穴一株，种下培土时将苗轻提一下，以利根系舒展，然后填土、压实、浇水。如遇天旱应注意浇水保活。
   黄栀子生长期间应加强管理才能获得高产：（1）中耕除草。定植后每年于春、夏、秋季浅耕除草，冬季进行一次全垦，彻底清除灌木杂草，并注意向根部培土。（2）追肥。定植的前两年以施氮肥为主，兼施菜籽饼、磷肥、火土灰以使植株高大。进入结果期增施磷钾肥，辅以氮肥。每年施肥4次。初春亩施腐熟菜籽饼50千克，尿素25千克，5—6月间用磷酸二氢钾0.2%液或尿素1%液或过磷酸钙3%液进行叶面喷雾。亩用量75—100千克。初秋亩追尿素5千克，磷肥10千克，钾肥5千克，冬季清园培土，施厩肥、堆肥。（3）整形修枝。苗高50厘米时开始修枝整形，培养1个主枝，3—4个副主枝，剪除斜生、下垂、重叠枝，以便养分集中。进入盛果期冬季采完果后，修剪一次，使整株树冠形似圆头，内膛枝适量，通风透光，修剪后及时追肥。（4）间作。移栽后1—3年间可在行间种植豆类作物以增加收入。（5）防治病虫害。①斑枯病。危害叶片，使叶片两面均生黄褐色病斑，边缘褐色，上生小黑点。防治方法：注意冬季清园，摘除病枝后喷1:1:100倍的波尔多液或65%代森锌500倍液。每隔15天一次，连续2—3次。②大透翅天蛾。以幼虫咬食植株幼嫩部位。防治方法用90%晶体敌百虫1000倍液于现蕾、开花初期、幼果期、果后期喷洒。③红蜡介壳虫。寄生在枝干上使植株生长不良。防治方法：在幼虫出现时用0.2—0.3波美度石硫合剂喷杀。④卷叶螟。以幼虫为害春。5—9月发生严重，被害的秋梢及花芽几乎全部吃光，造成第二年大减产，可用敌百虫90%原药1000倍液喷杀。
   黄栀子定植后2—3年开始开花结果，每年10月上旬果实陆续成熟，当果皮由青转为枯黄色时分期分批采摘，大小果要摘净。采摘后不要堆闷，可放通风处摊开，晒干或烘干。烘时火势由大到小，经常翻动，遇阴雨天，白天烘，晚上回润，反复数次即干。
   黄栀子初果期亩收干品30—50千克，盛果期可达100—150千克。栀子以果实完整、色红黄、皮薄饱满、干燥无杂者为佳。
   黄栀子能清热除烦、凉血散瘀，除药用外还可提取天然色素作为食品染色剂，用途较广，国内外畅销。前几年由于价格偏低，种植减少，原有资源遭到破坏，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产量受到限制，价格逐年上升。近几年生产不断发展，产销将趋于平稳。1996、1997年每千克10—14元。
   第九节 百合 百合又名野百合、苦百合、白百合、百合蒜、夜合、蒜脑薯等，为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以干燥肉质鳞茎入药。主产于本乡梅岗、兰坊等村。
   栽培百合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是：（1）温度。百合喜凉爽，比较耐寒。鳞茎在土中越冬，可耐-10℃的低温。高于10℃发芽，低于3℃时叶片易受冻害。生长发育温度以15—25℃为宜。花期最适合温度为24—29℃。温度高于33℃，持续时间长，植株易枯黄至枯死。（2）水分。百合喜干燥，怕水涝，整个生长期土壤湿度过高易枯死，高温高湿危害更严重，雨后要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降低田间湿度。（3）光照。百合是较耐阴植物，生长前、中期喜光照充足。现蕾开花期延长光照可提前开花。光照不足开花延迟，甚至落蕾。（4）土壤。百合适宜在疏松、深厚、肥力中等的沙质壤土中生长。土壤粘重、通气不良的地块不宜种植。土壤PH以5.5—6.5为宜。
   百合鳞茎呈扁球形或椭圆形，白色，肉质先端常开放如莲花状。直径4—6厘米，厚度3—4厘米，由多数肥厚、卵匙形的鳞片和短缩茎聚合而成。
   栽培百合的时间依各地气候条件而定，一般在9月至10月上旬为宜。秋播的百合发根早，根系发达，出苗齐，产量高，质量好。
   百合前茬作物以豆类或蔬菜为好。前作收获后深翻耙细，亩施腐熟厩肥或堆肥2500—3000千克，过磷酸钙25千克，土肥拌匀后作畦。干燥高爽地块作平畦，畦宽1—1.2米，两边开排水沟；地下水位高，雨水较多的地块整成高畦，畦宽1米左右，两边挖宽30—40厘米，深15—20厘米的排水沟。
   培育种鳞茎有四种方式：①鳞片繁殖。秋季选择健壮无病植株，挖出鳞茎，用刀切去基部，剥下鳞片，在1:500多菌灵水溶液中浸30分钟消毒。取出晾干后以基部向下插入整好的苗床内，插入部分为鳞片的1/2—2/3，鳞片间距为3—6厘米。插后盖草遮荫保湿，苗床湿度不能大，以防鳞片腐烂。插后温湿度适宜，3周后在鳞片下端切口处会形成1—2个小鳞茎。第二年春，每个小鳞茎便生根出苗。精心管理于9—10月份从土中挖出，按行株距15厘米×7厘米移栽。顶端朝上，覆土3厘米，然后盖草保湿。经过两年培育即可用于大田栽培。鳞片繁殖每亩约需鳞片100千克，通过培育形成的小鳞茎可用于15亩大田作种。②小鳞茎繁殖。百合中老鳞茎在生长过程中于茎轴上逐渐形成多个新的小鳞茎，可作为繁殖材料。收获百合时，将无病株上的小鳞茎收集起来。按鳞片繁殖方法消毒，然后在整好的畦面上按行株距15厘米×7厘米左右开沟播种。鳞茎头向上摆入沟内，覆土3厘米。经过一年培育，一部分可达到大田作种标准，较小的鳞茎可再培育一二年作种用。③珠芽繁殖。百合在生长期叶腋易生出直径0.5—1厘米的黑褐色珠芽，可作繁殖材料。夏季珠芽成熟要脱落时采收，和湿沙混合贮藏于通风阴凉处。秋天在整好的苗床上，按行距15厘米开5厘米深的浅沟，将珠芽均匀播于沟内，珠芽间距3—5厘米，播后覆土2—3厘米厚，盖草保湿。翌年春出苗时揭去盖草，加强肥水管理，秋季地上部分枯萎后挖出鳞茎，按行株距15厘米×7厘米左右播于苗床，经过一年培育，一部分可作大田种茎，小鳞茎再培育一二年。④种子繁殖。百合结实率较低。果实为蒴果，近圆形或长卵圆形，室间开裂，绿色。种子粒数很多，单果有种子200粒以上，形状扁平，具膜翅。黄褐色，千粒重2.08—3.4克。9—10月份果实成熟后，取出种子立即播种或将种子阴干后用湿沙层积处理，第二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播种。苗床整理时将腐熟畜粪和细沙与床土拌匀整平，开沟条播，行株距15厘米×3厘米，播后轻压一层细沙，再盖草，浇水保湿，出苗后揭去盖草。加强田间管理，约需4年可挖出作种茎。
   百合可以定植。9—10月挖出种鳞茎，在室内摊开，上盖草，晾种5—7天，种植时在整好的畦面上按行株跑27—33厘米×20厘米挖穴，每穴施入少量肥料，在肥料上覆些细土，使种茎不与肥料接触，将种茎按大小分级后栽入穴中，基部向下每穴放一种茎，上覆细土5厘米厚，再稍压紧。栽植深度要掌握好，过深过浅对产量和质量都有不利影响。亩用种量200—250千克。
   百合田间管理措施有：（1）冬季管理。栽种后出苗前在田间盖一层稻草，可保温、保湿、灭草，防止冻害和土壤板结，为早苗壮苗打下基础。（2）春季管理。出苗前要及时松土除草，操作时要小心，切忌不能碰伤幼芽，注意清沟理墒，保证雨过田干。（3）中期管理。疏通沟渠，降低田间湿度，防止鳞茎腐烂。久旱无雨可适当灌溉。6—7月注意打顶、摘蕾，减少养分消耗。（4）后期管理。夏至前后百合进入生长后期，要及时摘除珠芽，同时仍要注意清钩，避免高温高湿发生根腐病。（5）追肥。百合喜肥。生长期一般追肥3次。1月份前后施早春肥，每亩施猪、羊厩肥1000千克，腐熟饼肥50—75千克，复合肥40千克，选晴天均匀铺干畦面，并立即培土覆盖，盖土均匀。早春肥对百合增产效果明显。百合苗高10厘米左右第二次追肥，亩施人粪尿或猪粪水1500千克。第三次追肥在摘蕾、打顶后，可亩施碳铵20千克，释稀后浇施。同时用0.2%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
   百合病虫害的防治（1）立枯病。通气不畅，田间湿度大，光照不足易发生。嫩芽受害后变黑褐色后枯死。幼苗受害后根茎部变褐，萎缩枯死。鳞茎染病后，变褐后腐烂。成株受害后根部先枯萎，然后叶片自下而上发黄而枯死，鳞茎萎缩。防治方法：高畦栽培，实行轮作或选排水良好的田块栽植，栽种前将鳞茎进行消毒，用2%福尔马林或40%甲醛加水50倍浸种15分钟。注意开沟降低田间湿度，保持通风透光。出苗后喷50%多菌灵1000倍液连续2—3次预防，发现病株及时拔除并用石灰水消毒病穴。（2）病毒病。危害百合全株。受害植株叶片变黄或呈现黄绿相间的花叶，植株生长不良，矮小，花蕾萎黄不开放，严重时植株枯死。防治方法：选抗病品种，选无病鳞茎作种；及时拔除病株，防治蚜虫等传毒昆虫；增施磷钾肥，增强植株抗病能力。（3）根腐肉。发病期于6—8月，病根呈黄褐色而腐烂成黑灰色，叶片发紫发黄，很快大面积枯萎死亡。防治方法：发现病株及时拔除，收集病叶集中烧毁；增施磷钾肥，少用氮肥；注意轮作，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发病时也可用退菌特50%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灌注根部。（4）蛴螬。高峰期在6月下旬至7月中旬，因接近收获期不可用剧毒农药浇注，只能人工捕杀或毒饵诱杀。（5）蚜虫。夏初发生，吸食汁液使植株萎缩，影响开花结果。防治方法：清理田园，清除杂草，喷40%氧化乐果1500倍液或50%马拉硫磷1000倍液。
   百合定植后的第二年，百合地上部茎叶枯萎后，地下鳞茎完全成熟时采挖。选晴天挖起全株，切除茎根、须根，将小鳞茎选出作种栽。大鳞茎及时贮藏在阴凉通风处，以待加工。一般亩产鲜鳞茎750—1000千克，高产可达1500千克以上。（1）剥片。一般用手剥，或在鳞茎基部横切一刀，使鳞片分离，剥下的鳞片洗净、沥干，严格按外、中、内层分别盛装，一般用手剥，或在鳞茎基部横切一刀，使鳞片分离，剥下的鳞片洗净、沥干，严格按外、中、内层分别盛装，以备泡片。（2）泡片。煮沸水一大锅，将洗净的鳞片分类下锅，每锅鳞片的数量，以不出水面为宜。用木棒搅动，使上下受热均匀。泡片火力要均匀。时间为5—10分钟，当鳞片边缘变软，背面有微裂时迅速捞起，放入清水中漂洗粘液，再捞出。每锅水只可用2—3次，以免影响质量。（3）晒片。将漂洗的鳞片轻轻薄摊在竹席或芦席上，厚2—3厘米，约达到六成干时再翻晒，以免破碎，然后暴晒至全干。百合折干率为3.5—4:1.经过加工晒干的鳞片表面乳白色或淡黄色，光滑细腻，略有光泽，质硬而稍脆。以筋少质坚、瓣匀肉厚、色白者为佳。贮藏时用竹篓或粗麻袋包装，置通风干燥处。防止受潮和虫蛀。百合忌用硫横熏，以免内心硬化，影响质量。
   百合具有滋阴补肾、生津止咳、补中益气、养心安神的功效，除药用外，百合还是一味蔬菜佳品，既可鲜食，又可加工成百合粉、百合干、百合晶等，深受国内外消费者欢迎。
   百合多年来一直比较畅销，1992—1995年价格在每千克7—13元范围内，1996年每千克8—16元，1997年为每千克12—17元。种植百合的一些村宅均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因百合可以和其他作物间套复种，使亩效益倍增，因此发展百合种植前景乐观。
   第八章 油料作物 第一节 油菜 油菜又叫芸苔，属十字花科，是湖南乡主要油料作物，产油量占油脂总数50%以上，种植历史悠久。过去农民种油菜是为满足自己食用油的需要，因而种植面积不大，单产较低，亩产菜籽20-30公斤，而且废弃面积较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村开始重视油菜生产。1981年实行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激发了农民种油菜的积极性。1986年湖南乡认真实施抚州行署下发的“关于开展绿肥、油菜高产竞赛的通知”，1998年又实施行署下发的“关于抓住关键措施，努力提高油菜单产的通知”，并参加全省油菜“金花奖”竞赛活动。1989年行署和临川县市政府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油菜生产”的决定，把冬季油菜列入农业开发总体战略目标之一。1996年以后，油菜籽收购价格下跌，境内油菜生产略有下降。
   湖南乡油菜主栽品种，历史上是以芥菜型、白菜型、本地土种油菜品种为主，如甜油菜、苦油菜、辣油菜等，一般都抗性差、产量低、混杂退化严重。上世纪五十年代引进湖北甘兰型“浠水油菜”和甘兰型“胜利油菜”品种，六十年代又引进安义“甜油菜”和“胜利52”油菜品种，逐步更换原农家传统品种，种植面积较大的是胜利52品种。七十年代先后引进甘兰型“西南302”、“川油3号”、“川油9号”、“秀油1号”、“赣油1.3号”等，种植面积最大的是西南302，该品种株型高大、结荚多而密、产量高，单产比“胜利52”油菜高10-15公斤。1980年引进“8002”、“8003”低芥酸油菜品种。1986年引进“中油821”。1987年引进“秦油2号”。1988年引进“万油17”。1992-1994引进“中双3号”、“中双4号”双低油菜和“湘油13号”。1996年从四川引进早熟低芥酸油菜“川油早优1号”、“川油11号选”。1997年又从引进双低油菜“中油119”。到2000年，境内油菜主栽品种有中油821、湘油15号、万油17号、秦油2号、赣油12号、中双4号、川油早优1号、川油11号选等，以中油821栽培面积最大，中油119占有一定的面积，该品种株型紧凑，荚果大而密，单产比较中“油821”高出10-20%，出油率高达40%以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湖南农民种油菜还是传统的直接点播、条播或撒播，六十年代后开始逐渐改直播为育苗移栽。七十年代随着稻稻油、棉油套种选用甘兰型品种的扩展，育苗移栽成为发展油菜生产的主要措施之一。八十年代后，推广板田移栽，育的苗达到六片叶，六寸长，茎粗0．6毫米的标准。做到“六个一”，即“一根绳子分畦，一把锄头开沟、一个穴栽一根苗，一把火土灰盖蔸、一勺肥水定根。”近年来，荚籽收购价下跃，而板田移栽虽产量高但投资大投劳多，农民不愿搞板田移栽，因而板田移栽面积逐年减少。棉油套种的田，于10月份在棉田中套栽油菜，4月份在油菜田中套种棉花，油菜育苗喷施多效唑，苗矮壮，可实现棉油双丰收。
   1978年前，农民直播白菜型油菜，播种密度高，用种量大，群体生长不良，推广育苗移栽后，移栽密度偏稀，亩栽五、六千株，产量不高，八十年代逐渐推广合理密植，稻稻油三熟制田亩栽0.8-1万株，棉、油套种田亩栽0.8万株，直播田留苗2-3万株；2、深沟窄畦。1987年前整地开沟作畦，旱地畦宽3-3.3米，水田2.3-2.7米，沟深10厘米左右。1978年后旱地改为2-2.3米，水田改为1.7-2米的畦面宽，沟深达17厘米，并推行畦、腰、围三沟配套，腰、围沟深在20厘米以上，推广板田移栽和板田直播后，应用免耕栽培法，水稻田板田打穴栽苗或板田直播，棉油套种田行间免耕套种，除草用除草剂。农民以前种油菜施农家肥，不施化肥、微肥，至今油菜施肥做到基肥足、苗肥速、腊肥重，苔肥稳，不但施足农家肥作基肥，苗期还及时追施氮肥和复合肥苔肥要施10-15担人粪尿或氮肥4-5公斤，结荚期叶面喷施尿素和磷铵二氢钾及增产菌等。从1978年开始推广喷施硼肥，在油菜生长的苗期，苔期、初花期亩喷施4两硼砂，这已成为油菜增产的关键措施。
   油菜生产易发生菌核病，病毒病，霜霉病和蚜虫、菜青虫等病虫危害。
   菌核病是油菜致命的病害，该病1988年前是中等偏轻发生。1989年，油菜盛花后碰上降雨频繁，日照偏少，有利菌核病发生，因而出现中等偏重发生，发病面积占油菜种植面积50%以上，而且病菌残留基数高，所以1990年仍是中等偏重发生，发病面积占油菜种植面积47%。1991年，发生面积占油菜种植面积上升到40%，属中等发生。1997年随着油菜感病品种种植面积增大，田间菌源增多，加上菌核萌发期比常年早，菌核萌芽率特别高，致使油菜菌核病发病特别严重，造成大面积减产，部分发病严重的田块绝收。1998年后菌核病发病面积减少，一直到2000年均是中等或中等偏轻发生。
   危害油菜除了致命的菌核病外，病虫还有油菜蚜虫和病毒病，霜霉病等，1989年至1993五年间，油菜蚜虫和病毒病发生较重，尤其是1993年发生危害严重，由于那年秋天气干旱，蚜虫大发。，另外霜霉病、菜青虫等每年也有零星发生，但未造成明显的经济损失。
   对油菜病虫害防治的方法是农民在搞好深沟窄畦，清沟排水，选用抗病虫品种进行种子消毒等农业防治同时，还采用敌百虫、乐果、甲胺磷等药剂杀灭害虫，用多菌灵、托布津、波尔多液等药剂喷杀控制病害。
   第二节 花生 花生是豆科落花生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它在全国来说是主要的油料作物之一，但在湖南乡种植则主要供中秋节和春节的副食品用。花生有很多好听的别名，如长生果、千发子、万寿果、地豆等。花生没有被作为油料作物以前，还只是当做达官贵人观赏的奇花异果，直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马赛一家油坊开始用花生榨油，花生才走出庭院，人们争相种植，广为播种。
   我国最早栽培的是龙生型小子花生，明末清初，曾多次从“西国”、“海上诸国”引进过南美洲的花生种，清代《本草纲目拾遗》说：“康熙初年僧应元往扶桑免种寄回，亦可榨油。”宣统年间（慈溪县志）记载：“落花生……还有一种自东洋至，粒较大，尤坚脆。”山东蓬荚县还立碑铭这一传入经过，大粒花生一传入中国，便很快传入大江南北，湖南乡的花生也是从此开始种植。清人梁起曾写下《花生赋》：“仙子黄裳绉青谷，白蝉单中笼红玉，别有剪犹一颗心，照入劳民千万屋。”可见花生在那时便在人们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花生的种子含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一船含脂肪44-54%，蛋白质24-36%，并含有多种维生素。通常的出油率为40%，相当大豆的两倍，种子除可榨油外，还可真接食用和加工制造各种糖果点心，香脆可口，营养价值很高。花生油味道清香，是很好的食用油。花生油的碘为86.6—108，属不干性油，可制造肥皂、润滑油、蜡爆、医药用油以及作毛织物的整理剂等。花生入药“味甘气香，能健胃，饮食难消运查宜之。”近来发现花生壳有降压作用，冠心病患者，将花生壳洗净煎水代茶饮，每次50-100克，有明显疗效。榨油的枯饼，含蛋白质40%左右，脂肪7%，氮素7.56%，磷酸1.37%，氧化钾1.5%。用来喂猪，猪粪的氮、磷、钾肥分，比没有喂枯饼的高出五成以上。一亩花生，有一千多斤鲜茎叶，相当于10斤尿素，晒干的茎叶，一般含蛋白质约12-14%，含碳水化合物42-47%是很好的饲草，花生壳磨碎后也可作为猪饲料，若将花生壳进行干馏，水解等处理，还能够得到糠醛、丙铜、甲醇，活性炭等十几个产品。据测定，种过一年花生的土壤，可增加有机质2.3%，所以它有“红壤地上先锋作物”的美称。
   花生在湖南乡栽种的面积并不大，只是在红壤旱地和缺水灌溉的稻田栽培。以前花生品种多为蔓生和半蔓生型本地土花生品种，1958年从福建引进小粒子强盗花生“中流球”品种，在红壤地大面积种植，该品种坑逆性强、耐酸耐旱，为红壤先锋作用，一般亩产200公斤左右。1977年引进“粤油58”、“粤油116”、“粤油523”、“白沙选”、“鲁花9号”等品种试种。目前境内主要以“粤油831”花生品种为主栽品种， 湖南乡农民在花生栽培技术推广了三大新技术：一是密植和施肥技术。历史上区农民种花生为稀植不施肥。1957年后逐步推广密植，蔓生品种一般行株距为33×30、33×13厘米，亩播1-1.6万蔸，每蔸下种子2-3粒。同时还重视施肥，亩施火土灰或垃圾肥1500-2500公斤或复混肥150-250公斤作基肥，如能增施磷肥并接种根瘤菌，可增产20—40%。红壤旱地要增施100公斤。左右石灰，能减少空荚；二是应用新科技成果。先后将三十烷醇、多效唑、增产菌等新产品大面积应用到花生生产上，收到明显增产效果。三是地膜覆盖栽培技术，花生采用地膜覆盖，能增温、保温、保肥土壤疏松、加速养份分解，提高出苗率，使之苗壮、果多、果饱、早熟、高产，配套其他措施，一般亩产比露地花生要增75—100公斤，增幅达30-50%。
   第三节 芝麻 芝麻又名“胡麻”、芝麻含蛋白质22%、出油率高达48-63%，是境内油料作物之一，除能榨油22%左右，同时也是很好的食品，可以做糖果点心、芝麻酱。麻油可以制造人造乳酪，肥皂和化妆品，还可以做机器的润滑油和保护剂等。芝麻开花期较长，与红花草，油菜、荞麦同为湖南乡的重要蜜源作物，花和叶还可以做药用。榨油后的芝麻饼，含蛋白质约36%，碳水化合物约245%，是牲畜、家畜的精饲料，又因芝麻饼中含有氮5.9%、磷3.3%、钾1.5%，因此也是很好的肥料。
   湖南乡芝麻，多在丘陵红壤旱地种植，一般以夏芝麻为主，多在夏收作物收获后种植，常和麦类作物进行套种轮作，也有在棉苗缺株的情况下，在缺棉苗的地方，补种芝麻。秋芝麻一般在早大豆早稻收获后播种，有的则与麦类、早黄豆实行一年三熟制。由于耕作粗放，产量都比较低，一般亩产只40-50斤，最高的也只有80斤左右。亩产量不能提高的原因主要是芝麻种植地大多是瘠薄缺肥缺水旱地或初垦荒地，且零星种植，产量难以提高。
   境内芝麻种植品种，按种皮份有白、红、褐四种；按用途分有食用芝麻、油用芝麻，按其塑果棱数分有四棱、六棱、十一棱和多棱。主栽品种有临川红、八方白、抚州芝麻、多棱芝麻、霸王鞭、武棱黑芝麻、佛座芝麻等。
   芝麻栽培技术历史上比较落后，品种混杂，管理粗放，单产较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未期对传统落后的芝麻栽培技术才逐步改进，应用新技术。①窄畦深沟。改宽畦为窄畦，改浅沟为深沟，采用高畦栽培，由于排水畅通，芝麻出苗齐，生长健康，克服了因排水不良，播种时遇雨天，芝麻出苗不齐，生长不良的倾向。②精耕细作。芝麻种子小，贮存养分少，幼芽顶土力弱，出苗困难，要选择地势高，排水良好的肥沃土精细耕作，二犁二耙、整细整平，保一次播种一次全苗；③合理密植：境内芝麻播种密度历来偏稀，每亩只有0.5-0.6万株，后逐渐改稀植为合理密植，每亩种植密度增加到1万株；④应用新技术。在芝麻终花期，晴天进行打顶，摘掉1-2寸空稍尖，促使塑果增大，粒数增多，产量高、成熟整齐。在芝麻苗期和花期分别喷0.2%锌肥，可增产10%，并在初花期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二次，每隔4-6天喷一次。还可在芝麻幼苗期摘去主蔓顶尖，促使主茎叶腋长出两个类似主茎干的枝条，使之变成双茎株，可促进芝麻高产。
   第九章 林业 第一节 森林分布 本乡属亚热带气候，适宜林木生长，有针叶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竹林、灌木等各种树种。针叶林主要有杉、松、毛竹。常绿阔叶林主要有楮、栎、荷木。落叶阔叶林主要有苦栋、拷树、枫香、梧桐、油桐、栗、柳、乌柏。灌木主要有继木、黄端木、毛叶冬青、金银花、乌药、算盘珠、猫儿刺等。主要分布在低山、丘陵、岗地上，各地有些居民住宅前后也有零星经济林的种植。
   第二节 护林育林 解放前，湖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山林为乡绅、富户所占有，少数属于祠庙归集体所有。在土地改革中，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出租的山林，分给农民所有。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农民把山林入社，山林权属归集体所有。1958年以后，山林归人民公社所有。1962年至1963年，国家颁发了山林执照，明确管理范围。1981年又进行林业“三定”，即确定山林权属，划定自留山和责任山，明确林业生产责任制。
   本乡林木常见的病害，杉木有炭疸病、软腐病、细菌性叶班病、苗木根枯病；松树有黑纹病、苗叶枯病；油茶树有炭疸病；梨树有梨锈病；泡桐树有枯萎病等。虫害中，杉木有双条杉天牛、杉梢小卷蛾、土栖白蚁；松树有松毛虫、松梢螟；油茶树有兰叶虫、金龟子、象鼻虫；泡桐树有金花虫等。这些虫害以松毛虫危害最烈，每隔三四年为一个繁殖周期。民国27年（1938年）新殿、流源一带发生松毛虫，松叶几乎全部吃光，老百姓叫苦连天，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毛虫吃山人吃羹，吃了上山吃下山，活命只得走异乡，何时神仙灭此虫。”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防治森林病虫害，由人工捕捉害虫，发展为人工捕杀和药剂综合防治。1956年本乡开始试用细菌苏云全杆菌灭松毛虫，死亡率达86%，1970年开始用的僵菌灭松毛虫，死亡率达95%。1970年，1980年和1983年三次使用飞机灭虫，害虫死亡率均达95%以上。
   第三节 林权改革 2004年，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赣发［2004］19号）精神，开展了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改革的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即坚持权益平等，每个村民平等享有集体山林的权益。坚持尊重历史、保持林业政策的连续性。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尊重群众意愿。坚持因地制宜，形式多样。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①明晰产权。林业产权的范围包括：林地的使用权和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包括林地的所有权。②自留山稳定不变。继续实行“生不补，死不收”、长期无偿使用，允许继承的政策。③已分包到户的责任山稳定不变。承包期限30—70年，山上林木归责任山主所有，承包期内允许继承。④落实“谁造谁有”。自留山和责任山抛荒后，由集体收回统一组织造林的，要落实“谁造谁有”政策，在稳定自留山和责任山使用权不变的前提下，所造林木可由集体和农户协商确定分成比例，集体分成比例应不低于70%。林木采伐后，林地的使用权归还农户。⑤家庭承包经营。对集体统一经营的山林，可按人口折算人均山林面积，以户为单位划片承包经营，或自由组合联户承包经营。⑥“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对集体统一经营且群众比较满意的山林，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可以继续实行集体统一经营。但要将现有林地、林木折股分配给集体内部成员均等持有，明确经营主体，财务单独核算，收益70%以上按股分配。⑦有偿转让经营。可将现有山林评估作价，通过公开招标租赁、拍卖等方式转让给集体经济内部成员，转让费按年计收，70%以上由集体内部成员平均分配，剩余部分用于林业发展和公益事业。⑧稳妥处理已经流转的集体山林。对已经流转的集体山林，凡程序合法、合同规范的，要予以维护；对群众意见较大的，要本着尊重历史、依法办事的原则，妥善处理。集体山林流转收益70%以上应平均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
   办理林权证应当由林权权利人提出申请，经村小组、村、乡同意，由县林业局审核。对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位置、四至界线、林种、面积等数据准确，林权材料合法有效，无权属争议，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与实地相符的并经现场勘察后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的，予以登记并核发林权证。
   第十章 畜牧业 第一节 畜禽种类及品种 湖南乡养的家畜禽种类主要有猪、牛（包括水牛、黄牛）、羊（主要是山羊、绵羊极少）兔、狗、鸡、鸭、鹅、蜂等十余种，并以猪、牛和鸡鸭养殖数量最多，后又先后引进鸽、山鸡、鹌鹑等飞禽饲养。
   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湖南乡以饲养赣东花猪品种之一的南门花猪为多数，因其体色为黑白相同的花色，又出产于抚州南门，所以有南门花猪之称，其中型外貌是头大小适中，额较宽，皱纹较多，面微凹，耳大下垂，繁殖性能较强，由于逐渐与外来良种猪杂交，现在南门花猪纯种已找不到了。目前，饲养的多为赣东黑猪与外来良种猪的混杂种。赣东黑猪被毛黑色，体型中等，头颈较短，额宽稍凹，耳向上伸展，背腰平直，腹大而不施地，臀尖而稍长，成年公猪体重120-140公斤，母猪110-120公斤，与外来多种良种猪杂交都有明显的杂种优势。1987年引进美国的良种公猪约克夏与本地母猪杂交，杂交一代具有生长快、身长，体大脚高，皮毛白色等特征，一般能长到300公斤以上，后又引进瘦肉型良种公猪长白、杜洛克等猪种与本地母猪杂交，逐年提高了境内生猪瘦肉率。
   牛：黄牛以本地临川黄牛为主，广昌黄牛也有少量分布，水牛以江西湖滨水牛为最多，有少量的黎川水牛。临川黄牛体型中等，毛色多为黄色和褐色，黑色和红色较少，肩峰发达高耸，鼻镜、蹄后角多呈黑色。湖滨水牛体型适中，耐粗饲料，温和，抗病力强，体质健壮，骨骼粗壮，毛色为深灰或淡灰色。从1978年开始，先后引进肉用体形大的海福特、夏洛来、西门塔耳，和产奶性能好的辛地红、黑白花、幺拉等国外优良的肉用、乳用及肉奶役兼用品种，用这些品种公牛的冷冻精淮与本地母牛进行人工授精配种杂交改良，生产出的杂交牛体型增大，役力增强，产肉、奶量增多。
   鸡：本乡饲养的多为本地麻鸡，少数罗斯鸡。本地麻鸡外貌有粟色和花色两种，蛋壳黄色、壳厚，蛋质鲜美。罗斯鸡具有体型大、产蛋大而多等特点，这些地方鸡种都未进行选育，仍处于自然繁衍状态。随着养禽业的兴起，特别是全价配合饲料的应用，各地先后引进了罗斯蛋鸡、依沙褐鸡、AA肉鸡、泰和丝毛乌骨鸡和崇仁麻鸡等卵肉专用品种，以崇仁麻鸡饲养量最大。
   鸭：多为本地麻鸭，又称水鸭和泥鸭。还有番鸭，又称胡鸭、红面鸭，是肉蛋兼用型品种，用公番鸭和本地母麻鸭交配，生长快，但无繁殖能力，专供肉用的骡鸭。农户私养的鸭多为肉用鸭，专业户群养的鸭多为蛋用鸭。从外地引地的优良鸭品种有福建龙岩麻鸭、浦田黑鸭、浙江绍兴麻鸭、江西农科院培育的TR蛋鸭和北京鸭、法国玉鸭、广西双魅头鸭等品种，但因受综合性能或本地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的影响，几乎都未能形成繁育群体。
   鹅：本以前以饲养本地鹅为主，成年鹅体重只有4-6公斤，后引进兴国灰鹅，丰城灰鹅、莲花白鹅等大体型鹅种饲养、但只是引进，也未形成繁殖群体。
   第二节 家畜饲养 湖南农民过去养猪是为积肥，同时解决自食肉的问题。农民养猪曾流传一句俗话：“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意思是养猪积造肥料肥田。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农民口粮标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提高，所以生猪生产发展较快。六十年代初，因为连续受了灾害，吃食堂和极左思想的影响，生猪数量平均只以3.5的比例递增。除了1970年大抓了一下集体养猪，号召“四级办场、五级养猪”形式上出现了一次高峰外，实际上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把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来批，限制家畜家禽的发展。1980年以后，随着党对农村实行经济放宽政策和推行各种生产责任制，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又大大调动起来了，尔后又取消了派养派购，农民的猪可自宰自售，肉价随行就市，生猪的发展更快。
   目前，养猪业逐渐成为湖南乡农业生产的支柱产业。1990年临川被列入国家“星火计划”的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建设项目，湖南乡实施《大面积推广养猪生产综合配套实用技术》，全面推行“四化”、“四改”、“二防”、“一旱”饲养技术，即母猪良种化、公猪瘦肉型化、肉猪杂种化、配种人工授精化；“四改”即改单一饮料为配混合饲料，改“吊架子”育肥为“一条龙”育肥，改熟喂为生喂，改放养为圈养；“二防”即预防传染病，预防寄生虫；“一早”即仔猪提早补料，同时推广应用深缩料“宝丰牌871”和预混饲料饲养，生猪饲养周期缩短，养猪效益不断增加，因而农民养猪积极性高，涌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养猪专业和养猪场，加上广东、福建销售市场看好，增长步伐加快。1995年以后，饮料价格不断上涨，生猪价格下跌，养猪日趋亏本，农户养猪积极性受到挫伤，加上湖南、广西等省生猪大量涌入广东、福建等市场，境内生猪外销市场不断萎缩，致使境内生猪饲养量逐渐减少。
   牛是农家宝。从耕牛的发展情况来看，上世纪五十年代平均每年递增1.9%，从1960年以后，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经济管理制度上的某些缺陷，饲养工作缺乏一定的经验和措施，加上水利设施不断改善，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粮油加工机械的逐渐普及，以往用以车水、碾米、榨油等方面的牛力，逐渐地被机械动力所替代，所以在六十年代的耕牛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第三年递减8.4%，七十年代虽然有所好转，但每年还是递减2%。1981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耕牛分到户上饲养，加之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牛肉的价格大幅度的提高，改变了历史上牛肉价低于猪肉价的旧状，一跃而为牛肉价大大高于猪肉价，养牛不仅可以耕田，而且可以育成肉用牛上市卖牛肉，经济价格提高了，从而耕牛数量又开始回升。但目前又已下跌，多数农户已不再养牛了。
   第三节 家禽饲养 本乡家禽饲养主要有鸡、鸭、鹅三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府为了加大对家禽生产领导力度，提出“小家禽，大产业”的发展思路，着手建设崇仁麻鸡和水禽养殖两大生产基地，因而带动了家禽发展的步伐。1993-1994年实施产业部下达的“稻谷型优化配合饲料及蛋鸭饲养应用技术”丰收计项目，为大面积推广优良蛋鸭，改良抚州麻鸭品种起到示范作用。1993年后，又先后推广应用人工授精改良品种、地方麻鸡大棚散养和全价饲料喂养等实用技术，促使全乡家禽发展加快。1997年以后饲料价格上涨，喂养投入增大，不少养禽专来户出现亏本，因而养殖专业户逐渐减少，家禽生产出现滑坡，到2000年饲养量基本稳定。竹溪村等养鸭专业户比较多。
   第四节 珍禽饲养 湖南乡珍禽养殖很少，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主要有鸽、鹌、鹧鸪鸟、山鸡等。
   湖南乡民间饲养的鸽，常称菜鸽、肉鸽，多作肉食用，有少数养信鸽。肉鸽主要品种有美国玉鸽、美国大白玉、中国的石歧鸽、上海李种、云南高源两点，其中以美国玉鸽体型最大，个体重可达0.8-1公斤。九十年代中后期，湖南乡又引进美国玉鸽数十对，1997年繁殖了五、六百对，已形成较大的种鸽基地，湖南乡春光村养鸽大户熊义堂常年饲养量达4000羽，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在饲养过程中注意预防鸽瘟、鸽霍乱、鸽泫感、鸽子立克氏等病，以确保提高经济效益。
   养鹌鹑主要是产蛋，它体形小，每只100-200克重，纺锤体多，羽毛呈粟褐色，年产蛋250个以上，饲养品种主要有日本鹌鹑、朝鲜鹌鹑、中国白羽鹌鹑等，以日本蛋用型鹌鹑为普通，鹌鹑耗料少，一只一天约需1两饮料，孵出后40-50天母鹌鹑开始产蛋，5周龄鹌鹑体重110克即可食有，有“动物人参”之称。九十年代初，开始引进试养，最初几年饲养量极少，后来逐渐增加。
   第五节 蜜蜂 本乡土地面积大，稻田有种植红花草的习惯，春季蜜源丰富，分布全乡各村的蜜源植物，除红花草外还有油茶、西瓜、柑桔、棉花、芝麻及各种花卉100多种，故历史上农民就有养蜂的产业。饲养方法，主要是转地饲养，即根据全国各地不同地区、季节蜜源植物变化进行转地饲料。在饲养技术上推广人工分蜂，培养强蜂，防治盗蜂，搞好越冬等技术，并改生蜜为熟蜜，提高蜂蜜质量，严格控制美洲幼虫腐臭病、欧洲幼虫腐臭病，孢子虫病、大小蜂螨、白垩病等疫病，确保蜂群强壮，提高蜂蜜产量。
   第六节 兽医防疫 一、疫病流行情况 湖南乡牛的传染病有炭疽、气肿疽、牛瘟等；猪的传染病有猪瘟、猪丹毒肺疫等，家禽的传染病有：鸡瘟、鸭瘟、鸡痘、禽出败等。疫病每年均有发生，流行面广，死亡亦很严重。疫病流行季节大都在春夏之交，农村有句谚语叫：“葫了上了棚，瘟猪肉吃不赢”。也有在秋冻时流行的，如耕牛流行性感冒，一般在每隔三、五年成周期性的流行，耕牛炭疽病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发生，耕牛气肿疽其流行区域大多在沿河一带，家禽的疫病多发生在春未夏初或秋未冬初，特别是鸡瘟流行时，有的乡村的鸡群甚至瘟光。
   畜禽的寄生虫方面，猪有蛔虫、结节虫、鞭虫、鄂口线虫、肺丝虫、姜片虫、辣头虫、胃虫、毛园线虫、双管饱氏线虫等。牛有蛔虫、结节虫、捻转胃虫，古拍线虫、仰口线虫、肝片吸虫，前后盘吸虫、莫尼茨条虫、球虫、胰阔盘吸虫、锥虫等。鸡有蛔虫、毛细线虫、艾美球虫、棘结线虫、扭头线虫，有轮条虫、前殖吸虫等。
   解放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贯彻执行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连年组织大面积的预防注射，大打防疫灭病的人民战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1964年湖南乡就基本上消灭了猪瘟。严重危害人畜健康的炭疽病、牛瘟等，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得到控制，连续二十多年未再发生。牲畜“五号病”（即口蹄疫）到1985年已达到消灭县标准。其他如猪丹毒、猪副伤寒、猪气喘病、猪链球菌病，以及禽出败、鸭瘟等尚在零星发生。鸡瘟自1978的以来，开展大面积防治后，已控制在较低限度。此外寄生虫病经1981年以来的的全面驱虫后，也有所减少。
   湖南乡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境内家畜家禽发生各种疫病有39种，其中：牛有牛口蹄即五号病、牛流行性感冒、牛猝死病、牛伊氏雏虫病、丝虫病5种；猪有猪瘟、猪口蹄疫即五号病、猪流行性腹泻、猪链球菌病、猪肺疫、猪水肿病，猪弓形体病，猪细小病毒病、猪丹毒病，猪附红细胞体病，猪猝死病11种。犬有犬瘟热病、狂犬、病肠炎感犬病、犬细小病毒病4种；鸡有鸡新城疫病、山鸡新城疫病、鸡传染性法氏襄病、鸡瘟、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鸡马立克氏病、鸡减蛋综合症、鸡新城综合症，鸡白痢、鸡伤寒病、鸡大肠杆菌、鸡球虫病12种；鸭有鸭瘟、雏鸭病毒性肝炎、蛋鸭减蛋综合症、禽霍乱病4种；鹅有小鹅瘟、鹅细小病毒2种，鸽有鸽新城疫病等。随着畜禽养殖规模的迅速扩大，内畜禽的传染病种类也越来越多，每隔几年就有一种新的传染发生，其疫病流行也更为复杂，特别是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猪牛口蹄疫、牛雏虫病、鸡新城疫、禽霍乱等疫病在境内流行历史较长，是危害畜牧业的最主要传染病。
   （1）猪瘟：俗称“烂肠瘟”，曾是危害本乡养猪业最主要的传染病。历史上发生较严重，随着猪瘟免化苗的应用，至1989年达到控制猪瘟标准，近年来，每年仍有少数非典型猪瘟零星散发。
   （2）猪丹毒：俗称“鬼打印”，是境内主要传染病之一，上世纪70年代前，该病在本乡境内流行猖獗，随着预防注射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及抗菌素的应用，该病已被有效控制，现每年仍有零星散发。
   （3）猪肺疫：又名巴氏杆菌病、俗称“锁喉疯”，本病呈地方流行，1983年该病在本乡基本得到控制，未见发病。
   （4）牛猪口蹄疫，俗称“口疮”、“烂爪病”又叫五号病，是人畜共患的国际上重点检疫对象，一旦发生，常被引起大规模流行，由于采取了有力措施，1985年被扑灭，保持清静8年之久，后又时有起伏。
   （5）猪喘气病、猪链球菌病、猪弓形体病和猪附红细胞体病：猪喘气病又名猪枝原体肺炎或地方流行性肺炎，随着养猪技术水平的提高，管理条件的改善，喘气病逐渐得到控制，目前只是零星发生。链球菌病在1987年7-9月暴发流行，以后由于预防密度的提高，目前只是零星散发。病例多的架子猪猪弓形病、猪附红细胞体病，每年也呈零星散发。
   （6）猪水肿病：又称浮肿病、以前发生较少，后因普遍使用配合饲料喂猪后，在断奶和散窝后10天左右的仔猪，因突然转料引起消化紊乱、发病较多，但无明显季节性，常局限某些猪场或某窝仔猪，一般不会引起广泛传播，常见于猪群中生长快、营养好的仔猪。
   （7）仔猪副伤寒：该病多发于2-4月龄的仔猪，多因饲养不善引起。上世纪70年代前本病呈地方性流行，现以散发为主。
   （8）牛、猪猝死病：本病发生大部分均为人为或无意间施放农、鼠药所致。自1991年发现后，每年均有发生， （9）牛伊氏锥虫病和丝虫病：锥虫病俗称“断尾病”“肿脚病”，“焦耳病”，主要是耕牛发病，水牛更易感病，牛丝虫病，在上世纪80年代末经血清检查发现泰勒氏丝虫，自1997年以来未见这两种寄生虫的发病耕牛。
   （10）牛流行性感冒和猪流行性腹泻：这两种病因气候环境影响，每年可见到一过性发病，其发病来势凶猛，传播迅速，发病后只要及时治疗护理妥当，一般均能全愈。
   （11）鸡新城疫：俗称鸡瘟。由于狠抓鸡的预防接种，新城疫接种率均在80%以上，使鸡的死亡率逐年降至1.5%左右，目前该病基本得到控制，只是偶而有零星散发。
   （12）鸡传染性法氏囊炎：在1987年畜禽病疫普查中，通过临床、剖检和琼扩试验，证实本病在湖南存在死亡率达20—30%，现由于疫苗预防和药物治疗，只是散发，未见大暴发。
   （13）鸭瘟俗称“大头瘟”软脚瘟“、是鸭的重要传染病，本乡时有发生，一旦发生，死亡率很高，本乡最早于1962年发现该病，大面积注射鸭瘟苗后，本病基本得到控制。
   （14）禽霍乱：亦称“禽出败”，是鸡鸭主要疫病之一，发病急，死亡率高随着疫苗和药物使用，该病在境内呈零星散发，目前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在3%和1%以内。
   （15）鸡球虫病：该病主要侵害15—20日龄的幼鸡，死亡率高，成年鸡多为带虫，以前散养，该病不突出，随着养鸡业的发展，量多种广，交易频繁，该病成了本级常发的主要疫病。此外家禽的疫病在专业户饲养的鸡、鸭、鹅中均有发生和流行，只要注意预防，可降低发病率。
   二、兽医医疗技术的提高 解放前，湖南乡的兽医技术人员都是亦农亦医的兼业者，也有的是做牛商牛贩的兼搞兽医工作，阉割人员亦如此。他们都以医牛病为主，其它猪、禽疾病无人医疗，任其死亡。以前这些兼业兽医人员，他们的技术水平很低，诊疗手段也非常原始。解放后，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精神，贯彻“团结使用、教育和提高”的方针，开始把他们组织起来。首先组建集体析草药店，利用草药出售以及技术收入的经费解决部分生活开支。后在此基础上成立湖南公社县畜牧兽医协会，把凡是兽医、阉割员、配种员一律吸收人会，以不脱产的形式统一领导起来。上世纪六十年代阶段公社级的兽医站和公社级的畜牧兽医协会合并，产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并进一步这实行全面脱产，成为兽医防疫专业队伍，性质是乡办集体，自负盈亏。经过历年来不断的培训，工作人员的医疗技术获得大幅度的提高，能利用中西药结合的方法提高其高医牛技术，改变过去单纯的“一根针、一根草（药）”原始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湖南乡兽医站的工作人员现在不仅能用中西药治疗猪、牛各种一般疾病，采用体温表、听诊器、扣诊、化验等新式方法诊断疾病，而且还能采用开刀、切除等较先进方法，处理一些外科上的辣手病例。如割猪的“小肠疝气”，母猪难产中的剖腹产等，耕牛第三胃严重闭结时，能避开肋骨，移位开刀，即开第四胃，通过第四胃，用手术疏通第三胃，达到治疗目的。
   湖南乡畜禽的疫病防治，新中国成立后，狠抓了预防注射，逐步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1）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由于传染病发生传播迅速，一旦暴发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此全面采用疫苗种已成为防止病传播的重要手段，本乡从建国初期到目前止，用于预防注射的疫苗种类有猪瘟、猪丹毒、猪肺疫、仔猪副伤寒、猪口蹄疫、猪链球菌、猪细小病毒、牛口蹄疫、牛炭疽、牛出败、牛气肿疽、鸡新城疫、禽出败、鸡马立克氏病、鸡传染性法氏囊、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减蛋综合症、鸭瘟、20多种，由于长期坚持大面积，高密注射这些疫苗进行防疫，使本乡已基本控制了牛、猪口蹄疫、猪瘟、猪丹毒、猪链疫、牛炭疽、牛气肿疽、牛出败等传染病。消灭了创仔猪付伤寒，猪炭疽等传染病；针对本乡农家传统养猪方式为放养，而放养是致使疫病流行的重要因素。从1984年开始，所有生猪全实行圈养至今，为预防疫病流行的扑灭生猪五号病起了积极作用。
   （2）加强检疫，严格检疫是预防畜禽疫病，防止疫病传染的主要措施，湖南境内从1952年开始就逐步实行屠宰检疫，1964年实行了市场交易活畜禽检疫，以后实行了产地检疫，检疫工作深入到千家万户，一旦发现疫情，即可将疫病控制在一家一户。近年来又实行了交通运输检疫，从而完善了检疫体系，促进畜禽的防疫工作。使产地检疫、市场检疫、白肉检疫、运输检疫贯穿整个畜禽生产及其产品流通全过程中，有力的保障了畜禽防疫工作的效能。
   （3）建立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本乡乡村两级兽医站建立了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畜牧兽医站每月将疫情按疫情报表规定项目向区畜牧兽医站填报一次，由区站再向上级报告，若遇重大疫情，随时上报，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疫情报告网，确保疫情信息畅通。
   （4）推行畜禽防疫技术承包责任制，畜禽防疫技术承包责任制是乡畜牧兽医站做好防疫灭病的技术管理措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推行生猪注射两包（包医、包赔）、两保证（保证每头都注射、保证付给手续费）、以后逐步发展到二包（包医包防）、三包（包医、包防、包阉割）、四包（包医、防割还包药）和四包一扶助（除原四包外死亡补助）。90年代后期，全乡畜牧站技术承包责任制多以“三包”为主，不断提高了注射密度，增为控制疫病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
   湖南畜牧兽医站为全民事业单位，隶属临川区农业局。现任站长毛荣珍，历任站长孙仁发、周发财、周金泉、陈水平、张金龙、毛荣珍。现有在编人员16人，其中聘干7人，退休人员4人。在编在职人员中，有七挡技师毛荣珍，九挡技师姜玉兰，儿挡技师肖润荣、周新平；七挡技师周和平、艾连平；六挡技师肖文华、杨小辉；五挡技师胡海荣，四挡技师高斌。
   第十一章 水产渔业 湖南乡地处抚河中游，河道沟渠纵横交错，湖库池塘星罗密布，水面辽阔，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各种淡水鱼类和水产品养殖，渔业生产历来较发达，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尤其是近几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流器各优化农民逐渐改变人放天养的传统养殖习惯，加大投入，推行名特优新品种和科学放养技术，加强渔政管理，全乡水产渔业生产实现快速发展。
   第一节 水产资源 湖南乡境内河流有抚河。抚河一般夏涨冬落，4月份开始起涨，6月份进入高峰，7月份开始下降，每年有9个月左右为捕捞季节。水库是湖南乡渔业生产的主体水域，全乡有中小型水库53座，集雨面积大，经常随水体带入大量有机和无机物质，滋养着水生生物和浮游植物，这些水生植物，是鱼类生长和繁殖的天然饵料。湖泊池塘，一般分布在村庄附近，接受光热条件好，水质服沃，水域底层都有沉积物，多富有浮游生物和其他可供鱼类作食料的生物，饵料丰富，适宜养殖。
   湖南乡临川历史上盛产的鱼类有鲤、鳙鲩（草鱼）、鳜、（桂鱼）、乌鱼、鲫鱼、鲇、鳅、虾等鲤于鱼族中最贵其赤色者，谓之金鲤。鳙、鲢、鲩为池沼中所养，岁取之九江鱼苗，川港稀有之”。据《江西年鉴》记载，除上述鱼类外，尚有“白鱼、宗鱼、棍子鱼，榈刀、篾骨干、红火鱼、黄丫头”等。建国后经过3次水产资源调查，湖南乡内共发现鱼类37种，其中海淡水回游性鱼有：鲥鲚（凤尾鱼）、鳗（白鳝）等，多分布在天然水域；江湖半回游性鱼有：青、草、鲢、鳙、鳊等，多分布在水库和湖泊、池塘，湖泊池塘定居性鱼有：鲤、鲫、乌、鲸、团头鲂等。从经济意义看，主要经济鱼类有鲤、鲫、鳊、鲢、鳙、草、青、鳝、鳜、鲴、鲚、鲥等，其中以鲤、鲫鱼类产量高，占渔捕量50%左右，是捕捞的主要对象。一般经济鱼类有翘咀白、红鲳白、鲶、鳟、鳗、鳝、鳅、光头鱼等。经济价值不大的小型杂鱼有：船钉、马口、黄尾、旁鲅等。介类主要有龟、鳖（又称脚鱼、甲鱼、团鱼、水鸡）、蚌、嬪（即蚌珠，现称三角帆蚌），鲮鲤（穿山甲）、螺（塘中为青螺等。田中为田螺经水产资源普查，湖南乡等地较大内港发现大量皱纹冠蚌和三角帆蚌（即古谓之“蠙），每年捕捞万斤以上，是淡水育珠的主要资源。菜类有莲、藕、菱，（有土菱、红菱、角菱，后两种是1975年从浙江嘉兴引进的），欠实，荸荠、茭笋和水浮莲（1955年引进）、水葫芦、泡泡草（1975年从浙江萧山引进）、红萍、绿萍等。以上水生植物，各地都有分布，荸荠是湖南盛产。
   第二节 渔业生产 湖南乡渔业生产历史悠久，从天然鱼类捕捞到人工养殖，从盲目捕捞到计划保护，从渔业生产到其他水产生产。在长期的渔业生产实践中，创造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渔业生产从经营方式看，可分捕捞渔业和养殖渔业。捕捞渔业以天然水域的天然水生动物为劳动对象，但产量受天然条件和季节性的限制。人民在长期的捕捞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捕鱼法：一是掌握鱼类习惯进行捕捞；二是利用响声驱鱼而捕；三是利用鱼类趋光性诱捕。据载，清朝时期有：“夏日以羊或猪的尿泡吹胀，放入萤火虫数百枚，仍缚包口，系于罾之网底，鱼群各奔其光，聚而不动，捕之必多”的诱捕法。捕鱼的方法有网捕、钩捕、禽（鸬鹚）捕、装捕、药捕（含炸捕）、电捕和干捕数种，以网捕使用最广，数量最多。网有撒网、丝网、罩网、罾、扯网等。过去网具均用麻绳编织，用桐油加固。从1960年开始改用尼龙线，尼龙丝编织，并逐步用锡坠子捕捞。历代使用的网具有如下几种： 钩捕有两种：一为个人垂钩使用单钩；二为将从多钩装在绳索上。钩以铁丝制成，曲钩锐刺，大小不一，须附以饵。此外还有筒钩、闩钩、藤钩，均以众多小钩系于绳索，置于水中，闩钩颇巧，以半寸许两端尖锐篾针，曲系成弓，中实鱼饵，鱼食饵而弓开，蔑针直闩于鱼口中，鱼受制不能逃。禽捕是指鸬鹚装铺是用装置器具，诱鱼入内，常用的多为篾制鱼笱。药捕有两种，一为毒饵（过去沿用植物药料，如茶枯、巴豆、闹羊花等，解放后改用鱼藤精、滴滴涕等农药）毒鱼；二为炸药（如雷管、炸药、甚至手榴弹）炸鱼。毒鱼炸鱼过去多大天然水域（如范围较小的断港池沼中）进行，投药物水中，鱼食毒或中弹而死，浮头即捞取之。此法取鱼最为简便，但鱼味不鲜，且毒鱼有余毒，不宜吃，药捕也有害水资源，建国后曾多次明文禁用，但因无得力措施，仍常有出现。电捕。利用电力触电致死而取之。因电捕属破坏水资源，亦已禁用。此外尚有器械捕鱼，如利用镣叉或水器捕鱼。干捕是指。农村鱼塘捕鱼，常在冬或夏季使坟水干涸，然后拾取，所谓竭泽而渔。该法对鱼类自殖颇受影响。
   建国后，湖南乡养殖渔业发展很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各种类型水面逐渐被承包经营，但大多数水面仍处于人放天养状态，许多可利用水面未被开发利用。1993年实施农业部“3000亩池塘优质高产、高效综合养殖技术”丰收计划项目，湖南建立了示范点，推广优良品种混养，多品种搭配，种草、养鸭、养猪等综合养殖模式，在有条件的池塘实行微流水养殖。此外不仅各类池塘、湖泊争相竞标，各类中小型水库山塘都纷纷抢标，水面利用率大大提高。1999年开始，少数养殖专业户开始尝试利用池塘进行单养、主养、养殖品种以草鱼，彭泽鲫鱼、美国大口胭脂鱼等为主养品种，鲢鳙鱼在池塘养殖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不足20%。此时，专业户已能做到利用商品饲料根据市场对鱼产品规格、品种、所需时间要求来安排生产。
   过去，湖南乡池塘养鱼方式主要采用人工割草，投喂有机肥相结合的方式。目前，养殖方式主要是喂牧草，施有机肥，辅助投喂少量米糠、菜枯、麦麦夫等，1998年开始配合饲料养鱼技术引进本乡，主要是本省产的希望和明星鱼用配合饲料，饲料系数在1.7-2之间，养殖方法主要是饲料投喂严格按定时、定位、定量原则进行，并实行投一次草，再投一次配合饲料，或先投草后投料，也可以配合饲料少量多次的原则投喂，以达到充分利用。
   第三节 特种水产养殖 甲鱼 甲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发展，1997年开始，甲鱼市场滑坡，养殖专业户生产难以维持而逐渐减少。
   河蟹 2000年湖南乡嘉溪村利用200亩低洼田引进浙江养殖客户资金养河蟹，投资20多万元，从浙江调入蟹苗60万只投入，养蟹所有饲料、杂鱼也由浙江调入，蟹苗当年最大个体重达1两左右，当年底浙江合股人拆股，资金没有到位，生产不能继续进行。2001年由当地养殖户蔡胜祥等人合伙承包，再次从连云港调入60万只蟹苗补充放养，投入10多万元饲料，当年商品蟹销售500多公斤，每斤60-80元。销售的商品蟹，主要来自头年放养的苗种，最大个体重有3两左右。
   石鸡 本区市场上销售的石鸡主要是自然界野生石鸡为主，2000年开始引进泰国虎纹蛙，主要分布在嘉溪村。
   其他水产生产主要有红菱。红菱个子大，味道鲜、淀粉多，很受群众欢迎，湖南乡湖东等地有养殖，产量高，唯防虫不力，看管困难，加上品种不断退化，故推而不广。其他水生植物如莲藉、荸荠、蒿笋等均为群众传统作物，自由种植，一般均作蔬菜。唯水浮莲、水葫芒、泡泡草、革命草、红萍等，因适应生猪发展的需要，发展较快，特别是水浮莲发展更快，已遍及全乡，成为养猪的主要饲料。但现又正逐渐为饲料所代替。
   第四节 鱼病及防治 1990年之前，因多数水面为人放天养或稀养，故鱼病较小。市场也无鱼药专卖店。防病治病多采用中草药，清塘消毒常用石灰、鱼藤精等。随着养殖技术和养殖密度的提高，鱼病的发生逐渐增加，鱼病提前至每年的3月发生，延长到当年的10月或11月；除常见病、多发病外，每年均有程度不同的暴发性鱼病发生，并且鲢、鳙常出现暴发性死亡；除池塘外，一些小型湖泊，水库、甚至较大的养殖水体也时有鱼病发生；春秋两季中寄生虫鱼病因施肥较多较以往有所增加。
   湖南乡常见的鱼病有白皮病（又名白尾病）、赤皮病（赤皮瘟、擦皮瘟）、出血病、细菌性烂鳃病（乌头瘟）、细菌性肠炎、白头白咀病、水霉病（肤霉病、白毛病）、白点病（水瓜虫病）、指环虫病、锚头蚤病（鳃嘴病）、打印病（腐皮病），以及其他非寄生虫性病等。
   近年来，家鱼常发病主要有六种： 1、烂鳃病：主要危害草鱼，病鱼鳃丝腐烂，带有污泥，鳃盖骨出血，发病高峰为每年的4、5、6、9月。防治方法主要是漂白粉遍洒或氯杀灵挂袋内服鱼瘟灵、大蒜粉等。
   2、赤皮病：草鱼多发，病鱼体表出血，鳞片脱落，鳍条腐烂，防治方法同烂鳃病。
   3、肠炎病：病鱼体表发黑、肛门红肿、肠道充血，防治主要是漂白粉、氯杀灵遍洒，内服爱的新、鱼瘟灵、大标粉等。
   4、锚头鳋病：病鱼急躁不安，食欲减退、体质消瘦，内眼可见针状物剌入鱼体表。防治方法主要用鱼虫净、敌百虫或灭虫灵等药物。
   5、打印病：患病对象主要为鲢、鳙鱼。通常为肛门附近对称两侧肌肉发火红肿，甚至腐烂。防治方法主要是撒施漂白粉或生石灰等。
   6、鲢、鳙暴发性出血：患病对象主要为鲢、鳙鱼，患鱼体下出血，磷片、头骨或鳍条间可见血丝。此病发展快，短期可内出现大量死亡。防治方法主要用漂白粉或氯杀灵遍洒，内服鱼瘟灵或鱼暴灵。
   养鱼生病的原因很多，主要有鱼体不健壮、抵抗力差；拉网操作粗糙，使鱼体受伤，细菌侵入；鱼塘长期没有清理消毒或清塘不彻底，鱼放养密度过大，或搭配不当，投喂腐烂变质饲料或未经发酵的肥料；使用带有细菌、寄生虫的养鱼工具（如网具、鱼桶、捞子等）造成的。针对鱼病原因，首先是贯彻“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方针，放养前认真做好清塘消毒工作；其次是加强饲养管理，增强鱼体抗病能力；三是做好药物预防；四是针对鱼病，运用中药草药进行治疗。
   消塘消毒一般根据条件，采取土法清塘，即在冬季挑去一层塘泥和清除塘旁杂草，以消除病虫害；也可药物清塘，通常用于清塘的药物有生石灰、茶枯、巴豆、漂白、敌敌畏、鱼藤、五氯酚纳和二甲四氯混合剂等。通过药物，杀死塘中细菌、寄生虫、水生昆虫、螺蛳、害鱼、蛙卵、青苔和各种根浅、茎软的水生植物，以保证养鱼下塘安全生长。饲料投放主要是做好“四定投”（定质——饮料要新鲜，定量——根据季节、水质、鱼体适量投饲，定时——使鱼养成定时吃食习惯，定位——固定位置投饲），改善水体环境，加强日常管理（如巡塘观察鱼情、铲除塘边杂草、捞除剩余饲料等）和注意细心操作等。在鱼病流行季节，用药物对鱼种和渔具进行消毒，对鱼池泼洒漂白粉等，在草鱼肠炎流行季节，投喂适当药饵（如掏碎的大蒜头等），心防蔓延。
   第十二章 水利工程 湖南乡地处中亚热带气候，雨量流沛，年平均降雨量1681毫米左右，流经境内的抚河承受上中游大面积洪水，每届汛期，沿河圩堤外受洪水威胁，内受积水危害，加之抗旱能力较差，自古以来，旱涝交替，十年九灾。历代统治阶级虽搞过一些水利建设，但工程小，效益低，广大农民为了生存，也自发地修了一些小型水渠陂坝以及作堰，挖井等，因小农经济，人心不齐，力量单薄，终难摆脱水旱灾害的苦难。
   新中国成立以后，湖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以“小型为主，民办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的方针，采取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并进和加高加固圩堤等办法。1957年7月6日始建金临渠，1958年先后修建了卫星水库（现归属七里岗乡）和三八水库，1959年又修建了五四小库。目前全乡有大小库53座，其中小1型水库2座，小Ⅱ型2座，排灌站1座，目前全乡有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8%，大部分农田早涝保收由一季变为二季。
   电力事业在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解放后国家发展电力事业，各村均有高压电线路。
   第一节 引水工程 陂、堰、圳为本乡1日时主要引水工程，其中水陂是主体设施。唐肃宗上元年间（760—761年），在抚河建华陂（即千金陂前身，因此处水流湍急需用每块一千斤石做陂，称千斤坡，后人改称千金陂）。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刺史颜真卿修筑土塍陂。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刺史戴淑伦筑冷泉陂。（陂在灵谷峰下，后人为了纪念他，特将此湖命名为戴湖）。唐懿宗咸道九年（868年），刺史渤海李公凿冷泉陂故基，自文昌桥直抵南洲铺上口，长970丈，又于其上横截汝水筑起千金陂，长125丈，费时二年完工，灌田百余顷。宋朝千金坡增多次溃决，经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殿中丞谢卿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07年）知县谢洞、宋理宗淳佑十年（125年）郡守秘书叶梦得等人的多次维修，但都未能修好。元至清朝，千金陂又进行过多次维修。清光绪六年（1880年），长宁乡境内共有水陂11座 水陂工程一般修筑粗糙，根基不牢，遇洪水即易毁坏，在平原地区适应不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境内兴建了金临渠成为灌溉农田的主要引水工程。
   金临渠1957年7月6日动工兴建，次年3月11日竣工。水渠南起金溪县疏山千斤岭，北至罗针镇城前村，途经湖南乡全境，无坝引24—32立方米/秒的抚河水刀渠。整个工程有较大建筑物236座，疏山进水闸单孔宽3.3米，共3孔。渠道总长328.91公里，其中主干渠1条，长35公里，从渠首到罗湖镇铁保闸止。干渠4条，共长45.2公里。支渠9条共长67.8公里，斗渠132条，共长190.8公里，境内还有下马山节制闸、临川渡槽（春光村）、瑶溪洲水闸，千金坡倒洪管等。有效灌溉面积达17.14万亩（其中临川区近14万亩）。1956年实地勘测，1957年设计并破土动工。参加建设人员3.2万人，共完成土方304万立米，石方6.3万立方米，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4873立方米，国家投资234.8万元。开工始建时取各临川渠。因渠水流经金（溪）临（川）二县，峻工放水时改名为金临渠。
   2006年筹集资金对全乡水利工程进行维修改造。“五四”水库溢洪道改造3万元，宜垄港堵口2万元，抚河堤面通车及防汛物资10万元，新建了洪塘、瑶湖、店下、竹溪五处抽水机站共20万元还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到干一支总口护坡工程130万，南干护坡工程100万元。
   干港 南起千金陂（瑶湖），北经庙东至罗湖饶家嘴入抚河。系季节河。全长17公里，宽200-750米。丰水期可通木帆船。[清同治版临川县志]唐初，抚河千金陂处决口，正道淤塞，支港横溢，后筑千金陂，抚河始入正道。此港自此成季节性河流，旱季河床袒底，故名干港。
   湖南港 系临川区境内五条大港之一（其余四条为崇岗高桥港，桐源港、青泥港、金店港），发源于杨高山，在白水陈家人抚河，全长22.5公里，集流面积25.6平方公里。
   金临渠嘉溪水电站 在湖南乡嘉溪村委会境内。1979年11月建筑，1981年5月投产，房屋占地148平方米，装机3台，100千丽，单机流量4立方米/秒。水头3米，年发电量150万度，管理人员10名。
   廖家湾水文站 在店下高堑村旁的抚河东圩提边。1951年建成，有干部职工20余人，固定资产10万元，主要是进行抚河水文测量。
   第二节 提水工程 过去本乡农民提水工具使用最广泛的是水车。手搅水车每天可提水灌田5亩以上，脚踏水车每天可提水灌田8亩以上。牛拉水车较大，每天可提水灌田15—20亩。水车在本乡田野几乎处处可见，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工具之一，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若要谷，车上哭，足见其在农业中的重要作用。
   水车，又称龙骨车，长3—4米，由一个木制渡水槽，两个木转轴轮，99节龙骨和99块刮水板联接而成。
   金临渠建成后，水车逐渐淘汰。
   本乡提水工程还有老虎岗排灌站，1979年7月建站，装机2台，86千瓦，扬程15.7米，实际灌田0.13亩。
   第三节 蓄水工程 本乡蓄水工程主要是水塘、水井、低洼的沟渠及中、小型水库。解放前的一些水塘质量都很差，没有溢洪道，多是属于临时性的蓄水池坝。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大农民在原有基础上扩建山塘水库，挖沟筑渠，改善灌溉条件。解放初以防洪工程建为主，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后以兴建水库为重点，水库建设从小型到中型，从低坝到高坝。
   1953年冬，在黄邓村兴修黄远山水库，为全县兴修水库之始。
   1958年冬，兴修“三八”水库。
   1959年冬，兴修“五四”水库。
   三八水库 在湖南乡梅岗村姜坑垅，集雨面积2.3平方公里，总库容112万立方米，有效库容达到81.3万立方米，正常水位水面0.15平方公里。均质土坝，高15.68米，顶长75米，顶宽4米。有效灌溉面积达1500亩。建于1958年，由女副县长车桂英带领湖南公社妇女完成此库各项工程，故名三八水库。
   五四水库 在湖南乡坪山村境内。集雨面积2.4平方公里，总库容157万立方米。有效库容达到128万立方米，正常水位水面0.24平方公里。均质土坝，高8.3米，顶长345米，顶宽3．5米，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050亩，建于1959年。此库工程由青年完成，故名五四水库。
   第四节 防洪工程 抚河贯流本乡境内，防洪为本乡历届政府之要务。
   唐贞观元年间（785—805）。抚州刺史戴淑贞制“均水法”在本乡境内修筑河堤数十条，以均水利，这是本乡有史记载堤防工程之始。
   民国24年（1935年）12月27日根据第七行政局“全面整治沿河堤圩，重点兴建抗旱工程”的命令，从民国25年开始培修抚河堤和宜群港新堤。当时流坊乡曾坊段圩长0.19万米，保护农田1万亩；流坊乡廖家段圩长0.7万米，保护农田2万亩。但这些圩堤多数为砂基，堤身高度与断面比不够，隐患险情多。汛期渗漏泡泉严重，外坡堤岸迎流顶冲，河岸陡峭，抗洪能力差。
   解放后，人民政府把兴建维修防洪工程列入水利建设的重要项目。1958年在重点新建蓄水工程的同时，将原有圩堤培修加固，联圩建闸，缩短堤线。境内曾坊堤，廖家堤与东洲坊、宜群港东、宜群港西、白水东，白水西，唱凯、长湖、葫芦等14条圩堤经圩成唱凯（为临川区最大圩堤），主要防患抚河中游和东乡河下游的洪水。从下马山沿河而下至千金坡入杨泗河到尧家咀与抚河汇合处这一段为本乡管辖。
   第二篇 企业 第一章 概述 民国时期，湖南农村家庭手工业开始发展，有的完全脱离农业，开办作坊，并开始产生私营小型工业，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主要行业有粮油加工，铁器、木器、篾器、鞭炮、缝纫、理发、制粉、制面、做豆腐、酿酒、制砖瓦、农具修造、黄烟、建筑建材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大力兴办地方工业。湖南境内的私营工业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先后转为公私合营企业，境内私营工业、手工业人员所剩无几，大都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或转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境内的铁匠、木匠和篾匠被组织起来成立铁器社、木器社和篾器社，生产犁、耙、锹、铲、锄、扁担、箩筐、土箕谷垫等农具。后来又办起了农具厂，使农业配件生产和农机维修做到了大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队。
   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在“大办工业”、“大闹钢铁”热潮中开始出现社队工业企业。
   1962年，湖南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个体手工业一度有所发展，主要行业有铁器、木器、篾器、缝纫和鞭炮等，产品品种以支农产品为主。
   “文化大革命”期间，私营工业、手工业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
   1978年以后，湖南设立社队企业办公室，贯彻社队企业发展方向，境内的个体工业、手工业又逐步恢复和发展，日益发挥它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的积极作用。
   企业办公室 湖南企业办公室是社办企业最高行政机构，1978年设立，由三人组成，一名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副主任），一名主任，一名会计。
   1984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管理办也易名为乡企业管理办。当年，湖南乡镇企业取得突破性发展。有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等多种形式，主要行业有陶瓷、化工厂、鞭炮、建材等。1989年全乡有企业个数509个，其中乡办14个，村办19个，户办476个。企业人数5212人，其中乡办755人，村办1591人，户办2566人。总收入2598万元，其中乡办992万元，村办794万元，户办812万元。1993年有企业个数970个，其中乡办11个，村办19个，户办940个。企业人数4002人，其中乡办602人，村办1368人，户办2032人。总收入5348万元，其中乡办806万元，村办1081万元，户办3461万元。2006年有企业个数251个，私营企业89个，其他162个。从业人员5293人，其中私营企业1869人，其他3424人。总产值85069万元，其中私营30171万元，其他54898万元。
   2005年湖南乡完成招商引资任务1630万元，其中湖南乡后车建材厂180万，抚州昌俊运输公司370万，湖南乡养殖场3100万，湖南卷闸门厂170万，黄远山石料厂201万，店下果砂厂220万，孔桥修理厂140万，永发养殖场109万，兰坊养殖场100万，兴达木业厂40万元。全面超额完成了区委、区政府下达的1200万元招商引资任务。
   2006年，先后引进抚州市广厦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抚州利群新建建材厂、临川湖南兴达采石厂，临川湖南粮食联合加工厂、浙江客商潘总来本乡投资兴办抚州市百川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总投资计划3000万元，年底已正式动工。2006年全乡招商引资任务1000万元，实际完成1330万元。
   春光村经济发展情况简介 春光村位于临川市东郊4公里处，全村14个村民小组，690户，现有农业人口2672人。1993年村里只有一个老式砖厂，一个榨粉厂和一个废品收购点，集体经济年收入只有3125元，村级经济十分薄弱。从1994年起，新组建的村班子团结奋斗，负重拼搏，瞄准市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加快农民致富奔小康步伐，在短短的两年里使春光村经济有一个看得见的变化。
   ——大力兴办村级集体企业。首先，对原有的第企业通过改造挖潜，由原来的三个企业扩大到如今的五个企业（粉厂、砖厂、收废站、批发部、修理部），年纯利润达0.74万元，比九三年翻了一番多。其次，在地、市委组织部挂点帮助和支持下，1995年新建了一个占地3.5亩的“特种水产场”，投资11.5万元养殖甲鱼，承包利润头年为1.6万元；兴建了一个42亩面积的林果山，三年后可大见成效；今年春季又新办了一个“水泥构件预制场”，承包利润为2万元。新老企业合在一起，96年集体经济纯收入4.34万元，比93年增长近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今年可望达到2000元。
   ——积极扶殖种、养、加专业户。近几年来，村党支部因势利导，培养了一批远近闻名的种、养、加重点户的专业户，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全国少生快富模范家庭代表赵高科，在村委会扶植下创办了“春光食用菌开发公司”，今年已从福建引进技术和资金，总投资14万元，在2400平方米的场地上生产平菇、香菇、金针茹、木耳（毛木耳、黑木耳、白木耳）、竹荪、灵芝等十来个品种，自制菌种，长年培训，预计年总产值40万元，利润可达15万元；养鸽能手熊义堂创办的“飞鸽”综合养殖公司，集养鸽、养鱼、养鳖、养鸭为一体，搞立体循环养殖，预计年纯收入可超10万元；养鸭大王——黄发大开办的“家庭养鸭场”，饲养群鸭1500只，结合搞雏鸭孵化，预计年纯收入可达4万余元。至于养鱼、养鸭、养黄鳝、养珍珠等专业户，全村已三十多户，90%以上成了致富的皎皎者。在加工行业中，要数鞭炮加工颇为走火，目前全村已有鞭炮筒子机和鞭炮压引机一百多部，有40%以上的农家妇女爱上这一专业，预计鞭炮加工收入可达二十多万元。
   ——着力发展第三产业。我村利用紧靠316国道的地理优势，积极引导村民抓住遇发展第三产业，使收废站、批发部、饮食店、修理店雨后春笋地出现，个体经济呈现兴旺景象。目前；一里长的崭新楼房整齐地排列在国道旁，眼下有饮食店6处，收废店3处，批发部2处，修理店3处，给昔日寂静的国道披上了发展经济的盛装。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国道经济收入超过二十万元。村民们说：“国道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乐无边。”可以相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春光人民只要抓住机遇大干，国境线特色发展，第三产业必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新的腾飞，春光的经济也一定会有一个更快更大的发展 一九九六年五月 第二章 主要工业 第一节 化学工业 湖南化学原料厂 原为乡办集体企业。1979年5月由湖南人民公社老虎岗园艺场创办，原址位于孔家桥头，因“三废”问题无法解决，于1985年移建在原东（乡）临（川）公路沿线的鸽碧山，厂房面积2000平方米。主要生活性炭。办厂初期产量不到100吨。经过几年不断革新技术，到1989年产量增加3倍，产品内销吉安，九江、武汉、长沙、开封、常州、芜湖等地，外销澳大利亚。主要设备有活化炉、烘干炉、立式锅炉、球磨机、搅拌机、震动筛，水泵及全套化验仪器。固定资产原值58万元。
   1989年有职工70人，生产活性炭320吨，产值160万元，利润19.5万元，创汇35万元。是当时临川县乡镇企业中效益最好的工厂之一。
   第二节 建材业 主要产品有砖瓦、沙石，水泥制品，建筑用石等，主要厂家有电力杆厂，嘉溪砖厂。
   石厂有三家：湖南灵昌兴石场（厂址在坪山村，负责人是郑海林）。临川黄远山石场（厂址在黄邓村，负责人是李海洋），湖南乡灵峰杰石场（厂址在坪山村，负责人是郑远庭）。这三家石厂均是私营企业，露天开采建筑用石。
   抚州电力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专业生产低压电器，水泥电线电杆，水泥水管为主的民营企业，占地60亩，拥有固定资产2000万元。近年来公司的规模不断壮大，先后成功收购了抚州拉丝厂，临川市建设工程公司，组建了江西环球集团。总经理兼董事长是周鹏高。
   第三节 其他企业 抚州计算机厂 厂址位于梅岗村，1970年建成。原为江西抚州无线电三厂，省办电子工业企业。有干部职工1392人，固定资产395万元，1978年改产电子计算机，更名为江西抚州计算机厂，厂址1986年已迁市区。
   湖南乡园艺场 在湖南村东偏南4.6公里山坡上，1976年建成属乡办企业。有岗地700亩，以种柑桔，烧砖场为主，年产值24万元，有固定资本16万。
   第三章 企业精英 第一节 从农村娃到玉石大亨 他只读了小学二年级，大字不识几个，从事玉石经销不到8年，便声名鹊起，资产近亿元，被业内人士誉为全国玉器经销“大哥大”；他精通玉石知识，鉴定准确度高，被聘为中国白玉研究会会员，成为玉石专家。他就是临川区湖南乡农民徐国兴。
   徐国兴小时候家境贫寒，读完小学二年级便辍学在家。为了养家糊口，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开始贩卖板栗、草纸、大米等，由于经营不善，仍一贫如洗，1997年便只身到北京经销瓷器。
   机会总是青睐有心人，细心的他与同行交流时，发现经销玉器风险虽大，但利润不菲，市场前景也十分广阔，产生了经销玉石念头。随后，他在亚运村古玩城租赁了一摊位，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
   经销玉石要求经营者要识货，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玉石鉴定更是一门深奥的学问。黄金有价玉无价，徐国兴为了学习有关知识，跑新疆上西藏，踏遍了全国主要的玉石产地和销售市场，揣摩玉石成色，了解市场行情。他经常深入到玉石厂雕刻车间，与工人打成一片，了解玉石生产工艺和流程，学习雕刻技法。他利用请儿子读自己听的等方式，学习各种专业知识。他爱好玉石到了痴迷的境界，遇到质地好、雕刻工艺精的玉石，爱不释手，拿着显微镜细心钻研。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鉴定玉石的能力突飞猛进，对玉石的成色、采集地都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得到专家认可和业界人士推崇，源于他创办的全国首个个人玉石展示厅。展示厅中展示的玉雕“汉柏图”高近80厘米，宽50厘米，重150公斤，由整块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琢而成，苍柏挺立，繁而不乱，出自清代名家之手；玉雕“蝈蝈白菜”，洁白无瑕，菜叶卷曲自然，根须纹理如天成……诸多精品震动了玉石界，许多专家前来参观，全国著名玉石专家周南泉看后惊叹不已，称展示厅里的展品价值连城，世间罕见。现在，北京乃至东北三省的业内人士都知道徐国兴是玉石专家，经常有人拿着玉石请他鉴定。因鉴定准确度高，他还被聘为中国白玉研究会会员。
   徐国兴的创业传奇来自他的战略投资眼光。最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他举债收购玉雕“汉柏图”。当时，该玉雕竞标底价近200万元，许多经销商知难而退，只有几位赫赫有名的玉石老板竞标。他凭借自己的眼力认定该玉雕有很大的市场升值空间，最终以360万元的价格中标。随后，他聘请雕刻名家制作精美的红木底盘，并加以修饰包装，丰富其文化内涵。2004年，该玉雕经权威部门评估，评估价高达5000多万元。他加大扩张力度，向银行贷款，先后收购了一批有市场潜力的玉石。2004年，他收购的玉石价格扶摇直上，其中有9件精品，评估价超千万元。
   2003年，他盘下亚洲最大古玩城——北京古玩城面积最大的店面，经常将一些玉石精品拿到店里展出，供大家欣赏，此举吸引了大量市民的眼球。他打破玉石行业标价虚高的行规，推出实价。一石击起千层浪，到他商店购物者络绎不绝，销售额大幅上升，有时日成交额达几十万元。去年，他年销售额近千万元。
   第二节 孔繁林的人性写真 认识孔繁林实是缘份——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的南昌市红谷滩招商引资洽谈会上，他和笔者并肩坐在贵宾席上，交换名片，几句寒喧，便知他是来自著名的才子之乡抚州临川人，是一个性格开朗、性情率直之人。
   这次招商洽谈会，邀请的大多数是在粤江西籍企业家，孑孔繁林的卓凡装饰工程公司，已进入深圳市同行业八强，在深圳1000多家装饰公司中可谓百里挑一，是深圳市放心装饰、环保装饰企业。他这次参加招商洽谈会，是准备到南昌、抚州去开分办公司的，准备为花园英雄南昌锦上添花。正是这次招商洽谈会，笔者才有缘认识采访孔繁林。
   孔繁林1965年生，属蛇，是智□型的，有坚韧不拨的性格，他兄妹七人，五男二女，排行老三，这在过去是最理想的兄妹结构，而作为父母是贫穷的农民，又生活在计划经济年代，生活在人多地少的农村，那就苦不堪言了。在人民公社拿工分，家里常常是没钱买盐，生产队分口粮时，也常常背着谷箩去，又空着谷箩回来，一年四季辛辛苦苦，连饭都吃不饱，更难见荤腥。
   孔繁林的父母虽是忠诚老实的种田人，但世间洞明，人情练达，左右乡邻，有口皆碑，特别是父亲，极重视孩子们的教育，无论如何，他苦苦支撑也要让孩子们都受到初中毕业的文化教育，他认为有九年初中文化的基础就可以自学，老师领进门，学习在自身。平时，父母总是谆谆教导孩子们要争口气，要学习，要勤快做事，谦虚做人。孔家兄妹七人，在父母的苦苦支撑下，全部完成了初中九年的学习，早毕业的先走向社会，接受生存能力，竞争能力的锻炼。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孔繁林初中毕业正赶上改革开放，搞副业，做生意再也不是资本主义尾巴了。孔繁林曾做过一些小生意，如：从崇仁贩辣椒到乐安卖，到各个供销社订酒瓶卖到酒厂做差价。1981年，孔繁林带着两个弟弟在抚州地区闯荡，先后聚集了七个人，组成股份，承包了一个砖厂，那时他才17岁，在砖厂当了两年采购，自食其力帮家里减轻了负担。后来，他又大胆地承包砖厂，别人烧窑到丰城煤矿买煤烧，他就动脑筋就近取材烧谷壳，大大地降低了成本，独立承包砖厂，虽更苦更累，而一年下来，收入不薄。80年代初，万元户都是冒尖户，都要登报受表扬的，而孔繁林一年就干了个万元户。在兄弟们的共同努力下，孔家盖了高大的新房，89年至91年，孔家基本上实现了脱贫。
   不久，他的四弟当兵到海南去了，五弟在乡里当治安员，老四当兵回家，穿着大盖帽的军服，令村里人十分羡慕。有一次，老四带了一位女朋友回部队，回家时戴一顶清代款式的海南帽，在看电影时特别引人注目，当时就有人问她多少钱一顶，要买这顶海南帽，老四灵机一动，感到这个做生意的机会，于是孑孔繁林又和两个弟弟共同筹集一万元，到海南采购了6000顶帽子回抚州卖。
   当天在抚州赣东电影院门口卖了十几顶，每顶卖8-10元不等，利润虽高，但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时髦、畅销，有的说海南帽象个蒸笼盖，戴在头上很别扭，后来还请了服务员来推销，模特儿来表演，还是不好卖，还增加了成本。由于某个人的好奇，而错误地估计了市场，孔氏三兄弟这笔海南帽生意已彻底亏了。第二年，通过朋友建议，将海南帽在南昌农留市场亏血本批发掉了。
   孔繁林曾在银行贷款4000元，在抚州郊区开了个小餐馆，餐馆的菜味道好，但地言偏僻，顾客不多，生意又做亏了。这两次做生意亏本，不但将几年的辛辛苦苦的血汗钱都亏了，还欠了银行一屁股债，当时的贷款利息是1.8分，后来还债时，连本带利还了7000多元。小餐馆关闭后，老二首先到海南去打工，在一家台商投资的鱼场养鱼，月薪仅400元。1992年，孔繁林两夫妻借了1000元，也到海南去打工还债。
   继深圳经济特区之后，海南建省成了全国第二个淘金的地方，著名企业家张果喜、史玉柱、王光兴冼笃信、姜首成都在海南获得巨大的成功。海南风光旖丽，四季如春，是南国边陲的旅游胜地，是魅力无限，极具诱惑的地方。孑孔繁林两夫妻到了海南三亚市，除去旅途费用，身上所剩无几，而他的弟弟则在“天涯海角”的一个旅游景点的椰子树下，租了个40平方米的地方，搞了个重庆饭店，后重庆饭店又租给别人。
   在海南打工，工薪低微而不稳定，后来只得将重庆饭店收回，由孔氏兄弟自己干。刚起步时，只剩300元，冰箱等设备都没有，只得买冰块冷藏海鲜，好在顾客都是游客，生意比较旺，现买现卖，第一个月就纯赚3000多元。孔氏兄弟是“天涯海角”最早开重庆饭店的，后因生意火爆，周围出现了很多饭店，其中有个“老重庆”，常到重庆饭店门口来拉客抢生意，因对方与当地一些部门有关系，就肆无忌惮的骚扰，以致发生几次较大的纠纷和械斗，在三亚的江西同乡都很团结，无奈强龙不压地头蛇，孔氏兄弟最后被逼得放弃了那块自己最早开发的生财之地。
   当时，海南的房地产开发形成了热潮，而抚州人在海口搞装修的很多，生意火爆，利润也高，孔繁林从未干过装修，但他有把握干好这一行。有样没样，先看世上，于是，他办了个装修公司，招聘了业务员、经理共7个人，干起了装修和搬家的行当，每一个月就旗开得胜，而后卖PP机，印广告单，租办公室，准备做强做大。将PP机号码打上广告单，效果很好，有一位叫朱雪梅的女士要约见孔繁林，她请他在海口宾馆洽谈，她已经找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她都不信任，而孔繁举止大方，语言机智和蔼，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真诚和坚毅，使这位精明的上海女士更觉得他诚实可靠。她立即决定请他装修防盗网，防盗门等简单的家居装修，并答应先付1.6万元。
   取到预付款的傍晚，就被公司内贼周某偷去了大半而逃之夭夭，孔每繁林急得没法，到处寻线索、查找、报案，还到公共场所播放通知，结果，都无济于事，周某从此永远消失。刚刚起步的公司，举步维艰，这点预付款真是雪里送炭，而被盗了8000多元，装修怎么搞，怎么向顾客交待。有的人劝孔繁林别干了，但孔繁林谁的话都不听，他坚信搞装修赚钱，坚持把搞好搞完工，做一个社会良心的忠诚卫士，在缺少信用的地方守信到底。朱女士见孔繁林很守信用，如期按量完成了装修任务，而且简洁典型、雍容大方，附合自己的审美情趣，就把原来不打算装修的好几套房子，都交给孔繁林装修，这又是一笔十几万元的业务，全部完工后，她还把父亲请来，和孔繁林公司的全体员工合影留念。从此，公司便做出了信誉，打出了品牌，增强了实力，并将一些做得出色的样板拍成照片存档。
   海南有很多装修队都是“游击队”，装修质量不行，谈业务水平也不行，孔繁林则成了谈业务的专家，搞装修的行家，他们有业务都请孔繁林去谈，对半分成。而孔的公司在海南的同乡中也是做得最好的，公司连装修带搬家已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期间，孔繁林还认识了一位在海南的北京中土公司的郭总，他为他装修了30多万元的装修业务，是真诚信用和品质特色使他们成了永久的好朋友，长期的互相帮助。在海南各地，孔繁林的装修公司为汇通大厦、维多利亚歌舞厅、华侨酒店、国贸商场……等许多著名建筑都留下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装饰风格。后来海南的房地产经济泡沫太多，中央财政在海南抽回80多亿的地产资金，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业和装修行业均一落千丈。
   1995年，孔繁林开始介入球宝工艺品行业，因为他妹夫是浙江人，浙江是产淡水珍珠的地方，有进货的优势，所以，就海水珍珠和水珍珠及珠宝工艺品生意一起做，孔氏兄妹在果喜大酒店、东方大酒店、蜀川宾馆等海南各个酒店成立珠宝商场，尽管柜台租金贵，但他们孔氏家族也声势浩大，分店、柜台开了不少，形成连锁效应，孔繁林还回临川、抚州带了一大批人来海南当服务员和开分店。然而，生意越兴旺同行越眼红，同行是冤家，孔繁林开珠宝店在海南又与一外地珠宝商发生纠纷，性质和重庆饭店差不多，但这一次抚州同乡们没有被欺负到，反而把那些欺行霸市的家伙制得服服贴贴，并坚守了自己的珠宝阵地。
   珠宝生意，有谈季也有旺季。节假日放长假游客较多，是旺季，5、6月份夏日炎炎游客少，是谈季。经过商海的闯荡，孔繁林的市场经验也越来越丰富，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对深圳是个千年等一回的大好时机，孔繁林早就看好了深圳的商机，已作了淡季准备旺季，低潮准备高潮的工作。失败乃成功之终，鉴于贩海南帽盲目性投资，这回他带领兄妹们来深圳东门、国贸及各大旅游景点考察。根据店面租金的高低、游客的多寡、商业氛围的程度来甄别选择。
   香港回归的题材，在深圳已提前一年多被炒得沸沸扬扬，而这一重大利女对不同的行业反应是不同的，比如房地产，香港人来深买房的高潮肯定是7月1日回归以后，而股票却提前炒高了，7月1日之后却一路下跌。当时，深圳罗湖口岸火车站旁正建了一座颇具规模方便，经过各方面的比较，以前备在回归以后为香港居民提供购物方便的，经过各方面的比较，以前瞻的眼光，孔氏兄妹决定进驻罗湖商业城。当时一个店面的租金每月才2500元，那时商城人流很少，第一批进驻商城的人亏了钱撤出来，但孔繁林看准了罗湖商业城是个港人进出关的必经之地，是富人和女人进出最多地方，那地方以后肯定会旺的，再说生意要眼光准更要心态好，只有赔得起才能得到。孔氏兄妹三人合股，于1997年4月1日，进驻了罗湖商业城。后来他的两个弟弟又作了战略性的商业转移，避开已临近的海南珠宝生意淡季，合股加盟在深圳的兄弟集团。于是三股变成了五股，第一个月，他们的生意并没有亏，保本略有小赚，后来两个弟弟又回到三亚组织货源，除珍珠以外，还有海龟标本及由海螺壳制成的首饰品，珠宝工艺品，品种丰富多彩，日渐走俏。罗湖商业城是国门第一巨型商厦，香港回归后，人流逐渐增多，生意越做越火，商厦管理很守信用，签了合同不反悔，只是那些没坚守阵地的人后悔莫及。在罗湖商城经营了两年的珠宝生意，孔氏兄妹的珠宝生意营业额天天增长，店面已升值了十多倍。
   搞商业还要办实业，搞商业只是赚钱的手段，干实业才是自已奋斗的目标。孔繁林在罗湖商业城赚钱，但他并没有彻底放弃搞装修设计。全国装修看广东，广东装修看深圳。他时时留心观察深圳的室内设计的新款时尚和风格，他发现深圳的室内设计和装饰工程是全国最美、最领潮流的。为了重新办装饰设计公司，他还到深圳的装饰行业四小龙居众公司去打工，他打工的目的是为了解正规军的运作程序，学习新的管理经验，领略新的装饰理念，彻底改变过去在海南的游击队的小规模的作法，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引领装饰潮流的正规军队伍。
   深圳已有1000多家居家装饰公司，也有不少游击队似的个体装修的散兵游勇。装饰工程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工商部门已停止为装饰公司办营业执照。深圳市馨意庭装饰工程公司的老总因另有发展，加上年纪大，精力也照顾不过来，2002年，孔繁林经过对该公司的考察和谈判，就抓住这个机会，将馨意庭全部接管过来。馨香庭有160多名员工，资深设计师10名，专业人才有20多人，公司下设设计部、工程部、维修服务部、工程安全质检部、材料部等一条龙作业，是深圳市装饰工程行业的八强之一，在深圳市设计装修了海洋星苑、世界花园、彩世界、中海怡翠山庄、美丽家园、黄埔雅苑、星海名城、四季花城、百仕达花园、合正佳园、山湖居等一大批精品和板样工程，设计作品20多次在全烟和省市场获奖，业务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2001年，公司被评为“重合同、守信誉”优秀家装企业，翌年元月又被深圳市装饰协会授予馨意庭“放心家装，环保家装企业”称号，6月被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审查认定为全国住宅装饰行业协会质量服务“诚信企业”。中国装饰协会会长张思树为馨意庭公司题词：“家装馨意庭，行业一颗星”。广东省和深圳市的多家新闻媒体都对馨意庭装饰公司作了全方位的报道。
   经过人生的起落，商海的沉浮，又当过装饰行业的老板，还有打工的实际体验。孔繁林已完成可以领导和管理好一个大型企业了，他对繁意庭非常满意，也很有信心，接管以后，公司又接了很多精典楼盘的业务，如：东方雅园、国泰豪园、大庆大厦、香蜜湖星光豪亭、亭台苑、好兄弟酒店、湖南常宁市梅岭山庄……孔繁林在保持公司原来的优势和所有的长处的基础上，对公司全体员工实行人性化和制度化管理，使每个员工都是企业自信的王牌，贯彻把业主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来做的企业精神，使公司屡出佳绩，再创辉煌。
   （摘自亚太经济出版社《江西精英在深圳》） 第四篇 商业 早在清朝末年，游家便有圩场，民国时期又增加流坊，鹏溪两个圩场（当时全县农村共35个圩场）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圩场一般都是“三日圩”。本乡流坊按农历“二五八”当圩，鹏溪为露水圩（全县共6个）。圩场贸易有粮油，木竹、土布、上纸、缸甏鞭炮、牲畜、家禽、鲜蛋、猪牛肉、水产、甘蔗、砂糖，豆类、花生、西瓜、柑桔、铁木，篾制品等多种物资。大宗产品采取“定点、定段、分类集中”的办法，在圩场分设猪场、牛场等进行了贸易。
   1953年至1956年，国家将粮、棉、油划为一类物资，将芝麻、甘蔗、茶叶，生猪等28种产品划为二类物资，实行派购，不准自由买卖，1958年“大跃进”时，大搞“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吃公共食堂”不准农民养猪、养鸡、种菜、卖柴，限制上街走圩，集市贸易一度中断，“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统”字当头，“管”字领先，物资供应由国营供销社大包大揽，“自由市场”关闭，农民贸易受到限制。
   1979年开始，农村集市贸易逐步得到恢复。
   1981年增设孔桥耕牛专管市场，扩在耕畜交易。
   1983年放宽政策，允许完成国家统，派购任务后的一、二类物质进入集贸。允许农民从事长途贩运。从此以后圩场贸易又渐渐繁荣兴旺。
   喜赶鹏溪“露水圩” 喻浩华 距抚州市城东北面7.5公里处，有一个小集圩——湖南乡鹏溪街。这里地处平原，交通便利，是抚州市通往金溪的“咽喉”。建国40年来，这个农村集圩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露水圩”吸引着方圆几十里的农民。每天清晨赶圩人数1000人以上，成交额在5000元以上。
   清晨，爱叫的云雀还没出来，草丛间露水还象珍珠似的在闪光，赶圩的人们就从东西两头涌进集圩。国营、集体、个体商店和小货摊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农副产品应有尽有：鸡、鱼、肉、蛋、水果、蔬菜；红的、绿的、青的、黄的，把整条街装饰成一条彩带。
   昔日的鹏溪街并非如此。十年动乱期间，这条街十分萧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近百年古圩恢复了生机。如今国营、集体、个体商店已有20家，诸多的饮食店、传统的花炮厂、豆腐作坊、机制榨粉厂、加工厂、户办修配厂、木具厂布满鹏溪街。“巡视”时，我来到一个布匹摊点，一群村姑娘围在摊前，争相拿着自己喜爱的料子在身上比划着。对面摆满了一片鲜红的辣椒，大多数是本地农民从金溪琉璃等地贩运来的。一位青年农民对笔者说：“目前正是剁辣酱的旺季，每天上市的辣椒还不够卖。”猪肉案前更是水泄不通，9案猪肉分别摆在街的东西两头，我好容易找到一位屠夫攀谈，他说：“这里每天都有4至5头猪肉上市，并且不够卖。” 8点左右，街上的人群逐渐散了，在流连忘返之际，我要为你道一声：“鹏溪街，愿你更繁荣更昌盛”。
   （原载1989年10月18日《临川报》“国庆40周年，才乡巨变”征文。） 第一章 乡境内主要商业机构 第一节 供销合作社 1952年底成立临川一区（嘉溪区）供销社，1957年7月，临川县九区供销社并入，仍称临川县嘉溪区供销社。1958年5月改名为临川县湖南国营商店，隶属临川县商业局。1962年4月属临川县孝桥区供销社分社。1968年11月起，先后改名为临川县湖南生产生活资料站和临川县湖南国营商店。1973年10月复名为临川县湖南供销社。1978年归属临川县供销社。1995年4月更名为临川市湖南供销合作社。
   主任：邓森玉（1977年至1984年7月） 程孟东（1984年8月至1987年3月） 黄安石（1987年4月至1988年4月）（负责人） 郑耕田（1988年5月至1996年5月） 黄义春（1996年6月至1998年12月） 副主任：黄江珍（1977年至1982年12月） 廖洪均（1978年至1994年6月） 黄安石（1988年3月至1994年6月） 黄义春（1992年1月至1996年5月） 丁发坤（1994年6月— ） 张志华（1997年11月至1999年3月） 涂睦吉（1999年1月— ） 第二节 食品购销站 又称食品站。解放前，湖南生猪、禽、蛋仍由私营商贩经营。1955年3月实行猪、禽、蛋派购，将任务下达到各大队、生产队，实行计划收购。1958年至1961年受“共产风”影响。强调社队集体养猪，限制社员私养，市场上肉禽蛋供应紧张，人均猪肉消费1959年11市斤，1960年减少4.2斤，1961年仅为2.04市斤，1962年起实行猪肉定量凭票，城镇居民每人每月1市斤，国庆、元旦、春节加供一定数量的猪肉，家禽和禽蛋饮食行业和机关食堂用肉，实行凭票供应，会议用肉，则临时批拨。1981年以前湖南生猪、家禽、鲜蛋这些食品的购销都是和供销社联在一起的。长期以来经营猪肉，家禽、地方财政都给予政策性补贴，即每售1公斤猪肉，补0.44元，售1只家禽，补贴0.80元。1985年2月，取消猪、禽、蛋的派购，取消肉票，放开猪肉价格，实行议购议销，敞开供应后，改暗补为明补，直接发给居民补贴。目前湖南街市场上市年供应的猪肉达90000斤，家禽18300羽。
   第二章 粮油 第一节 粮油收购 解放前，湖南经营粮油贸易的多为私商。他们秋后压价购进，春荒抬价销售，大秤大斗购进，小秤小斗销售，晒干扇净购进，掺水掺杂销售，扰乱市场。
   解放后，国家加强了对粮油市场的管理。1953年11月对粮食、植物油料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简称统购统销）。农户扣除口粮、种子、饲料后的余粮由国家收购90%，粮食保管开展无虫、无鼠雀、无事故的“四无”竞赛。
   1955年核实田亩面积，本着“有灾减购，增产不增购，余粮不全购”的原则，分配定购任务。同年对油料实行派种派购，帮助农民推广优良品种（胜利油菜）以提高农民对油料生产的积极性。
   1956年在巩固“四无”粮仓的基础上采用马拉硫粉，磷丹粉，氯化苦等药剂薰蒸杀虫。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实行全购全销。由于购了很多过头粮，不少村庄口粮供应紧张，不得不吃起了返销粮。
   1965年实行超产超购，在完成征购任务后超购加奖，奖售化肥，布证和饲料。
   1972年湖南粮油管理所成立。并于1975年总结出“三低”（低温、低拿、低药量）的保粮成功经验。
   1978年集市粮油贸易恢复，湖南粮油管理所开办粮油议购议销业务。
   1979年粮食统购价格每百斤由1952年5.21元提高到9.5元，每超购稻谷100斤，按统购价格加价50%。
   1985年4月，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
   1987年合同定购粮食实行“定金、化肥、柴油”三挂钩，每百斤稻谷调到12.66元。
   1988年议价粮收支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管理，实行“统一收购，综合平衡，分级管理，切块经营”。
   1989年湖南晚稻丰收，但早稻受灾，全乡农民仍然爱国家、爱集体，踊跃交售爱国粮。
   第二节 粮油销售 粮食统购统销后，湖南乡机关单位居民，农村缺粮户补助粮等，都由湖南粮油管理所计划供应，各类人口中定量标准表如下（单位：市斤）
   此外，对国家干部出差，下乡，每人每天补助1.2斤，参加大型会战的居民人口每月不足45斤的给予补足。对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如生猪、棉花、鲜蛋等）实行粮食奖售。对缺粮户实行定销粮，如耕牛饲料每头40斤，肥猪饲料每头150斤，公母猪饲料每头300斤，群鸭饲料每只8斤。
   第三节 湖南粮油管理所 湖南粮食购销公司 即湖南粮油管理所，创建于1958年，六十年代开展粮油加工，属国家企业单位。现在办公楼兴建于1991年7月，建筑面积900平方米，所址春光村316国道南，原址春光316国道北。
   湖南粮油加工厂曾改为湖南精制米厂，主要加工居民供应口粮。1993年7月取消居民定量供应后，主要经营市场销粮及出口大米，因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2001年停止加工至今。原加工厂职工全部于2005年参与转制。
   粮管所改为粮食收购公司以后，主要职能平衡市场粮价，调节市场。粮权归中央，主要是中央专项储备粮转换，少部分进入市场，调节粮源及粮价。公司现有库点三外，七里岗仓库6座，仓容300万公斤，杨家背点仓库，11座12厂，仓容700万公斤，湖南巷点仓库4座，仓容430万公斤，共计仓库22座，仓容1430万公斤，其中湖南1130万公斤。
   现任所长（经理）是龚春光（本乡梅岗村人），历任所长，邓于发、徐全生、艾亮远，李怡寿、桂志锋、龚春光。现有在编干职工33人，2005年6月粮食企业转制，原有职工在编人员62人，退休人员10人全部参加转制，其分流人员已全部买断工龄，共计56人。退休人员全部转入社会劳动保险。
   湖南粮管所开始为流坊方粮管所（首任所长黄金生）和嘉溪区粮管所（所长付正文），先后还有胡长生，邓谦喜、李泉生、艾亮远等人。
   第四节 粮食加工 本乡粮食惯用木砻、石碾或水碓加工，生产工具落后，耗费大量人力、畜力。面坊中，流坊油面作坊所产油面，质佳味美与浒湾油面齐名。
   食油加工业务绝大部分由私营榨坊经营。其中流坊有7家榨坊（1948年数字，当时全县仅有34家），这些榨坊一般都是接受农民来料加工，生产带有很强的季节性。饲料加工业没有，农民习惯用稻谷、大米、细糖饲养猪、鸡、鹅、鸭，不仅消耗了大量粮食，而且营养成份单一，牲畜生长缓慢。
   新中国成立后，粮食加工逐渐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1983年湖南储粮中心曾建立加工厂和饲料车间，将不同营养成份的粗糠、糠麦夫、饼粕、鱼骨粉、添加剂等原料科学配方，加工制成含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多种成份的混合饲料，供应养殖专业户。1958年嘉溪粮管所建立了油料土榨加工车间，后在1960年将人土榨改为动力带榨，机器带碾，减轻了榨油强度。到1989年湖南乡拥有10台机榨。
   第五篇 财政税收 第一章 解放以前的财税情况 据旧志载，宋朝湖南就征收田赋，按田地高、下、肥、瘦起科，因科计粮，赋分夏税，秋税两种，夏税纳银，秋税纳米。
   明洪武二十年（1387），湖南地区重新丈量田地，造鱼鳞册，征收钱粮漕米。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3年），分官、民两种田地，山塘计征田赋。
   明永乐年间（1424年）湖南已开征盐、茶、鱼、酒等产销税及竹木税、商税。
   明隆庆元年（1567年）试行“一条鞭法”，“赋役合一”，按田计税，以银交纳。
   清初，工商税袭明旧制。同时增延契税，当税和牙税，牙税按商户大小收税，当税征自当铺，契税则以灵，当土地房产的“买契”“典契”为征税对象。
   清雍正五年（1727年）将丁银摊入田粮，统以田亩征税。
   清乾隆年间，按田、地、山塘分等级征收银米。
   清道光时（1821—1850）设关，盐、矿、织4税，还有茶果、酒税、牙贴、契税等项目。咸丰三年开延厘金税，光绪二十九年增收统捐，后又改称统税。
   民国时期，湖南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契税，营业税，屠宰税等正税及各正税附加额。其中正税为上缴赋税，正税附加额为地方财政收入，以田赋附加为多。
   民国初期，湖南境内的工商税有国家税和地方税两种。列为国家税的有：盐税、关税、常关税、统捐、厘捐、度税、契税、牙捐、当税、烟税、酒税、茶税、糖税、渔税等14种，列为地方税的有：商税、牲畜税、粮米税、油捐、杂货捐、厂店捐、房捐、戏捐、车捐、茶馆捐、鱼捐、屠捐、夫行捐等14种。需要外运的商品如烟叶、白酒要贴花征收厘金税。
   民国3年（1914年）农业税收征银元，地丁一亩征银元2.2元，附加税0.15元，米折一石征银元2.9元，附加税0.25元。
   民国16年（1927年）地丁一亩改征银元3元，附加税0.3元，米折一石改征银元4元，附加税0.5元。
   民国19年（1929）开征特产税，民国24年开证印花税，民国25年开征所得税，民国28年，将统税和烟酒税合并，开征货物税。
   民国30年，因赋改征实物。正税，附加每元赋额各折征稻谷2斗，规定钱粮为“二限”缴交，漕米为“三限”缴交。每限定期1月，逾期加罚。同年增收地价税，赋额每元征谷1斗，并开征使用牌照税（车船税并入）和行为取缔税。
   民国31年开征营业税和营业牌照税。
   民国期间的以上各种税种，湖南地区都承包给个人，即所谓的“税收专管员”。这些人巧立名目，加捐加税，最后还弄出了什么“枪支捐，河工捐，婚嫁捐，花捐”等。经办人贪污中饱，层层盘剥，人民群众负担沉重，怨声载道，例如一个壮丁捐就要谷10担，银元10块不等，民不堪忧，经常发生抗税、抗粮事件。
   第二章 解放以后的财税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地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商税、农业税、企业利润和其他收入等四个方面。
   1949年秋开始征收公粮，将户有土地划为三个等级，分等级确定亩税率计征，贫农不超过当年产量的6%，中农不超过15%，地主不超过40%。
   1950年农业税实行了免征点的急进的“全额累进税率，按照实年产，贫农征收8%，中农13%，富农25%，地主50%，农业人口平均粮食收入不到150斤的免征。从这一年起，建立了全国工商统一新税制，合并税种，简化税目，降低税率。仅货物税一项就由原来的1136目简化为358目。
   1952年农业税实行无免征点的缓进的“全额累进”税率。田地分等定产、缩小累进差距，税率最高不超过常年产量的30%，平均税率为11.73%。
   1953年实行“计划分成，固定比例，支出包干”的财政体制，这一年湖南先后开征的工商税种有：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利息所得税等。
   1954年农业税执行了差额较小的全额累进税率，税率调减为24级，人平常年产量在150—200斤的为最低级，税率3%，每增加50斤，依次提高税率1%，到1415斤能上为最高级，税率25%，平均税率18%，这一年工商税停征猪、羊交易税，只征牛交易税，农民购买种畜可免税。
   1957年农业税实行无免征点的地区差制比例税率，废止累进税率。公粮由以户计征改为高级社或生产队为单位，仍以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
   1958年下放财权，实行以收定支的管理体制，同时将货物税，商品流通税，印花税和工商税中的营业税合并征工商统一税，将工商税中的所得税部分改为独立税种，开征工商所得税。
   1973年税制改革，将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合并，开征工商税。
   1979年农来税实行起征点的办法，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400市斤）以下的生产队免交公粮。
   1980年财政实行“制分收支，分级包干”的管理体制。
   1982年农业税由生产队负担改为户交村结，平均税率调为12.06%。
   1983年将原工商税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本乡除盐税外，均已开征。营业税率最低为3%，最高为15%，恢复集市交易税，开征资源税和企业所得税。
   1986年湖南乡建立一级财政管理。经费“定收定支，收入上交超收分成，支出下拨，超支不补，欠收抵支，结余留用。” 1987年开征农林特产税，列入地方预算，同时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调整建筑税率。
   1988年开征私营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投资者个人收入调节税、印花税、筵席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1989年财政实行“收入上解，支出下拨，总额和超收分成，欠收抵支”的管理办法。
   2002年开始农村实行税费改革。2005年江西省统一取消农业税。
   2006年种粮补贴，全乡早稻面积30117亩，每亩被贴11.8元，共补贴355380元，每亩新增补9.2元，共被贴277076元。良种补贴每亩10元，共补贴301170元，三项补贴合计933626元。
   2006年，湖南乡完成财税收入230万元。全乡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8000万元。
   湖南地税分局 始建于2001年5月，办公楼兴建于2002年10月，建筑面积630平方米，占地面积650平方米。主要负责湖南、七里岗、太阳、洋洲、钟岭四乡一镇地方税务征收工作。
  办公楼坐落孔桥村316国道南边。
   现任分局长是冯建宁，首任分局长袁广生。现有工作人员15人：冯建宁、陈新明、胡中华、熊金荣、祝新泉、唐志广，武文兴、封胜、李鑫、钱南海、严发根、范志强，黄仁辉、孔祥康、吴建军。
   第六篇 金融 第一章 金融组织 第一节 当铺和钱庄 当铺 指典当，由豪绅、地主、富商经营的以实物作抵押的借贷剥削，农民在青黄不、缺吃少用或遭到天灾人祸发生困难之时，常将暂时不用的衣物等送进当铺，作价典取50—60%的现金，按月息2分计利。自当之日始，以24个月为期，到期归还本息，赎回所当的衣物。逾期即由当铺拍卖处理。
   钱庄 是指办理存款、放款、汇兑三项业务的机构。存放款有“活期”、“定期”两种。“活期”俗称“日折”，按日计息，存借简便。“定期”以半月为期，又称“半日拆”或“比期”，期满结算，称为“转比”。存放月息一般为4—6厘，也有随物价波动而不断跳动的，放款月息有时高达1分8厘至2分。汇往上海者称“申票，汇往汉口者称”“汉票”，汇往南昌者称“省票”。由派驻庄号或有业务往来的“联号”承兑，“期票”到一个月内付款“即期票”随到随兑，均不能失信。
   新中国成立后，当铺和私人钱庄或倒闭或被取缔。
   此外，湖南乡境内还流行一种俗称“邀会”的民间金融组织。
   邀会 又称合会，打会是湖南乡民间的旧合作形式，在旧社会贫苦农民或因发展生产或因天灾人祸，求借无门，于是本其平素的人格信用向亲友申述需钱孔的理由和数目，请求给予资助。如获得足够的人数同意，则合成一会，故称合会。这种合作形式，传说因王安石推行青苗法，设置因贷款局，得益的仅限城市效区。于是僻地农民便自谋解决办法，组织变相的因利贷款体系。从此，要邀会便出，到清求民初盛极一时。凡是10家以上的村庄，几乎都有这种组织。至于合会组织人数的多少，集会金额的大小以及期限和利率的长短高低，均随会首的需要程度与会脚协商而定。本乡境内邀会借款期较长，在旧式农村金融农业中是绝无仅有的。最长的达12年之久。最短的也有五个月，一般都在七年以上。其借款利率以年利三分的为最高，年利一分的占多数，年利九厘的为最低，也有无息的。
   第二节 信用社 民国19年（1930年）中共临川县委曾领导湖南群众自筹资金，自愿结合，成立互助性的信用合作社。入社股金每股1元，每人最多不超过3股，负责发放种籽，耕牛、农具等各种贷款，抵制不法粮商和高利贷的剥削，后遭官绅干扰破坏，于民国21年停办。
   民国24年，临川县政府成立信用合作社指导员办事处，打着“发展信用合作”的旗号，在湖南建立信用社，民国26年因股金被侵占和挪用，无法开展业务而解体。
   1951年9月，临川县人民银行在嘉溪乡试办全县第一个信用合作社。试点工作队从流坊、唱凯、罗湖、青泥、腾桥、上顿渡、李渡、展坪、龙溪、温圳等10多个乡（镇）各派出1名干部参加，在试点工作中按照自愿和互助的原则，工作组织积极动员农民入社，每股2元，并制订了《嘉溪乡信用合作社章程》共7章40条。章程明确规定，信用合作社实行社员资金互助，促进合作，发展生产，帮助贫困社员解决生活困难，内部实行民主管助制度，由社员大会选出理，监事会成员，理事会主任由乡农会主席兼任，信用合作社重要事项均理事会讨论决定。嘉溪乡信用合作社成立后，只设专职会计孙云项1人，办公地点设在乡政府内，他身挎背包，走村串户，积极开展存贷业务，支持农业生产，打击高利贷活动。农民高兴地称信用合作社是自己的“小银行”。办社一行，充分体现了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的“三性”特点。
   1955年9月嘉溪乡信用合作社副主任孙云项，因发扬“背包银行”精神，走村串户，以扩股建社数量多，股金额大，社员人均存款24元的优异成绩，名列全省榜首，被评为全国农村金融先进工作者，光荣地出席了国务院在北京召的全国农村金融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孙云茂与代表们一起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务院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1958年3月省委农工部和省人民银行（县农业银行于1957年撤消）在龙骨乡试点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信用合作部，使信用合作组织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统一领导，分别经营、各自核算，统一盈亏”。信用合作部成立后，原乡信用合作社改为乡信用合作委员会，由农业合作社主任兼主任，试点工作表明，信用合作组织更加接近群众，有利于开展业务，但10月份发生了行政体制变化没推广。
   1959年湖南信用社被撤销，信用社人员转到银行营业所，社员股金下放到大队信用部。
   1962年，收回大队信用部股金，恢复湖南信用合作社，（与营业所合署办公）。
   1985年5月，湖南信用社由“官办”改为“民办”扩股增资，并在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帮助下扭亏为盈。
   1989年湖南信用社并入农业银行合作股。1997年10月，临川信用联社在湖南乡信用社进行以股金结构，民主管理组织，服务方向为内容的规范工作试点，取得成功。尤其是清股做到逐户核对，对无帐无折的，只要乡、村两级出具证明也予认定。这一做法深得社员欢迎，提高了信用合作社的信誉。在扩股中，率先推行融“股金、贷款”为一体的多功能《社员证》，个人股每股起点提高到50元，团体股每股提高到1000亩，股户扩到2750多户，股金扩到21万多元，壮大了信用社的资本金。为此，《江西信合动态》、江西电视台、《抚州日报》、抚州电视台、《临川报》、临川电视台都纷纷报道了湖南试点工作的经验做法。
   第二章 货币流通 湖南乡流通的货币主要有银两、制钱、铜元、银元、法币、金园券和人民币。
   银两，旧时以银锭为主要形式的秤量货币，有元宝（俗称马蹄银、每只重50两），中锭（又称小元宝，锤状，重10两），小锭（又叫子，重1-5两），碎银（别名滴珠，福珠，重一两以下）四种。
   制钱，一种官制园形方孔铜币，每枚1文，千枚为“一串”，“一吊”或“一贯”。人们习惯使用“九五钱”（每串950文），每3414文兑银元1元。民国16年（1927）后停止流通。
   铜元，又称铜板。主要有光绪元宝，大清铜币两种。光绪元宝，每枚重2钱，直径28毫米，正面标有汉文“光绪元宝”和满文“广宝”（广东省铸），北面饰有盘龙，每枚当制钱10文，每百枚兑银元1元。大清铜币由四川省监铸，每110—140枚兑换银元1元。
   银元，俗称现洋或花边。解放前在湖南流通的银元有龙洋（清光绪十四五年铸，铸有备纹），“小头”（民国元年铸，有孙中山头像），“大头”（民国元年铸有袁世凯头像），船洋（民国22年铸，有船形图纹），鹰洋（墨西哥铸，有飞鹰图纹），“女人头”（英国铸，有英女王头像），“鬼子打棍”（香港铸，有洋人特棍图），日本龙洋（日本铸，有龙形图纹）等多种。
   法币，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为法币，采用“银本体制”与银元等价。法币由中央银行独家发行。
   金园券，民国37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采用“金本位制”规定每园含金量为0.22217克，两园兑银元1元，200园兑黄金1两，后因滥印滥发，于解放前夕已变为废纸。
   人民币，1948年发行第一套，有壹元、伍元、贰拾元、伍拾元、壹佰元、贰佰元、伍佰元、壹千元、壹万元，伍万元共12种面额。1956年发行第三套并按1:10000的比价收回第一套人民币，有壹元、贰元、叁元、伍元、拾元等5种面额，还有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伍角等6种纸铺币。1964年停止使用面额3元的人民币，收回1953年苏联代印的拾元、伍元、叁元三种人民币。1980年4月发行了一元的币和一角、二角、五角的铜币。1987年发行第三套，增加面额为伍拾元和壹佰元的新纸币。2000年发行第四套人民币。
   第三章 贷款 新中国成立初，临川县人民银行曾开办“实物贷款”即按市场价格折付现金，秋后收回实物。湖南共发放禾种谷0.53万斤，口粮米0.61万斤，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1953年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农民兴修水利，添置农具，购买耕牛，发展生产和推进农村互助合作运动。
   1955年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支持贫农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1956年发放农贷性质的预购定金。
   1957年，发放支农贷款，帮助高级社兴修水闸、水库，购买耕牛、双轮双铧犁、江西水田犁和化肥种籽。
   1962年5月—12月，处理“贫农合作基金贷款”旧欠，部分欠款户因无偿还能力被减免本金、利息。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发放农机电灌小水电贷款，灾区口粮无息贷款，扶助知青贷款等。
   1970年至1975年发放支农贷款帮助生产队购买大中型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排灌设施等。
   1982年以后，农村普遍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农村贷款重点支持承包户、专业户，遵循“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改变过去平均分配、分散使用的做法。
   2002年开办小额农用贷款。
   第四章 储蓄 解放前，湖南各地都有钱庄办理贷币储蓄业务。后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储户改存银元或其他实物。解放后，取缔私人钱庄。储蓄业务由人民银行统一办理。储蓄种类有人民币折实储蓄、保本保值定期储蓄、活期储蓄、整存整取定理储蓄、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外币储蓄等。
   人民币折实储蓄：解放初，物价局未稳定，存款时，将现金折成实物，记入存单，取款时按浮动价格计算，1952年7月停办。
   保本保值定期储蓄：性质与折实储蓄相同。取款时若物价上涨，按“折实保值”计算，遇物价下跌，则按“保本计息”计算。1952年6月停办。
   活期储蓄：1950年开办，一元起存，多存不限，随要随取。
   整存整取定期储蓄：上世纪50年代起开办适用于数额较大，时间较长的存款，分有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八年等5个存款，时间越长，利率越高。
   活期储蓄利月息，初为5.1%，1953年1月21日调整为4.5%，1955年10月又调整为2．4%，1959年1月降低为1.8%，1980年7月1日起恢复到2.4%。定期储蓄月息，1953年为12%，1955年10月调为6.6%，1959年1月降低为4%，同年7月份升为5.1%，1954年5月又降为3.3%，1971年10月，又降为2.7%，1979年4月恢复到3.3%，1980年4月提高到4.5%，1982年4月调为4.8%，1985年8月再次提高为5.1%。1987年整存整取定期储蓄设有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八年5个档次，月息分别为5.1%、6%、6.9%、7.8%和8.7%。“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定期储蓄”设有一年、三年、五年三个档次，月息分别为5.1%、6%和6.3%。
   第五章 银行和保险 新中国成立初，中国人民银行临川县支行，在流坊设有办事处和营业所，办理存、放、汇兑业务。1958年又增设湖南营业所。
   据《赣政十年》记载，民国27年（1938年）临川鹏溪区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曾会同第七区禽防疫处试办耕牛保险业务但为期甚短，作用不大。
   湖南乡信用合作社 1951年9月，嘉溪乡信用社成立。孙云茂任会计员，1954年成立店下乡信用社。1955年成立鹏溪乡信用合作社和流坊乡信用合作社，车耀生、黄益然分别任主任兼会计员。8月，在嘉溪乡信用合作社基础上合并其他几个信用合作社，成立湖南乡信用合作社，由孙云茂全面负责。1958年成立湖南公社和流坊公社两个信用合作社。符方生、喻幼生分别任主任。1968年10月，两社合并为湖南公社信用合作社，工作人员有符方生、邱样生、博佳珉、唐介珍、李金雄。1969年，湖南公社信用合作社撤销，全部人员下放农村。1970年恢复，喻幼生任主任，车玲花担任会计员工作，业务员有李金雄等。1989年改熊恒林任主任。1988年有其他工作人员（含信用人社）19人： 吁如玉，女43岁，中专文化，助理经济师职称，副主任。
   刘智美，女41岁，高中文化，助理会计师职称，副主任。
   胡学龙，男30岁，高中文化，副主任。
   黄庆刚，男，37岁，初中文化，经济员职称，副主任。
   章巧芳，女，24岁，中专文化，中共党员，会计员职称，担任主办会计员。
   邹淑华，女，27岁，高中文化，中共党员，担任出纳员。
   黄晓梅，女，35岁，初中文化，会计员职称，担任出纳员。
   危乐娟，女，34岁，初中文化，担任助理会计员。
   徐芝芳，女，34岁，高中文化，担任记帐员。
   晏结良，男，28岁，初中文化，会计员职称，担任信贷员。
   聂海根，男，36岁，高中文化，会计员职称，担任信贷员。
   黄建来，男，27岁，高中评论经，担任信贷员。
   范应贵，男，35岁，高中文化会计员职称，担任信贷员。
   傅亚平，女，25岁，高中文化，担任会计员。
   张川，女，43岁，高中文化，经济员职称，担任出纳员。
   刘燕华，女，29岁，高中文化，会计员职称，担任信贷员。
   李文平，男，30岁，初中文化，会计员职称，担任信贷员。
   王晓春，女，34岁，高中文化，助理会计师职称，担任会计员。
   车济川，女，33岁，高中文化，会计员职称，担任会计员。
   退休人员7人：喻幼生、符方生、邱样生、官牡花、饶正明、傅佳珉、杨志敏。
   2006年有职工7人，主任为陈俊保。职工6人。
   2、业务状况 50年代，原嘉溪乡信用合作社主任孙云茂，发扬“背包银行”精神，走村串户，一面扩股建杜，一面广收储户，发放生产、生活贷款、帮助贫因家户解决困难，受到上级表彰。80年代，湖南乡信用合作社全体职工，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做好存、贷款工作。至1989年，各项存款余额208.18万元，各项贷款余额88.8万元，分别为1980的3.6倍和11.2倍。1997年，联社在湖南信用合作社进行规范工作试点，全体职工在主任熊恒林的带领下，不分昼夜，努力工作，逐户核对，做好清股工作，退清老股金64193元，红利19473.9元。在此基础上进行扩股，率先发放融“股金、贷款”为一体的多功能《社员证》，股金扩到21.05万元，比原股金增长333.6%，股户发展到2756户。同时收回逾期贷款12.8万元，利息1.53万元。各项存款余额3241.45万元，各项贷款余额2019.06万元，分别比上年净增804.9万元和543.9万元。1998年，各项存贷款余额又分别增至3968万元和2794万元。
   1998年，自筹资金160万元，正在兴建6层总面积3081平方米的综合办公楼1幢。现有固定资户218万元。
   建社以来，先后有4人6次被评为抚州地区农村金融先进工作者，孙云项获全国农村金融先进工作者称号。1986年，湖南社还被评为先进地区农村金额工作先进单位。
   鹏溪信用社 原为湖南信用社鹏溪分社，现在为独立核算单位。现任主任刘浩贤，历任主任有车建平，胡学龙，陈小光等。现有工作人员6人：刘浩贤（主任，助理经济师，本乡鹏溪村人），陈小光（助理经济师，龙溪镇人），李梅（女，主办会计师，上顿渡人），王小春（女，助理经济师，上顿渡人），车洛川（女，助理经济师，本乡流坊村人），周莹（女，助理经济师，抚州市人）。
   第七篇 交通邮电 湖南乡地处抚河中游，境内通航河道多，水运自古向为发达。陆路古道则多小路，崎岖难行。“陆子初有临川行……临川道中愁煞人。”（陆游《上已临川道中》）。即使是至县治的“官马大道”，宽也不满2米，且全是土路，旱季尘土飞扬，雨季泥泞不堪。民国18年（1929年）2月，临川县成立筑路委员会，开始修筑简易公路。民国20年8月，国民党出于“剿共”军事目的，成立赈筑委员会，采取增收商税、米折带征、分保摊派等办法筹集经费，征派民工。
   日军入侵南昌后继续窜扰临川，公路悉被破坏。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发展国民经济，交通必须先行的方针，大力兴修公路。特别是近几年来，村民踊跃投劳集资修筑了多条乡村水泥路，形成了乡村畅通的公路网。目前，316国道及东临公路两条干线穿境而过，全乡村村通车，公路通车里程210公里，村村装有程控电话，电话装机容量0.3万门。
   第一章 交通 据同治版《临川县志》载，路经湖南乡的古道为三条。其中两条是县东路，一条是县东南路。从县治羊城镇出东门至丁桥，又10里涌桥，又10里至太阳墟，共计30里，与东乡，金溪两县交界。从此至东乡县治50里，至金溪县治80里。
   又可从丁桥南行10里至戴湖，与金溪县交界。又路出东门20里至车家桥，又10里至王坊与金溪县交界。
   出清风门过行10里至祝家港，又10里至流坊，又5里至下马山，又15里至浒湾，又5里至黄太渡，又5里至塔前，又5里至狮山桥，又15里至青泥渡对岸，共计70里。从此至金溪县治70里。
   第一节 公路建设 东临公路 系省内干线公路，北起东乡县大田岔路口，接南（昌）张（公庙）公路，南止市区，接临（川）八（都）公路，并与温（圳）（南）城公路相通，途径湖南乡永福村、湖北村、春光村村等。路基宽8米，路面宽6米，此线1934年建成通车，原名东八公路（自东乡至吉水县八都），1939年被毁，1953年修复，修复时将东乡至临川县城（今抚州市）路段改名为东临公路，1984年拓宽成沥青路面。2005年新建，途经店下、春光等村，水泥路面，有特大桥一座，立交桥一座。
   临金公路 系省内干线公路，北起湖南乡湖南岔路口，接原东（乡）临（川）公路，南至金溪县城，长46公里。途经湖南乡春光、鹏溪、洪塘等村，境内里程9公里，有桥梁3座，平曲线8处，最小径34米，纵坡9处，最大陂度8.8%。沙石路面，路基宽8米，路面宽6米，由湖南养路队养护，日行客车18车次。此线分两段兴建，第一段从湖南岔路口至黄远山，1932年建成通车，1939年被毁，第二段从黄远山至金溪县城，1954年通车，1967年全线修复。翌年1月全线通车。2003年底改为水泥路面。
   鹏流公路 北起鹏溪，连临（川）金（溪）公路，南至流坊，长3.35公里，1962年建成，沙石路面，路基宽7.5米，路面宽3.5米，有桥2座。由湖南养路组养护，日行客车4车次。现已改建成水泥路。
   孔嘉公路 南起孔家桥，北至嘉溪，接东（乡）临（川）公路。长2.1公里，有桥4座，1958年建成，沙石路面，路基宽6.5米，路面宽3米。由湖南养路组养护，通货车，现已改建成水泥路。
   抚州市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湖南中队 湖南交警中队创建于1998年5月，队址春光村316国道。办公楼面积120平方米。现已建新办公楼400平方米，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座落在新东临公路37公里处。中队负责湖南，太阳，七里岗二乡一镇交通执法工作。现有交警3人。队长梁维明（三级警督），副队长樊友保（一级警司）；民警陈华国（三级警司）。首任队长顾真云。还有协管员4人。
   2005年修建了六条水泥路，坪山村前郑组——坪山组全长1400米，鹏溪村一抚州农校全长700米，316国道一春光下湖东组全长600米，春光村吴格一赵家组全长300米，316国道一嘉溪村瑶溪全长1800米，316国道一嘉溪村乡张家巷组全长700米。
   2006年兴修了湖田1300米，山塘500米，春光750米，洪塘650米等村委会的村级公路。全乡除瑶湖，沙湖、庙东三个村没通水泥路（但都通了沙路），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水泥路。
   目前，全乡水泥公路里程已达210公里（包括316国道）。
   第二节 航道 境内有抚河，杨泗河等。临川境内抚河自鹏田乡廖坊村起，下游于罗针城前村入进贤县境，中经湖南（流坊），水深1—3米，汛期可通航24吨货轮。杨泗河系抚河支流，又各干港，抚河流经千金陂时向东分出的一岔道，经孔家渡至尧家咀再与抚河会合，长17公里，河流面积370亩，平均经流量为24.63立方米/秒，洪水期可通航10吨木帆船。
   境内有渡口2个，重要桥梁四座： 渡口渡 由庙东村委会管理，位于湖南乡渡口艾家西南隅的干港上，有木船1只，系季节渡。沟通地点是由渡口艾家至孝桥村境地。
   流坊渡 由流坊村委会管理，位于湖南乡邓坊洲西侧的抚河上，有本船1只。沟通地点是由邓坊洲至文昌街办的孔家。此外千金陂也有旱渡。
   瑶山双拱石桥 位于瑶山村，为临川历史最古老的桥。
   孔家桥 位于湖南乡春光西偏北3.5公里的东（乡）临（川）公路上，跨越干港。1968年兴建，1999年重建，此处原为木桥。桥近孔家街得名。
   东临特大桥 位于店下高堑村。
   春光立交桥 位于春光村，为东临公路与金临公路公岔立交桥。
   第二章 邮电 第一节 邮政 据清同治九年（1870年）《临川县志》载，宋嘉定十年（1217年），抚州知州费蜒设置临汝驿，在邮驿道上建立驿，孔家渡设立了邮馆，并设驿丞（主管邮递与迎送事务的官）1人。（《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记载，县属驿丞，全国仅有8省设置，共37人） 民国24年（1935年）新民市（临川至浒湾之间）开有邮政代办所，由当地私营药店丞办。民国24年（1935年），全县共有4条干线邮班，其中第三条是：县城——湖南——流坊——黄坊（金溪）——浒湾——金溪，每三日一次，在浒湾交接。全程46公里。湖南当时设立了信柜。
   新中国成立之初，湖南邮政代办所由一家私营药店承办，1945年转为自办。当时县区邮路不到300公里，邮递员6人，有3条步班邮路，其中第一条是：县城——七里岗——太阳——董塘——新积——罗湖——云山——城前——浒湾——罗针——黄昏渡——萧公渡，每二日一次，交通工具落后，步行肩挑，递送极慢。
   1973年1月，湖南公社邮政所建立，面积100平方米，设业务员（负责人）和乡邮员共三人。全乡邮路长达79.25公里。建所前，邮政业务由公社电信站（总机）代办。
   1980年开始试行邮政编码制度，1986年起邮政编码进入使用阶段，同时推行信封国家标准。本乡邮政编码：344106 1993年，全县共开通了罗湖、七里岗两个端局各500门数字程控电话，七里岗建起了程控大楼，建筑面积562平方米，业务范围为：函件、包件、汇兑、报刊发行、长话、农话、电报。主要设备有西安邮电所生产的5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一套及配套电源设备。湖南乡境内电话由七里岗程控大楼负责。此时，湖南乡境内才开始大规模使用电话。
   1996年邮政与电信分开。
   解放前，邮局的函件业务主要是收寄信函，以后逐步开办明信片和印刷品等邮务，民国29年（1940年），平信邮资每件为法币8分，到民国37年竟上涨至法币15元，同年改用金元券，平信邮资每件改为金元券1角，到民国38年4月，已上升至金元券1500元。1950年2月，国家统一邮政资费标准，平信资费每件（20克以下）人民币8分，1960年新开办特种挂号信函业务。1986年又调为平信费为人民币2角。此外还有包裹，汇兑等业务，但本乡业务量都不大。
   解放前，报刊由各报社通过私营分销处发行。1951年实行“邮发合一”每个生产队都订阅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江西日报》。每个生产大队配有义务投递员（1970年撤）。近几年报刊发行量稳中有升。
   第二节 电信 民国20年（1931年）临川县成立电话工程队。全县8个区，63个联保都装有电话，但由于线径小，有线电话多，音质差。
   1958年，在“全党全民办邮电”的指导下，邮电所下放到公社经营，开始架设中继电路。1962年湖南集体办起了电信站（总机），装60门容量交换机一台，实行了中继线路“双线化”和各大队通电话。
   1969年开始使用单路载波机。随着县城搬迁，湖南公社于1987年12月建于直达县城上顿渡的线路，杆路长度为11.40对公里。
   1982年开始开办电信业务，电信站设两个话务员和一个线务员。
   农村电话的资费标准，初时包干制，后改为固定月租费与通话费（不论区远近，每分钟话费一样）并举。1988年7月15日起改为固定月租费与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通话费并举。
   1988年7月1日起，省政府对农村电话每分钟收取附加费0.15元。1992年11月1日，农话附加费每分钟调整为0.2元。初时，甲种程控电话初装费为3000元，改制费为1200元，乙种程控电话的装费4300元，改制费2000元。随着电信业务的迅猛发展，电话初装费的不断调低，湖南乡境内目前已有2800余部固定电话。
   湖南电信所，原为湖南电信支局。1996年以前与湖南邮政所为一家1996年电信，邮政分家，各立门户。“电信电信”只通电话，不通信件。1958年人民公社以后，公社便有了电话交换总机，邮电部门有通向公社以外地方的电话交换总机，公社内部有通向各单位各生产大队的电话换总机，并配有专职话务员，线务员。电话机总机均为手摇式。八十年代以后，通讯事业讯速发展，逐步使用程控电话，电信部门由程控交换机发展到邮字交换机，上世纪八十年安装一部程控电话机费昂贵，每部高达二、三千元。九十年代也在1400元以上，九十年代后期装机费用大减，每部电话只要158元（包话机），近年来每部电话只收手续费8元，话机费全免，每月收取固定租机费18元。电信所现在办公楼是1999年购买的，建筑面积60平方米，座落孔桥村316国道北。现有职工4人，分别是所长杨裕平，营业员姚秀文（女）、机线员汤建祥，张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