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从英雄城南昌乘汽车向南行驶，临近抚州市三十华里的地方，是临川县的一个古老的小镇，叫唱凯镇，当地人称唱凯集。据说因为明朝一位将军在这里打了一场大胜仗，高唱凯歌返回朝廷，小镇由此而得名唱凯。镇东南六华里有个村庄，村东建有一座粮仓，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这村庄便被命名为仓下。仓下村不算大，至今也只有110几户人家。公元1909年9月19日，已故国家领导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的李井泉就诞生在这里。1927年夏，年方十八岁的李井泉追随八一起义部队南下，也是从这里迈开革命的第一步。此后三十余度春秋，李井泉南征北战，东奔西忙，一直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60年5月年过半百，才头一回重返故里。虽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家乡事，家乡人，却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这位革命先辈的脑际，牵系着他的思绪与情怀…… 悠悠桑梓情，拳拳赤子心，仓下的土地临川的水，生养和哺育了李井泉；系家、国于一身的李井泉，又怎能不常常惦念临川，关怀仓下？ 少年之光 站在仓下村朝北望，一条银带似的小河蜿蜒西去。小河发源于东乡县境内，故称东乡河。村里人简称它为东河。东河宽约百余米，夏秋枯水季节，老表们打着赤脚就可以从河上涉水而过，但汛期来时，河槽里浊流滔滔，声震四野，连深谙水性的人也惧怕这三分。东河向西汇入抚河，故仓下村人，由此乘船顺流而下，约两昼夜便可抵达省会南昌，交通极为便利。不过，这里的村民世代务农，对如此便利的水跑并未能充分地加以利用，最多只是农闲时候，驾上一叶轻舟，撤出一张渔网，捕捞些活鱼鲜虾聊饱口福罢了。倒是村中的放牛娃如鱼得水，从小就在河里乐滋滋俯仰沉浮，一个个练就了劈波斩浪的水上功夫。
   小时候，李井泉就是这群放牛娃娃中活跃的一员，伙伴们都亲切地叫他“泉仔”。每逢放学后，他便呼朋唤友，挥舞着牛鞭，到东河堤畔或对岸的荒坡上去放牛。那时，东河的十里长堤上，每一段就有一个小小的亭子，平日供路人躲避风雨，涨水时用来堆放防洪物资。亭子虽小，但对于天真烂漫的放牛娃来说，不啻是一个理想的乐园。兴之所至，他们在这里谈天说地，下棋摔跤；疲倦了，天作铺盖地作床，睡他个七颠八倒。等到牛儿吃饱了，自己也玩足了，便沐浴着四合的暮色，悠然自得地骑着牛儿回家。
   李井泉从小与东河结下不解之缘，哗啦啦的河水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他不仅游泳是行家，“射眯子”、“踩水”、“浮尸”，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划船也是能手，坐在小船头，靠手中的一把桨，能叫船前后左右听从调拨。有一年涨大水，田里禾秆被水冲走，斯文的父亲急得直跳脚，是他划着小船急流而下，把流散的禾秆捞上来抢运回家。汹猛的洪水不仅冲走过李井泉家的庄稼，有一回还甚至差点夺去李井泉的生命。那是他13岁的时候，临近端午节，抚河发了大水，沿千金坡而来的滔滔洪流冲倒乌鱼陂水坝，直向唱凯一带平川倾泻，到了仓下东时，正在劳动的李井泉听到哗哗水声，抬头一看，滚滚的洪流已冲到了跟前。在这危急关头，如果惊惶失措，很可能会被洪流淹没或者卷走。李井泉镇定地举目四望，以寻求逃生的希望，当他看见近处正好有两株大梓树时，情急智生，拔腿就向最近的那株大树跑去。人到树下，水已追到脚边。只见他纵身一跃，抓住树枝，“刷刷刷”几下，就爬上了树梢。水涨人高，再汹涌的洪水也莫奈他何。
   洪水在树下怒吼。
   李井泉在树上欢笑。
   一个多么机灵、沉着的孩子！ 少年李井泉活泼好动。在三师附小和省立第三师范（今抚州市一中）读书时，同学们曾赐给他一个“麻雀眯”的外号，形容他象小麻雀一样喜欢蹦蹦跳跳，他善于踢毽子（此间孩童用铜钱或锡块钻眼插上鸡毛用脚踢打的一种玩具）。在有几百号人的仓下村，谁也踢不赢他。他熟练得能站在井圈上踢个不停，其胆量与技法，无不令人咋舌。他身体矫健，腿长跑得快，放牛娃中没人追得上他。伙伴们常常将一把铁锹插在田中作为标记，然后在远处站成一排向铁锹跑去，最先从地上拔起铁锹的，回回都是他。李井泉体力强，又有一股顽强的毅力，“三师”开校运会，他总是争着跑一万米，即便因为年纪小而拉在后面，也咬着牙关一步一步坚持到底。
   爱劳动也是李井泉的本色。在家中，除了姐姐和妹妹，三兄弟中，他是老大。因此，重点累活少不了他。空闲的时候，还背上背一个妹妹，手上牵一个妹妹玩耍。父亲李清友，又名李梅修，在唱凯镇是个有身份的人物，任过团总和小学校长。家里种的几亩地，从栽插到收割，李井泉都是主要劳力。一次割禾，不小心割破手指，鲜血直流，他稍加包扎，仍旧不肯放镰刀。家里建房子，地基是一口小塘。李井泉放下书包，就和父亲一起挑土，肩膀压肿了也不叫一声苦。父子俩硬是靠一担担泥土一担担石头，把整整一口塘给填平了。在学校，他和同学郭忠仁等人，利用课余时间，义务植树，美化校园。第三师范八角亭（今称金棍亭）周围的桐树，一大半都是他们俩人栽下的。
   提起读书，李井泉更不在同学的话下。父亲是乡间少有的知识分子，望子成龙心切，经常把儿子关在房里，要他读四书、五经。待他年岁稍长，又送他到抚州进洋学堂。这在那时的乡间，是很少有的。父亲与附近周博巷村的地主周风辉很要好，钱不济时就去向他借。然而李井泉从小爱憎分明，看不惯那些一向横行乡里的富人。听说父亲向这样的人借钱，很不以为然，一再劝说父亲：“不要借这种人的钱，他们归根结底是要被人民打倒的！”为此，父子间不止一次发生激烈的争执。
   为什么李井泉年纪轻轻就如此嫉恶如仇，憎恨那些富人呢？这与他在第三师范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和薰陶有很大关系。
   1924年秋，年满十五岁的李井泉一踏进“三师”的校门，就为校园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所振奋。教他国语的青年教师章涤昌，曾在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他利用授课之便，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课余时，还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偷偷地拿给李井泉等学生看。在当时的学校里，一切宣传革命的书刊均在禁读之列。学生阅读这类书刊，一旦被校方发现，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为了避人耳目，李井泉与舒同、许瑞芳、章应昌、郭忠仁等进步同学商议，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明为钻研功课，交流心得，暗中却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从这个时候起，李井泉就开始树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终生的伟大抱负。
   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和支配下，年轻气盛、敢作敢为的李井泉，干出了一件又一件惊人之举。
   刚进“三师”不久，他就参加了少年儿童队，带头上街书写革命标语，与同学结队到城内武昌阁、承春阁捉娼，吓得鸨头和娼妓屁滚尿流，闻风而逃。他们还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四处宣传妇女不要缠脚，上街剪掉男人的辫子。
   此时有一个叫黄有荣的同学，秘密去报考黄埔军校。李井泉不怕有人告密，动员同学们捐钱捐物，并和几个同学一起送他上路。
   李井泉在校学习努力成绩好，国语水平更高出其他同学一筹。他写过不少进步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化名登在当时的地方报纸上，有的文章在八一起义部队南下时当众宣读。由于他思想进步，1927年，由该校老师章涤昌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李井泉还把革命的精神带到乡间。1925年春，正当插秧季节，仓下村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姓艾的人偷了一个李姓人的秧苗，被李姓人当场拿获并缴了秧架和扁担。艾某本来理亏，但他仗着女婿万武在省财政厅当官，请来了四乡的名流出面替他说话，颠倒黑白，结果反而罚了李姓人两块现洋。李姓人自然不服，便豁出命来与艾姓人打了一架。这下触怒了艾姓人的头面人物“千总”艾五老爷，他坐着一座四人抬的大轿去抚州衙门告状，扬言要将李某收监。其时，李井泉恰好放农忙假在家，闻知此事，一股怒火禁不住涌上心头。
  他与一群正直的村民追上前去，要与艾五老爷当面理沦。谁知艾五老爷倚权仗势，盛气凌人，大骂李姓刁民目无王法，聚众闹事。李井泉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大喝一声，带头抡起手中的扁担，和乡亲们一起，把艾五老爷的轿子砸得稀巴烂。吓得艾五老爷双膝跪地，连连求饶。这场大快人心的反抗斗争，数十年后，仍在唱凯一带传为美谈。
   1925年10月，北伐军乘胜攻打临川县城（今抚州市）。盘踞城内的守敌军阀孙传芳的一个混成旅宣布宵禁，妄图死守待援，作垂死的挣扎。李井泉闻讯，立即召集读书会的同学秘密商议，决定顺应历史的潮流，采取果敢的行动，支援北伐军。当晚，他们趁着夜色，从西门城墙下的流水沟爬出城外，赶到北伐军指挥部的驻地上顿渡，与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并接受里应外合、配合攻城的任务。第二天，这些同学便分头行动，有的到近郊农民家中借梯子，以备北伐军攻城之用，有的筹集稻草，组织担架队，有的刻印传单、书写标语。李井泉奋笔疾书，一人就写了好几百条标语。无所畏惧的学生们连夜把这些标语、传单贴遍了大街小巷。
   10月19日，北伐军开始攻城。守敌看见满街的标语传单，以为北伐军已经进入城内，军心开始动摇。仗还未打，有的士兵就悄悄地开了小差。土豪劣绅们也闻风丧胆，有如惊弓之鸟东躲西藏。北伐军发起两次冲锋，由于城墙上的部分守军居高临下，负隅顽抗，两次攻城均受到挫折，但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李井泉等“三师”学生分头出发，动员工人农民，摸黑把备好的一百多架长梯搭在城墙外。第二天拂晓，北伐军攀梯登城，发起了第三次强攻，终于将城门守敌一举击溃。在临川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威武雄壮的北伐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县城。
   1927年夏，南昌“八一”起义军路过临川。一心向往革命的李井泉毅然弃学从军。他瞒着父亲离开仓下村前，好友黄蠢仔得知消息，把在河里洗澡时偶然捞到的一支步枪送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便扛着杆枪，加入了南下的起义部队，在第四军25师政治部担任宣传员，跟随朱德、贺龙等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的革命征途。
   返乡之行 1974年2月，寒风料峭，滴水成冰。然而无法阻挡的春天，已经悄悄地来到了江南大地。旷野间，枝头上，点点嫩绿正在蓬蓬勃勃地绽放。
   这天一早，仓下村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村民们以无比急切、无限喜悦的心情，等待着李井泉第一次返乡探亲。
   确切地说，自从离开家乡，投身革命，身任要职的李井泉已是第二次回归故里。1960年5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在上海参加中央的一次会议后，途经南昌，和元配夫人肖里一起，顺道来到了久别的故乡小镇唱凯。一下车，便提出要到仓下村看看。那时唱凯到仓下未修大路，加上连日来春雨霏霏，乡间小路烂成了一团泥浆。县里的同志为了安全，开着一部吉普去试探了一下，结果车子“搁浅”在半路上。李井泉望着近在眼前的家乡，决计步行回村。他撑着一把布伞，迈着大步踏上了泥泞之途，但很快被随同人员婉言劝阻。看到这样的情况，公社书记很不过意，建议他到抚州小住一晚，第二天乘车返村。李井泉摇摇手说：“我住下，你们要老百姓连夜为我修路，怎么行？”他谢绝了公社领导的好意，只在公社尽稍事休息，就勿勿驱车赶回了南昌。
   短暂的停留时间里，李井泉仔细询问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当他了解到大跃进中全民办食堂时，这里到处的树木都砍光了，群众现在缺柴烧，便鼓励大家发展沼气，解决燃料的不足，并建议县委组织技术人员去四川参观沼气建没。当他得知仓下村还没有学校，建议要在村里办个学校，免得年幼的孩子舍近求远，到周博巷去上学。
   1960年初夏的过门未入，在李井泉的生活中，留下了一次深深的遗憾。
   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打算好好地把家乡看个够，把乡亲们的话听个够。上午九时许，车一到仓下村口，李井泉就急切地下了车。走到村前一幢印字屋旁，儿时的记忆浮上心头。李井泉指着面前的印字屋，操着浓重的乡音，肯定地说：“这是毛仂的屋！”被称做毛仂的村民恰好站在屋边，听了这话，望着来人，惊喜万状地连忙接口：“井泉呀，我就是毛仂！”副委员长与儿时的伙伴又是握手，又是寒喧，高兴得眉飞色舞。老实巴交的毛仂拘束地笑着，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候，乡亲们都激动地围上前来，你呼我喊，令李井泉应接不暇。在村民们的簇拥下，李井泉来到自家门前。保卫人员见人太多，催促他尽快进屋。李井泉却站在台阶上乐呵呵地说：“今天是我李井泉演戏，我要在台上多站几分钟。”后来有人端出一把滕椅，他便坐在自家门前的一株柚子树下，笑盈盈地向村民们招手致意。
   见过乡亲，李井泉返身进屋。这是赣东乡间常见的那种一向四间砖木结构的民房，是他小时候和父亲一道挑土运石修建起来的。虽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小屋依然显得那样结实耐用。李井泉看看门窗，摸摸墙壁，不禁喃喃自语：“好！终于到家了！”此时，本村的，外村的，相识的，不相识的亲属，先先后后都赶来了，他们要仔细看看这位当上了“大官”的亲戚，要向他表达山山水水难以阻隔的亲情，要向他倾诉久蓄心中的欢乐与苦衷…… 妹妹屋英带了几个小孩从东乡县占圩风尘仆仆赶来，挤到最前面，亲昵地喊了声“哥哥”。李井泉非常亲切地和她拉起了家常，问这问那，当问到她有几个孩子，妹妹说生了大小七个时，他惊讶地喊起来：“哎哟，那么多！我生了七个，犯了错误，你也犯了错。”回过头，他又问身旁的侄婿万贵学：“你生了几个呢？”万贵学告诉他：“生了六个。”李井泉摇摇头，诙谐地说：“年纪轻轻的就生了这么多。中国人如果都象你们，粮食都要吃光啰！应该计划生育才是。”万贵学只知羞愧地点头，不知道该如何答话，他的爱人赶紧接嘴：“伯父批评的对，我再也不生了，下次就去结扎！”李井泉听了，这才连说：“对！对！”开心地笑起来。
   李井泉关心家乡的一草一木。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他家挨户都走了走，又特地到村小学看望了师生。最后，迎着扑面的冷风，沿村庄转了一圈。看到村周围的树木稀少，他要求村干部要带领群众美化环境，搞好植树造林；看到村里的池塘大多荒废，他建议多养些鱼，增加收入，改善群众的生活；看到通往罗湖的小港上只搭了块跳板，他又提议修座桥，方便过往的行人。
   挨近吃中饭的时候，李井泉兴犹未尽，为了节省时间，他吩咐随同人员取出带来的饼干，招呼大家与他一同吃干粮。一边吃，一边又对生产队的干部说：“仓下是杂姓村落，李姓是大姓。你们不要以大姓压小姓，各姓之间要搞好团结，也不要同邻村去闹纠纷。不要认为我在中央工作，就去欺侮别人。我李井泉是共产党的官，不是国民党的官。解放前，地主周凤辉就是仗势欺人，所以被人民打倒了。现在仓下的干部都是李姓人，这不好。各姓都有能人，都该有人当干部。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搞五湖四海嘛！” 吃过中餐，李井泉又邀请村中的李科修、李开修、李贤等几个老人座谈，一条一条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老人们提出小学教室不够，李井泉爽快地说，可以把闲着的那幢房子利用起来做教室。当话题转到群众生活问题时，有人反映李玉祥的父亲病得快不行了，家里买不起棺木，李井泉甚为同情，立即让秘书从他的收入中掏钱买树，替老人做副棺材。李兹祥谈到家中盖房万事俱备，就是缺木材，李井泉又交代公社干部，设法为老人解决10个立方米的木材指标。说话间，李井泉询问起当年送他一杆长枪的黄蠢仔，旁边的人告诉他，蠢仔己不在人世。他脸色凄然，叫人请来黄蠢仔的妻子，送给他一些钱表示慰问。看到李井泉如此热心地为集体、为乡亲解危济困，他那在公社当干部的堂弟李地泉也嗫嗫地提出家属尚未转商品粮的问题，希望堂兄为他说句话。李井泉却严肃地说：“这种事，还是应该按政策办。” 开完座谈会，李井泉来到东乡河堤上。望着汨汨西去的河水，他对随行的同志深情地回忆道：“这堤上原有个亭子，小时候我在亭子里睡过觉呢！河岸边原来栽有不少的树，可惜现在都成了和尚头了！” 在旁的干部和亲属耽心李井泉受凉，几次劝说他回村。但他仍旧迎着凛然的寒风，兴致勃勃地在河堤上伫立了许久。
   下午四时许，李井泉在自家的老屋前摆置酒席，款待亲属和当地干部。他知道家乡人喜欢吃红烧肉，一再关照厨房多准备些红烧肉。
   按照随同人员的安排，酒席一共摆了两桌，一桌坐亲属，一桌坐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李井泉见如此场面，似有亲疏之嫌，便提议将两桌拼成一桌，并说：“这样大家更亲热！”他恭敬地请年迈的婶娘坐上，自己则在旁边落坐。席间，李井泉频频举杯，劝酒劝菜，气氛显得十分和谐融洽。
   返回抚州地区招待所后，华东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刘美贵等人，要求副委员长接见。李井泉皱着眉头，重重地说了两个字：“不见！”当临川县人武部的负责人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乱批乱整人，并诉说自己心中的种种疑虑和委屈时，他镇定自若地说：“他们这些人撑饱了饭，总得找点事干干。文化大革命就象涨水，来得快，退得也快。谁故意乱整人，决不会有好下场！” 1977年10月8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整整一年了。心情舒畅的李井泉偕同夫人杨荫梧由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熊振武陪同，第三次回乡探亲。看到遍地将成熟的晚稻泛起千重浪，他的脸上也泛起欣慰的笑容。李井泉清楚仓下村的过去，由于地势低洼，又无水利设施，村子落雨就涝，涨起水来，附近“九梁十三村”的农民，都扛着锄头来这里决堤泄洪，致使大水直往仓下村里灌。农业歉收，老百姓不得不靠借贷度日。有的人家，长年吃红暑杂粮裹腹，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有碗粥吃。正因为这样，李井泉在四川任省委书记期间，就曾几次托人转告家乡的干部：要把农业抓好，要把水利修好。仓下村的干部群众牢记他的教导，齐心办农业，大力修水利，把生产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对国家的贡献也逐年增多。连续几年，被评为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出于对家乡生产的关切，这回一进村，李井泉就向大队干部和老农了解生产情况，了解农作物的产量和群众的收入，询问一亩晚稻，到底能打多少粮食？有人估算了一下，告诉他，可以打600至700斤。李井泉将信将疑，提议还是割一亩田试试。几个社员正要去扛打谷机、拿镰刀，旁边有人轻声地提醒副委员长：“晚稻还没有完全成熟，现在割浪费大。”他听了，忙制止道：“算了，算了。既然会浪费，那就不要割了。” 队长李其祥的父亲李开修，是李井泉的父辈。老人家凡事肯动脑筋，也颇有见地。趁此难得的机会，他把积了多年的一桩心事端了出来：“井泉呀，解放后我们的生产条件是好多了就是东河上没有一座桥，对临川、东乡、金溪三县交界地区的群众十分不便。万年桥倒塌了近百年，一直没人去修复。你可一定要想个办法哟……”李井泉听了高兴地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正合我意！修建万年桥，既便利群众，又能发展生产。寿亭岗一带的荒山垦出来，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大有好处。小时候我就说过要重建万年桥，这个桥早就该建了！”说完，他把陪同来的省、地、县、社四级负责人叫到一块，在陈述了建桥的种种好处之后，恳切地要求他们落实此事。同时，建议省、地、县各出资10万元，公社也适当拿一些钱，通力合作，争取尽快把桥建好。
   当晚，李井泉下榻抚州地区招待所。许多亲属随后赶来求见。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希望李井泉帮助解决。对于这些要求，李井泉的原则是：能帮助的尽量给予帮助，不符合政策的一律不办。他苦口婆心地教育自己的亲属“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赖政府，也不要依赖我。” 李井泉的一个侄女从罗湖乡下赶来，请求伯父说个情，让她去当兵。李井泉回头询问担任仓下生产队长的堂弟李港泉：“港泉呀，仓下村是不是办了养猪场？”港泉回答：“办了。”李井泉又问：“养猪场缺不缺人？”港泉说：“还缺饲养员。”李井泉说：“那好，我这个侄女要找事干，就让她到你们养猪场去养猪，养猪也好嘛！也是工作！”说得侄女红着脸，撅着嘴，不再吱声。
   唱凯院下陈家来的两个高中毕业的外甥女，也来找舅舅安排工作。李井泉知道她俩有文化，便问：“你俩要工作，愿不愿意吃苦？”两个外甥女异口同声说：“愿意！”李井泉听了，很高兴，忙笑着说：“前些时，我碰到一个在井冈山工作的老部下，他告诉我那里办了个造纸厂，条件差，招不到工人。你们愿意吃苦，又有文化，我介绍你们去井冈山造纸，如何？”两个外甥女听说是去革命老根据地井冈山参加建设，欢天喜地说：“好！好！我们去，我们去！” 李井泉姐姐李柳英的大女儿家里遭火灾，见面后很自然地诉说起自己的不幸。李井泉闻言很是同情，要县领导向民政部门捎个信，看有没有可能照顾一下？他还迟疑地问在场的干部：“我这人脸皮厚，到处卖老面子，以后又要打倒。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走后门？是走后门你们就不必传话了。”在场的县委书记叶学龄接口道：“我看不算走后门。遭灾的既是您的亲属，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政府有责任关心他们。” 会见后，李井泉一再交代县、社干部：“对我的亲属，生产上的事可以帮忙，其它的事就不要理睬。”同时吩咐招待所：“我的亲属在所里用膳，记在我的帐上，由我来付钱。不要把地区招待所变成了李家祠堂。” 第二天，李井泉又驱车来到仓下，这里看看，那里走走。他见有个孩子被同伴打了，正哇哇大哭，便对小孩说：“不要哭，不要哭。谁欺负你就同他斗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怕什么？”那个小孩听了很快止住了哭声，在场的人一个个都点头笑了。这时，有人告诉李井泉，他的侄子私自把他和父亲亲手建的房子卖掉了。李井泉怒不可遏地叫人找来侄子，当场训斥：“你年纪轻轻不思创业，只知道卖家产过日子，太不象话！这房子没人住不要紧，可以给生产队用嘛！做学校教室也行！生产队不是用它做过仓库吗？”侄子羞愧地表示：“伯伯说得对，我一定把房子赎回来！” 晚上，公社留吃饭。李井泉叮嘱菜不要多，也不要鱼肉，弄点芋头、南瓜、霉豆腐、粘米团子就行。李井泉津津有味地吃着家乡风味的饭菜，兴致盎然，谈笑风生。
   1979年10月29日，秋高气爽，遍野金黄。李井泉夫妇由江西省副省长张国震陪同，第四次回乡探亲。一到唱凯，就问起重建万年桥之事。当听到万年桥因资金问题没落实，尚未动工时，他面露不悦，沉默了许久。突然，他提出要去东河对岸寿亭岗一带看看。当地干部即准备了一只渡船。一行人就从万年桥旧址横过东河。李井泉站在船上，指点对岸不远处的一片荒坡，动情地说：“这沿河的荒山开发出来，能种很多经济作物，今后的唱凯定比现在更加富裕。看起来，重建万年桥还是很有必要，也刻不容缓啊！” 回到唱凯，有人请李井泉为以后的万年桥题几个字，李井泉欣然答应，挥笔题写了“发展经济，方便交通”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随同的省、地、县、社领导经过商讨，当场拍板，确定下月动工重建万年桥。李井泉高兴得连连拱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临别，他第一次高兴地与公社干部合影留念。
   1983年5月20日，担任中顾委常委的李井泉，和夫人杨荫梧一起，再次来到抚州。视察工作之后，又回到了家乡仓下村。
   在仓下村，村干部一见面，就向他报告万年桥早已建成的喜讯。新桥长124米，宽7米，从开工到竣工，只用了六个月。他们还告诉李井泉；1982年夏初，临川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洪灾，万年桥立下了大功，东河南岸成千上万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和牲畜，就是经由此桥转移到对岸的安全地带。为此，群众很感谢他，说他为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乡里有位老先生还在桥头题了四句诗：“万年桥复通，开国大臣功，掌权不忘民，井泉万代颂。”赞颂他的恩德。李井泉听罢连连摇手，说：“这主要是大家的功劳，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功劳，我只不过提个建议而已。” 李井泉不顾年事已高，提议去离村一华里的万年桥参观。一路上，他关切地问起新桥建成后，寿亭岗的面貌有没有变化。陪同人员告诉他：新桥通车不久，寿亭岗农场的1600亩山地上，产量即创历史最高纪录，800亩桔园收柑桔160多万斤，并列入国家星火开发试点。就在这块昔日的荒坡地上，如今又在进行花生根瘤菌试验和低产田的改造。李井泉高兴得不住地点头：“我总算完成了一桩心愿，我总算完成了一桩心愿。”他兴奋地告诉乡亲们：“北方有一户人家，养了几百匹马，很快富起来了。希望家乡的农民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争取早日过上更好的日子。” 东河两岸的群众听说李井泉视察万年桥来了，成群结队地涌来看望。在平坦宽阔的水泥桥面上，李井泉遇见了几位小时候在一起放牛的农民，亲切地与他们说长话短。他还凭着惊人的记忆叫出了一位老太婆的名字，饶有兴味地与她拉起了家常，临别还高兴地与这位老太婆一起照了相。
   回到村中，李井泉指着村里散乱的房屋，对村干部说：“今后老百姓盖房子，你们要作好规划，一排一排的盖，做到美观、整齐，显示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气派来！”他的夫人杨荫梧接口道：“这样好。再过几年，仓下村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就要离开家乡了。年过古稀的李井泉依依不舍。他拍拍这条树枝，捏捏那株小草，无限留连的情意从他眉梢眼角显露出来。亲友们含着泪水，一步一步簇拥着他上路，多么希望和他合个影但谁也不敢开口。因为他们深知，李井泉极少与亲友合影，他不愿亲友借他的名义去给政府添麻烦。不过这一次，李井泉倒主动提出要合个影，亲友们听了，无不感到格外的开心。
   迎着初夏明媚温馨的阳光，“咔嚓”一声，摄影机镜头把李井泉修长的身姿及奕奕的神采，最后一次镶嵌在家乡的土地上，镶嵌在家乡人民的心里头！ 父老之爱 参加革命后，李井泉由于公务繁忙，前后总共只返乡五次，每次逗留的时间都很短暂。但仅从这五次返乡之行就可以看出，他对家乡的父老兄弟充满了深情的挚爱。李井泉长期在外地工作，和家乡远隔千山万水，然而他的心，一直和家乡靠得很近很近。他身居高位，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但始终惦记着生养他的土地，不忘对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必要的支援和贡献。
   每次回乡，李井泉除了在仓下村留连忘返，还在地、县领导陪同下，抓紧时间就近调查研究，参观访问。他先后视察过抚州棉纺织厂、临川县农机厂、化肥厂，重访过母校—抚州市第一中学，并在温泉疗养院沐浴过家乡水的清新与柔情。60年代中期，唱凯的社办企业较为落后，为扶助集体经济，他向公社提供了一套农机设备，还为生产队联系购买了一台丰收27型拖拉机；临川县红旗桥镇兴办果园，急需优良树苗，他介绍当地干部到四川引进7000株“鹅蛋干”良种桔苗；县化肥厂开工，缺乏优质煤，他出面请中央有关部门为该厂解决山西煤的供应。李井泉还亲自为临川染织厂联系购买宽幅机床，批准接受抚州地方剧团的几位业务骨干到成都学习戏曲、音乐。一句话，只要是对家乡有益、对群众有利的事，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他都乐意帮助。
   李井泉对家乡满怀深情厚意，家乡父老对李井泉也奉献一片赤诚。
   全国解放后，家乡人得知李井泉的工作地址，常常推派代表千里迢迢登门看望，向他汇报家乡的建设情况，邀请他抽空回乡走走。顺便还捎去一些家乡的土特产。1974年他返乡时，出于对家乡艺术的偏爱，提出要看抚州采茶戏，并指定演《攀弓带》、《张三借靴》、《补背褡》等古装剧目。其时，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古装剧成为封、资、修的代名词，在文艺舞台上已经完全消失；剧团的演员被揪的被揪，下放的下放，连服装和道具也早己作为“四旧”而付之一炬了。要演出这样的剧目，不仅困难很大，而且需要承担风险。地区领导当机立断，决定为李井泉作专场演出。演员们找出自己私藏的服装，日夜排练，很快满足了李井泉的要求。家乡音，故里曲，丝丝入耳。副委员长陶醉在浓重的乡情之中，不时地鼓掌。看到开心处，李井泉笑得象个天真的孩子，连声称赞：“这些戏演得好，看得有味！” 对于李井泉在几次回乡中的教导和指示，家乡的干部和父老乡亲总是尽力予以落实。他说村中要绿化，干部们便发动群众沿公路和堤坝上栽了160多株柳树和木梓树；他说莫要荒了水塘，乡亲们便在13亩水面的池塘里，放养了几万尾鳙鱼、鲢鱼、鲤鱼和鲫鱼；他说盖房应该有个规划，不几年，乡亲们就整整齐齐地盖起了40多幢新房；他教导各姓要搞好团结，各姓人都要有干部，仓下村在改选领导班子时，都一一地照办了。1984年前后，临川县人民还记住他20多年前的教导，大办沼气，使该县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沼气县。
   十年“文革”期间，李井泉被“四人帮”打成“西南区最大的走资派”，身陷囹圄，与家乡失去了联系。他的儿女大荣、二荣、新桅、再旺和华川，高中毕业后陆续选择了故乡作为自己的下放锻炼基地。仓下村的父老乡亲，谁也不相信李井泉会反党反人民，他们张开双臂，热情欢迎来自巴山蜀水的亲人，象照顾自己儿女那样，照顾这位革命前辈的后代。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还专程到仓下来看望他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下放劳动初期，以李井泉的女儿大荣为户主的这几个年轻人，连饭都不会煮，不是煮成了夹生，就是烧成了糊糊。亲属们便手把手地教，使他们很快学会了做饭。时间长了，他们居然摸到了规律，做到出工时放上适量的米和水，收工后便有熟饭吃。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用具，也都是由堂叔等亲属凑钱为他们添置的。
   公社领导从不把李井泉的孩子当成“走资派”的儿女看待，相反，经常来仓下村，安慰和鼓励他们。他们没有床铺，书记亲自批给木材为他们制床；缺少猪油，派人买好猪油给他们送去。有一次，李井泉的儿子李华川患急性腮腺炎，病情十分严重。仓下人连夜借来一部汽车，送他到地区医院急救。地委和县委的领导亲临医院，吩咐院方千方百计抢救，要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小伙子很快恢复了健康。那段时间，李井泉的老屋里人来人往。乡亲们怕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孤独、伤心，经常来和他们作伴，开导他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一切都会好起来。
   家乡父老的悉心关怀，家乡领导的多方体贴，使李井泉的孩子们产生了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和力量。他们象农家孩子一样，不怕脏，不怕累，重活脏活抢着干，一样早出晚归，一样跪在田里耘禾。心灵手巧的大荣，无论是栽禾还是割禾，速度都赛过当地的老农。不多久，他们就学会了各种农活，种下的蔬菜和瓜果绿油油一片，谁见了都止不住叫好。
   看到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健康地成长，县委一班人感到分外舒心。他们以公正的态度和过人的胆识，给这些“走资派”的儿女们以很大的荣誉——一连几年，大荣作为这个插队落户青年先进集体的代表，出席了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70年代初，关闭已久的大学校门刚刚重新打开，家乡的亲人和领导又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先后把大荣和二荣推荐到医学院和外语学院去深造。
   在大浩劫岁月里，党和人民的忠诚儿子李井泉因为与邓小平、贺龙等人关系密切，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非人的虐待。他被长期关押在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斗室。“四人帮”在四川的爪牙几次派人到仓下村外调，妄图从家乡挖出李井泉的“反动根源”。任凭来人如何鼓动如簧巧舌，极尽哄骗、诱惑、威胁之能事，父老乡亲总是大义凛然、异口同声地回答：“李井泉是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好干部。乡亲们了解他，也相信他！” 由于与他共过多年患难的元配夫人肖里和一个爱子在文革中先后非正常死亡，李井泉精神上遭受沉重的打击，健康状况也受到严重的影响。1983年返乡时，他步履蹒跚，已经显得相当地苍老。1986年11月，不幸中风住进了医院。
   乡亲们闻讯，非常惦念，立即推派代表赶往北京花园村一号探望，并捎去了中共临川县委的慰问信和李井泉爱吃的家乡蜜桔，祝愿革命老人身体早日康复。李井泉握着家乡代表的手，不住地点头，深情地说：“请转告家乡父老，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 感激的泪珠，亮闪闪地滚出了眼眶。
   此后，家乡的干部群众只要到北京开会、出差，都少不了要去花园村一号看望他。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与世长辞。
   噩耗传到东乡河畔，仓下村一片悲寂。
   家乡的花圈，醒目地摆放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吊唁大厅，来自临川的代表，面对复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李井泉遗体，一个个泣不成声。
   尽管李井泉生前并不主张为自己建坟立碑，然而就在他当年提议重建的万年桥畔，就在他少年时代放过牛、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又多次关心过、察访过的寿亭岗红壤高坡，就在他的家乡仓下村的河对岸，当地有关部门，根据父老乡亲的一致要求，征得李井泉家人的同意，为他和他的元配夫肖里，修建了一座朴实无华的墓园。墓莹中，安放着由北京请回的两位革命老人的骨灰。题写在墓东、西两侧的墓联“丰功伟绩，泽被西南；高风亮节，光耀全国”，是家乡人民，也是全国人民对李井泉同志的最好评价。
   李井泉从仓下走上革命的道路，数十年后，又回到仓下来了。这位身经百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家乡的人民、家乡的土地，紧紧地紧紧地贴在一起，再也不可分离了！ 如今，逢年过节，总有人结伴来到李井泉、肖里的墓园凭吊他们无限景仰的革命先辈。清明时候，方园数十里的乡亲。从十来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不约而同地前来拜谒，寄托他们沉重的哀思。
   笔者那天造访李井泉、肖里墓园，正值盛夏时节，炙人的太阳，烤得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只见一批年轻人正在墓前瞻仰碑文，从他们凝思的眼神中，我们看出了他们对李井泉的尊崇和失去这样一位亲人的哀伤。
   家乡人民怀念李井泉！ 李井泉活在家乡人的心中！ （摘自1992年9月出版的《临川文史资料》第五辑，1992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