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解放前，唱凯镇广大劳动人民饱受污吏豪绅、苛捐杂税的压榨、县、乡、保、甲层层勾结为奸，虽成年累月辛勤劳作，却仍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受剥削是多方面的，如雇工剥削、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等。严重的，当时有所谓“老虎租”即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秋后根据实际收入，按“倒四六”分成交租，地主分六成，农民分四成，或对半分成。还有所谓“阎王债”即春借一担谷，秋还两担粮。农民劳动所得几乎被掠夺一空。如古港村，数十户人家，穷得“人人穿烂衣，家家住茅棚，户户吃糠菜，三个男人就有一个卖壮丁。”1945年前后是捐税最繁重的黑暗阶段，其中以田赋税、壮丁费最惨最重。1947年间竟有罗湖仓库人员，私持缴粮收据到唱凯石溪村逼着农民将款折粮面交他手，事被发觉，被群众撵跑了事。那时驻地仓库主任也有明目张胆私发收据，卷款自肥的恶行。随着局势的混乱，一甲一壮搞得劳动人民家破人亡，顶替一兵，折缴高价稻谷200担，乡、保、甲从中得贿40%。
   土地剥削 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贫农耕种，其剥削形式有三种：1，重搁轻租：按地价的60—？0%作为押租，租田时一次付清，然后每年交租60—80斤粮食。2，长年定租：按地价固定每年交缴田租120—160斤粮食。3、看场平分：租田庄稼成熟，将地主请来验证，方许开铲，登场后，按既定的分成方法（对成或四大成）当场交租。其次另有一种典当方式为；作田穷人在困难一时无法解决，佃种无路，告贷无门的情况下，将自己仅有的少许土地（也包括房产），不忍出卖，也不容许出卖的矛盾中，暂时出卖给别人，待既定年限期满后，可将原业按卖当价值赎回，一般定规是按原业价值70—80%作为卖价，此种性质属于半买半卖，将租抵息，通常限期5—8年。或议期满后不予赎回。或到期找价出卖。
   劳力剥削 富户雇工剥削有四种：1、长工：应雇穷人，长年寄住在雇主家劳动，立有议约，如有违犯，雇主可随时解雇。2、短工：有农忙月工，有平时（1—3天）散工，其工值一般高于长工，普通月工为4担谷（480斤粮），散工日值2斗米。3，包工：在突击性农事繁忙季节，将小块土地农活按时按质按量包给他人完成业务，付给议定工资。4、领田：穷人于粮食紧缺时，先向富户预借或预领一部分钱粮，到夏秋农忙季节再给债主领田劳动，往往工值只能抵当应付工值80%。
   经济剥削 富户放债通常有小二分、大二分、到1945年间，高利贷剥削猖獗到出现“比期”。1、小二分：利息稳定，每年以10个月计息，一元钱放债一年，本息共还1.2元。2、六二分：利息按月2分，如借10元钱，月息2元，月终本息为12元，两月不还下月计算，以本为12元，月息为2元4角，五个月本息要还26元。3、比期：利息不定，按日计算，通常借债100元，隔日付还104元，借十天行息30元借一月行息20元。借比期债多为投机、急用、所为。双方都是豪门恶棍，借前须立议约，请有保人。另外还有“谷会”，“钱会”两种钱粮互助会，利息轻微，多系亲朋互通有无所为。谷会要邀集10股。需10年周转才能结束，钱会亦以10股为定，10个月周转后才结束。
   价值多变 民国初年市场流通货币，始为铜钱，铜板、银园、10枚钱为1钢板，10枚铜板为1角，360枚铜板为1银园，后废铜钱（铜板、银园仍通用），通行镍币、镍币有1分，2分、5分等币面，同时发行纸币，币面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解、1元，2元、3元，5元，拾元等11种。（3元币面后取消），抗日战争事起，通货膨胀，币值多变，物价波动太大，人民毫无信心，争购兑换硬币（金、银），市场十分混乱，后改用“金元券”和“关金”，关金面值为1元，2元，5元，10元，关金1元抵值现钞100元，此时物价日涨夜变，商家叫苦（今天卖出去，明日买不回），农民喊天（卖担谷，上街时能买双鞋，下街时只能买双袜）。当时有句流言：留票子（现钞）莫过夜，过夜一万只能值八百。
   生产落后 旧时一个强劳力，还要有一定大型耕作农具，加上妻儿做帮工，一年辛勤到头，只能种上8—10亩田地，收入不超4,000斤粮（包括杂粮在内），八口之家所余无几，农闲副业无门路，田少贫农只有靠出卖低贱劳力来维持生活，一遇天灾人祸，讨饭无路，往往一年压一年，大牛换小牛，上田变低产，生产落后，造成了生活贫困，落后贫困，带来丁无穷灾难疾苦。
   旧社会由于封建、剥削、多变，落后，导致了富人愈富，穷人越穷的极端局面，劳动患者受罪，衣、食、住、用，无力添置，剥削者享福，纸醉金迷，生活腐化。40年间一贯以放高利贷闻名的豪绅有古港周庶钦、周化夷两人，拥有大量土地、店房出租。1947年间，唱凯街上有“钱庄”四家，其中以四季庄称雄，百亩以上的地主五户。打长工10年以上的27人，一辈子出卖劳的6人。境内佃田兼做短工白耕土地不够糊口的贫农，据不完全统计有1125人，长年讨饭度日的计64人。近1万人住的是破旧泥壁屋，吃的是两饭一粥，穿的是千纳衣（补针重叠），过年人平吃肉不到一斤，农具、用具、家具二更谈不上备用。千万穷人就是这样辈代相传，苦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继而通过互助合作，生产得到一定的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人民公社化后，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未认真实行按劳动分配。1961年—1963年唱凯农民人平均收入相对稳定在47—56之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唱凯镇农民收入逐年上升。1984年至1989年农民平均收入步入了“快车道”。1995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仅1490元，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达2200元，年平增长15.8%。2000年达2300元。2005年全镇农民人均收入3616元，比上年增加499元，增长16%。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4612元，比上年增加300元，增长7%。2008年人均收入5430元，比上年增长17.6%。
   1987～2005年，是唱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生活质量实现了也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跨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人们在吃、穿、用、住等日常生活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唱凯城镇居民的收入不仅低，而且增长的速度也较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业人口不断增加，干部工资有所提高，许多企业职工工资同效益挂钩，加之机关、企业奖金、津贴和各种补贴的发放，使城市居民收入迅速增加。主要表现在收入额逐年增加。1987年唱凯居民人均实际收入762.12元，1990年增加到1145.52元，2000年猛增到5023.92元，14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达4262元，平均每人每年增加实际收入304元。2000年唱凯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1987年增长近6倍，平均每年增长13.1%。2005年唱凯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又提高到8402元，5年的年增长率达11%，增长速度大大加快。
   消费结构明显改善 随着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更新，使得唱凯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镇居民花在教育、医疗保健和旅游方面的开支越来越多。2000年唱凯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463.3元，比1987年增加了4.3倍，平均每年增长10.2%。“吃、穿、用”的费用全面增长，消费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基本标志是“用”的支出增长幅度，远高于“吃”、“穿”的增长水平。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的变化，其基本标志是主食消费量下降，副食与动物类食物消费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同时，以家用电器为主体的耐用消费品大量进入居民家庭。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是生活质量提高的决定性因素，居民生活从温饱走向小康的重要标志是以家庭影院、空调、电脑为主体的家用电器迅速进入居民家庭，并逐步得到普及。居民家庭各类消费支出的弹性系数不断增大。据2004年对50户唱凯居民家庭生活质量调查资料数据显示，唱凯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相对收入的弹性系数，“用”的为1.4，“穿”的为1.2，“生活服务”的为1.03，“吃的”的为0.5，“烧”的为0.17。一般认为弹性系数超过1为“奢侈品”。上述弹性系数基本反映出唱凯居民的基本生活追求和一般消费心态，表明唱凯居民的消费需求已从满足生存需要向发展和享受需要转化。
   家庭收入不断增加 近二十年来，唱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1987年全镇农民收入为536元，1988年达到了588元，1989年随着全镇粮食产量“九年连上九个台阶”，农民人均收入达到663元。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多种经营得到了发展，农民收入增长更快，1990年达到794元，1991年达到831元，1992年达到901元，1993年达到1006元，形成了逐年上升的势头。随着农业产业化步伐的加快，特色农业效果明显，农民收入得到了较快的提高，1994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375元。由于科教兴农战略的有效实施，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输出，农民收入快速增加，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677元、2031元和2335元。1998年，临川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农业和农村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全镇上下发扬伟大的抗洪精神，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把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实现了“大灾之年不减收”的目标，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仍达到了2352元，1999年和2000年，全镇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一边“治愈”洪涝灾害留下的“创伤”，一边积极应对需求不旺、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挑战，千方百计挖掘潜力，调整结构，使农民收入总体保持了稳定增长，1999年和2000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了2449元和2452元。随后的几年，农民收入水平增加更快，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上报2452元，提高到2008年的5430元，年均递增10%以上。
   消费支出不断提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后二十年，唱凯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物质日渐充裕，带来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的历史性变化。首先表现在食品质量明显提高。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彻底摆脱了过去较长一段时期的食物不足，而转变为讲究吃好、档次提高、营养丰富三大变化上。一是食物消费在吃饱的基础上转化为吃好。人均主食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重由1987年的52.1%，下降到2000年26.7%，下降了25.4个百分点。同期，人均副食品支出占食品支出的份额则由1987年的37.6%上升到2000年的51.6%。二是食物消费细粮增加，粗粮减少。2000年与1987看相比，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虽然仅增加了3.6公斤，但其中细粮消费数量由215公斤，减少了81.3%。三是营养状况显著改善。营养丰富的油脂类和享受性食物成倍增长，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肉禽类食物比1987年增长了1.6倍，蛋类增长了解1.8倍，水产品增长了2.5倍。热量摄入基本达到了营养方面的要求标准，同时热量中来源于淀粉类食物的比重下降，来源于肉类、水产品、禽蛋产品等高蛋白质食物及其他精制食品的比重上升。
   居住状况极大改善，家庭耐用消费品成倍增加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唱凯农村居民住房条件一般，房屋比较简陋，两层以上的楼房较少。如今，一排排的砖瓦房和一幢幢新颖别致的楼房拔地而起，成为改革后唱凯农村最直观、最明显的变化。2000年，唱凯农村居民人均住房支出117.8元，比1987年高出2.3倍。建房支出也是农村支出的最大支出。在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农村居民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数量成倍增加，这是唱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又一重要标志。过去农村居民家庭渴望的老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等耐用消费品已稳中趋降，而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收录机等新型家用电器迅速增长。2000年，平均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电视机98台，电风扇162台，洗衣机13台， 一些收入较高的农户还购置了照相机、电冰箱、手机，甚至空调，部分富裕农户家庭还配置了电脑等高档消费品。
   精神生活日益充实 唱凯农村居民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享受性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如今不仅电视机获得了相当的普及，不少农户也意识到知识和信息的重要行，对文化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多。到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28.2元，占生活消费的7.9%；同时，由于农村居民交通通讯支出的增加，2000年人均该项支出达到79.5元，占生活消费的4.9%。随着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开始更多的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过去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的改变，但居高不下的医疗费使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大幅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