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第二章 党员
内容
第一节 党员发展 唱凯镇境内的党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解放后发展的，解放初期秘密发展，建国以后公开发展。开始，县委统一举办建党训练班，建党对象、积极分子参加学习。1951年县委举办第一期建党训练班。1952年，县委组织部要求，在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考验的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中，吸收一批积极分子入党。这年又举办了第二期学习班，以后还举办过几期。后来由区、镇组织学习，发展党员。1956年，为适应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在农村大力发展党员，大量发展了一批党员，以后每年都有发展，党的队伍逐年壮大。“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提出所谓的在“火线上入党”的口号，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在这批党员中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少数不够党员标准的人混进了党内。1981年后，唱凯镇党委按照新时期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有计划、有重点地吸收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才能的生产、工作骨干和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并注意在妇女中发展党员。1937年7月至1945年2月，全镇只发展了党员1人，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全镇发展党员299人，1976人，1976年11月至1992年9月，全镇发展党员303人，1992年10月发展了党员371人。
唱凯乡1975年至1983年党团员发展情况 2007年党员总数1109人，其中当年发展31人，在岗职工244人，女147人。
入党时间：1949年10月—1966年4月 220人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256人 1976年11月—2002年10月 340人 2002年11月以后 293人 2008年底，全镇有农村支部18个 机关支部（居委会）7个： 观前支部书记：周义龙 蔡家支部书记：王正根（负责） 邱家支部书记：邱武兴 东湖支部书记：王新水（负责） 古港支部书记：周洪国（负责人） 游学支部书记：帅谷昌 上游支部书记：陈春梅（负责） 北堡支部书记：胡细龙 灵山支部书记：何子龙 镇机关支部书记：章忠水 官洲支部书记：何洋苟 居委会：暂缺 低洲支部书记：王永昌 兽医站：周金泉 石溪支部书记：张良文 供销社：周新华 唱凯支部书记：刘柏清 中心小学：李泉发 艾巷支部书记：黄寿琪 镇中学：桂礼明 万年支部书记：邓国云（负责） 粮油公司：邱昌生 花洲支部书记：许华太 白水支部书记：付荣荣 江山支部书记：胡区昌 第二节 早期中共党员周治中 周治中，女，中共党员，唱凯镇古港村人。1894年3月11日（农历二月初五）生在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祖昌，饱读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但贫穷潦倒。周治中7岁随父读书，由于勤奋好学，天资过人，成绩一直很好。父亲在授课之余，常给她讲“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故事，讲“中英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惨痛教训，使她从小就受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1906年，周治中12岁时，父亲迁到县城抚州，栖身周氏宗祠，创办私塾。1910年，清朝废除科举创办新学，江西省成立女子师范学堂，由各州府考送女生，周治中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该校。不久，父亲经同乡介绍，在南昌铜元厂谋到一个司书工作。因而卖掉农村几亩田，全家迁到南昌，在肖公庙租了一间小屋居住。1914年，她以优良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915年，由女师校长金振声介绍到贵溪县女校任教，成绩斐然。1920年调回南昌，任江西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校长。这时，由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南昌的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周治中不断阅读进步书刊，接触进步人士，开始了新的追求。10月，她由同学李桂生介绍，见到了正在南昌二中读书的方志敏、袁玉冰和在南昌一中读书的黄道等人，听他们讲苏联十月革命，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受启发、教育。1922年2月，周治中参加袁玉冰、方志敏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江西改造社”，积极从事“打破一切封建权威和阶级制度，提倡劳工神圣，解放女权，变黑暗的旧江西为光明的新江西”的宣传活动。六月，又与刘和珍、刘若安、胡德兰等进步女青年一起，参加方志敏、袁玉冰发起的江西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学习、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探索革命真理。此后，周治中根据党的指示，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1922年5月1日，她积极响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的号召，发动并领导各界妇女，同产业工人一起，举行声势浩大的“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响亮提出“打倒封建”，“男女平权”、“婚姻自由”等口号，揭开了江西妇女运动的序幕。7月，中共党组织派赵醒侬回江西筹建党、团组织，她又积极协助赵醒侬办好“新文化书社”，大量散发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和方志敏主编的《新江西》半月刊等进步刊物；还与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人共同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3年，她在南昌地区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不辞劳苦，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农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省青年运动领导人袁玉冰被捕后，她紧密配合赵醒侬、刘和珍开展营救活动，多次组织妇女上街游行抗议，迫使反动当局将袁玉冰释放，并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妇女骨干。1924年12月月，她联合张来仪、金玉钰、蔡方庸，熊棣华等省市妇女名流，发起成立“江西女青年社”，捐资创办平民女校、育德女校，还在南昌师范小学、江西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妇女学习班，帮助贫苦妇女学习文化，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劳苦大众的欢迎。经常用“唱凯”的笔名，在进步刊物《红灯周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热情讴歌妇女解放。
1926年11月2日，北伐军三面包围南昌城，开始，用木梯爬城墙强攻德胜门。因敌人火力猛烈，封锁严密，反复争夺，难以攻下。隐蔽在城里的中共江西省委员、妇女部长周治中，看见战斗惨烈，牺牲太大，便女扮男装，叫地下交通员毛仔做向导，爬到城外，带领北伐军彭见清连长率领的小分队，从城东北方宜巷一条鲜为人知的地下水道爬进城内，出其不意地消灭德胜门守敌，砍开铁锁，打开城门，把北伐军放进南昌。
1927年“八·一”起义后，南昌的形势急剧恶化。8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召开南昌地区共产党紧急会议，作出“各自择地避风”的应变部署。周治中根据组织安排，回到临川，继续在唱凯、罗针等地发动群众，同国民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1928年，中共临川县委机关迁至温泉余坊村。她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协助县委书记曾去非开展工作。白天扮成农妇，在田间地头劳动；晚上则开办农民夜校，组织男女青年识字，宣讲革命道理。
她待人谦和，平易近人，村里人都亲切叫她“老小”、“小姑”。
1931年，周治中不幸被捕，关进国民党监狱。6月30日壮烈牺牲，时年37岁。
忆江西妇女运动的先驱周治中 赵昌蓉 一个人的记忆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把往事逐渐忘却，但也有些事情，即便到了两鬓染霜的暮年，仍然影响很深，终身难忘，每当回想起来，仿佛就在眼前，不仅使你精神振奋，而且成为鼓舞自己前进的力量。周治中就是我心目中永远怀念的一个人物。我曾聆听过她的教益，并和她共同生活、战斗在一起十有余载。她那机智开朗的思想，诚挚朴实的性格，以及廉洁奉公、济贫解困的道德品质，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她为了冲破封建束缚，争取妇女的解放，在中国产党领导下，毕生鞠躬尽瘁，为我们演奏了一曲妇女革命运动的正气歌。
周冶中，出生在江西临川县唱凯乡古港村。这是一座秀丽的村庄，山峦迭翠，潺潺溪水绕村而过，门前良田千顷，村东头有一棵浓郁苍劲的百年老樟。1894年3月11（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甲午二月初五日），她出生在这个村的一家平房里。父亲周祖昌，是一个贫穷失意的书生，饱读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为人正直，性格坚强，既无意于求取功名而应科举考试，又不善于阿谀奉承，更不会种田经商，只落得贫穷潦倒，靠祖上遗下的几亩薄田艰难度日，有时甚至弄得三餐不继。
当时，农村里的封建意识很浓厚，有些好心人劝说他的父亲将女儿送给别人做童养媳，她父亲则有自己的主张，婉言谢绝，并悉心课以经史，以期她成为女中强人。
1906年，当周治中长到12岁时，父亲迫于生计，举家迁到抚州城里，企望在闹市中谋求出路，那知天下乌鸦一般黑，闹市也没有穷人立锥之地。当时，他们经族长同意栖身在县城周氏宗祠内。这所祠堂空闲屋宇甚多，且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植有松柏花果，环境幽静，是读书的胜地。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一个萌想突然闯进了他父亲的意识。为了糊口，何不设馆教书？这一想法得到了乡族们的全力支持，于是，私塾很快地办了起来。
周治中也在蒙馆就读。由于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她自己天资聪颖，刻苦好学，进步很快，善于口才词令，深得尊长喜爱。她小的时候，还被祖母逼着缠过脚，常常为了做家务事，抱弟妹，行走困难，疼痛得彻夜流泪。
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清朝废，除科举，创办新学，江西省成立了女子师范学堂，由各州府考送女生。周治中在父亲的赞许和支持下，毅然摒弃宗族和邻里的一切阻挡，以优异成绩录取该校，进入“洋”学堂读书。不久，她父亲周祖昌也经同乡的介绍，在南昌铜元厂谋到一个司书工作。因而将农村的几亩薄田卖掉，全家迁至南昌，在肖公庙租了一间小屋居住。每月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由于周治中学习成绩优良，1914年毕业后，留校教学，每月工资仅银洋6元，还分出一半帮助家用，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15年，女师校长金振声应贵溪县立女校的要求，派合格师资到该校任教。金校长征得周治中的同意，介绍她去贵溪女校教书。越五年，仍回南昌母校，担任江西女师附小学校长。
随着“五四”运动的春雷，震撼着中华民族的大地，也震动了中国妇女包括南昌妇女身上的枷锁，不少妇女特别是其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新的觉醒，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她们追求进步，向往光明，阅看进步书籍，接触进步人上，参加革命活动。
1920年寒假期间，周治中由江西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李桂生（共产党员）介绍结识了南昌二中学生生方志敏、一中学生黄道、二中学生袁玉冰，彼此畅谈革命道理。大家主张创办一个进步的革命宣传组织。因此，1921年1月在南昌二中正式成立了“江西改造社”。加入“改造社”的成员绝大部份是南昌二中学生。南昌大同学校、南昌法政学校，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江西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也有少数同志参加。袁玉冰在成立大会上，报告了“改造社”筹建经过。刚成立时，社员只有16人，不久增加到24人。妇女方面只有刘若安1人，因此，李桂生考虑自己长期在北京工作，不能参加就推荐周治中参加为社员。“改造社”的政治主张是打破一切封建权威和阶级制度，提倡劳工神圣，解放女权，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光明的新江西。周治中也于这时经李桂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她投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洪流。
1921年6月，江西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主要成员有李桂生、袁玉冰、黄道、方志敏等，女青年学生参加的有：刘和珍、刘若安、周治中、胡德兰。
1922年1月，南昌学生领导人孙师毅、钱鸿伟、刘和珍（女）等人发起创办了“觉悟青年之社”，开始有社员13人，后来发展到30多人，并出版周刊《时代之花》。“觉社”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提倡男女平等、社交自由，婚姻自由，反对男尊女卑，买卖和包办婚姻。组织青年传播新思想，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与媚外卖国的军阀作斗争。在这些知识妇女的带领下，当时各校有一部分进步男女学生参加这一组织。《时代之花》成了女学生喜爱读物，该刊物向青年妇女传播了新思想及许多革命道理，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周治中原来也打算参加“觉社”，后来因为要她写一篇抱独身主义利弊的文章而未加入。事后我曾经问过她不参加的原因，她没有给我正面的回答。
1922年5月1日，南昌男女工人和学生在袁玉冰和一平印刷厂先进工人的发起下，积极响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号召，在南昌首次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由周治中领导的南昌妇女界群众和学生参加了这次大会。
1922年7月，中共中央派赵醒侬同志回江西筹建党团组织，与方志敏同志一道组织“新文化书社”，周治中、张来仪、陈灼华、刘若安等参加了这一组织，积极散发《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并由方志敏同志主编《新江西半月刊》，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给广大工农群众谋取解放的途径起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邹努、周治中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南昌地区有了中共党团组织，妇女运动得以发展，尤其是在妇女界受到器重的周治中老师，率领女青年，走上街头，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激发妇女同胞的政治觉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女青年学生。如“女师”的贺服丹，“女职”的胡德兰、肖国华，“女中”的王世伯、何淑文等。正当青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迅速发展，反动派却惊慌失措，逮捕了青年运动的领导人袁玉冰同志，妄图扼杀革命运动。1923年11月8日，在赵醒侬、刘和珍，周治中等人的多方活动、多方营救下，以及社会舆论的严厉遣责，反动派被迫释放了袁玉冰。
1924年12月，在妇女界联合会的倡导下，妇女名流张来仪、金玉珏、周治中、蔡方庸、熊棣华等组成了“江西女青年社”。为了帮助平民妇女入学，她们捐资倡办了平民女校、育德女校。南昌模范小学附设妇女班，江西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平民妇女识字班。使一部分平民妇女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了贫苦妇女的欢迎，在妇女界影响很深。显然局限在女知识界，范围狭小，但已初见萌芽，为开展妇女运动打下了初步基础。
周治中不仅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组织工作，而且还以“唱凯”为笔名，写文章在《红灯周刊》发表，宣传马列主义思想，论述妇女参政、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问题。《红灯周刊》是党在南昌的一个宣传刊物，在南昌应天寺一平印刷厂秘密印刷。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噩耗传来，举国哀悼！当时全国军阀的内部矛盾重重。相互攻击。督赣方木仁势孤力单，想联络广东国民政府，而又苦于没有适当关系。赵醒依同志利用他们这一情况，得到江西省议会会长龙钦海及文绍云等头面人物的帮助，决定成立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由江西国民党政府拨给追悼的经费5000元。赵醒侬以3000元汇寄党中央，在上海印制了有关纪念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宣传品。周治中是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之一。她领导南昌地区的妇女、青年和学生，担任了追悼会的各项筹备布置工作。追悼大会中心设在南昌百花洲沈肃公祠，连续举行了二天的追悼活动。追悼活动中向广大市民散发了大量反帝、反封建，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的宣传品。在这次追悼活动中，我被周治中指派为各组的联络员，负责联络各组开展悼念活动。
北伐战争时期，周治中已是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北伐军攻克南昌的战斗中，她出生入死，组织带领妇女配合北伐军攻克南昌。1926年10月11日，北伐军开始第三次对南昌强攻。党组织对支援北伐军已制订方案，并对妇女支前作了明确分工，要妇女们协助护理伤员，征集劳军布鞋、线袜。更重要的是为了尽量减少伤亡，责令妇女必需完成勘察攻城路线，找好向导。周治中当即表示一定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当天下午即开始紧张工作，把数万双布鞋任务分配给农村妇女组完成，袜子交给淦克群同志负责的女工组完成。晚上，周治中带领李保权（我母亲）等同志实地勘察，找到城东北的方宜巷有一条地下水道，可做秘密通迫口，并把此项工作交给党的交通员毛崽去完成，要我一家借口暂时搬到秘密通道口外去住（即毛崽家）。毛崽父子靠要鱼为生，每天早晨城门还未打开，他总是穿过这条渠道，把鱼拿到城内抢先出售。
11月2日，北伐军三面包围南昌城。开始，用木梯爬城墙进攻德胜门，因敌人火力猛烈，封锁严密，攻城不下。周治中在城内见情况紧急，立即女扮男装叫毛崽作向导，爬出城外，带领北伐军彭见清连长领导的小分队从下水道秘密爬进城，斩开德胜门的城门锁，城外北伐军涌入城内，占领了德胜门，但彭连长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战，歼俘孙传芳的军队数万人。这次北伐军攻克南昌城，妇女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给整个北伐战争全局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周治中老师女扮男装带头扒出城去当向导的情景，现在想起，还是历历在目。
三 周治中不仅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而且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自童年起就和大舅李泽民（李桂生的父亲，前清贡生）共同生活在一起，表姐李桂生多数时间在北京，她与周治中是好友，交往情深。周治中寒暑假来南昌时，经常是住在我们一起，我们彼此很熟悉。她极力主张我到“女中”附小读书，后来又引导我参加革命，我能有寸进都是她谆谆教导的结果。我的母亲李保权曾读经史，会写文章，略懂诗词，周治中就极力推荐我母亲到女校教书。不仅如此，她对任何青年女生都是同样的关心和爱护。如王志莲、肖国华、贺服丹、何淑文、刘莹、贺觉繁，夏湘苹等都得到过她的指导，成为革命阵容中的一员， 1923年秋，我在南昌女中附小读书，便和周治中同一个寝室。有一天晚上，周老师对我说：“你娘已由张来仪校长正式聘为匡秀女校教师，同意你也搬到匡秀女校去住。”还说到：“张来仪校长和你娘都是小脚，有些对外联络的事不方便，经我们商量，考虑到一些对外跑腿的事，你可以承担，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勉励我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接受任务后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她。并要我先试试看。
在一年多的跑腿时间里，我接触到了不少的革命有志之士和社会进步人士。尤其是寒暑假期间，能有机会听取来省共产党员言传身教的革命事迹与道理，给了我不少的启迪和教育，使我受益不少。
记得1925年冬季某日的傍晚，我由校返家。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你到张校长那里去，周老师他们正在等着你呢。”我听完，立即跑步前去，一进房间就看到周治中、张来仪、熊棣华、淦克群等老师和贺服丹、肖国华等同学，坐满了一房间的人。周老师见我来了，笑着对我说：“你坐下来，我们有点事要和你谈谈，看看你的意思怎样？”“刚才我们大家正在谈到你这一年多米，联系工作搞得不错，接送传递的函件都没有出什么差错，为妇女组做了不少工作。但你也还有小毛病。听说你带着一卷宣传品挤到人群中去看猴把戏。有没有这个事情？如果有，你今后一定要克服。今天叫你来，就是通知你为正式联络员，要好好干。”接着周老师向我详细交待了联络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几条规则。我暗暗下决心，牢记周老师的话，一定要把联络工作做好。
可是我毕竟年纪不大，经历的事情太少，在工作中难免小差错。记得有一次，南昌中共党组织收到上海党组织寄来有关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宣传品。周老师嘱我分送到有关地方散发。其他各地都己送到，最后一份该送给肖国华同忐，但没有找到肖国华，我就请女职的一位同学转交。这件事被周治中知道了。她叫我坐在她的身旁，耐心地告诉我，这虽然是宣传品，但南昌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还是属于违禁品。所以，我们散发的这些传单应该是秘密的。今后凡事要谨慎，周到，不然会出差错。
周老师不仅这样教育我，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涂振农老师对我说；“你告诉周治中老师明日到令公庙第一师范学校开会”。他说完便匆匆地走丁。我当时也没有细问。晚上，转告了周老师。她反问我一句：“上午？下午？”我茫然不知所答。第二天晚上她对我说：“以后转达情况要问准确、问详细。幸亏我一早就去了，没有错失机会。”听了周老师的一席话，我深感内疚，同时对周老师更加钦佩。
1927年，“八一”起义后，南昌形势急剧恶化，共产党员均按照8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召开南昌地区共产党员紧急会议所作出的指示，各自择地避风。当日傍晚，周治中老师把我叫到她宿舍对我说：“我马上就要离开南昌，经组织决定，你留在南昌，一切工作与肖国华直接联系。你们仍然在女中读书、住宿。”她给了我八吊钱，一床棉被、几件衣服。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这是组织安排，我自己也不知道。”最后她严肃地对我说：“不管形势怎样变化，我们对党都要忠诚，对革命要有坚强的信心，在工作中要慎言、谨语、胆大，心细。”我呆呆地望着她。就这样，我和敬爱的恩师周治中分别了，但万万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我们师生的永别。
1931年，日寇侵略济南，当我随山东大学学生流亡团返回南昌时，惊悉她已于是年6月30日在临川县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迫害致死，把37岁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
周治中老师的一生，可以说是奋斗拼搏的一生。她从一个农村小脚村姑，跃出樊笼，孤身离乡到南昌读书，这个胆量和勇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是难能可贵的。参加革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始终冲锋陷阵在妇女运动第一线，置个人安危不顾，出生入死，忘我地工作，成为一名勇敢坚强的战士。她在江西革命事业中整整跋涉了二十年。先后接触过不少中国革命老一辈，如：李富春、蔡畅、邓颍超、赵醒侬、方志敏、邵式平、何香凝等。
大革命时期江西妇女革命工作至今已六十多年了，回忆当年参加妇女工作的情景，周治中等妇女运动先驱，满怀雄心壮志，奋战在妇女革命工作的岗位上，配合知识分子，工农革命群众，在北伐战争的年代，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她）们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以无比的力量冲破千年封建加锁，为妇女解放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放射了绚丽的光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缔造的事业，是来之不易的。
现在我们妇女获得人身的真正自由，妇女人权得利保障，妇女生产力得到解放。这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先烈们用鲜血浇沃的成果！ （作者系江西省文史馆馆员，此文摘自1989年9月出版的《临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井泉 李井泉，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临川唱凯仓下李家人。1909年9月19日出生。1924年在县城（抚州）省立第三师范读书，与舒同、许瑞芳、章应昌、郭忠仁等数十人组织“读书会”，经常阅读《新青年》、《响导》、《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学习马列主义，探讨革命真理。1926年10月，北伐军进攻临川时，他与“读书会”的同学们在城内秘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唤起民众觉醒，瓦解敌军士气，并动员郊区农民借梯，送弹药，支援北伐军攻城。
1927年春，李井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朱德率“八一”起义部队路过临川。他毅然投笔从戎，随起义部队南征，任第4军25师政治部宣传员。他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到士兵中宣传鼓动，还爬山涉水，动员农民参军支前。转战到广东后，留在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丰顺县黄金铺区委书记、团东江特委秘书长等职，成绩显著。
1930年夏，李井泉调到中央苏区，在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担任秘书长，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至1933年，先后担任红三十五军（后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一、第三补充师政委。在中央根据地工作期间，曾因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一伙的错误批判，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积极参加反“围剿”的战斗。
长征中，李井泉历任中央直属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协助员、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其间两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抗战期间，李井泉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副旅长、政委，绥远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晋绥联防司令部秘书长，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战胜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大青山地区是中国西北的一道门户，绥远的心脏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气候异常寒冷，地域辽阔，东西长300公里，居住着蒙、回、汉族，日伪军骚扰频繁，斗争情况复杂。他根据当地特点，提出以骑兵为主的灵活、快速、机动、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游击战争策略，冲破重重封锁线，经过大小百余次战斗，粉碎敌人15次大规模扫荡和围攻，歼灭大量的土匪、汉奸和日伪。他还经常深入蒙古包和回族居住的地方，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做好民族之间的团结工作，壮大抗日力量。有一次，游击支队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俘敌180人，其中多是蒙古族。李井泉召集俘虏开会向他们讲清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救国政策，申明民族团结、共同对敌的大义，教诫他们同日、伪划清界线、回到人民一边，接着又把他们全部释放，连枪支也全部发还。塞外各个盟旗，深受感动。他率部在大青山地区建立各级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割断敌人的电线，捣毁土围子，配合主力部队全面抗战，先后消灭日军千余人，击毙伪军600余人，俘虏500余人，建立并巩固了大青山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49年2月，李井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原第三兵团）政治委员。先后领导了晋绥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参加指挥绥包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9年冬，李井泉任入川南下支队政委，参加和领导进军西南的战斗。此后，他留在西南地区工作，和邓小平、贺龙一起，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并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50年初，李井泉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兼行署主任。1952年秋，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踞之地，蒋介石在逃离大陆时，把许多军统特务和部分残渣余孽留在这里，与当地的恶霸、土豪、土匪相勾结，到处烧杀抢掠，情况十分复杂。他积极领导四川军民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工作中，他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部队、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依靠广大群众，击退了阶级敌人无数次反扑，巩固了新生政权。在农村，他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斗倒了地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把翻身后的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平川地带改造旧河道，开挖沟渠，发展网络化灌溉系统；在山地丘陵地带，建库蓄水，建坝发电，以电提灌，变旱地为水田；还重修都江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从而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生产不断发展。毛泽东在视察都江堰工程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干得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1958年5月，在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9月，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他顾全大局，说服干部和群众，牺牲局部利益，从四川调出300亿斤粮食，支援其他困难的省份度荒解难。他大力发展四川省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教育党员和工人，以红带专，大干社会主义，以科学技术推动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建成宝成、成昆两条铁路干线和成都、重庆等一大批工业城市，初步改变了西南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1964年12月，李井泉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公开点他的名，说他是西南地区“最大黑帮”、“刘邓死党”、“二月兵变”黑干将，于是被斗、被关，受到冲击和迫害，受尽屈辱和诽谤，心身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仍保持着高风亮节。他的两位亲人也为此蒙冤而死。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因年老体弱，退居二线，但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接连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他还兼任西南协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他关心群众，情系家乡。1980年，曾到家乡唱凯乡视察，了解到家乡的一条河上无桥，群众过往不便，洪水期时有船翻人亡的事故，于是立即召集当地干部商量，倡建一座“万年桥”，并为大桥题写“发展经济，方便交通”。家乡人民赞扬他“掌权不忘民，井泉万年松。” 李井泉晚年体弱多病。他在养病期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衣着朴素，破了又补，补了又穿。有一次，管理员见他屋里的窗帘破旧，打算换块新的，他坚决不要，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换，你们不要忘记国家的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病情恶化后，医生给他做截肢手术，虽疼痛万分，却不吭一声，医护人员都夸他是一位顽强的老人。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讣告称其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政治工作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 李井泉学生时代的故事 1925年，李井泉考取江西省立第三帅范学校（前称三师），他高兴极了，暑假一过便背起行装，离开故乡唱凯，来到学校所在地临川县城（今抚州市） 参加读书会 李井泉一踏进三师校门，就被校园内正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热潮所感染。当时有个姓章的青年国语教师，曾亲身参加过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思想进步。有一次，李井泉向章老师请教反袁称帝、张勋复辟以及男女平权、婚姻自主等几个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章老师看出李井泉是个善于思索、不同凡响的热血青年，便拿出自己从北京带来的《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给李井泉，说；“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这里都有你需要的答案。”从此，李井泉开始阅读革命书刊。
当时的三师情况很复杂，学生禁读一切革命书籍，若被发现就要开除学籍。为了防止校方的干涉，三师的一些进步学生秘密组织一个读书会，李井泉是个读书会的成员。他们定期开会、学习和讨论，以钻研功课、交流心得为名，暗暗研究和探讨马克主义理论以及中国革命问题。
支援北伐军 李井泉在三师读书的第二年，适逢北伐军攻打临川县城。当时盘踞临川的守敌是军阀孙传芳部刘宝题的一个混合旅，企图负隅顽抗。
10月17日，三师渎书会的同学们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以实际行动支援北伐军攻城。当晚他们派人与北伐军指挥部取得联系，接到两个任务：一是借好长梯100个，备北伐军攻城之用；二是印发革命传单和标语，以瓦解敌军士气。第二天，读书会的同学们立即分头行动，已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李井泉，积极书写革命标语，并连夜把标语贴遍县城大街小巷。
19日上午，北伐军开始攻打临川县城。敌军看见满街的传单和标语，思想动摇，有的当即“开小差”。土豪劣绅们也惊慌万分，四处躲藏，城内一片混乱。但由于城墙高达丈余，敌军居高临下顽强抵抗，北伐军两次冲锋都受阻。晚上，李井泉等人发动许多工人、农民和学生，摸黑把100多个长梯搭在城墙上。天刚拂晓，北伐军发起第三次攻势，英勇的战士奋不顾身攀梯登城，犹如神兵天降，终于击溃了守敌，光复临川。
随朱德南征 1927年8月8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李渡、云山、唱凯等地来到临川县城。
自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临川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临川特支领导下的全县工农运动开始受到反革命势力的镇压。朱德一到临川即召集县城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纠察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队员开会宣讲“八一”起义的伟大意义，号召工农革命斗争到底。到会的群众受到极大鼓舞，许多人当场报名参军。李井泉在会上聆听了朱德的讲话，革命激情进一步高涨，决定弃学从军，跟随朱德闹革命。10月，全县300多名党员、团员、工人纠察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队员加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李井泉被编入第二十五师，任宣传员，从抚州出发，直向广东进军。
我与李井泉在大青山的日子里 杨植霖 李井泉同志逝世一周年了。他一生革命的丰功伟绩，党和国家已有全面的高度评价。我这里只就他在开创内蒙古西部大青山（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中的事迹和在工作接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作一些悼忆，以示缅怀。
李井泉同志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我党、我军在内蒙古抗日战争时期仅有的一块武装抗日地区。这块地区在李井泉支队未上大青山之前，是使人难以想象的一派凄凉景象。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向西推进，八、九月里即加速向绥远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战溃退，日寇十月初侵入归绥（呼和浩特），十七日侵占包头。绥远的精华地区大部分沦入敌手，国民党的正规军完全溃退了，绥远的地方武装也陆续投敌了，少数没有公开投敌的，与敌伪有或明或暗的勾结。那时日寇占据着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伪军在铁路两侧替日寇维持交通秩序，其余地区多被成千成百的土匪盘据着。绥远的局面极为混乱。由于日寇、伪军、土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都欺压群众，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当时有一首大青山爬山调民歌，唱得非常真切： 大青山上有了雾， 老百姓正在难为处。
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亲身的体验，一切灾难都是因日寇的侵略而来的。因而，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都有抗日的要求，总希望有朝一日把这个凶神恶煞赶走。那时我军张平化等同志已在长城以南的山西境内活动，群众中传言那里有天兵，打得日寇团团转，盼望天兵早日来到大青山，拯救这里的苦难人民。
一九三七年十月，归绥、包头沦陷后，我即到晋西北一二0师向贺龙、关向应首长汇报国民党军队溃退情况，汇报后，贺、关首长命我回大青山拉“自卫军”第三路和第四路军，未能成功，即向贺、关首长写报告未完成使命，并报我拟自己搞武装抗日，请求派人来领导，托我胞兄杨植衡去送报告。搞起队伍后，书生领兵不会干，又派刘洪雄（曾任察哈尔同盟军支队长）到一二0师汇报情况，请求领导。当时由于我带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力量相对弱小，四处受敌，活动受到限制，起不了大潮的作用，我两次派人到一二0师请兵，都无消息，非常焦急。这时一二0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执行中央指示，决定以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王尚荣团长为主力，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同志担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指挥由山西成城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和以武新宇为领导的晋绥边战地动委会，共二千四百余人，北上大青山，经过两次反复战斗，费时数月，突破日寇的重重堵击、围攻，越过长城，经绥远东南部蛮汗山地区，过平绥铁路，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初进入大青山腹地。
李井泉同志由山西出发时，即派三五八旅一个姓黄的民运科长，随先头部队到大青山找我联络。九月中下旬，李井泉支队的先头部队一个连，驻在呼和浩特郊区面铺窑子村，黄科长即由该部出去找我，我率领的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在靠近呼和浩特的北山上，马场梁一带活动。一天下午游击队战士抓住一个人，说是汉奸要枪毙，后经详细询问，他说来找姓杨的，我说我就是杨某人，这时他从棉衣里拿出李井泉同志给我的信。游击队员们得知我军己上大青山，都高呼：我们的军队上来了！然后，我们和黄科长一同奔向呼和浩特郊区的面铺窑子村和先头部队会合了。先头部队和游击队的战士们在热泪含笑中，都高兴得跳了起来，群众看到那种欢乐的情景非常高兴，也受到很大鼓舞。
与先头部队会合后，我便把部队拉到李井泉支队驻地，武川县东部的官庄子村，和李井泉同志见了面。我带的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整编为绥蒙游击大队，我任大队政委，后又兼大队长。部队整编后，井泉同志从提高政治、军事素质方面关心我，让我带着队伍跟支队司令部行动。在这一段时间中，井泉同志每天与我交谈，并让我参与讨论作战方针和行军计划。这种短期实战教育，使我从各方面得到很大提高。记得那年十一月，我跟李支队司令部到达萨拉齐、武川、固阳三县交界处的巴总窑子村，几天后日寇从包头、萨拉齐等地出兵，分进合击从四面包围过来。井泉同志搞清敌进攻路线后，待敌离我们不远时，让我带队从南边走去，然后司令部的部队转移到敌人背后。敌人扑了空，天寒地冻，不能持久，狼狈地逃跑了。有一小部敌军还被我军截击，毙敌三十多人，就这样耍龙灯式的把敌人的一场扫荡粉碎了。
我在随支队司令部行动中看到警卫部队，每到一处都做群众工作。尤其是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特别好，影响着我带的游击队战士，使他们受到很大教育，军容军纪得到进一步转变。当地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中，高兴地说：“我们本地人当八路军，也能照着干，共产党、八路军真好呀！”井泉同志和我渐渐熟悉了，在行军之余更多的和我接触交谈。一天井泉同志问我带兵有什么困难，我说，“书生带兵不会干，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兵源困难，常来常走，巩固不住。”他又问“找到原因没有？有能坚持下来的人没有？”我说：“有，有几个党员和较有觉悟的少数人坚持下来了。”井泉同志笑了笑说：“这就是原因。”然后直言不讳的指出：“你过去带兵的缺点，就是不从发展党，不从发动群众，依靠基本群众做起，所以不能很好的掌握和巩固住部队，什么人能把枪杠到底，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就不能带好队伍的。只想拿起枪，不考虑枪掌握在什么人手中，一定要吃亏，不能持久的。”他的话使我如梦初醒。
一九二九年春，我派一个连到呼和浩特郊区忽寨村一带活动，日寇发现后很快包围了该村，经过激烈战斗，连长王之的和一个排长十几个战士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还不知道。司令部的侦察员侦知情况向司令部做了报告，井泉同志知道王之的是我做地下工作时的党员，是我的骨干，怕我太伤心，对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听到后千万不要激动难过。我听到一个连长和十多个战士牺牲时，内心非常难过，几乎哭出来。强忍住悲痛说：干革命必有牺牲，跌倒了爬起来再干！井泉同志听后，严肃的鼓励我：好！这就对了，就这样锻炼，越炼越强。言简意赅，使我多次深思。一次井泉同志和我谈到各种政策问题，我问他政策的最大效用是什么？他说，抗日战争中，政策的效用莫过于团结自己，打击敌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政策的重要性。最难忘的是他直率地批评我对党的理论知识和党的工作懂得太少了，要我抓紧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理论、政策水平。我感到他的这些批评教育正是指到我的要害处，说得很对，内心很感激他。一九三九年春四月里，井泉同志让武新宇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任大青山特委书记，我怕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井泉同志又和我直接谈话，要我做党的全面领导工作，担任绥西地委书记。
井泉同志党性原则性强，工作严肃认真，为人大公无私，严格要求同志，特别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如一九四八年晋绥土改中，在初期有过左的做法，经过毛主席批评纠正，晋绥中央分局很快发出指示，纠正左的错误。至今我还记得指示中有一句话：中央分局在领导上糊涂错误，责任在分局，要求下面立即改正。当时井泉同志是分局书记，他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坚决改正错误的态度，推动了下级党委迅速改正左的错误。我在土改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错误，看了分局指示，也主动向干部作检查，改正错误。
更值得我们怀念的是井泉同志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开创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们在大青山地区做到扎下根子、钉上钉子，以备战略反攻。李井泉支队上大青山后，活动于归绥、包头之间的山区，这个地区是绥远的心脏地带，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确实使日寇日夜难安，因此，日寇总要企图用一切办法赶走我军，扫荡与反扫荡将是反复的长期的。所以他一上大青山就让同志们要有长期艰苦战斗的准备。为此，井泉同志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解决抗日信心问题。李支队上大青山前，日寇炫耀未遇国民党军队抵抗，轻易占领归绥、包头，说中国军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借以夸大他的威力。他们为了扩大声势，企图利用蒙古民族少数坏人作其帮凶。便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归绥召开蒙古大会，成立所谓蒙疆自治政府，扇动蒙古族少数人偏狂情绪，制造蒙汉民族矛盾，破坏蒙汉民族团结抗日。在我军进入绥远境内时，日寇左堵右拦，一再叫嚣大青山是防共隔绝地带，绝不允许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个地方存在。但是敌人的意图适得其反，李支队不但开进了大青山，而且从集宁县以北的灰腾梁到包头以北固阳县境的高特儿梁，横扫阴山七百里，在广大地区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打得日寇焦头烂额，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无法招架，以铁的事实彻底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是加强蒙汉各民族的团结、壮大抗日的力量。大青山地区原是蒙古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间隔阂较深，加上日寇进行民族挑拨，民族间有离心离德倾向。八路军李支队上大青山后，十分注重蒙古民族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连王公贵族都在团结争取之列。如我军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全部俘虏了四子王旗的保安队等伪军一百八十人，我军在讲述了民族政策后，又全部释放了他们，连四子王旗保安队的枪枝也都全部发还。这次战斗是李井泉和王尚荣团长亲自指挥的，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事实说明共产党对蒙古民族政策是真诚的，震动了塞外各个盟旗。此后，很多蒙古上层人土和佛教喇嘛领袖都和我军接近，如武川东部的红召当家的二喇嘛，还和姚哲司令员、张达志副政委成了密友，给我军供给很多马匹，暗中运送枪枝弹药。李支队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开始改变了旧的民族关系，加强了蒙汉民族团结、合作互助、共同抗日的新局面等。
三是迅速建立骑兵部队。大青山地区辽阔，丘陵地区多，人口稀少，气候寒冷，游击性很大，要坚持大青山的抗日游击战争，没有骑兵是不行的。井泉同志一上大青山即注意把步兵变成骑兵。步兵变骑兵出现了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如马匹来源，战马装具，训练作战，供应等都急需解决。李井泉同志费尽心血，想方设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不到一年时间就把步兵全部变成骑兵。这样我们就能在广大的塞外地区和敌人长期周旋。一九三八年底，王尚荣团长奉命率七一五团向河北省冀中转移，实际上给大青山只留下两个连和成诚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及新扩大的部队约一千四百人。在主力部队离开大青山后，我们仍然坚持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最后和平解放绥远。
四是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大青山地区的主要统战对象是民族、宗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开明地主等。我们的政策是，凡是有利于抗日的都在争取之列。蒙回民族都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我们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政策，得到蒙回民族的拥护。陶林县的蒙古族上层人士、武川县红召的二喇嘛、召河的索木腾活佛、乌素图召的三片喇嘛都帮助我们进行抗日工作。
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真诚合作抗日的政策，对么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是帮助他们把军队搞好，他们的官兵对我军印象很好；国民党绥远省政府的游击专员张遐民，提出要给我方划定活动区，意在划地为牢，因为不利抗日，我们不能同意，归绥县游击县长提出委任区、乡动委会干部，我们也未同意，打破了他们限制我方抗日的阴谋。刘‘游击区内的地主，争取他们抗日。因之，除少数地主逃走之外，大多数参加了抗日。如武川县的地主刘禹，把全家大部分资财供给抗日，成为开明人士的典型。总之，在井泉同志上大青山后，广泛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是整治社会秩序，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当时的局面极为混乱，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土匪、伪军、国民党的“自卫军”等横行乡里，群众无法生活，此种情况继续下去，无法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为此，井泉同志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建立大青山抗日动员委员会。以武新宇同志率领的晋绥边区动员委员会，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武川县东部的西河子一带建立起县、区动委会，接着由东向西在大青山普遍建立动委会，先建立区、乡动委会，相继建立县以上动委会，动委会是群众性组织，群众事无大小都要找动委会解决，无形中各级动委会行施了政权的职能。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进行建党工作，每区都没党的工作组或工委会，和区动委会一起办公，为了能掩护工作，每个区动委会可组织二三十人的游击队，由党的区工委领导、队长由党员担任，或由工委书记担任，区、乡动委会在农民、青年、妇女群众中建立救国会。这样，党即以动委会的抗日工作入手，形成党对军政和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
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根据地的头等大事。我军于一九三九年春一举将大青山二三千大小股土匪全部剿灭，群众欢呼称快说给他们除了大害，自动掀起拥军参军热潮。从此军民集中精力打击日寇，党的组织在基层逐渐建立，区、县动委会，抗日政权的逐渐形成，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的组建，农民、青年、妇女群众团体在各地展开活动，这样，我们在大青山扎下了根子，钉上钉子，在以后的战略反攻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我长期做地下党的工作，对于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没有经验，井泉同志在开创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中，给了我许多教益和帮助，使我难以忘怀，大青山地区各族人民怀念他，我更加怀念他。
在井泉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往事桩桩涌向心头，撰诗一首，以示哀思。
俯首萦思战斗年， 阴山热泪洒尊前。
三生愿效忠民绩， 两祸成灾记乱源。（注） 举国同心图整治， 神州阔步不迟延。
请君闭目长安息， 更待佳音报九泉。
（注）林彪“四人帮”为两祸。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此文来自《临川文史资料》（1990年12月，第四辑） 悠悠桑梓情 ——李井泉与家乡人民的故事 苏辑黎 熊维中 从英雄城南昌乘汽车向南行驶，临近抚州市三十华里的地方，是临川县的一个古老的小镇，叫唱凯镇，当地人称唱凯集。据说因为明朝一位将军在这里打了一场大胜仗，高唱凯歌返回朝廷，小镇由此而得名唱凯。镇东南六华里有个村庄，村东建有一座粮仓，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这村庄便被命名为仓下。仓下村不算大，至今也只有110几户人家。公元1909年9月19日，已故国家领导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的李井泉就诞生在这里。1927年夏，年方十八岁的李井泉追随八一起义部队南下，也是从这里迈开革命的第一步。此后三十余度春秋，李井泉南征北战，东奔西忙，一直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60年5月年过半百，才头一回重返故里。虽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家乡事，家乡人，却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这位革命先辈的脑际，牵系着他的思绪与情怀…… 悠悠桑梓情，拳拳赤子心，仓下的土地临川的水，生养和哺育了李井泉；系家、国于一身的李井泉，又怎能不常常惦念临川，关怀仓下？ 少年之光 站在仓下村朝北望，一条银带似的小河蜿蜒西去。小河发源于东乡县境内，故称东乡河。村里人简称它为东河。东河宽约百余米，夏秋枯水季节，老表们打着赤脚就可以从河上涉水而过，但汛期来时，河槽里浊流滔滔，声震四野，连深谙水性的人也惧怕这三分。东河向西汇入抚河，故仓下村人，由此乘船顺流而下，约两昼夜便可抵达省会南昌，交通极为便利。不过，这里的村民世代务农，对如此便利的水跑并未能充分地加以利用，最多只是农闲时候，驾上一叶轻舟，撤出一张渔网，捕捞些活鱼鲜虾聊饱口福罢了。倒是村中的放牛娃如鱼得水，从小就在河里乐滋滋俯仰沉浮，一个个练就了劈波斩浪的水上功夫。
小时候，李井泉就是这群放牛娃娃中活跃的一员，伙伴们都亲切地叫他“泉仔”。每逢放学后，他便呼朋唤友，挥舞着牛鞭，到东河堤畔或对岸的荒坡上去放牛。那时，东河的十里长堤上，每一段就有一个小小的亭子，平日供路人躲避风雨，涨水时用来堆放防洪物资。亭子虽小，但对于天真烂漫的放牛娃来说，不啻是一个理想的乐园。兴之所至，他们在这里谈天说地，下棋摔跤；疲倦了，天作铺盖地作床，睡他个七颠八倒。等到牛儿吃饱了，自己也玩足了，便沐浴着四合的暮色，悠然自得地骑着牛儿回家。
李井泉从小与东河结下不解之缘，哗啦啦的河水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他不仅游泳是行家，“射眯子”、“踩水”、“浮尸”，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划船也是能手，坐在小船头，靠手中的一把桨，能叫船前后左右听从调拨。有一年涨大水，田里禾秆被水冲走，斯文的父亲急得直跳脚，是他划着小船急流而下，把流散的禾秆捞上来抢运回家。汹猛的洪水不仅冲走过李井泉家的庄稼，有一回还甚至差点夺去李井泉的生命。那是他13岁的时候，临近端午节，抚河发了大水，沿千金坡而来的滔滔洪流冲倒乌鱼陂水坝，直向唱凯一带平川倾泻，到了仓下东时，正在劳动的李井泉听到哗哗水声，抬头一看，滚滚的洪流已冲到了跟前。在这危急关头，如果惊惶失措，很可能会被洪流淹没或者卷走。李井泉镇定地举目四望，以寻求逃生的希望，当他看见近处正好有两株大梓树时，情急智生，拔腿就向最近的那株大树跑去。人到树下，水已追到脚边。只见他纵身一跃，抓住树枝，“刷刷刷”几下，就爬上了树梢。水涨人高，再汹涌的洪水也莫奈他何。
洪水在树下怒吼。
李井泉在树上欢笑。
一个多么机灵、沉着的孩子！ 少年李井泉活泼好动。在三师附小和省立第三师范（今抚州市一中）读书时，同学们曾赐给他一个“麻雀眯”的外号，形容他象小麻雀一样喜欢蹦蹦跳跳，他善于踢毽子（此间孩童用铜钱或锡块钻眼插上鸡毛用脚踢打的一种玩具）。在有几百号人的仓下村，谁也踢不赢他。他熟练得能站在井圈上踢个不停，其胆量与技法，无不令人咋舌。他身体矫健，腿长跑得快，放牛娃中没人追得上他。伙伴们常常将一把铁锹插在田中作为标记，然后在远处站成一排向铁锹跑去，最先从地上拔起铁锹的，回回都是他。李井泉体力强，又有一股顽强的毅力，“三师”开校运会，他总是争着跑一万米，即便因为年纪小而拉在后面，也咬着牙关一步一步坚持到底。
爱劳动也是李井泉的本色。在家中，除了姐姐和妹妹，三兄弟中，他是老大。因此，重点累活少不了他。空闲的时候，还背上背一个妹妹，手上牵一个妹妹玩耍。父亲李清友，又名李梅修，在唱凯镇是个有身份的人物，任过团总和小学校长。家里种的几亩地，从栽插到收割，李井泉都是主要劳力。一次割禾，不小心割破手指，鲜血直流，他稍加包扎，仍旧不肯放镰刀。家里建房子，地基是一口小塘。李井泉放下书包，就和父亲一起挑土，肩膀压肿了也不叫一声苦。父子俩硬是靠一担担泥土一担担石头，把整整一口塘给填平了。在学校，他和同学郭忠仁等人，利用课余时间，义务植树，美化校园。第三师范八角亭（今称金棍亭）周围的桐树，一大半都是他们俩人栽下的。
提起读书，李井泉更不在同学的话下。父亲是乡间少有的知识分子，望子成龙心切，经常把儿子关在房里，要他读四书、五经。待他年岁稍长，又送他到抚州进洋学堂。这在那时的乡间，是很少有的。父亲与附近周博巷村的地主周风辉很要好，钱不济时就去向他借。然而李井泉从小爱憎分明，看不惯那些一向横行乡里的富人。听说父亲向这样的人借钱，很不以为然，一再劝说父亲：“不要借这种人的钱，他们归根结底是要被人民打倒的！”为此，父子间不止一次发生激烈的争执。
为什么李井泉年纪轻轻就如此嫉恶如仇，憎恨那些富人呢？这与他在第三师范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和薰陶有很大关系。
1924年秋，年满十五岁的李井泉一踏进“三师”的校门，就为校园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所振奋。教他国语的青年教师章涤昌，曾在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他利用授课之便，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课余时，还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偷偷地拿给李井泉等学生看。在当时的学校里，一切宣传革命的书刊均在禁读之列。学生阅读这类书刊，一旦被校方发现，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为了避人耳目，李井泉与舒同、许瑞芳、章应昌、郭忠仁等进步同学商议，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明为钻研功课，交流心得，暗中却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从这个时候起，李井泉就开始树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终生的伟大抱负。
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和支配下，年轻气盛、敢作敢为的李井泉，干出了一件又一件惊人之举。
刚进“三师”不久，他就参加了少年儿童队，带头上街书写革命标语，与同学结队到城内武昌阁、承春阁捉娼，吓得鸨头和娼妓屁滚尿流，闻风而逃。他们还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四处宣传妇女不要缠脚，上街剪掉男人的辫子。
此时有一个叫黄有荣的同学，秘密去报考黄埔军校。李井泉不怕有人告密，动员同学们捐钱捐物，并和几个同学一起送他上路。
李井泉在校学习努力成绩好，国语水平更高出其他同学一筹。他写过不少进步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化名登在当时的地方报纸上，有的文章在八一起义部队南下时当众宣读。由于他思想进步，1927年，由该校老师章涤昌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李井泉还把革命的精神带到乡间。1925年春，正当插秧季节，仓下村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姓艾的人偷了一个李姓人的秧苗，被李姓人当场拿获并缴了秧架和扁担。艾某本来理亏，但他仗着女婿万武在省财政厅当官，请来了四乡的名流出面替他说话，颠倒黑白，结果反而罚了李姓人两块现洋。李姓人自然不服，便豁出命来与艾姓人打了一架。这下触怒了艾姓人的头面人物“千总”艾五老爷，他坐着一座四人抬的大轿去抚州衙门告状，扬言要将李某收监。其时，李井泉恰好放农忙假在家，闻知此事，一股怒火禁不住涌上心头。
他与一群正直的村民追上前去，要与艾五老爷当面理沦。谁知艾五老爷倚权仗势，盛气凌人，大骂李姓刁民目无王法，聚众闹事。李井泉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大喝一声，带头抡起手中的扁担，和乡亲们一起，把艾五老爷的轿子砸得稀巴烂。吓得艾五老爷双膝跪地，连连求饶。这场大快人心的反抗斗争，数十年后，仍在唱凯一带传为美谈。
1925年10月，北伐军乘胜攻打临川县城（今抚州市）。盘踞城内的守敌军阀孙传芳的一个混成旅宣布宵禁，妄图死守待援，作垂死的挣扎。李井泉闻讯，立即召集读书会的同学秘密商议，决定顺应历史的潮流，采取果敢的行动，支援北伐军。当晚，他们趁着夜色，从西门城墙下的流水沟爬出城外，赶到北伐军指挥部的驻地上顿渡，与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并接受里应外合、配合攻城的任务。第二天，这些同学便分头行动，有的到近郊农民家中借梯子，以备北伐军攻城之用，有的筹集稻草，组织担架队，有的刻印传单、书写标语。李井泉奋笔疾书，一人就写了好几百条标语。无所畏惧的学生们连夜把这些标语、传单贴遍了大街小巷。
10月19日，北伐军开始攻城。守敌看见满街的标语传单，以为北伐军已经进入城内，军心开始动摇。仗还未打，有的士兵就悄悄地开了小差。土豪劣绅们也闻风丧胆，有如惊弓之鸟东躲西藏。北伐军发起两次冲锋，由于城墙上的部分守军居高临下，负隅顽抗，两次攻城均受到挫折，但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李井泉等“三师”学生分头出发，动员工人农民，摸黑把备好的一百多架长梯搭在城墙外。第二天拂晓，北伐军攀梯登城，发起了第三次强攻，终于将城门守敌一举击溃。在临川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威武雄壮的北伐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县城。
1927年夏，南昌“八一”起义军路过临川。一心向往革命的李井泉毅然弃学从军。他瞒着父亲离开仓下村前，好友黄蠢仔得知消息，把在河里洗澡时偶然捞到的一支步枪送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便扛着杆枪，加入了南下的起义部队，在第四军25师政治部担任宣传员，跟随朱德、贺龙等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的革命征途。
返乡之行 1974年2月，寒风料峭，滴水成冰。然而无法阻挡的春天，已经悄悄地来到了江南大地。旷野间，枝头上，点点嫩绿正在蓬蓬勃勃地绽放。
这天一早，仓下村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村民们以无比急切、无限喜悦的心情，等待着李井泉第一次返乡探亲。
确切地说，自从离开家乡，投身革命，身任要职的李井泉已是第二次回归故里。1960年5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在上海参加中央的一次会议后，途经南昌，和元配夫人肖里一起，顺道来到了久别的故乡小镇唱凯。一下车，便提出要到仓下村看看。那时唱凯到仓下未修大路，加上连日来春雨霏霏，乡间小路烂成了一团泥浆。县里的同志为了安全，开着一部吉普去试探了一下，结果车子“搁浅”在半路上。李井泉望着近在眼前的家乡，决计步行回村。他撑着一把布伞，迈着大步踏上了泥泞之途，但很快被随同人员婉言劝阻。看到这样的情况，公社书记很不过意，建议他到抚州小住一晚，第二天乘车返村。李井泉摇摇手说：“我住下，你们要老百姓连夜为我修路，怎么行？”他谢绝了公社领导的好意，只在公社尽稍事休息，就勿勿驱车赶回了南昌。
短暂的停留时间里，李井泉仔细询问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当他了解到大跃进中全民办食堂时，这里到处的树木都砍光了，群众现在缺柴烧，便鼓励大家发展沼气，解决燃料的不足，并建议县委组织技术人员去四川参观沼气建没。当他得知仓下村还没有学校，建议要在村里办个学校，免得年幼的孩子舍近求远，到周博巷去上学。
1960年初夏的过门未入，在李井泉的生活中，留下了一次深深的遗憾。
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打算好好地把家乡看个够，把乡亲们的话听个够。上午九时许，车一到仓下村口，李井泉就急切地下了车。走到村前一幢印字屋旁，儿时的记忆浮上心头。李井泉指着面前的印字屋，操着浓重的乡音，肯定地说：“这是毛仂的屋！”被称做毛仂的村民恰好站在屋边，听了这话，望着来人，惊喜万状地连忙接口：“井泉呀，我就是毛仂！”副委员长与儿时的伙伴又是握手，又是寒喧，高兴得眉飞色舞。老实巴交的毛仂拘束地笑着，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候，乡亲们都激动地围上前来，你呼我喊，令李井泉应接不暇。在村民们的簇拥下，李井泉来到自家门前。保卫人员见人太多，催促他尽快进屋。李井泉却站在台阶上乐呵呵地说：“今天是我李井泉演戏，我要在台上多站几分钟。”后来有人端出一把滕椅，他便坐在自家门前的一株柚子树下，笑盈盈地向村民们招手致意。
见过乡亲，李井泉返身进屋。这是赣东乡间常见的那种一向四间砖木结构的民房，是他小时候和父亲一道挑土运石修建起来的。虽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小屋依然显得那样结实耐用。李井泉看看门窗，摸摸墙壁，不禁喃喃自语：“好！终于到家了！”此时，本村的，外村的，相识的，不相识的亲属，先先后后都赶来了，他们要仔细看看这位当上了“大官”的亲戚，要向他表达山山水水难以阻隔的亲情，要向他倾诉久蓄心中的欢乐与苦衷…… 妹妹屋英带了几个小孩从东乡县占圩风尘仆仆赶来，挤到最前面，亲昵地喊了声“哥哥”。李井泉非常亲切地和她拉起了家常，问这问那，当问到她有几个孩子，妹妹说生了大小七个时，他惊讶地喊起来：“哎哟，那么多！我生了七个，犯了错误，你也犯了错。”回过头，他又问身旁的侄婿万贵学：“你生了几个呢？”万贵学告诉他：“生了六个。”李井泉摇摇头，诙谐地说：“年纪轻轻的就生了这么多。中国人如果都象你们，粮食都要吃光啰！应该计划生育才是。”万贵学只知羞愧地点头，不知道该如何答话，他的爱人赶紧接嘴：“伯父批评的对，我再也不生了，下次就去结扎！”李井泉听了，这才连说：“对！对！”开心地笑起来。
李井泉关心家乡的一草一木。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他家挨户都走了走，又特地到村小学看望了师生。最后，迎着扑面的冷风，沿村庄转了一圈。看到村周围的树木稀少，他要求村干部要带领群众美化环境，搞好植树造林；看到村里的池塘大多荒废，他建议多养些鱼，增加收入，改善群众的生活；看到通往罗湖的小港上只搭了块跳板，他又提议修座桥，方便过往的行人。
挨近吃中饭的时候，李井泉兴犹未尽，为了节省时间，他吩咐随同人员取出带来的饼干，招呼大家与他一同吃干粮。一边吃，一边又对生产队的干部说：“仓下是杂姓村落，李姓是大姓。你们不要以大姓压小姓，各姓之间要搞好团结，也不要同邻村去闹纠纷。不要认为我在中央工作，就去欺侮别人。我李井泉是共产党的官，不是国民党的官。解放前，地主周凤辉就是仗势欺人，所以被人民打倒了。现在仓下的干部都是李姓人，这不好。各姓都有能人，都该有人当干部。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搞五湖四海嘛！” 吃过中餐，李井泉又邀请村中的李科修、李开修、李贤等几个老人座谈，一条一条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老人们提出小学教室不够，李井泉爽快地说，可以把闲着的那幢房子利用起来做教室。当话题转到群众生活问题时，有人反映李玉祥的父亲病得快不行了，家里买不起棺木，李井泉甚为同情，立即让秘书从他的收入中掏钱买树，替老人做副棺材。李兹祥谈到家中盖房万事俱备，就是缺木材，李井泉又交代公社干部，设法为老人解决10个立方米的木材指标。说话间，李井泉询问起当年送他一杆长枪的黄蠢仔，旁边的人告诉他，蠢仔己不在人世。他脸色凄然，叫人请来黄蠢仔的妻子，送给他一些钱表示慰问。看到李井泉如此热心地为集体、为乡亲解危济困，他那在公社当干部的堂弟李地泉也嗫嗫地提出家属尚未转商品粮的问题，希望堂兄为他说句话。李井泉却严肃地说：“这种事，还是应该按政策办。” 开完座谈会，李井泉来到东乡河堤上。望着汨汨西去的河水，他对随行的同志深情地回忆道：“这堤上原有个亭子，小时候我在亭子里睡过觉呢！河岸边原来栽有不少的树，可惜现在都成了和尚头了！” 在旁的干部和亲属耽心李井泉受凉，几次劝说他回村。但他仍旧迎着凛然的寒风，兴致勃勃地在河堤上伫立了许久。
下午四时许，李井泉在自家的老屋前摆置酒席，款待亲属和当地干部。他知道家乡人喜欢吃红烧肉，一再关照厨房多准备些红烧肉。
按照随同人员的安排，酒席一共摆了两桌，一桌坐亲属，一桌坐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李井泉见如此场面，似有亲疏之嫌，便提议将两桌拼成一桌，并说：“这样大家更亲热！”他恭敬地请年迈的婶娘坐上，自己则在旁边落坐。席间，李井泉频频举杯，劝酒劝菜，气氛显得十分和谐融洽。
返回抚州地区招待所后，华东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刘美贵等人，要求副委员长接见。李井泉皱着眉头，重重地说了两个字：“不见！”当临川县人武部的负责人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乱批乱整人，并诉说自己心中的种种疑虑和委屈时，他镇定自若地说：“他们这些人撑饱了饭，总得找点事干干。文化大革命就象涨水，来得快，退得也快。谁故意乱整人，决不会有好下场！” 1977年10月8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整整一年了。心情舒畅的李井泉偕同夫人杨荫梧由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熊振武陪同，第三次回乡探亲。看到遍地将成熟的晚稻泛起千重浪，他的脸上也泛起欣慰的笑容。李井泉清楚仓下村的过去，由于地势低洼，又无水利设施，村子落雨就涝，涨起水来，附近“九梁十三村”的农民，都扛着锄头来这里决堤泄洪，致使大水直往仓下村里灌。农业歉收，老百姓不得不靠借贷度日。有的人家，长年吃红暑杂粮裹腹，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有碗粥吃。正因为这样，李井泉在四川任省委书记期间，就曾几次托人转告家乡的干部：要把农业抓好，要把水利修好。仓下村的干部群众牢记他的教导，齐心办农业，大力修水利，把生产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对国家的贡献也逐年增多。连续几年，被评为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出于对家乡生产的关切，这回一进村，李井泉就向大队干部和老农了解生产情况，了解农作物的产量和群众的收入，询问一亩晚稻，到底能打多少粮食？有人估算了一下，告诉他，可以打600至700斤。李井泉将信将疑，提议还是割一亩田试试。几个社员正要去扛打谷机、拿镰刀，旁边有人轻声地提醒副委员长：“晚稻还没有完全成熟，现在割浪费大。”他听了，忙制止道：“算了，算了。既然会浪费，那就不要割了。” 队长李其祥的父亲李开修，是李井泉的父辈。老人家凡事肯动脑筋，也颇有见地。趁此难得的机会，他把积了多年的一桩心事端了出来：“井泉呀，解放后我们的生产条件是好多了就是东河上没有一座桥，对临川、东乡、金溪三县交界地区的群众十分不便。万年桥倒塌了近百年，一直没人去修复。你可一定要想个办法哟……”李井泉听了高兴地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正合我意！修建万年桥，既便利群众，又能发展生产。寿亭岗一带的荒山垦出来，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大有好处。小时候我就说过要重建万年桥，这个桥早就该建了！”说完，他把陪同来的省、地、县、社四级负责人叫到一块，在陈述了建桥的种种好处之后，恳切地要求他们落实此事。同时，建议省、地、县各出资10万元，公社也适当拿一些钱，通力合作，争取尽快把桥建好。
当晚，李井泉下榻抚州地区招待所。许多亲属随后赶来求见。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希望李井泉帮助解决。对于这些要求，李井泉的原则是：能帮助的尽量给予帮助，不符合政策的一律不办。他苦口婆心地教育自己的亲属“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赖政府，也不要依赖我。” 李井泉的一个侄女从罗湖乡下赶来，请求伯父说个情，让她去当兵。李井泉回头询问担任仓下生产队长的堂弟李港泉：“港泉呀，仓下村是不是办了养猪场？”港泉回答：“办了。”李井泉又问：“养猪场缺不缺人？”港泉说：“还缺饲养员。”李井泉说：“那好，我这个侄女要找事干，就让她到你们养猪场去养猪，养猪也好嘛！也是工作！”说得侄女红着脸，撅着嘴，不再吱声。
唱凯院下陈家来的两个高中毕业的外甥女，也来找舅舅安排工作。李井泉知道她俩有文化，便问：“你俩要工作，愿不愿意吃苦？”两个外甥女异口同声说：“愿意！”李井泉听了，很高兴，忙笑着说：“前些时，我碰到一个在井冈山工作的老部下，他告诉我那里办了个造纸厂，条件差，招不到工人。你们愿意吃苦，又有文化，我介绍你们去井冈山造纸，如何？”两个外甥女听说是去革命老根据地井冈山参加建设，欢天喜地说：“好！好！我们去，我们去！” 李井泉姐姐李柳英的大女儿家里遭火灾，见面后很自然地诉说起自己的不幸。李井泉闻言很是同情，要县领导向民政部门捎个信，看有没有可能照顾一下？他还迟疑地问在场的干部：“我这人脸皮厚，到处卖老面子，以后又要打倒。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走后门？是走后门你们就不必传话了。”在场的县委书记叶学龄接口道：“我看不算走后门。遭灾的既是您的亲属，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政府有责任关心他们。” 会见后，李井泉一再交代县、社干部：“对我的亲属，生产上的事可以帮忙，其它的事就不要理睬。”同时吩咐招待所：“我的亲属在所里用膳，记在我的帐上，由我来付钱。不要把地区招待所变成了李家祠堂。” 第二天，李井泉又驱车来到仓下，这里看看，那里走走。他见有个孩子被同伴打了，正哇哇大哭，便对小孩说：“不要哭，不要哭。谁欺负你就同他斗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怕什么？”那个小孩听了很快止住了哭声，在场的人一个个都点头笑了。这时，有人告诉李井泉，他的侄子私自把他和父亲亲手建的房子卖掉了。李井泉怒不可遏地叫人找来侄子，当场训斥：“你年纪轻轻不思创业，只知道卖家产过日子，太不象话！这房子没人住不要紧，可以给生产队用嘛！做学校教室也行！生产队不是用它做过仓库吗？”侄子羞愧地表示：“伯伯说得对，我一定把房子赎回来！” 晚上，公社留吃饭。李井泉叮嘱菜不要多，也不要鱼肉，弄点芋头、南瓜、霉豆腐、粘米团子就行。李井泉津津有味地吃着家乡风味的饭菜，兴致盎然，谈笑风生。
1979年10月29日，秋高气爽，遍野金黄。李井泉夫妇由江西省副省长张国震陪同，第四次回乡探亲。一到唱凯，就问起重建万年桥之事。当听到万年桥因资金问题没落实，尚未动工时，他面露不悦，沉默了许久。突然，他提出要去东河对岸寿亭岗一带看看。当地干部即准备了一只渡船。一行人就从万年桥旧址横过东河。李井泉站在船上，指点对岸不远处的一片荒坡，动情地说：“这沿河的荒山开发出来，能种很多经济作物，今后的唱凯定比现在更加富裕。看起来，重建万年桥还是很有必要，也刻不容缓啊！” 回到唱凯，有人请李井泉为以后的万年桥题几个字，李井泉欣然答应，挥笔题写了“发展经济，方便交通”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随同的省、地、县、社领导经过商讨，当场拍板，确定下月动工重建万年桥。李井泉高兴得连连拱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临别，他第一次高兴地与公社干部合影留念。
1983年5月20日，担任中顾委常委的李井泉，和夫人杨荫梧一起，再次来到抚州。视察工作之后，又回到了家乡仓下村。
在仓下村，村干部一见面，就向他报告万年桥早已建成的喜讯。新桥长124米，宽7米，从开工到竣工，只用了六个月。他们还告诉李井泉；1982年夏初，临川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洪灾，万年桥立下了大功，东河南岸成千上万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和牲畜，就是经由此桥转移到对岸的安全地带。为此，群众很感谢他，说他为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乡里有位老先生还在桥头题了四句诗：“万年桥复通，开国大臣功，掌权不忘民，井泉万代颂。”赞颂他的恩德。李井泉听罢连连摇手，说：“这主要是大家的功劳，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功劳，我只不过提个建议而已。” 李井泉不顾年事已高，提议去离村一华里的万年桥参观。一路上，他关切地问起新桥建成后，寿亭岗的面貌有没有变化。陪同人员告诉他：新桥通车不久，寿亭岗农场的1600亩山地上，产量即创历史最高纪录，800亩桔园收柑桔160多万斤，并列入国家星火开发试点。就在这块昔日的荒坡地上，如今又在进行花生根瘤菌试验和低产田的改造。李井泉高兴得不住地点头：“我总算完成了一桩心愿，我总算完成了一桩心愿。”他兴奋地告诉乡亲们：“北方有一户人家，养了几百匹马，很快富起来了。希望家乡的农民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争取早日过上更好的日子。” 东河两岸的群众听说李井泉视察万年桥来了，成群结队地涌来看望。在平坦宽阔的水泥桥面上，李井泉遇见了几位小时候在一起放牛的农民，亲切地与他们说长话短。他还凭着惊人的记忆叫出了一位老太婆的名字，饶有兴味地与她拉起了家常，临别还高兴地与这位老太婆一起照了相。
回到村中，李井泉指着村里散乱的房屋，对村干部说：“今后老百姓盖房子，你们要作好规划，一排一排的盖，做到美观、整齐，显示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气派来！”他的夫人杨荫梧接口道：“这样好。再过几年，仓下村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就要离开家乡了。年过古稀的李井泉依依不舍。他拍拍这条树枝，捏捏那株小草，无限留连的情意从他眉梢眼角显露出来。亲友们含着泪水，一步一步簇拥着他上路，多么希望和他合个影但谁也不敢开口。因为他们深知，李井泉极少与亲友合影，他不愿亲友借他的名义去给政府添麻烦。不过这一次，李井泉倒主动提出要合个影，亲友们听了，无不感到格外的开心。
迎着初夏明媚温馨的阳光，“咔嚓”一声，摄影机镜头把李井泉修长的身姿及奕奕的神采，最后一次镶嵌在家乡的土地上，镶嵌在家乡人民的心里头！ 父老之爱 参加革命后，李井泉由于公务繁忙，前后总共只返乡五次，每次逗留的时间都很短暂。但仅从这五次返乡之行就可以看出，他对家乡的父老兄弟充满了深情的挚爱。李井泉长期在外地工作，和家乡远隔千山万水，然而他的心，一直和家乡靠得很近很近。他身居高位，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但始终惦记着生养他的土地，不忘对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必要的支援和贡献。
每次回乡，李井泉除了在仓下村留连忘返，还在地、县领导陪同下，抓紧时间就近调查研究，参观访问。他先后视察过抚州棉纺织厂、临川县农机厂、化肥厂，重访过母校—抚州市第一中学，并在温泉疗养院沐浴过家乡水的清新与柔情。60年代中期，唱凯的社办企业较为落后，为扶助集体经济，他向公社提供了一套农机设备，还为生产队联系购买了一台丰收27型拖拉机；临川县红旗桥镇兴办果园，急需优良树苗，他介绍当地干部到四川引进7000株“鹅蛋干”良种桔苗；县化肥厂开工，缺乏优质煤，他出面请中央有关部门为该厂解决山西煤的供应。李井泉还亲自为临川染织厂联系购买宽幅机床，批准接受抚州地方剧团的几位业务骨干到成都学习戏曲、音乐。一句话，只要是对家乡有益、对群众有利的事，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他都乐意帮助。
李井泉对家乡满怀深情厚意，家乡父老对李井泉也奉献一片赤诚。
全国解放后，家乡人得知李井泉的工作地址，常常推派代表千里迢迢登门看望，向他汇报家乡的建设情况，邀请他抽空回乡走走。顺便还捎去一些家乡的土特产。1974年他返乡时，出于对家乡艺术的偏爱，提出要看抚州采茶戏，并指定演《攀弓带》、《张三借靴》、《补背褡》等古装剧目。其时，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古装剧成为封、资、修的代名词，在文艺舞台上已经完全消失；剧团的演员被揪的被揪，下放的下放，连服装和道具也早己作为“四旧”而付之一炬了。要演出这样的剧目，不仅困难很大，而且需要承担风险。地区领导当机立断，决定为李井泉作专场演出。演员们找出自己私藏的服装，日夜排练，很快满足了李井泉的要求。家乡音，故里曲，丝丝入耳。副委员长陶醉在浓重的乡情之中，不时地鼓掌。看到开心处，李井泉笑得象个天真的孩子，连声称赞：“这些戏演得好，看得有味！” 对于李井泉在几次回乡中的教导和指示，家乡的干部和父老乡亲总是尽力予以落实。他说村中要绿化，干部们便发动群众沿公路和堤坝上栽了160多株柳树和木梓树；他说莫要荒了水塘，乡亲们便在13亩水面的池塘里，放养了几万尾鳙鱼、鲢鱼、鲤鱼和鲫鱼；他说盖房应该有个规划，不几年，乡亲们就整整齐齐地盖起了40多幢新房；他教导各姓要搞好团结，各姓人都要有干部，仓下村在改选领导班子时，都一一地照办了。1984年前后，临川县人民还记住他20多年前的教导，大办沼气，使该县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沼气县。
十年“文革”期间，李井泉被“四人帮”打成“西南区最大的走资派”，身陷囹圄，与家乡失去了联系。他的儿女大荣、二荣、新桅、再旺和华川，高中毕业后陆续选择了故乡作为自己的下放锻炼基地。仓下村的父老乡亲，谁也不相信李井泉会反党反人民，他们张开双臂，热情欢迎来自巴山蜀水的亲人，象照顾自己儿女那样，照顾这位革命前辈的后代。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还专程到仓下来看望他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下放劳动初期，以李井泉的女儿大荣为户主的这几个年轻人，连饭都不会煮，不是煮成了夹生，就是烧成了糊糊。亲属们便手把手地教，使他们很快学会了做饭。时间长了，他们居然摸到了规律，做到出工时放上适量的米和水，收工后便有熟饭吃。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用具，也都是由堂叔等亲属凑钱为他们添置的。
公社领导从不把李井泉的孩子当成“走资派”的儿女看待，相反，经常来仓下村，安慰和鼓励他们。他们没有床铺，书记亲自批给木材为他们制床；缺少猪油，派人买好猪油给他们送去。有一次，李井泉的儿子李华川患急性腮腺炎，病情十分严重。仓下人连夜借来一部汽车，送他到地区医院急救。地委和县委的领导亲临医院，吩咐院方千方百计抢救，要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小伙子很快恢复了健康。那段时间，李井泉的老屋里人来人往。乡亲们怕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孤独、伤心，经常来和他们作伴，开导他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一切都会好起来。
家乡父老的悉心关怀，家乡领导的多方体贴，使李井泉的孩子们产生了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和力量。他们象农家孩子一样，不怕脏，不怕累，重活脏活抢着干，一样早出晚归，一样跪在田里耘禾。心灵手巧的大荣，无论是栽禾还是割禾，速度都赛过当地的老农。不多久，他们就学会了各种农活，种下的蔬菜和瓜果绿油油一片，谁见了都止不住叫好。
看到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健康地成长，县委一班人感到分外舒心。他们以公正的态度和过人的胆识，给这些“走资派”的儿女们以很大的荣誉——一连几年，大荣作为这个插队落户青年先进集体的代表，出席了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70年代初，关闭已久的大学校门刚刚重新打开，家乡的亲人和领导又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先后把大荣和二荣推荐到医学院和外语学院去深造。
在大浩劫岁月里，党和人民的忠诚儿子李井泉因为与邓小平、贺龙等人关系密切，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非人的虐待。他被长期关押在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斗室。“四人帮”在四川的爪牙几次派人到仓下村外调，妄图从家乡挖出李井泉的“反动根源”。任凭来人如何鼓动如簧巧舌，极尽哄骗、诱惑、威胁之能事，父老乡亲总是大义凛然、异口同声地回答：“李井泉是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好干部。乡亲们了解他，也相信他！” 由于与他共过多年患难的元配夫人肖里和一个爱子在文革中先后非正常死亡，李井泉精神上遭受沉重的打击，健康状况也受到严重的影响。1983年返乡时，他步履蹒跚，已经显得相当地苍老。1986年11月，不幸中风住进了医院。
乡亲们闻讯，非常惦念，立即推派代表赶往北京花园村一号探望，并捎去了中共临川县委的慰问信和李井泉爱吃的家乡蜜桔，祝愿革命老人身体早日康复。李井泉握着家乡代表的手，不住地点头，深情地说：“请转告家乡父老，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 感激的泪珠，亮闪闪地滚出了眼眶。
此后，家乡的干部群众只要到北京开会、出差，都少不了要去花园村一号看望他。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与世长辞。
噩耗传到东乡河畔，仓下村一片悲寂。
家乡的花圈，醒目地摆放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吊唁大厅，来自临川的代表，面对复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李井泉遗体，一个个泣不成声。
尽管李井泉生前并不主张为自己建坟立碑，然而就在他当年提议重建的万年桥畔，就在他少年时代放过牛、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又多次关心过、察访过的寿亭岗红壤高坡，就在他的家乡仓下村的河对岸，当地有关部门，根据父老乡亲的一致要求，征得李井泉家人的同意，为他和他的元配夫肖里，修建了一座朴实无华的墓园。墓莹中，安放着由北京请回的两位革命老人的骨灰。题写在墓东、西两侧的墓联“丰功伟绩，泽被西南；高风亮节，光耀全国”，是家乡人民，也是全国人民对李井泉同志的最好评价。
李井泉从仓下走上革命的道路，数十年后，又回到仓下来了。这位身经百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家乡的人民、家乡的土地，紧紧地紧紧地贴在一起，再也不可分离了！ 如今，逢年过节，总有人结伴来到李井泉、肖里的墓园凭吊他们无限景仰的革命先辈。清明时候，方园数十里的乡亲。从十来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不约而同地前来拜谒，寄托他们沉重的哀思。
笔者那天造访李井泉、肖里墓园，正值盛夏时节，炙人的太阳，烤得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只见一批年轻人正在墓前瞻仰碑文，从他们凝思的眼神中，我们看出了他们对李井泉的尊崇和失去这样一位亲人的哀伤。
家乡人民怀念李井泉！ 李井泉活在家乡人的心中！ （摘自1992年9月出版的《临川文史资料》第五辑，1992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 学友情谊深 1989年4月下旬的一天，抚州市原政协副主席郭忠仁获知李井泉逝世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立即向北京发去了唁电，悼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年愈八旬的郭忠仁，回顾往事，情意深长。他青年时代和李井泉是同窗好友，又是同乡（同为临川县人）。他很清楚地记得李井泉从小勤奋用功，聪明过人。小学毕业后，李井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今抚州市一中前身），俩人又是同班、同一课桌、同吃、同住，好似兄弟一般。当时三师实行五年制教学，每个班大约四十多人。班上语文教师章涤昌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章老师由于思想很进步，又善于团结和引导青年同学，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李井泉和郭忠仁等时常听章老师讲北京的青年学生反帝反封斗争的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深受启发，李井泉还写在日记上，向同学们宣传，是个活跃分子，也是全班同学中的佼佼者。
郭忠仁回忆李井泉在三师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中华大地、大江南北，人民群众逐渐觉醒，特别是青年学生走在 前列打先锋。三师的进步同学，在章涤昌老师的发动下，成立了“读书会”。这是一个学习进步书刊、开展革命活动的进步组织。参加“读书会”的有李井泉、张应昌、许瑞芳、舒同、李干、刘景宽、郭忠仁等同学。主要学习《新青年》、《响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读书会”的成员还时常在一起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郭忠仁印象最深的是1926年9月北伐军打到上顿渡，准备攻取抚州城。当时困守在城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下的刘宝题混合旅，吓得惊恐万状，竟将城门紧闭，企图垂死挣扎。这些曾经在街上横行霸道，在老百姓面前张牙舞爪的家伙，只要听到北伐军就丧魂失魄，不敢出门。三师“读书会”的同学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不断监视敌军行动。有的同学冒着生命危险，星夜翻越城墙出去；有的从下水沟钻出城到上顿渡与北伐军联络；同学们还到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热烈欢迎北伐革命军！”这也使敌军闻风丧胆，龟缩到几座砖房内困守。到十月北伐军攻城时，三师“读书会”的同学在枪林弹雨中帮助北伐军架梯到城墙上，经过激烈战斗，刘宝题的残兵败将，抱头鼠串，逃之夭夭。北伐军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整齐步伐走进城内。第二天在清风门外召开祝捷大会，由于三师进步同学协助北伐军攻城作出很大的贡献，所以在庆功会上李井泉、郭忠仁等学生代表应邀上主席台就座。十月中旬，北伐军总政治部特派员、中共赣东特派员陈奇涵同志来到抚州，非常热情地接见了进步学生代表，并高度赞扬同学们的革命举动，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断武装头脑，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同学去支援北伐革命。
1927年，三师“读书会”的同学李井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压迫和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罪恶事实。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李井泉、许瑞芳、郭忠仁等同学走遍临川山山水水，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向当地的反动势力和恶霸地主作斗争。同学们在艰苦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既教育了群众，也锻练了自己。1927年4月，朱德同志率领军官教导团的部份队伍到抚州，驻在城外天主堂。他几次接见进步学生，勉励同学们要再接再励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夺取革命的胜利。朱德同志还向积极份子和进步学生作报告，使同学们认清革命形势，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一”南昌起义后，当起义军南下到达抚州时，许瑞芳、李井泉和郭忠仁等同学带领群众给起义军运粮送菜，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革命理论的指引和严峻的现实斗争的锻炼，许多进步同学认识到只有投身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统治。在起义军挥师南下之际，李井泉和三师及七中的进步同学，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队伍，在朱德同志的带领下向广东进军。
有一次郭忠仁谈到在三师读书时，李井泉酷爱体育活动，喜欢踢足球。在球场上，李井泉有一股冲锋陷阵的拼博精神，他龙腾虎跃般的姿态，给人深刻的印象。在那个年代踢足球者可谓凤毛麟角。郭忠仁说到李井泉参加体育活动锻炼出一股勇敢顽强拼博的精神，为以后他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的岁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郭忠仁和李并泉从同窗求知到一起参加革命活动，有着学友情，战友情和革命的情谊，提起这段历史，郭常感自豪。但是由于革命斗争的曲折与艰苦环境的复杂，郭忠仁与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失掉联系，未同李井泉一道前进，郭提起此事，却又非常遗憾。
1949年解放后，郭忠仁才知道李井泉与他分手后曾转战到了中央苏区，在红军中当过政委，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功勋，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李井泉先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政府主席、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为建设大西南呕心沥血，成就巨大。李井泉到中央工作后，仍没忘记家乡人民，没有忘记青年时代的同窗学友。郭忠仁说他虽然身居高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仍不忘旧友。李井泉几次来抚州走访乡亲、看望旧友、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他深入群众，了解实情，调查研究、认真细致，艰苦朴素的生活，实事求是的作风，表现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1974年2月，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来抚州视察时，特意到他的母校抚州市一中重游，看到当年的金柅亭、绣花楼，回忆他青年时代在这里读书和活动的情景、倍感高兴、留连忘还。“文革”后，李井泉先后三次风尘仆仆地来抚州，足见其对故乡眷恋之情。郭忠仁讲到李井泉这几次来抚州时，两人总要叙叙旧情，在一起吃餐饭，一同看出戏，对抚州采茶戏，李井泉从小就很喜欢，回到故乡总想看看这个赣东著名的地方戏。有次在抚州艺术剧院看采茶戏时，李井泉让郭忠仁坐在身旁，谈笑风生地一边叙旧，一边观看，对采茶戏优美悦耳的曲调和演员精湛的技艺，令人看得入神，李井泉鼓掌称赞，并盼望采茶剧这朵艺术之花，开放更加鲜艳。
旧友情深，郭忠仁每逢谈到李井泉对他的关心和爱护，感到非常欣慰，而他对李井泉也十分敬佩。他常说，李井泉品德高尚、顾全大局、廉洁奉公，从不特殊，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领导人。
李井泉的确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主义战士。
（作者：郭忠仁（1905年—1991年），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初期任临川县上渡镇镇长，以后还担任过抚州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此文摘自1992年9月出版的《临川文史资料》第五辑）
唱凯乡1975年至1983年党团员发展情况 2007年党员总数1109人，其中当年发展31人，在岗职工244人，女147人。
入党时间：1949年10月—1966年4月 220人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256人 1976年11月—2002年10月 340人 2002年11月以后 293人 2008年底，全镇有农村支部18个 机关支部（居委会）7个： 观前支部书记：周义龙 蔡家支部书记：王正根（负责） 邱家支部书记：邱武兴 东湖支部书记：王新水（负责） 古港支部书记：周洪国（负责人） 游学支部书记：帅谷昌 上游支部书记：陈春梅（负责） 北堡支部书记：胡细龙 灵山支部书记：何子龙 镇机关支部书记：章忠水 官洲支部书记：何洋苟 居委会：暂缺 低洲支部书记：王永昌 兽医站：周金泉 石溪支部书记：张良文 供销社：周新华 唱凯支部书记：刘柏清 中心小学：李泉发 艾巷支部书记：黄寿琪 镇中学：桂礼明 万年支部书记：邓国云（负责） 粮油公司：邱昌生 花洲支部书记：许华太 白水支部书记：付荣荣 江山支部书记：胡区昌 第二节 早期中共党员周治中 周治中，女，中共党员，唱凯镇古港村人。1894年3月11日（农历二月初五）生在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祖昌，饱读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但贫穷潦倒。周治中7岁随父读书，由于勤奋好学，天资过人，成绩一直很好。父亲在授课之余，常给她讲“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故事，讲“中英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惨痛教训，使她从小就受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1906年，周治中12岁时，父亲迁到县城抚州，栖身周氏宗祠，创办私塾。1910年，清朝废除科举创办新学，江西省成立女子师范学堂，由各州府考送女生，周治中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该校。不久，父亲经同乡介绍，在南昌铜元厂谋到一个司书工作。因而卖掉农村几亩田，全家迁到南昌，在肖公庙租了一间小屋居住。1914年，她以优良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915年，由女师校长金振声介绍到贵溪县女校任教，成绩斐然。1920年调回南昌，任江西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校长。这时，由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南昌的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周治中不断阅读进步书刊，接触进步人士，开始了新的追求。10月，她由同学李桂生介绍，见到了正在南昌二中读书的方志敏、袁玉冰和在南昌一中读书的黄道等人，听他们讲苏联十月革命，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受启发、教育。1922年2月，周治中参加袁玉冰、方志敏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江西改造社”，积极从事“打破一切封建权威和阶级制度，提倡劳工神圣，解放女权，变黑暗的旧江西为光明的新江西”的宣传活动。六月，又与刘和珍、刘若安、胡德兰等进步女青年一起，参加方志敏、袁玉冰发起的江西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学习、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探索革命真理。此后，周治中根据党的指示，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1922年5月1日，她积极响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的号召，发动并领导各界妇女，同产业工人一起，举行声势浩大的“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响亮提出“打倒封建”，“男女平权”、“婚姻自由”等口号，揭开了江西妇女运动的序幕。7月，中共党组织派赵醒侬回江西筹建党、团组织，她又积极协助赵醒侬办好“新文化书社”，大量散发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和方志敏主编的《新江西》半月刊等进步刊物；还与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人共同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3年，她在南昌地区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不辞劳苦，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农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省青年运动领导人袁玉冰被捕后，她紧密配合赵醒侬、刘和珍开展营救活动，多次组织妇女上街游行抗议，迫使反动当局将袁玉冰释放，并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妇女骨干。1924年12月月，她联合张来仪、金玉钰、蔡方庸，熊棣华等省市妇女名流，发起成立“江西女青年社”，捐资创办平民女校、育德女校，还在南昌师范小学、江西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妇女学习班，帮助贫苦妇女学习文化，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劳苦大众的欢迎。经常用“唱凯”的笔名，在进步刊物《红灯周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热情讴歌妇女解放。
1926年11月2日，北伐军三面包围南昌城，开始，用木梯爬城墙强攻德胜门。因敌人火力猛烈，封锁严密，反复争夺，难以攻下。隐蔽在城里的中共江西省委员、妇女部长周治中，看见战斗惨烈，牺牲太大，便女扮男装，叫地下交通员毛仔做向导，爬到城外，带领北伐军彭见清连长率领的小分队，从城东北方宜巷一条鲜为人知的地下水道爬进城内，出其不意地消灭德胜门守敌，砍开铁锁，打开城门，把北伐军放进南昌。
1927年“八·一”起义后，南昌的形势急剧恶化。8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召开南昌地区共产党紧急会议，作出“各自择地避风”的应变部署。周治中根据组织安排，回到临川，继续在唱凯、罗针等地发动群众，同国民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1928年，中共临川县委机关迁至温泉余坊村。她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协助县委书记曾去非开展工作。白天扮成农妇，在田间地头劳动；晚上则开办农民夜校，组织男女青年识字，宣讲革命道理。
她待人谦和，平易近人，村里人都亲切叫她“老小”、“小姑”。
1931年，周治中不幸被捕，关进国民党监狱。6月30日壮烈牺牲，时年37岁。
忆江西妇女运动的先驱周治中 赵昌蓉 一个人的记忆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把往事逐渐忘却，但也有些事情，即便到了两鬓染霜的暮年，仍然影响很深，终身难忘，每当回想起来，仿佛就在眼前，不仅使你精神振奋，而且成为鼓舞自己前进的力量。周治中就是我心目中永远怀念的一个人物。我曾聆听过她的教益，并和她共同生活、战斗在一起十有余载。她那机智开朗的思想，诚挚朴实的性格，以及廉洁奉公、济贫解困的道德品质，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她为了冲破封建束缚，争取妇女的解放，在中国产党领导下，毕生鞠躬尽瘁，为我们演奏了一曲妇女革命运动的正气歌。
周冶中，出生在江西临川县唱凯乡古港村。这是一座秀丽的村庄，山峦迭翠，潺潺溪水绕村而过，门前良田千顷，村东头有一棵浓郁苍劲的百年老樟。1894年3月11（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甲午二月初五日），她出生在这个村的一家平房里。父亲周祖昌，是一个贫穷失意的书生，饱读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为人正直，性格坚强，既无意于求取功名而应科举考试，又不善于阿谀奉承，更不会种田经商，只落得贫穷潦倒，靠祖上遗下的几亩薄田艰难度日，有时甚至弄得三餐不继。
当时，农村里的封建意识很浓厚，有些好心人劝说他的父亲将女儿送给别人做童养媳，她父亲则有自己的主张，婉言谢绝，并悉心课以经史，以期她成为女中强人。
1906年，当周治中长到12岁时，父亲迫于生计，举家迁到抚州城里，企望在闹市中谋求出路，那知天下乌鸦一般黑，闹市也没有穷人立锥之地。当时，他们经族长同意栖身在县城周氏宗祠内。这所祠堂空闲屋宇甚多，且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植有松柏花果，环境幽静，是读书的胜地。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一个萌想突然闯进了他父亲的意识。为了糊口，何不设馆教书？这一想法得到了乡族们的全力支持，于是，私塾很快地办了起来。
周治中也在蒙馆就读。由于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她自己天资聪颖，刻苦好学，进步很快，善于口才词令，深得尊长喜爱。她小的时候，还被祖母逼着缠过脚，常常为了做家务事，抱弟妹，行走困难，疼痛得彻夜流泪。
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清朝废，除科举，创办新学，江西省成立了女子师范学堂，由各州府考送女生。周治中在父亲的赞许和支持下，毅然摒弃宗族和邻里的一切阻挡，以优异成绩录取该校，进入“洋”学堂读书。不久，她父亲周祖昌也经同乡的介绍，在南昌铜元厂谋到一个司书工作。因而将农村的几亩薄田卖掉，全家迁至南昌，在肖公庙租了一间小屋居住。每月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由于周治中学习成绩优良，1914年毕业后，留校教学，每月工资仅银洋6元，还分出一半帮助家用，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15年，女师校长金振声应贵溪县立女校的要求，派合格师资到该校任教。金校长征得周治中的同意，介绍她去贵溪女校教书。越五年，仍回南昌母校，担任江西女师附小学校长。
随着“五四”运动的春雷，震撼着中华民族的大地，也震动了中国妇女包括南昌妇女身上的枷锁，不少妇女特别是其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新的觉醒，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她们追求进步，向往光明，阅看进步书籍，接触进步人上，参加革命活动。
1920年寒假期间，周治中由江西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李桂生（共产党员）介绍结识了南昌二中学生生方志敏、一中学生黄道、二中学生袁玉冰，彼此畅谈革命道理。大家主张创办一个进步的革命宣传组织。因此，1921年1月在南昌二中正式成立了“江西改造社”。加入“改造社”的成员绝大部份是南昌二中学生。南昌大同学校、南昌法政学校，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江西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也有少数同志参加。袁玉冰在成立大会上，报告了“改造社”筹建经过。刚成立时，社员只有16人，不久增加到24人。妇女方面只有刘若安1人，因此，李桂生考虑自己长期在北京工作，不能参加就推荐周治中参加为社员。“改造社”的政治主张是打破一切封建权威和阶级制度，提倡劳工神圣，解放女权，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光明的新江西。周治中也于这时经李桂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她投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洪流。
1921年6月，江西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主要成员有李桂生、袁玉冰、黄道、方志敏等，女青年学生参加的有：刘和珍、刘若安、周治中、胡德兰。
1922年1月，南昌学生领导人孙师毅、钱鸿伟、刘和珍（女）等人发起创办了“觉悟青年之社”，开始有社员13人，后来发展到30多人，并出版周刊《时代之花》。“觉社”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提倡男女平等、社交自由，婚姻自由，反对男尊女卑，买卖和包办婚姻。组织青年传播新思想，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与媚外卖国的军阀作斗争。在这些知识妇女的带领下，当时各校有一部分进步男女学生参加这一组织。《时代之花》成了女学生喜爱读物，该刊物向青年妇女传播了新思想及许多革命道理，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周治中原来也打算参加“觉社”，后来因为要她写一篇抱独身主义利弊的文章而未加入。事后我曾经问过她不参加的原因，她没有给我正面的回答。
1922年5月1日，南昌男女工人和学生在袁玉冰和一平印刷厂先进工人的发起下，积极响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号召，在南昌首次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由周治中领导的南昌妇女界群众和学生参加了这次大会。
1922年7月，中共中央派赵醒侬同志回江西筹建党团组织，与方志敏同志一道组织“新文化书社”，周治中、张来仪、陈灼华、刘若安等参加了这一组织，积极散发《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并由方志敏同志主编《新江西半月刊》，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给广大工农群众谋取解放的途径起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邹努、周治中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南昌地区有了中共党团组织，妇女运动得以发展，尤其是在妇女界受到器重的周治中老师，率领女青年，走上街头，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激发妇女同胞的政治觉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女青年学生。如“女师”的贺服丹，“女职”的胡德兰、肖国华，“女中”的王世伯、何淑文等。正当青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迅速发展，反动派却惊慌失措，逮捕了青年运动的领导人袁玉冰同志，妄图扼杀革命运动。1923年11月8日，在赵醒侬、刘和珍，周治中等人的多方活动、多方营救下，以及社会舆论的严厉遣责，反动派被迫释放了袁玉冰。
1924年12月，在妇女界联合会的倡导下，妇女名流张来仪、金玉珏、周治中、蔡方庸、熊棣华等组成了“江西女青年社”。为了帮助平民妇女入学，她们捐资倡办了平民女校、育德女校。南昌模范小学附设妇女班，江西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平民妇女识字班。使一部分平民妇女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了贫苦妇女的欢迎，在妇女界影响很深。显然局限在女知识界，范围狭小，但已初见萌芽，为开展妇女运动打下了初步基础。
周治中不仅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组织工作，而且还以“唱凯”为笔名，写文章在《红灯周刊》发表，宣传马列主义思想，论述妇女参政、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问题。《红灯周刊》是党在南昌的一个宣传刊物，在南昌应天寺一平印刷厂秘密印刷。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噩耗传来，举国哀悼！当时全国军阀的内部矛盾重重。相互攻击。督赣方木仁势孤力单，想联络广东国民政府，而又苦于没有适当关系。赵醒依同志利用他们这一情况，得到江西省议会会长龙钦海及文绍云等头面人物的帮助，决定成立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由江西国民党政府拨给追悼的经费5000元。赵醒侬以3000元汇寄党中央，在上海印制了有关纪念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宣传品。周治中是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之一。她领导南昌地区的妇女、青年和学生，担任了追悼会的各项筹备布置工作。追悼大会中心设在南昌百花洲沈肃公祠，连续举行了二天的追悼活动。追悼活动中向广大市民散发了大量反帝、反封建，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的宣传品。在这次追悼活动中，我被周治中指派为各组的联络员，负责联络各组开展悼念活动。
北伐战争时期，周治中已是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北伐军攻克南昌的战斗中，她出生入死，组织带领妇女配合北伐军攻克南昌。1926年10月11日，北伐军开始第三次对南昌强攻。党组织对支援北伐军已制订方案，并对妇女支前作了明确分工，要妇女们协助护理伤员，征集劳军布鞋、线袜。更重要的是为了尽量减少伤亡，责令妇女必需完成勘察攻城路线，找好向导。周治中当即表示一定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当天下午即开始紧张工作，把数万双布鞋任务分配给农村妇女组完成，袜子交给淦克群同志负责的女工组完成。晚上，周治中带领李保权（我母亲）等同志实地勘察，找到城东北的方宜巷有一条地下水道，可做秘密通迫口，并把此项工作交给党的交通员毛崽去完成，要我一家借口暂时搬到秘密通道口外去住（即毛崽家）。毛崽父子靠要鱼为生，每天早晨城门还未打开，他总是穿过这条渠道，把鱼拿到城内抢先出售。
11月2日，北伐军三面包围南昌城。开始，用木梯爬城墙进攻德胜门，因敌人火力猛烈，封锁严密，攻城不下。周治中在城内见情况紧急，立即女扮男装叫毛崽作向导，爬出城外，带领北伐军彭见清连长领导的小分队从下水道秘密爬进城，斩开德胜门的城门锁，城外北伐军涌入城内，占领了德胜门，但彭连长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战，歼俘孙传芳的军队数万人。这次北伐军攻克南昌城，妇女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给整个北伐战争全局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周治中老师女扮男装带头扒出城去当向导的情景，现在想起，还是历历在目。
三 周治中不仅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而且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自童年起就和大舅李泽民（李桂生的父亲，前清贡生）共同生活在一起，表姐李桂生多数时间在北京，她与周治中是好友，交往情深。周治中寒暑假来南昌时，经常是住在我们一起，我们彼此很熟悉。她极力主张我到“女中”附小读书，后来又引导我参加革命，我能有寸进都是她谆谆教导的结果。我的母亲李保权曾读经史，会写文章，略懂诗词，周治中就极力推荐我母亲到女校教书。不仅如此，她对任何青年女生都是同样的关心和爱护。如王志莲、肖国华、贺服丹、何淑文、刘莹、贺觉繁，夏湘苹等都得到过她的指导，成为革命阵容中的一员， 1923年秋，我在南昌女中附小读书，便和周治中同一个寝室。有一天晚上，周老师对我说：“你娘已由张来仪校长正式聘为匡秀女校教师，同意你也搬到匡秀女校去住。”还说到：“张来仪校长和你娘都是小脚，有些对外联络的事不方便，经我们商量，考虑到一些对外跑腿的事，你可以承担，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勉励我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接受任务后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她。并要我先试试看。
在一年多的跑腿时间里，我接触到了不少的革命有志之士和社会进步人士。尤其是寒暑假期间，能有机会听取来省共产党员言传身教的革命事迹与道理，给了我不少的启迪和教育，使我受益不少。
记得1925年冬季某日的傍晚，我由校返家。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你到张校长那里去，周老师他们正在等着你呢。”我听完，立即跑步前去，一进房间就看到周治中、张来仪、熊棣华、淦克群等老师和贺服丹、肖国华等同学，坐满了一房间的人。周老师见我来了，笑着对我说：“你坐下来，我们有点事要和你谈谈，看看你的意思怎样？”“刚才我们大家正在谈到你这一年多米，联系工作搞得不错，接送传递的函件都没有出什么差错，为妇女组做了不少工作。但你也还有小毛病。听说你带着一卷宣传品挤到人群中去看猴把戏。有没有这个事情？如果有，你今后一定要克服。今天叫你来，就是通知你为正式联络员，要好好干。”接着周老师向我详细交待了联络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几条规则。我暗暗下决心，牢记周老师的话，一定要把联络工作做好。
可是我毕竟年纪不大，经历的事情太少，在工作中难免小差错。记得有一次，南昌中共党组织收到上海党组织寄来有关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宣传品。周老师嘱我分送到有关地方散发。其他各地都己送到，最后一份该送给肖国华同忐，但没有找到肖国华，我就请女职的一位同学转交。这件事被周治中知道了。她叫我坐在她的身旁，耐心地告诉我，这虽然是宣传品，但南昌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还是属于违禁品。所以，我们散发的这些传单应该是秘密的。今后凡事要谨慎，周到，不然会出差错。
周老师不仅这样教育我，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涂振农老师对我说；“你告诉周治中老师明日到令公庙第一师范学校开会”。他说完便匆匆地走丁。我当时也没有细问。晚上，转告了周老师。她反问我一句：“上午？下午？”我茫然不知所答。第二天晚上她对我说：“以后转达情况要问准确、问详细。幸亏我一早就去了，没有错失机会。”听了周老师的一席话，我深感内疚，同时对周老师更加钦佩。
1927年，“八一”起义后，南昌形势急剧恶化，共产党员均按照8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召开南昌地区共产党员紧急会议所作出的指示，各自择地避风。当日傍晚，周治中老师把我叫到她宿舍对我说：“我马上就要离开南昌，经组织决定，你留在南昌，一切工作与肖国华直接联系。你们仍然在女中读书、住宿。”她给了我八吊钱，一床棉被、几件衣服。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这是组织安排，我自己也不知道。”最后她严肃地对我说：“不管形势怎样变化，我们对党都要忠诚，对革命要有坚强的信心，在工作中要慎言、谨语、胆大，心细。”我呆呆地望着她。就这样，我和敬爱的恩师周治中分别了，但万万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我们师生的永别。
1931年，日寇侵略济南，当我随山东大学学生流亡团返回南昌时，惊悉她已于是年6月30日在临川县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迫害致死，把37岁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
周治中老师的一生，可以说是奋斗拼搏的一生。她从一个农村小脚村姑，跃出樊笼，孤身离乡到南昌读书，这个胆量和勇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是难能可贵的。参加革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始终冲锋陷阵在妇女运动第一线，置个人安危不顾，出生入死，忘我地工作，成为一名勇敢坚强的战士。她在江西革命事业中整整跋涉了二十年。先后接触过不少中国革命老一辈，如：李富春、蔡畅、邓颍超、赵醒侬、方志敏、邵式平、何香凝等。
大革命时期江西妇女革命工作至今已六十多年了，回忆当年参加妇女工作的情景，周治中等妇女运动先驱，满怀雄心壮志，奋战在妇女革命工作的岗位上，配合知识分子，工农革命群众，在北伐战争的年代，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她）们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以无比的力量冲破千年封建加锁，为妇女解放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放射了绚丽的光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缔造的事业，是来之不易的。
现在我们妇女获得人身的真正自由，妇女人权得利保障，妇女生产力得到解放。这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先烈们用鲜血浇沃的成果！ （作者系江西省文史馆馆员，此文摘自1989年9月出版的《临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井泉 李井泉，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临川唱凯仓下李家人。1909年9月19日出生。1924年在县城（抚州）省立第三师范读书，与舒同、许瑞芳、章应昌、郭忠仁等数十人组织“读书会”，经常阅读《新青年》、《响导》、《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学习马列主义，探讨革命真理。1926年10月，北伐军进攻临川时，他与“读书会”的同学们在城内秘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唤起民众觉醒，瓦解敌军士气，并动员郊区农民借梯，送弹药，支援北伐军攻城。
1927年春，李井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朱德率“八一”起义部队路过临川。他毅然投笔从戎，随起义部队南征，任第4军25师政治部宣传员。他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到士兵中宣传鼓动，还爬山涉水，动员农民参军支前。转战到广东后，留在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丰顺县黄金铺区委书记、团东江特委秘书长等职，成绩显著。
1930年夏，李井泉调到中央苏区，在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担任秘书长，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至1933年，先后担任红三十五军（后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一、第三补充师政委。在中央根据地工作期间，曾因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一伙的错误批判，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积极参加反“围剿”的战斗。
长征中，李井泉历任中央直属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协助员、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其间两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抗战期间，李井泉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副旅长、政委，绥远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晋绥联防司令部秘书长，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战胜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大青山地区是中国西北的一道门户，绥远的心脏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气候异常寒冷，地域辽阔，东西长300公里，居住着蒙、回、汉族，日伪军骚扰频繁，斗争情况复杂。他根据当地特点，提出以骑兵为主的灵活、快速、机动、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游击战争策略，冲破重重封锁线，经过大小百余次战斗，粉碎敌人15次大规模扫荡和围攻，歼灭大量的土匪、汉奸和日伪。他还经常深入蒙古包和回族居住的地方，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做好民族之间的团结工作，壮大抗日力量。有一次，游击支队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俘敌180人，其中多是蒙古族。李井泉召集俘虏开会向他们讲清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救国政策，申明民族团结、共同对敌的大义，教诫他们同日、伪划清界线、回到人民一边，接着又把他们全部释放，连枪支也全部发还。塞外各个盟旗，深受感动。他率部在大青山地区建立各级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割断敌人的电线，捣毁土围子，配合主力部队全面抗战，先后消灭日军千余人，击毙伪军600余人，俘虏500余人，建立并巩固了大青山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49年2月，李井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原第三兵团）政治委员。先后领导了晋绥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参加指挥绥包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9年冬，李井泉任入川南下支队政委，参加和领导进军西南的战斗。此后，他留在西南地区工作，和邓小平、贺龙一起，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并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50年初，李井泉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兼行署主任。1952年秋，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踞之地，蒋介石在逃离大陆时，把许多军统特务和部分残渣余孽留在这里，与当地的恶霸、土豪、土匪相勾结，到处烧杀抢掠，情况十分复杂。他积极领导四川军民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工作中，他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部队、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依靠广大群众，击退了阶级敌人无数次反扑，巩固了新生政权。在农村，他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斗倒了地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把翻身后的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平川地带改造旧河道，开挖沟渠，发展网络化灌溉系统；在山地丘陵地带，建库蓄水，建坝发电，以电提灌，变旱地为水田；还重修都江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从而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生产不断发展。毛泽东在视察都江堰工程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干得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1958年5月，在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9月，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他顾全大局，说服干部和群众，牺牲局部利益，从四川调出300亿斤粮食，支援其他困难的省份度荒解难。他大力发展四川省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教育党员和工人，以红带专，大干社会主义，以科学技术推动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建成宝成、成昆两条铁路干线和成都、重庆等一大批工业城市，初步改变了西南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1964年12月，李井泉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公开点他的名，说他是西南地区“最大黑帮”、“刘邓死党”、“二月兵变”黑干将，于是被斗、被关，受到冲击和迫害，受尽屈辱和诽谤，心身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仍保持着高风亮节。他的两位亲人也为此蒙冤而死。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因年老体弱，退居二线，但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接连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他还兼任西南协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他关心群众，情系家乡。1980年，曾到家乡唱凯乡视察，了解到家乡的一条河上无桥，群众过往不便，洪水期时有船翻人亡的事故，于是立即召集当地干部商量，倡建一座“万年桥”，并为大桥题写“发展经济，方便交通”。家乡人民赞扬他“掌权不忘民，井泉万年松。” 李井泉晚年体弱多病。他在养病期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衣着朴素，破了又补，补了又穿。有一次，管理员见他屋里的窗帘破旧，打算换块新的，他坚决不要，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换，你们不要忘记国家的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病情恶化后，医生给他做截肢手术，虽疼痛万分，却不吭一声，医护人员都夸他是一位顽强的老人。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讣告称其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政治工作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 李井泉学生时代的故事 1925年，李井泉考取江西省立第三帅范学校（前称三师），他高兴极了，暑假一过便背起行装，离开故乡唱凯，来到学校所在地临川县城（今抚州市） 参加读书会 李井泉一踏进三师校门，就被校园内正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热潮所感染。当时有个姓章的青年国语教师，曾亲身参加过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思想进步。有一次，李井泉向章老师请教反袁称帝、张勋复辟以及男女平权、婚姻自主等几个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章老师看出李井泉是个善于思索、不同凡响的热血青年，便拿出自己从北京带来的《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给李井泉，说；“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这里都有你需要的答案。”从此，李井泉开始阅读革命书刊。
当时的三师情况很复杂，学生禁读一切革命书籍，若被发现就要开除学籍。为了防止校方的干涉，三师的一些进步学生秘密组织一个读书会，李井泉是个读书会的成员。他们定期开会、学习和讨论，以钻研功课、交流心得为名，暗暗研究和探讨马克主义理论以及中国革命问题。
支援北伐军 李井泉在三师读书的第二年，适逢北伐军攻打临川县城。当时盘踞临川的守敌是军阀孙传芳部刘宝题的一个混合旅，企图负隅顽抗。
10月17日，三师渎书会的同学们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以实际行动支援北伐军攻城。当晚他们派人与北伐军指挥部取得联系，接到两个任务：一是借好长梯100个，备北伐军攻城之用；二是印发革命传单和标语，以瓦解敌军士气。第二天，读书会的同学们立即分头行动，已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李井泉，积极书写革命标语，并连夜把标语贴遍县城大街小巷。
19日上午，北伐军开始攻打临川县城。敌军看见满街的传单和标语，思想动摇，有的当即“开小差”。土豪劣绅们也惊慌万分，四处躲藏，城内一片混乱。但由于城墙高达丈余，敌军居高临下顽强抵抗，北伐军两次冲锋都受阻。晚上，李井泉等人发动许多工人、农民和学生，摸黑把100多个长梯搭在城墙上。天刚拂晓，北伐军发起第三次攻势，英勇的战士奋不顾身攀梯登城，犹如神兵天降，终于击溃了守敌，光复临川。
随朱德南征 1927年8月8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李渡、云山、唱凯等地来到临川县城。
自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临川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临川特支领导下的全县工农运动开始受到反革命势力的镇压。朱德一到临川即召集县城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纠察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队员开会宣讲“八一”起义的伟大意义，号召工农革命斗争到底。到会的群众受到极大鼓舞，许多人当场报名参军。李井泉在会上聆听了朱德的讲话，革命激情进一步高涨，决定弃学从军，跟随朱德闹革命。10月，全县300多名党员、团员、工人纠察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队员加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李井泉被编入第二十五师，任宣传员，从抚州出发，直向广东进军。
我与李井泉在大青山的日子里 杨植霖 李井泉同志逝世一周年了。他一生革命的丰功伟绩，党和国家已有全面的高度评价。我这里只就他在开创内蒙古西部大青山（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中的事迹和在工作接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作一些悼忆，以示缅怀。
李井泉同志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我党、我军在内蒙古抗日战争时期仅有的一块武装抗日地区。这块地区在李井泉支队未上大青山之前，是使人难以想象的一派凄凉景象。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向西推进，八、九月里即加速向绥远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战溃退，日寇十月初侵入归绥（呼和浩特），十七日侵占包头。绥远的精华地区大部分沦入敌手，国民党的正规军完全溃退了，绥远的地方武装也陆续投敌了，少数没有公开投敌的，与敌伪有或明或暗的勾结。那时日寇占据着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伪军在铁路两侧替日寇维持交通秩序，其余地区多被成千成百的土匪盘据着。绥远的局面极为混乱。由于日寇、伪军、土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都欺压群众，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当时有一首大青山爬山调民歌，唱得非常真切： 大青山上有了雾， 老百姓正在难为处。
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亲身的体验，一切灾难都是因日寇的侵略而来的。因而，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都有抗日的要求，总希望有朝一日把这个凶神恶煞赶走。那时我军张平化等同志已在长城以南的山西境内活动，群众中传言那里有天兵，打得日寇团团转，盼望天兵早日来到大青山，拯救这里的苦难人民。
一九三七年十月，归绥、包头沦陷后，我即到晋西北一二0师向贺龙、关向应首长汇报国民党军队溃退情况，汇报后，贺、关首长命我回大青山拉“自卫军”第三路和第四路军，未能成功，即向贺、关首长写报告未完成使命，并报我拟自己搞武装抗日，请求派人来领导，托我胞兄杨植衡去送报告。搞起队伍后，书生领兵不会干，又派刘洪雄（曾任察哈尔同盟军支队长）到一二0师汇报情况，请求领导。当时由于我带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力量相对弱小，四处受敌，活动受到限制，起不了大潮的作用，我两次派人到一二0师请兵，都无消息，非常焦急。这时一二0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执行中央指示，决定以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王尚荣团长为主力，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同志担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指挥由山西成城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和以武新宇为领导的晋绥边战地动委会，共二千四百余人，北上大青山，经过两次反复战斗，费时数月，突破日寇的重重堵击、围攻，越过长城，经绥远东南部蛮汗山地区，过平绥铁路，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初进入大青山腹地。
李井泉同志由山西出发时，即派三五八旅一个姓黄的民运科长，随先头部队到大青山找我联络。九月中下旬，李井泉支队的先头部队一个连，驻在呼和浩特郊区面铺窑子村，黄科长即由该部出去找我，我率领的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在靠近呼和浩特的北山上，马场梁一带活动。一天下午游击队战士抓住一个人，说是汉奸要枪毙，后经详细询问，他说来找姓杨的，我说我就是杨某人，这时他从棉衣里拿出李井泉同志给我的信。游击队员们得知我军己上大青山，都高呼：我们的军队上来了！然后，我们和黄科长一同奔向呼和浩特郊区的面铺窑子村和先头部队会合了。先头部队和游击队的战士们在热泪含笑中，都高兴得跳了起来，群众看到那种欢乐的情景非常高兴，也受到很大鼓舞。
与先头部队会合后，我便把部队拉到李井泉支队驻地，武川县东部的官庄子村，和李井泉同志见了面。我带的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整编为绥蒙游击大队，我任大队政委，后又兼大队长。部队整编后，井泉同志从提高政治、军事素质方面关心我，让我带着队伍跟支队司令部行动。在这一段时间中，井泉同志每天与我交谈，并让我参与讨论作战方针和行军计划。这种短期实战教育，使我从各方面得到很大提高。记得那年十一月，我跟李支队司令部到达萨拉齐、武川、固阳三县交界处的巴总窑子村，几天后日寇从包头、萨拉齐等地出兵，分进合击从四面包围过来。井泉同志搞清敌进攻路线后，待敌离我们不远时，让我带队从南边走去，然后司令部的部队转移到敌人背后。敌人扑了空，天寒地冻，不能持久，狼狈地逃跑了。有一小部敌军还被我军截击，毙敌三十多人，就这样耍龙灯式的把敌人的一场扫荡粉碎了。
我在随支队司令部行动中看到警卫部队，每到一处都做群众工作。尤其是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特别好，影响着我带的游击队战士，使他们受到很大教育，军容军纪得到进一步转变。当地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中，高兴地说：“我们本地人当八路军，也能照着干，共产党、八路军真好呀！”井泉同志和我渐渐熟悉了，在行军之余更多的和我接触交谈。一天井泉同志问我带兵有什么困难，我说，“书生带兵不会干，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兵源困难，常来常走，巩固不住。”他又问“找到原因没有？有能坚持下来的人没有？”我说：“有，有几个党员和较有觉悟的少数人坚持下来了。”井泉同志笑了笑说：“这就是原因。”然后直言不讳的指出：“你过去带兵的缺点，就是不从发展党，不从发动群众，依靠基本群众做起，所以不能很好的掌握和巩固住部队，什么人能把枪杠到底，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就不能带好队伍的。只想拿起枪，不考虑枪掌握在什么人手中，一定要吃亏，不能持久的。”他的话使我如梦初醒。
一九二九年春，我派一个连到呼和浩特郊区忽寨村一带活动，日寇发现后很快包围了该村，经过激烈战斗，连长王之的和一个排长十几个战士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还不知道。司令部的侦察员侦知情况向司令部做了报告，井泉同志知道王之的是我做地下工作时的党员，是我的骨干，怕我太伤心，对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听到后千万不要激动难过。我听到一个连长和十多个战士牺牲时，内心非常难过，几乎哭出来。强忍住悲痛说：干革命必有牺牲，跌倒了爬起来再干！井泉同志听后，严肃的鼓励我：好！这就对了，就这样锻炼，越炼越强。言简意赅，使我多次深思。一次井泉同志和我谈到各种政策问题，我问他政策的最大效用是什么？他说，抗日战争中，政策的效用莫过于团结自己，打击敌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政策的重要性。最难忘的是他直率地批评我对党的理论知识和党的工作懂得太少了，要我抓紧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理论、政策水平。我感到他的这些批评教育正是指到我的要害处，说得很对，内心很感激他。一九三九年春四月里，井泉同志让武新宇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任大青山特委书记，我怕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井泉同志又和我直接谈话，要我做党的全面领导工作，担任绥西地委书记。
井泉同志党性原则性强，工作严肃认真，为人大公无私，严格要求同志，特别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如一九四八年晋绥土改中，在初期有过左的做法，经过毛主席批评纠正，晋绥中央分局很快发出指示，纠正左的错误。至今我还记得指示中有一句话：中央分局在领导上糊涂错误，责任在分局，要求下面立即改正。当时井泉同志是分局书记，他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坚决改正错误的态度，推动了下级党委迅速改正左的错误。我在土改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错误，看了分局指示，也主动向干部作检查，改正错误。
更值得我们怀念的是井泉同志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开创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们在大青山地区做到扎下根子、钉上钉子，以备战略反攻。李井泉支队上大青山后，活动于归绥、包头之间的山区，这个地区是绥远的心脏地带，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确实使日寇日夜难安，因此，日寇总要企图用一切办法赶走我军，扫荡与反扫荡将是反复的长期的。所以他一上大青山就让同志们要有长期艰苦战斗的准备。为此，井泉同志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解决抗日信心问题。李支队上大青山前，日寇炫耀未遇国民党军队抵抗，轻易占领归绥、包头，说中国军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借以夸大他的威力。他们为了扩大声势，企图利用蒙古民族少数坏人作其帮凶。便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归绥召开蒙古大会，成立所谓蒙疆自治政府，扇动蒙古族少数人偏狂情绪，制造蒙汉民族矛盾，破坏蒙汉民族团结抗日。在我军进入绥远境内时，日寇左堵右拦，一再叫嚣大青山是防共隔绝地带，绝不允许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个地方存在。但是敌人的意图适得其反，李支队不但开进了大青山，而且从集宁县以北的灰腾梁到包头以北固阳县境的高特儿梁，横扫阴山七百里，在广大地区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打得日寇焦头烂额，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无法招架，以铁的事实彻底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是加强蒙汉各民族的团结、壮大抗日的力量。大青山地区原是蒙古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间隔阂较深，加上日寇进行民族挑拨，民族间有离心离德倾向。八路军李支队上大青山后，十分注重蒙古民族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连王公贵族都在团结争取之列。如我军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全部俘虏了四子王旗的保安队等伪军一百八十人，我军在讲述了民族政策后，又全部释放了他们，连四子王旗保安队的枪枝也都全部发还。这次战斗是李井泉和王尚荣团长亲自指挥的，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事实说明共产党对蒙古民族政策是真诚的，震动了塞外各个盟旗。此后，很多蒙古上层人土和佛教喇嘛领袖都和我军接近，如武川东部的红召当家的二喇嘛，还和姚哲司令员、张达志副政委成了密友，给我军供给很多马匹，暗中运送枪枝弹药。李支队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开始改变了旧的民族关系，加强了蒙汉民族团结、合作互助、共同抗日的新局面等。
三是迅速建立骑兵部队。大青山地区辽阔，丘陵地区多，人口稀少，气候寒冷，游击性很大，要坚持大青山的抗日游击战争，没有骑兵是不行的。井泉同志一上大青山即注意把步兵变成骑兵。步兵变骑兵出现了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如马匹来源，战马装具，训练作战，供应等都急需解决。李井泉同志费尽心血，想方设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不到一年时间就把步兵全部变成骑兵。这样我们就能在广大的塞外地区和敌人长期周旋。一九三八年底，王尚荣团长奉命率七一五团向河北省冀中转移，实际上给大青山只留下两个连和成诚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及新扩大的部队约一千四百人。在主力部队离开大青山后，我们仍然坚持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最后和平解放绥远。
四是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大青山地区的主要统战对象是民族、宗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开明地主等。我们的政策是，凡是有利于抗日的都在争取之列。蒙回民族都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我们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政策，得到蒙回民族的拥护。陶林县的蒙古族上层人士、武川县红召的二喇嘛、召河的索木腾活佛、乌素图召的三片喇嘛都帮助我们进行抗日工作。
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真诚合作抗日的政策，对么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是帮助他们把军队搞好，他们的官兵对我军印象很好；国民党绥远省政府的游击专员张遐民，提出要给我方划定活动区，意在划地为牢，因为不利抗日，我们不能同意，归绥县游击县长提出委任区、乡动委会干部，我们也未同意，打破了他们限制我方抗日的阴谋。刘‘游击区内的地主，争取他们抗日。因之，除少数地主逃走之外，大多数参加了抗日。如武川县的地主刘禹，把全家大部分资财供给抗日，成为开明人士的典型。总之，在井泉同志上大青山后，广泛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是整治社会秩序，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当时的局面极为混乱，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土匪、伪军、国民党的“自卫军”等横行乡里，群众无法生活，此种情况继续下去，无法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为此，井泉同志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建立大青山抗日动员委员会。以武新宇同志率领的晋绥边区动员委员会，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武川县东部的西河子一带建立起县、区动委会，接着由东向西在大青山普遍建立动委会，先建立区、乡动委会，相继建立县以上动委会，动委会是群众性组织，群众事无大小都要找动委会解决，无形中各级动委会行施了政权的职能。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进行建党工作，每区都没党的工作组或工委会，和区动委会一起办公，为了能掩护工作，每个区动委会可组织二三十人的游击队，由党的区工委领导、队长由党员担任，或由工委书记担任，区、乡动委会在农民、青年、妇女群众中建立救国会。这样，党即以动委会的抗日工作入手，形成党对军政和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
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根据地的头等大事。我军于一九三九年春一举将大青山二三千大小股土匪全部剿灭，群众欢呼称快说给他们除了大害，自动掀起拥军参军热潮。从此军民集中精力打击日寇，党的组织在基层逐渐建立，区、县动委会，抗日政权的逐渐形成，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的组建，农民、青年、妇女群众团体在各地展开活动，这样，我们在大青山扎下了根子，钉上钉子，在以后的战略反攻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我长期做地下党的工作，对于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没有经验，井泉同志在开创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中，给了我许多教益和帮助，使我难以忘怀，大青山地区各族人民怀念他，我更加怀念他。
在井泉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往事桩桩涌向心头，撰诗一首，以示哀思。
俯首萦思战斗年， 阴山热泪洒尊前。
三生愿效忠民绩， 两祸成灾记乱源。（注） 举国同心图整治， 神州阔步不迟延。
请君闭目长安息， 更待佳音报九泉。
（注）林彪“四人帮”为两祸。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此文来自《临川文史资料》（1990年12月，第四辑） 悠悠桑梓情 ——李井泉与家乡人民的故事 苏辑黎 熊维中 从英雄城南昌乘汽车向南行驶，临近抚州市三十华里的地方，是临川县的一个古老的小镇，叫唱凯镇，当地人称唱凯集。据说因为明朝一位将军在这里打了一场大胜仗，高唱凯歌返回朝廷，小镇由此而得名唱凯。镇东南六华里有个村庄，村东建有一座粮仓，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这村庄便被命名为仓下。仓下村不算大，至今也只有110几户人家。公元1909年9月19日，已故国家领导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的李井泉就诞生在这里。1927年夏，年方十八岁的李井泉追随八一起义部队南下，也是从这里迈开革命的第一步。此后三十余度春秋，李井泉南征北战，东奔西忙，一直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60年5月年过半百，才头一回重返故里。虽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家乡事，家乡人，却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这位革命先辈的脑际，牵系着他的思绪与情怀…… 悠悠桑梓情，拳拳赤子心，仓下的土地临川的水，生养和哺育了李井泉；系家、国于一身的李井泉，又怎能不常常惦念临川，关怀仓下？ 少年之光 站在仓下村朝北望，一条银带似的小河蜿蜒西去。小河发源于东乡县境内，故称东乡河。村里人简称它为东河。东河宽约百余米，夏秋枯水季节，老表们打着赤脚就可以从河上涉水而过，但汛期来时，河槽里浊流滔滔，声震四野，连深谙水性的人也惧怕这三分。东河向西汇入抚河，故仓下村人，由此乘船顺流而下，约两昼夜便可抵达省会南昌，交通极为便利。不过，这里的村民世代务农，对如此便利的水跑并未能充分地加以利用，最多只是农闲时候，驾上一叶轻舟，撤出一张渔网，捕捞些活鱼鲜虾聊饱口福罢了。倒是村中的放牛娃如鱼得水，从小就在河里乐滋滋俯仰沉浮，一个个练就了劈波斩浪的水上功夫。
小时候，李井泉就是这群放牛娃娃中活跃的一员，伙伴们都亲切地叫他“泉仔”。每逢放学后，他便呼朋唤友，挥舞着牛鞭，到东河堤畔或对岸的荒坡上去放牛。那时，东河的十里长堤上，每一段就有一个小小的亭子，平日供路人躲避风雨，涨水时用来堆放防洪物资。亭子虽小，但对于天真烂漫的放牛娃来说，不啻是一个理想的乐园。兴之所至，他们在这里谈天说地，下棋摔跤；疲倦了，天作铺盖地作床，睡他个七颠八倒。等到牛儿吃饱了，自己也玩足了，便沐浴着四合的暮色，悠然自得地骑着牛儿回家。
李井泉从小与东河结下不解之缘，哗啦啦的河水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他不仅游泳是行家，“射眯子”、“踩水”、“浮尸”，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划船也是能手，坐在小船头，靠手中的一把桨，能叫船前后左右听从调拨。有一年涨大水，田里禾秆被水冲走，斯文的父亲急得直跳脚，是他划着小船急流而下，把流散的禾秆捞上来抢运回家。汹猛的洪水不仅冲走过李井泉家的庄稼，有一回还甚至差点夺去李井泉的生命。那是他13岁的时候，临近端午节，抚河发了大水，沿千金坡而来的滔滔洪流冲倒乌鱼陂水坝，直向唱凯一带平川倾泻，到了仓下东时，正在劳动的李井泉听到哗哗水声，抬头一看，滚滚的洪流已冲到了跟前。在这危急关头，如果惊惶失措，很可能会被洪流淹没或者卷走。李井泉镇定地举目四望，以寻求逃生的希望，当他看见近处正好有两株大梓树时，情急智生，拔腿就向最近的那株大树跑去。人到树下，水已追到脚边。只见他纵身一跃，抓住树枝，“刷刷刷”几下，就爬上了树梢。水涨人高，再汹涌的洪水也莫奈他何。
洪水在树下怒吼。
李井泉在树上欢笑。
一个多么机灵、沉着的孩子！ 少年李井泉活泼好动。在三师附小和省立第三师范（今抚州市一中）读书时，同学们曾赐给他一个“麻雀眯”的外号，形容他象小麻雀一样喜欢蹦蹦跳跳，他善于踢毽子（此间孩童用铜钱或锡块钻眼插上鸡毛用脚踢打的一种玩具）。在有几百号人的仓下村，谁也踢不赢他。他熟练得能站在井圈上踢个不停，其胆量与技法，无不令人咋舌。他身体矫健，腿长跑得快，放牛娃中没人追得上他。伙伴们常常将一把铁锹插在田中作为标记，然后在远处站成一排向铁锹跑去，最先从地上拔起铁锹的，回回都是他。李井泉体力强，又有一股顽强的毅力，“三师”开校运会，他总是争着跑一万米，即便因为年纪小而拉在后面，也咬着牙关一步一步坚持到底。
爱劳动也是李井泉的本色。在家中，除了姐姐和妹妹，三兄弟中，他是老大。因此，重点累活少不了他。空闲的时候，还背上背一个妹妹，手上牵一个妹妹玩耍。父亲李清友，又名李梅修，在唱凯镇是个有身份的人物，任过团总和小学校长。家里种的几亩地，从栽插到收割，李井泉都是主要劳力。一次割禾，不小心割破手指，鲜血直流，他稍加包扎，仍旧不肯放镰刀。家里建房子，地基是一口小塘。李井泉放下书包，就和父亲一起挑土，肩膀压肿了也不叫一声苦。父子俩硬是靠一担担泥土一担担石头，把整整一口塘给填平了。在学校，他和同学郭忠仁等人，利用课余时间，义务植树，美化校园。第三师范八角亭（今称金棍亭）周围的桐树，一大半都是他们俩人栽下的。
提起读书，李井泉更不在同学的话下。父亲是乡间少有的知识分子，望子成龙心切，经常把儿子关在房里，要他读四书、五经。待他年岁稍长，又送他到抚州进洋学堂。这在那时的乡间，是很少有的。父亲与附近周博巷村的地主周风辉很要好，钱不济时就去向他借。然而李井泉从小爱憎分明，看不惯那些一向横行乡里的富人。听说父亲向这样的人借钱，很不以为然，一再劝说父亲：“不要借这种人的钱，他们归根结底是要被人民打倒的！”为此，父子间不止一次发生激烈的争执。
为什么李井泉年纪轻轻就如此嫉恶如仇，憎恨那些富人呢？这与他在第三师范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和薰陶有很大关系。
1924年秋，年满十五岁的李井泉一踏进“三师”的校门，就为校园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所振奋。教他国语的青年教师章涤昌，曾在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他利用授课之便，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课余时，还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偷偷地拿给李井泉等学生看。在当时的学校里，一切宣传革命的书刊均在禁读之列。学生阅读这类书刊，一旦被校方发现，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为了避人耳目，李井泉与舒同、许瑞芳、章应昌、郭忠仁等进步同学商议，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明为钻研功课，交流心得，暗中却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从这个时候起，李井泉就开始树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终生的伟大抱负。
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和支配下，年轻气盛、敢作敢为的李井泉，干出了一件又一件惊人之举。
刚进“三师”不久，他就参加了少年儿童队，带头上街书写革命标语，与同学结队到城内武昌阁、承春阁捉娼，吓得鸨头和娼妓屁滚尿流，闻风而逃。他们还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四处宣传妇女不要缠脚，上街剪掉男人的辫子。
此时有一个叫黄有荣的同学，秘密去报考黄埔军校。李井泉不怕有人告密，动员同学们捐钱捐物，并和几个同学一起送他上路。
李井泉在校学习努力成绩好，国语水平更高出其他同学一筹。他写过不少进步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化名登在当时的地方报纸上，有的文章在八一起义部队南下时当众宣读。由于他思想进步，1927年，由该校老师章涤昌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李井泉还把革命的精神带到乡间。1925年春，正当插秧季节，仓下村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姓艾的人偷了一个李姓人的秧苗，被李姓人当场拿获并缴了秧架和扁担。艾某本来理亏，但他仗着女婿万武在省财政厅当官，请来了四乡的名流出面替他说话，颠倒黑白，结果反而罚了李姓人两块现洋。李姓人自然不服，便豁出命来与艾姓人打了一架。这下触怒了艾姓人的头面人物“千总”艾五老爷，他坐着一座四人抬的大轿去抚州衙门告状，扬言要将李某收监。其时，李井泉恰好放农忙假在家，闻知此事，一股怒火禁不住涌上心头。
他与一群正直的村民追上前去，要与艾五老爷当面理沦。谁知艾五老爷倚权仗势，盛气凌人，大骂李姓刁民目无王法，聚众闹事。李井泉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大喝一声，带头抡起手中的扁担，和乡亲们一起，把艾五老爷的轿子砸得稀巴烂。吓得艾五老爷双膝跪地，连连求饶。这场大快人心的反抗斗争，数十年后，仍在唱凯一带传为美谈。
1925年10月，北伐军乘胜攻打临川县城（今抚州市）。盘踞城内的守敌军阀孙传芳的一个混成旅宣布宵禁，妄图死守待援，作垂死的挣扎。李井泉闻讯，立即召集读书会的同学秘密商议，决定顺应历史的潮流，采取果敢的行动，支援北伐军。当晚，他们趁着夜色，从西门城墙下的流水沟爬出城外，赶到北伐军指挥部的驻地上顿渡，与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并接受里应外合、配合攻城的任务。第二天，这些同学便分头行动，有的到近郊农民家中借梯子，以备北伐军攻城之用，有的筹集稻草，组织担架队，有的刻印传单、书写标语。李井泉奋笔疾书，一人就写了好几百条标语。无所畏惧的学生们连夜把这些标语、传单贴遍了大街小巷。
10月19日，北伐军开始攻城。守敌看见满街的标语传单，以为北伐军已经进入城内，军心开始动摇。仗还未打，有的士兵就悄悄地开了小差。土豪劣绅们也闻风丧胆，有如惊弓之鸟东躲西藏。北伐军发起两次冲锋，由于城墙上的部分守军居高临下，负隅顽抗，两次攻城均受到挫折，但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李井泉等“三师”学生分头出发，动员工人农民，摸黑把备好的一百多架长梯搭在城墙外。第二天拂晓，北伐军攀梯登城，发起了第三次强攻，终于将城门守敌一举击溃。在临川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威武雄壮的北伐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县城。
1927年夏，南昌“八一”起义军路过临川。一心向往革命的李井泉毅然弃学从军。他瞒着父亲离开仓下村前，好友黄蠢仔得知消息，把在河里洗澡时偶然捞到的一支步枪送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便扛着杆枪，加入了南下的起义部队，在第四军25师政治部担任宣传员，跟随朱德、贺龙等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的革命征途。
返乡之行 1974年2月，寒风料峭，滴水成冰。然而无法阻挡的春天，已经悄悄地来到了江南大地。旷野间，枝头上，点点嫩绿正在蓬蓬勃勃地绽放。
这天一早，仓下村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村民们以无比急切、无限喜悦的心情，等待着李井泉第一次返乡探亲。
确切地说，自从离开家乡，投身革命，身任要职的李井泉已是第二次回归故里。1960年5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在上海参加中央的一次会议后，途经南昌，和元配夫人肖里一起，顺道来到了久别的故乡小镇唱凯。一下车，便提出要到仓下村看看。那时唱凯到仓下未修大路，加上连日来春雨霏霏，乡间小路烂成了一团泥浆。县里的同志为了安全，开着一部吉普去试探了一下，结果车子“搁浅”在半路上。李井泉望着近在眼前的家乡，决计步行回村。他撑着一把布伞，迈着大步踏上了泥泞之途，但很快被随同人员婉言劝阻。看到这样的情况，公社书记很不过意，建议他到抚州小住一晚，第二天乘车返村。李井泉摇摇手说：“我住下，你们要老百姓连夜为我修路，怎么行？”他谢绝了公社领导的好意，只在公社尽稍事休息，就勿勿驱车赶回了南昌。
短暂的停留时间里，李井泉仔细询问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当他了解到大跃进中全民办食堂时，这里到处的树木都砍光了，群众现在缺柴烧，便鼓励大家发展沼气，解决燃料的不足，并建议县委组织技术人员去四川参观沼气建没。当他得知仓下村还没有学校，建议要在村里办个学校，免得年幼的孩子舍近求远，到周博巷去上学。
1960年初夏的过门未入，在李井泉的生活中，留下了一次深深的遗憾。
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打算好好地把家乡看个够，把乡亲们的话听个够。上午九时许，车一到仓下村口，李井泉就急切地下了车。走到村前一幢印字屋旁，儿时的记忆浮上心头。李井泉指着面前的印字屋，操着浓重的乡音，肯定地说：“这是毛仂的屋！”被称做毛仂的村民恰好站在屋边，听了这话，望着来人，惊喜万状地连忙接口：“井泉呀，我就是毛仂！”副委员长与儿时的伙伴又是握手，又是寒喧，高兴得眉飞色舞。老实巴交的毛仂拘束地笑着，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候，乡亲们都激动地围上前来，你呼我喊，令李井泉应接不暇。在村民们的簇拥下，李井泉来到自家门前。保卫人员见人太多，催促他尽快进屋。李井泉却站在台阶上乐呵呵地说：“今天是我李井泉演戏，我要在台上多站几分钟。”后来有人端出一把滕椅，他便坐在自家门前的一株柚子树下，笑盈盈地向村民们招手致意。
见过乡亲，李井泉返身进屋。这是赣东乡间常见的那种一向四间砖木结构的民房，是他小时候和父亲一道挑土运石修建起来的。虽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小屋依然显得那样结实耐用。李井泉看看门窗，摸摸墙壁，不禁喃喃自语：“好！终于到家了！”此时，本村的，外村的，相识的，不相识的亲属，先先后后都赶来了，他们要仔细看看这位当上了“大官”的亲戚，要向他表达山山水水难以阻隔的亲情，要向他倾诉久蓄心中的欢乐与苦衷…… 妹妹屋英带了几个小孩从东乡县占圩风尘仆仆赶来，挤到最前面，亲昵地喊了声“哥哥”。李井泉非常亲切地和她拉起了家常，问这问那，当问到她有几个孩子，妹妹说生了大小七个时，他惊讶地喊起来：“哎哟，那么多！我生了七个，犯了错误，你也犯了错。”回过头，他又问身旁的侄婿万贵学：“你生了几个呢？”万贵学告诉他：“生了六个。”李井泉摇摇头，诙谐地说：“年纪轻轻的就生了这么多。中国人如果都象你们，粮食都要吃光啰！应该计划生育才是。”万贵学只知羞愧地点头，不知道该如何答话，他的爱人赶紧接嘴：“伯父批评的对，我再也不生了，下次就去结扎！”李井泉听了，这才连说：“对！对！”开心地笑起来。
李井泉关心家乡的一草一木。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他家挨户都走了走，又特地到村小学看望了师生。最后，迎着扑面的冷风，沿村庄转了一圈。看到村周围的树木稀少，他要求村干部要带领群众美化环境，搞好植树造林；看到村里的池塘大多荒废，他建议多养些鱼，增加收入，改善群众的生活；看到通往罗湖的小港上只搭了块跳板，他又提议修座桥，方便过往的行人。
挨近吃中饭的时候，李井泉兴犹未尽，为了节省时间，他吩咐随同人员取出带来的饼干，招呼大家与他一同吃干粮。一边吃，一边又对生产队的干部说：“仓下是杂姓村落，李姓是大姓。你们不要以大姓压小姓，各姓之间要搞好团结，也不要同邻村去闹纠纷。不要认为我在中央工作，就去欺侮别人。我李井泉是共产党的官，不是国民党的官。解放前，地主周凤辉就是仗势欺人，所以被人民打倒了。现在仓下的干部都是李姓人，这不好。各姓都有能人，都该有人当干部。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搞五湖四海嘛！” 吃过中餐，李井泉又邀请村中的李科修、李开修、李贤等几个老人座谈，一条一条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老人们提出小学教室不够，李井泉爽快地说，可以把闲着的那幢房子利用起来做教室。当话题转到群众生活问题时，有人反映李玉祥的父亲病得快不行了，家里买不起棺木，李井泉甚为同情，立即让秘书从他的收入中掏钱买树，替老人做副棺材。李兹祥谈到家中盖房万事俱备，就是缺木材，李井泉又交代公社干部，设法为老人解决10个立方米的木材指标。说话间，李井泉询问起当年送他一杆长枪的黄蠢仔，旁边的人告诉他，蠢仔己不在人世。他脸色凄然，叫人请来黄蠢仔的妻子，送给他一些钱表示慰问。看到李井泉如此热心地为集体、为乡亲解危济困，他那在公社当干部的堂弟李地泉也嗫嗫地提出家属尚未转商品粮的问题，希望堂兄为他说句话。李井泉却严肃地说：“这种事，还是应该按政策办。” 开完座谈会，李井泉来到东乡河堤上。望着汨汨西去的河水，他对随行的同志深情地回忆道：“这堤上原有个亭子，小时候我在亭子里睡过觉呢！河岸边原来栽有不少的树，可惜现在都成了和尚头了！” 在旁的干部和亲属耽心李井泉受凉，几次劝说他回村。但他仍旧迎着凛然的寒风，兴致勃勃地在河堤上伫立了许久。
下午四时许，李井泉在自家的老屋前摆置酒席，款待亲属和当地干部。他知道家乡人喜欢吃红烧肉，一再关照厨房多准备些红烧肉。
按照随同人员的安排，酒席一共摆了两桌，一桌坐亲属，一桌坐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李井泉见如此场面，似有亲疏之嫌，便提议将两桌拼成一桌，并说：“这样大家更亲热！”他恭敬地请年迈的婶娘坐上，自己则在旁边落坐。席间，李井泉频频举杯，劝酒劝菜，气氛显得十分和谐融洽。
返回抚州地区招待所后，华东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刘美贵等人，要求副委员长接见。李井泉皱着眉头，重重地说了两个字：“不见！”当临川县人武部的负责人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乱批乱整人，并诉说自己心中的种种疑虑和委屈时，他镇定自若地说：“他们这些人撑饱了饭，总得找点事干干。文化大革命就象涨水，来得快，退得也快。谁故意乱整人，决不会有好下场！” 1977年10月8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整整一年了。心情舒畅的李井泉偕同夫人杨荫梧由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熊振武陪同，第三次回乡探亲。看到遍地将成熟的晚稻泛起千重浪，他的脸上也泛起欣慰的笑容。李井泉清楚仓下村的过去，由于地势低洼，又无水利设施，村子落雨就涝，涨起水来，附近“九梁十三村”的农民，都扛着锄头来这里决堤泄洪，致使大水直往仓下村里灌。农业歉收，老百姓不得不靠借贷度日。有的人家，长年吃红暑杂粮裹腹，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有碗粥吃。正因为这样，李井泉在四川任省委书记期间，就曾几次托人转告家乡的干部：要把农业抓好，要把水利修好。仓下村的干部群众牢记他的教导，齐心办农业，大力修水利，把生产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对国家的贡献也逐年增多。连续几年，被评为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出于对家乡生产的关切，这回一进村，李井泉就向大队干部和老农了解生产情况，了解农作物的产量和群众的收入，询问一亩晚稻，到底能打多少粮食？有人估算了一下，告诉他，可以打600至700斤。李井泉将信将疑，提议还是割一亩田试试。几个社员正要去扛打谷机、拿镰刀，旁边有人轻声地提醒副委员长：“晚稻还没有完全成熟，现在割浪费大。”他听了，忙制止道：“算了，算了。既然会浪费，那就不要割了。” 队长李其祥的父亲李开修，是李井泉的父辈。老人家凡事肯动脑筋，也颇有见地。趁此难得的机会，他把积了多年的一桩心事端了出来：“井泉呀，解放后我们的生产条件是好多了就是东河上没有一座桥，对临川、东乡、金溪三县交界地区的群众十分不便。万年桥倒塌了近百年，一直没人去修复。你可一定要想个办法哟……”李井泉听了高兴地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正合我意！修建万年桥，既便利群众，又能发展生产。寿亭岗一带的荒山垦出来，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大有好处。小时候我就说过要重建万年桥，这个桥早就该建了！”说完，他把陪同来的省、地、县、社四级负责人叫到一块，在陈述了建桥的种种好处之后，恳切地要求他们落实此事。同时，建议省、地、县各出资10万元，公社也适当拿一些钱，通力合作，争取尽快把桥建好。
当晚，李井泉下榻抚州地区招待所。许多亲属随后赶来求见。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希望李井泉帮助解决。对于这些要求，李井泉的原则是：能帮助的尽量给予帮助，不符合政策的一律不办。他苦口婆心地教育自己的亲属“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赖政府，也不要依赖我。” 李井泉的一个侄女从罗湖乡下赶来，请求伯父说个情，让她去当兵。李井泉回头询问担任仓下生产队长的堂弟李港泉：“港泉呀，仓下村是不是办了养猪场？”港泉回答：“办了。”李井泉又问：“养猪场缺不缺人？”港泉说：“还缺饲养员。”李井泉说：“那好，我这个侄女要找事干，就让她到你们养猪场去养猪，养猪也好嘛！也是工作！”说得侄女红着脸，撅着嘴，不再吱声。
唱凯院下陈家来的两个高中毕业的外甥女，也来找舅舅安排工作。李井泉知道她俩有文化，便问：“你俩要工作，愿不愿意吃苦？”两个外甥女异口同声说：“愿意！”李井泉听了，很高兴，忙笑着说：“前些时，我碰到一个在井冈山工作的老部下，他告诉我那里办了个造纸厂，条件差，招不到工人。你们愿意吃苦，又有文化，我介绍你们去井冈山造纸，如何？”两个外甥女听说是去革命老根据地井冈山参加建设，欢天喜地说：“好！好！我们去，我们去！” 李井泉姐姐李柳英的大女儿家里遭火灾，见面后很自然地诉说起自己的不幸。李井泉闻言很是同情，要县领导向民政部门捎个信，看有没有可能照顾一下？他还迟疑地问在场的干部：“我这人脸皮厚，到处卖老面子，以后又要打倒。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走后门？是走后门你们就不必传话了。”在场的县委书记叶学龄接口道：“我看不算走后门。遭灾的既是您的亲属，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政府有责任关心他们。” 会见后，李井泉一再交代县、社干部：“对我的亲属，生产上的事可以帮忙，其它的事就不要理睬。”同时吩咐招待所：“我的亲属在所里用膳，记在我的帐上，由我来付钱。不要把地区招待所变成了李家祠堂。” 第二天，李井泉又驱车来到仓下，这里看看，那里走走。他见有个孩子被同伴打了，正哇哇大哭，便对小孩说：“不要哭，不要哭。谁欺负你就同他斗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怕什么？”那个小孩听了很快止住了哭声，在场的人一个个都点头笑了。这时，有人告诉李井泉，他的侄子私自把他和父亲亲手建的房子卖掉了。李井泉怒不可遏地叫人找来侄子，当场训斥：“你年纪轻轻不思创业，只知道卖家产过日子，太不象话！这房子没人住不要紧，可以给生产队用嘛！做学校教室也行！生产队不是用它做过仓库吗？”侄子羞愧地表示：“伯伯说得对，我一定把房子赎回来！” 晚上，公社留吃饭。李井泉叮嘱菜不要多，也不要鱼肉，弄点芋头、南瓜、霉豆腐、粘米团子就行。李井泉津津有味地吃着家乡风味的饭菜，兴致盎然，谈笑风生。
1979年10月29日，秋高气爽，遍野金黄。李井泉夫妇由江西省副省长张国震陪同，第四次回乡探亲。一到唱凯，就问起重建万年桥之事。当听到万年桥因资金问题没落实，尚未动工时，他面露不悦，沉默了许久。突然，他提出要去东河对岸寿亭岗一带看看。当地干部即准备了一只渡船。一行人就从万年桥旧址横过东河。李井泉站在船上，指点对岸不远处的一片荒坡，动情地说：“这沿河的荒山开发出来，能种很多经济作物，今后的唱凯定比现在更加富裕。看起来，重建万年桥还是很有必要，也刻不容缓啊！” 回到唱凯，有人请李井泉为以后的万年桥题几个字，李井泉欣然答应，挥笔题写了“发展经济，方便交通”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随同的省、地、县、社领导经过商讨，当场拍板，确定下月动工重建万年桥。李井泉高兴得连连拱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临别，他第一次高兴地与公社干部合影留念。
1983年5月20日，担任中顾委常委的李井泉，和夫人杨荫梧一起，再次来到抚州。视察工作之后，又回到了家乡仓下村。
在仓下村，村干部一见面，就向他报告万年桥早已建成的喜讯。新桥长124米，宽7米，从开工到竣工，只用了六个月。他们还告诉李井泉；1982年夏初，临川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洪灾，万年桥立下了大功，东河南岸成千上万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和牲畜，就是经由此桥转移到对岸的安全地带。为此，群众很感谢他，说他为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乡里有位老先生还在桥头题了四句诗：“万年桥复通，开国大臣功，掌权不忘民，井泉万代颂。”赞颂他的恩德。李井泉听罢连连摇手，说：“这主要是大家的功劳，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功劳，我只不过提个建议而已。” 李井泉不顾年事已高，提议去离村一华里的万年桥参观。一路上，他关切地问起新桥建成后，寿亭岗的面貌有没有变化。陪同人员告诉他：新桥通车不久，寿亭岗农场的1600亩山地上，产量即创历史最高纪录，800亩桔园收柑桔160多万斤，并列入国家星火开发试点。就在这块昔日的荒坡地上，如今又在进行花生根瘤菌试验和低产田的改造。李井泉高兴得不住地点头：“我总算完成了一桩心愿，我总算完成了一桩心愿。”他兴奋地告诉乡亲们：“北方有一户人家，养了几百匹马，很快富起来了。希望家乡的农民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争取早日过上更好的日子。” 东河两岸的群众听说李井泉视察万年桥来了，成群结队地涌来看望。在平坦宽阔的水泥桥面上，李井泉遇见了几位小时候在一起放牛的农民，亲切地与他们说长话短。他还凭着惊人的记忆叫出了一位老太婆的名字，饶有兴味地与她拉起了家常，临别还高兴地与这位老太婆一起照了相。
回到村中，李井泉指着村里散乱的房屋，对村干部说：“今后老百姓盖房子，你们要作好规划，一排一排的盖，做到美观、整齐，显示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气派来！”他的夫人杨荫梧接口道：“这样好。再过几年，仓下村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就要离开家乡了。年过古稀的李井泉依依不舍。他拍拍这条树枝，捏捏那株小草，无限留连的情意从他眉梢眼角显露出来。亲友们含着泪水，一步一步簇拥着他上路，多么希望和他合个影但谁也不敢开口。因为他们深知，李井泉极少与亲友合影，他不愿亲友借他的名义去给政府添麻烦。不过这一次，李井泉倒主动提出要合个影，亲友们听了，无不感到格外的开心。
迎着初夏明媚温馨的阳光，“咔嚓”一声，摄影机镜头把李井泉修长的身姿及奕奕的神采，最后一次镶嵌在家乡的土地上，镶嵌在家乡人民的心里头！ 父老之爱 参加革命后，李井泉由于公务繁忙，前后总共只返乡五次，每次逗留的时间都很短暂。但仅从这五次返乡之行就可以看出，他对家乡的父老兄弟充满了深情的挚爱。李井泉长期在外地工作，和家乡远隔千山万水，然而他的心，一直和家乡靠得很近很近。他身居高位，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但始终惦记着生养他的土地，不忘对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必要的支援和贡献。
每次回乡，李井泉除了在仓下村留连忘返，还在地、县领导陪同下，抓紧时间就近调查研究，参观访问。他先后视察过抚州棉纺织厂、临川县农机厂、化肥厂，重访过母校—抚州市第一中学，并在温泉疗养院沐浴过家乡水的清新与柔情。60年代中期，唱凯的社办企业较为落后，为扶助集体经济，他向公社提供了一套农机设备，还为生产队联系购买了一台丰收27型拖拉机；临川县红旗桥镇兴办果园，急需优良树苗，他介绍当地干部到四川引进7000株“鹅蛋干”良种桔苗；县化肥厂开工，缺乏优质煤，他出面请中央有关部门为该厂解决山西煤的供应。李井泉还亲自为临川染织厂联系购买宽幅机床，批准接受抚州地方剧团的几位业务骨干到成都学习戏曲、音乐。一句话，只要是对家乡有益、对群众有利的事，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他都乐意帮助。
李井泉对家乡满怀深情厚意，家乡父老对李井泉也奉献一片赤诚。
全国解放后，家乡人得知李井泉的工作地址，常常推派代表千里迢迢登门看望，向他汇报家乡的建设情况，邀请他抽空回乡走走。顺便还捎去一些家乡的土特产。1974年他返乡时，出于对家乡艺术的偏爱，提出要看抚州采茶戏，并指定演《攀弓带》、《张三借靴》、《补背褡》等古装剧目。其时，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古装剧成为封、资、修的代名词，在文艺舞台上已经完全消失；剧团的演员被揪的被揪，下放的下放，连服装和道具也早己作为“四旧”而付之一炬了。要演出这样的剧目，不仅困难很大，而且需要承担风险。地区领导当机立断，决定为李井泉作专场演出。演员们找出自己私藏的服装，日夜排练，很快满足了李井泉的要求。家乡音，故里曲，丝丝入耳。副委员长陶醉在浓重的乡情之中，不时地鼓掌。看到开心处，李井泉笑得象个天真的孩子，连声称赞：“这些戏演得好，看得有味！” 对于李井泉在几次回乡中的教导和指示，家乡的干部和父老乡亲总是尽力予以落实。他说村中要绿化，干部们便发动群众沿公路和堤坝上栽了160多株柳树和木梓树；他说莫要荒了水塘，乡亲们便在13亩水面的池塘里，放养了几万尾鳙鱼、鲢鱼、鲤鱼和鲫鱼；他说盖房应该有个规划，不几年，乡亲们就整整齐齐地盖起了40多幢新房；他教导各姓要搞好团结，各姓人都要有干部，仓下村在改选领导班子时，都一一地照办了。1984年前后，临川县人民还记住他20多年前的教导，大办沼气，使该县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沼气县。
十年“文革”期间，李井泉被“四人帮”打成“西南区最大的走资派”，身陷囹圄，与家乡失去了联系。他的儿女大荣、二荣、新桅、再旺和华川，高中毕业后陆续选择了故乡作为自己的下放锻炼基地。仓下村的父老乡亲，谁也不相信李井泉会反党反人民，他们张开双臂，热情欢迎来自巴山蜀水的亲人，象照顾自己儿女那样，照顾这位革命前辈的后代。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还专程到仓下来看望他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下放劳动初期，以李井泉的女儿大荣为户主的这几个年轻人，连饭都不会煮，不是煮成了夹生，就是烧成了糊糊。亲属们便手把手地教，使他们很快学会了做饭。时间长了，他们居然摸到了规律，做到出工时放上适量的米和水，收工后便有熟饭吃。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用具，也都是由堂叔等亲属凑钱为他们添置的。
公社领导从不把李井泉的孩子当成“走资派”的儿女看待，相反，经常来仓下村，安慰和鼓励他们。他们没有床铺，书记亲自批给木材为他们制床；缺少猪油，派人买好猪油给他们送去。有一次，李井泉的儿子李华川患急性腮腺炎，病情十分严重。仓下人连夜借来一部汽车，送他到地区医院急救。地委和县委的领导亲临医院，吩咐院方千方百计抢救，要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小伙子很快恢复了健康。那段时间，李井泉的老屋里人来人往。乡亲们怕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孤独、伤心，经常来和他们作伴，开导他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一切都会好起来。
家乡父老的悉心关怀，家乡领导的多方体贴，使李井泉的孩子们产生了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和力量。他们象农家孩子一样，不怕脏，不怕累，重活脏活抢着干，一样早出晚归，一样跪在田里耘禾。心灵手巧的大荣，无论是栽禾还是割禾，速度都赛过当地的老农。不多久，他们就学会了各种农活，种下的蔬菜和瓜果绿油油一片，谁见了都止不住叫好。
看到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健康地成长，县委一班人感到分外舒心。他们以公正的态度和过人的胆识，给这些“走资派”的儿女们以很大的荣誉——一连几年，大荣作为这个插队落户青年先进集体的代表，出席了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70年代初，关闭已久的大学校门刚刚重新打开，家乡的亲人和领导又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先后把大荣和二荣推荐到医学院和外语学院去深造。
在大浩劫岁月里，党和人民的忠诚儿子李井泉因为与邓小平、贺龙等人关系密切，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非人的虐待。他被长期关押在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斗室。“四人帮”在四川的爪牙几次派人到仓下村外调，妄图从家乡挖出李井泉的“反动根源”。任凭来人如何鼓动如簧巧舌，极尽哄骗、诱惑、威胁之能事，父老乡亲总是大义凛然、异口同声地回答：“李井泉是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好干部。乡亲们了解他，也相信他！” 由于与他共过多年患难的元配夫人肖里和一个爱子在文革中先后非正常死亡，李井泉精神上遭受沉重的打击，健康状况也受到严重的影响。1983年返乡时，他步履蹒跚，已经显得相当地苍老。1986年11月，不幸中风住进了医院。
乡亲们闻讯，非常惦念，立即推派代表赶往北京花园村一号探望，并捎去了中共临川县委的慰问信和李井泉爱吃的家乡蜜桔，祝愿革命老人身体早日康复。李井泉握着家乡代表的手，不住地点头，深情地说：“请转告家乡父老，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 感激的泪珠，亮闪闪地滚出了眼眶。
此后，家乡的干部群众只要到北京开会、出差，都少不了要去花园村一号看望他。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与世长辞。
噩耗传到东乡河畔，仓下村一片悲寂。
家乡的花圈，醒目地摆放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吊唁大厅，来自临川的代表，面对复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李井泉遗体，一个个泣不成声。
尽管李井泉生前并不主张为自己建坟立碑，然而就在他当年提议重建的万年桥畔，就在他少年时代放过牛、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又多次关心过、察访过的寿亭岗红壤高坡，就在他的家乡仓下村的河对岸，当地有关部门，根据父老乡亲的一致要求，征得李井泉家人的同意，为他和他的元配夫肖里，修建了一座朴实无华的墓园。墓莹中，安放着由北京请回的两位革命老人的骨灰。题写在墓东、西两侧的墓联“丰功伟绩，泽被西南；高风亮节，光耀全国”，是家乡人民，也是全国人民对李井泉同志的最好评价。
李井泉从仓下走上革命的道路，数十年后，又回到仓下来了。这位身经百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家乡的人民、家乡的土地，紧紧地紧紧地贴在一起，再也不可分离了！ 如今，逢年过节，总有人结伴来到李井泉、肖里的墓园凭吊他们无限景仰的革命先辈。清明时候，方园数十里的乡亲。从十来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不约而同地前来拜谒，寄托他们沉重的哀思。
笔者那天造访李井泉、肖里墓园，正值盛夏时节，炙人的太阳，烤得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只见一批年轻人正在墓前瞻仰碑文，从他们凝思的眼神中，我们看出了他们对李井泉的尊崇和失去这样一位亲人的哀伤。
家乡人民怀念李井泉！ 李井泉活在家乡人的心中！ （摘自1992年9月出版的《临川文史资料》第五辑，1992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 学友情谊深 1989年4月下旬的一天，抚州市原政协副主席郭忠仁获知李井泉逝世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立即向北京发去了唁电，悼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年愈八旬的郭忠仁，回顾往事，情意深长。他青年时代和李井泉是同窗好友，又是同乡（同为临川县人）。他很清楚地记得李井泉从小勤奋用功，聪明过人。小学毕业后，李井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今抚州市一中前身），俩人又是同班、同一课桌、同吃、同住，好似兄弟一般。当时三师实行五年制教学，每个班大约四十多人。班上语文教师章涤昌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章老师由于思想很进步，又善于团结和引导青年同学，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李井泉和郭忠仁等时常听章老师讲北京的青年学生反帝反封斗争的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深受启发，李井泉还写在日记上，向同学们宣传，是个活跃分子，也是全班同学中的佼佼者。
郭忠仁回忆李井泉在三师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中华大地、大江南北，人民群众逐渐觉醒，特别是青年学生走在 前列打先锋。三师的进步同学，在章涤昌老师的发动下，成立了“读书会”。这是一个学习进步书刊、开展革命活动的进步组织。参加“读书会”的有李井泉、张应昌、许瑞芳、舒同、李干、刘景宽、郭忠仁等同学。主要学习《新青年》、《响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读书会”的成员还时常在一起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郭忠仁印象最深的是1926年9月北伐军打到上顿渡，准备攻取抚州城。当时困守在城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下的刘宝题混合旅，吓得惊恐万状，竟将城门紧闭，企图垂死挣扎。这些曾经在街上横行霸道，在老百姓面前张牙舞爪的家伙，只要听到北伐军就丧魂失魄，不敢出门。三师“读书会”的同学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不断监视敌军行动。有的同学冒着生命危险，星夜翻越城墙出去；有的从下水沟钻出城到上顿渡与北伐军联络；同学们还到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热烈欢迎北伐革命军！”这也使敌军闻风丧胆，龟缩到几座砖房内困守。到十月北伐军攻城时，三师“读书会”的同学在枪林弹雨中帮助北伐军架梯到城墙上，经过激烈战斗，刘宝题的残兵败将，抱头鼠串，逃之夭夭。北伐军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整齐步伐走进城内。第二天在清风门外召开祝捷大会，由于三师进步同学协助北伐军攻城作出很大的贡献，所以在庆功会上李井泉、郭忠仁等学生代表应邀上主席台就座。十月中旬，北伐军总政治部特派员、中共赣东特派员陈奇涵同志来到抚州，非常热情地接见了进步学生代表，并高度赞扬同学们的革命举动，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断武装头脑，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同学去支援北伐革命。
1927年，三师“读书会”的同学李井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压迫和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罪恶事实。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李井泉、许瑞芳、郭忠仁等同学走遍临川山山水水，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向当地的反动势力和恶霸地主作斗争。同学们在艰苦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既教育了群众，也锻练了自己。1927年4月，朱德同志率领军官教导团的部份队伍到抚州，驻在城外天主堂。他几次接见进步学生，勉励同学们要再接再励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夺取革命的胜利。朱德同志还向积极份子和进步学生作报告，使同学们认清革命形势，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一”南昌起义后，当起义军南下到达抚州时，许瑞芳、李井泉和郭忠仁等同学带领群众给起义军运粮送菜，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革命理论的指引和严峻的现实斗争的锻炼，许多进步同学认识到只有投身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统治。在起义军挥师南下之际，李井泉和三师及七中的进步同学，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队伍，在朱德同志的带领下向广东进军。
有一次郭忠仁谈到在三师读书时，李井泉酷爱体育活动，喜欢踢足球。在球场上，李井泉有一股冲锋陷阵的拼博精神，他龙腾虎跃般的姿态，给人深刻的印象。在那个年代踢足球者可谓凤毛麟角。郭忠仁说到李井泉参加体育活动锻炼出一股勇敢顽强拼博的精神，为以后他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的岁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郭忠仁和李并泉从同窗求知到一起参加革命活动，有着学友情，战友情和革命的情谊，提起这段历史，郭常感自豪。但是由于革命斗争的曲折与艰苦环境的复杂，郭忠仁与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失掉联系，未同李井泉一道前进，郭提起此事，却又非常遗憾。
1949年解放后，郭忠仁才知道李井泉与他分手后曾转战到了中央苏区，在红军中当过政委，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功勋，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李井泉先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政府主席、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为建设大西南呕心沥血，成就巨大。李井泉到中央工作后，仍没忘记家乡人民，没有忘记青年时代的同窗学友。郭忠仁说他虽然身居高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仍不忘旧友。李井泉几次来抚州走访乡亲、看望旧友、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他深入群众，了解实情，调查研究、认真细致，艰苦朴素的生活，实事求是的作风，表现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1974年2月，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来抚州视察时，特意到他的母校抚州市一中重游，看到当年的金柅亭、绣花楼，回忆他青年时代在这里读书和活动的情景、倍感高兴、留连忘还。“文革”后，李井泉先后三次风尘仆仆地来抚州，足见其对故乡眷恋之情。郭忠仁讲到李井泉这几次来抚州时，两人总要叙叙旧情，在一起吃餐饭，一同看出戏，对抚州采茶戏，李井泉从小就很喜欢，回到故乡总想看看这个赣东著名的地方戏。有次在抚州艺术剧院看采茶戏时，李井泉让郭忠仁坐在身旁，谈笑风生地一边叙旧，一边观看，对采茶戏优美悦耳的曲调和演员精湛的技艺，令人看得入神，李井泉鼓掌称赞，并盼望采茶剧这朵艺术之花，开放更加鲜艳。
旧友情深，郭忠仁每逢谈到李井泉对他的关心和爱护，感到非常欣慰，而他对李井泉也十分敬佩。他常说，李井泉品德高尚、顾全大局、廉洁奉公，从不特殊，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领导人。
李井泉的确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主义战士。
（作者：郭忠仁（1905年—1991年），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初期任临川县上渡镇镇长，以后还担任过抚州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此文摘自1992年9月出版的《临川文史资料》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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