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抚州地区私家办学起于何时，不可考，具体情况也种种不一。有因贫穷以办学谋生的：如宋南城人童蒙，官至知州，未中科举时，家中很贫困，曾招收小儿教学以自给；南城人李觏，自幼贫困寒落，未做官之前，以教学糊口。有富户慷慨捐资办学的：如明新城（黎川）人杨振邦，捐建西城义塾，有学田48亩供办学之资；南城人章前峰，捐建章氏义塾，家族子弟都集中在这里学习，邻里愿意来读书的，也可就读；清金溪人朱纯生开设云林义塾，王防英开设养正义塾，黄孝忠开设涂坊义塾，李映华开设源头义塾。有学业专精，招收门生弟子的：如宋抚州艾性，精通经学，尤其对《诗》有专门研究，“阖门教授，执经者盈门”；临川县邓名世，精通史学，弟子们手执《春秋》向他求教。也有无意仕进的学问大家，时人仰慕，争来就学的：如元末金溪举人吴仪，博极群书，隐居避乱，远近学者争到他门下就读；金溪举人王颐贞，因时世艰难而不愿为官，建屋招收弟子，背着书箱来求学的，不远千里而至；明崇仁人吴与弼，十九岁弃举子业，尽读四书五经、洛闽诸《录》，亲自耕种，自食其力，追随他的弟子甚多；明末秀才南丰人谢文洊，在明亡之后，建堂于县城西面的程山，讲学其中，远近读书人争着拜他为师。还有在职官吏，私人授徒的：如明临川知县张采，崇祯年间进士，与陈际泰、艾南英等名士，昌明古学，尊尚名教，临川读书人都愿拜在他的门下。更有官员退休或罢官归山，讲学不倦的：如明金溪人王蓂，以浙江提学副使之职退休而归，与同乡洪壮山、黄卓峰、吴疏山等，共同举办翠云讲会，学者对他极为推崇；临川人揭轨，洪武初年因明经得为知县，任满归乡，作杏花春雨亭，教授门生；临川人陈九川，以太常博士之职退休，于是周游名山，到处讲学，深得好评；临川人易文，做过高淳县丞，归乡后，著书讲学，生徒云集；东乡人徐良傅，嘉靖年间进士，因上书言事被罢官，盖房在岘台下，以古文法教授乡里之人；乐安人曾维伦，以嘉兴府同知之职退休归乡，闭门讲学，至老不倦；南城人吴毅，洪武初年以博士之职退休而归，教授乡里；南城人夏良胜，正德三年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因上书规劝皇帝被杖罢官，归乡后，教授生徒；黎川人何垕，曾任工部员外郎，告老还乡后，在家聚众讲学，追随他的学子甚多。
私家所办学堂，统称学塾，其形式有“义学”、“坐馆”和“私塾”之别。由富家或宗族出资请塾师在公共地方教学的，叫“义学”，如清金溪县邓应台建有晹田义学，刘敏学、刘德昭建有溶坊义学，其目的均为教授族中子弟；由官绅富户独资或合资请塾师上门教授的，叫“坐馆”；学生到塾师家去读书的，叫“私塾”。其中私塾是普通百姓接受基础教育的最常见办学形式。学塾按程度又可分两类，一类专教蒙童的叫蒙馆，是学塾中的启蒙学校；一类是更高一级的叫经馆，是学塾中的高级学校；但也有一些学塾，蒙馆、经馆合为一体，同时容有程度高低不同的学生。各学塾招生人数，有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不等，采取的是个别教授的方式。
蒙馆学生大多七八岁入学，以农家子弟居多。蒙馆教师一般要有秀才资格。课程分读书和习字。所读教材为《三字经》、《千字文》、《四书》等；其中《三字经》为入门者人人必读的一本书。如是女生，则读《女儿经》。各书基本读遍，将来欲升学者，加读《五经》及《千家诗》，不欲升学者，加读《日用杂字》《幼学琼林》之类。习字最先写“上大人”，其次写“六十花甲”或五言绝
句，再次写《百家姓》。学生一般每日上下午读书，中午写字。先生对教材基本不予讲解，只要求背诵。对写字则很注重，由填红到映模到临帖，督课甚严。背书写字凡不合格者，时遭体罚。蒙馆学习无固定年限，随儿童家长的志愿，读一两年、三五年、七八年的都有。每年分三个学期或五个学期，放假一般在春节、清明、端午、重阳等节气前后。
经馆学生一般都上了十几岁，甚至二三十岁，读过几年书，以富家子弟居多，目的多为投考儒学。经馆教师最低要有廪生资格，一般由贡生充任，亦有少数举人。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其它还有《古文观止》、《御批通鉴辑览》之类。课程分读书、讲书、作文。经馆不设习字课，以作文代习字。教学安排，一般早晨、下午读书，上午塾师开讲，学生回讲，晚上要求学生读书背诵；逢三、八作诗，二、五作文，但也没有一定。反复训练的是八股文、试帖诗，以求应考童试，进入县学或书院，参加科举。经馆学生学习亦无固定年限，或三年五年，或一年半载，听学生自由出入。一年之内，分三个学期或两个学期，随各地习惯而定。
学塾一般都订有详细的塾规，要求学生“言须垂手而立，坐须端正其身，弗莫嬉戏打闹，弗莫左顾右盼”。塾师备有戒尺，对违规学生或学业不佳者，轻则罚站、留堂（留在塾中，不准回家），重则罚跪、鞭笞，鞭笞即用戒尺打手心或臀部。
塾师薪俸没有规定，面议解决，有以稻谷计的，有以银两计的，且因各地贫富不一而多寡悬殊。经馆塾师的学俸要高于蒙馆塾师。如清末，不少蒙馆学生交学金为3—10块银元，经馆学生的学金则是蒙馆的2至3倍。塾师一般由家长轮流供膳或东家包饭，也有由学生供柴米油盐，教师自炊的。逢年过节，学生需送节礼，不外禽肉蛋油糕点之类。
抚州地区私塾之盛，首推清代，清抚州11个州县均有数量相当的私塾，星星点点，遍布城乡。如广昌私塾，清末多达百余所，驿前张希增，塘坊饶绪传，尖峰高光莲，赤水黄炳群、谢芝生，杨溪应作霖、张儒香、王家敬及新安下坪吴锡光等人所办私塾，均享名当时。这些私塾大多一校一师，收费低廉，条件简陋，但对文化普及，功不可没。私塾这种办学形式，延至民国仍有发展。如崇仁县，清末民初仅余私塾7所，塾师7人，学生120人，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私塾增至47所，塾师52人，学生639人。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私塾纷纷改造成民办小学，私塾方退出教育舞台。
私家所办学堂，统称学塾，其形式有“义学”、“坐馆”和“私塾”之别。由富家或宗族出资请塾师在公共地方教学的，叫“义学”，如清金溪县邓应台建有晹田义学，刘敏学、刘德昭建有溶坊义学，其目的均为教授族中子弟；由官绅富户独资或合资请塾师上门教授的，叫“坐馆”；学生到塾师家去读书的，叫“私塾”。其中私塾是普通百姓接受基础教育的最常见办学形式。学塾按程度又可分两类，一类专教蒙童的叫蒙馆，是学塾中的启蒙学校；一类是更高一级的叫经馆，是学塾中的高级学校；但也有一些学塾，蒙馆、经馆合为一体，同时容有程度高低不同的学生。各学塾招生人数，有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不等，采取的是个别教授的方式。
蒙馆学生大多七八岁入学，以农家子弟居多。蒙馆教师一般要有秀才资格。课程分读书和习字。所读教材为《三字经》、《千字文》、《四书》等；其中《三字经》为入门者人人必读的一本书。如是女生，则读《女儿经》。各书基本读遍，将来欲升学者，加读《五经》及《千家诗》，不欲升学者，加读《日用杂字》《幼学琼林》之类。习字最先写“上大人”，其次写“六十花甲”或五言绝
句，再次写《百家姓》。学生一般每日上下午读书，中午写字。先生对教材基本不予讲解，只要求背诵。对写字则很注重，由填红到映模到临帖，督课甚严。背书写字凡不合格者，时遭体罚。蒙馆学习无固定年限，随儿童家长的志愿，读一两年、三五年、七八年的都有。每年分三个学期或五个学期，放假一般在春节、清明、端午、重阳等节气前后。
经馆学生一般都上了十几岁，甚至二三十岁，读过几年书，以富家子弟居多，目的多为投考儒学。经馆教师最低要有廪生资格，一般由贡生充任，亦有少数举人。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其它还有《古文观止》、《御批通鉴辑览》之类。课程分读书、讲书、作文。经馆不设习字课，以作文代习字。教学安排，一般早晨、下午读书，上午塾师开讲，学生回讲，晚上要求学生读书背诵；逢三、八作诗，二、五作文，但也没有一定。反复训练的是八股文、试帖诗，以求应考童试，进入县学或书院，参加科举。经馆学生学习亦无固定年限，或三年五年，或一年半载，听学生自由出入。一年之内，分三个学期或两个学期，随各地习惯而定。
学塾一般都订有详细的塾规，要求学生“言须垂手而立，坐须端正其身，弗莫嬉戏打闹，弗莫左顾右盼”。塾师备有戒尺，对违规学生或学业不佳者，轻则罚站、留堂（留在塾中，不准回家），重则罚跪、鞭笞，鞭笞即用戒尺打手心或臀部。
塾师薪俸没有规定，面议解决，有以稻谷计的，有以银两计的，且因各地贫富不一而多寡悬殊。经馆塾师的学俸要高于蒙馆塾师。如清末，不少蒙馆学生交学金为3—10块银元，经馆学生的学金则是蒙馆的2至3倍。塾师一般由家长轮流供膳或东家包饭，也有由学生供柴米油盐，教师自炊的。逢年过节，学生需送节礼，不外禽肉蛋油糕点之类。
抚州地区私塾之盛，首推清代，清抚州11个州县均有数量相当的私塾，星星点点，遍布城乡。如广昌私塾，清末多达百余所，驿前张希增，塘坊饶绪传，尖峰高光莲，赤水黄炳群、谢芝生，杨溪应作霖、张儒香、王家敬及新安下坪吴锡光等人所办私塾，均享名当时。这些私塾大多一校一师，收费低廉，条件简陋，但对文化普及，功不可没。私塾这种办学形式，延至民国仍有发展。如崇仁县，清末民初仅余私塾7所，塾师7人，学生120人，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私塾增至47所，塾师52人，学生639人。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私塾纷纷改造成民办小学，私塾方退出教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