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解放前，湖南地区由于深受“早生儿子早得福”，“儿多福多”“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等封建思想旧习惯的严重影响，男女早婚（男20岁，女18岁）的现象相当普遍，婚后生育多，间隔密，形成人口盲目增长。
1958年理论界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对于要求流产和绝育须夫妇双方申请，经所在单位批准方可进行，因此乡属境内节制生育工作没有广泛开展。
1971年至1973年，提出“一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口号，要求一对夫妇以生两个孩子为宜。
1976年有关部门提出规定一对夫妇的子女最好一个，不得超过两个，两个之间必须隔三年以上，从此湖南乡人口出生率方开始逐年下降。
1977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公社党委采取提高结扎对象在结扎期间的待遇，使计划生育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1980年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湖南乡开始配置了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几年纪不满40岁已有两个孩子的妇女，一般都做绝育手术，对违犯计划生育的实行经济制裁，情节严重的，采取降薪、停职，直到开除工作。对只生一个孩子，保证不再生育的，发给《独生子女证》，在口粮、自留地、住房、入学、就医等方面优先照顾。
1981年又规定，在农村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可安排生育二胎：一是两代以上单传的；二是几兄弟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三是男到独女无儿户的；四是夫妻都是独生子女，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五是再婚夫妇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六是人均占有土地3亩以上的。七是婚后5年未育，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八是已生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为正常劳动者的。
1994年全省第一个少生快富奔小康合作社在春光成立。该村赵高科作为全省唯一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少生快富奔小康模范家庭代表座谈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一年，湖南乡计划生育工作获全县第一名。
2004年湖南乡共结扎176例，引产57例，人流152例，上环533例。
2005年，湖南乡被列为市级重点隔级管理乡镇。新一届党委，政府班子到位后，就把计生“摘帽”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工作来抓。主要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坚决杜绝以罚代生，以罚代管，以罚代术的现象发生，以二女户结扎为突破口，在5月份全区开展的计划生育服务活动月中，全乡共结扎102例，引产36例，人流38例，上环57例。对超过环检期最后期限的对象每超过一天处罚5-10元。第二、三季度环检率达到98%，对计划处生育社会抚养费第一次征收不得少于6000元一例，有效地控制了计划外生育。当年全乡共结扎498例，引产58例，人流209例，上环489例。
2005年开始实施“关爱女孩”行动。鹏溪村新门里组二女户女儿车润平以584分考入江苏大学，得到区政府2000元奖励金后，特意在自家门上刷写对联。上联是“政策英明儿女都一样”，下联是“制度优越百姓皆多福”，横批是“紧跟党走”。
2006年全乡共结扎414例，引产69例，人流121例，上环624例。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2%。
不幸姐妹的幸运大学路 “关爱女孩”行动走进江西临川 一段“访谈”引出一段历时10多年的动人故事。
那一刻，全场观众的情绪沸腾了。
那一瞬间，站在舞台中央的敬一丹神情上也带有诧异。曾三获“金话筒奖”，“访谈”难计其数，可却在这赣东小城抚州临川，亲历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一幕—— 一位健壮的中年男人，突然间几步跨上舞台，打断主持人敬一丹与赵国荣、谢兰兰、谢娜娜母女三人的对话，将两张百元人民币塞放到因小儿麻痹致残、拄着拐杖的赵国荣手中。
敬一丹下意识地想到：“现场捐款，这可超出预定的时间和内容了？！”就在她微微一怔的工夫，第二位、第三位及至第五位观众接连跳上舞台，将两张或三张百元票币紧紧地握放到赵国荣掌心里。
台下观众爆出阵阵叫好声和潮水般的掌声，热烈的情绪仿佛要冲破东华理工学院体育馆的穹顶。舞台上的赵国荣和她的两个女儿，早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场《全国关爱女孩行动万里行——手牵手、迎未来》大型活动晚会，也在此时进入高潮。
三年前，敬一丹便与同样为人低调、口碑甚好的著名演员蒋雯丽一起，出任“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特聘宣传员”，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形象大使。
本月10日，一个本该在家庭中履职尽责的星期天，她飞到江西南昌，再转道至抚州市临川区，在她驾轻就熟的“访谈”节目中，在与身有残疾、丈夫病逝、生活极为贫困的赵国荣母女的对话中，履行她“特聘宣传员”的职责。
敬一丹出场了，体育馆内的一些观众竟涌到舞台前方，以往只在电视荧屏上见过的那个人，如今真真地、近距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赵国荣母女的不幸命运，此时因敬一丹的访谈而被放大、被现场观众高度关注，于是出现观众径自上台捐款的感人一幕。
当临川区人口计生委主任饶萍香走到台前宣布帮助辍学的谢兰兰重返校园、南昌理工学院副院长刘文波向谢兰兰宣布被该校商务英语专业录取并减免学费的消息时，现场气氛被推向又一个高潮。
这档原定8分钟的节目，最后以半小时结束。
台前语，幕后情，接触中敬一丹感觉到了两姐妹的内向和自卑，便以她一贯的和声细语与两姐妹说起“悄悄话”：“兰兰、娜娜，你们俩的名字多好听呀！其实，你们两个长得都挺好看，可是你们发现没有，你俩都不爱笑，这可能是前一阵愁事儿太多了。现在有这么多叔叔阿姨帮助你们，你们一定要快快乐乐地生活。” 她问考入东华理工学院的娜娜是否报到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继续发问：“那学费是怎么交的呢？”娜娜小声相告：“借了二分五的债。” 敬一丹明白，这是高利借债。
一栋老式院落里门对门住着几户人家，木质的屋厦早已漆色剥落，裸露着旧得发黑的木纹，也诉说着它年久失修的贫穷。
谢兰兰的家在距抚州市区三十多里处的湖南乡流坊村，兰兰的妈妈赵国荣说，当年土改时分给兰兰爷爷的这栋老屋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住过至少四代人。现在有钱人家早已搬出，在老屋前盖起二层小楼。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下大雨，“娜娜要用几个盆子接屋顶漏的雨”。
屋子虽然破旧，但收拾得很干净。屋里最贵重的物品要数桌上那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赵国荣说那是她和兰兰父亲1985年结婚时置办的。
在赵国荣眼里，兰兰的父亲高大而英俊，由于家中贫穷，31岁时娶了腿有残疾的赵国荣。赵国荣说：“他特别善良，体恤我，才和我结婚的。当时很多人说他的闲话‘怎么找一个残疾人？！” 婚后第二年，兰兰出生，又一年，娜娜来到人世。为了糊口，兰兰父亲一天到晚外出找活干，石匠泥工是重体力活计，积劳成疾，终于落下病来。病中的一家之主还要担忧着生计，病没痊愈就去干活，劳累使病情加重，1999年因肺气肿病逝时，年仅45岁。身后留下治病欠下的几千元债务，兰兰才上小学五年级，娜娜是四年级学生。
那时家里在村边还有几分菜地，瘦小的姐妹俩用一根木棍抬着尿桶摇摇晃晃到菜地施肥，看得村里人心发酸、眼流泪，长叹一声“两个女娃命好苦”。
赵国荣说：“村里人捐钱安葬了兰兰父亲。村里人可怜我，欠的债从不催讨，逢年过节还请两个女儿去吃饭。女儿慢慢长大，就不好意思去了。” 丈夫去世，母女三人陷入“饭都没得吃”的境地，这时乡干部到村里收管理费，看到她家的情况，乡政府很快送来800斤稻谷；民政干部也送来棉被、食油和救济款…… 这时，最大的困难是两个女儿读书的学杂费，副乡长聂福仙亲自过问、与学校商洽减免收费，使两个女孩顺利完成小学学业。相隔一年，两人都以优异成绩考上省重点中学临川第十中学。
到城里上学，要租房住，还要交伙食费，乃至从家往返学校的车费，都是不小的负担。清苦的日子里，姐妹俩穿别人送的旧衣，回家时炒咸菜、腌萝卜干带回学校。为了能减免女儿的学费，架着拐杖的赵国荣去学校恳求。兰兰说：“最初学校不了解我家情况，态度有些冷淡。有一次，我妈妈等候学校领导，从晚上一直等到天亮。” 初中二年级时，娜娜在区妇联的帮助安排下，与有意报效乡梓的临川籍军官常海龙结成“对子”，师级干部常海龙在了解她家经济情况的基础上，承担了娜娜每个学期的学费。往来书信中，常海龙勉励她用心读书，不要贪玩，更不要为钱犯愁。有时他工作忙，学费如期寄到，励志的信却是别人笔迹，娜娜说：“我当他像自己的父亲。” 比起乖巧的娜娜，姐姐兰兰似乎更为内向、倔强，苦熬苦捱的生活环境，令她感到日子的艰难和精神的不快乐。高中一年级时，她终于做出一个决定：辍学，外出打工。
她对妈妈说，两个人都念书，家里负担太重；自己外出打工挣钱，可以让妹妹继续读书，“挣到钱，我还会回学校读书的！” 兰兰跟着村里同伴去了福建，那是2003年春天，她16岁半。
每天，身高不足1.5米、体重只有32公斤的赵国荣用右臂夹住木拐，将身体的重心压向落地的左腿，蜷缩着的右腿明显畸形，脚尖呈九十度角向外悬在半空。
这是一幅让人心头发紧的人体图像。
但赵国荣自认为“性情刚直”，“别人做得来的活，我也能做！”为补贴家用，她养过猪，一手架拐杖、一手提猪食桶，一步一步挪向猪圈。有时左脚没有站稳，或者拐杖打滑，她就要摔轻重不同的跟头。在女儿兰兰的脑海里，已经记不清母亲摔过多少跟头了。懂事后，每次看到瘦小的母亲匍匐着从地上爬起，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淌出。
赵国荣总是以自己“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苦”，来为姐妹俩励志：读书才能有出息，才能不过苦日子。她对姐妹俩甚有期许，“读书成绩要数一数二才行”，考试成绩不好，她会骂女儿；“我女儿会读书！”是她喜欢向村邻们强调的一句话。
2003年下半年，当临川区成为“全国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单位的时候，赵国荣正每天数百个、“有时‘赶单’就通宵干”地裱糊“盒子货”，那是广东、福建一带在清明节、“七月半”鬼节祭祀死者的一些冥品：金银元宝、麻将牌九等等。每年忙碌完这两个纪念日的“盒子货”，她大约有三四百元钱收入。“老板很照顾我，有时还允许我预支工钱。女儿回家，我总想带几块钱给她们。” 这做母亲的心愿，直到与一项机制结缘，所产生的效能是：扼住命运的咽喉，改变人的生活轨迹。
2004年正月十四，临川区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李芝琴陪一位记者了解“关爱女孩”试点情况，调查对象之一就是赵国荣。
在乡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赵国荣讲述了丈夫病逝、女儿兰兰辍学打工，讲述了买两毛钱便宜菜吃好几天的拮据日子，直讲得李副主任鼻头发酸、泪水如线。
她向赵国荣发问：“你能肯定，你女儿是真心想回学校读书吗？”赵国荣回答得毫不含糊。
“那好，你打电话给她，只要她回学校读书，一切困难由我们帮忙解决。” 回到机关，李芝琴副主任向主任饶萍香等汇报了赵国荣母女的情况，机关干部纷纷解囊捐助。时隔一天，正月十六，李芝琴副主任带着600元钱来到赵国荣家中，一番电话联络后，远在福建的兰兰回家来。
经过一年的磨炼，凭借不错的英语水平，此时的兰兰在一家电子公司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800元的月收入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就像一束希望之火，可是她和她的母亲的确把读书看得更重要。
这次，她们主动选择了命运。兰兰回到学校读书了，这时，她刚好与娜娜同一年级。
2006年，姐妹俩同时参加高考，最后的结果是：分别被南昌理工学院和东华理工学院录取。
自娜娜先一步收到录取通知书起，母女三人就为报到时交纳7000元学杂费的事犯了愁。区人口计生委送来1600元，乡政府支援600元，兰兰暑期做家教的钱，七七八八算到一起，还差3800元。
母女三人盘算学费时，还发生过口角。赵国荣说：“她爸爸去世时欠的老账还没还净，我们就不好意思再跟村里人借了。
母女三人争论急了，就喊出气话：“把这录取通知书卖了吧，就不用着急学费啦！” 可是，母女三人“不好意思打扰更多人”的结果，就是决定去借“二分五”高利贷也就是平均每个月还债主80元利息，对于这个贫困家庭，这无异于一条绳索。
原来，这3800元“二分五”，竟是娜娜签字画押借来的。母亲签、姐姐签，人家债主都不同意：“谁用钱，谁签字。” 就这样，娜娜在学校规定的最后时限，凑齐了这笔学杂费。
在掌声中结束访谈节目，敬一丹走下舞台，回到座位上，她立即将娜娜“高利借债交学费”的信息转告东华理工学院院长。院长表示：“我要在一周之内，让她把借来的钱退回去。” 随后赶来的区计生委主任饶萍香和副主任李芝琴也带来了好消息。
东华理工学院为娜娜减免学费，并为她在学校食堂安排了一个勤工俭学的工作，每月有一百多元收入。
区民政局决定：向姐妹俩每人颁发600元助学金奖励；送两床被子和学习用品；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的最高标准。
区计生委再次向每人颁发1000元奖励。
乡政府每学期提供500元资助……
老屋门前，一片欢声笑语。
（摘自：2006年09月17日<北京青年报>）
1958年理论界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对于要求流产和绝育须夫妇双方申请，经所在单位批准方可进行，因此乡属境内节制生育工作没有广泛开展。
1971年至1973年，提出“一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口号，要求一对夫妇以生两个孩子为宜。
1976年有关部门提出规定一对夫妇的子女最好一个，不得超过两个，两个之间必须隔三年以上，从此湖南乡人口出生率方开始逐年下降。
1977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公社党委采取提高结扎对象在结扎期间的待遇，使计划生育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1980年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湖南乡开始配置了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几年纪不满40岁已有两个孩子的妇女，一般都做绝育手术，对违犯计划生育的实行经济制裁，情节严重的，采取降薪、停职，直到开除工作。对只生一个孩子，保证不再生育的，发给《独生子女证》，在口粮、自留地、住房、入学、就医等方面优先照顾。
1981年又规定，在农村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可安排生育二胎：一是两代以上单传的；二是几兄弟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三是男到独女无儿户的；四是夫妻都是独生子女，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五是再婚夫妇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六是人均占有土地3亩以上的。七是婚后5年未育，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八是已生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为正常劳动者的。
1994年全省第一个少生快富奔小康合作社在春光成立。该村赵高科作为全省唯一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少生快富奔小康模范家庭代表座谈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一年，湖南乡计划生育工作获全县第一名。
2004年湖南乡共结扎176例，引产57例，人流152例，上环533例。
2005年，湖南乡被列为市级重点隔级管理乡镇。新一届党委，政府班子到位后，就把计生“摘帽”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工作来抓。主要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坚决杜绝以罚代生，以罚代管，以罚代术的现象发生，以二女户结扎为突破口，在5月份全区开展的计划生育服务活动月中，全乡共结扎102例，引产36例，人流38例，上环57例。对超过环检期最后期限的对象每超过一天处罚5-10元。第二、三季度环检率达到98%，对计划处生育社会抚养费第一次征收不得少于6000元一例，有效地控制了计划外生育。当年全乡共结扎498例，引产58例，人流209例，上环489例。
2005年开始实施“关爱女孩”行动。鹏溪村新门里组二女户女儿车润平以584分考入江苏大学，得到区政府2000元奖励金后，特意在自家门上刷写对联。上联是“政策英明儿女都一样”，下联是“制度优越百姓皆多福”，横批是“紧跟党走”。
2006年全乡共结扎414例，引产69例，人流121例，上环624例。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2%。
不幸姐妹的幸运大学路 “关爱女孩”行动走进江西临川 一段“访谈”引出一段历时10多年的动人故事。
那一刻，全场观众的情绪沸腾了。
那一瞬间，站在舞台中央的敬一丹神情上也带有诧异。曾三获“金话筒奖”，“访谈”难计其数，可却在这赣东小城抚州临川，亲历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一幕—— 一位健壮的中年男人，突然间几步跨上舞台，打断主持人敬一丹与赵国荣、谢兰兰、谢娜娜母女三人的对话，将两张百元人民币塞放到因小儿麻痹致残、拄着拐杖的赵国荣手中。
敬一丹下意识地想到：“现场捐款，这可超出预定的时间和内容了？！”就在她微微一怔的工夫，第二位、第三位及至第五位观众接连跳上舞台，将两张或三张百元票币紧紧地握放到赵国荣掌心里。
台下观众爆出阵阵叫好声和潮水般的掌声，热烈的情绪仿佛要冲破东华理工学院体育馆的穹顶。舞台上的赵国荣和她的两个女儿，早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场《全国关爱女孩行动万里行——手牵手、迎未来》大型活动晚会，也在此时进入高潮。
三年前，敬一丹便与同样为人低调、口碑甚好的著名演员蒋雯丽一起，出任“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特聘宣传员”，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形象大使。
本月10日，一个本该在家庭中履职尽责的星期天，她飞到江西南昌，再转道至抚州市临川区，在她驾轻就熟的“访谈”节目中，在与身有残疾、丈夫病逝、生活极为贫困的赵国荣母女的对话中，履行她“特聘宣传员”的职责。
敬一丹出场了，体育馆内的一些观众竟涌到舞台前方，以往只在电视荧屏上见过的那个人，如今真真地、近距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赵国荣母女的不幸命运，此时因敬一丹的访谈而被放大、被现场观众高度关注，于是出现观众径自上台捐款的感人一幕。
当临川区人口计生委主任饶萍香走到台前宣布帮助辍学的谢兰兰重返校园、南昌理工学院副院长刘文波向谢兰兰宣布被该校商务英语专业录取并减免学费的消息时，现场气氛被推向又一个高潮。
这档原定8分钟的节目，最后以半小时结束。
台前语，幕后情，接触中敬一丹感觉到了两姐妹的内向和自卑，便以她一贯的和声细语与两姐妹说起“悄悄话”：“兰兰、娜娜，你们俩的名字多好听呀！其实，你们两个长得都挺好看，可是你们发现没有，你俩都不爱笑，这可能是前一阵愁事儿太多了。现在有这么多叔叔阿姨帮助你们，你们一定要快快乐乐地生活。” 她问考入东华理工学院的娜娜是否报到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继续发问：“那学费是怎么交的呢？”娜娜小声相告：“借了二分五的债。” 敬一丹明白，这是高利借债。
一栋老式院落里门对门住着几户人家，木质的屋厦早已漆色剥落，裸露着旧得发黑的木纹，也诉说着它年久失修的贫穷。
谢兰兰的家在距抚州市区三十多里处的湖南乡流坊村，兰兰的妈妈赵国荣说，当年土改时分给兰兰爷爷的这栋老屋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住过至少四代人。现在有钱人家早已搬出，在老屋前盖起二层小楼。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下大雨，“娜娜要用几个盆子接屋顶漏的雨”。
屋子虽然破旧，但收拾得很干净。屋里最贵重的物品要数桌上那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赵国荣说那是她和兰兰父亲1985年结婚时置办的。
在赵国荣眼里，兰兰的父亲高大而英俊，由于家中贫穷，31岁时娶了腿有残疾的赵国荣。赵国荣说：“他特别善良，体恤我，才和我结婚的。当时很多人说他的闲话‘怎么找一个残疾人？！” 婚后第二年，兰兰出生，又一年，娜娜来到人世。为了糊口，兰兰父亲一天到晚外出找活干，石匠泥工是重体力活计，积劳成疾，终于落下病来。病中的一家之主还要担忧着生计，病没痊愈就去干活，劳累使病情加重，1999年因肺气肿病逝时，年仅45岁。身后留下治病欠下的几千元债务，兰兰才上小学五年级，娜娜是四年级学生。
那时家里在村边还有几分菜地，瘦小的姐妹俩用一根木棍抬着尿桶摇摇晃晃到菜地施肥，看得村里人心发酸、眼流泪，长叹一声“两个女娃命好苦”。
赵国荣说：“村里人捐钱安葬了兰兰父亲。村里人可怜我，欠的债从不催讨，逢年过节还请两个女儿去吃饭。女儿慢慢长大，就不好意思去了。” 丈夫去世，母女三人陷入“饭都没得吃”的境地，这时乡干部到村里收管理费，看到她家的情况，乡政府很快送来800斤稻谷；民政干部也送来棉被、食油和救济款…… 这时，最大的困难是两个女儿读书的学杂费，副乡长聂福仙亲自过问、与学校商洽减免收费，使两个女孩顺利完成小学学业。相隔一年，两人都以优异成绩考上省重点中学临川第十中学。
到城里上学，要租房住，还要交伙食费，乃至从家往返学校的车费，都是不小的负担。清苦的日子里，姐妹俩穿别人送的旧衣，回家时炒咸菜、腌萝卜干带回学校。为了能减免女儿的学费，架着拐杖的赵国荣去学校恳求。兰兰说：“最初学校不了解我家情况，态度有些冷淡。有一次，我妈妈等候学校领导，从晚上一直等到天亮。” 初中二年级时，娜娜在区妇联的帮助安排下，与有意报效乡梓的临川籍军官常海龙结成“对子”，师级干部常海龙在了解她家经济情况的基础上，承担了娜娜每个学期的学费。往来书信中，常海龙勉励她用心读书，不要贪玩，更不要为钱犯愁。有时他工作忙，学费如期寄到，励志的信却是别人笔迹，娜娜说：“我当他像自己的父亲。” 比起乖巧的娜娜，姐姐兰兰似乎更为内向、倔强，苦熬苦捱的生活环境，令她感到日子的艰难和精神的不快乐。高中一年级时，她终于做出一个决定：辍学，外出打工。
她对妈妈说，两个人都念书，家里负担太重；自己外出打工挣钱，可以让妹妹继续读书，“挣到钱，我还会回学校读书的！” 兰兰跟着村里同伴去了福建，那是2003年春天，她16岁半。
每天，身高不足1.5米、体重只有32公斤的赵国荣用右臂夹住木拐，将身体的重心压向落地的左腿，蜷缩着的右腿明显畸形，脚尖呈九十度角向外悬在半空。
这是一幅让人心头发紧的人体图像。
但赵国荣自认为“性情刚直”，“别人做得来的活，我也能做！”为补贴家用，她养过猪，一手架拐杖、一手提猪食桶，一步一步挪向猪圈。有时左脚没有站稳，或者拐杖打滑，她就要摔轻重不同的跟头。在女儿兰兰的脑海里，已经记不清母亲摔过多少跟头了。懂事后，每次看到瘦小的母亲匍匐着从地上爬起，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淌出。
赵国荣总是以自己“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苦”，来为姐妹俩励志：读书才能有出息，才能不过苦日子。她对姐妹俩甚有期许，“读书成绩要数一数二才行”，考试成绩不好，她会骂女儿；“我女儿会读书！”是她喜欢向村邻们强调的一句话。
2003年下半年，当临川区成为“全国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单位的时候，赵国荣正每天数百个、“有时‘赶单’就通宵干”地裱糊“盒子货”，那是广东、福建一带在清明节、“七月半”鬼节祭祀死者的一些冥品：金银元宝、麻将牌九等等。每年忙碌完这两个纪念日的“盒子货”，她大约有三四百元钱收入。“老板很照顾我，有时还允许我预支工钱。女儿回家，我总想带几块钱给她们。” 这做母亲的心愿，直到与一项机制结缘，所产生的效能是：扼住命运的咽喉，改变人的生活轨迹。
2004年正月十四，临川区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李芝琴陪一位记者了解“关爱女孩”试点情况，调查对象之一就是赵国荣。
在乡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赵国荣讲述了丈夫病逝、女儿兰兰辍学打工，讲述了买两毛钱便宜菜吃好几天的拮据日子，直讲得李副主任鼻头发酸、泪水如线。
她向赵国荣发问：“你能肯定，你女儿是真心想回学校读书吗？”赵国荣回答得毫不含糊。
“那好，你打电话给她，只要她回学校读书，一切困难由我们帮忙解决。” 回到机关，李芝琴副主任向主任饶萍香等汇报了赵国荣母女的情况，机关干部纷纷解囊捐助。时隔一天，正月十六，李芝琴副主任带着600元钱来到赵国荣家中，一番电话联络后，远在福建的兰兰回家来。
经过一年的磨炼，凭借不错的英语水平，此时的兰兰在一家电子公司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800元的月收入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就像一束希望之火，可是她和她的母亲的确把读书看得更重要。
这次，她们主动选择了命运。兰兰回到学校读书了，这时，她刚好与娜娜同一年级。
2006年，姐妹俩同时参加高考，最后的结果是：分别被南昌理工学院和东华理工学院录取。
自娜娜先一步收到录取通知书起，母女三人就为报到时交纳7000元学杂费的事犯了愁。区人口计生委送来1600元，乡政府支援600元，兰兰暑期做家教的钱，七七八八算到一起，还差3800元。
母女三人盘算学费时，还发生过口角。赵国荣说：“她爸爸去世时欠的老账还没还净，我们就不好意思再跟村里人借了。
母女三人争论急了，就喊出气话：“把这录取通知书卖了吧，就不用着急学费啦！” 可是，母女三人“不好意思打扰更多人”的结果，就是决定去借“二分五”高利贷也就是平均每个月还债主80元利息，对于这个贫困家庭，这无异于一条绳索。
原来，这3800元“二分五”，竟是娜娜签字画押借来的。母亲签、姐姐签，人家债主都不同意：“谁用钱，谁签字。” 就这样，娜娜在学校规定的最后时限，凑齐了这笔学杂费。
在掌声中结束访谈节目，敬一丹走下舞台，回到座位上，她立即将娜娜“高利借债交学费”的信息转告东华理工学院院长。院长表示：“我要在一周之内，让她把借来的钱退回去。” 随后赶来的区计生委主任饶萍香和副主任李芝琴也带来了好消息。
东华理工学院为娜娜减免学费，并为她在学校食堂安排了一个勤工俭学的工作，每月有一百多元收入。
区民政局决定：向姐妹俩每人颁发600元助学金奖励；送两床被子和学习用品；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的最高标准。
区计生委再次向每人颁发1000元奖励。
乡政府每学期提供500元资助……
老屋门前，一片欢声笑语。
（摘自：2006年09月17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