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在公元前27世纪的神农时代就已有栽种，到公元前1766-1123年的殷商时代，水稻在当时农业生产中就占有一定的地位，从公元前1122年的周代开始，到公元前一、二世纪的一千多年间，水稻生产就有更大的发展，并且奠定了南方广大水稻区的基础。对于水稻的种类，《记胜之书》里明确区别了稗稻和秋稻（即粳稻和糯稻）。三国时的《能雅》里，首次出现了“灿字”，可知那时就已经有了籼稻。西晋人写的《广志》里记录了13个不同的水稻品种，有些还载明了不同的播种和收获期，《天工开物》一书还记载了江西地区小暑节前即成熟的早粳热种“敖公饥”“喉下急”，有米质好、色纯白，谷壳薄，呈金黄色的糯稻“金包银”等。到了十八世纪的清代，水稻生产就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延到现在，水稻生产在我国已有47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国农民在向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栽培经验，培育了数目繁多的适合各种自然条件的品种，使水稻栽培有着广泛的分布。
   新中国成立后，战祸平息，人民居乐业，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十分重视水稻生产，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引进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的耕作栽培技术，提高广大农民科学种田水平，使境内的水稻生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建国后近60年中，唱凯镇境内水稻生产经历了1950-1957年的发展，1958年的挫折，1962-1965年的调整，1966-1977年的徘徊滞缓，1978-1991年的振兴，1992-2003年的稳中有退，2004年—2008年突飞猛进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7年），评选推广农家良种，推行“三变”（一季变双季、中稻变早稻、旱地变水田），改革耕作制度、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推动了境内水稻生产发展。
   第二阶段（1958-1962年），在“大跃进”口号下，农村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违背科学推广过早播种、高度密植，造成减产欠收。
   第三阶段1962年9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人民公社60条”，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农业技术推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农业八字宪法”增产措施，做到翻田、播种、插秧、耕禾、收割五个适时，深耕、搭配品种、密植、施肥、灌溉五个合理，引进试种，示范推广耐肥、抗倒、高产的矮杆良种，水稻面积和产量得到迅速恢复。
   第四阶段（1966-1977年），受文革极左路线影响，农村刮起“共产风”，取消社员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境内水稻种植面积出现徘徊，处于滞缓状态。
   第五阶段1978年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革“左”的错误思想，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区内水稻生产迅速发展，水稻种植面积单产总产均出现大幅增长。1990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变化，市场粮价下跌出现卖粮难，农业增长逐步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区内着力改革耕作制度，调整种植业结构压缩水稻种植，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大力推广杂交水稻，配方施肥，病虫综合防治，农田化学除草、薄露灌溉、塑盘育秧抛栽等行之有效的增产技术，提高单产，稳定总产。由于增产速度快，新建仓库不及，仓库容易饱和，在1984年—1985年之间曾一度出现农民卖粮难的局面。
   第六阶段 经过几年振兴，境内水稻生产稳定发展。亩产量除1998年因水灾有所降低外，一般都在377-422.9公斤之间。但到了新千年前后，由于农民负担重，得不偿失，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田改种经济作物、挖田养鱼、种菜种花，甚至栽上水果树，有不少良田抛荒无人耕种，粮食减产不少。
   第七阶段 2003年至2008年通过税费改革，多予少取惠农政策落实兑现，免征农业税、种粮、栽培良种、购买农机、化肥、生产资料给补贴，重新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亩产超双千的农户村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