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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同志逝世一周年了。他一生革命的丰功伟绩，党和国家已有全面的高度评价。我这里只就他在开创内蒙古西部大青山（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中的事迹和在工作接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作一些悼忆，以示缅怀。
李井泉同志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我党、我军在内蒙古抗日战争时期仅有的一块武装抗日地区。这块地区在李井泉支队未上大青山之前，是使人难以想象的一派凄凉景象。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向西推进，八、九月里即加速向绥远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战溃退，日寇十月初侵入归绥（呼和浩特），十七日侵占包头。绥远的精华地区大部分沦入敌手，国民党的正规军完全溃退了，绥远的地方武装也陆续投敌了，少数没有公开投敌的，与敌伪有或明或暗的勾结。那时日寇占据着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伪军在铁路两侧替日寇维持交通秩序，其余地区多被成千成百的土匪盘据着。绥远的局面极为混乱。由于日寇、伪军、土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都欺压群众，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当时有一首大青山爬山调民歌，唱得非常真切： 大青山上有了雾， 老百姓正在难为处。
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亲身的体验，一切灾难都是因日寇的侵略而来的。因而，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都有抗日的要求，总希望有朝一日把这个凶神恶煞赶走。那时我军张平化等同志已在长城以南的山西境内活动，群众中传言那里有天兵，打得日寇团团转，盼望天兵早日来到大青山，拯救这里的苦难人民。
一九三七年十月，归绥、包头沦陷后，我即到晋西北一二0师向贺龙、关向应首长汇报国民党军队溃退情况，汇报后，贺、关首长命我回大青山拉“自卫军”第三路和第四路军，未能成功，即向贺、关首长写报告未完成使命，并报我拟自己搞武装抗日，请求派人来领导，托我胞兄杨植衡去送报告。搞起队伍后，书生领兵不会干，又派刘洪雄（曾任察哈尔同盟军支队长）到一二0师汇报情况，请求领导。当时由于我带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力量相对弱小，四处受敌，活动受到限制，起不了大潮的作用，我两次派人到一二0师请兵，都无消息，非常焦急。这时一二0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执行中央指示，决定以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王尚荣团长为主力，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同志担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指挥由山西成城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和以武新宇为领导的晋绥边战地动委会，共二千四百余人，北上大青山，经过两次反复战斗，费时数月，突破日寇的重重堵击、围攻，越过长城，经绥远东南部蛮汗山地区，过平绥铁路，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初进入大青山腹地。
李井泉同志由山西出发时，即派三五八旅一个姓黄的民运科长，随先头部队到大青山找我联络。九月中下旬，李井泉支队的先头部队一个连，驻在呼和浩特郊区面铺窑子村，黄科长即由该部出去找我，我率领的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在靠近呼和浩特的北山上，马场梁一带活动。一天下午游击队战士抓住一个人，说是汉奸要枪毙，后经详细询问，他说来找姓杨的，我说我就是杨某人，这时他从棉衣里拿出李井泉同志给我的信。游击队员们得知我军己上大青山，都高呼：我们的军队上来了！然后，我们和黄科长一同奔向呼和浩特郊区的面铺窑子村和先头部队会合了。先头部队和游击队的战士们在热泪含笑中，都高兴得跳了起来，群众看到那种欢乐的情景非常高兴，也受到很大鼓舞。
与先头部队会合后，我便把部队拉到李井泉支队驻地，武川县东部的官庄子村，和李井泉同志见了面。我带的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整编为绥蒙游击大队，我任大队政委，后又兼大队长。部队整编后，井泉同志从提高政治、军事素质方面关心我，让我带着队伍跟支队司令部行动。在这一段时间中，井泉同志每天与我交谈，并让我参与讨论作战方针和行军计划。这种短期实战教育，使我从各方面得到很大提高。记得那年十一月，我跟李支队司令部到达萨拉齐、武川、固阳三县交界处的巴总窑子村，几天后日寇从包头、萨拉齐等地出兵，分进合击从四面包围过来。井泉同志搞清敌进攻路线后，待敌离我们不远时，让我带队从南边走去，然后司令部的部队转移到敌人背后。敌人扑了空，天寒地冻，不能持久，狼狈地逃跑了。有一小部敌军还被我军截击，毙敌三十多人，就这样耍龙灯式的把敌人的一场扫荡粉碎了。
我在随支队司令部行动中看到警卫部队，每到一处都做群众工作。尤其是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特别好，影响着我带的游击队战士，使他们受到很大教育，军容军纪得到进一步转变。当地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中，高兴地说：“我们本地人当八路军，也能照着干，共产党、八路军真好呀！”井泉同志和我渐渐熟悉了，在行军之余更多的和我接触交谈。一天井泉同志问我带兵有什么困难，我说，“书生带兵不会干，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兵源困难，常来常走，巩固不住。”他又问“找到原因没有？有能坚持下来的人没有？”我说：“有，有几个党员和较有觉悟的少数人坚持下来了。”井泉同志笑了笑说：“这就是原因。”然后直言不讳的指出：“你过去带兵的缺点，就是不从发展党，不从发动群众，依靠基本群众做起，所以不能很好的掌握和巩固住部队，什么人能把枪杠到底，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就不能带好队伍的。只想拿起枪，不考虑枪掌握在什么人手中，一定要吃亏，不能持久的。”他的话使我如梦初醒。
一九二九年春，我派一个连到呼和浩特郊区忽寨村一带活动，日寇发现后很快包围了该村，经过激烈战斗，连长王之的和一个排长十几个战士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还不知道。司令部的侦察员侦知情况向司令部做了报告，井泉同志知道王之的是我做地下工作时的党员，是我的骨干，怕我太伤心，对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听到后千万不要激动难过。我听到一个连长和十多个战士牺牲时，内心非常难过，几乎哭出来。强忍住悲痛说：干革命必有牺牲，跌倒了爬起来再干！井泉同志听后，严肃的鼓励我：好！这就对了，就这样锻炼，越炼越强。言简意赅，使我多次深思。一次井泉同志和我谈到各种政策问题，我问他政策的最大效用是什么？他说，抗日战争中，政策的效用莫过于团结自己，打击敌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政策的重要性。最难忘的是他直率地批评我对党的理论知识和党的工作懂得太少了，要我抓紧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理论、政策水平。我感到他的这些批评教育正是指到我的要害处，说得很对，内心很感激他。一九三九年春四月里，井泉同志让武新宇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任大青山特委书记，我怕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井泉同志又和我直接谈话，要我做党的全面领导工作，担任绥西地委书记。
井泉同志党性原则性强，工作严肃认真，为人大公无私，严格要求同志，特别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如一九四八年晋绥土改中，在初期有过左的做法，经过毛主席批评纠正，晋绥中央分局很快发出指示，纠正左的错误。至今我还记得指示中有一句话：中央分局在领导上糊涂错误，责任在分局，要求下面立即改正。当时井泉同志是分局书记，他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坚决改正错误的态度，推动了下级党委迅速改正左的错误。我在土改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错误，看了分局指示，也主动向干部作检查，改正错误。
更值得我们怀念的是井泉同志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开创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们在大青山地区做到扎下根子、钉上钉子，以备战略反攻。李井泉支队上大青山后，活动于归绥、包头之间的山区，这个地区是绥远的心脏地带，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确实使日寇日夜难安，因此，日寇总要企图用一切办法赶走我军，扫荡与反扫荡将是反复的长期的。所以他一上大青山就让同志们要有长期艰苦战斗的准备。为此，井泉同志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解决抗日信心问题。李支队上大青山前，日寇炫耀未遇国民党军队抵抗，轻易占领归绥、包头，说中国军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借以夸大他的威力。他们为了扩大声势，企图利用蒙古民族少数坏人作其帮凶。便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归绥召开蒙古大会，成立所谓蒙疆自治政府，扇动蒙古族少数人偏狂情绪，制造蒙汉民族矛盾，破坏蒙汉民族团结抗日。在我军进入绥远境内时，日寇左堵右拦，一再叫嚣大青山是防共隔绝地带，绝不允许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个地方存在。但是敌人的意图适得其反，李支队不但开进了大青山，而且从集宁县以北的灰腾梁到包头以北固阳县境的高特儿梁，横扫阴山七百里，在广大地区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打得日寇焦头烂额，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无法招架，以铁的事实彻底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是加强蒙汉各民族的团结、壮大抗日的力量。大青山地区原是蒙古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间隔阂较深，加上日寇进行民族挑拨，民族间有离心离德倾向。八路军李支队上大青山后，十分注重蒙古民族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连王公贵族都在团结争取之列。如我军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全部俘虏了四子王旗的保安队等伪军一百八十人，我军在讲述了民族政策后，又全部释放了他们，连四子王旗保安队的枪枝也都全部发还。这次战斗是李井泉和王尚荣团长亲自指挥的，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事实说明共产党对蒙古民族政策是真诚的，震动了塞外各个盟旗。此后，很多蒙古上层人土和佛教喇嘛领袖都和我军接近，如武川东部的红召当家的二喇嘛，还和姚哲司令员、张达志副政委成了密友，给我军供给很多马匹，暗中运送枪枝弹药。李支队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开始改变了旧的民族关系，加强了蒙汉民族团结、合作互助、共同抗日的新局面等。
三是迅速建立骑兵部队。大青山地区辽阔，丘陵地区多，人口稀少，气候寒冷，游击性很大，要坚持大青山的抗日游击战争，没有骑兵是不行的。井泉同志一上大青山即注意把步兵变成骑兵。步兵变骑兵出现了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如马匹来源，战马装具，训练作战，供应等都急需解决。李井泉同志费尽心血，想方设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不到一年时间就把步兵全部变成骑兵。这样我们就能在广大的塞外地区和敌人长期周旋。一九三八年底，王尚荣团长奉命率七一五团向河北省冀中转移，实际上给大青山只留下两个连和成诚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及新扩大的部队约一千四百人。在主力部队离开大青山后，我们仍然坚持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最后和平解放绥远。
四是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大青山地区的主要统战对象是民族、宗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开明地主等。我们的政策是，凡是有利于抗日的都在争取之列。蒙回民族都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我们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政策，得到蒙回民族的拥护。陶林县的蒙古族上层人士、武川县红召的二喇嘛、召河的索木腾活佛、乌素图召的三片喇嘛都帮助我们进行抗日工作。
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真诚合作抗日的政策，对么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是帮助他们把军队搞好，他们的官兵对我军印象很好；国民党绥远省政府的游击专员张遐民，提出要给我方划定活动区，意在划地为牢，因为不利抗日，我们不能同意，归绥县游击县长提出委任区、乡动委会干部，我们也未同意，打破了他们限制我方抗日的阴谋。刘‘游击区内的地主，争取他们抗日。因之，除少数地主逃走之外，大多数参加了抗日。如武川县的地主刘禹，把全家大部分资财供给抗日，成为开明人士的典型。总之，在井泉同志上大青山后，广泛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是整治社会秩序，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当时的局面极为混乱，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土匪、伪军、国民党的“自卫军”等横行乡里，群众无法生活，此种情况继续下去，无法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为此，井泉同志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建立大青山抗日动员委员会。以武新宇同志率领的晋绥边区动员委员会，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武川县东部的西河子一带建立起县、区动委会，接着由东向西在大青山普遍建立动委会，先建立区、乡动委会，相继建立县以上动委会，动委会是群众性组织，群众事无大小都要找动委会解决，无形中各级动委会行施了政权的职能。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进行建党工作，每区都没党的工作组或工委会，和区动委会一起办公，为了能掩护工作，每个区动委会可组织二三十人的游击队，由党的区工委领导、队长由党员担任，或由工委书记担任，区、乡动委会在农民、青年、妇女群众中建立救国会。这样，党即以动委会的抗日工作入手，形成党对军政和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
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根据地的头等大事。我军于一九三九年春一举将大青山二三千大小股土匪全部剿灭，群众欢呼称快说给他们除了大害，自动掀起拥军参军热潮。从此军民集中精力打击日寇，党的组织在基层逐渐建立，区、县动委会，抗日政权的逐渐形成，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的组建，农民、青年、妇女群众团体在各地展开活动，这样，我们在大青山扎下了根子，钉上钉子，在以后的战略反攻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我长期做地下党的工作，对于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没有经验，井泉同志在开创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中，给了我许多教益和帮助，使我难以忘怀，大青山地区各族人民怀念他，我更加怀念他。
在井泉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往事桩桩涌向心头，撰诗一首，以示哀思。
俯首萦思战斗年， 阴山热泪洒尊前。
三生愿效忠民绩， 两祸成灾记乱源。（注） 举国同心图整治， 神州阔步不迟延。
请君闭目长安息， 更待佳音报九泉。
（注）林彪“四人帮”为两祸。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此文来自《临川文史资料》（1990年12月，第四辑）
李井泉同志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我党、我军在内蒙古抗日战争时期仅有的一块武装抗日地区。这块地区在李井泉支队未上大青山之前，是使人难以想象的一派凄凉景象。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向西推进，八、九月里即加速向绥远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战溃退，日寇十月初侵入归绥（呼和浩特），十七日侵占包头。绥远的精华地区大部分沦入敌手，国民党的正规军完全溃退了，绥远的地方武装也陆续投敌了，少数没有公开投敌的，与敌伪有或明或暗的勾结。那时日寇占据着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伪军在铁路两侧替日寇维持交通秩序，其余地区多被成千成百的土匪盘据着。绥远的局面极为混乱。由于日寇、伪军、土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都欺压群众，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当时有一首大青山爬山调民歌，唱得非常真切： 大青山上有了雾， 老百姓正在难为处。
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亲身的体验，一切灾难都是因日寇的侵略而来的。因而，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都有抗日的要求，总希望有朝一日把这个凶神恶煞赶走。那时我军张平化等同志已在长城以南的山西境内活动，群众中传言那里有天兵，打得日寇团团转，盼望天兵早日来到大青山，拯救这里的苦难人民。
一九三七年十月，归绥、包头沦陷后，我即到晋西北一二0师向贺龙、关向应首长汇报国民党军队溃退情况，汇报后，贺、关首长命我回大青山拉“自卫军”第三路和第四路军，未能成功，即向贺、关首长写报告未完成使命，并报我拟自己搞武装抗日，请求派人来领导，托我胞兄杨植衡去送报告。搞起队伍后，书生领兵不会干，又派刘洪雄（曾任察哈尔同盟军支队长）到一二0师汇报情况，请求领导。当时由于我带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力量相对弱小，四处受敌，活动受到限制，起不了大潮的作用，我两次派人到一二0师请兵，都无消息，非常焦急。这时一二0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执行中央指示，决定以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王尚荣团长为主力，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同志担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指挥由山西成城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和以武新宇为领导的晋绥边战地动委会，共二千四百余人，北上大青山，经过两次反复战斗，费时数月，突破日寇的重重堵击、围攻，越过长城，经绥远东南部蛮汗山地区，过平绥铁路，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初进入大青山腹地。
李井泉同志由山西出发时，即派三五八旅一个姓黄的民运科长，随先头部队到大青山找我联络。九月中下旬，李井泉支队的先头部队一个连，驻在呼和浩特郊区面铺窑子村，黄科长即由该部出去找我，我率领的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在靠近呼和浩特的北山上，马场梁一带活动。一天下午游击队战士抓住一个人，说是汉奸要枪毙，后经详细询问，他说来找姓杨的，我说我就是杨某人，这时他从棉衣里拿出李井泉同志给我的信。游击队员们得知我军己上大青山，都高呼：我们的军队上来了！然后，我们和黄科长一同奔向呼和浩特郊区的面铺窑子村和先头部队会合了。先头部队和游击队的战士们在热泪含笑中，都高兴得跳了起来，群众看到那种欢乐的情景非常高兴，也受到很大鼓舞。
与先头部队会合后，我便把部队拉到李井泉支队驻地，武川县东部的官庄子村，和李井泉同志见了面。我带的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整编为绥蒙游击大队，我任大队政委，后又兼大队长。部队整编后，井泉同志从提高政治、军事素质方面关心我，让我带着队伍跟支队司令部行动。在这一段时间中，井泉同志每天与我交谈，并让我参与讨论作战方针和行军计划。这种短期实战教育，使我从各方面得到很大提高。记得那年十一月，我跟李支队司令部到达萨拉齐、武川、固阳三县交界处的巴总窑子村，几天后日寇从包头、萨拉齐等地出兵，分进合击从四面包围过来。井泉同志搞清敌进攻路线后，待敌离我们不远时，让我带队从南边走去，然后司令部的部队转移到敌人背后。敌人扑了空，天寒地冻，不能持久，狼狈地逃跑了。有一小部敌军还被我军截击，毙敌三十多人，就这样耍龙灯式的把敌人的一场扫荡粉碎了。
我在随支队司令部行动中看到警卫部队，每到一处都做群众工作。尤其是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特别好，影响着我带的游击队战士，使他们受到很大教育，军容军纪得到进一步转变。当地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中，高兴地说：“我们本地人当八路军，也能照着干，共产党、八路军真好呀！”井泉同志和我渐渐熟悉了，在行军之余更多的和我接触交谈。一天井泉同志问我带兵有什么困难，我说，“书生带兵不会干，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兵源困难，常来常走，巩固不住。”他又问“找到原因没有？有能坚持下来的人没有？”我说：“有，有几个党员和较有觉悟的少数人坚持下来了。”井泉同志笑了笑说：“这就是原因。”然后直言不讳的指出：“你过去带兵的缺点，就是不从发展党，不从发动群众，依靠基本群众做起，所以不能很好的掌握和巩固住部队，什么人能把枪杠到底，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就不能带好队伍的。只想拿起枪，不考虑枪掌握在什么人手中，一定要吃亏，不能持久的。”他的话使我如梦初醒。
一九二九年春，我派一个连到呼和浩特郊区忽寨村一带活动，日寇发现后很快包围了该村，经过激烈战斗，连长王之的和一个排长十几个战士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还不知道。司令部的侦察员侦知情况向司令部做了报告，井泉同志知道王之的是我做地下工作时的党员，是我的骨干，怕我太伤心，对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听到后千万不要激动难过。我听到一个连长和十多个战士牺牲时，内心非常难过，几乎哭出来。强忍住悲痛说：干革命必有牺牲，跌倒了爬起来再干！井泉同志听后，严肃的鼓励我：好！这就对了，就这样锻炼，越炼越强。言简意赅，使我多次深思。一次井泉同志和我谈到各种政策问题，我问他政策的最大效用是什么？他说，抗日战争中，政策的效用莫过于团结自己，打击敌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政策的重要性。最难忘的是他直率地批评我对党的理论知识和党的工作懂得太少了，要我抓紧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理论、政策水平。我感到他的这些批评教育正是指到我的要害处，说得很对，内心很感激他。一九三九年春四月里，井泉同志让武新宇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任大青山特委书记，我怕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井泉同志又和我直接谈话，要我做党的全面领导工作，担任绥西地委书记。
井泉同志党性原则性强，工作严肃认真，为人大公无私，严格要求同志，特别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如一九四八年晋绥土改中，在初期有过左的做法，经过毛主席批评纠正，晋绥中央分局很快发出指示，纠正左的错误。至今我还记得指示中有一句话：中央分局在领导上糊涂错误，责任在分局，要求下面立即改正。当时井泉同志是分局书记，他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坚决改正错误的态度，推动了下级党委迅速改正左的错误。我在土改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错误，看了分局指示，也主动向干部作检查，改正错误。
更值得我们怀念的是井泉同志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开创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们在大青山地区做到扎下根子、钉上钉子，以备战略反攻。李井泉支队上大青山后，活动于归绥、包头之间的山区，这个地区是绥远的心脏地带，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确实使日寇日夜难安，因此，日寇总要企图用一切办法赶走我军，扫荡与反扫荡将是反复的长期的。所以他一上大青山就让同志们要有长期艰苦战斗的准备。为此，井泉同志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解决抗日信心问题。李支队上大青山前，日寇炫耀未遇国民党军队抵抗，轻易占领归绥、包头，说中国军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借以夸大他的威力。他们为了扩大声势，企图利用蒙古民族少数坏人作其帮凶。便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归绥召开蒙古大会，成立所谓蒙疆自治政府，扇动蒙古族少数人偏狂情绪，制造蒙汉民族矛盾，破坏蒙汉民族团结抗日。在我军进入绥远境内时，日寇左堵右拦，一再叫嚣大青山是防共隔绝地带，绝不允许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个地方存在。但是敌人的意图适得其反，李支队不但开进了大青山，而且从集宁县以北的灰腾梁到包头以北固阳县境的高特儿梁，横扫阴山七百里，在广大地区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打得日寇焦头烂额，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无法招架，以铁的事实彻底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是加强蒙汉各民族的团结、壮大抗日的力量。大青山地区原是蒙古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间隔阂较深，加上日寇进行民族挑拨，民族间有离心离德倾向。八路军李支队上大青山后，十分注重蒙古民族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连王公贵族都在团结争取之列。如我军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全部俘虏了四子王旗的保安队等伪军一百八十人，我军在讲述了民族政策后，又全部释放了他们，连四子王旗保安队的枪枝也都全部发还。这次战斗是李井泉和王尚荣团长亲自指挥的，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事实说明共产党对蒙古民族政策是真诚的，震动了塞外各个盟旗。此后，很多蒙古上层人土和佛教喇嘛领袖都和我军接近，如武川东部的红召当家的二喇嘛，还和姚哲司令员、张达志副政委成了密友，给我军供给很多马匹，暗中运送枪枝弹药。李支队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开始改变了旧的民族关系，加强了蒙汉民族团结、合作互助、共同抗日的新局面等。
三是迅速建立骑兵部队。大青山地区辽阔，丘陵地区多，人口稀少，气候寒冷，游击性很大，要坚持大青山的抗日游击战争，没有骑兵是不行的。井泉同志一上大青山即注意把步兵变成骑兵。步兵变骑兵出现了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如马匹来源，战马装具，训练作战，供应等都急需解决。李井泉同志费尽心血，想方设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不到一年时间就把步兵全部变成骑兵。这样我们就能在广大的塞外地区和敌人长期周旋。一九三八年底，王尚荣团长奉命率七一五团向河北省冀中转移，实际上给大青山只留下两个连和成诚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及新扩大的部队约一千四百人。在主力部队离开大青山后，我们仍然坚持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最后和平解放绥远。
四是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大青山地区的主要统战对象是民族、宗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开明地主等。我们的政策是，凡是有利于抗日的都在争取之列。蒙回民族都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我们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政策，得到蒙回民族的拥护。陶林县的蒙古族上层人士、武川县红召的二喇嘛、召河的索木腾活佛、乌素图召的三片喇嘛都帮助我们进行抗日工作。
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真诚合作抗日的政策，对么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是帮助他们把军队搞好，他们的官兵对我军印象很好；国民党绥远省政府的游击专员张遐民，提出要给我方划定活动区，意在划地为牢，因为不利抗日，我们不能同意，归绥县游击县长提出委任区、乡动委会干部，我们也未同意，打破了他们限制我方抗日的阴谋。刘‘游击区内的地主，争取他们抗日。因之，除少数地主逃走之外，大多数参加了抗日。如武川县的地主刘禹，把全家大部分资财供给抗日，成为开明人士的典型。总之，在井泉同志上大青山后，广泛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是整治社会秩序，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当时的局面极为混乱，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土匪、伪军、国民党的“自卫军”等横行乡里，群众无法生活，此种情况继续下去，无法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为此，井泉同志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建立大青山抗日动员委员会。以武新宇同志率领的晋绥边区动员委员会，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武川县东部的西河子一带建立起县、区动委会，接着由东向西在大青山普遍建立动委会，先建立区、乡动委会，相继建立县以上动委会，动委会是群众性组织，群众事无大小都要找动委会解决，无形中各级动委会行施了政权的职能。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进行建党工作，每区都没党的工作组或工委会，和区动委会一起办公，为了能掩护工作，每个区动委会可组织二三十人的游击队，由党的区工委领导、队长由党员担任，或由工委书记担任，区、乡动委会在农民、青年、妇女群众中建立救国会。这样，党即以动委会的抗日工作入手，形成党对军政和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
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根据地的头等大事。我军于一九三九年春一举将大青山二三千大小股土匪全部剿灭，群众欢呼称快说给他们除了大害，自动掀起拥军参军热潮。从此军民集中精力打击日寇，党的组织在基层逐渐建立，区、县动委会，抗日政权的逐渐形成，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的组建，农民、青年、妇女群众团体在各地展开活动，这样，我们在大青山扎下了根子，钉上钉子，在以后的战略反攻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我长期做地下党的工作，对于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没有经验，井泉同志在开创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中，给了我许多教益和帮助，使我难以忘怀，大青山地区各族人民怀念他，我更加怀念他。
在井泉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往事桩桩涌向心头，撰诗一首，以示哀思。
俯首萦思战斗年， 阴山热泪洒尊前。
三生愿效忠民绩， 两祸成灾记乱源。（注） 举国同心图整治， 神州阔步不迟延。
请君闭目长安息， 更待佳音报九泉。
（注）林彪“四人帮”为两祸。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此文来自《临川文史资料》（1990年12月，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