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卷二 政治志 第一篇 政党 第一章 唱凯地区党组织沿革 1919年（民国8年）孙中山将中国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6年（民国15年），中国国民党开始统治临川，县级机关为中国国民党临川县党部。1926年10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攻克抚州。经随军来抚的共产党员陈奇涵、曾燕堂、钟赤心的努力，赣东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临川支部成立。1927年1月，扩大为中共临川特别支部，后在唱凯等地建立支部。其时唱凯地区进步青年游文藻（1926年12月至1927年1月，游文藻任中共临川支部下属组织——中共省立第七中学小组组长）、万文藻、黄纪科等人，积极投向革命，参加工农活动，成立了临川县第一个北乡工农青年“利政团”第一支队。
   1927年12月，中共临川县委决定将罗针、唱凯、云山3个党支部扩充改建为中共临川县唱凯区委，陈宽和任书记，隶属中共临川县委（临时县委），驻地唱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国共分裂，县党部成为国民党执行机关，其时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醒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受到严重摧残。1929年3月县委书记曾去非被捕牺牲，唱凯工农革命领导游文藻和“利政团”成员黄纪科先后遇难。至此工农革命停止活动。
   1949年5月设立5个区工委，10月改设8个区工委，临川县直辖区工委改名中共临川县第二区工委，机关迁驻唱凯古港村，1952年改为中共临川县第二区委，1955年4月改名中共临川县唱凯区委员会，机关迁驻唱凯圩。下辖铁宝、古港、慢坊、许渡、艾港、庙前、黄昏、永丰、长湖、华溪、太平、灵山、唱凯、浒溪、北堡、观前、罗针、城前、石溪、东湖20个乡党组织。
   1957年3月恢复区建制，全县复设8个区委，区以所在地命名，1958年10月撤销区建制。同时撤销各区委。唱凯区委下辖华溪、太平、罗针、北堡、古港、唱凯、云山、龙岗、甘陂、鄢坊10个乡党组织。
   1961年6月，调整社队规模，全县恢复8个区，建立湖南、唱凯、李渡、温圳、上顿渡、腾桥、龙溪、展坪8个区工委。区工委以驻地命名。1961年12月撤销湖南区工委，1962年9月撤销唱凯、展坪、温圳区工委，同时建立孝桥区工委，全县共有5个区工委。唱凯区工委下辖华溪、古港、唱凯、北堡、罗针、栎坪、黄渡、云山、鄢坊、圳上、南溪、龙岗12个公社党委。
   1956年3月撤销区建制，全县204个乡3个镇合并为80个乡和3个镇。境内共有古港、唱凯、北堡三个乡。其中石溪、古港、灵山乡合并建立古港乡，同时成立中共古港乡总支部委员会，隶属县委。1957年3月隶属唱凯区委，驻地古港村。1958年10月撤销。艾巷、观前、唱凯乡合并建立唱凯乡，同时成立中共唱凯乡总支部委员会，隶属县委。1957年3月，唱凯乡党总支改为中共唱凯乡基层委员会，隶属唱凯区委，驻地唱凯圩。1958年10月撤销。慢坊、东湖、北堡乡合并，建立慢坊乡，同时成立中共慢坊乡总支部委员会，隶属县委。1957年3月，慢坊乡总支改为中共北堡乡总支部委员会，隶属唱凯区委，驻地慢坊村。1958年10月撤销。
   1958年10月，唱凯、古港、华溪、北堡、罗针、太平乡合并，建立唱凯人民公社，同时成立中共唱凯人民公社委员会，设立公社党委书记处，隶属县委，驻地唱凯圩。
   1961年6月，调整社队规模，撤销书记处，公社党委设书记、副书记。隶属唱凯区工委，1962年9月隶属孝桥区工委，驻地未变。
   1961年6月调整公社规模，由唱凯公社划出部分大队成立古港人民公社，同时成立中共古港人民公社委员会，隶属唱凯区工委。1965年9月隶属孝桥区工委，驻地古港村。1965年4月撤销。由唱凯公社划出部分大队成立北堡人民公社，同时成立中共北堡人民公社委员会，隶属唱凯区工委。1962年9月隶属孝桥区工委，驻地北堡村。1965年4月撤销。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县基层党组织尚能坚持正常工作，到1967年3月，普遍受到冲击而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2月成立公社革委会，各公社党政工作由革委会统管。1970年3月开始恢复公社党委，并在各大队、各场厂成立党支部、党小组。
   1984年6年撤销人民公社，恢复乡建制，成立唱凯乡党委。
   1985年5月，唱凯乡改为唱凯镇，同时撤销乡党委，建立镇党委。
   第二章 党员 第一节 党员发展 唱凯镇境内的党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解放后发展的，解放初期秘密发展，建国以后公开发展。开始，县委统一举办建党训练班，建党对象、积极分子参加学习。1951年县委举办第一期建党训练班。1952年，县委组织部要求，在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考验的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中，吸收一批积极分子入党。这年又举办了第二期学习班，以后还举办过几期。后来由区、镇组织学习，发展党员。1956年，为适应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在农村大力发展党员，大量发展了一批党员，以后每年都有发展，党的队伍逐年壮大。“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提出所谓的在“火线上入党”的口号，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在这批党员中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少数不够党员标准的人混进了党内。1981年后，唱凯镇党委按照新时期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有计划、有重点地吸收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才能的生产、工作骨干和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并注意在妇女中发展党员。1937年7月至1945年2月，全镇只发展了党员1人，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全镇发展党员299人，1976人，1976年11月至1992年9月，全镇发展党员303人，1992年10月发展了党员371人。
   唱凯乡1975年至1983年党团员发展情况 2007年党员总数1109人，其中当年发展31人，在岗职工244人，女147人。
   入党时间：1949年10月—1966年4月 220人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256人 1976年11月—2002年10月 340人 2002年11月以后 293人 2008年底，全镇有农村支部18个 机关支部（居委会）7个： 观前支部书记：周义龙 蔡家支部书记：王正根（负责） 邱家支部书记：邱武兴 东湖支部书记：王新水（负责） 古港支部书记：周洪国（负责人） 游学支部书记：帅谷昌 上游支部书记：陈春梅（负责） 北堡支部书记：胡细龙 灵山支部书记：何子龙 镇机关支部书记：章忠水 官洲支部书记：何洋苟 居委会：暂缺 低洲支部书记：王永昌 兽医站：周金泉 石溪支部书记：张良文 供销社：周新华 唱凯支部书记：刘柏清 中心小学：李泉发 艾巷支部书记：黄寿琪 镇中学：桂礼明 万年支部书记：邓国云（负责） 粮油公司：邱昌生 花洲支部书记：许华太 白水支部书记：付荣荣 江山支部书记：胡区昌 第二节 早期中共党员周治中 周治中，女，中共党员，唱凯镇古港村人。1894年3月11日（农历二月初五）生在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祖昌，饱读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但贫穷潦倒。周治中7岁随父读书，由于勤奋好学，天资过人，成绩一直很好。父亲在授课之余，常给她讲“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故事，讲“中英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惨痛教训，使她从小就受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1906年，周治中12岁时，父亲迁到县城抚州，栖身周氏宗祠，创办私塾。1910年，清朝废除科举创办新学，江西省成立女子师范学堂，由各州府考送女生，周治中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该校。不久，父亲经同乡介绍，在南昌铜元厂谋到一个司书工作。因而卖掉农村几亩田，全家迁到南昌，在肖公庙租了一间小屋居住。1914年，她以优良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915年，由女师校长金振声介绍到贵溪县女校任教，成绩斐然。1920年调回南昌，任江西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校长。这时，由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南昌的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周治中不断阅读进步书刊，接触进步人士，开始了新的追求。10月，她由同学李桂生介绍，见到了正在南昌二中读书的方志敏、袁玉冰和在南昌一中读书的黄道等人，听他们讲苏联十月革命，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受启发、教育。1922年2月，周治中参加袁玉冰、方志敏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江西改造社”，积极从事“打破一切封建权威和阶级制度，提倡劳工神圣，解放女权，变黑暗的旧江西为光明的新江西”的宣传活动。六月，又与刘和珍、刘若安、胡德兰等进步女青年一起，参加方志敏、袁玉冰发起的江西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学习、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探索革命真理。此后，周治中根据党的指示，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1922年5月1日，她积极响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的号召，发动并领导各界妇女，同产业工人一起，举行声势浩大的“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响亮提出“打倒封建”，“男女平权”、“婚姻自由”等口号，揭开了江西妇女运动的序幕。7月，中共党组织派赵醒侬回江西筹建党、团组织，她又积极协助赵醒侬办好“新文化书社”，大量散发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和方志敏主编的《新江西》半月刊等进步刊物；还与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人共同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3年，她在南昌地区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不辞劳苦，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农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省青年运动领导人袁玉冰被捕后，她紧密配合赵醒侬、刘和珍开展营救活动，多次组织妇女上街游行抗议，迫使反动当局将袁玉冰释放，并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妇女骨干。1924年12月月，她联合张来仪、金玉钰、蔡方庸，熊棣华等省市妇女名流，发起成立“江西女青年社”，捐资创办平民女校、育德女校，还在南昌师范小学、江西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妇女学习班，帮助贫苦妇女学习文化，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劳苦大众的欢迎。经常用“唱凯”的笔名，在进步刊物《红灯周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热情讴歌妇女解放。
   1926年11月2日，北伐军三面包围南昌城，开始，用木梯爬城墙强攻德胜门。因敌人火力猛烈，封锁严密，反复争夺，难以攻下。隐蔽在城里的中共江西省委员、妇女部长周治中，看见战斗惨烈，牺牲太大，便女扮男装，叫地下交通员毛仔做向导，爬到城外，带领北伐军彭见清连长率领的小分队，从城东北方宜巷一条鲜为人知的地下水道爬进城内，出其不意地消灭德胜门守敌，砍开铁锁，打开城门，把北伐军放进南昌。
   1927年“八·一”起义后，南昌的形势急剧恶化。8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召开南昌地区共产党紧急会议，作出“各自择地避风”的应变部署。周治中根据组织安排，回到临川，继续在唱凯、罗针等地发动群众，同国民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1928年，中共临川县委机关迁至温泉余坊村。她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协助县委书记曾去非开展工作。白天扮成农妇，在田间地头劳动；晚上则开办农民夜校，组织男女青年识字，宣讲革命道理。
  她待人谦和，平易近人，村里人都亲切叫她“老小”、“小姑”。
   1931年，周治中不幸被捕，关进国民党监狱。6月30日壮烈牺牲，时年37岁。
   忆江西妇女运动的先驱周治中 赵昌蓉 一个人的记忆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把往事逐渐忘却，但也有些事情，即便到了两鬓染霜的暮年，仍然影响很深，终身难忘，每当回想起来，仿佛就在眼前，不仅使你精神振奋，而且成为鼓舞自己前进的力量。周治中就是我心目中永远怀念的一个人物。我曾聆听过她的教益，并和她共同生活、战斗在一起十有余载。她那机智开朗的思想，诚挚朴实的性格，以及廉洁奉公、济贫解困的道德品质，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她为了冲破封建束缚，争取妇女的解放，在中国产党领导下，毕生鞠躬尽瘁，为我们演奏了一曲妇女革命运动的正气歌。
   周冶中，出生在江西临川县唱凯乡古港村。这是一座秀丽的村庄，山峦迭翠，潺潺溪水绕村而过，门前良田千顷，村东头有一棵浓郁苍劲的百年老樟。1894年3月11（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甲午二月初五日），她出生在这个村的一家平房里。父亲周祖昌，是一个贫穷失意的书生，饱读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为人正直，性格坚强，既无意于求取功名而应科举考试，又不善于阿谀奉承，更不会种田经商，只落得贫穷潦倒，靠祖上遗下的几亩薄田艰难度日，有时甚至弄得三餐不继。
   当时，农村里的封建意识很浓厚，有些好心人劝说他的父亲将女儿送给别人做童养媳，她父亲则有自己的主张，婉言谢绝，并悉心课以经史，以期她成为女中强人。
   1906年，当周治中长到12岁时，父亲迫于生计，举家迁到抚州城里，企望在闹市中谋求出路，那知天下乌鸦一般黑，闹市也没有穷人立锥之地。当时，他们经族长同意栖身在县城周氏宗祠内。这所祠堂空闲屋宇甚多，且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植有松柏花果，环境幽静，是读书的胜地。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一个萌想突然闯进了他父亲的意识。为了糊口，何不设馆教书？这一想法得到了乡族们的全力支持，于是，私塾很快地办了起来。
   周治中也在蒙馆就读。由于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她自己天资聪颖，刻苦好学，进步很快，善于口才词令，深得尊长喜爱。她小的时候，还被祖母逼着缠过脚，常常为了做家务事，抱弟妹，行走困难，疼痛得彻夜流泪。
   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清朝废，除科举，创办新学，江西省成立了女子师范学堂，由各州府考送女生。周治中在父亲的赞许和支持下，毅然摒弃宗族和邻里的一切阻挡，以优异成绩录取该校，进入“洋”学堂读书。不久，她父亲周祖昌也经同乡的介绍，在南昌铜元厂谋到一个司书工作。因而将农村的几亩薄田卖掉，全家迁至南昌，在肖公庙租了一间小屋居住。每月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由于周治中学习成绩优良，1914年毕业后，留校教学，每月工资仅银洋6元，还分出一半帮助家用，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15年，女师校长金振声应贵溪县立女校的要求，派合格师资到该校任教。金校长征得周治中的同意，介绍她去贵溪女校教书。越五年，仍回南昌母校，担任江西女师附小学校长。
   随着“五四”运动的春雷，震撼着中华民族的大地，也震动了中国妇女包括南昌妇女身上的枷锁，不少妇女特别是其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新的觉醒，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她们追求进步，向往光明，阅看进步书籍，接触进步人上，参加革命活动。
   1920年寒假期间，周治中由江西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李桂生（共产党员）介绍结识了南昌二中学生生方志敏、一中学生黄道、二中学生袁玉冰，彼此畅谈革命道理。大家主张创办一个进步的革命宣传组织。因此，1921年1月在南昌二中正式成立了“江西改造社”。加入“改造社”的成员绝大部份是南昌二中学生。南昌大同学校、南昌法政学校，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江西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也有少数同志参加。袁玉冰在成立大会上，报告了“改造社”筹建经过。刚成立时，社员只有16人，不久增加到24人。妇女方面只有刘若安1人，因此，李桂生考虑自己长期在北京工作，不能参加就推荐周治中参加为社员。“改造社”的政治主张是打破一切封建权威和阶级制度，提倡劳工神圣，解放女权，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光明的新江西。周治中也于这时经李桂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她投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洪流。
   1921年6月，江西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主要成员有李桂生、袁玉冰、黄道、方志敏等，女青年学生参加的有：刘和珍、刘若安、周治中、胡德兰。
   1922年1月，南昌学生领导人孙师毅、钱鸿伟、刘和珍（女）等人发起创办了“觉悟青年之社”，开始有社员13人，后来发展到30多人，并出版周刊《时代之花》。“觉社”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提倡男女平等、社交自由，婚姻自由，反对男尊女卑，买卖和包办婚姻。组织青年传播新思想，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与媚外卖国的军阀作斗争。在这些知识妇女的带领下，当时各校有一部分进步男女学生参加这一组织。《时代之花》成了女学生喜爱读物，该刊物向青年妇女传播了新思想及许多革命道理，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周治中原来也打算参加“觉社”，后来因为要她写一篇抱独身主义利弊的文章而未加入。事后我曾经问过她不参加的原因，她没有给我正面的回答。
   1922年5月1日，南昌男女工人和学生在袁玉冰和一平印刷厂先进工人的发起下，积极响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号召，在南昌首次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由周治中领导的南昌妇女界群众和学生参加了这次大会。
   1922年7月，中共中央派赵醒侬同志回江西筹建党团组织，与方志敏同志一道组织“新文化书社”，周治中、张来仪、陈灼华、刘若安等参加了这一组织，积极散发《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并由方志敏同志主编《新江西半月刊》，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给广大工农群众谋取解放的途径起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邹努、周治中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南昌地区有了中共党团组织，妇女运动得以发展，尤其是在妇女界受到器重的周治中老师，率领女青年，走上街头，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激发妇女同胞的政治觉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女青年学生。如“女师”的贺服丹，“女职”的胡德兰、肖国华，“女中”的王世伯、何淑文等。正当青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迅速发展，反动派却惊慌失措，逮捕了青年运动的领导人袁玉冰同志，妄图扼杀革命运动。1923年11月8日，在赵醒侬、刘和珍，周治中等人的多方活动、多方营救下，以及社会舆论的严厉遣责，反动派被迫释放了袁玉冰。
   1924年12月，在妇女界联合会的倡导下，妇女名流张来仪、金玉珏、周治中、蔡方庸、熊棣华等组成了“江西女青年社”。为了帮助平民妇女入学，她们捐资倡办了平民女校、育德女校。南昌模范小学附设妇女班，江西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平民妇女识字班。使一部分平民妇女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了贫苦妇女的欢迎，在妇女界影响很深。显然局限在女知识界，范围狭小，但已初见萌芽，为开展妇女运动打下了初步基础。
   周治中不仅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组织工作，而且还以“唱凯”为笔名，写文章在《红灯周刊》发表，宣传马列主义思想，论述妇女参政、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问题。《红灯周刊》是党在南昌的一个宣传刊物，在南昌应天寺一平印刷厂秘密印刷。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噩耗传来，举国哀悼！当时全国军阀的内部矛盾重重。相互攻击。督赣方木仁势孤力单，想联络广东国民政府，而又苦于没有适当关系。赵醒依同志利用他们这一情况，得到江西省议会会长龙钦海及文绍云等头面人物的帮助，决定成立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由江西国民党政府拨给追悼的经费5000元。赵醒侬以3000元汇寄党中央，在上海印制了有关纪念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宣传品。周治中是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之一。她领导南昌地区的妇女、青年和学生，担任了追悼会的各项筹备布置工作。追悼大会中心设在南昌百花洲沈肃公祠，连续举行了二天的追悼活动。追悼活动中向广大市民散发了大量反帝、反封建，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的宣传品。在这次追悼活动中，我被周治中指派为各组的联络员，负责联络各组开展悼念活动。
   北伐战争时期，周治中已是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北伐军攻克南昌的战斗中，她出生入死，组织带领妇女配合北伐军攻克南昌。1926年10月11日，北伐军开始第三次对南昌强攻。党组织对支援北伐军已制订方案，并对妇女支前作了明确分工，要妇女们协助护理伤员，征集劳军布鞋、线袜。更重要的是为了尽量减少伤亡，责令妇女必需完成勘察攻城路线，找好向导。周治中当即表示一定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当天下午即开始紧张工作，把数万双布鞋任务分配给农村妇女组完成，袜子交给淦克群同志负责的女工组完成。晚上，周治中带领李保权（我母亲）等同志实地勘察，找到城东北的方宜巷有一条地下水道，可做秘密通迫口，并把此项工作交给党的交通员毛崽去完成，要我一家借口暂时搬到秘密通道口外去住（即毛崽家）。毛崽父子靠要鱼为生，每天早晨城门还未打开，他总是穿过这条渠道，把鱼拿到城内抢先出售。
   11月2日，北伐军三面包围南昌城。开始，用木梯爬城墙进攻德胜门，因敌人火力猛烈，封锁严密，攻城不下。周治中在城内见情况紧急，立即女扮男装叫毛崽作向导，爬出城外，带领北伐军彭见清连长领导的小分队从下水道秘密爬进城，斩开德胜门的城门锁，城外北伐军涌入城内，占领了德胜门，但彭连长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战，歼俘孙传芳的军队数万人。这次北伐军攻克南昌城，妇女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给整个北伐战争全局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周治中老师女扮男装带头扒出城去当向导的情景，现在想起，还是历历在目。
   三 周治中不仅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而且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自童年起就和大舅李泽民（李桂生的父亲，前清贡生）共同生活在一起，表姐李桂生多数时间在北京，她与周治中是好友，交往情深。周治中寒暑假来南昌时，经常是住在我们一起，我们彼此很熟悉。她极力主张我到“女中”附小读书，后来又引导我参加革命，我能有寸进都是她谆谆教导的结果。我的母亲李保权曾读经史，会写文章，略懂诗词，周治中就极力推荐我母亲到女校教书。不仅如此，她对任何青年女生都是同样的关心和爱护。如王志莲、肖国华、贺服丹、何淑文、刘莹、贺觉繁，夏湘苹等都得到过她的指导，成为革命阵容中的一员， 1923年秋，我在南昌女中附小读书，便和周治中同一个寝室。有一天晚上，周老师对我说：“你娘已由张来仪校长正式聘为匡秀女校教师，同意你也搬到匡秀女校去住。”还说到：“张来仪校长和你娘都是小脚，有些对外联络的事不方便，经我们商量，考虑到一些对外跑腿的事，你可以承担，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勉励我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接受任务后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她。并要我先试试看。
   在一年多的跑腿时间里，我接触到了不少的革命有志之士和社会进步人士。尤其是寒暑假期间，能有机会听取来省共产党员言传身教的革命事迹与道理，给了我不少的启迪和教育，使我受益不少。
   记得1925年冬季某日的傍晚，我由校返家。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你到张校长那里去，周老师他们正在等着你呢。”我听完，立即跑步前去，一进房间就看到周治中、张来仪、熊棣华、淦克群等老师和贺服丹、肖国华等同学，坐满了一房间的人。周老师见我来了，笑着对我说：“你坐下来，我们有点事要和你谈谈，看看你的意思怎样？”“刚才我们大家正在谈到你这一年多米，联系工作搞得不错，接送传递的函件都没有出什么差错，为妇女组做了不少工作。但你也还有小毛病。听说你带着一卷宣传品挤到人群中去看猴把戏。有没有这个事情？如果有，你今后一定要克服。今天叫你来，就是通知你为正式联络员，要好好干。”接着周老师向我详细交待了联络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几条规则。我暗暗下决心，牢记周老师的话，一定要把联络工作做好。
   可是我毕竟年纪不大，经历的事情太少，在工作中难免小差错。记得有一次，南昌中共党组织收到上海党组织寄来有关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宣传品。周老师嘱我分送到有关地方散发。其他各地都己送到，最后一份该送给肖国华同忐，但没有找到肖国华，我就请女职的一位同学转交。这件事被周治中知道了。她叫我坐在她的身旁，耐心地告诉我，这虽然是宣传品，但南昌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还是属于违禁品。所以，我们散发的这些传单应该是秘密的。今后凡事要谨慎，周到，不然会出差错。
   周老师不仅这样教育我，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涂振农老师对我说；“你告诉周治中老师明日到令公庙第一师范学校开会”。他说完便匆匆地走丁。我当时也没有细问。晚上，转告了周老师。她反问我一句：“上午？下午？”我茫然不知所答。第二天晚上她对我说：“以后转达情况要问准确、问详细。幸亏我一早就去了，没有错失机会。”听了周老师的一席话，我深感内疚，同时对周老师更加钦佩。
   1927年，“八一”起义后，南昌形势急剧恶化，共产党员均按照8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召开南昌地区共产党员紧急会议所作出的指示，各自择地避风。当日傍晚，周治中老师把我叫到她宿舍对我说：“我马上就要离开南昌，经组织决定，你留在南昌，一切工作与肖国华直接联系。你们仍然在女中读书、住宿。”她给了我八吊钱，一床棉被、几件衣服。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这是组织安排，我自己也不知道。”最后她严肃地对我说：“不管形势怎样变化，我们对党都要忠诚，对革命要有坚强的信心，在工作中要慎言、谨语、胆大，心细。”我呆呆地望着她。就这样，我和敬爱的恩师周治中分别了，但万万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我们师生的永别。
   1931年，日寇侵略济南，当我随山东大学学生流亡团返回南昌时，惊悉她已于是年6月30日在临川县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迫害致死，把37岁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
   周治中老师的一生，可以说是奋斗拼搏的一生。她从一个农村小脚村姑，跃出樊笼，孤身离乡到南昌读书，这个胆量和勇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是难能可贵的。参加革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始终冲锋陷阵在妇女运动第一线，置个人安危不顾，出生入死，忘我地工作，成为一名勇敢坚强的战士。她在江西革命事业中整整跋涉了二十年。先后接触过不少中国革命老一辈，如：李富春、蔡畅、邓颍超、赵醒侬、方志敏、邵式平、何香凝等。
   大革命时期江西妇女革命工作至今已六十多年了，回忆当年参加妇女工作的情景，周治中等妇女运动先驱，满怀雄心壮志，奋战在妇女革命工作的岗位上，配合知识分子，工农革命群众，在北伐战争的年代，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她）们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以无比的力量冲破千年封建加锁，为妇女解放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放射了绚丽的光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缔造的事业，是来之不易的。
   现在我们妇女获得人身的真正自由，妇女人权得利保障，妇女生产力得到解放。这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先烈们用鲜血浇沃的成果！ （作者系江西省文史馆馆员，此文摘自1989年9月出版的《临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井泉 李井泉，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临川唱凯仓下李家人。1909年9月19日出生。1924年在县城（抚州）省立第三师范读书，与舒同、许瑞芳、章应昌、郭忠仁等数十人组织“读书会”，经常阅读《新青年》、《响导》、《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学习马列主义，探讨革命真理。1926年10月，北伐军进攻临川时，他与“读书会”的同学们在城内秘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唤起民众觉醒，瓦解敌军士气，并动员郊区农民借梯，送弹药，支援北伐军攻城。
   1927年春，李井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朱德率“八一”起义部队路过临川。他毅然投笔从戎，随起义部队南征，任第4军25师政治部宣传员。他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到士兵中宣传鼓动，还爬山涉水，动员农民参军支前。转战到广东后，留在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丰顺县黄金铺区委书记、团东江特委秘书长等职，成绩显著。
   1930年夏，李井泉调到中央苏区，在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担任秘书长，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至1933年，先后担任红三十五军（后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一、第三补充师政委。在中央根据地工作期间，曾因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一伙的错误批判，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积极参加反“围剿”的战斗。
   长征中，李井泉历任中央直属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协助员、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其间两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抗战期间，李井泉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副旅长、政委，绥远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晋绥联防司令部秘书长，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战胜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大青山地区是中国西北的一道门户，绥远的心脏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气候异常寒冷，地域辽阔，东西长300公里，居住着蒙、回、汉族，日伪军骚扰频繁，斗争情况复杂。他根据当地特点，提出以骑兵为主的灵活、快速、机动、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游击战争策略，冲破重重封锁线，经过大小百余次战斗，粉碎敌人15次大规模扫荡和围攻，歼灭大量的土匪、汉奸和日伪。他还经常深入蒙古包和回族居住的地方，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做好民族之间的团结工作，壮大抗日力量。有一次，游击支队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俘敌180人，其中多是蒙古族。李井泉召集俘虏开会向他们讲清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救国政策，申明民族团结、共同对敌的大义，教诫他们同日、伪划清界线、回到人民一边，接着又把他们全部释放，连枪支也全部发还。塞外各个盟旗，深受感动。他率部在大青山地区建立各级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割断敌人的电线，捣毁土围子，配合主力部队全面抗战，先后消灭日军千余人，击毙伪军600余人，俘虏500余人，建立并巩固了大青山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49年2月，李井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原第三兵团）政治委员。先后领导了晋绥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参加指挥绥包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9年冬，李井泉任入川南下支队政委，参加和领导进军西南的战斗。此后，他留在西南地区工作，和邓小平、贺龙一起，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并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50年初，李井泉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兼行署主任。1952年秋，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踞之地，蒋介石在逃离大陆时，把许多军统特务和部分残渣余孽留在这里，与当地的恶霸、土豪、土匪相勾结，到处烧杀抢掠，情况十分复杂。他积极领导四川军民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工作中，他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部队、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依靠广大群众，击退了阶级敌人无数次反扑，巩固了新生政权。在农村，他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斗倒了地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把翻身后的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平川地带改造旧河道，开挖沟渠，发展网络化灌溉系统；在山地丘陵地带，建库蓄水，建坝发电，以电提灌，变旱地为水田；还重修都江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从而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生产不断发展。毛泽东在视察都江堰工程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干得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1958年5月，在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9月，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他顾全大局，说服干部和群众，牺牲局部利益，从四川调出300亿斤粮食，支援其他困难的省份度荒解难。他大力发展四川省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教育党员和工人，以红带专，大干社会主义，以科学技术推动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建成宝成、成昆两条铁路干线和成都、重庆等一大批工业城市，初步改变了西南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1964年12月，李井泉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公开点他的名，说他是西南地区“最大黑帮”、“刘邓死党”、“二月兵变”黑干将，于是被斗、被关，受到冲击和迫害，受尽屈辱和诽谤，心身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仍保持着高风亮节。他的两位亲人也为此蒙冤而死。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因年老体弱，退居二线，但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接连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他还兼任西南协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他关心群众，情系家乡。1980年，曾到家乡唱凯乡视察，了解到家乡的一条河上无桥，群众过往不便，洪水期时有船翻人亡的事故，于是立即召集当地干部商量，倡建一座“万年桥”，并为大桥题写“发展经济，方便交通”。家乡人民赞扬他“掌权不忘民，井泉万年松。” 李井泉晚年体弱多病。他在养病期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衣着朴素，破了又补，补了又穿。有一次，管理员见他屋里的窗帘破旧，打算换块新的，他坚决不要，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换，你们不要忘记国家的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病情恶化后，医生给他做截肢手术，虽疼痛万分，却不吭一声，医护人员都夸他是一位顽强的老人。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讣告称其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政治工作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 李井泉学生时代的故事 1925年，李井泉考取江西省立第三帅范学校（前称三师），他高兴极了，暑假一过便背起行装，离开故乡唱凯，来到学校所在地临川县城（今抚州市） 参加读书会 李井泉一踏进三师校门，就被校园内正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热潮所感染。当时有个姓章的青年国语教师，曾亲身参加过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思想进步。有一次，李井泉向章老师请教反袁称帝、张勋复辟以及男女平权、婚姻自主等几个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章老师看出李井泉是个善于思索、不同凡响的热血青年，便拿出自己从北京带来的《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给李井泉，说；“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这里都有你需要的答案。”从此，李井泉开始阅读革命书刊。
   当时的三师情况很复杂，学生禁读一切革命书籍，若被发现就要开除学籍。为了防止校方的干涉，三师的一些进步学生秘密组织一个读书会，李井泉是个读书会的成员。他们定期开会、学习和讨论，以钻研功课、交流心得为名，暗暗研究和探讨马克主义理论以及中国革命问题。
   支援北伐军 李井泉在三师读书的第二年，适逢北伐军攻打临川县城。当时盘踞临川的守敌是军阀孙传芳部刘宝题的一个混合旅，企图负隅顽抗。
   10月17日，三师渎书会的同学们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以实际行动支援北伐军攻城。当晚他们派人与北伐军指挥部取得联系，接到两个任务：一是借好长梯100个，备北伐军攻城之用；二是印发革命传单和标语，以瓦解敌军士气。第二天，读书会的同学们立即分头行动，已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李井泉，积极书写革命标语，并连夜把标语贴遍县城大街小巷。
   19日上午，北伐军开始攻打临川县城。敌军看见满街的传单和标语，思想动摇，有的当即“开小差”。土豪劣绅们也惊慌万分，四处躲藏，城内一片混乱。但由于城墙高达丈余，敌军居高临下顽强抵抗，北伐军两次冲锋都受阻。晚上，李井泉等人发动许多工人、农民和学生，摸黑把100多个长梯搭在城墙上。天刚拂晓，北伐军发起第三次攻势，英勇的战士奋不顾身攀梯登城，犹如神兵天降，终于击溃了守敌，光复临川。
   随朱德南征 1927年8月8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李渡、云山、唱凯等地来到临川县城。
   自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临川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临川特支领导下的全县工农运动开始受到反革命势力的镇压。朱德一到临川即召集县城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纠察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队员开会宣讲“八一”起义的伟大意义，号召工农革命斗争到底。到会的群众受到极大鼓舞，许多人当场报名参军。李井泉在会上聆听了朱德的讲话，革命激情进一步高涨，决定弃学从军，跟随朱德闹革命。10月，全县300多名党员、团员、工人纠察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队员加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李井泉被编入第二十五师，任宣传员，从抚州出发，直向广东进军。
   我与李井泉在大青山的日子里 杨植霖 李井泉同志逝世一周年了。他一生革命的丰功伟绩，党和国家已有全面的高度评价。我这里只就他在开创内蒙古西部大青山（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中的事迹和在工作接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作一些悼忆，以示缅怀。
   李井泉同志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我党、我军在内蒙古抗日战争时期仅有的一块武装抗日地区。这块地区在李井泉支队未上大青山之前，是使人难以想象的一派凄凉景象。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向西推进，八、九月里即加速向绥远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战溃退，日寇十月初侵入归绥（呼和浩特），十七日侵占包头。绥远的精华地区大部分沦入敌手，国民党的正规军完全溃退了，绥远的地方武装也陆续投敌了，少数没有公开投敌的，与敌伪有或明或暗的勾结。那时日寇占据着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伪军在铁路两侧替日寇维持交通秩序，其余地区多被成千成百的土匪盘据着。绥远的局面极为混乱。由于日寇、伪军、土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都欺压群众，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当时有一首大青山爬山调民歌，唱得非常真切： 大青山上有了雾， 老百姓正在难为处。
   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亲身的体验，一切灾难都是因日寇的侵略而来的。因而，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都有抗日的要求，总希望有朝一日把这个凶神恶煞赶走。那时我军张平化等同志已在长城以南的山西境内活动，群众中传言那里有天兵，打得日寇团团转，盼望天兵早日来到大青山，拯救这里的苦难人民。
   一九三七年十月，归绥、包头沦陷后，我即到晋西北一二0师向贺龙、关向应首长汇报国民党军队溃退情况，汇报后，贺、关首长命我回大青山拉“自卫军”第三路和第四路军，未能成功，即向贺、关首长写报告未完成使命，并报我拟自己搞武装抗日，请求派人来领导，托我胞兄杨植衡去送报告。搞起队伍后，书生领兵不会干，又派刘洪雄（曾任察哈尔同盟军支队长）到一二0师汇报情况，请求领导。当时由于我带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力量相对弱小，四处受敌，活动受到限制，起不了大潮的作用，我两次派人到一二0师请兵，都无消息，非常焦急。这时一二0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执行中央指示，决定以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王尚荣团长为主力，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同志担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指挥由山西成城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和以武新宇为领导的晋绥边战地动委会，共二千四百余人，北上大青山，经过两次反复战斗，费时数月，突破日寇的重重堵击、围攻，越过长城，经绥远东南部蛮汗山地区，过平绥铁路，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初进入大青山腹地。
   李井泉同志由山西出发时，即派三五八旅一个姓黄的民运科长，随先头部队到大青山找我联络。九月中下旬，李井泉支队的先头部队一个连，驻在呼和浩特郊区面铺窑子村，黄科长即由该部出去找我，我率领的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在靠近呼和浩特的北山上，马场梁一带活动。一天下午游击队战士抓住一个人，说是汉奸要枪毙，后经详细询问，他说来找姓杨的，我说我就是杨某人，这时他从棉衣里拿出李井泉同志给我的信。游击队员们得知我军己上大青山，都高呼：我们的军队上来了！然后，我们和黄科长一同奔向呼和浩特郊区的面铺窑子村和先头部队会合了。先头部队和游击队的战士们在热泪含笑中，都高兴得跳了起来，群众看到那种欢乐的情景非常高兴，也受到很大鼓舞。
   与先头部队会合后，我便把部队拉到李井泉支队驻地，武川县东部的官庄子村，和李井泉同志见了面。我带的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整编为绥蒙游击大队，我任大队政委，后又兼大队长。部队整编后，井泉同志从提高政治、军事素质方面关心我，让我带着队伍跟支队司令部行动。在这一段时间中，井泉同志每天与我交谈，并让我参与讨论作战方针和行军计划。这种短期实战教育，使我从各方面得到很大提高。记得那年十一月，我跟李支队司令部到达萨拉齐、武川、固阳三县交界处的巴总窑子村，几天后日寇从包头、萨拉齐等地出兵，分进合击从四面包围过来。井泉同志搞清敌进攻路线后，待敌离我们不远时，让我带队从南边走去，然后司令部的部队转移到敌人背后。敌人扑了空，天寒地冻，不能持久，狼狈地逃跑了。有一小部敌军还被我军截击，毙敌三十多人，就这样耍龙灯式的把敌人的一场扫荡粉碎了。
   我在随支队司令部行动中看到警卫部队，每到一处都做群众工作。尤其是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特别好，影响着我带的游击队战士，使他们受到很大教育，军容军纪得到进一步转变。当地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中，高兴地说：“我们本地人当八路军，也能照着干，共产党、八路军真好呀！”井泉同志和我渐渐熟悉了，在行军之余更多的和我接触交谈。一天井泉同志问我带兵有什么困难，我说，“书生带兵不会干，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兵源困难，常来常走，巩固不住。”他又问“找到原因没有？有能坚持下来的人没有？”我说：“有，有几个党员和较有觉悟的少数人坚持下来了。”井泉同志笑了笑说：“这就是原因。”然后直言不讳的指出：“你过去带兵的缺点，就是不从发展党，不从发动群众，依靠基本群众做起，所以不能很好的掌握和巩固住部队，什么人能把枪杠到底，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就不能带好队伍的。只想拿起枪，不考虑枪掌握在什么人手中，一定要吃亏，不能持久的。”他的话使我如梦初醒。
   一九二九年春，我派一个连到呼和浩特郊区忽寨村一带活动，日寇发现后很快包围了该村，经过激烈战斗，连长王之的和一个排长十几个战士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还不知道。司令部的侦察员侦知情况向司令部做了报告，井泉同志知道王之的是我做地下工作时的党员，是我的骨干，怕我太伤心，对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听到后千万不要激动难过。我听到一个连长和十多个战士牺牲时，内心非常难过，几乎哭出来。强忍住悲痛说：干革命必有牺牲，跌倒了爬起来再干！井泉同志听后，严肃的鼓励我：好！这就对了，就这样锻炼，越炼越强。言简意赅，使我多次深思。一次井泉同志和我谈到各种政策问题，我问他政策的最大效用是什么？他说，抗日战争中，政策的效用莫过于团结自己，打击敌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政策的重要性。最难忘的是他直率地批评我对党的理论知识和党的工作懂得太少了，要我抓紧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理论、政策水平。我感到他的这些批评教育正是指到我的要害处，说得很对，内心很感激他。一九三九年春四月里，井泉同志让武新宇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任大青山特委书记，我怕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井泉同志又和我直接谈话，要我做党的全面领导工作，担任绥西地委书记。
   井泉同志党性原则性强，工作严肃认真，为人大公无私，严格要求同志，特别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如一九四八年晋绥土改中，在初期有过左的做法，经过毛主席批评纠正，晋绥中央分局很快发出指示，纠正左的错误。至今我还记得指示中有一句话：中央分局在领导上糊涂错误，责任在分局，要求下面立即改正。当时井泉同志是分局书记，他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坚决改正错误的态度，推动了下级党委迅速改正左的错误。我在土改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错误，看了分局指示，也主动向干部作检查，改正错误。
   更值得我们怀念的是井泉同志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开创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们在大青山地区做到扎下根子、钉上钉子，以备战略反攻。李井泉支队上大青山后，活动于归绥、包头之间的山区，这个地区是绥远的心脏地带，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确实使日寇日夜难安，因此，日寇总要企图用一切办法赶走我军，扫荡与反扫荡将是反复的长期的。所以他一上大青山就让同志们要有长期艰苦战斗的准备。为此，井泉同志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解决抗日信心问题。李支队上大青山前，日寇炫耀未遇国民党军队抵抗，轻易占领归绥、包头，说中国军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借以夸大他的威力。他们为了扩大声势，企图利用蒙古民族少数坏人作其帮凶。便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归绥召开蒙古大会，成立所谓蒙疆自治政府，扇动蒙古族少数人偏狂情绪，制造蒙汉民族矛盾，破坏蒙汉民族团结抗日。在我军进入绥远境内时，日寇左堵右拦，一再叫嚣大青山是防共隔绝地带，绝不允许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个地方存在。但是敌人的意图适得其反，李支队不但开进了大青山，而且从集宁县以北的灰腾梁到包头以北固阳县境的高特儿梁，横扫阴山七百里，在广大地区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打得日寇焦头烂额，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无法招架，以铁的事实彻底粉碎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青山地区蒙汉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是加强蒙汉各民族的团结、壮大抗日的力量。大青山地区原是蒙古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间隔阂较深，加上日寇进行民族挑拨，民族间有离心离德倾向。八路军李支队上大青山后，十分注重蒙古民族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连王公贵族都在团结争取之列。如我军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全部俘虏了四子王旗的保安队等伪军一百八十人，我军在讲述了民族政策后，又全部释放了他们，连四子王旗保安队的枪枝也都全部发还。这次战斗是李井泉和王尚荣团长亲自指挥的，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事实说明共产党对蒙古民族政策是真诚的，震动了塞外各个盟旗。此后，很多蒙古上层人土和佛教喇嘛领袖都和我军接近，如武川东部的红召当家的二喇嘛，还和姚哲司令员、张达志副政委成了密友，给我军供给很多马匹，暗中运送枪枝弹药。李支队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开始改变了旧的民族关系，加强了蒙汉民族团结、合作互助、共同抗日的新局面等。
   三是迅速建立骑兵部队。大青山地区辽阔，丘陵地区多，人口稀少，气候寒冷，游击性很大，要坚持大青山的抗日游击战争，没有骑兵是不行的。井泉同志一上大青山即注意把步兵变成骑兵。步兵变骑兵出现了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如马匹来源，战马装具，训练作战，供应等都急需解决。李井泉同志费尽心血，想方设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不到一年时间就把步兵全部变成骑兵。这样我们就能在广大的塞外地区和敌人长期周旋。一九三八年底，王尚荣团长奉命率七一五团向河北省冀中转移，实际上给大青山只留下两个连和成诚中学师生组成的四支队及新扩大的部队约一千四百人。在主力部队离开大青山后，我们仍然坚持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最后和平解放绥远。
   四是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大青山地区的主要统战对象是民族、宗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开明地主等。我们的政策是，凡是有利于抗日的都在争取之列。蒙回民族都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我们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政策，得到蒙回民族的拥护。陶林县的蒙古族上层人士、武川县红召的二喇嘛、召河的索木腾活佛、乌素图召的三片喇嘛都帮助我们进行抗日工作。
   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真诚合作抗日的政策，对么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是帮助他们把军队搞好，他们的官兵对我军印象很好；国民党绥远省政府的游击专员张遐民，提出要给我方划定活动区，意在划地为牢，因为不利抗日，我们不能同意，归绥县游击县长提出委任区、乡动委会干部，我们也未同意，打破了他们限制我方抗日的阴谋。刘‘游击区内的地主，争取他们抗日。因之，除少数地主逃走之外，大多数参加了抗日。如武川县的地主刘禹，把全家大部分资财供给抗日，成为开明人士的典型。总之，在井泉同志上大青山后，广泛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是整治社会秩序，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当时的局面极为混乱，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土匪、伪军、国民党的“自卫军”等横行乡里，群众无法生活，此种情况继续下去，无法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为此，井泉同志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建立大青山抗日动员委员会。以武新宇同志率领的晋绥边区动员委员会，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武川县东部的西河子一带建立起县、区动委会，接着由东向西在大青山普遍建立动委会，先建立区、乡动委会，相继建立县以上动委会，动委会是群众性组织，群众事无大小都要找动委会解决，无形中各级动委会行施了政权的职能。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进行建党工作，每区都没党的工作组或工委会，和区动委会一起办公，为了能掩护工作，每个区动委会可组织二三十人的游击队，由党的区工委领导、队长由党员担任，或由工委书记担任，区、乡动委会在农民、青年、妇女群众中建立救国会。这样，党即以动委会的抗日工作入手，形成党对军政和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
   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根据地的头等大事。我军于一九三九年春一举将大青山二三千大小股土匪全部剿灭，群众欢呼称快说给他们除了大害，自动掀起拥军参军热潮。从此军民集中精力打击日寇，党的组织在基层逐渐建立，区、县动委会，抗日政权的逐渐形成，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的组建，农民、青年、妇女群众团体在各地展开活动，这样，我们在大青山扎下了根子，钉上钉子，在以后的战略反攻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我长期做地下党的工作，对于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没有经验，井泉同志在开创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中，给了我许多教益和帮助，使我难以忘怀，大青山地区各族人民怀念他，我更加怀念他。
   在井泉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往事桩桩涌向心头，撰诗一首，以示哀思。
   俯首萦思战斗年， 阴山热泪洒尊前。
   三生愿效忠民绩， 两祸成灾记乱源。（注） 举国同心图整治， 神州阔步不迟延。
   请君闭目长安息， 更待佳音报九泉。
   （注）林彪“四人帮”为两祸。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此文来自《临川文史资料》（1990年12月，第四辑） 悠悠桑梓情 ——李井泉与家乡人民的故事 苏辑黎 熊维中 从英雄城南昌乘汽车向南行驶，临近抚州市三十华里的地方，是临川县的一个古老的小镇，叫唱凯镇，当地人称唱凯集。据说因为明朝一位将军在这里打了一场大胜仗，高唱凯歌返回朝廷，小镇由此而得名唱凯。镇东南六华里有个村庄，村东建有一座粮仓，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这村庄便被命名为仓下。仓下村不算大，至今也只有110几户人家。公元1909年9月19日，已故国家领导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的李井泉就诞生在这里。1927年夏，年方十八岁的李井泉追随八一起义部队南下，也是从这里迈开革命的第一步。此后三十余度春秋，李井泉南征北战，东奔西忙，一直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60年5月年过半百，才头一回重返故里。虽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家乡事，家乡人，却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这位革命先辈的脑际，牵系着他的思绪与情怀…… 悠悠桑梓情，拳拳赤子心，仓下的土地临川的水，生养和哺育了李井泉；系家、国于一身的李井泉，又怎能不常常惦念临川，关怀仓下？ 少年之光 站在仓下村朝北望，一条银带似的小河蜿蜒西去。小河发源于东乡县境内，故称东乡河。村里人简称它为东河。东河宽约百余米，夏秋枯水季节，老表们打着赤脚就可以从河上涉水而过，但汛期来时，河槽里浊流滔滔，声震四野，连深谙水性的人也惧怕这三分。东河向西汇入抚河，故仓下村人，由此乘船顺流而下，约两昼夜便可抵达省会南昌，交通极为便利。不过，这里的村民世代务农，对如此便利的水跑并未能充分地加以利用，最多只是农闲时候，驾上一叶轻舟，撤出一张渔网，捕捞些活鱼鲜虾聊饱口福罢了。倒是村中的放牛娃如鱼得水，从小就在河里乐滋滋俯仰沉浮，一个个练就了劈波斩浪的水上功夫。
   小时候，李井泉就是这群放牛娃娃中活跃的一员，伙伴们都亲切地叫他“泉仔”。每逢放学后，他便呼朋唤友，挥舞着牛鞭，到东河堤畔或对岸的荒坡上去放牛。那时，东河的十里长堤上，每一段就有一个小小的亭子，平日供路人躲避风雨，涨水时用来堆放防洪物资。亭子虽小，但对于天真烂漫的放牛娃来说，不啻是一个理想的乐园。兴之所至，他们在这里谈天说地，下棋摔跤；疲倦了，天作铺盖地作床，睡他个七颠八倒。等到牛儿吃饱了，自己也玩足了，便沐浴着四合的暮色，悠然自得地骑着牛儿回家。
   李井泉从小与东河结下不解之缘，哗啦啦的河水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他不仅游泳是行家，“射眯子”、“踩水”、“浮尸”，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划船也是能手，坐在小船头，靠手中的一把桨，能叫船前后左右听从调拨。有一年涨大水，田里禾秆被水冲走，斯文的父亲急得直跳脚，是他划着小船急流而下，把流散的禾秆捞上来抢运回家。汹猛的洪水不仅冲走过李井泉家的庄稼，有一回还甚至差点夺去李井泉的生命。那是他13岁的时候，临近端午节，抚河发了大水，沿千金坡而来的滔滔洪流冲倒乌鱼陂水坝，直向唱凯一带平川倾泻，到了仓下东时，正在劳动的李井泉听到哗哗水声，抬头一看，滚滚的洪流已冲到了跟前。在这危急关头，如果惊惶失措，很可能会被洪流淹没或者卷走。李井泉镇定地举目四望，以寻求逃生的希望，当他看见近处正好有两株大梓树时，情急智生，拔腿就向最近的那株大树跑去。人到树下，水已追到脚边。只见他纵身一跃，抓住树枝，“刷刷刷”几下，就爬上了树梢。水涨人高，再汹涌的洪水也莫奈他何。
   洪水在树下怒吼。
   李井泉在树上欢笑。
   一个多么机灵、沉着的孩子！ 少年李井泉活泼好动。在三师附小和省立第三师范（今抚州市一中）读书时，同学们曾赐给他一个“麻雀眯”的外号，形容他象小麻雀一样喜欢蹦蹦跳跳，他善于踢毽子（此间孩童用铜钱或锡块钻眼插上鸡毛用脚踢打的一种玩具）。在有几百号人的仓下村，谁也踢不赢他。他熟练得能站在井圈上踢个不停，其胆量与技法，无不令人咋舌。他身体矫健，腿长跑得快，放牛娃中没人追得上他。伙伴们常常将一把铁锹插在田中作为标记，然后在远处站成一排向铁锹跑去，最先从地上拔起铁锹的，回回都是他。李井泉体力强，又有一股顽强的毅力，“三师”开校运会，他总是争着跑一万米，即便因为年纪小而拉在后面，也咬着牙关一步一步坚持到底。
   爱劳动也是李井泉的本色。在家中，除了姐姐和妹妹，三兄弟中，他是老大。因此，重点累活少不了他。空闲的时候，还背上背一个妹妹，手上牵一个妹妹玩耍。父亲李清友，又名李梅修，在唱凯镇是个有身份的人物，任过团总和小学校长。家里种的几亩地，从栽插到收割，李井泉都是主要劳力。一次割禾，不小心割破手指，鲜血直流，他稍加包扎，仍旧不肯放镰刀。家里建房子，地基是一口小塘。李井泉放下书包，就和父亲一起挑土，肩膀压肿了也不叫一声苦。父子俩硬是靠一担担泥土一担担石头，把整整一口塘给填平了。在学校，他和同学郭忠仁等人，利用课余时间，义务植树，美化校园。第三师范八角亭（今称金棍亭）周围的桐树，一大半都是他们俩人栽下的。
   提起读书，李井泉更不在同学的话下。父亲是乡间少有的知识分子，望子成龙心切，经常把儿子关在房里，要他读四书、五经。待他年岁稍长，又送他到抚州进洋学堂。这在那时的乡间，是很少有的。父亲与附近周博巷村的地主周风辉很要好，钱不济时就去向他借。然而李井泉从小爱憎分明，看不惯那些一向横行乡里的富人。听说父亲向这样的人借钱，很不以为然，一再劝说父亲：“不要借这种人的钱，他们归根结底是要被人民打倒的！”为此，父子间不止一次发生激烈的争执。
   为什么李井泉年纪轻轻就如此嫉恶如仇，憎恨那些富人呢？这与他在第三师范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和薰陶有很大关系。
   1924年秋，年满十五岁的李井泉一踏进“三师”的校门，就为校园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所振奋。教他国语的青年教师章涤昌，曾在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他利用授课之便，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课余时，还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偷偷地拿给李井泉等学生看。在当时的学校里，一切宣传革命的书刊均在禁读之列。学生阅读这类书刊，一旦被校方发现，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为了避人耳目，李井泉与舒同、许瑞芳、章应昌、郭忠仁等进步同学商议，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明为钻研功课，交流心得，暗中却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从这个时候起，李井泉就开始树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终生的伟大抱负。
   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和支配下，年轻气盛、敢作敢为的李井泉，干出了一件又一件惊人之举。
   刚进“三师”不久，他就参加了少年儿童队，带头上街书写革命标语，与同学结队到城内武昌阁、承春阁捉娼，吓得鸨头和娼妓屁滚尿流，闻风而逃。他们还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四处宣传妇女不要缠脚，上街剪掉男人的辫子。
   此时有一个叫黄有荣的同学，秘密去报考黄埔军校。李井泉不怕有人告密，动员同学们捐钱捐物，并和几个同学一起送他上路。
   李井泉在校学习努力成绩好，国语水平更高出其他同学一筹。他写过不少进步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化名登在当时的地方报纸上，有的文章在八一起义部队南下时当众宣读。由于他思想进步，1927年，由该校老师章涤昌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李井泉还把革命的精神带到乡间。1925年春，正当插秧季节，仓下村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姓艾的人偷了一个李姓人的秧苗，被李姓人当场拿获并缴了秧架和扁担。艾某本来理亏，但他仗着女婿万武在省财政厅当官，请来了四乡的名流出面替他说话，颠倒黑白，结果反而罚了李姓人两块现洋。李姓人自然不服，便豁出命来与艾姓人打了一架。这下触怒了艾姓人的头面人物“千总”艾五老爷，他坐着一座四人抬的大轿去抚州衙门告状，扬言要将李某收监。其时，李井泉恰好放农忙假在家，闻知此事，一股怒火禁不住涌上心头。
  他与一群正直的村民追上前去，要与艾五老爷当面理沦。谁知艾五老爷倚权仗势，盛气凌人，大骂李姓刁民目无王法，聚众闹事。李井泉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大喝一声，带头抡起手中的扁担，和乡亲们一起，把艾五老爷的轿子砸得稀巴烂。吓得艾五老爷双膝跪地，连连求饶。这场大快人心的反抗斗争，数十年后，仍在唱凯一带传为美谈。
   1925年10月，北伐军乘胜攻打临川县城（今抚州市）。盘踞城内的守敌军阀孙传芳的一个混成旅宣布宵禁，妄图死守待援，作垂死的挣扎。李井泉闻讯，立即召集读书会的同学秘密商议，决定顺应历史的潮流，采取果敢的行动，支援北伐军。当晚，他们趁着夜色，从西门城墙下的流水沟爬出城外，赶到北伐军指挥部的驻地上顿渡，与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并接受里应外合、配合攻城的任务。第二天，这些同学便分头行动，有的到近郊农民家中借梯子，以备北伐军攻城之用，有的筹集稻草，组织担架队，有的刻印传单、书写标语。李井泉奋笔疾书，一人就写了好几百条标语。无所畏惧的学生们连夜把这些标语、传单贴遍了大街小巷。
   10月19日，北伐军开始攻城。守敌看见满街的标语传单，以为北伐军已经进入城内，军心开始动摇。仗还未打，有的士兵就悄悄地开了小差。土豪劣绅们也闻风丧胆，有如惊弓之鸟东躲西藏。北伐军发起两次冲锋，由于城墙上的部分守军居高临下，负隅顽抗，两次攻城均受到挫折，但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李井泉等“三师”学生分头出发，动员工人农民，摸黑把备好的一百多架长梯搭在城墙外。第二天拂晓，北伐军攀梯登城，发起了第三次强攻，终于将城门守敌一举击溃。在临川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威武雄壮的北伐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县城。
   1927年夏，南昌“八一”起义军路过临川。一心向往革命的李井泉毅然弃学从军。他瞒着父亲离开仓下村前，好友黄蠢仔得知消息，把在河里洗澡时偶然捞到的一支步枪送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便扛着杆枪，加入了南下的起义部队，在第四军25师政治部担任宣传员，跟随朱德、贺龙等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的革命征途。
   返乡之行 1974年2月，寒风料峭，滴水成冰。然而无法阻挡的春天，已经悄悄地来到了江南大地。旷野间，枝头上，点点嫩绿正在蓬蓬勃勃地绽放。
   这天一早，仓下村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村民们以无比急切、无限喜悦的心情，等待着李井泉第一次返乡探亲。
   确切地说，自从离开家乡，投身革命，身任要职的李井泉已是第二次回归故里。1960年5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在上海参加中央的一次会议后，途经南昌，和元配夫人肖里一起，顺道来到了久别的故乡小镇唱凯。一下车，便提出要到仓下村看看。那时唱凯到仓下未修大路，加上连日来春雨霏霏，乡间小路烂成了一团泥浆。县里的同志为了安全，开着一部吉普去试探了一下，结果车子“搁浅”在半路上。李井泉望着近在眼前的家乡，决计步行回村。他撑着一把布伞，迈着大步踏上了泥泞之途，但很快被随同人员婉言劝阻。看到这样的情况，公社书记很不过意，建议他到抚州小住一晚，第二天乘车返村。李井泉摇摇手说：“我住下，你们要老百姓连夜为我修路，怎么行？”他谢绝了公社领导的好意，只在公社尽稍事休息，就勿勿驱车赶回了南昌。
   短暂的停留时间里，李井泉仔细询问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当他了解到大跃进中全民办食堂时，这里到处的树木都砍光了，群众现在缺柴烧，便鼓励大家发展沼气，解决燃料的不足，并建议县委组织技术人员去四川参观沼气建没。当他得知仓下村还没有学校，建议要在村里办个学校，免得年幼的孩子舍近求远，到周博巷去上学。
   1960年初夏的过门未入，在李井泉的生活中，留下了一次深深的遗憾。
   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打算好好地把家乡看个够，把乡亲们的话听个够。上午九时许，车一到仓下村口，李井泉就急切地下了车。走到村前一幢印字屋旁，儿时的记忆浮上心头。李井泉指着面前的印字屋，操着浓重的乡音，肯定地说：“这是毛仂的屋！”被称做毛仂的村民恰好站在屋边，听了这话，望着来人，惊喜万状地连忙接口：“井泉呀，我就是毛仂！”副委员长与儿时的伙伴又是握手，又是寒喧，高兴得眉飞色舞。老实巴交的毛仂拘束地笑着，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候，乡亲们都激动地围上前来，你呼我喊，令李井泉应接不暇。在村民们的簇拥下，李井泉来到自家门前。保卫人员见人太多，催促他尽快进屋。李井泉却站在台阶上乐呵呵地说：“今天是我李井泉演戏，我要在台上多站几分钟。”后来有人端出一把滕椅，他便坐在自家门前的一株柚子树下，笑盈盈地向村民们招手致意。
   见过乡亲，李井泉返身进屋。这是赣东乡间常见的那种一向四间砖木结构的民房，是他小时候和父亲一道挑土运石修建起来的。虽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小屋依然显得那样结实耐用。李井泉看看门窗，摸摸墙壁，不禁喃喃自语：“好！终于到家了！”此时，本村的，外村的，相识的，不相识的亲属，先先后后都赶来了，他们要仔细看看这位当上了“大官”的亲戚，要向他表达山山水水难以阻隔的亲情，要向他倾诉久蓄心中的欢乐与苦衷…… 妹妹屋英带了几个小孩从东乡县占圩风尘仆仆赶来，挤到最前面，亲昵地喊了声“哥哥”。李井泉非常亲切地和她拉起了家常，问这问那，当问到她有几个孩子，妹妹说生了大小七个时，他惊讶地喊起来：“哎哟，那么多！我生了七个，犯了错误，你也犯了错。”回过头，他又问身旁的侄婿万贵学：“你生了几个呢？”万贵学告诉他：“生了六个。”李井泉摇摇头，诙谐地说：“年纪轻轻的就生了这么多。中国人如果都象你们，粮食都要吃光啰！应该计划生育才是。”万贵学只知羞愧地点头，不知道该如何答话，他的爱人赶紧接嘴：“伯父批评的对，我再也不生了，下次就去结扎！”李井泉听了，这才连说：“对！对！”开心地笑起来。
   李井泉关心家乡的一草一木。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他家挨户都走了走，又特地到村小学看望了师生。最后，迎着扑面的冷风，沿村庄转了一圈。看到村周围的树木稀少，他要求村干部要带领群众美化环境，搞好植树造林；看到村里的池塘大多荒废，他建议多养些鱼，增加收入，改善群众的生活；看到通往罗湖的小港上只搭了块跳板，他又提议修座桥，方便过往的行人。
   挨近吃中饭的时候，李井泉兴犹未尽，为了节省时间，他吩咐随同人员取出带来的饼干，招呼大家与他一同吃干粮。一边吃，一边又对生产队的干部说：“仓下是杂姓村落，李姓是大姓。你们不要以大姓压小姓，各姓之间要搞好团结，也不要同邻村去闹纠纷。不要认为我在中央工作，就去欺侮别人。我李井泉是共产党的官，不是国民党的官。解放前，地主周凤辉就是仗势欺人，所以被人民打倒了。现在仓下的干部都是李姓人，这不好。各姓都有能人，都该有人当干部。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搞五湖四海嘛！” 吃过中餐，李井泉又邀请村中的李科修、李开修、李贤等几个老人座谈，一条一条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老人们提出小学教室不够，李井泉爽快地说，可以把闲着的那幢房子利用起来做教室。当话题转到群众生活问题时，有人反映李玉祥的父亲病得快不行了，家里买不起棺木，李井泉甚为同情，立即让秘书从他的收入中掏钱买树，替老人做副棺材。李兹祥谈到家中盖房万事俱备，就是缺木材，李井泉又交代公社干部，设法为老人解决10个立方米的木材指标。说话间，李井泉询问起当年送他一杆长枪的黄蠢仔，旁边的人告诉他，蠢仔己不在人世。他脸色凄然，叫人请来黄蠢仔的妻子，送给他一些钱表示慰问。看到李井泉如此热心地为集体、为乡亲解危济困，他那在公社当干部的堂弟李地泉也嗫嗫地提出家属尚未转商品粮的问题，希望堂兄为他说句话。李井泉却严肃地说：“这种事，还是应该按政策办。” 开完座谈会，李井泉来到东乡河堤上。望着汨汨西去的河水，他对随行的同志深情地回忆道：“这堤上原有个亭子，小时候我在亭子里睡过觉呢！河岸边原来栽有不少的树，可惜现在都成了和尚头了！” 在旁的干部和亲属耽心李井泉受凉，几次劝说他回村。但他仍旧迎着凛然的寒风，兴致勃勃地在河堤上伫立了许久。
   下午四时许，李井泉在自家的老屋前摆置酒席，款待亲属和当地干部。他知道家乡人喜欢吃红烧肉，一再关照厨房多准备些红烧肉。
   按照随同人员的安排，酒席一共摆了两桌，一桌坐亲属，一桌坐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李井泉见如此场面，似有亲疏之嫌，便提议将两桌拼成一桌，并说：“这样大家更亲热！”他恭敬地请年迈的婶娘坐上，自己则在旁边落坐。席间，李井泉频频举杯，劝酒劝菜，气氛显得十分和谐融洽。
   返回抚州地区招待所后，华东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刘美贵等人，要求副委员长接见。李井泉皱着眉头，重重地说了两个字：“不见！”当临川县人武部的负责人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乱批乱整人，并诉说自己心中的种种疑虑和委屈时，他镇定自若地说：“他们这些人撑饱了饭，总得找点事干干。文化大革命就象涨水，来得快，退得也快。谁故意乱整人，决不会有好下场！” 1977年10月8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整整一年了。心情舒畅的李井泉偕同夫人杨荫梧由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熊振武陪同，第三次回乡探亲。看到遍地将成熟的晚稻泛起千重浪，他的脸上也泛起欣慰的笑容。李井泉清楚仓下村的过去，由于地势低洼，又无水利设施，村子落雨就涝，涨起水来，附近“九梁十三村”的农民，都扛着锄头来这里决堤泄洪，致使大水直往仓下村里灌。农业歉收，老百姓不得不靠借贷度日。有的人家，长年吃红暑杂粮裹腹，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有碗粥吃。正因为这样，李井泉在四川任省委书记期间，就曾几次托人转告家乡的干部：要把农业抓好，要把水利修好。仓下村的干部群众牢记他的教导，齐心办农业，大力修水利，把生产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对国家的贡献也逐年增多。连续几年，被评为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出于对家乡生产的关切，这回一进村，李井泉就向大队干部和老农了解生产情况，了解农作物的产量和群众的收入，询问一亩晚稻，到底能打多少粮食？有人估算了一下，告诉他，可以打600至700斤。李井泉将信将疑，提议还是割一亩田试试。几个社员正要去扛打谷机、拿镰刀，旁边有人轻声地提醒副委员长：“晚稻还没有完全成熟，现在割浪费大。”他听了，忙制止道：“算了，算了。既然会浪费，那就不要割了。” 队长李其祥的父亲李开修，是李井泉的父辈。老人家凡事肯动脑筋，也颇有见地。趁此难得的机会，他把积了多年的一桩心事端了出来：“井泉呀，解放后我们的生产条件是好多了就是东河上没有一座桥，对临川、东乡、金溪三县交界地区的群众十分不便。万年桥倒塌了近百年，一直没人去修复。你可一定要想个办法哟……”李井泉听了高兴地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正合我意！修建万年桥，既便利群众，又能发展生产。寿亭岗一带的荒山垦出来，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大有好处。小时候我就说过要重建万年桥，这个桥早就该建了！”说完，他把陪同来的省、地、县、社四级负责人叫到一块，在陈述了建桥的种种好处之后，恳切地要求他们落实此事。同时，建议省、地、县各出资10万元，公社也适当拿一些钱，通力合作，争取尽快把桥建好。
   当晚，李井泉下榻抚州地区招待所。许多亲属随后赶来求见。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希望李井泉帮助解决。对于这些要求，李井泉的原则是：能帮助的尽量给予帮助，不符合政策的一律不办。他苦口婆心地教育自己的亲属“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赖政府，也不要依赖我。” 李井泉的一个侄女从罗湖乡下赶来，请求伯父说个情，让她去当兵。李井泉回头询问担任仓下生产队长的堂弟李港泉：“港泉呀，仓下村是不是办了养猪场？”港泉回答：“办了。”李井泉又问：“养猪场缺不缺人？”港泉说：“还缺饲养员。”李井泉说：“那好，我这个侄女要找事干，就让她到你们养猪场去养猪，养猪也好嘛！也是工作！”说得侄女红着脸，撅着嘴，不再吱声。
   唱凯院下陈家来的两个高中毕业的外甥女，也来找舅舅安排工作。李井泉知道她俩有文化，便问：“你俩要工作，愿不愿意吃苦？”两个外甥女异口同声说：“愿意！”李井泉听了，很高兴，忙笑着说：“前些时，我碰到一个在井冈山工作的老部下，他告诉我那里办了个造纸厂，条件差，招不到工人。你们愿意吃苦，又有文化，我介绍你们去井冈山造纸，如何？”两个外甥女听说是去革命老根据地井冈山参加建设，欢天喜地说：“好！好！我们去，我们去！” 李井泉姐姐李柳英的大女儿家里遭火灾，见面后很自然地诉说起自己的不幸。李井泉闻言很是同情，要县领导向民政部门捎个信，看有没有可能照顾一下？他还迟疑地问在场的干部：“我这人脸皮厚，到处卖老面子，以后又要打倒。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走后门？是走后门你们就不必传话了。”在场的县委书记叶学龄接口道：“我看不算走后门。遭灾的既是您的亲属，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政府有责任关心他们。” 会见后，李井泉一再交代县、社干部：“对我的亲属，生产上的事可以帮忙，其它的事就不要理睬。”同时吩咐招待所：“我的亲属在所里用膳，记在我的帐上，由我来付钱。不要把地区招待所变成了李家祠堂。” 第二天，李井泉又驱车来到仓下，这里看看，那里走走。他见有个孩子被同伴打了，正哇哇大哭，便对小孩说：“不要哭，不要哭。谁欺负你就同他斗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怕什么？”那个小孩听了很快止住了哭声，在场的人一个个都点头笑了。这时，有人告诉李井泉，他的侄子私自把他和父亲亲手建的房子卖掉了。李井泉怒不可遏地叫人找来侄子，当场训斥：“你年纪轻轻不思创业，只知道卖家产过日子，太不象话！这房子没人住不要紧，可以给生产队用嘛！做学校教室也行！生产队不是用它做过仓库吗？”侄子羞愧地表示：“伯伯说得对，我一定把房子赎回来！” 晚上，公社留吃饭。李井泉叮嘱菜不要多，也不要鱼肉，弄点芋头、南瓜、霉豆腐、粘米团子就行。李井泉津津有味地吃着家乡风味的饭菜，兴致盎然，谈笑风生。
   1979年10月29日，秋高气爽，遍野金黄。李井泉夫妇由江西省副省长张国震陪同，第四次回乡探亲。一到唱凯，就问起重建万年桥之事。当听到万年桥因资金问题没落实，尚未动工时，他面露不悦，沉默了许久。突然，他提出要去东河对岸寿亭岗一带看看。当地干部即准备了一只渡船。一行人就从万年桥旧址横过东河。李井泉站在船上，指点对岸不远处的一片荒坡，动情地说：“这沿河的荒山开发出来，能种很多经济作物，今后的唱凯定比现在更加富裕。看起来，重建万年桥还是很有必要，也刻不容缓啊！” 回到唱凯，有人请李井泉为以后的万年桥题几个字，李井泉欣然答应，挥笔题写了“发展经济，方便交通”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随同的省、地、县、社领导经过商讨，当场拍板，确定下月动工重建万年桥。李井泉高兴得连连拱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临别，他第一次高兴地与公社干部合影留念。
   1983年5月20日，担任中顾委常委的李井泉，和夫人杨荫梧一起，再次来到抚州。视察工作之后，又回到了家乡仓下村。
   在仓下村，村干部一见面，就向他报告万年桥早已建成的喜讯。新桥长124米，宽7米，从开工到竣工，只用了六个月。他们还告诉李井泉；1982年夏初，临川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洪灾，万年桥立下了大功，东河南岸成千上万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和牲畜，就是经由此桥转移到对岸的安全地带。为此，群众很感谢他，说他为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乡里有位老先生还在桥头题了四句诗：“万年桥复通，开国大臣功，掌权不忘民，井泉万代颂。”赞颂他的恩德。李井泉听罢连连摇手，说：“这主要是大家的功劳，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功劳，我只不过提个建议而已。” 李井泉不顾年事已高，提议去离村一华里的万年桥参观。一路上，他关切地问起新桥建成后，寿亭岗的面貌有没有变化。陪同人员告诉他：新桥通车不久，寿亭岗农场的1600亩山地上，产量即创历史最高纪录，800亩桔园收柑桔160多万斤，并列入国家星火开发试点。就在这块昔日的荒坡地上，如今又在进行花生根瘤菌试验和低产田的改造。李井泉高兴得不住地点头：“我总算完成了一桩心愿，我总算完成了一桩心愿。”他兴奋地告诉乡亲们：“北方有一户人家，养了几百匹马，很快富起来了。希望家乡的农民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争取早日过上更好的日子。” 东河两岸的群众听说李井泉视察万年桥来了，成群结队地涌来看望。在平坦宽阔的水泥桥面上，李井泉遇见了几位小时候在一起放牛的农民，亲切地与他们说长话短。他还凭着惊人的记忆叫出了一位老太婆的名字，饶有兴味地与她拉起了家常，临别还高兴地与这位老太婆一起照了相。
   回到村中，李井泉指着村里散乱的房屋，对村干部说：“今后老百姓盖房子，你们要作好规划，一排一排的盖，做到美观、整齐，显示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气派来！”他的夫人杨荫梧接口道：“这样好。再过几年，仓下村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就要离开家乡了。年过古稀的李井泉依依不舍。他拍拍这条树枝，捏捏那株小草，无限留连的情意从他眉梢眼角显露出来。亲友们含着泪水，一步一步簇拥着他上路，多么希望和他合个影但谁也不敢开口。因为他们深知，李井泉极少与亲友合影，他不愿亲友借他的名义去给政府添麻烦。不过这一次，李井泉倒主动提出要合个影，亲友们听了，无不感到格外的开心。
   迎着初夏明媚温馨的阳光，“咔嚓”一声，摄影机镜头把李井泉修长的身姿及奕奕的神采，最后一次镶嵌在家乡的土地上，镶嵌在家乡人民的心里头！ 父老之爱 参加革命后，李井泉由于公务繁忙，前后总共只返乡五次，每次逗留的时间都很短暂。但仅从这五次返乡之行就可以看出，他对家乡的父老兄弟充满了深情的挚爱。李井泉长期在外地工作，和家乡远隔千山万水，然而他的心，一直和家乡靠得很近很近。他身居高位，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但始终惦记着生养他的土地，不忘对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必要的支援和贡献。
   每次回乡，李井泉除了在仓下村留连忘返，还在地、县领导陪同下，抓紧时间就近调查研究，参观访问。他先后视察过抚州棉纺织厂、临川县农机厂、化肥厂，重访过母校—抚州市第一中学，并在温泉疗养院沐浴过家乡水的清新与柔情。60年代中期，唱凯的社办企业较为落后，为扶助集体经济，他向公社提供了一套农机设备，还为生产队联系购买了一台丰收27型拖拉机；临川县红旗桥镇兴办果园，急需优良树苗，他介绍当地干部到四川引进7000株“鹅蛋干”良种桔苗；县化肥厂开工，缺乏优质煤，他出面请中央有关部门为该厂解决山西煤的供应。李井泉还亲自为临川染织厂联系购买宽幅机床，批准接受抚州地方剧团的几位业务骨干到成都学习戏曲、音乐。一句话，只要是对家乡有益、对群众有利的事，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他都乐意帮助。
   李井泉对家乡满怀深情厚意，家乡父老对李井泉也奉献一片赤诚。
   全国解放后，家乡人得知李井泉的工作地址，常常推派代表千里迢迢登门看望，向他汇报家乡的建设情况，邀请他抽空回乡走走。顺便还捎去一些家乡的土特产。1974年他返乡时，出于对家乡艺术的偏爱，提出要看抚州采茶戏，并指定演《攀弓带》、《张三借靴》、《补背褡》等古装剧目。其时，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古装剧成为封、资、修的代名词，在文艺舞台上已经完全消失；剧团的演员被揪的被揪，下放的下放，连服装和道具也早己作为“四旧”而付之一炬了。要演出这样的剧目，不仅困难很大，而且需要承担风险。地区领导当机立断，决定为李井泉作专场演出。演员们找出自己私藏的服装，日夜排练，很快满足了李井泉的要求。家乡音，故里曲，丝丝入耳。副委员长陶醉在浓重的乡情之中，不时地鼓掌。看到开心处，李井泉笑得象个天真的孩子，连声称赞：“这些戏演得好，看得有味！” 对于李井泉在几次回乡中的教导和指示，家乡的干部和父老乡亲总是尽力予以落实。他说村中要绿化，干部们便发动群众沿公路和堤坝上栽了160多株柳树和木梓树；他说莫要荒了水塘，乡亲们便在13亩水面的池塘里，放养了几万尾鳙鱼、鲢鱼、鲤鱼和鲫鱼；他说盖房应该有个规划，不几年，乡亲们就整整齐齐地盖起了40多幢新房；他教导各姓要搞好团结，各姓人都要有干部，仓下村在改选领导班子时，都一一地照办了。1984年前后，临川县人民还记住他20多年前的教导，大办沼气，使该县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沼气县。
   十年“文革”期间，李井泉被“四人帮”打成“西南区最大的走资派”，身陷囹圄，与家乡失去了联系。他的儿女大荣、二荣、新桅、再旺和华川，高中毕业后陆续选择了故乡作为自己的下放锻炼基地。仓下村的父老乡亲，谁也不相信李井泉会反党反人民，他们张开双臂，热情欢迎来自巴山蜀水的亲人，象照顾自己儿女那样，照顾这位革命前辈的后代。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还专程到仓下来看望他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下放劳动初期，以李井泉的女儿大荣为户主的这几个年轻人，连饭都不会煮，不是煮成了夹生，就是烧成了糊糊。亲属们便手把手地教，使他们很快学会了做饭。时间长了，他们居然摸到了规律，做到出工时放上适量的米和水，收工后便有熟饭吃。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用具，也都是由堂叔等亲属凑钱为他们添置的。
   公社领导从不把李井泉的孩子当成“走资派”的儿女看待，相反，经常来仓下村，安慰和鼓励他们。他们没有床铺，书记亲自批给木材为他们制床；缺少猪油，派人买好猪油给他们送去。有一次，李井泉的儿子李华川患急性腮腺炎，病情十分严重。仓下人连夜借来一部汽车，送他到地区医院急救。地委和县委的领导亲临医院，吩咐院方千方百计抢救，要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小伙子很快恢复了健康。那段时间，李井泉的老屋里人来人往。乡亲们怕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孤独、伤心，经常来和他们作伴，开导他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一切都会好起来。
   家乡父老的悉心关怀，家乡领导的多方体贴，使李井泉的孩子们产生了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和力量。他们象农家孩子一样，不怕脏，不怕累，重活脏活抢着干，一样早出晚归，一样跪在田里耘禾。心灵手巧的大荣，无论是栽禾还是割禾，速度都赛过当地的老农。不多久，他们就学会了各种农活，种下的蔬菜和瓜果绿油油一片，谁见了都止不住叫好。
   看到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健康地成长，县委一班人感到分外舒心。他们以公正的态度和过人的胆识，给这些“走资派”的儿女们以很大的荣誉——一连几年，大荣作为这个插队落户青年先进集体的代表，出席了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70年代初，关闭已久的大学校门刚刚重新打开，家乡的亲人和领导又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先后把大荣和二荣推荐到医学院和外语学院去深造。
   在大浩劫岁月里，党和人民的忠诚儿子李井泉因为与邓小平、贺龙等人关系密切，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非人的虐待。他被长期关押在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斗室。“四人帮”在四川的爪牙几次派人到仓下村外调，妄图从家乡挖出李井泉的“反动根源”。任凭来人如何鼓动如簧巧舌，极尽哄骗、诱惑、威胁之能事，父老乡亲总是大义凛然、异口同声地回答：“李井泉是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好干部。乡亲们了解他，也相信他！” 由于与他共过多年患难的元配夫人肖里和一个爱子在文革中先后非正常死亡，李井泉精神上遭受沉重的打击，健康状况也受到严重的影响。1983年返乡时，他步履蹒跚，已经显得相当地苍老。1986年11月，不幸中风住进了医院。
   乡亲们闻讯，非常惦念，立即推派代表赶往北京花园村一号探望，并捎去了中共临川县委的慰问信和李井泉爱吃的家乡蜜桔，祝愿革命老人身体早日康复。李井泉握着家乡代表的手，不住地点头，深情地说：“请转告家乡父老，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 感激的泪珠，亮闪闪地滚出了眼眶。
   此后，家乡的干部群众只要到北京开会、出差，都少不了要去花园村一号看望他。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与世长辞。
   噩耗传到东乡河畔，仓下村一片悲寂。
   家乡的花圈，醒目地摆放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吊唁大厅，来自临川的代表，面对复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李井泉遗体，一个个泣不成声。
   尽管李井泉生前并不主张为自己建坟立碑，然而就在他当年提议重建的万年桥畔，就在他少年时代放过牛、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又多次关心过、察访过的寿亭岗红壤高坡，就在他的家乡仓下村的河对岸，当地有关部门，根据父老乡亲的一致要求，征得李井泉家人的同意，为他和他的元配夫肖里，修建了一座朴实无华的墓园。墓莹中，安放着由北京请回的两位革命老人的骨灰。题写在墓东、西两侧的墓联“丰功伟绩，泽被西南；高风亮节，光耀全国”，是家乡人民，也是全国人民对李井泉同志的最好评价。
   李井泉从仓下走上革命的道路，数十年后，又回到仓下来了。这位身经百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家乡的人民、家乡的土地，紧紧地紧紧地贴在一起，再也不可分离了！ 如今，逢年过节，总有人结伴来到李井泉、肖里的墓园凭吊他们无限景仰的革命先辈。清明时候，方园数十里的乡亲。从十来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不约而同地前来拜谒，寄托他们沉重的哀思。
   笔者那天造访李井泉、肖里墓园，正值盛夏时节，炙人的太阳，烤得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只见一批年轻人正在墓前瞻仰碑文，从他们凝思的眼神中，我们看出了他们对李井泉的尊崇和失去这样一位亲人的哀伤。
   家乡人民怀念李井泉！ 李井泉活在家乡人的心中！ （摘自1992年9月出版的《临川文史资料》第五辑，1992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 学友情谊深 1989年4月下旬的一天，抚州市原政协副主席郭忠仁获知李井泉逝世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立即向北京发去了唁电，悼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年愈八旬的郭忠仁，回顾往事，情意深长。他青年时代和李井泉是同窗好友，又是同乡（同为临川县人）。他很清楚地记得李井泉从小勤奋用功，聪明过人。小学毕业后，李井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今抚州市一中前身），俩人又是同班、同一课桌、同吃、同住，好似兄弟一般。当时三师实行五年制教学，每个班大约四十多人。班上语文教师章涤昌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章老师由于思想很进步，又善于团结和引导青年同学，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李井泉和郭忠仁等时常听章老师讲北京的青年学生反帝反封斗争的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深受启发，李井泉还写在日记上，向同学们宣传，是个活跃分子，也是全班同学中的佼佼者。
   郭忠仁回忆李井泉在三师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中华大地、大江南北，人民群众逐渐觉醒，特别是青年学生走在 前列打先锋。三师的进步同学，在章涤昌老师的发动下，成立了“读书会”。这是一个学习进步书刊、开展革命活动的进步组织。参加“读书会”的有李井泉、张应昌、许瑞芳、舒同、李干、刘景宽、郭忠仁等同学。主要学习《新青年》、《响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读书会”的成员还时常在一起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郭忠仁印象最深的是1926年9月北伐军打到上顿渡，准备攻取抚州城。当时困守在城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下的刘宝题混合旅，吓得惊恐万状，竟将城门紧闭，企图垂死挣扎。这些曾经在街上横行霸道，在老百姓面前张牙舞爪的家伙，只要听到北伐军就丧魂失魄，不敢出门。三师“读书会”的同学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不断监视敌军行动。有的同学冒着生命危险，星夜翻越城墙出去；有的从下水沟钻出城到上顿渡与北伐军联络；同学们还到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热烈欢迎北伐革命军！”这也使敌军闻风丧胆，龟缩到几座砖房内困守。到十月北伐军攻城时，三师“读书会”的同学在枪林弹雨中帮助北伐军架梯到城墙上，经过激烈战斗，刘宝题的残兵败将，抱头鼠串，逃之夭夭。北伐军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整齐步伐走进城内。第二天在清风门外召开祝捷大会，由于三师进步同学协助北伐军攻城作出很大的贡献，所以在庆功会上李井泉、郭忠仁等学生代表应邀上主席台就座。十月中旬，北伐军总政治部特派员、中共赣东特派员陈奇涵同志来到抚州，非常热情地接见了进步学生代表，并高度赞扬同学们的革命举动，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断武装头脑，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同学去支援北伐革命。
   1927年，三师“读书会”的同学李井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压迫和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罪恶事实。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李井泉、许瑞芳、郭忠仁等同学走遍临川山山水水，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向当地的反动势力和恶霸地主作斗争。同学们在艰苦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既教育了群众，也锻练了自己。1927年4月，朱德同志率领军官教导团的部份队伍到抚州，驻在城外天主堂。他几次接见进步学生，勉励同学们要再接再励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夺取革命的胜利。朱德同志还向积极份子和进步学生作报告，使同学们认清革命形势，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一”南昌起义后，当起义军南下到达抚州时，许瑞芳、李井泉和郭忠仁等同学带领群众给起义军运粮送菜，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革命理论的指引和严峻的现实斗争的锻炼，许多进步同学认识到只有投身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统治。在起义军挥师南下之际，李井泉和三师及七中的进步同学，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队伍，在朱德同志的带领下向广东进军。
   有一次郭忠仁谈到在三师读书时，李井泉酷爱体育活动，喜欢踢足球。在球场上，李井泉有一股冲锋陷阵的拼博精神，他龙腾虎跃般的姿态，给人深刻的印象。在那个年代踢足球者可谓凤毛麟角。郭忠仁说到李井泉参加体育活动锻炼出一股勇敢顽强拼博的精神，为以后他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的岁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郭忠仁和李并泉从同窗求知到一起参加革命活动，有着学友情，战友情和革命的情谊，提起这段历史，郭常感自豪。但是由于革命斗争的曲折与艰苦环境的复杂，郭忠仁与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失掉联系，未同李井泉一道前进，郭提起此事，却又非常遗憾。
   1949年解放后，郭忠仁才知道李井泉与他分手后曾转战到了中央苏区，在红军中当过政委，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功勋，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李井泉先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政府主席、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为建设大西南呕心沥血，成就巨大。李井泉到中央工作后，仍没忘记家乡人民，没有忘记青年时代的同窗学友。郭忠仁说他虽然身居高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仍不忘旧友。李井泉几次来抚州走访乡亲、看望旧友、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他深入群众，了解实情，调查研究、认真细致，艰苦朴素的生活，实事求是的作风，表现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1974年2月，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来抚州视察时，特意到他的母校抚州市一中重游，看到当年的金柅亭、绣花楼，回忆他青年时代在这里读书和活动的情景、倍感高兴、留连忘还。“文革”后，李井泉先后三次风尘仆仆地来抚州，足见其对故乡眷恋之情。郭忠仁讲到李井泉这几次来抚州时，两人总要叙叙旧情，在一起吃餐饭，一同看出戏，对抚州采茶戏，李井泉从小就很喜欢，回到故乡总想看看这个赣东著名的地方戏。有次在抚州艺术剧院看采茶戏时，李井泉让郭忠仁坐在身旁，谈笑风生地一边叙旧，一边观看，对采茶戏优美悦耳的曲调和演员精湛的技艺，令人看得入神，李井泉鼓掌称赞，并盼望采茶剧这朵艺术之花，开放更加鲜艳。
   旧友情深，郭忠仁每逢谈到李井泉对他的关心和爱护，感到非常欣慰，而他对李井泉也十分敬佩。他常说，李井泉品德高尚、顾全大局、廉洁奉公，从不特殊，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领导人。
   李井泉的确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主义战士。
   （作者：郭忠仁（1905年—1991年），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初期任临川县上渡镇镇长，以后还担任过抚州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此文摘自1992年9月出版的《临川文史资料》第五辑） 第三章 党委工作 第一节 党组织工作 1949年冬至1950年冬，由区委组织工作队进入乡村分农会，发动农民佃户穷人开展减租退息斗争。佃农实行二五减租（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债户向债主退回原有租息，彻底消除剥削阶级的高租息和高利贷，严重打击了地主剥削阶级的嚣张气焰。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胜利果实，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下，各乡清查出一些地方反革命首恶份子、封建劣绅、帮派头目，如罪恶份子许作霖，旧保警大队附陈福生，伪军官周一鹤，青帮头子熊健元、付会生、伪司法官游发其，灵山恶霸保长张元昌（别号花朗）。部分封建地主，如吴沐三、帅洪宇、陈敬民由于政治影响先后被镇压。少数畏罪潜逃的坏分子周柏楼、周会扬等隐名息迹多年，终归落网，依法受到制裁。
   1950年掀起了“土地回老家”的土地改革高潮。以土改工作队和贫农协会为主导，各乡村分会成立清算小组，清查财产，量丈土地，根据财产、土地、剥削等情况，划定阶级成份。当时街道阶级划有工商业地主、小量出租、小商、小贩、贫民等成份，农村阶级划有恶霸地主、地主、富农、中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成份。经由农会清算小组，把恶霸地主、工商业地主、地主占有的多余财产、土地、房屋没收为胜利果实，分给广大劳动苦人民。
   1952年，为了清查土改中的“错、漏”成份，隐瞒财产的地主阶级和其他遗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查审工作。各乡农会在区、乡政府领导下，在三查（查三代、查出身、查历史过程）中，全乡查出漏网地主11户。混进革命干部队伍和潜逃的恶霸地主、反革命份子、不法份子、大部分逮捕归了案。
   1950年，美帝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疆。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唱凯人民在伟大祖国的号召下，广大群众积极捐献飞机大炮，全乡28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不少英雄健儿浴血战场，献出了宝贵生命。如烈士付富根、蔡贤波等六名儿女，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存共荣，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随着农业生产的日趋发展，农村逐步出现了农业互助合作热潮，农民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组成了季节换工组、长年互助组、规模大小不等的互助合作形式。
   1953-1954年，在互组的基础上，由若干互助组并合成立了初级农业社，以土地、农具和生产资料入股，分配形式，除上缴公粮外，以土地提成分红，余按劳力四六分配。
   1956年，初级合作社和大部分长年互助组全面转入高级合作社，土地归集体，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取酬。入社采取自愿，允许单干，个别富裕户和地富成份，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前也全面入了社。
   同时对街圩私营工商业，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唱凯街圩先后成立铁器社、蔑器社、理发社、缝纫社、梳篦社、个体医生成立联合诊所、手工业和商业、饮食业，分行业联营，大量泥木工人参加了基建队。街圩各联营单位由乡人民政府领导，自投股金，自负盈亏。同时乡社成立了专业组，兴办砖瓦窑、加工厂、纫缝组、基建组，采取计工付酬，由乡社领导。
   1957年4月，全党进行整风反右，发动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向党员干部提意见。一些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乘机向党猖狂进攻，妄图取消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和群众进行了反击，开展了反右斗争。但也有部分群众对少数党员干部不满，批评的意见过激，在运用的方式有错误，这部分人在反右斗争中被划成右派份子，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摧残，并扩大了斗争范围。后来虽然陆续得到纠正，摘了一些人的右派帽子，但没有彻底纠正，直到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使错划右派的唱凯中学教师陈怀、陈国旗、公社干部胡建恒等同志，才先后得到彻底平反。
   1958年5月，党中央号召大炼钢铁。唱凯地处平原，无山无矿，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全社各大队、工厂、企业、学校停工停课，挖土淘沙，大炼钢铁。公社在肖公渡、荣山筑建炼铁基地，动员数千民工，到处挖坟取砖，砌炉树塔。远至荣山、茅排山区砍树烧炭充当燃料，摊派社员交缴破锅犁头生铁充当原料，男女老少充当输送，号称“钢铁元帅升帐，千军万马上阵”，结果由于燃料、原料缺乏，设备条件低劣，所炼的钢铁，质量差、耗费大，不到一年，中途停止。在农业生产上大搞试验田，脱离科学实际，盲目强调深耕密植。深耕四至五寸，密栽2×3寸，每亩播种六十至八十斤。结果深耕过度，破坏了耕作层，密至株根相连，日耕不过一亩，日栽不到一分（田），进度上不去，错过农事季节，强令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大力支援农业，学生荒废了功课，商店影响了营业，试验丰收田大减产。为了适应大跃进形势，又在学校对学生实行衣、食、住、行大集体，由附近生产队拨让住宅、耕地、农具给办农场，搞试验田，由全日制改为半耕半读制。实行“共产风”，大搞集中化，提出大集体、军事化，对生产力和生产资料进行一平二调，样样不要钱，物资用掉无钱也无帐。不准单灶独炊，大办集体食堂，盖猪场，小村并大庄，农民三餐等饭吃，干部整天开会评比忙；提出吃饭不要钱，到月发工资（每月劳力工资四块半）的口号。盛行“浮夸风”，农业生产实际大减产，开会高夸亩产双各粮，说实话要挨整，浮报虚夸受表扬；鼓吹“命令风”，一个命令，一个行动，谁反对干部，就是反对毛主席，言行稍有不当，就要揪进教养队；大兴“瞎指挥风”，提倡社前浸种，越早越好，不适气候土壤的“矮子”晚稻种，就是颗粒无收，也要照令栽上；流行“特殊化风”，一个生产大队，各行业的正副管理干部多至二十余人，生产小队干部也有七人以上，这些主职和副职大小干部都居于享受地位。整天摆擂台，挂“帅”旗，锣鼓宣天，口号雷鸣，台上呼，台下应，五风四起，民心不定，农业减产，市场衰退，大跃进成了大跃退。
   1960年，苏联背信弃义，突然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同时自然灾害重重，粮食产量上不去，年平亩产实际只有585斤，却虚夸双千斤，征购任务完不成，逼使各队超交口粮种子50多万斤。口粮一缩再缩，代食品导致了腹肿病，饿病致死者，时有所闻。造成了当时的“北保事件”。公社主要领导受到撤职处分。
   1961年，党中央有的放矢地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分别召开党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发动群众，清除共产风，清算了“一平二调”，进行退赔平调，接着又将公社核算，大队核算，一律改为小队核算，农业生产得到逐步回升，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1964年冬，中共中央《二十三条》文件下达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基层干部进行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活动。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干部靠边站。对四不清干部清算出来的赔款，限期交缴，根据赔款的清缴与否，分别给以“上楼”和“下楼”的称号。由于运动运偏过激，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不应有打击。部分干部大闹情绪，离职不干，一时出现生产无人管的现象，紧接着根据上级文件指示精神，对在运动中过“左”的错误，全面进行纠正退赔。
   1965年在党中央提出的“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文件精神指导下，开展了一个大搞园田基本建设活动，大力垦荒造田，广开肥源，要求亩田铺塘泥120担，一丘不漏，每亩不少，灌溉自流化，耕作机械化。各生产队根据自然条件，平整了土地，修好机耕路，逐步完善了排灌系统，先后修建了大小排灌站十四处，除园林场外，扩大耕种面积近五百亩。在此基础上，1966，1967年取得了高产丰收的好成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级党组织按中央指示，停止活动，一切由公社人民武部总揽，1967年公社成立文革小组，取代了公社党政机构，包揽党、政、军大权，在文革小组领导下，大树破旧旗帜，疯狂进行抄、毁、斗、改活动。一些造反派不按党章规定，任意开除一些党员的党籍，只要造反派认为有问题的人，都要封门抄家，株连被斗者的子女和亲戚，结果造成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商店不营业，机关不办公，干部靠边站，事情无人管的混乱局面。造反派还打着“大破大立”旗帜，对遗传古迹，民藏古书，名画名雕，甚至带有古字的瓷坛，刻有寿字的板匾，一律砸碎铲除，寺庙庵宇，拆毁无存。石溪吴村相传五百余年的石砌八字门楼，就是在挖“黑子根”破除迷信中被捣毁的。其他宗谱旧契，遗传医书珍物全被抄毁殆尽。
   1967年，公社文革小组和大队的文革组织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学校中的老师和一些旧知识分子定型划等，让他们戴上各种分子的高帽子，脸上涂抹油墨，并肩排着游街示众，有的竟六月穿上洋皮，跪在街头，押到各村队跪在碎石子硬柴兜上面，向贫下中农一一认罪。有的贫下中农也扣上“走资派”和“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分子。如此不分皂白，棍子遍地打，帽子满天飞，乱批乱斗，搞得人心惶惶。1968年至1971年全社被列入“现行政治”案件的中学教师3人，中学生4人，贫下中农4人，地富成份2人。在大批狠斗的同时，结帮派拉山头夺权斗争形成高峰，红革会、井冈山组织在唱凯发生冲突，双方死亡13人，重、轻伤多人。同年冬，红革会井冈山两组进行大联合，称为“大革命联合筹备委员会”，取消了红、井组织。
   1969年春，成立了唱凯公社革命委员会，掀起了学大寨运动，高举“学大寨人，走大寨路，创大寨业”旗号，以大寨为模式，重点建立样板片，普遍实行园田化。记工绝对平均，农事安排由大队统一领导，出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生产队没有自主权。唱凯大队定为学大寨高标准样板片基点，平整面积近500亩，各大队根据地段条件，择有重点片，平整面积不等。至1974年冬，大寨式样板片得到初步完成。
   1976年，公社根据各大队自然条件，提高园田化标准，大力开垦塘湖浅滩面积，提倡旱地变水田，单季改双季，低产变高产。最高出工人数达到3千余人，共挑土方达200万方。填塞大小塘井14个，机耕路四条长达1.8公里。境内几个较大湖面大部分被填塞利用，低洲港浅滩河田面积150余亩，连年高产丰收。经过园田化，学大寨，全社耕种面积在原有基础上扩大840余亩，基本上实行了全面双季稻。
   1976年10月，宣布“四人帮”垮台，消息传开，举国欢腾，唱凯人民在公社党委领导下，组织了全民性万人庆祝大会，同声声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1978年，县委从县各直属单位抽调部分干部和部分农村知识青年，组成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深入各公社大队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即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社落实政策办公室将在反右斗争中错划为右派份子的唱凯中学教师陈怀、陈国镇、公社干部胡建恒、嫌疑份子中草药郎中唐飞标，破坏份子打铜匠游某等人给予了平反，摘除了帽子，恢复了职务和名誉。
   1980年3月15日，由县公安局发给摘帽通知书，除2名不法地富份子暂不予摘帽外，其余一律摘帽子，改变了地富子女的成份，享有公民权利，改称社员。
   1980年冬，全社各大队先后调整了自留地。1981年冬逐步完成了生产责任制。1983年养猪、养鸡、养鸭、养蜂、孵房等专业户、窑厂承包户，大量出现。
   1982年8月，在地县紧密布署下，设治安干事，安排一定执勤人员，对地痞流氓不法分子和赌棍实行摸底登记，给予长期监督强制学习教育。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不法分子进行了全面教育。先后开学习班2次，每期10人左右，时间10天，自备伙食，并根据各个不同犯罪事实，共计逮捕12人，其中长期赌博犯6人，小偷小摸4人，纵火犯2人，这些刑事犯罪分子，分属于万年2人，唱凯3人，石溪1水人，江山1水人，观前1水人，官洲1人，花洲1人，经教育释放者5人，判刑者7人。
   第二节 党员教育 唱凯镇党委自有组织后，都通过各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加强思想建设，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短期脱产进行理论培训和轮训，由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组织或选送党员办乡干班或党校学习。1958年后，一般党员由公社党校集中培训，主要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重要文件。1960年至1965年县委党校每年利用农闲时间轮训公社和大队党员干部，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农业六十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教育工作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点抓理论学习和党风党纪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
   二是建立党员“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日常的思想教育。农村一月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一次支委会，三月一次党员大会，一次党课；机关半月一次党小组会，一月一次支委会，二月一次党员大会，一月一次党课。1989年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形成制度，对党员进行教育和加强监督，调动党内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清除腐败分子和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开展学先进、赶先进的评比竞赛活动，鼓励自学和自我教育。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在境内党组织范围，开展支部“三定”、“五好”和党员“十有”的学赶超帮评比竞赛。“文化大革命”中，受“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影响，以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替了扎实的思想建设工作。1981年后，开展创评“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的活动。
   1996年根据市委决定，唱凯镇从3月28日到4月28日在全镇18个村委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临川市第三期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这次活动，严格按照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在增强农民政策、法制和任务观念上下功夫，在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作文章，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上花力气，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切实转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着力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加强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一些村组历年模糊不清的财务进行了清理，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全镇共清查各项财务20余个。对不合理的收费及时予以制止和退还。
   2000年以来，又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三个代表”宣传学习教育、“八耻八荣”教育活动。
   第三节 组织整顿 1953年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按照党员八项条件，在县委组织部和县监委的主持下对党员干部进行检查和处理，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官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1954年在农村结合互助合作化运动，整顿农村党组织对违反党的政策，不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员，进行检查和处理。1956年结合整社转社进行整党。1957年开展党内整风，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的形式，转化为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的现象，误伤了一些党员。1959年至1963年结合整风整社，开展农村整党，检查和处理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的党员干部和坚持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员干部和个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错误地批判一些人。1964年至1965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也称“四清”运动）。结合整顿党的组织。由于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中误伤了一些党干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组织生活。1968年9月，公社党委，大队党总支、党支部全部恢复了组织生活。1976年至1982年结合开展清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人和事，县委组织部、县委纪检委员会对“文化大革命”中混入党内的打、砸、抢分子进行清除。1983年到1984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为实破口，重点整顿党内不正之风。1985至1986年，贯彻中共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乡党委、农村党支部全体党员都参加了这次整党重点清查混入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造反派骨干分子。1987年，要求进一步端正党风，进行组织整顿工作，破”关系网“杀人情风”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查处索贿行为。1988年对“不齐、不力、不和、不正”的党支部班子进行整顿。1989年对党员在”六四“动乱中的表现进行审查。1990年结合的基本路线教育，对农村党支部进行整顿。1999年至2000年开展了“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
   1996年11月，唱凯镇干部开展思想作风整顿，指导思想以建设政治合格，素质优良，作风过硬，勤政廉洁的乡干部队伍为目的，全面整顿乡干部思想作风，促使乡干部振奋精神，自加压力，积极进取，勤奋工作，为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实现两个文明建设目标而奋斗。整顿思想作风特别作出了十不准：1、不准进营业性歌舞厅；2、不准用公款大吃大喝；3、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4、不准到下属单位（村、厂）报销个人消费单据；5、不准我行我素，目无组织；6、不准未经请假擅自离岗；7、不准对来访求助群众采取“官老爷”态度；8、不准搞侵害性钓鱼；9、不准在上班时间打扑克、打麻将；10、不准参与修族谱和建寺庙迷信活动。
   2004年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的意见，在全镇各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坚持上下结合，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重点解决干部作风不实，方法简单精暴，不安心在基层工作等问题，坚决纠正虚夸浮报，强迫命令、用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2004年至2006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务求实效，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对那些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多做教育工作，促使他们尽快转化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对经教育不改，不符合党员条件的，根据党章有关规定进行组织处理，对违纪党员，按照《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2005年下半年，唱凯镇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和省、市委《关于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精神，分期分批在全镇全体党员中开展“保先”教育活动，决定从2005年7月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分两批进行。第一批镇机关单位、中学、小学。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到12月底结束。第二批，19个行政村，从2006年1月到2006年6月底基本结束。镇党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各参学的党支部也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同时深入开展了“三培两带”，进一步扩大“双带”成果。乡党委按照健全领导机制、培训机制、用人机制，用目标管理的方法促进“3211”工程的全面实现，按照先进型，创新型、学习型、团结型、廉洁型干部队伍的要求，推行“亮明党员身份，发挥党员形象”挂牌上岗制度。要求每个“双带”党员做到“五个一”即扶持一名困难户，为农户提供一条发展经济的建议，引起一条致富信息，上一个致富项目，让贫困户掌握一门农业实用技术，确保所带动的贫困户在三年内脱贫致富。全乡参加“双带”的村党支部书记达到100%，“双带”村组干部达到62%，“双带”农民党员达到44%。同年，乡村两级班子开展，“三民”好班子创建活动。创建“亲民、为民、富民”好班子是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三民”好班子创建活动，在全镇形成了“亲农”的工作作风，完善了“为民”的工作机制，实现了“富民”的工作目标。
   第四章 党组织领导人更迭 第一节 区党组织 1926年10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攻克抚州。经随军来抚的共产党员陈奇涵、曾燕堂、钟赤心的努力，赣东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临川支部成立。1927年1月，扩大为中共临川特别支部，后在唱凯等地建立支部。
   中共临川县唱凯支部（1927年2月—1927年8月10日） 书记：周宏祖 1927年12月，中共临川县委决定将罗针、唱凯、云山3个党支部扩充改建为中共临川县唱凯区委，陈宽和任区委记，隶属中共临川县委（临时县委），驻地唱凯。1929年3月因县委书记曾去非被捕牺牲而停止活动。
   中共唱凯区委 书记：陈宽和（1927年12月—1929年3月） 1949年5月设立5个区工委，10月改设8个区工委，临川县直辖区工委改名临川县第二区工委，机关迁驻唱凯古港村，1952年改为中共临川县第二区委，1955年4月改名中共临川县唱凯区委员会，机关迁驻唱凯圩。下辖铁宝、古港、慢坊、许渡、艾港、庙前、黄昏、永丰、长湖、华溪、太平、灵山、唱凯、浒溪、北堡、观前、罗针、城前、石溪、东湖20个乡党组织。
   中共唱凯区委员会 书记：梁继海（兼1949年10月—1950年3月） 张瑛（1950年3月—1951年8月） 刘树森（1951年6月—1955年8月） 杨裕隆（1955年9月—1956年1月） 何平（1956年1月—1956年5月） 副书记：刘树森（1949年10月—1950年3月） 何金元（1952年10月—1956年3月） 何连生（1953年3月—1953年8月） 支祥太（1955年9月—1955年12月） 1956年撤区并乡，1957年3月恢复区建制，全县复设8个区委，区以所在地命名，1958年10月撤销区建制。同时撤销各区委。
   唱凯区委下辖华溪、太平、罗针、北堡、古港、唱凯、云山、龙岗、甘陂、鄢坊10个乡党组织。
   中共唱凯区委员会 书记：郑福顺（1957年3月—1958年3月） 邹福来（1957年12月—1958年10月） 第二书记：何金元（1957年3月—1958年7月） 第三书记：袁筱华（1957年3月—1958年6月） 第一副书记：万银堂（1957年3月—1958年10月） 万兰娇（女，1957年3月—1958年10月） 1961年6月，调整社队规模，全县恢复8个区，建立湖南、唱凯、李渡、温圳、上顿渡、腾桥、龙溪、展坪8个区工委。区工委以驻地命名。1961年12月撤销湖南区工委，1962年9月撤销唱凯、展坪、温圳区工委，同时建立孝桥区工委，全县共有5个区工委。
   唱凯区工委下辖华溪、古港、唱凯、北堡、罗针、栎坪、黄渡、云山、鄢坊、圳上、南溪、龙岗12个公社党委。
   中共临川县唱凯区工作委员会 书记：江树廷（1961年8月—1962年9月） 副书记：万艮堂（1961年6月—1962年9月） 第二节 撤区并乡后的乡党组织 1956年3月撤销区建制，全县204个乡3个镇合并为80个乡3个镇。境内共有古港、唱凯、北堡三个乡。
   中共古港乡总支部委员会 1956年3月将石溪、古溪、灵山乡合并，建立古港乡，同时成立中共古港乡总支部委员会，隶属县委。1957年3月隶属唱凯区委，驻地古港村。1958年10月撤销。
   书记：彭友祥（1956年3月—1958年10月） 副书记：游林生（1956年3月—1957年3月） 中共唱凯乡基层委员会 1956年3月撤区并乡，将艾巷、观前、唱凯乡合并，建立唱凯乡，同时成立中共唱凯乡总支部委员会，隶属县委。1957年3月，唱凯乡党总支改为中共唱凯乡基层委员会，隶属唱凯区委，驻地唱凯圩。1958年10月撤销。
   中共唱凯乡总支部委员会 书记：张友根（1956年3月—1957年3月） 副书记：颜华生（1956年3月—1957年3月） 中共唱凯乡基层委员会 书记：张良和（1957年3月—1957年4月） 何贵东（1957年4月—1957年11月） 万银堂（兼，1957年11月—1958年10月） 副书记：张友根（1957年3月—1957年12月） 中共北堡乡总支部委员会 1956年3月撤区并乡，将慢坊、东湖、北堡乡合并，建立慢坊乡，同时成立中共慢坊乡总支部委员会，隶属县委。1957年3月，慢坊乡总支改为中共北堡乡总支部委员会，隶属唱凯区委，驻地慢坊村。1958年10月撤销。
   中共慢坊乡总支部委员会 书记：王惠廷（1956年3月—1957年3月） 中共北堡乡总支部委员会 书记：徐贤科（1957年3月—1957年11月） 周首发（1957年11月—1958年10月） 副书记：王惠廷（1957年3月—1958年10月） 第三节 人民公社党委 中共唱凯人民公社委员会 1958年10月，唱凯、古港、华溪、北堡、罗针、太平乡合并，建立唱凯人民公社，同时成立中共唱凯人民公社委员会，设立公社党委书记处，隶属县委，驻地唱凯圩。
   第一书记：邹福来（1958年10月—1959年4月） 梁瑶玲（1959年4月—1960年1月） 李元生（1960年1月—1961年1月） 江树庭（1961年1月—1961年6月） 书记：万银堂（1958年10月—1960年7月） 顾禄茂（1958年10月—1960年7月） 刘益华（1958年10月—1961年1月） 周长生（1958年10月—1961年10月） 周首发（1958年10月—1959年2月） 章金德（1960年3月—1961年1月） 蔡君贤（1960年8月—1960年12月） 吴力生（1960年3月—1960年4月） 熊福生（1960年4月—1961年1月） 唐胜隆（1960年2月—1960年7月） 支祥太（1961年1月—1961年6月） 邹银竹（1961年1月—1961年6月） 叶心田（1960年1月—1960年7月） 徐流球（1960年10月—1961年6月） 副书记：陈流水（1958年10月—1961年6月） 周娥媚（女，1958年10月—1961年6月） 黄保龙（1959年4月—1961年6） 许义龙（1960年9月—1961年5月） 许国和（1960年2月—1961年6月） 何开莲（女，1960年2月—1961年6月） 许福生（1959年6月—1961年6月） 毛友高（1961年1月—1961年6月） 1961年6月，调整社队规模，撤销书记处，公社党委设书记、副书记。隶属唱凯区工委，1962年9月隶属孝桥区工委，驻地未变。
   书记：徐流球（1961年6月—1965年4月） 龚香根（1965年4月— ） 副书记：周娥媚（女，1961年12月—1963年12月） 周天明（1961年12月—1963年12月） 万友生（1963年1月— ） 何华卿（1965年4月— ） 赵从郁（1965年9月— ） 甘金泉（1966年3月— ） 中共古港人民公社委员会 1961年6月调整公社规模，由唱凯公社划出部分大队成立古港人民公社，同时成立中共古港人民公社委员会，隶属唱凯区工委。1962年9月隶属孝桥区工委，驻地古港村。1965年4月撤销。
   书记：邹银竹（1961年6月—1965年4月） 副书记：黄保龙（1961年6月—1965年4月） 周文元（1961年6月—1965年4月） 中共北堡人民公社委员会 1961年6月调整公社规模，由唱凯公社划出部分大队成立北堡人民公社，同时成立中共北堡人民公社委员会，隶属唱凯区工委。1962年9月隶属孝桥区工委，驻地北堡村。1965年4月撤销。
   书记：支祥太（1961年6月—1965年4月） 唐胜隆（1961年6月—1961年12月） 副书记：何开莲（女，1961年6月—1962年6月） 何华卿（1961年12月—1965年4月） 王惠廷（1962年6月—1965年4月）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县基层党组织尚能坚持正常工作，到1967年3月，普遍受到冲击而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2月成立公社革委会，各公社党政工作由革委会统管。1970年3月开始恢复公社党委。
   中共唱凯人民公社委员会 书记：陈光生（1971年5月—1975年7月） 鄢锦堂（1975年7月—1980年2月） 副书记：张麦生（1971年5月—1973年4月） 周信阳（1971年5月—1979年5月） 陈福茂（1971年5月—1973年6月） 周首发（1973年5月—1975年8月） 余安福（1975年7月—1980年7月） 傅正大（1975年8月—1977年10月） 中共唱凯人民公社委员会 书记：鄢锦堂（1975年7月—1980年2月） 顾求科（1980年7月—1984年6月） 副书记：周信阳（1971年5月—1979年5月） 余安福（1975年7月—1980年7月） 傅正大（1975年8月—1977年10月） 傅友贤（1979年4月—1984年6月） 刘冬根（1979年5月—1981年7） 黄锡琼（1980年11月—1984年6月） 陈长荣（1980年11月—1982年2月） 何开莲（女，1981年3月—1981年12月） 何宏昌（1982年3月—1984年6月） 第四节 中共唱凯乡（镇）委员会 1984年6月，取消唱凯人民公社，恢复唱凯乡。1985年5月，将唱凯乡改为唱凯镇，同时撤销乡党委，建立镇党委。
   中共唱凯乡委员会 书记：艾祥珍（1984年6月—1985年5月） 副书记：徐芳昌（1984年6月—1985年5月） 傅友贤（1984年6月—1985年5月） 协理员：许义龙（1984年6月—1985年5月） 张友根（1985年3月—1985年5月） 中共唱凯镇委员会 书记：艾祥珍（1985年5月—1987年7月） 徐芳昌（1987年9月—1987年11月） 副书记：徐芳昌（1985年5月—1987年9月） 傅友贤（1985年5月—1987年9月） 杨真荣（1986年12月—1989年2月） 协理员：许义龙（1985年5月—1987年11月） 张友根（1985年5月—1987年11月） 中共唱凯镇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徐芳昌（1987年11月—1992年9月） 徐明昌（1992年9月—1995年4月） 副书记：杨真荣（1987年11月—1989年2月） 傅友贤（1987年11月—1990年2月） 胡殿堂（1988年3月—1989年11月） 王桂春（1989年2月—1990年2月） 徐捷（1990年2月—1992年9月） 黄呈祥（1990年2月—1991年4月） 黄筱履（1991年4月—1992年4月） 徐水良（1992年4月—1995年4月） 黄国敏（1992年9月—1995年11月） 何朝光（1992年10月—1995年4月） 纪委书记：傅友贤（1987年11月—1990年2月）（兼） 万贤昌（1990年2月—1992年10月） 徐龙兰（女，1992年10月—1998年3月） 委员：徐芳昌（1987年11月—1992年9月） 杨真荣（1987年11月—1989年2月） 傅友贤（1987年11月—1990年2月） 张初民（1987年11月—1988年10月） 唐幼芳（1987年11月—1990年2月） 谢锦昌（1987年11月—1990年2月） 胡殿堂（1988年3月—1989年11月） 王桂春（1989年2月—1990年2月） 刘华忠（1989年2月—1990年2月） 徐捷（1990年2月—1992年9月） 黄呈祥（1990年2月—1991年4月） 万贤昌（1990年2月—1992年10月） 徐龙兰（女，1990年2月—1995年3月） 黄瑛（1990年2月—1990年4月） 徐忠文（1990年2月—1992年10月） 龚凡（1990年2月—1991年4月） 陈菁（女，1990年2月—1992年10月） 黄筱履（1991年4月—1992年4月） 杨炳全（1991年4月—1991年4月） 刘宏堂（1991年4月—（1995年4月）（聘） 徐顺奎（1991年12月—1993年7月） 徐水良（1992年4月—1995年4月） 徐明昌（1992年9月—1995年4月） 黄国敏（1992年9月—1995年11月） 何朝光（1992年10月—1995年4月） 周洪泉（1992年10月—1995年4月）（聘） 刘书荣（1992年10月—1995年4月） 王细和（1992年10月—1995年4月） 王木保（1992年10月—1995年4月） 梅银华（1993年11月—1995年4月） 娄水和（1993年7月—1995年4月） 协理员：许义龙（1987年11月—1993年11月） 张友根（1987年11月—1993年11月） 傅友贤（1992年10月—1995年11月） 季连娇（女，1992年10月—1995年11月） 调研员：刘冬根（1993年1月—1995年11月） 中共唱凯镇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徐明昌（1995年4月—1995年11月） 黄国敏（1995年11月—2000年10月） 副书记：徐水良（1995年4月—1995年12月） 黄国敏（1995年4月—1995年11月） 何朝光（1995年4月—1998年11月） 李先才（1995年11月—1998年11月） 甘美顺（1995年11月—1996年11月） 黄文清（1997年5月—2000年10月） 万云辉（1997年6月—1998年11月） 徐龙兰（女，1998年3月—2000年7月） 周建高（1998年11月—2000年10月） 周志明（1998年11月—2000年10月） 刘文波（2000年7月—2000年10月） 纪委书记：徐龙兰（女，1995年4月—1998年3月） 刘建华（1998年11月—2000年10月） 委员：徐明昌（1995年4月—1995年11月） 徐水良（1995年4月—1995年12月） 黄国敏（1995年4月—2000年10月） 何朝光（1995年4月—1998年11月） 徐龙兰（女，1995年4月—2000年7月） 刘宏堂（1995年4月—1998年11月）（聘） 周洪泉（1995年4月—1995年11月）（聘） 刘书荣（1995年4月—1995年11月） 王细和（1995年4月—1995年11月） 王木保（1995年4月—1998年11月） 梅银华（1995年4月—1995年11月） 娄水和（1995年4月—1995年11月） 李先才（1995年11月—1998年11月） 甘美顺（1995年11月—1996年11月） 黄文清（1995年11月—2000年10月） 李秀清（1995年11月—2000年10月） 顾皇云（1995年11月—2000年10月） 万云辉（1997年5月—1998年11月） 周建高（1998年11月—2000年10月） 周志明（1998年11月—2000年10月） 刘建华（1998年11月—2000年10月） 熊南龙（1998年11月—2000年10月） 章冬水（1998年11月—2000年10月） 刘文波（2000年7月—2000年10月） 调研员：刘冬根（1995年11月—2000年10月） 季连娇（女，1995年11—1996年6月） 傅友贤（1995年11月—1996年6月） 中共唱凯镇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黄国敏（2000年10月—2001年12月） 邱亮华（2001年12月—2004年5月） 汪华辉（2004年5月—2007年9月） 杜健雄（2007年9月—在职） 副书记：黄文清（2000年10月—2001年12月） 周建高（2000年10月—2006年2月） 周志明（2000年10月— ） 刘文波（2000年10月—2001年6月） 徐长科（2001年12月—在职） 刘建华（2001年12月—2006年2月） 黄达兴（2006年3月—2007年8月） 纪委书记：刘建华（2000年10月—2006年2月）（兼） 胡小勇（2006年3月—在职） 委员：黄国敏（2000年10月—2001年12月） 黄文清（2000年10月—2001年12月） 李秀清（2000年10月—2001年12月） 顾皇云（2000年10月—2001年12月） 周建高（2000年10月—2006年2月） 周志明（2000年10月—2001年12月） 刘建华（2000年10月—2006年2月） 熊南龙（2000年10月—2006年2月） 章冬水（2000年10月—在职） 刘文波（2000年10月—2001年6月） 邱亮华（2001年12月—2004年5月） 徐长科（2001年12月—在职） 殷水清（2001年12月—2006年2月） 白润山（2001年12月—2006年2月） 梅金祥（2001年12月—2006年2月） 汪华辉（2004年5月—2007年9月） 杜健雄（2007年9月—在职） 黄达兴（2006年3月—2007年8月） 黄和兴（2001年12月—2006年2月） 万海琪（2006年3月—在职） 章冬水（2006年3月—在职） 聂斌（2006年3月—在职） 刘宝龙（2006年3月—在职） 万忠安（2006年3月—在职） 正科级干部：万贤昌（2001年12月—在职） 副科级干部：何朝光（2001年12月—在职） 吴建华（2001年12月—在职） 廖银华（2001年12月—在职） 王木保（2001年12月—退休） 刘宏堂（2001年12月—病故）（聘） 郑文芳（2001年12月—在职） 张广富（2001年12月—在职） 周洪泉（2001年12月—在职） 熊润根（2001年12月—在职） 1984年各村民委员会书记（换届选举） 唱凯 金友生 万年 艾金根 石溪 万友根 艾巷 黄寿祺 低洲 王水香 花洲 许艮太 灵山 何海祺 白水 付亮书 官洲 邓发科 蔡家 刘芬龙 上游 徐金良 东湖 王应龙 古港 陈水根 北保 胡泉昌 观前 胡会云 游鹤 帅长根 邱家 胡介奂 江山 胡义祥 第五章 党员代表大会 乡（镇）党员代表大会，1995年前每三年举行一届，1995年后每五年举行一届。自1984年以来，唱凯镇已举行了七届党员代表大会。
   中共唱凯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中共唱凯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议程 —、听取和审议中典唱凯镇第十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二、听取和审议中共唱凯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三、选举产生中共唱凯镇第十三届委会员： 四、选举产生中唱凯镇纪律检查委员会： 五、通过决议。
   中共唱凯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 一、主席团成员（20名） 汪华辉 徐长科 黄达兴 胡小勇 胥贤龙 万海琪 章忠水 刘宝龙 聂斌 万忠安 李莹莹 邓义来 许晓华 陈贵兴 喻国荣 梅三龙 曾海兰 黄寿琪 金友生 李泉发 二、大会秘书长：黄达兴 中共唱凯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达兴 副主任委员：胡小勇 委员：章忠水 刘宝龙 聂斌 中共唱凯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组成名单 第一代表团（27名） 团长：刘木标 副团长：周义龙 何子龙 陈春梅 汪华辉 徐军凯 徐金良 游桂龙 黄达兴 何木水 周金福 周信泉 朱小荣（女） 胡华根 李莹莹（女） 汪梅兰（女） 保水春 何洪辉 喻国荣 王新水 王印龙 王聚保 王禄科 支艮香（女） 王寿福 刘正祥 刘林发 第二代表团（25名） 团长：王永昌 副团长：胡细龙 许标太 张良文 徐长科 杨向荣 周春红（女） 张根孙 胥贤龙 帅早生 帅元龙 吴冬梅（女） 帅文龙 胡幸福 熊木水 万忠安 许毕太 付木良 许木龙 嵇秋祥 梅三龙 吴木清 万友根 黄九香（女） 周发龙 第三代表团（18名） 团长：金友生 副团长：何洋苟 黄分田 胡小勇 姜树琪 吴银辉 黄海娥（女） 许晓华 黄俊清 许火祥 熊小明 支友香（女） 许焦赞 支福昌 周党生 胡友龙 陈允斌 唐淑娥（女） 第四代表团（29名） 团长：黄寿琪 副团长：邱国怀 陈富水 邓能芳 万海琪 周梅生 陈梦君（女） 黄锦胜 种告祥 周福泉 周好兰（女） 刘海清 万水娇（女） 陈贵兴 周武兴 黄水莲（女） 胡介兴 徐长初 付海云 邓球保 何牡琴（女） 陈根高 徐春荣 周根水 周佩顺 周木忠 胡小辉 黄东辉 周云堂 第五代表团（23名） 团长：胡义祥 副团长：帅谷昌 许贤厚 蔡金云 章忠水 陈银华 胡区昌 付冬金（女） 周满水 付九堂 胡自华 聂斌 帅英生 王站华 王享莲（女） 邓义来 周红兰（女） 陈子游 许雄水 付旺水 刘宝龙 王正根 鄢小莲（女） 第六代表团（37名） 团长：李泉发 副团长：桂礼明 何泉福 邱昌生 肖友文 付信泉 付爱萍（女） 游茶英 王文根 顾文辉 周剑峰 曾海兰（女） 陈新华 万力中 黄志平 许水平 章桂兴 邹冷明 黄华文 吴安全 刘长华 吴志奇 何兰芳 饶真和 陈刚 陈党贤 江泉生 王印兴 曾淑琴（女） 帅凯怡 许旭吉 帅云水 章武诗 周金泉 周新华 艾莺 周来堂 中共唱凯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2006年3月29日） 万海琪 中共唱凯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经过认真审议，—致通过了汪华辉同志所作的党委工作报告。
   《报告》充分肯定了上届党委的工作成绩，认真总结了上届党委的工作经验，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和存在的问题，确认中共唱凯镇第十二届委员会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镇人民创建和谐平安唱凯，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
   《报告》提出的今后工作思路、奋斗目标及措施，符合我镇的客观实际，是我镇今后工作的主要依据。
   全镇共产党员都要积极响应大会号召，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奋发努力，为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奋斗，为唱凯的全面振兴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唱凯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选举结果 中共唱凯镇委员会 书记：汪华辉 副书记：徐长科 黄达兴 委员：胡小勇 万海琪 章冬水 聂斌 刘宝龙 万忠安 唱凯镇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胡小勇 副书记：章桂兴 委员：邹冷明 黄华文 付爱萍 临川区党代表：廖金平 洪水昌 汪华辉 徐长科 黄达兴 何洋苟 胡细龙 刘木标 许贤厚 邱国怀 邱小莲 陈梦君 陈春梅 许华太 陈银华 第二篇 政权 第一章 封建政权 第一节 封建统治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改江西行中书省为江西承宣布政使，后改抚州路为抚州府，清朝沿用明朝旧制。民国12年（1923年）建区，其时临川县设有八个区，唱凯隶属罗针八区，设有唱凯、绿水殿（今官洲赵家坊村南）两个联保。民国25年（1937年）并区后，唱凯隶属鹏溪二区，全区设有9个联保，100个保，1350个甲。民国30年（1941年），撤联保设乡公所，唱凯设立唱凯乡公所。民国36年（1947年），合区扩乡设立塔溪乡（包括华溪的铁保乡），古港乡、唱凯乡（包括罗湖的白溪一部分），后并为唱凯乡。
   民国时期，实行乡保政制。唱凯为临川县北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万寿宫是乡行政驻地。乡公所设乡长、副乡长，文书各一人，下设民政、警卫、经济、文化、户籍等干事各一人，乡丁数人。乡政府总揽全乡政治、经济、文化大权。乡以下设保，保下设甲，保设保长、保队副，甲设正副甲长。乡公所经费由县府拔发，保长工资年由保摊派稻谷200斤，甲长免收全家田粮派费。
   唱凯乡公所直辖一街十七保，唱凯街划分十柱（又名“庄”、“甲”）全乡近170个甲。乡长由县委任命，保甲长由地方推选。
   一、民国末期历任乡长姓名： 唱凯末任联保主任 黄开兴 改乡扩保后第一任乡长 黄杰民 第二任乡长 李冬生 第三任乡长 许彦达 第四任乡长 周志鹏 第五任乡长 游长发 二、唱凯街十柱（庄）范围： 一柱：戏台下、上品庵、杨泗庙一带（现中心小学） 二柱：鱼街上。（现梳篦杜以南） 三柱：彭家街 四柱：彭家街北大街。
   五柱、六柱：现大街中心。
   七柱：东大街口北。
   八柱：老柒厂 九柱：胡家门 十柱：付家井、老街口。
   三、各保直辖范围 一保：唱凯街、湖东万。保长周枚村 二保：湖下周、许家、桥头黄。保长周林生 三保：臼汐（现罗湖乡）、艾港、仓下、钟饶村、万年邓。保长周迟生 四保：洲上许、花田、当头、付、嵇、艾、谢等村。保长许利生 五保：港背志、支家、磨下黄。保长熊厚祥 六保：江山、白水、山上陈、东李、许家、楼下付。保长胡润生 七保：江上万、泉湖刘、东、西、下阳。保长万坤照 八保：游学、西坊付、周山泗、黄医牛。保长帅元昌 九保：北保、南保、零口、湖鹤尼。保长帅仑春 十保：上、下刘、何寺、横直周、湖家山。保长何寿星 十一保：古港周、上陈、徐家、黄头户。保长周燕芳 十二保：上、下游、东、西徐、熊家。
   十三保：灵山张、官洲彭邓、肖公渡、赵家坊。保长何辉 十四保长：和风邱、观背刘、花门楼、石紫圹、观前胡、黄头户。保长邱国恩 十五保：石溪、低洲、刘路寺。保长吴玉良 十六保：灵山何、新基何。保长何文彬 十七保：江家、车家、陈坊、院下、官家。保长陈拱生 第二节 封建政治 封建统治时期，唱凯和全国其他乡镇一样，饱受乡保豪绅、地痞帮派压榨，人民生活疾苦。
   乡公所民刑兼管，保甲充当爪牙，官绅垄断地方，帮派各霸一方。乡、保长上任，只管捞钱，富绅地霸免粮免捐免兵。征一派十，成为乡保惯例。私纳捐款，允许公烟（大烟）、公赌、公娼。唱凯有常年烟馆六、七家，公赌场地有牛厂上、戏台下、罗汉庙三处。街口几家饭店，常有外来娼妓留宿。
   唱凯较大财富有古港的周庶饮、周化夷，官绅有石溪的吴沐三、游学的帅洪字、陈坊的陈敬民等，地霸有付会生。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唱凯地方是大办实验区的重点，是国民党统治时的一项政治维新运动。抚州地区专员周作孚，亲手制订了一套“动、实”行动纲领： 动。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实。凡事心中了了，口中说说，笔下写写，不去实做，皆属无用。
   这个“动、实”行动纲领，写遍街口通道，轰动了一时，并发布三项指令： 一、编部造册。凡年满18岁—35岁的青年壮丁，必须编名造册，定期参加以保为单位的军事训练，称“迎团练”。
   二、大办卫生，大建花园。当时古港的上陈村，塔溪的横周村，唱凯的塅上支村是唱凯办卫生建花园的示范村。三处花园共占场地十三、四亩，建有石椅、石桌、筑有鱼池、花坛、花木郁葱。盛极一时，因无具体管理人员，两年后就颓废了。
   三、剪长发、放小脚。蓄长发缠小脚是数千年束缚妇女的旧习传统，在当时国民党提倡新生活运动时，号召广大农村少年女孩，青年妇女剪长发，放小脚，虽说是对妇女的一种特大解放，但头上仍是压着大山，许多清规戒律，重重束缚着她们，直到新中国成立，妇女才得到彻底解放，当家作主。
   1942年（民国31年）4月13日，日寇由东乡县经万年桥入侵唱凯，驻营云山圩。唱凯沦陷后，成了日伪军四出烧杀抢夺之地。唱凯街老杂货店华顺昌胡家门家屋，被烧毁财物几万元、周围百余村庄，共烧毁房屋78栋，杀害人命13个，淫污妇女，宰食畜禽，抄毁家财，不胜其数。在日伪蹂躏时，唱凯街上几家巨商打着保持治安的旗号成立维持会，与云山日伪营部挂上钩，定期轮选青年妇女，把摊派来的鸡鱼肉蛋糖果食品，随身送往云山营部去慰劳，企图得到敌伪的欢心和信任。日军投降后，维持几个头目分别受到惩处。
   唱凯沦陷后，广大群众愤慨在心，反击四起，日伪心寒胆慄，日出早归，经常三五成伙，不敢单独行动。1942年7月的一天黄昏，三个日伪军从黄昏沿抚河而上，行到何家口拐湾处，被几个农民出其不意，用石头砸死，沉尸河底。罗针长湖湖畔，三个日伪军活埋了两个，一人挣扎逃脱，回报情况，日伪营部于翌日凌晨，带领大队人马，误言泉湖即是长湖，竞将泉湖刘村烧成一片焦土。枪杀7人，惨绝人寰。
   1949年（民国38年）春，唱凯濒临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机关为了补充兵源，强迫实行一甲一兵，强迫三丁抽二丁，二丁抽一丁，搞得户户不安，人人自危，一丁中签，妻哭子啼，母怨多一男，儿恨多有弟，富裕者买丁替名，穷苦户忍痛投身，无奈徒卖身顶替。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为了避免抽丁，将初生的第二胎男孩出卖，或携眷外逃谋生，或无奈地抽身匿避，“抽壮丁、抓逃兵”成了当时的警语，谈虎色变，风吹草惊。
   日本侵略军在唱凯犯下的罪行 口述时间：2006年7月13日 口述地点：临川区唱凯镇上游村委会东徐村小组 采访人：临川区社联危仁川、周军 整理人：危仁川录音人：危仁川 口述人徐怡顺简况：1933年9月22日出生，男初小文化，临川区唱凯镇上游村委会东徐村农民，其口述反映当年东徐村村民为保住家园，大批妇女无奈被日军士兵集体奸淫的悲剧。
   日本人是四月二十几日到我们这里，七月十几就退下去了。我见过日本鬼子，只要来一个，全村人就要走（躲藏），主要是我们当时觉悟水平低，怕枪。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多则几百人，少则五六个，他们杀人放火、强奸妇女，采取三光政策。
   日本鬼子杀人我没见，放火、强奸妇女我见。日本鬼子只要捉到妇女就拉进来淫，淫的人有别村的，也有我们村的。我们村有一个叫万景秀，还有一个付怀仔，很多很多，淫完了就放了，没有杀。我们这边只有罗针丁湖一带遭毒手，杀的人多，还有一个孝桥斗门周家。
   日本鬼子在我们这村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就是奸淫妇女，淫了有30多个。西边徐家被烧了房子，我们东边徐家没有烧，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叫桂娇的妇女，当时30几岁，自己舍身，跟日本人打交道，好像成立维持会，组织一帮妇女，日本鬼子要睏（奸淫）女的，就陪他们睏。日本鬼子在我们这里也抓伕，我公公也被捉去到梁家渡，帮他们搬东西，后来回来了。听人讲，日本鬼子抓到民伕，就把重担给他担，如果担得起，就说明你是劳动人民，不是知识分子，担子就越担越轻；如果担不起，担子就越担越重，那就要死。日本鬼子在我们这里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抢，碰到猪、鸡、牛，他们就把刺刀一捅，拿起就走。还有日本鬼子见到妇女光头就发晕，我们这里女的十六七岁就剃和尚头。如果女的20到30岁，清早起来，煮完饭吃完饭，头也不梳，面也不洗，就用锅烟子（锅灰）抹面，就成了乌面子（指大花脸），日本鬼子看到不漂亮就不会要。
   口述时间：2006年7月13日 口述地点：临川区唱凯镇上游村委会东徐村小组寺庙门口 采访人：临川区社联危仁川、周军 整理人：危仁川录音人：危仁川 口述人徐友龙简况：1927年7月17日出生，男，无文化，临川区唱凯镇上游村委会东徐村农民，信仰佛教，现住东徐村庙上。
   日本人来我们这里已经有64年，我当时有15岁，是四月二十三日（指农历）来的。日本人从河下和马路两边来，我当时帮人家打长工。那天日本人打了一夜到天亮的炮子（指打枪），从河那边往我们这边打，我们躲在菜园角下。日本人一路烧杀过来，强奸了人家还把刺刀杀了人家，从那个女人阴部杀了一刀，这个女人是姜丰陈家的人，20多岁。还拉了我们村一个叫付怀仔的姑娘，十五六岁，拉进去淫（强奸）。
   我们走反从熊家坐船到饶溪，碰到过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捉到一个叫昌九的，在我们这里打长工，还有一个叫饶冬瓜，下饶人，抓去当民夫，过了六七天才放回来。西边徐家被日本鬼子烧了一幢两个天井、三垂直进的大屋，东边徐家差一点也被烧了房子，是很多老人跪着拜日本鬼了，才未烧掉。日本鬼子见到东西就要，碰到猪就打一枪，把4只腿挖下来，牛也是一样，里面的内脏就不要，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全家日上（白天）到处躲，河下来日本兵我们就走这边，马路上来日本兵我们就走那边，直到七月十二，日本人才回去。
   口述时间：2006年7月13日 口述地点：临川区唱凯镇低洲村委会张家村小组 采访人：临川区社联危仁川、周军、周美平临川区党史办吴长辉 整理人：危仁川录音人：危仁川 口述人张利生简况：1926年2月14日出生，男，小学文化，临川区唱凯镇低洲村委会张家村小组农民。
   我叫张利生，临川唱凯低洲村张家小组人，今年80岁，后来作过田，撑过排，搞过业。日本鬼子到我们这里是五月过端午时间，我记得我们担粽子躲到山上吃。那次，我娘打摆子，就没让我出去，两个日本鬼子到我们村来，捉到我们村六福麻子的老婆进去淫，还有和尚崽的老婆叫乐仔也被捉去，一共两个妇女。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怕日本佬烧屋，本来可以打死这两个日本佬。我们村被日本鬼子打死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叫梦崽，我们张家的西瓜在唱凯一带很有名，梦崽是帮人看瓜，日本鬼子到瓜田偷瓜，见到瓜就用刺刀捅，用马刀劈，梦崽也顽固又不走，日本鬼子用刺刀朝肚子一捅，把他捅死了。还有张福田的老婆叫邓爱仔，被日本人开枪打死。我们村叫花子的水牛，连人带牛一起打死了。我们张家的房子没有被日本佬烧掉。但有人被日本佬杀了猪，捉了鸡鸭。
   口述时间：2006年7月13日 口述地点：临川区唱凯镇低洲村委会办公室 采访人：临川区社联危仁川、周军、周美平 临川区党史办吴长辉 整理人：危仁川 录音人：危仁川 口述人周友发简况：1937年6月7日出生，男，小学文化，家住临川区唱凯镇低洲村委会周家村小组，农民，兼做低洲村委会会计。
   日本鬼子在1942年来到我们这里，那年我有6岁，我亲眼见到过日本鬼子。那年阴历六月份的一天，刚吃完早饭，日本鬼子从何家口坐船来起岸，往张家窜扰，一路上淫掳焚杀，走到我们这个村时，我娘带我从后园竹子丛里爬，爬到禾田里，躲在禾田里看，看见3个日本鬼子赤身裸体，穿了个三角裤一样的，荷着枪，插上刺刀，把鸡串在刺刀上，扛在肩上。我腊生叔（周腊生）没走赢（来不及走），就躲在房子的拖铺（后厅）里，被日本鬼子捉住了，我辉生叔也被捉住了，两个人一起被日本鬼子带走了（被抓作民夫），还有一个妇女是刘家的，名字叫新娘子，有30多岁，也被日本鬼子捉到了，日本鬼子就把她带到屋里去淫（指强奸）。如果不是捉到她，我们这个村的房子就要被烧了。日本鬼子已经把禾秆拉拢在房子边，准备点火，刚好碰到刘家新娘子。我们看到后，就赶快爬过港（小河）去，日本鬼子到大约12点钟就回去了。后来听到张家村张福田的老婆被日本鬼子打死了，还有涂家一个叫野崽的农民被日本鬼子用锄头砍死。日本鬼子就到我们村一次，后来就没有来过。
   口述时间：2006年10月19日 口述地点：抚州节荆公路18号1栋 采访人：临川区社联危仁川、徐翠萍 整理人：危仁川 录音人：危仁川 口述人鄢炳生简况：1925年8月1日出生，男，籍贯为临川区唱凯镇蔡家村委会鄢家村小组，现住抚州市荆公路18号1栋。曾任过原抚州市粮食局局长，现已退休。
   1942年阴历四月，日本鬼子打到临川来了，当时，我全家想逃到合肥去。我岳父有一条船，我们就搭他的船，装了一船东西，还有20多个人。船刚走到唱凯万年桥邓家，就被日本鬼子拦住了，他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吃的、用的、衣服、钱物，全部扔到河里，强行征用这条船去装日本鬼子，还将船上20多人全赶下船，只扣留我一个人撑船，当时我有18岁，年轻力壮。在日本鬼子的威逼下，我就帮他们撑，船顺水向下游流去。大概撑了3里路远，到了唱凯熊家，我看到只有一个拿马刀的日本鬼子坐在我船上押船， 其他有枪的日本鬼子坐在别的船上，相隔很远。我本想用船篙朝船上的日本鬼子打去，将他打下河去，但又不敢打，怕没打死，他会拿刀杀人。于是，我慢慢将船撑到岸边，将篙子一顶一撑，自己跳上岸跑回家去。
   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四五百日本鬼子来到我们村，将村里的猪、牛全部杀了，他们只吃几条腿，其它的部分全扔了，还把我们的稻谷倒给马吃。我父亲当时患疔疮，大家都在走反，找不到郎中采草药，六月份就病死了。我们村还被日本鬼子杀了一个妇女她是义仔的娘，我们叫她新银婆。我爱人的娘家是唱凯娄下村，离鄢家3里路，也被日本鬼子杀了好几个人。她也是那年6月，跟着我走反，走到云山肖坊陈家巷，躲了两个月才回来。云山那时驻了很多日本鬼子，老百姓都不敢去云山。日本鬼子撤出云山后，我到云山街，看到一家人家床上躺着一具干尸，是女人的尸体。罗针胡孟庸村那边被日本鬼子杀了很多人，亏得那天我们没往那边走反，他们那里离鄢家只有5里路，隔了两条小港，否则也会被日本鬼子围住，被他们杀了。听说有3个日本鬼子到胡孟庸那里去搜索，被当地老百姓打死了两个，逃跑了一个，第二天日本鬼子大肆报复，把泉湖刘家、胡盂庸、丁家、岭上徐家全放火烧了，一共烧了200多栋房子，杀死了100多人。
   口述时间：2007年11月29日 口述地点：临川区唱凯镇灵山村委会何家村 采访人：临川区社联危仁川、周军、周美平 整理人：危仁川 摄像人：周美平 口述人何长根简况：1929年4月21日出生，男，临川区唱凯镇灵山村委会何家村人，农民，曾任过村干部，小学文化。
   我叫何长根，今年79岁，阴历四月初二十一日出生。我的生日就是日本鬼子到我们这里的那一天。
   日本鬼子来时我有14岁，是四月二十一日下午3点多钟来的。我们村门口有河堤，为了防止日军过车子，堤上挖了大坑，堆了高土堆。日军来时，我们全部都走了，我家和很多村民准备上南城珀玕，船划到华溪邹阳湾王家，发现日本鬼子的汽船走在前面，已经到了孝桥中洲，我们不能过去，大多数村民就又返回灵山何家，少部分人去投亲靠友。回来不久，村里的保甲长就来喊我们去把大堤上的坑填满土，墩挖平，原来日本鬼子就在我们村成立维持会，要保甲长负责。大家刚走到堤上，就碰到鬼子兵，他们把我们这些人，有50多人全捉去做挑佚，跟着他们往上游走，几个人跟鬼子一个班。没走多远，一个日本鬼子看到我往队伍后面退，像想溜走的样子，就用棍子狠狠打了我的右手一棍子。这时有一个湖北佬，也是跟着日本鬼子队伍来的，他对我说：“你要跟着这匹马走。”走到华溪院下，日本鬼子落（驻扎）在田缎，在当地淫掳焚烧。
   晚上，他们把人家的床板、抽斗、雕花板堆在禾场上烧。我当时想逃跑，走到一条大水沟沿上，看到水有那么深，便不敢跑，还是回来。一路上，我帮日本鬼子背了一个背包，其他的人担担子，担糖、吃食，还有人挑炮弹，一直跟日本鬼子走到宜黄。在那里歇了一天，又走到棠阴，在离南丰有40里路的地方弯回来，又向南城走去。一路上有日本飞机跟着队伍走，扔纸条下来，命令他们3天打破南城。听说南城国民党军驻了两个好团在那里，双方打了起来。仗打响后，日本鬼子就放了我和另外两个伢崽回家，其中一个姓牛，是三江口人。走了9天，五月初七我回到家里，发现村里在过端午节，那天被日本鬼子烧了房子。听村里人讲，我们村何隐办子打死了一个来灵山何家乱来的日本鬼子，开始还打不赢那个日本鬼子，后来又有一个人上去帮忙，打了一锄头，将那个日本鬼子打翻在地，才打死了那个日本鬼子。过了一个礼拜，日本鬼了来我们村报复，杀人放火，过节那天打死了我们何家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木根的爷（父亲），还烧了很多房子，东边烧得多，西边只烧了一栋。后来，日本鬼子也经常到我们村来，把村里人赶得四散，都躲到周边村庄的亲戚家去。我们这一带的村都有被日军强奸的妇女，我们村也被强奸四五个。日军从河里来，堤上来，还从唱凯那边马路上来，一次来几个人，来搞东西吃和淫妇女。
   在去宜黄的路上，我没见日本鬼子杀人。但出了宜黄，只要经过一个亭子，就会有几个被日军杀死的人。我们村被捉去做挑夫的，后来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有的是在割完禾回来，有的跟着日本鬼子撤回梁家渡后才回来。
   口述时间：2007年11月29日 口述地点：临川区唱凯镇东湖村委会泉湖刘家村 采访人：临州区社联危仁川、周美平、周军 整理人：危仁川 摄影人：周美平 口述人刘党仁简况：1926年1月6日出生，男，九江市第一建筑公司退休工人，现住临川区唱凯镇东湖村委会泉湖刘家村，无文化。
   那天日本鬼子来的时候还没天亮，他们先到西边找到我们村的刘润元，要他带他们过河。原因是前两天，有两今日本鬼子死在罗针长湖边上，我们这个村名叫泉湖，声音差不多。刘润元被日本鬼子吓着了，没带他们过去，日本鬼子就在我们村放火烧屋，烧了50多栋房子，还当场打死了5个人：一个叫螺丝，一个叫熬熬，还有猪牯脑，还有一个妇女打死在那边沟里，在庙上还打死了一个裁缝，不是我们村的。那天我在家里，日本鬼子从村西边烧起，我家住在村东边，看到日本鬼子放火杀人，我一家人都跑了。我家的房子没被日本鬼子烧了，我家前面的房子全被烧了。天亮后，日本鬼子嗷嗷叫到岭上徐家那边去了。后来我家每天早上出去躲日本鬼了，晚上才敢回家来往。我们村的徐某某原来被日本鬼子强奸了，那是日本鬼子在这里杀人以前的事。
   口述时间：2007年11月29日 口述地点：临川区唱凯镇东湖村委会泉湖刘家村 采访人：临川区社联危仁川、周美平、周军 整理人：危仁川 摄像人：周美平 口述人刘正祥简况：1932年11月19日出生，男，临川区唱凯镇东湖村委会泉湖刘家村人，共产党员，曾任8年村支书，初小文化。
   那年五月间，禾快出穗的时候，日本鬼子半夜后到我们村来杀人放火。日本鬼子一进 我们泉湖刘家村就开枪，打死了螺丝、熬熬、福保的爷几个人。牙办子的老婆躲在凡家山的牛车下，我当时也躲在那里，一个日本鬼子叫她上来，她不肯上来，那个日本鬼子就开枪把她打死在牛车下。那次，日本鬼子在我们村到处放火。当时，我们村将近有300入，房子有几十栋，日本鬼子烧得我们泉湖刘家只剩下六七栋屋。我原来的老婆（童养媳），也在大人逃命时丢下她没有人管，后来就生病死了。
   日本鬼子到我们泉湖刘家来烧杀，原因是（罗针）长湖那里打死了两个日本鬼子，逃跑一个回去，龚家维持会的龙眯子向日本鬼子告密，带日本鬼子半夜到我们村来。
   日本鬼子烧了我们村的房子后，我们就走反到云山荣岗、万家、付家、罗家，躲在那边山里。走反的时候大家带了点米，又没菜吃，又没盐吃，人都整得快死。日本鬼子撤退后，我们看到蒋介石的兵，他们叫我们不要走。我们便回家，没有屋住大家打茅棚住。
   口述时间：2006年8月23口 口述地点：临川区罗针镇罗针村委会柘湖村小组 采访人：临川区社联危仁川、周军 整理人：危仁川 录音人：危仁川 口述人刘月香简况：1925年7月17日出生，女，临川区罗针镇罗针村委会柘湖村村民，农民，未曾读书。
   我叫刘月香，今年82岁，原来在唱凯墟，现就住在胡家。我养父颜家村的颜初发就是被鬼子打死的。那日他在屋里捡东西，没想到鬼子这样快就进来了，他转身就逃走，鬼子哇哇叫他莫跑，他不听，鬼子啪就是一枪，养父当时就睏在地下，打死了。后来，才晓得鬼子是要捉他去当挑伕。没办法，第二天用竹床把养父草草埋了。
   那时，我家里在唱凯墟街上有一只店，经营布匹、衣服，还有一些药材，鬼子来了把店里的三七等贵重药材全抢走了。衣服、布匹不要，我还记得一次鬼子用椅子、凳子架起来放在我的一幢屋顶上，想放火烧，不晓什么原因，最后还是没烧。
   村里一个五六十岁的女老人家躲在楼上未走，当时很多女人都藏在厨子里不敢做声。她心想，自己一个老人坐在外面不要紧，不想还是被鬼子捉到，三四个人轮奸她，最后活活弄死了。名字不记得，是本市人嫁过来的，还有一个34岁的妇女，被三四个鬼子捉住，拖到村头厕所轮奸。当时有人听到那边传出哇哇的大叫声，就有大胆的人悄悄走进去睇（偷看），才晓得。
   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口俚走在我前头，我在后，我亲眼看见一个鬼子用一把大扒子挖她一下，马上她就倒在地下。又想来挖我，没挖到，我赶快转身逃走了，后来的事就没看到，不晓得。那时的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几乎都剃光头，扮伢崽相。
   鬼子到我村总共两三次，我们每天吃了早饭就想怎样走，还好鬼子在我们这边也就是几个月，若是年吧，还不晓得会弄成什么样子，全会搞完了。
   第二章 人民政权 1949年5月8日（农历4月18日），人民解放军兵分两路：西沿抚河，逆流而上，直逼县城：东由东乡占圩，经万年桥，进驻县城北乡唱凯、云山、罗针三地，唱凯得到解放，结束了数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取得了穷人当家作主的权利。
   唱凯解放后，为了安定人心，区工作队积极组织地方政权，一面利用原来保甲长进行借粮工作，一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成立乡村政府，撤消保甲，选出村长，分农会主席，行使一切政权，开展镇反运动，大力镇压地方封建残余，树立穷人翻身的绝对优势，为进行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列开阵地。
   1958年，撤消区乡体制，建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唱凯公社由华溪、铁保、永丰、唱凯、北保、古港、观前、东湖、慢坊和罗针、黄昏、浒渡、城前、太平等十四个乡合并而成。公社设有党委、管委、民兵、青年、妇女等组织。为了便于领导，公社下设华溪、唱凯、罗针三个片，实行一社一队的大队核算单位。
   由于管理范围过大，1960年2月，划出罗针片，成立罗针公社。1961年，唱凯公社又划为华溪、唱凯、古港、北保四个公社。是年冬，设立唱凯区，管辖唱凯、华溪、古港、北保、罗针等五个公社。1962年全面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十六条”，大队核算改为生产队核算，1965年，撤消唱凯区，并入孝桥区。1965年，划出华溪公社，由唱凯、古港、北保三社合并为唱凯公社。1968年终，华溪仍然并入唱凯，1973年6月重划出华溪公社，1981年由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改为管理委员会。
   第一节 境内政权沿革 1949年5月，临川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将全县划为5个区。
   1950年春，唱凯、罗针、华溪三乡并合，属临川二区，区，乡政府并同驻设在古港村。乡下设村农会、乡农会（以原来保甲为基础）。当时唱凯乡（片）分治六个小乡： 观前乡 辖有观前、石子塘、江上邹、艾港、桥头黄、周博巷、仓下李、西艾、胡仕、观背刘、钟家、尧家等14个村。
   唱凯乡 辖有唱凯街、花洲许、花田、嵇家、付家、谢家、徐家、艾家、当头付、磨下黄、许家、湖家山、北山黄、段上支、钟家桥、湖东万等16村。
   古港乡 辖有有湖下周，横、直周、黄头夫、上陈、古港、上刘、下刘、何仕等十一村。
   石溪乡 辖有石溪吴、张家、万村、河上周、刘路寺、刘孟峨、园湖熊、黄顾桥、低洲徐家、杨家、王家、何家等15村。
   灵山乡 辖有灵山张、何家、新基何、洲沙何、官洲彭、邓、赵家坊、姜、吴、陈、王等12村。
   北保乡 辖有北保熊、游学、大、小房帅家、零口杨、黄医牛、西坊付、周山泗、洋坡王、东、西、下阳、江山、慢坊许、上陈、白水许、山上陈、楼下付、付英、孔、罗、江上万、泉湖、湖鹤尼等22村。
   1956年3月撤区并乡，将石溪、古港、灵山乡合并，建立古港乡，同时成立古港乡人民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3月隶属唱凯区公所，驻地古港村。将艾巷、观前、唱凯乡合并，建立唱凯乡，同时成立唱凯乡人民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3月隶属唱凯区公所，驻地唱凯圩。将慢坊、东湖、北堡乡合并，建立慢坊乡，同时成立慢坊乡人民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3月，慢坊乡人民委员会改为北堡乡人民委员会，隶属唱凯区公所，驻地慢坊村。
   1958年10月，全县成立27个人民公社（场），并建立了公社管理委员会，既是行政机构，又是经济管理机构。经过多次调整，到本时期末，全县共有55个人民公社（场）和3个镇人民公社。唱凯境内共有古港、唱凯、北堡三个人民公社。
   1958年10月，唱凯、古港、华溪、北堡、罗针、太平乡合并，建立唱凯人民公社，同时成立唱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驻地唱凯圩。
   1961年6月调整公社规模，由唱凯公社划出部分大队成立古港人民公社，同时成立古港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驻地古港村，1965年4月撤销。由唱凯公社划出部分大队建立北堡人民公社，同时成立北堡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驻地北堡村，1965的4月撤销。
   1968年4月扩社并队成立唱凯公社革命委员会，隶属县革命委员会。
   1980年6月，撤销公社革委会，建立公社管理委员会。1984年6月，撤销公社管理委员会，建立乡人民政府，同时红旗桥公社改红桥镇，凤岗公社改为崇岗乡。1985年5月，腾桥乡改为腾桥镇；唱凯乡改为唱凯镇；高坪乡改为高坪镇；龙溪乡改为龙溪镇。到1987年10月，全县有26个乡人民政府，6个镇人民政府。
   1984年6月，改唱凯公社为唱凯乡，1985年5月改唱凯乡为唱凯镇，同时建立乡、镇人民政府 第二节 镇（乡、公社）人民代表大会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颁布，成立了乡普选工作办公室，负责普选工作。第一步，从宣传动员入手，进行选民登记，审查并确定选民资格，发《选民证》。第二步，在土、农、商、妇各群众团体、机关干部中协商代表名额，提出候选人名单，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作必要的删改增补。第三步分选区召开选举大会，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选出乡长，乡人民政府委员和出席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代表大会被迫中断。1980年7月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实行县级直接选举，县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县、乡人大代表可以在乡人大主席团的组织下围绕工作监督和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对乡政府工作进行专题调查视察。通过视察，代表对夏粮入库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推动政府开展工作，保证了夏粮入库依法顺利进行。
   对于乡人民代表大会所收到的提案，大会主席团都分别送交有关部门答复和办理。有些暂时不具备条件解决和根据政策不能解决的提案均作了认真的解释。
   乡（社）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一、调查视察，乡人大不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对大队（村委会）、企业、学校等单位围绕工作监督和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视察。通过视察，代表对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法律法规实施视察重点是：《宪法》、《义务教育法》、《婚姻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贯彻执行情况。二、提案处理。每次代表会议都有不少提案，人大对代表们的提案分别送交有关部门，单位答复和办理。三、选举和任免，会议期间，选举乡长（社长、主任），副乡长（副社长、副主任）选举人民陪审员，选举人大主席、县人代会代表。
   一、历届人大代表名单 1954年3月首届人代会名单 （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分区分乡列名） 第二区代表三十八名（其中妇女四名）： 永丰乡：徐艮龙、游文涛、刘雪登 华溪乡：周信太、邹全生 铁宝乡：熊顺发、香爱珍（女） 观前乡：周龙宗、廖细茂 唱凯乡：张友根、熊天生 黄昏乡：何连生、顾禄茂 艾港乡：万正一、顏万生 灵山乡：彭友祥、邓火香（女） 古港乡：许勤、周文元 北保乡：王惠庭、帅胜高 慢坊乡：付子清、何开莲（女） 石溪乡：黄海滨、周谷龙 罗针乡：胡宏良、徐友发 长湖乡：龚秋元、胥必胜 太平乡：邹福元、胡荣志 城前乡：徐凑寿、饶水红（女） 浒溪乡：张发生、邓学堂 许渡乡：周长生、陈信生 第二届代表大会代表四十九名（第二工作队“二区”代表） 古港乡：刘雪登、彭友祥、涂辉高、刘武登、周爱兰（女） 北保乡：何开莲（女）、王高祥、付子清、帅盛昌 唱凯乡：张友根、何金元、何四女（女）、周林扬、熊天生 华溪乡：吴兴龙、邹和英（女）、付求兴、周兴太 龙岗乡：谢润荣、何生发、周五初、许月太、刘茶花（女） 临川县唱凯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3月分乡后） 唱凯乡：邹福来、万艮堂、周林扬、何四兰（女）、熊天生、彭金秀（女）、过泽如、李麟 北保乡：王荫卿、陈流水、何开莲（女）、帅盛昌、王贵生 华溪乡：熊白水、王金扬、陈冬生、胡才金（女）、周金祥、熊信辉 古港乡：黄保龙、黄友兴、刘雪登、嵇友生、张菊孙、周爱兰（女） 唱凯公社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1960年11—12月） 李元生、黄友兴、徐流球、周娥媚（女）、邹书花、涂辉高、熊福生、周庆堂、张松山、王金扬、陈英香（女）、何幼金（女）、邹水演、万梅香（女）、付子清、支三良、徐达科、付球科、万爱女（女）、唐义福 第六届唱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5年12月） 赵从郁、李元生、黄友兴、何连生、唐义福、陈子游、周金毛、王国生、徐冬娥（女）、喻金花（女）、邹月娥（女）、何永昌 第八届县唱凯公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根据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于1980年5月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龚顺昌、邹福来、鄢景堂、邓寿璋、陈海生、杨毅、梅细保、黄祥仁、陈冬发、熊义学、陈金水、周春菊（女）、陈根高、何金保、黄芬田、许荣山、何淑芳、黄仁堂、胡任生、陈水根、陈芝兰（女）、王享莲（女）、蔡正奇、陈菊云、帅妹兴、嵇秋祥、王水香（女）、涂金根、何水莲（女）、熊会珍、蔡艮金（女）、何恩仁、饶科明、钟仁忠、游员龙 唱凯镇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 （2007年3月8日唱凯镇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9人民，以妖娆氏笔画为序排列）： 李泉发 汪华辉 陈新华 张良文 胥贤龙 黄达兴 黄华文 章忠水 曾海兰（女） 秘书长：黄达兴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案审查委员会财经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 （2007年3月8日唱凯镇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胡小勇 委员：陈新华 黄华文 议案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胥贤龙 委员：陈新华 曾海兰 财经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章忠水 委员：陈新华 邹冷明 代表团代表、特邀、列席人员编组名单 （代表71名、特邀、列席人员22名） 第一代表团（代表22名，特邀、列席人员8名） （观前 邱家 古港 上游 灵山 官洲 万年） 团长：陈付水 副团长：周义龙 邓国云 成员：汪华辉 黄达兴 周满员（女） 胡华龙 涂民强 付而娇（女） 周武兴 黄华文 吴风英 周普堂 李泉发 陈根高 陈春梅（女） 徐亿和 喻国荣 邓龙梅 何水春 何贵德 张朗娇（女） 陈新华 邓风梅（女） 特邀、列席人员（8名） 万忠安 陈贵兴 游茶英 何洋苟 邱国怀 何木水 周银水 何子龙 第二代表团（代表24名、特邀、列席人员7名） （唱凯 低洲 石溪 艾巷 花洲 居委会） 成员：徐长科 胡小勇 万海琪 张红林 周春红 杨向荣 何海英 周武良 梅三龙 许火祥 周清祥 黄俊清 支牛昌 胡云连（女） 陈保兰（女） 陈梦君（女） 周梅生 黄分田 邹冷明 徐月梅（女） 邱淑华（女） 曾海兰（女） 特邀、列席人员（7名） 刘宝龙 李莹莹 王永昌 黄寿琪 刘柏清 吴木清 廖柳英 第三代表团（代表23名，特邀、列席人员7名） （江山 白水 蔡家 东湖 游学 北保） 团长：胡细龙 副团长：付荣荣 蔡金云 成员：胥贤龙 章忠水 付平香 陈艮华 许水平 许度龙 许灵后 周红兰（女） 蔡九红（女） 王新水 付员仔（女） 王长根 王火龙 曾尚德 帅英生 周满莲 帅早生 胡月娥（女） 胡取龙 特邀列席人员（7名） 聂斌 许晓华 邓义来 胡区昌 刘木标 帅谷昌 帅国荣 唱凯镇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 镇长：徐长科 副镇长：万海琪 李莹莹 邓义来 许晓华 陈贵兴 人大主席：汪华辉 人大副主席：胥贤龙 临川区第三届人大代表 周跃飞 杨露露 黄诚龙 汪华辉 徐长科 游冬华 黄寿琪 帅谷昌 王永昌 欧阳小珠 第三章 政又机构领导人员更迭 第一节 撤区并乡后的乡人民委员会 古港乡人民委员会 1956年3月撤区并乡，将石溪、古港、灵山乡合并，建立古港乡，同时成立古港乡人民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3月隶属唱凯区公所，驻地古港村。
   乡长：黄保龙（1956年3月—1958年10月） 副乡长：熊爱珍（女，1956年3月—1957年3月） 周文元（1956年3月—1958年10月） 唱凯乡人民委员会 1956年3月撤区并乡，将艾巷、观前、唱凯乡合并，建立唱凯乡，同时成立唱凯乡人民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3月隶属唱凯区公所，驻地唱凯圩。
   乡长：周林扬（1956年3月—1958年10月） 副乡长：周娥媚（女，1956年3月—1958年10月） 颜华生（1957年3月—1958年10月） 北堡乡人民委员会 1956年3月撤区并乡，将慢坊、东湖、北堡乡合并，建立慢坊乡，同时成立慢坊乡人民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3月，慢坊乡人民委员会改为北堡乡人民委员会，隶属唱凯区公所，驻地慢坊村。
   乡长：陈流水（1956年3月—1958年10月） 副乡长：何开莲（女，1956年3月—1958年10月） 第二节 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人民公社（场）管理委员会 1958年10月，全县成立27个人民公社（场），并建立了公社管理委员会，既是行政机构，又是经济管理机构。经过多次调整，到本时期末（1965年），全县共有55个人民公社（场）和3个镇人民公社。唱凯境内共有古港、唱凯、北堡三个人民公社。
   唱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1958年10月，唱凯、古港、华溪、北堡、罗针、太平乡合并，建立唱凯人民公社，同时成立唱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驻地唱凯圩。
   社长：万银堂（1958年10月—1960年7月） 徐流球（1960年12月—1961年6月） 主任：周娥媚（女，1961年12月—1965年4月） 社长：胡珊（1965年4月—1965年7月） 赵从郁（1965年9月— ） 何开莲（女，1958年10月—1961年6月） 陈冬生（1958年10月—1960年5月） 胡宏良（1958年12月—1960年5月） 邹水演（1959年3月—1961年2月） 熊爱珍（女，1959年3月—1960年12月） 黄志平（1958年10月—1960年12月） 周娥媚（女，1960年12月—1961年6月） 黄保龙（1960年12月—1961年6月） 周林阳（1961年12月—1965年4月） 张友根（1963年3月—1965年3月） 周娥媚（女，1965年4月— ） 胡保发（1965年4月— ） 熊俊贤（1965年4月— ） 古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1961年6月调整公社规模，由唱凯公社划出部分大队成立古港人民公社，同时成立古港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驻地古港村，1965年4月撤销，并入唱凯公社。
   主任：黄保龙（1961年12月—1965年4月） 副社长：王碧兰（女，1962年6月—1963年3月） 许树清（1963年3月—1964年5月） 北堡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1961年6月调整公社规模，由唱凯公社划出部分大队建立北堡人民公社，同时成立北堡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隶属县人民委员会，驻地北堡村，1965的4月撤销，并入唱凯公社。
   社长：唐胜隆（1961年6月—1961年12月） 主任：何开莲（女，1961年12月—1962年6月） 社长：王会廷（1962年6月—1965年4月） 副社长：胡保发（1962年6月—1965年4月） 人民公社、乡（镇）政权组织（1976年10月—1987年10月） 1968年4月成立公社革命委员会，党委书记兼任革委会主任，行使党政权力。
   1980年6月，撤销公社革委会，建立公社管理委员会。1984年6月，撤销公社管理委员会，建立乡人民政府，同时红旗桥公社改红桥镇，凤岗公社改为崇岗乡。1985年5月，腾桥乡改为腾桥镇；唱凯乡改为唱凯镇；高坪乡改为高坪镇；龙溪乡改为龙溪镇。到1987年10月，全县有26个乡个民政府，6个镇人民政府。
   唱凯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主任：鄢锦堂（1975年7月—1980年2月） 副主任：周信阳（1970年2月—1979年5月） 黄义清（1970年12月—1980年6月） 余安福（1974年1月—1980年6月） 梅升科（1974年1月—1980年6月） 傅正大（1975年8月—1977年10月） 王陆生（1975年8月—1978年2月） 陈冬发（1976年8月—1980年6月） 邓乱生（1976年8月—1980年6月） 胡水堂（1976年8月—1980年6月） 梅细保（1977年10月—1980年6月） 周高伦（1979年4月—1980年4月） 刘冬根（1979年5月—1980年6月） 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镇人民政府（1980年6月—1984年6月） 1980年6月，撤销公社革委会，成立公社管理委员会。到1984年机构体制改革前，全县有31个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1个镇人民政府。
   唱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主任：傅友贤（1980年6月—1984年6月） 副主任：梅细保（1980年6月—1980年11月） 陈长荣（1980年6月—1982年2月） 黄义清（1980年6月—1984年6月） 梅升科（1980年6月—1981年10月） 胡辉云（1980年6月—1984年6月） 王友龙（1981年4月—1984年6月） 第三节 乡（镇）人民政府 1984年6月，改唱凯公社为唱凯乡，1985年5月改唱凯乡为唱凯镇，同时建立乡、镇人民政府。
   唱凯乡人民政府 乡长：徐芳昌（1984年6月—1985年5月） 副乡长：杨真荣（1984年6月—1985年5月） 王友龙（1984年6月—1985年2月） 徐长根（1984年6月—1985年5月） 助理员：黄保龙（1984年6月—1985年5月） 李持祥（1984年6月—1985年5月） 唱凯镇人民政府（十二至十三届） 镇长：徐芳昌（1985年5月—1987年11月） 副镇长：杨真荣（1985年5月—1986年12月） 徐长根（1985年5月—1987年7月） 胡殿堂（1986年12月—1988年2月） 刘书荣（1987年7月—1987年11月） 助理员：黄保龙（1985年5月—1986年12月） 李持祥（1985年5月—1986年12月） 唱凯镇人民政府（十三至十四届） 镇长：徐芳昌（1987年11月—1990年5月） 胡殿堂（1988年3月—1989年11月） 徐捷（1990年5月—1993年1月） 黄国敏（1993年1月—1995年4月） 副镇长：胡殿堂（1987年11月—1988年2月） 刘书荣（1987年11月—1995年4月） 王木保（1990年2月—1992年10月） 谢锦昌（1989年2月—1990年5月） 刘华忠（1990年5月—1995年4月） 黄瑛（1990年5月—1995年4月） 徐龙兰（女，1991年5月—1992年10月） 熊润根（1991年5月—1995年4月） 吴建华（1991年5月—1995年4月） 顾皇云（1991年5月—1995年4月） 镇长助理：徐忠文（1990年2月—1992年10月） 王细和（1992年10月—1995年4月） 梅银华（1993年1月—1993年11月） 人大主席：王友龙（1990年2月—1992年10月） 徐芳昌（1993年1月—1995年4月）（兼） 副主席：万贤昌（1994年2月—1995年4月） 唱凯镇人民政府（十四至十五届） 镇长：黄国敏（1995年4月—1996年1月） 李先才（1996年1月—1998年4月） 徐龙兰（女，1998年4月—2000年8月） 刘文波（2000年8月—2000年10月） 副镇长：刘树荣（1995年4月—1996年1月） 黄瑛（1995年4月—1999年1月） 刘华忠（1995年4月—2000年10月） 顾皇云（1995年4月—1996年1月） （1999年1月—2000年10月） 熊润根（1995年4月—1996年1月） 黄文清（1996年1月—1999年1月） 朱小兰（女，1995年11月—1998年11月） 梅金祥（1996年1月—2000年10月） 刘建华（1996年1月—1999年1月） 刘三华（1999年1月—2000年10月） 傅云祥（1999年1月—2000年10月） 镇长助理：周洪泉（1996年10月—2000年10月）（聘） 熊润根（1996年10月—2000年10月）（聘） 刘宏堂（1996年10月—1998年11月）（聘） 人大主席：徐明昌（1995年4月—1996年1月）（兼） 黄国敏（1996年1月—2000年10月）（兼） 副主席：万贤昌（1995年4月—1999年1月） 王木保（1999年1月—2000年10月） 唱凯镇人民政府（十五至十六届） 镇长：刘文波（2000年10月—2001年6月） 周建高（2001年12月—2006年2月） 徐长科（2006年3月—在职） 副镇长：刘华忠（2000年10月—2001年6月） 顾皇云（2000年10月—2001年12月） 梅金祥（2001年10月—2006年12月） 刘三华（2000年10月—2001年12月） 黄和星（2001年12月—2006年2月） 万海琪（2001年12月—在职） 封益（2001年12月— ） 傅清（2001年12月—2006年2月） 胡小勇（2001年12月—2006年2月） 李莹莹（2006年3月—在职） 邓义来（2006年3月—在职） 许晓华（2006年3月—在职） 陈贵兴（2006年3月—在职） 镇长助理：周洪泉（2000年10月—2001年12月） 熊润根（2000年10月—2001年12月） 李新花（女，2001年12月—在职） 人大主席：黄国敏（2000年10月—2001年12月）（兼） 邱亮华（2001年12月—2004年4月）（兼） 汪华辉（2004年5月—2007年9月）（兼） 杜健雄（2007年9月—在职）（兼） 副主席：王木保（2000年10月—2001年7月） 胥贤龙（2001年12月—在职） 第四章 人民政府 镇人民政府的主要政务是领导全镇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管理民政、劳动人事等。关于本镇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本志中专设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分志记叙。
   优抚 政府对因革命战争、因公牺牲的革命烈士家属、因病死亡的革命军人、国家行政工作人员家属、革命残废军人等，实行优待抚恤政策。在优待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本镇群众优待对象的形式主要是代耕，采取“大包耕”、“小包耕”、“零星帮工”等三种方式。农业合作化后，优待形式改为补贴劳动工分，每户每年优待1500—2500工分。以后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施，补贴劳动工分优待又改为“优待金”，即现金优待，方法是春季评定，夏季复查，秋、冬季分两次由乡统筹兑现。在抚恤方面，对革命残废军人的抚恤，凭残废证明，按等级规定发给抚恤金。在补助方面，1950年起对生活困难较大的烈属，每月给予谷物补助。1953年开始增发定期定量补助。
   优抚工作：抗美援朝复员军人25人，其中参战4人，每月补助240元，参战250元。抚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参战复员军人47人，每月补助145元，带病回乡退伍军人20人，每月补助150元。“三属”5人，伤残军人7人由区民政局按等级标准抚恤。精简退职106人，每月补助150元。
   全镇五保老人246人，其中分散供养215人，每人平均生活费1000元，集中（敬老院）供养31人，每人平均生活费1800元。资金来源由各村委会统筹。
   农村低保工作2006年开始，2008年低保人员1859人，全年低保总金额950268元，人均520元，由信用社发放。
   唱凯敬老院 始建于1983年，新院兴建于2007年11月，建筑面积1360平方米，每间宿舍有—台彩电，还有娱乐活动室。现有五保老人31人，院长付小云。敬老院座落316国道毗临交警中队。
   救济 分灾害救济和社会救济两种。在灾害救济方面，境内在发生水旱灾害时，镇（公社）人民政府一方面组织灾区群众开展以生产自救的抗灾斗争，另一方面给予必要的救济。其中1978年的旱灾和1982年的水灾，政府对受害群众给予了必要的救济。在社会救济方面，贯彻“以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救济”的方针。救济对象包括老、弱、孤、寡、残和少数贫困户。对于没进入社会福利院的孤寡老人和残废人，采取分散供养方式，由集体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通称五保）。
   婚姻登记 1950年5月1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后，唱凯各地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宣传《婚姻法》，对结婚的法定年龄、办理结婚登记等反复运用通俗易懂、现身说法的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通过婚姻法的贯彻，男女双方按规定达到结婚年龄的，均能自觉地到镇民政部门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书。离婚、复婚的也同样办理。离、复婚手续。2002年起，婚姻登记统一由临川区民政局办理（设于区集中办事大厅内） 镇政府机关 设驻在唱凯街西南郊，原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大小用房60余间），占用地面近1200平方米。解放初期，区、乡政府，设驻在古港村，1953年，转迁唱凯街杨德大家屋内，1956年，于上品庵近侧盖起专用房——唱凯人民公社。
   1978年重加规划，在公社原址折除了部分原建用房，整修了四周围墙，堵塞南进门道，改为西向公路。分为办公大楼、干部宿舍、职工住房，杂用房、库室等部位。
   2005年，新建办公大楼一幢，造型新颖，庭院深落、场地宽敞，花木郁葱，总建筑面积为3,260平方米，占用地面7亩。
   居民委员会随着地方工商企业的逐步发展，乡镇工商界从业人员的日渐增加，相应地成立了商品粮户的基层领导，于1957年间即有附设在乡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的初步组织，由乡政府分任一名干部，负责行政业务。
   1964年4月，唱凯公社居民委员会正式成立，属于社直单位，又是县公安局派出机构，居委会的行政和业务分由公社、县公安局领导，设有主任、会计、出纳各一人，分担户口登记、进出转迁工作、治安纠纷、公产收租、转送安排等一切行政业务。
   1969年期间的居委会成员大部分居住在唱凯圩郊，也有不少单人独户，分居在各自然村，1984年有居民户口（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408户，人口总数为1036人。
   自1969年开始，居委会每年都有二至三人，由于生活出路，自愿申请下到农村自谋出路。1973年彻底清理了少数地主成份的居民，下放原籍生产，外地的安排到适当村队落户，在党的政策号召下，并开始下放了部分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同时成立了公社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办公室，负责下放知青队领导。
   1973年下放知青6人，1974年下放知青13人，1975年下放知青8人，1976年下放知青14人，1971年下放工作停止，1978年开始实政策，凡下放居民和下放知青，自1980年起先后得到回城，并安排了工作。
   1984年根据居委会报表，尚有待业青年（包括女青年）154人（18—36岁）。
   唱凯国土资源所 隶属抚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川区分局，1989年10月成立，其前身为唱凯镇土管站。1997年4月改为现名，是唱凯镇政府的土地执法单位，属临川国土资源分局和唱凯镇政府双重领导。1998年7月有1人被省土地管理局评为全省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及划定工作先进个人。
   现任所长冯江、前任所长艾云仔，现有工作人员9人：冯江、王辉元、万旺根、李若君、艾文辉、付发林、熊伟平、许欢太、熊兵。
   唱凯国土资源所所长冯江 男，197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温泉镇人。1990年3月参军入伍，1993年12月退伍，1994年7月在河西乡参加工作，1999年7月调崇岗乡任所长，2004年7月调云山镇任所长，2007年10月调唱凯土管所任所长。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唱凯镇2008年在编行政干部花名册 唱凯镇2008年在编事业单位干部花名册 唱凯镇2008年退休干部名册 第五章 人民政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川县委员会成立于1960年1月，政协主席第一届至第三届由县委书记兼任，以后改设专职政协主席。政协工作是组织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号召各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政议政。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推动各项工作。
   乡镇政协成立于1990年2月，全称为“政协工作委员会”。政协工作委员会在上级政协和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为乡镇各项工作献计献策，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及台胞台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扩大政治社会影响等方面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1993年1月，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撤销了乡镇政协工作委员会。
   唱凯镇政协工作委员会主任：季莲娇（1990年2月—1992年1月）徐水良（兼）（1992年1月—1993年1月） 第三篇 军事 第一章 军事机构 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年）设置守卸所，设正千户、副千户、百户、镇托，吏日等官员，临川县有精兵294人，一半守县，一半赴营操练。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设置县团练局，系负责操司全县民勇的武装组织。至清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增设流坊局。
   1950年春，成立县民兵支队。同年4月改称县人民武装支队部，为抚州军分区的派出机构，下辖二区（唱凯）等14个区民兵大队部及各乡民兵中队部，各区设武装部长1人。
   1951年2月建立临川县人民武装部，1954年9月改为县兵役局，下辖2区（含唱凯）等14个区，各区配武装助理员1人。“文化大革命”中，公社武装部受命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工作而介入群众组织派性斗争受到冲击。1979年才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清末至民国初期，实行以雇用招收的办法募集兵员。具体做法是，由募兵单位设立营站，派人手执“募兵”小旗，吆喝招兵于大街闹市，凡自愿接受招募者，均可到募兵营站报名，经目测检查合格即予登记，入营为兵，应募者多为谋生无计的贫民或农民。
   民国24年（1935年）起，国民党军队扩充兵员，实行征兵制。民国26年8月3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征兵令，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缓征”政策和“抽签应征法”，规定服役分现役、常备役、后备役。现役年龄为18-25岁；常备役年龄26-35岁，后备役年龄为36-45岁。46岁以上者可免服兵役。9月，临川县颁布壮丁连坐法，规定凡有18岁至45岁的壮丁户均应另邀两户（其他两户不论有无壮丁）连接各户长共同监视并劝导壮丁户不得逃走，如有逃走的应共同负责追回。否则将由县政府查封乃至没收壮丁户财产，并分别给予连接户的法律处分。这实质上是一种抽捉壮丁，拉夫抵役的“抓兵制”。
   “抓兵制”为地方官吏提供徇私舞弊、敲诈勒索之机。每年应征兵额，政府不予公布，百姓不知底细，常年摊派“壮丁费”。有钱有势的土豪劣绅花钱请客送礼，家有儿子多人可免于服役或换人顶替应征；贫苦人家出不起钱，即使是单丁独子也要强征，真是苦不堪言，其中常见的弊端有1、买兵：中签壮丁，不愿服设者，可买人顶替；卖一个兵需要稻谷60—80担，而乡，保长从中索取10—20担。2、躲兵：适龄壮丁不愿服役无钱买兵，便逃往他乡，躲兵者常株连家属，搞得鸡犬不宁。3、卖兵；一是乡、保长私自增加征兵数额，私吞卖兵钱谷；二是兵痞赌棍代人当兵，群众称之为“卖壮丁。”到了部队贿赂军官“开小差”逃走，4、提兵：应征者逃走或乡，保长私卖壮丁，其缺额便强抓非应征农民和过境青壮年抵数。百姓不堪兵役之苦，奋起抗丁之事时有所闻。
   解放初期，为了安定地方人心，维护社会秩序，区人民政府成立了小队，配合工作队行使区乡政权，保障一系列的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广大青年视当兵为光荣，踊跃报名参军。1949年至1954年实行志愿军兵役。1951年6月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村为单位召开青年大会集体动员，适龄青年自愿报名，体格检查和审批后方能入伍。境内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妻子送夫上战场的动人情景。
   1955年7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改志愿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义务兵役制服役期限：陆军4年，空军5年，海军6年；1967年12月13日改为陆军3年，空军4年，海军5年，1978年3月7日以后，又改为陆军2年，空军3年。海军3年。1978年4月17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开始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役相结合的制度。义务兵服役年限不变，志愿兵服役年限为15～20年，年龄一般不超过40岁。
   义务兵役制的征兵时间，有时每年两次，分别在秋冬两季进行，有时每年一次，在冬季进行。应征青年的年龄，1955年至1972年为18至22岁；1977年后改为17至19岁。文化程度一般不作硬性规定，技术兵种除外。1981年规定文化程度要达到初中毕业以上，1982年至1983年规定农村要达到初中毕业，非农户口的要达到高中毕业。征兵兵员数，由人武部将指标下达至村（大队）。应征青年自由地向乡（公社）武装部申请入伍，经乡（公社）初审合格者报县，再由县进行复审，合格者发给《入伍通知书》，然后发被服装备，再由乡、村组织群众欢送到指定地点集中。
   历年居民应征青年，自1957—1976年，每年都有2—3人应征。1977年应征人数3人，1978年5人，1979年16人，1980年5人，1981年13人，1982年8人。应征总人数为800余人，（其中参加抗美援朝的为28人）。2006年15人，2007年13人，2008年15人。
   第二章 武装力量 第一节 地方武装 铲共义勇队 民国21年9月组成，由各保18岁以上，40岁以下的壮丁编成小队、集一联保之小队成为联队，集一区内的联队成为区队。铲共义勇军的任务，是镇压工农运动，抓捕共产党人。境内碉堡、公路、桥梁、电线、乡村要隘均由铲共义勇队设置岗哨守望，负责封锁道路，盘查过往行人。其中第一区设哨棚44个。
   国民兵团 民国32年，奉南抚师管区颁发组织后备队实施办法。各乡（镇）成立了中队，称国民兵团。
   第二节 民兵 解放初 在农会基础上开始建立民兵组织。1952年区小队合并，民兵组织得到加强。唱凯区配有专职现役武装干部，负责民兵组建、训练工作。
   1954年底，各乡村建立民兵中队。
   1956年，民兵组织进行调整和扩充。
   1958年10月，全国开展“大办民兵师”活动。将15—50岁，凡能拿起武器的男女公民分别编入基干与普通民兵之中。唱凯组建了1个民兵机枪连，每连206人。
   1961年民兵除了完成紧张的训练任务外，还积极参加兴建水库，金临渠的水利建设。鉴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台湾国民党蠢蠢欲动情势，对民兵组织进行整顿。
   1962年，贯彻民兵工作“三落实”（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1977年10月6日，唱凯民兵团被县委、县革委、县人武部在第三届民兵代表大会上授予“三落实”红旗奖励先进单位。
   1985年起，实行“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方针，组建基建民兵的年限由18—35岁改为18—25岁。
   1987年唱凯镇人民武装部与乡团委联合举办“青年之家”活动，各村“青年之家”起到了“文化活动中心，民兵致富向导，娱乐活动场所和培养人才基地”的作用。
   1988年8月，唱凯镇开展了全民国防教育，通过集中上课，分散训练和举办国防知识竞赛等形式，广大群众深受教育。
   1989年12月，唱凯镇基干民兵和全县共500名基干民兵一起奋战在东（乡）临（川）公路上，圆满地完成了公路的改造和扩建任务。
   民兵训练对象，主要训练基干民兵，普通民兵只进行一般的军事基本知识教育。民兵营（连）长，武装基干连、排长和专业技术分队骨干由县人武部培训。武装基干民兵和基干民兵由公社人武部训练。公社专职武装干部由抚州军分区培训。
   训练内容，以射击、投弹、战术、刺杀、爆破、队列等基础技术课目为主。后又增加了“打飞机、打伞兵、打坦克”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等现代战争内容，同时适当增加了“战伤救护”和“武装维修”等知识内容训练。训练时间，通常每年都在农闲时举行时间约10天左右。1980年按照总参颁布的《民兵军事训练四年纲要》规定，参训人员需达到95%以上。全年训练时间，步兵不少于15天，专业技术分队不少于20天，基干民兵不少于20天，干部不少于30天。训练方法，本着“劳武结合”的原则，采取适当集中和分散训练相结合，农闲多训、农忙少训或不训。
   1958年唱凯公社民兵用10天时间对5878名基干民兵进行了一次射击、战术及防空降方面的军事训练。
   1963年至1964年唱凯公社前后两次用一周时间组织基干民兵和武装基干民兵进行射击、战术及投弹训练。
   1969年至1973年，唱凯公社的卫生员先后两次在县人武部参加伤员救护知识的训练。1975年至1978年湖南公社的军械员先后两次在县人武部参加武器维修知识训练，1986年下半年起，基干民兵训练方法改由县人武部集中到训练基地进行工兵、侦察兵训练项目，时间20天。
   第三节 乡镇（公社）人民武装部 民兵是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一旦需要，立即应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乡人民武装部始建于1958年人民公社，设部长1人，副部长1—2人。在此之前，有乡民兵中队长，成立于1953年。1958年10月大办民兵师，唱凯人民公社成立民兵团，由武装部长任团长，党委书记任政治委员。大队成立民兵营，生产队成立民兵连。全社有5个连，18个排，普通民兵有4207人，基干民兵有1006名，排以上干部有240名。
   1995年9月，唱凯镇人民政府、武装部开展国防动员潜力调查，调查内容，行政区划和经济状况可动员的复退军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原材料生产、医疗卫生，工程机械军工可转军工生产、水电军需资源、测绘气象等。
   1987年以来历任人武部长 姓名 任职时间 唐幼芳 1987年11月—1990年2月 徐忠文 1990年2月—1992年10月 王细和 1992年10月— 李秀清 2000—2001年12月 殷水清 2001年12月—2006年3月 万忠安 2006年3月—在职 第四篇 社团司法 第—章 社团 第一节 工农青年“利政团” 1925年（民国十四年），下游村青年学生游文藻深受革命熏染，积极投身地下活动。在游文藻同志积极带动下，唱凯部分进步青年黄纪科、邱明发、游文彬、周水常等人成立了临川第一个北乡工农青年“利政团”第一支队。司令部设在万寿宫（现在中心小学所在地），下游村是据点，罗汉庙是联络所（已拆废），并多次在唱凯老街天主堂开过会。他们经常风里来，雨里去，日散夜集，进行“打富济贫”活动，到处散发“打土豪分田地”标语口号。并暗中勒令周庶饮、周化夷要交缴枪枝二十支，街上几家大商号杨德大、华顺昌限期要缴银圆二百块，筹作工农组织活动经费。
   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后，朱总司令路过唱凯圩南进时路过唱凯，曾下榻万寿宫。受到唱凯工农领导游文藻等同志的热烈欢迎。席间朱总司令讲了“江西是个好地方，千万不能丢”的勉言，给唱凯“利政团”极大的彭舞和支持。使这支工农武装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成长，并曾参加抚州市示威游行，手持大刀长矛，大喊革命口号，捣扰旧县政府。当局受到震惊，出动武装，长期进行查捕镇压，迫使唱凯利政团无法安身。是年秋，游文藻离妻别子，远赴闽省边境，不幸途中遇害，黄纪科相继殉难，游文彬思想动摇，邱明发弃甲归田。工农青年“利政团”不宣而散。
   1926年（民国十五年）唱凯工农协会组织成员： 游文藻 特派员 下游村人 邱明发 农会主席 河上前周人 黄纪科 书记 磨下黄村人 万文藻 地下党员 罗针浒邓人 姜渭川 地下党员 罗针鹏坊人 熊会生 工农青年“利政团团员” 北山熊村人 周水常 利政团团员 唱凯老街人 陈善云 地下党员 唱凯上陈人 万芬 地下党员 江上万村人 第二节 农民协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农村以贫农，下中农为主要依靠对象，1950年1月县农民协会成立，接着，区、乡、也相继成立农民协会。以村或几个村为单位成立农协分会。乡农协主席为半脱产干部，分会主席不脱产干部。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农协组织自然取消。1964—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公社又设立贫协组织，由一名党委副书记兼任贫协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贫协组织解体。
   农民协会的主要活动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双减”政策的宣传教育，1950年底，本乡90%的村开展了“双减”运动，减退稻田租息30余万斤。接着又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传教育，农民进一步被发动起来，斗地主，分田地，情绪高涨，热火朝天。当时，各乡农民协会行使乡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农民协会成立为最高权力机关。随着社会主义和建设的发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地方最高权力，农民协会停止活动。
   1967年在“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口号下，公社和各大队分别建立了贫下中农协地筹备委员会，1974年正式建立公社、大队贫下中农协会，生产队建立贫协小组，在“左”倾思想影响下，贫下中农协会改称贫下中农管理小组，贫宣队，进驻机关、工厂、商店、学校、医院。
   第三节 妇联 一、组织治革 民国15年（1926）12年临川县妇女解放协会成立，唱凯地区当时也成立妇女协会。发动妇女剪发、放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提出“反对蓄婢纳妾，实行一夫一妻制”，反对“打骂童养媳”等口号。
   民国1929年1月起，临川县全县相继建立县、区、乡、保妇女队，组织妇女开展抗日支前活动。
   1952年，唱凯成立妇代会，设置专职妇女干部。
   1953年，妇联组织开始建立，设专职妇联主任1人（半脱产），1956年各乡妇联主任脱产专职干部，高级社设妇女主任1人，为误工记工干部。1958年为湖南人民公社妇女联合会，各生产大队成立妇代会，有一名专职妇代主任，实行误工补贴，生产队建立妇代小组。“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级妇女组织瘫痪， 1957年，唱凯民主妇女联合会改名为妇女联合会。
   1973年，恢复唱凯妇女联合会。
   大队一级妇女组织从高级社开始便有妇女主任一直到现在。生产队建成妇联分会，生产队设妇女代表1人。
   二、主要活动 1951年，唱凯地区的妇女协会动员妇女送夫送子参加志愿军、写慰问信、送慰问品，并捐献钱物购买飞机、大炮抗美援朝。
   1953年3月，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买卖婚姻关系，“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受到严重批评。
   1954年，妇女走出家庭，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建立妇女识书班和妇女读报组，开展扫除文盲活动。
   1957年，积极开展“双勤”（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活动，大搞家庭副业生产。
   1961年开展“百队、千组、一户一能、三户一巧”劳动大竞争。
   1973年大力宣传计划生育，反对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
   1978年开展“三八”红旗手（集体）竞赛活动。
   1987年，号召妇女学习致富技术发展庭院经济。
   1989年开展“双学双比”（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竞赛活动。
   第四节 共青团 一、组织机构 唱凯地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始建于1953年，当时，每个乡都成立一个团支部，支部书记不脱产。1958年公社化以后，成立团委会。大队一级在合作化前期为团小组，后期为团支部。公社化以后大队成立团总支，1983年后改为团支部、生产队一级成立成立团小组。
   195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主义青年团。
   “文化大革命”期间，团委会一度并入公社革命委员会，组织瘫痪，1973年1月，唱凯公社召开了全公社第十届团员代表会，恢复了团委会。
   二、主要活动 上世纪50年代，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组织团员和青年参加反霸反腐斗争，同时发动团员青年带头学文化，扫除文盲。
   1957年以来，动员广大团员和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上世纪60年代，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
   “文化大革命”期间，团组织活动一度中断，1978年以后恢复团组织活动，发动团员青年深入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1978年至1989年先后开展了“四好团支部”、“五好青年”、“红旗单位”、“青年标兵”和“新长征突击手”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第五节 少先队 一、组织机构 1950年，唱凯地区各小学开始建立少年儿童队。
   1953年6月后，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一般完全小学设少先队大队部，班设少先队中队，下设小队，小队设少年委员，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
   1965年，全乡少先队员占适龄儿童的9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少先队组织为红小兵组织取代。
   1977年，唱凯恢复少先队。
   2009年，全镇有队员3000余人，占适龄儿童100%，辅导员19人。
   二、主要活动 1951年，境内各小学少先队组织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慰问军烈属等活动，进行“三爱”（爱劳动、爱集体、爱祖国）的教育。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展学雷锋活动，全镇涌现出许多做好事不留名的“小雷锋”。八十年代开展了“红领巾，我爱你”、“争当红花少年”、“祖国，我爱你”、“奔向2000年”等队日活动。
   第六节 工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抚州镇举行全县首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成立临川县总工会。基层工会组织由各学校，工矿企业单位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相继建立。
   唱凯在1958年成立了教育工会和建筑工程队工会，“文革”时期停止一切活动，至1979年“文革”结束才恢复了工会组织。唱凯镇工会组织是在2005年组建的，有专职工会主席1人。
   唱凯工会为农民工维权34起 随着在外务工人员逐年增加，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今年以来，临川区唱凯镇工会建立起辖区在外农民工劳模档案和特困职工档案，并加大维权力度。截至目前，该镇工会共为农民工维权34起。
   今年5月，该镇上游村村民游长哗在浙江打工，发生工伤事故，不但医药费未得，还被老板炒了鱿鱼。了解情况后，镇工会立即派出了2名工作人员与游长哗一起前往浙江。几经周折后，厂方终于赔付了全部医药费用，还补发了游长哗受伤期间的部分工资。9月份，农民工许某找到镇工会，称自己在福建一家工地承包了一套房屋的外墙油漆业务，老板克扣了自己的工程承包款。镇工会立即与对方取得了联系，迫于压力，老板还清了许某3000多元工程承包款。
   第七节 反动会道门 民国时期的反动会道门民国时期唱凯地方的反动地道门以“青帮”最为猖獗，次为同善社、一贯道。
   “青帮” 全属于下层阶级的兄弟结伙派，有一套“共存”的道义清规，多属凶棍无奈之徒，结帮合伙，在当地纵操打，杀、抢、活动，专门从一事敲诈勒索，垄断地方烟、赌、嫖、邪行，直接影响地方治安，干扰地方政权。这派黑势力，横串到相邻圩镇，人数最多时期发展到二十余人，唱凯是青帮策源地，头目付会生独霸着北乡四圩。
   同善社 一贯道，属于地方上层阶级的派性组织，人数较少，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同善社的2人，一贯道的1人，他们无宗派活动。
   唱凯解放后，这些邪门歪道的头目受到镇压，派性彻底受到清除。
   第二章 公安司法 第一节 公安 明、清时期，县公署设典史，管理社会治安，并设巡检司。
   民国时期，县设警察署，后改为公安局和警察局。
   民国35年，县警察局增设罗湖警察所（同年2月迁驻流坊）。
   罗湖警察所对唱凯境内的抢劫案、赌场等例行公事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乡公所还专设户籍干事。民国36年每季清查一次户籍，并核实和补发身份证。
   1951年，成立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和治安小组，配合县公安局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6年3月至1959年4月，在境内开展“肃反运动”。
   1981年在境内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治安联防，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杀人、抢劫、强奸、爆炸等现行犯罪分子。
   从1983年8月17日零时开始，在境内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
   1989年11月11日开始，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扫除“六害”的专项斗争，净化了社会风气。
   枪支管理建国初期，县公安部门即已收缴流散在社会上的枪枝统一管理。1973年又在境内进行了一次清理收缴，唱凯派出所成立后开展了“收枪治爆”专项行动，凡是单管或双管猎枪和鸟铳及使用火药子弹等必须进行了申请登记，由单位转公安机关批准发给《猎枪证》。
   特种营业管理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犯罪，对工商服务行业容易被犯罪分子用以藏身的场所，如旧货业、修理业、饭店等地方列为特种行业管理。
   户口管理 民国期间，本乡实行保甲制度，将编组保甲与登记户口同时进行，其编制为每10户为1甲，10甲为1保，6至12户为联保。建国后，户籍由政府办公室兼管，户籍管理的主要内容，以户为单位发放户口本，主要进行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常住、暂住、变更等登记项目。1953年全乡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1958年，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进一步健全了管理制度。1964年全乡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1978年，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规定的通知》精神，对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进行严格控制。1981年对全乡户口进行整顿、审核、更换户口本，恢复和完善了户籍管理制度。1982年，全乡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1986年全镇再次更换户口本，进一步加强了户籍管理工作。
  户籍管理由镇办公室移交到派出所。
   1995年6月，唱凯镇党委，政府根据中央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要求和上级的统一部署，制订了《关于继续开展追捕逃犯大会战的实施方案》，乡成立追捕逃犯大会战指挥部，有追逃任务的村委都成立了相应的追逃领导小组。大会战分三个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宣传发动；第二阶段深挖犯罪；第阶段总结验收。大会战从7月开发始到12月底结束。目标要求，争取在的前将逃犯总数的90%追捕归案。通过追逃，摧毁唱凯镇境内的各种犯罪团伙和流氓氓势力，侦破一批影响大，危害严重的案件。
   1996年—1997年，经过严打专项斗争，唱凯镇过去猖獗一时的车匪路霸已几乎绝迹。
   2002年5月，为了迅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全区社会治安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根据中央、省委和省政法委的工作部署，结合唱凯镇实地，镇综合治理委员会制定《关于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加强社会治安工作的实施意见》，摧毁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盗窃等多发性犯罪得到控制。
   2006年4月，唱凯镇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根据临川区综治委的文件精神，决定在全镇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治安大排查，重点对涉黑恶势力犯罪活动进行全方位地毯式摸排。村委会重点排查家族恶势力以及其他形式的村霸、地霸、路霸及黑恶势力。乡综治委将把这次治安大排查工作的实施情况以及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效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对同工作不力，排查流于形式、走过场，致使涉黑势力没有发现没有受到及时打击的，严格追究相关单位及其领导的责任。
   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唱凯派出所 成立于1982年8月，座落在在唱凯井泉大道边。刚成立时管辖区：唱凯、云山、罗针、罗湖、华溪五个乡镇。现有民警五人。办公楼一栋，民警宿舍一栋，占地面积4亩，所内有警车一辆，办公电脑5台，档案室、接处警室，办公室，休息室、食堂、车库、浴室等。2005年被江西省公安厅评为二级派出所。唱凯派出所截止2008年12月1日共有50339人口，其中男27172人，女23167人。农业人口44507人，非农人口5832人。
   现在所工作干警概况 涂民强 所长 二级警督 2006年06月——在职 李国辉 教导员 三级警督 2008年10月——在职 余勇斌 副所长 二级警司 2006年09月——在职 章江平 副所长 三级警督 2007年07月——在职 王响文 民警 一级警司 2008年11月——在职 历任所领导 第一任所长：徐顺奎 任职时间：1982年8月—1993年7月 第二任所长：娄水和 任职时间：1993年7月—1995年12月 第三任所长：万云辉 任职时间：1995年12月—2000年3月 第四任所长：徐勇礼 任职时间：2000年7月—2003年9月 第五任负责人：易水安 任职时间：2003年9月—2004年4月 第六任所长：刘宏 任职时间：2004年4月—2006年6月 第七任所长：涂民强 任职时间：2006年6月—在职 唱凯派出所大事记 1990年唱凯派出所筹建新的办公楼一层，面积207.4平方米，干警宿舍468平方米。
   1992年冬，全省消防工作现场会在本所召开。
   1994年唱凯派出所加盖第二层办公楼，面积207.4平方米。
   1996年—1997年唱凯派出所实现硬件上档次，投资30多万元，加盖第三层办公楼207.4平方米，建起二层砖混结构的食堂、澡堂等“五小工程”194平方米，兴建砖混结构的车库、照相室等工作用房153.45平方米，建成敞开平台式户政窗口，在全区第一批购进微机管理户口，铺设柏油路面660平方米，使我所硬件建设达全区一流。
   1997年3月，陈浩然同志被省厅授予“全省优秀户籍民警”，这是我市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1997年7月，全区镇派出所改革工作现场会在本所召开，万云辉所长作“落实民警工作责任制六法”的经验介绍。这一经验在全区政法系统推广，省厅公安报予以登载，进行宣传。
   1997年12月，陈浩然同志出席中国共产党临川市第一届党代会。
   1997年12月，我所被江西省公安厅授予“群众满意派出所”称号，万云辉同志出席表彰大会，从省委党委、省军区司令员冯金茂少将手中接过“群众满意派出所”的牌匾。
   1998年3月（1—3日）丁俊华同志出席98年度全省户政工作会，被省厅评为全省优秀户籍民警的获将代表领奖。
   1998年3月3日出席全省户政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到本所参观，听取万云辉所长作经验介绍。
   1998年6月，本所遭洪水围困达半月之久，所内浸水达1.5米之深，全所干警全力投入抢险救灾，确保了辖区在受灾期未发生任何案件。
   1998年6月27日，省厅荣宪国副厅长代表省厅党组地局邹友常局长代表地局党委、市局刘清水局长代表市局党委到本所视察灾情，慰问全所干警及家属。
   1998年7月，万云辉同志出席全市抗洪抢险表彰大会，并被评为全市抗洪抢险先进个人。8月被地区公安局评为全区公安系统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1998年8月，本所被地区公安局评为全区公安系统抗洪抢险先进集体。
   1998年9月，万云辉同志被评为全省公安机抗洪抢险救灾先进个人，并出席表彰大会，被省厅荣记三等功。
   1998年11月4日，凌晨，白水上陈村顺元（男57岁）被人杀死在家中，本所积极配合市局刑侦破此案，于当日上午将犯罪嫌疑人陈林堂（男21岁）抓获，已处决。
   1999年7月19日，全市派出所改革现场会在我所召开，局领导、各派出所所长及局有关科室负责人50余人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廖海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万细武、地局副局长付信生、三科科长熊金泉等领导到会。会上对我所改革取得得成绩予以肯定，多次提出表扬。
   1999年10月10日，唱凯艾巷村委会刘家村发现一辆被遗弃的桑塔纳轿车，10月11日在万年村发现司机杨伟华尸体，本所全力配合市局刑侦队展开侦破工作，并提供破案线索，及时破获此案，万云辉配合市局刑侦队赴南昌抓获主犯之一熊小林。
   1999年9月10日凌晨，本所抓获98年至99年在昌九公路昌北段制造系列抢劫过往货车司机，杀害河南省一名司机案主犯何文德、何荣德、何建灿、从而破获抢劫案八起，江西电视台对此案进行了报道。
   2000年7月唱凯派出所副所长陈浩然荣升青泥派出所所长，民警丁俊华荣升桐源派出所副所长。
   2000年7月区公安局任命徐勇礼就任唱凯派出所所长、易水安任指导员、乐文峰任副所长、新一任新领导班子正式组建完毕。
   2001年度唱凯派出所抓获逃犯14人，成功破获“2000年9月13日”北保帅家村迎游菩萨杀人案，在所长徐勇礼精心组织安排下，分别在北保村委会帅家村，南昌彭家桥抓获杀人犯帅海南、帅礼平。
   2001年3月，在唱凯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成立“110”治安联防队，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
   2002年3月唱凯派所出改善所容所貌，提高办公条件，将所办公大楼进行维修楼顶设置隔热层，建立新的食堂，种植花草，任所容所貌焕然一新。
   2002年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总队长叶为宝在区公安局治安大队长张东明的陪同下来我所视察工作。
   2002年唱凯派出所在唱凯大道设立社区警务室，城市以荆公路，农村以唱凯为试点在全在区推广。
   2003年9月唱凯派出所所长徐勇礼走向新的岗位，荣升为临川区公安局纪委书记。
   2004年4月区公安局任命刘宏为唱凯派出所所长。
   2004年12月在唱凯派出所所长刘宏精心策划下，成功地在南昌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网上在逃犯何超俊抓获归案，得到了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
   2004年11月刘宏同志被临川区公安局评为“十佳”科所队长，刘晓海同志被临川区公安局评为“十佳”民警。
   2005年3月唱凯派出所顺利通过了省公安厅派出所等级考评小组的考评，由三级派出所晋升为二级派出所，省公安厅颁发了二级派出所荣誉证牌。
   2005年3月23日省公安厅档案馆长在市局游广蔡钦等同志陪同下来唱凯派出所检查档案工作，龚馆长对我所档案管理工作给予肯定的同进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希望我所能扎实按照一级档案管理标准管理好档案。
   2005年6月唱凯派出所将涉嫌故意杀人案的网上在逃犯熊信堂抓获归案，追逃工作效果显著。
   2006年7月临川分局任命涂民强为唱凯派出所所长，钟震为政治教导员。
   2006年度，被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评为追逃工作先进单位。
   2006年度，被临川区唱凯镇评为先进单位。
   2007年12月，余勇斌同志被临川区公安局评为“十佳”民警。
   2007年12月，余勇斌同志被江西省公安厅评为“全省治安系统户籍管理先进个人” 2007年度，被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评为追逃工作先进单位。
   2007年度，被临川区政府评为平安和谐单位。
   2007年度，涂民强同志被评为“抗冰救灾先进个人” 2008年11月余勇斌荣升为唱凯派出所副所长。邹邱伟荣升为鹏田派出所副所长 唱凯派出所现任所长涂民强，男，1965年04月出，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现任唱凯镇派出所所长。1988年至1997年先后在大岗荣山、龙溪、东馆派出所任民警；1997年至2004年任秋溪、温泉派出所副所长，2004年至2006年任青泥派出所所长，2006年至今任唱凯派出所所长。
   第二节 司法 1949年7月县人民政府设置司法科，次年改组为县人民法院，各区设立了人民法庭。至60年代初，唱凯乡境内司法工作由唱凯人民法庭负责。
   1954年各大队都成立了“调解委员会”，协助司法机关调解了不少民事纠纷。乡政府配置了司法助理员，并成立了调解领导小组，归属于乡综治办管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法庭停止工作。
   1973年8月唱凯人民法庭恢复。
   1981年至1984年，在全镇境内开展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兵役法和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教育。
   1985年1月，成立了镇普及法律常识（简称“普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普法办公室，开始实施法制教育和普及。
   法庭历年审理的民事案件，始终是着重进行调解，调解无效的，则遵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及时判决，处理了大量民事案件。此外，唱凯法庭还会派出巡回法庭，镇里设有“司法助理员”，因而及时就地处理了不少民事纠纷。
   唱凯法庭 1955年6月，临川县增设上顿渡、唱凯、东馆等三个人民法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人民法庭被砸烂。1973年1月，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恢复全省各级人民法院机构的通知》，县委作出决定，恢复临川县人民法院。8月，经县革委会批准，先后恢复唱凯人民法院和腾桥人民法庭。2004年被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模范法庭”称号。唱凯法庭先后由吴元发、朱伟然、孔德文、徐信文、何浪福、杨根贤、喻日全、周欣等同志担任正、副庭长。
   唱凯法庭现任庭长周欣，男，1969年7月出生，江西南丰县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96年1月由江西省司法学校毕业分配到原抚州市人民法院桥东法庭、临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工作，1998年4月至2001年3月任临川市法院南站法庭助理审判员；2001年3月至2002年3月任临川区法院经济审判一庭助理审判员；2002年4月至今，在唱凯人民法庭先后任负责人、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副科）。
   一件小小的口角引出一场凶杀案 既无任何的深仇大恨，也没有任何的重大矛盾冲突，一场凶杀案追其原因只是源于口角。2005年6月6日抚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经过千里奔波，从福州公安局的手中把犯罪嫌疑人熊信堂押回了抚州看守所，当犯罪嫌疑人熊信堂再次看到家乡熟悉的土地的时候，他说“我很后悔”。然而，一切都悔之晚矣。
   这件发生在抚州市临川区唱凯镇石头溪村的事情让我们又一次的感觉到，在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路还有多远。
   小口角引发凶杀案 熊信堂，1955年9月14日出生在唱凯镇石头溪村，在他18岁的那年，开始了他的5年的军人生活，从一个打隧道的工程兵到一个养猪兵，他5年的军人生活在平平淡淡中的度过，退伍的第二年，终于又到了唱凯，随后，在唱凯预制厂做事。几年之后就在家种田（兼打鱼）。在村里他是个有名的“穷鬼”没有手艺，经济来源主要是靠种田和打鱼，和妻子离异后，熊信堂就一个人生活。记者从村民中解到，就连他儿子的学费都是由他的前妻出的，熊信堂种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的，并没有粮食卖，打的鱼基本上也只够买菜吃。
   他有七兄妹，他在家排行老三，村民熊某告诉记者：“熊信堂是个很孤僻的人，沉默寡言，没有什么朋友，一般很少和人交往，和亲戚朋友都基本上断绝了关系，甚至和自己的儿女都没有过多的沟通。而且，熊信堂的个性还很好强，如果他有理的事，他就一定要赢，如果谁向他认输，那么，就一点事都不会有，但是如果有事没有处理好他就会记在心上，借机会抱负你，他就是这样一个既孤僻又好胜的人。” 他有一个本家的兄弟叫熊年生，两个人是邻居。熊年生（化名）有过两个妻子，前妻叫万华英，是个有点神精病的女人。但是后来熊年生又看上了万华英的妹妹万子英，后来，熊年生把万华英离了之后又娶了万子英，熊年生的前妻当时和他们住在一块，有时候常会无冤无故的骂熊信堂，于是，两人常会发生口角。后来熊年生对熊信堂说，如果再骂就可以打，所以，去年9月初5，万华英又一次的对熊信堂进行辱骂时，熊信堂就用鱼杆打了万华英。
   当天晚上，熊年生却带了一个本家兄弟到熊信堂家里把熊信堂打了一顿，并把他打伤。不仅如此，第二天熊年生的儿子又到熊信堂家对其殴打。为此，熊信堂为了看伤一共花了2700多元钱，之后，熊信堂就向熊年生索要医药费，但是熊年生对他就屑一顾。为此，村干部对此事进行过调解，但均未成功。直到今年的5月2日，熊信堂再一次向熊年堂索要医药费，惨案就发生在这天。
   半块红砖一条人命 2005年5月2下午的1点多钟，熊信堂到田里去栽花生，并随身带了一把工具刀，大约劳作了个把钟头，熊信堂就从田里回来，途经熊年生的新屋，正好看到熊年生在家睡觉，于是，再一次的提出了医疗费的确问题并态度比较激烈，但是，熊年生并没有答理他，熊信堂向他一次又一次的索要医药费使的熊年生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反感，由此，矛盾越来越深。这时，熊年生很不情愿的从睡的地方爬起来并粗暴的对熊信堂说“你这是骗我的钱，敲诈我。”随后拿起了电话说要报警。熊信堂见此情景想到事情说不成，便要往外走，就在这时候，熊年生随手抓起了放在桌子旁边的一张旧式高椅向熊信堂砸了过去，没有任何准备的熊信堂万万也没有想到熊年生会得寸进尺，还用东西砸他，此时的熊年生还对面部凶狠的对他说“还想走，今天就死在这里。”于是，熊信堂就拔出了腰边的工具刀，两人并开始对打起来。
   从客厅到房间又从房间到客厅，期间，熊信堂的尖刀被打落在地。据犯罪嫌疑人熊信堂交代，当时两人扭打到客厅的时候，熊年生就捡起半块砖头扑向熊信堂。就在这个时候，熊信堂把熊年生推出了屋外，并用一只脚踏住了熊年生，抢过了熊年生手里的那半块红砖，据一位住在熊年生隔壁的一位李女士介绍到，那天下午她在家里睡觉，就听到有人喊“人呢？人呢？”这是熊信堂的声音，李女士听到声音很急，于是，就站在二楼的窗户边望外看，但并没有看到什么，她就下楼站在自己的大门口，正看到熊年生躺在他家的大门外面，头上身上都是血，还在喊救命，熊信堂就站在他的蹲在他的肩边，右手还拿着半块红色的砖头就这样，只听的“咚咚咚”的几声，就看到熊信堂用那半块红砖朝躺在地上的熊年生的头上狠狠的砸去，看到这种场面，当时李女士他们都吓倒了。据李女士介绍，当时，在他旁边还有一位中年男人，见到这样的情，他正要拿起电话来报警，这时候熊信堂便指着他们说“你们要报警，我就要你们死。”于是，那个中年男人感到畏惧而放下了电话。这时候李女士他们又看到熊信堂拿着带血的砖头朝他们走过来，群人见此况纷纷躲避，熊信堂走到李女士房侧的一巷子里，把砖头扔进了一个水沟里，就匆匆忙忙的逃去，几分钟后，李女士在家了里又听到“咚咚咚”的声音，她跑出去一看，原来熊信堂又用了那半块红砖砸了熊年生的头。据村民陈某说“熊信堂从一个巷子了钻出去不到5分钟，又反回到了那里，就到躺在地上的熊年生还会动，便又拾起了半块红砖在熊年生的头上砸过去，直到熊年生不能动弹，并再次威胁他们说不准报警。熊信堂才“安心”的离去。之后，村民看到熊信堂很快从熊年生屋边的一个巷子里逃去。十几分种后，他们有看到熊信堂出现在村口的马路上，这时候他穿的是一件蓝白相见的校服。骑一辆26型的黑色自行车消失在村口。
   逃亡生活 据犯罪嫌疑人熊信堂后来交代，自从5月2日熊年堂杀死熊年堂之后，就在当天下午，他回到家先到家把脸和手上的洗净，然后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走，就开始了他一个月的逃亡“旅途”，从石溪村消失之后，由于匆忙逃生，逃到丰城后，在丰城找了一家小医院，把和熊年生在打架过程中被刀割破的右手看了。然后转吉安，在那里买了一个挎包，看的出熊信堂为逃亡的旅途做好了周全，于是，再到了广州，在广州时他想到自己所在之地已远离了让恐慌和伤心的石溪村，考虑到“维系残生”所须的费用，于是在那里学了几天的手艺，几天之后，感觉到广州的环境不是很好，于是，又离开了广州。经过了重庆到了福州，6月3日刚刚到达福州就被当地的警察抓获。就这样在外潜逃一个多月的熊信堂终于落网。于6月6日交于抚州警方处理。
   采访手记： 一件小小的口角引出一场凶杀案的事情在全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频频发生了？不久前，在某地一个叫仙游县的地方，也是由于邻居之间发生口角，就引发了一起用斧头杀人的案件。
   长期以来，一些不发达的地区，特别是落后的山村地区，群众的法律意识一直很淡薄，不能在矛盾的处理过程中冷静、理智的思考，更少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往往他们的利益一旦受到了威胁，就很容易忽视法律的约束，淡漠了道德的规范，轻视了人间的真情。在情绪中过激走向乐激端，最终，在某一时刻泯灭了人性，造成了伤害引发了惨案。
   目前，在我们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无论是人与人，还是人与物，物与物，都应本着一种和谐的原则达到一种相处的默契，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若能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事物；以积极的态度去把握好利益的取舍树立好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么，“和谐”的社会理想就不会离我们很远。 （摘自某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