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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口分布及构成 据统计资料记载，民国37年（1948年），境内人口分布如下： 流坊乡：1924户，计9860人，其中男5147人，女4713人。
鹏溪乡：898户，计4987人，其中男2645人，女2342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湖南人民公社共有8037户，计39036人，其中男20050人，女18986人，每平方公里549人。
1983年湖南人民公社共计36596人。其中： 梅岗大队（驻东岸），东岸333人，西岸297人，南岸169人，北岸298人，上李125人，杜子塘210人，蔡李145人，共1577人。
新塘大队（驻兰坊），山背176人，塔峰余家234人，兰坊694人，后车100人，前车67人，余坊228人，桥背250人，下谢70人，共1819人。
山塘大队（驻大巷），瑶山692人，揭家134人，胥家191人，丁家120人，大巷272人，共1409人。
新建大队（驻坪山），前郑297人，车家边87人，落石范家204人，乐家96人，赤谷106人，艾家坑113人，叶家坑115人，坪山235人，驼岭下158人，后郑250人，共1661人。
洪塘大队（驻邱坊），邱坊徐家499人，王家巷175人，竹坊97人，杨家47人，带湖126人，山下122人，上游138人，车家桥144人，岩下59人，铺上196人，白家100人，共1703人。
流坊大队（驻流坊），徐家山200人，流坊街894人，下流坊463人，双家152人，共1709人。
黄邓大队（驻上刘），黄远山305人，陈家塘200人，浩塘102人，河背刘231人，排柱203人，上刘112人，湖背村87人，来坊146人，邓坊洲徐家338人，花园邹家130人，共1854人。
红田大队（驻湖田），湖田528人，油草湖294人，摆上詹家264人，摆上郑家355人，廖家274人，滩腰513人，北头172人，湖锡132人，共1973人。
竹溪大队（驻喻家），全家246人，廖家湾230人，黄博319人，周陈璧377人，竹溪喻家641人，周坊386人，共2199人。
鹏溪大队（驻鹏溪街），车家926人，上东179人，双家357人，刘家297人，邱黄陈248人，沙巷267人，上营411人，下营130人，共2815人。
春光大队（驻湖南村），杨家背179人，湖南村413人，下湖东251人，上湖东223人，埂下96人，滴水120人，土皮155人，鸿雁门桥336人，吴格273人，傅家174人，河头赵家218人，共2438人。
店下大队（驻店下村），高堑下604人，排柱541人，杜家267人，店下1042人，共2454人。
瑶湖大队（驻瑶湖渡），外杨501人，瑶湖622人，杨家边207人，下陈189人，王家90人，许家201人，万家95人，长湖高家78人，共1983人。
湖北大队（驻下黄），上黄134人，中黄244人，下黄456人，蔡家127人，刘家187人，周家103人，里杨709人，共1960人。
永福大队（驻永福），孔庄378人，杨家巷285人，路边189人，永福111人，车何168人，何家桥120人，潭溪721人，共1972人。
嘉溪大队（驻嘉溪），嘉溪806人，下坪228人，张家巷186人，瑶湖溪528人，茶溪355人，张杨159人，宋戴255人，共2515人。
沙湖大队（驻沙湖）李家140人，铺口170人，胥家200人，周家130人，沙湖296人，山溪190人，坪上170人，澄湖97人，共1393人。
庙东大队（驻庙东），港下艾家215人，庙东282人，龚溪唐家408人，渡口艾家254人，徐家与周家321人，共1480人。
八一大队（驻车家），下艾627人，上艾452人，车家153人，丁桥59人，山下391人，共1682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乡共进行五次人口普查，第一次1953年，第二次1964年，第三次1982年，第四次1990年，第五次2000年。
1990年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表明，全乡共有9688户（其中家庭户9659户，集体户29户），43161人（其中男22356人，女20805人，男女性别比为107.45，家庭户平均每户人数4.29人）。
按户口登记状况分，全乡常住本县、市、户口在本县市的有42867人（其中男22201人，女20666人）；常住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的有134人（其中男80人，女54人），人住本县、市一年以上，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有7人（其中男5人，女2人），人住本县、市户口待定的有159人（其中男74人，女85人）。
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全乡农业户口40919人（其中男20845人，女20074），非农业户口2083人（其中男1437人，女646）。
按人口年龄状况分，0至4岁的有5064人（其中男2679人，女2385人），5至9岁的有3953人（其中男2094人，女1859人），10至14岁的有4900人（其中男2575人，女1859人），15至19岁的有5633人（其中男2993人，女2640人），20至24岁的有5348人（其中男2826人，女2522人），25至29岁的有3635人（其中男1823人，女1812人），30至34岁的有2724人（其中男1472人，女1270人），35至39岁的有2784人（其中男1424人，女1360人），40至44岁的有2123人（其中男1087人，女1360人），45至49岁的有1107人（其中男592人，女515人），50至54岁的有1263人（其中男677人，女586人），55至59岁的有1416人（其中男721人，女695人），60至64岁的有1120人（其中男537人，女583人），65至70岁的有927人（其中男406人，女521人），70至74岁的有599人（其中男259人，女340人），75至79岁的有345人（其中男147人，女198人），80至84岁的有156人（其中男37人，女119人），85至89岁的有36人（其中男7人，女29人），90至94岁的有7人（均为女性）。95至99岁的有3人（均为女性）。
按文化程度分，全乡6岁及6岁以上人口数为37191人（其中男19203人，女17988人）。大学本科的有42人（其中男37人，女5人），大学专科的有79人（其中男71人，女8人），中专700人（其中577人，女123人）。高中1468人（其中男1075人，女393人），初中7314人（其中男4868人，女2446人），小学21482人（其中男10678人，女10804人）。文肓、半文盲的有6106人（其中男1897人，女4209人）。
按在校学生人数分，全乡在校学生数为7628人（其中男4706人，女2922人）。中专在校人数497人（其中男437人，女60人）；高中在校人数323人（其中男255人，女68人）。初中在校人数1256人（其中男859人，女397人），小学在校人数5552人（其中男3155人，女2397人）。
按不在业人口分，全乡不在业人数为4676人（其中男1978人，女2698人）。在校学生1532人（其中男1187人，女345人）。料理家务的1744人（其中男87人，女1657人），待升学14人（其中男6人，女8人）。市镇待业90人（其中男48人，女42人），离休退休退职221人（其中男195人，女26人）。丧失劳动能力925人（其中男346人，女579人），其它579人。
按婚姻状况分，全乡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有29244人（其中男15008人，女14236）。未婚7405人（其中男4747人，女2658人），有配偶19592人（其中男9613人，女9979人），丧偶2084人（其中男512人，女1572人），离婚163人（其中男136人，女27人）。
按家庭户规模分，全乡共有9659户。其中一人户423户，二人户250户，三人户1407户，四人户3114户，五人户2189户，六人户1038户，七人户450户，八人户17户，九人户67户，十人及十人以上户50户。
按家庭户类别分，单身户352户，一对夫妇户442户，二代户6584户，三代户1774户，四代户66户，一代与其它亲属和非亲属63户，二代与其它亲属和非亲属197户，三代与其它亲属和非亲属107户，四代与其它亲属和非亲属3户，其他71户。
按出生人口数分，1989年1月1日至1990后6月30日全乡共出生人口1586人（其中男859人，女727人，性别比为118.16）。1989年上半年出生466人（其中男245人，女221人），1989年下半年出生655人（其中男343人，女312人，性别比为109.94）。1990年上半年出生465人（其中男271人，女194人，性别比为139.69）。
按死亡人数分，1989年1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全乡共死亡313人（其中男155人，女158人，性别比为98.10）。1989年上半年死亡96人（其中男49人，女47人，性别比为104.26），1989年下半年死亡101人，（其中男54人，女47人，性别比为114.89），1990年上半年死亡116人（其中男52人，女64人，性别比为81.25）。
第二章 计划生育 解放前，湖南地区由于深受“早生儿子早得福”，“儿多福多”“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等封建思想旧习惯的严重影响，男女早婚（男20岁，女18岁）的现象相当普遍，婚后生育多，间隔密，形成人口盲目增长。
1958年理论界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对于要求流产和绝育须夫妇双方申请，经所在单位批准方可进行，因此乡属境内节制生育工作没有广泛开展。
1971年至1973年，提出“一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口号，要求一对夫妇以生两个孩子为宜。
1976年有关部门提出规定一对夫妇的子女最好一个，不得超过两个，两个之间必须隔三年以上，从此湖南乡人口出生率方开始逐年下降。
1977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公社党委采取提高结扎对象在结扎期间的待遇，使计划生育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1980年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湖南乡开始配置了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几年纪不满40岁已有两个孩子的妇女，一般都做绝育手术，对违犯计划生育的实行经济制裁，情节严重的，采取降薪、停职，直到开除工作。对只生一个孩子，保证不再生育的，发给《独生子女证》，在口粮、自留地、住房、入学、就医等方面优先照顾。
1981年又规定，在农村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可安排生育二胎：一是两代以上单传的；二是几兄弟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三是男到独女无儿户的；四是夫妻都是独生子女，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五是再婚夫妇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六是人均占有土地3亩以上的。七是婚后5年未育，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八是已生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为正常劳动者的。
1994年全省第一个少生快富奔小康合作社在春光成立。该村赵高科作为全省唯一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少生快富奔小康模范家庭代表座谈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一年，湖南乡计划生育工作获全县第一名。
2004年湖南乡共结扎176例，引产57例，人流152例，上环533例。
2005年，湖南乡被列为市级重点隔级管理乡镇。新一届党委，政府班子到位后，就把计生“摘帽”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工作来抓。主要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坚决杜绝以罚代生，以罚代管，以罚代术的现象发生，以二女户结扎为突破口，在5月份全区开展的计划生育服务活动月中，全乡共结扎102例，引产36例，人流38例，上环57例。对超过环检期最后期限的对象每超过一天处罚5-10元。第二、三季度环检率达到98%，对计划处生育社会抚养费第一次征收不得少于6000元一例，有效地控制了计划外生育。当年全乡共结扎498例，引产58例，人流209例，上环489例。
2005年开始实施“关爱女孩”行动。鹏溪村新门里组二女户女儿车润平以584分考入江苏大学，得到区政府2000元奖励金后，特意在自家门上刷写对联。上联是“政策英明儿女都一样”，下联是“制度优越百姓皆多福”，横批是“紧跟党走”。
2006年全乡共结扎414例，引产69例，人流121例，上环624例。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2%。
不幸姐妹的幸运大学路 “关爱女孩”行动走进江西临川 一段“访谈”引出一段历时10多年的动人故事。
那一刻，全场观众的情绪沸腾了。
那一瞬间，站在舞台中央的敬一丹神情上也带有诧异。曾三获“金话筒奖”，“访谈”难计其数，可却在这赣东小城抚州临川，亲历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一幕—— 一位健壮的中年男人，突然间几步跨上舞台，打断主持人敬一丹与赵国荣、谢兰兰、谢娜娜母女三人的对话，将两张百元人民币塞放到因小儿麻痹致残、拄着拐杖的赵国荣手中。
敬一丹下意识地想到：“现场捐款，这可超出预定的时间和内容了？！”就在她微微一怔的工夫，第二位、第三位及至第五位观众接连跳上舞台，将两张或三张百元票币紧紧地握放到赵国荣掌心里。
台下观众爆出阵阵叫好声和潮水般的掌声，热烈的情绪仿佛要冲破东华理工学院体育馆的穹顶。舞台上的赵国荣和她的两个女儿，早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场《全国关爱女孩行动万里行——手牵手、迎未来》大型活动晚会，也在此时进入高潮。
三年前，敬一丹便与同样为人低调、口碑甚好的著名演员蒋雯丽一起，出任“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特聘宣传员”，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形象大使。
本月10日，一个本该在家庭中履职尽责的星期天，她飞到江西南昌，再转道至抚州市临川区，在她驾轻就熟的“访谈”节目中，在与身有残疾、丈夫病逝、生活极为贫困的赵国荣母女的对话中，履行她“特聘宣传员”的职责。
敬一丹出场了，体育馆内的一些观众竟涌到舞台前方，以往只在电视荧屏上见过的那个人，如今真真地、近距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赵国荣母女的不幸命运，此时因敬一丹的访谈而被放大、被现场观众高度关注，于是出现观众径自上台捐款的感人一幕。
当临川区人口计生委主任饶萍香走到台前宣布帮助辍学的谢兰兰重返校园、南昌理工学院副院长刘文波向谢兰兰宣布被该校商务英语专业录取并减免学费的消息时，现场气氛被推向又一个高潮。
这档原定8分钟的节目，最后以半小时结束。
台前语，幕后情，接触中敬一丹感觉到了两姐妹的内向和自卑，便以她一贯的和声细语与两姐妹说起“悄悄话”：“兰兰、娜娜，你们俩的名字多好听呀！其实，你们两个长得都挺好看，可是你们发现没有，你俩都不爱笑，这可能是前一阵愁事儿太多了。现在有这么多叔叔阿姨帮助你们，你们一定要快快乐乐地生活。” 她问考入东华理工学院的娜娜是否报到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继续发问：“那学费是怎么交的呢？”娜娜小声相告：“借了二分五的债。” 敬一丹明白，这是高利借债。
一栋老式院落里门对门住着几户人家，木质的屋厦早已漆色剥落，裸露着旧得发黑的木纹，也诉说着它年久失修的贫穷。
谢兰兰的家在距抚州市区三十多里处的湖南乡流坊村，兰兰的妈妈赵国荣说，当年土改时分给兰兰爷爷的这栋老屋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住过至少四代人。现在有钱人家早已搬出，在老屋前盖起二层小楼。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下大雨，“娜娜要用几个盆子接屋顶漏的雨”。
屋子虽然破旧，但收拾得很干净。屋里最贵重的物品要数桌上那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赵国荣说那是她和兰兰父亲1985年结婚时置办的。
在赵国荣眼里，兰兰的父亲高大而英俊，由于家中贫穷，31岁时娶了腿有残疾的赵国荣。赵国荣说：“他特别善良，体恤我，才和我结婚的。当时很多人说他的闲话‘怎么找一个残疾人？！” 婚后第二年，兰兰出生，又一年，娜娜来到人世。为了糊口，兰兰父亲一天到晚外出找活干，石匠泥工是重体力活计，积劳成疾，终于落下病来。病中的一家之主还要担忧着生计，病没痊愈就去干活，劳累使病情加重，1999年因肺气肿病逝时，年仅45岁。身后留下治病欠下的几千元债务，兰兰才上小学五年级，娜娜是四年级学生。
那时家里在村边还有几分菜地，瘦小的姐妹俩用一根木棍抬着尿桶摇摇晃晃到菜地施肥，看得村里人心发酸、眼流泪，长叹一声“两个女娃命好苦”。
赵国荣说：“村里人捐钱安葬了兰兰父亲。村里人可怜我，欠的债从不催讨，逢年过节还请两个女儿去吃饭。女儿慢慢长大，就不好意思去了。” 丈夫去世，母女三人陷入“饭都没得吃”的境地，这时乡干部到村里收管理费，看到她家的情况，乡政府很快送来800斤稻谷；民政干部也送来棉被、食油和救济款…… 这时，最大的困难是两个女儿读书的学杂费，副乡长聂福仙亲自过问、与学校商洽减免收费，使两个女孩顺利完成小学学业。相隔一年，两人都以优异成绩考上省重点中学临川第十中学。
到城里上学，要租房住，还要交伙食费，乃至从家往返学校的车费，都是不小的负担。清苦的日子里，姐妹俩穿别人送的旧衣，回家时炒咸菜、腌萝卜干带回学校。为了能减免女儿的学费，架着拐杖的赵国荣去学校恳求。兰兰说：“最初学校不了解我家情况，态度有些冷淡。有一次，我妈妈等候学校领导，从晚上一直等到天亮。” 初中二年级时，娜娜在区妇联的帮助安排下，与有意报效乡梓的临川籍军官常海龙结成“对子”，师级干部常海龙在了解她家经济情况的基础上，承担了娜娜每个学期的学费。往来书信中，常海龙勉励她用心读书，不要贪玩，更不要为钱犯愁。有时他工作忙，学费如期寄到，励志的信却是别人笔迹，娜娜说：“我当他像自己的父亲。” 比起乖巧的娜娜，姐姐兰兰似乎更为内向、倔强，苦熬苦捱的生活环境，令她感到日子的艰难和精神的不快乐。高中一年级时，她终于做出一个决定：辍学，外出打工。
她对妈妈说，两个人都念书，家里负担太重；自己外出打工挣钱，可以让妹妹继续读书，“挣到钱，我还会回学校读书的！” 兰兰跟着村里同伴去了福建，那是2003年春天，她16岁半。
每天，身高不足1.5米、体重只有32公斤的赵国荣用右臂夹住木拐，将身体的重心压向落地的左腿，蜷缩着的右腿明显畸形，脚尖呈九十度角向外悬在半空。
这是一幅让人心头发紧的人体图像。
但赵国荣自认为“性情刚直”，“别人做得来的活，我也能做！”为补贴家用，她养过猪，一手架拐杖、一手提猪食桶，一步一步挪向猪圈。有时左脚没有站稳，或者拐杖打滑，她就要摔轻重不同的跟头。在女儿兰兰的脑海里，已经记不清母亲摔过多少跟头了。懂事后，每次看到瘦小的母亲匍匐着从地上爬起，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淌出。
赵国荣总是以自己“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苦”，来为姐妹俩励志：读书才能有出息，才能不过苦日子。她对姐妹俩甚有期许，“读书成绩要数一数二才行”，考试成绩不好，她会骂女儿；“我女儿会读书！”是她喜欢向村邻们强调的一句话。
2003年下半年，当临川区成为“全国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单位的时候，赵国荣正每天数百个、“有时‘赶单’就通宵干”地裱糊“盒子货”，那是广东、福建一带在清明节、“七月半”鬼节祭祀死者的一些冥品：金银元宝、麻将牌九等等。每年忙碌完这两个纪念日的“盒子货”，她大约有三四百元钱收入。“老板很照顾我，有时还允许我预支工钱。女儿回家，我总想带几块钱给她们。” 这做母亲的心愿，直到与一项机制结缘，所产生的效能是：扼住命运的咽喉，改变人的生活轨迹。
2004年正月十四，临川区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李芝琴陪一位记者了解“关爱女孩”试点情况，调查对象之一就是赵国荣。
在乡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赵国荣讲述了丈夫病逝、女儿兰兰辍学打工，讲述了买两毛钱便宜菜吃好几天的拮据日子，直讲得李副主任鼻头发酸、泪水如线。
她向赵国荣发问：“你能肯定，你女儿是真心想回学校读书吗？”赵国荣回答得毫不含糊。
“那好，你打电话给她，只要她回学校读书，一切困难由我们帮忙解决。” 回到机关，李芝琴副主任向主任饶萍香等汇报了赵国荣母女的情况，机关干部纷纷解囊捐助。时隔一天，正月十六，李芝琴副主任带着600元钱来到赵国荣家中，一番电话联络后，远在福建的兰兰回家来。
经过一年的磨炼，凭借不错的英语水平，此时的兰兰在一家电子公司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800元的月收入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就像一束希望之火，可是她和她的母亲的确把读书看得更重要。
这次，她们主动选择了命运。兰兰回到学校读书了，这时，她刚好与娜娜同一年级。
2006年，姐妹俩同时参加高考，最后的结果是：分别被南昌理工学院和东华理工学院录取。
自娜娜先一步收到录取通知书起，母女三人就为报到时交纳7000元学杂费的事犯了愁。区人口计生委送来1600元，乡政府支援600元，兰兰暑期做家教的钱，七七八八算到一起，还差3800元。
母女三人盘算学费时，还发生过口角。赵国荣说：“她爸爸去世时欠的老账还没还净，我们就不好意思再跟村里人借了。
母女三人争论急了，就喊出气话：“把这录取通知书卖了吧，就不用着急学费啦！” 可是，母女三人“不好意思打扰更多人”的结果，就是决定去借“二分五”高利贷也就是平均每个月还债主80元利息，对于这个贫困家庭，这无异于一条绳索。
原来，这3800元“二分五”，竟是娜娜签字画押借来的。母亲签、姐姐签，人家债主都不同意：“谁用钱，谁签字。” 就这样，娜娜在学校规定的最后时限，凑齐了这笔学杂费。
在掌声中结束访谈节目，敬一丹走下舞台，回到座位上，她立即将娜娜“高利借债交学费”的信息转告东华理工学院院长。院长表示：“我要在一周之内，让她把借来的钱退回去。” 随后赶来的区计生委主任饶萍香和副主任李芝琴也带来了好消息。
东华理工学院为娜娜减免学费，并为她在学校食堂安排了一个勤工俭学的工作，每月有一百多元收入。
区民政局决定：向姐妹俩每人颁发600元助学金奖励；送两床被子和学习用品；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的最高标准。
区计生委再次向每人颁发1000元奖励。
乡政府每学期提供500元资助……
老屋门前，一片欢声笑语。
（摘自：2006年09月17日<北京青年报>）
鹏溪乡：898户，计4987人，其中男2645人，女2342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湖南人民公社共有8037户，计39036人，其中男20050人，女18986人，每平方公里549人。
1983年湖南人民公社共计36596人。其中： 梅岗大队（驻东岸），东岸333人，西岸297人，南岸169人，北岸298人，上李125人，杜子塘210人，蔡李145人，共1577人。
新塘大队（驻兰坊），山背176人，塔峰余家234人，兰坊694人，后车100人，前车67人，余坊228人，桥背250人，下谢70人，共1819人。
山塘大队（驻大巷），瑶山692人，揭家134人，胥家191人，丁家120人，大巷272人，共1409人。
新建大队（驻坪山），前郑297人，车家边87人，落石范家204人，乐家96人，赤谷106人，艾家坑113人，叶家坑115人，坪山235人，驼岭下158人，后郑250人，共1661人。
洪塘大队（驻邱坊），邱坊徐家499人，王家巷175人，竹坊97人，杨家47人，带湖126人，山下122人，上游138人，车家桥144人，岩下59人，铺上196人，白家100人，共1703人。
流坊大队（驻流坊），徐家山200人，流坊街894人，下流坊463人，双家152人，共1709人。
黄邓大队（驻上刘），黄远山305人，陈家塘200人，浩塘102人，河背刘231人，排柱203人，上刘112人，湖背村87人，来坊146人，邓坊洲徐家338人，花园邹家130人，共1854人。
红田大队（驻湖田），湖田528人，油草湖294人，摆上詹家264人，摆上郑家355人，廖家274人，滩腰513人，北头172人，湖锡132人，共1973人。
竹溪大队（驻喻家），全家246人，廖家湾230人，黄博319人，周陈璧377人，竹溪喻家641人，周坊386人，共2199人。
鹏溪大队（驻鹏溪街），车家926人，上东179人，双家357人，刘家297人，邱黄陈248人，沙巷267人，上营411人，下营130人，共2815人。
春光大队（驻湖南村），杨家背179人，湖南村413人，下湖东251人，上湖东223人，埂下96人，滴水120人，土皮155人，鸿雁门桥336人，吴格273人，傅家174人，河头赵家218人，共2438人。
店下大队（驻店下村），高堑下604人，排柱541人，杜家267人，店下1042人，共2454人。
瑶湖大队（驻瑶湖渡），外杨501人，瑶湖622人，杨家边207人，下陈189人，王家90人，许家201人，万家95人，长湖高家78人，共1983人。
湖北大队（驻下黄），上黄134人，中黄244人，下黄456人，蔡家127人，刘家187人，周家103人，里杨709人，共1960人。
永福大队（驻永福），孔庄378人，杨家巷285人，路边189人，永福111人，车何168人，何家桥120人，潭溪721人，共1972人。
嘉溪大队（驻嘉溪），嘉溪806人，下坪228人，张家巷186人，瑶湖溪528人，茶溪355人，张杨159人，宋戴255人，共2515人。
沙湖大队（驻沙湖）李家140人，铺口170人，胥家200人，周家130人，沙湖296人，山溪190人，坪上170人，澄湖97人，共1393人。
庙东大队（驻庙东），港下艾家215人，庙东282人，龚溪唐家408人，渡口艾家254人，徐家与周家321人，共1480人。
八一大队（驻车家），下艾627人，上艾452人，车家153人，丁桥59人，山下391人，共1682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乡共进行五次人口普查，第一次1953年，第二次1964年，第三次1982年，第四次1990年，第五次2000年。
1990年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表明，全乡共有9688户（其中家庭户9659户，集体户29户），43161人（其中男22356人，女20805人，男女性别比为107.45，家庭户平均每户人数4.29人）。
按户口登记状况分，全乡常住本县、市、户口在本县市的有42867人（其中男22201人，女20666人）；常住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的有134人（其中男80人，女54人），人住本县、市一年以上，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有7人（其中男5人，女2人），人住本县、市户口待定的有159人（其中男74人，女85人）。
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全乡农业户口40919人（其中男20845人，女20074），非农业户口2083人（其中男1437人，女646）。
按人口年龄状况分，0至4岁的有5064人（其中男2679人，女2385人），5至9岁的有3953人（其中男2094人，女1859人），10至14岁的有4900人（其中男2575人，女1859人），15至19岁的有5633人（其中男2993人，女2640人），20至24岁的有5348人（其中男2826人，女2522人），25至29岁的有3635人（其中男1823人，女1812人），30至34岁的有2724人（其中男1472人，女1270人），35至39岁的有2784人（其中男1424人，女1360人），40至44岁的有2123人（其中男1087人，女1360人），45至49岁的有1107人（其中男592人，女515人），50至54岁的有1263人（其中男677人，女586人），55至59岁的有1416人（其中男721人，女695人），60至64岁的有1120人（其中男537人，女583人），65至70岁的有927人（其中男406人，女521人），70至74岁的有599人（其中男259人，女340人），75至79岁的有345人（其中男147人，女198人），80至84岁的有156人（其中男37人，女119人），85至89岁的有36人（其中男7人，女29人），90至94岁的有7人（均为女性）。95至99岁的有3人（均为女性）。
按文化程度分，全乡6岁及6岁以上人口数为37191人（其中男19203人，女17988人）。大学本科的有42人（其中男37人，女5人），大学专科的有79人（其中男71人，女8人），中专700人（其中577人，女123人）。高中1468人（其中男1075人，女393人），初中7314人（其中男4868人，女2446人），小学21482人（其中男10678人，女10804人）。文肓、半文盲的有6106人（其中男1897人，女4209人）。
按在校学生人数分，全乡在校学生数为7628人（其中男4706人，女2922人）。中专在校人数497人（其中男437人，女60人）；高中在校人数323人（其中男255人，女68人）。初中在校人数1256人（其中男859人，女397人），小学在校人数5552人（其中男3155人，女2397人）。
按不在业人口分，全乡不在业人数为4676人（其中男1978人，女2698人）。在校学生1532人（其中男1187人，女345人）。料理家务的1744人（其中男87人，女1657人），待升学14人（其中男6人，女8人）。市镇待业90人（其中男48人，女42人），离休退休退职221人（其中男195人，女26人）。丧失劳动能力925人（其中男346人，女579人），其它579人。
按婚姻状况分，全乡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有29244人（其中男15008人，女14236）。未婚7405人（其中男4747人，女2658人），有配偶19592人（其中男9613人，女9979人），丧偶2084人（其中男512人，女1572人），离婚163人（其中男136人，女27人）。
按家庭户规模分，全乡共有9659户。其中一人户423户，二人户250户，三人户1407户，四人户3114户，五人户2189户，六人户1038户，七人户450户，八人户17户，九人户67户，十人及十人以上户50户。
按家庭户类别分，单身户352户，一对夫妇户442户，二代户6584户，三代户1774户，四代户66户，一代与其它亲属和非亲属63户，二代与其它亲属和非亲属197户，三代与其它亲属和非亲属107户，四代与其它亲属和非亲属3户，其他71户。
按出生人口数分，1989年1月1日至1990后6月30日全乡共出生人口1586人（其中男859人，女727人，性别比为118.16）。1989年上半年出生466人（其中男245人，女221人），1989年下半年出生655人（其中男343人，女312人，性别比为109.94）。1990年上半年出生465人（其中男271人，女194人，性别比为139.69）。
按死亡人数分，1989年1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全乡共死亡313人（其中男155人，女158人，性别比为98.10）。1989年上半年死亡96人（其中男49人，女47人，性别比为104.26），1989年下半年死亡101人，（其中男54人，女47人，性别比为114.89），1990年上半年死亡116人（其中男52人，女64人，性别比为81.25）。
第二章 计划生育 解放前，湖南地区由于深受“早生儿子早得福”，“儿多福多”“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等封建思想旧习惯的严重影响，男女早婚（男20岁，女18岁）的现象相当普遍，婚后生育多，间隔密，形成人口盲目增长。
1958年理论界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对于要求流产和绝育须夫妇双方申请，经所在单位批准方可进行，因此乡属境内节制生育工作没有广泛开展。
1971年至1973年，提出“一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口号，要求一对夫妇以生两个孩子为宜。
1976年有关部门提出规定一对夫妇的子女最好一个，不得超过两个，两个之间必须隔三年以上，从此湖南乡人口出生率方开始逐年下降。
1977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公社党委采取提高结扎对象在结扎期间的待遇，使计划生育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1980年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湖南乡开始配置了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几年纪不满40岁已有两个孩子的妇女，一般都做绝育手术，对违犯计划生育的实行经济制裁，情节严重的，采取降薪、停职，直到开除工作。对只生一个孩子，保证不再生育的，发给《独生子女证》，在口粮、自留地、住房、入学、就医等方面优先照顾。
1981年又规定，在农村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可安排生育二胎：一是两代以上单传的；二是几兄弟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三是男到独女无儿户的；四是夫妻都是独生子女，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五是再婚夫妇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六是人均占有土地3亩以上的。七是婚后5年未育，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八是已生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为正常劳动者的。
1994年全省第一个少生快富奔小康合作社在春光成立。该村赵高科作为全省唯一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少生快富奔小康模范家庭代表座谈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一年，湖南乡计划生育工作获全县第一名。
2004年湖南乡共结扎176例，引产57例，人流152例，上环533例。
2005年，湖南乡被列为市级重点隔级管理乡镇。新一届党委，政府班子到位后，就把计生“摘帽”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工作来抓。主要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坚决杜绝以罚代生，以罚代管，以罚代术的现象发生，以二女户结扎为突破口，在5月份全区开展的计划生育服务活动月中，全乡共结扎102例，引产36例，人流38例，上环57例。对超过环检期最后期限的对象每超过一天处罚5-10元。第二、三季度环检率达到98%，对计划处生育社会抚养费第一次征收不得少于6000元一例，有效地控制了计划外生育。当年全乡共结扎498例，引产58例，人流209例，上环489例。
2005年开始实施“关爱女孩”行动。鹏溪村新门里组二女户女儿车润平以584分考入江苏大学，得到区政府2000元奖励金后，特意在自家门上刷写对联。上联是“政策英明儿女都一样”，下联是“制度优越百姓皆多福”，横批是“紧跟党走”。
2006年全乡共结扎414例，引产69例，人流121例，上环624例。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2%。
不幸姐妹的幸运大学路 “关爱女孩”行动走进江西临川 一段“访谈”引出一段历时10多年的动人故事。
那一刻，全场观众的情绪沸腾了。
那一瞬间，站在舞台中央的敬一丹神情上也带有诧异。曾三获“金话筒奖”，“访谈”难计其数，可却在这赣东小城抚州临川，亲历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一幕—— 一位健壮的中年男人，突然间几步跨上舞台，打断主持人敬一丹与赵国荣、谢兰兰、谢娜娜母女三人的对话，将两张百元人民币塞放到因小儿麻痹致残、拄着拐杖的赵国荣手中。
敬一丹下意识地想到：“现场捐款，这可超出预定的时间和内容了？！”就在她微微一怔的工夫，第二位、第三位及至第五位观众接连跳上舞台，将两张或三张百元票币紧紧地握放到赵国荣掌心里。
台下观众爆出阵阵叫好声和潮水般的掌声，热烈的情绪仿佛要冲破东华理工学院体育馆的穹顶。舞台上的赵国荣和她的两个女儿，早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场《全国关爱女孩行动万里行——手牵手、迎未来》大型活动晚会，也在此时进入高潮。
三年前，敬一丹便与同样为人低调、口碑甚好的著名演员蒋雯丽一起，出任“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特聘宣传员”，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形象大使。
本月10日，一个本该在家庭中履职尽责的星期天，她飞到江西南昌，再转道至抚州市临川区，在她驾轻就熟的“访谈”节目中，在与身有残疾、丈夫病逝、生活极为贫困的赵国荣母女的对话中，履行她“特聘宣传员”的职责。
敬一丹出场了，体育馆内的一些观众竟涌到舞台前方，以往只在电视荧屏上见过的那个人，如今真真地、近距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赵国荣母女的不幸命运，此时因敬一丹的访谈而被放大、被现场观众高度关注，于是出现观众径自上台捐款的感人一幕。
当临川区人口计生委主任饶萍香走到台前宣布帮助辍学的谢兰兰重返校园、南昌理工学院副院长刘文波向谢兰兰宣布被该校商务英语专业录取并减免学费的消息时，现场气氛被推向又一个高潮。
这档原定8分钟的节目，最后以半小时结束。
台前语，幕后情，接触中敬一丹感觉到了两姐妹的内向和自卑，便以她一贯的和声细语与两姐妹说起“悄悄话”：“兰兰、娜娜，你们俩的名字多好听呀！其实，你们两个长得都挺好看，可是你们发现没有，你俩都不爱笑，这可能是前一阵愁事儿太多了。现在有这么多叔叔阿姨帮助你们，你们一定要快快乐乐地生活。” 她问考入东华理工学院的娜娜是否报到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继续发问：“那学费是怎么交的呢？”娜娜小声相告：“借了二分五的债。” 敬一丹明白，这是高利借债。
一栋老式院落里门对门住着几户人家，木质的屋厦早已漆色剥落，裸露着旧得发黑的木纹，也诉说着它年久失修的贫穷。
谢兰兰的家在距抚州市区三十多里处的湖南乡流坊村，兰兰的妈妈赵国荣说，当年土改时分给兰兰爷爷的这栋老屋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住过至少四代人。现在有钱人家早已搬出，在老屋前盖起二层小楼。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下大雨，“娜娜要用几个盆子接屋顶漏的雨”。
屋子虽然破旧，但收拾得很干净。屋里最贵重的物品要数桌上那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赵国荣说那是她和兰兰父亲1985年结婚时置办的。
在赵国荣眼里，兰兰的父亲高大而英俊，由于家中贫穷，31岁时娶了腿有残疾的赵国荣。赵国荣说：“他特别善良，体恤我，才和我结婚的。当时很多人说他的闲话‘怎么找一个残疾人？！” 婚后第二年，兰兰出生，又一年，娜娜来到人世。为了糊口，兰兰父亲一天到晚外出找活干，石匠泥工是重体力活计，积劳成疾，终于落下病来。病中的一家之主还要担忧着生计，病没痊愈就去干活，劳累使病情加重，1999年因肺气肿病逝时，年仅45岁。身后留下治病欠下的几千元债务，兰兰才上小学五年级，娜娜是四年级学生。
那时家里在村边还有几分菜地，瘦小的姐妹俩用一根木棍抬着尿桶摇摇晃晃到菜地施肥，看得村里人心发酸、眼流泪，长叹一声“两个女娃命好苦”。
赵国荣说：“村里人捐钱安葬了兰兰父亲。村里人可怜我，欠的债从不催讨，逢年过节还请两个女儿去吃饭。女儿慢慢长大，就不好意思去了。” 丈夫去世，母女三人陷入“饭都没得吃”的境地，这时乡干部到村里收管理费，看到她家的情况，乡政府很快送来800斤稻谷；民政干部也送来棉被、食油和救济款…… 这时，最大的困难是两个女儿读书的学杂费，副乡长聂福仙亲自过问、与学校商洽减免收费，使两个女孩顺利完成小学学业。相隔一年，两人都以优异成绩考上省重点中学临川第十中学。
到城里上学，要租房住，还要交伙食费，乃至从家往返学校的车费，都是不小的负担。清苦的日子里，姐妹俩穿别人送的旧衣，回家时炒咸菜、腌萝卜干带回学校。为了能减免女儿的学费，架着拐杖的赵国荣去学校恳求。兰兰说：“最初学校不了解我家情况，态度有些冷淡。有一次，我妈妈等候学校领导，从晚上一直等到天亮。” 初中二年级时，娜娜在区妇联的帮助安排下，与有意报效乡梓的临川籍军官常海龙结成“对子”，师级干部常海龙在了解她家经济情况的基础上，承担了娜娜每个学期的学费。往来书信中，常海龙勉励她用心读书，不要贪玩，更不要为钱犯愁。有时他工作忙，学费如期寄到，励志的信却是别人笔迹，娜娜说：“我当他像自己的父亲。” 比起乖巧的娜娜，姐姐兰兰似乎更为内向、倔强，苦熬苦捱的生活环境，令她感到日子的艰难和精神的不快乐。高中一年级时，她终于做出一个决定：辍学，外出打工。
她对妈妈说，两个人都念书，家里负担太重；自己外出打工挣钱，可以让妹妹继续读书，“挣到钱，我还会回学校读书的！” 兰兰跟着村里同伴去了福建，那是2003年春天，她16岁半。
每天，身高不足1.5米、体重只有32公斤的赵国荣用右臂夹住木拐，将身体的重心压向落地的左腿，蜷缩着的右腿明显畸形，脚尖呈九十度角向外悬在半空。
这是一幅让人心头发紧的人体图像。
但赵国荣自认为“性情刚直”，“别人做得来的活，我也能做！”为补贴家用，她养过猪，一手架拐杖、一手提猪食桶，一步一步挪向猪圈。有时左脚没有站稳，或者拐杖打滑，她就要摔轻重不同的跟头。在女儿兰兰的脑海里，已经记不清母亲摔过多少跟头了。懂事后，每次看到瘦小的母亲匍匐着从地上爬起，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淌出。
赵国荣总是以自己“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苦”，来为姐妹俩励志：读书才能有出息，才能不过苦日子。她对姐妹俩甚有期许，“读书成绩要数一数二才行”，考试成绩不好，她会骂女儿；“我女儿会读书！”是她喜欢向村邻们强调的一句话。
2003年下半年，当临川区成为“全国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单位的时候，赵国荣正每天数百个、“有时‘赶单’就通宵干”地裱糊“盒子货”，那是广东、福建一带在清明节、“七月半”鬼节祭祀死者的一些冥品：金银元宝、麻将牌九等等。每年忙碌完这两个纪念日的“盒子货”，她大约有三四百元钱收入。“老板很照顾我，有时还允许我预支工钱。女儿回家，我总想带几块钱给她们。” 这做母亲的心愿，直到与一项机制结缘，所产生的效能是：扼住命运的咽喉，改变人的生活轨迹。
2004年正月十四，临川区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李芝琴陪一位记者了解“关爱女孩”试点情况，调查对象之一就是赵国荣。
在乡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赵国荣讲述了丈夫病逝、女儿兰兰辍学打工，讲述了买两毛钱便宜菜吃好几天的拮据日子，直讲得李副主任鼻头发酸、泪水如线。
她向赵国荣发问：“你能肯定，你女儿是真心想回学校读书吗？”赵国荣回答得毫不含糊。
“那好，你打电话给她，只要她回学校读书，一切困难由我们帮忙解决。” 回到机关，李芝琴副主任向主任饶萍香等汇报了赵国荣母女的情况，机关干部纷纷解囊捐助。时隔一天，正月十六，李芝琴副主任带着600元钱来到赵国荣家中，一番电话联络后，远在福建的兰兰回家来。
经过一年的磨炼，凭借不错的英语水平，此时的兰兰在一家电子公司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800元的月收入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就像一束希望之火，可是她和她的母亲的确把读书看得更重要。
这次，她们主动选择了命运。兰兰回到学校读书了，这时，她刚好与娜娜同一年级。
2006年，姐妹俩同时参加高考，最后的结果是：分别被南昌理工学院和东华理工学院录取。
自娜娜先一步收到录取通知书起，母女三人就为报到时交纳7000元学杂费的事犯了愁。区人口计生委送来1600元，乡政府支援600元，兰兰暑期做家教的钱，七七八八算到一起，还差3800元。
母女三人盘算学费时，还发生过口角。赵国荣说：“她爸爸去世时欠的老账还没还净，我们就不好意思再跟村里人借了。
母女三人争论急了，就喊出气话：“把这录取通知书卖了吧，就不用着急学费啦！” 可是，母女三人“不好意思打扰更多人”的结果，就是决定去借“二分五”高利贷也就是平均每个月还债主80元利息，对于这个贫困家庭，这无异于一条绳索。
原来，这3800元“二分五”，竟是娜娜签字画押借来的。母亲签、姐姐签，人家债主都不同意：“谁用钱，谁签字。” 就这样，娜娜在学校规定的最后时限，凑齐了这笔学杂费。
在掌声中结束访谈节目，敬一丹走下舞台，回到座位上，她立即将娜娜“高利借债交学费”的信息转告东华理工学院院长。院长表示：“我要在一周之内，让她把借来的钱退回去。” 随后赶来的区计生委主任饶萍香和副主任李芝琴也带来了好消息。
东华理工学院为娜娜减免学费，并为她在学校食堂安排了一个勤工俭学的工作，每月有一百多元收入。
区民政局决定：向姐妹俩每人颁发600元助学金奖励；送两床被子和学习用品；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的最高标准。
区计生委再次向每人颁发1000元奖励。
乡政府每学期提供500元资助……
老屋门前，一片欢声笑语。
（摘自：2006年09月17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