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
抚州地区位于江西省东部，东邻福建，靠近闽南“金三角”经济区，南接赣州市径达广东，西近京九铁路与吉安、宜春相连，北临鄱阳湖与南昌和鹰潭两市接壤。南北长222公里，东西长169公里，总面积1.88万平方公里；全境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赣抚平原纵卧其北，河港交叉，土肥水美，辖1市10县（2000年10月，抚州地区建制撤消，改设地级抚州市，原临川市改临川区，其余10县名称不变）202个乡镇、5个街道办事处，共22个民族，总人口380万，其中农业人口300万。行署驻地临川市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距省会南昌市100公里。
自古至今，抚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闻名全国的“赣抚粮仓”，为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之一。除盛产稻米之外，抚州西瓜、南丰蜜桔、广昌白莲和茶菇、崇仁麻鸡、东乡瘦肉猪和绿壳神蛋等土特产誉满神州。抚州人礼于诗书，秀而能文，以诗书求闻达，弃自守而进取，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才子之乡、文献之邦”闻名遐迩。
二
抚州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教育渊远流长。汉初，设立最早的县治南城县后，抚河流域的经济开始得到相应发展，随之出现私学。三国以后，私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抚州地区的官学始办于唐，总章二年（669年），朝廷诏令抚州、南城设立文庙，开重教之风。宜黄人罗坚赠田于棠阴建湖山书院，首开抚州创办书院之先河，随后，书院逐步得到发展，但官学的兴办仅限于临川、南城、崇仁、南丰等少数县，难以满足科举求仕的广大士民阶层的需求，私家书院有所发展。宋代，抚州地区境域分为抚州和建昌两个郡（州）级建制，朝廷大兴教育，诏令“各州县皆立学”，抚州教育进入繁荣发展时期。除抚州府学和建昌军学外，各县县学先后创办，私家书院剧增，抚州地区见诸史册记载的书院达40所，成为江西书院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曾巩创办的兴鲁书院最为著名。由于官学发达，朝廷颁定学额，设立学官，州县拨给学田，极力扶植，即使是一些偏远落后之邑，也设立了私家书院。据统计，宋代抚州共有进士1419人，按九县计，平均每县150余人。这一时期，抚州官学、书院、私塾空前兴盛，乐史、晏殊、王安石、李觏、曾巩、陆九渊等一大批全国闻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散文家，在宋代的政治、文化教育舞台上争奇斗艳，弄潮争雄。仅唐宋八大家中，江西有三，抚州地区就占其二，为抚州地区赢得了“临川才子”的美誉。抚州地区的教育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宋末，元军进入江西，不少书院因战争焚毁，教育发展步入低谷。元统一全国后，全区府学、县学先后恢复。朝廷下令乡村凡五十家立一社，每社立学校1所。各地开始创办社学。元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下诏恢复科举，并加强了对学校的管理，设立儒学提举司，对书院委派山长，授予官衔，督察考课，书院开始逐步官学化。同宋相比，元书院大为减少，但抚州地区
依然培养出了吴澄、虞集、何中、危素、朱思本、陈自明等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医学家。
明代，府县学、书院继续发展。抚州地区书院比元代大为增加。正德年间，李梦阳任江西提学副使，对社学大力整顿，积极倡导，各县社学远超元代，抚州教育呈现出可同宋代比肩的新气象。以书院发展为例，全区书院40余所，仅广昌县就有9所。书院教育的发展，为抚州培养了一批闻名全国的教育家、理学家和军事家如吴与弼、罗汝芳、汤显祖、聂大年、吴伯宗、徐良傅、艾南英、徐奋鹏、龚廷贤、谭伦等，他们的出现为抚州的文化教育和历史文明争光添彩。
清承明制，各地仍设府县学校，抚州地区的书院也在继续发展，乾隆以后，数量超过明代，达60余所。但是，朝廷不断加强对学校的管理，限制师生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屡兴文字之狱，妄杀无辜。宋代书院中自由论辩的空气和明代书院中批评时政的清议不复存在。从科举情况来看，明清两代，即从洪武四年（1317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间，全国共举行了203次（科）考试，有51624人中进士，江西有4988名，其中抚州府484人、建昌府425人，特别是临川（198人）、南城（153人）、金溪（130人）等县的进士数量进入全省前10名。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朝廷下令废除八股文，书院教育逐渐被新型的学堂所代替，各地书院纷纷改办为学堂，南城县率先响应，将凤岗书院改建为南城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其后，泸溪（资溪）、临川、金溪、东乡、崇仁、南丰、宜黄、乐安、新城（黎川）等县纷纷创办官立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抚州知府将抚州城内的兴鲁书院改建为抚郡中学堂（后改名抚州中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建昌府也创办建郡中学堂（后改名建昌中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黎川县钟贤、石峡两地富绅各创私立小学堂1所，私立小学堂也随之大兴。这一年，科举制度被废止，新学创办呈蓬勃之势。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抚州府有中学堂1所，公、私立小学堂32所，建昌府有中学堂1所，公、私立小学堂19所，近代教育制度开始在抚州地区初具规模。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年至1911年），南城、乐安、临川、崇仁等县先后创办女子小学堂，抚州创办私立毓灵女子初中。女子学堂很快在全区各县发展起来。中小学教育在办学宗旨上，虽然是忠君尊孔的老一套，但开始面向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在教学内容上，注重经学和国文，但也开设了各种现代课程，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才干。这一时期，抚州的书院教育尽管受到较大制约，但同样培养出了李来泰、李联琇、谢本量、乐嗣青、李瑞清等一批杰出人才。
随着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在抚州也开始起步。最早的职业中学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东乡的蚕桑学社和临川的抚郡医学堂，前者教民学习养蚕技术，后者传授中医。翌年，抚州府开办初级师范学堂，后又创办师范传习所，嗣后东乡、崇仁也先后开办师范传习所，培养小学师资。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规定学堂改称学校，废止读经，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推动了抚州地区教育的发展，但江西很快被北洋军阀所割据，军阀混战造成教育经费短缺，各县公办小学处于维持阶段，唯私立小学的发展仍然很快。抚州师范学堂改为省立抚州师范学校，后又改名为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14年，省政府变更了全省行政区划，府立中学一律改为省立，全省共设九校，抚州中学改为省立第七中学，建昌中学停办。1916年，抚州六县创办公立昭武甲种农业学校，以传授农业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为目的，为完全的普通实业教育，1926年划归省办，改为江西省立抚州农业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抚州各校积极响应。5月中旬，在省立第三师范学生发起下，省立七中、昭武农业学校、毓灵女校和三师附小、临汝小学等校学生代表，成立“赣临学生联合
会”，发动县城学生于5月14日罢课一天，1200多名学生在城内府学前洗墨池集会，声援“五四”运动，通电支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7月间，学生又在抚惠堂连续演出《安重根剌伊滕博文》、《蔡锷脱险》等剧目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观众近3000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抚州教育出现一系列改革，各校推行国语教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教材增加了反映民主、科学精神的内容，教学方法开始提倡启发式，反对注入式。1922年，小学开始实行四二分段的初、高二级制；中学实行学分制和选科制，高中分设普通科和职业科。1924年，省立三师和省立七中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革命思想在学生中迅速传播。1926年，北伐军攻打临川，学生们自动组织起来，主动与北伐军联系，探听敌情，张贴标语，协助作战。1927年8月，“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抵达临川，一批学生投笔从戎，加入起义大军。
1929年至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南丰、乐安、宜黄、广昌、黎川、资溪、崇仁等县先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和发展教育。苏区教育的总方针是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劳苦群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各根据地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积极开展小学教育、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大众教育、专业教育。以广昌为例，据1932年统计，广昌县头陂、新安、尖峰、长桥、赤水、长陂、巴口、甘竹、青桐等10个区共建列宁小学68所，入学儿童2259人，除地主豪绅子女外，凡人学读书者一律免收学费，广大劳苦群众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广昌苏维埃政府还大办农民夜校和农民识字班，开展多种形式的扫盲活动，使大批农民得以脱盲。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苏区沦入国民党之手。苏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尽管不长，但其留下的诸多宝贵经验，为新中国建立后抚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反共“围剿”，对教育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各校建立了训育制度，小学、初中实行童子军训练，高中实行军事训练。在占领区（苏区）推行“特种教育”，大办中山民众学校。抚州中小学教育发展缓慢，公立小学经费不足，大批学童流入私立学校或学塾。1935年后，各县推行保学制度，以所在保为施教范围，全保民众为施教对象，每保设保学1所，若干保设保联中心小学1所，发展了成人识字教育和初小教育。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入侵给抚州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的摧残。战争使教育经费陷入极度困境；日军的烧杀掠夺和轰炸使大批校舍和教学设备惨遭破坏，其中临川、金溪、南城等县损失尤重；大批学校被迫迁移，师生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如省立临川中学高中部迁光泽县天后宫，初中部迁金溪县项山寺，继迁黎川县安圣寺，后高中部又迁黎川县下桥村，直到抗战胜利后一年，初、高中才全部返回原址。
1939年，根据省教育厅制定的《江西省提前实施国民教育办法大纲》，抚州各县开始将原有保学和乡镇中心小学逐步改办为保国民学校和乡镇中心国民学校，两校均设儿童部和民教部，以发展国民教育。根据《中学教育改进计划》，各县陆续创办县立初级中学，至1944年，全区中学发展到19所，其中省立完全中学2所，联立初中1所，县立初中11所，私立中学4所；加上外地迁入抚州的一批中学，抚州地区的中学数量大增，中学生数量也大增。同时，各县根据需要开办了乡村师范和职业技术学校。1939年，省教育厅在夏布特产地宜黄县棠阴乡创办省立制麻初级实用职业学校。1940年，东乡创办县立女子职业学校，招收女生，既学文化，又学编织技能。1943年，宜黄开办县立农林职业学校，黎川也办起县立初级农业学校。1944年，省教育厅在南丰县开办省立南丰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开设园艺科、农艺科。由于学生毕业后缺乏出路，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员始终不足。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外迁的学校陆续返回原址。1946年，根据《江西省实施国民教育第二次五年计划》，省立临川实验小学划归县办，各县将一批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国民学校和中心国民学校定为示范国民学校和示范中心国民学校，并积极发展私立小学。全区各城镇小学均办起幼稚班或幼稚园。各地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也积极开展恢复整顿工作。然而时隔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教育经费再度陷入紧张，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况愈下。1947年5月，上海、南京、杭州6000多学生在南京示威游行，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要求，临川中学、临川女中及各县立中学也纷纷响应，罢课，罢教，上街游行，张贴标语，散发宣言。这以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一天天临近崩溃，很多学校关闭，教师失业，学生失学。至1949年上半年，抚州地区各类小学仅1624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0%，各类中学仅14所，在校学生2500余人；幼稚园仅2所，在园幼儿47人。
民国时期，抚州教育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但傅烈、李井泉、舒同、李世璋、饶毓泰、游国恩、萧涤非、朱仙舫、丁渝、余瑞璜、程孝刚、邓从豪、吴式枢、艾兴等一批学子，或积极投身革命，或专心教学研究和科学技术事业，成为中国革命和教育史上耀眼的星辰。
1949年5月，抚州解放，抚州教育从此揭开新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省人民政府《江西教育改革方案》，抚州地区新生政权开始接管并改造各级各类学校，废除训育制度，取消公民、党义、军训等课程，开设政治课，加强劳动教育。1950年，农村实行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发动群众自筹经费办学，加快了村学恢复和发展的步伐。1951年，各地执行优待工农子女入学的政策，工农文化补习学校、职工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遍地开花，工农子女入学人数剧增，全区开办冬学扫盲识字班2000余个，学员5万多人，扫盲识字运动出现了一个高潮。1952年，各地完成了对教会小学的接管，私立小学也逐渐由政府接办。1952年底，全区小学增至2400所，在校学生13.6万人；全区有中学12所，在校学生3700余人，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小学生的最高入学人数。根据省政府关于各专区设1所师范学校的规定，南城师范并入临川师范，校名为江西省临川师范学校，1958年更名为抚州师范学校；其它简易师范或取消，或改为简师班，设县立中学内。原临川县立辅仁农业职业学校停办，师生并入省立临川联合中学。省立宜黄制麻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省立南丰高级农业职业学校、金溪县惠民农科职业学校也先后停办。
1953年至1957年是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抚州地区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时期。各校大力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教学经验，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加强教学研究工作，改进课堂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课业负担。1956年，在稳步发展公办小学的同时，农村民办小学得到大力发展，其中宜黄县群众办学的成绩尤为突出，85%以上的自然村设立了学校。到1957年，全区民办小学发展到1160所，在校学生近3万人。农民、职工和市民扫盲工作也蓬勃开展，各地大办冬学，采取开办早班、晚班、送字上门、田头教学等多种形式，扫除青壮年文盲，取得显著成绩。同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各校据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包括缩短学制、精减教材、改革教法，重视劳动，加强实践等。
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全区中小学校和学生人数呈现“跃进”势头。5月，村办小学遍地开花，全区小学增至4576所，在校小学生发展到24万多人，很快就实现了小学教育的普及。临川、南城、南丰、崇仁、广昌等5县办起师范学校。全区先后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0所，创办农业学校89所，在校学生5000多人。1960年，幼儿园发展到3389所，托儿所1万多个，共招收幼儿17万多人，全区学龄前儿童入
园入托率达83%，创空前记录。各地初中和完中也大量增加，不少小学戴帽附设初中班，初中戴帽增办高中班，全区共有初中66所，完中16所，在校中学生2.2万人。中小学生在“大跃进”热潮中，支援“大炼钢铁”，大搞秋收秋种，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能保证，教师的主导作用难以发挥，课堂教学受到严重冲击。黎川、乐安、宜黄、资溪、金溪亦先后开办师范学校，全区师范学校增至11所，在校学生2594人。中等职业学校数量也猛增，金溪县办起农业中学10所，宜黄县一周内创办农业中学33所，临川县后来居上办起农业中学97所，翌年调整为26所，南丰、广昌也先后办起农业中学共21所。各县（市）还陆续开办卫生学校、技工学校、文艺学校，但这些学校大多办办停停，持续时间不长。
1961年至1963年，全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工作进入调整时期。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各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在“反右倾”、“拔白旗”运动中受到伤害的170多名干部、教师进行甄别平反；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颁布的《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全区2所中学和16所完小被定为省重点中小学；调整全区中小学校的规模与布局，部分条件太差的民办小学被停办，一些公办小学转为民办小学，部分公办教师转为民办教师。幼儿园大批停办。农村一些不具备条件的戴帽初中被撤销，农业中学大量减少，师范学校只保留抚州师范学校1所。根据省教育厅颁发的教学安排意见，调整了中小学教学和劳动时间，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各校按教学规律办事，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重又在中小学恢复生机。全区的教育事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4年，根据中央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指示，全区在办好全日制中小学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办学，大办耕读学校。至1965年，全区共有耕读小学3500余所，耕读中学60所。抚州市办起建筑工读学校、蚕桑学校，地直机关办起抚州地区农业职业学校，东乡县办起职业技术学校；抚州市、资溪、东乡等县增加了5所共大，全区共大发展到14所。各县（市）还大办农业中学，全区农业中学达到363所，在校学生3万多人。不少社队办起农民业余学校，利用农闲开展扫盲和业余教育。全区农民学员6.9万人，比1962年增长6倍，其中常年夜校学员1.7万人。至1966年，全区中小学普及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连续三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稳定在80%以上，并逐年增长。全区有小学6000余所，为1949年的4.5倍，在校小学生30万人，为1949年的6倍。中学教育也稳步发展，全区有初中46所，为1949年的4.5倍，在校初中生1.4万人，为1949年的7倍；有普通高中14所，为1949年的7倍，在校高中生3000人，为1949年的10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大批干部、教师被揪斗，学校停课，学生外出串联，教学设施被损坏，正常的招生考试制度被废止。1968年，5000多名中小学教师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占全区中小学公办教师总数的60%。此后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陆续进驻学校，管理教育。根据省革委会关于“小学不出生产队，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的指示，各地迅速扩大办学规模，全区小学增至7232所，比1966年增加1100多所；一大批队办小学戴帽办初中，公社初中升级办高中，普通中学增至288所，是1965年的4.5倍。中小学数量的激增，造成教师奇缺。一些地方便将小学教师调去教初中，初中教师调去教高中；城市里则选拔工人上讲台，农村小学吸收大批民办教师，全区民办教师发展到1967年的1.8万人，占小学教师总数的74%，学历不合格教师占半数以上。1969年，各地贯彻“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改初、高中“三三制”为“二二制”，改升学考试为推荐选拔。根据省革委会要求，实行学校体制改革，农村中、小学下放社队办，大中专
学校进行撤并搬迁。各县（市）耕读中学、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和大批民校先后停办，工农业余教育和扫盲工作断断续续。随着学校的撤并搬迁，全区有10多万平方米校舍被厂矿机关占用，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实验仪器丢失损坏。
1973年至1975年，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对各项事业进行整顿，抚州地区的教育事业重又呈现生机。被占校舍陆续退回，抚州师范（时名抚州地区五七教育学校）、抚州卫校返回原址，下放教师开始上调，中小学逐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研工作和教学质量受到重视。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在农村广泛开展。根据中央“城市要进一步搞好厂矿企业办小学和街道办学”的指示，全区厂矿企业办小学增加到62所，在校学生1万人。不少学校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校长制，取消连排建制，恢复班级制，高校招生试行推荐和考试相结合。不久，全国大批“复辟回潮”和“师道尊严”，否定文化学习，教学质量重又下降。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7年，中共中央推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教育的“两个基本估计”（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建国后17年的学校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的），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全区有1100多人通过考试升入高等学府。考试制度的恢复极大地激发了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情，也使教育界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陆续撤出学校，学校领导班子得到整顿，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地、县（市）成立教育系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先后平反教师中的冤假错案1397起，涉及教师近1400人，退还被占房屋、被抄财物，补发被扣工资，有步骤地解决教师夫妻分居、住房、民师转正、教师入党等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把教育当作经济工作一样来抓，不断地改造中小学危房，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业务水平，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事业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从1979年开始，全区按照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认真贯彻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调整教育结构，普及初等教育，整顿教育秩序，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行署制定了《抚州地区普及小学教育规划》。各地大搞集资建校，消灭学校危房，调整学校网点布局，增加各种教学设施，整顿民办教师队伍，加强中心完小建设，发挥中心完小在普及教育中的示范作用。各乡镇设立小学教育辅导站，以社队为主抓入学率，以学校为主抓巩固率，以教师为主抓合格率。1985年和1986年，全区深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加快义务教育的实施，12个县（市）实现小学教育的基本普及，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6.6%，巩固率为97.1%。1988年，全区有40个乡镇依法宣布实施小学义务教育，其中在全县（市）范围内宣布实施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抚州市、资溪县、南丰县。在巩固普及小学教育成果的同时，各地大力发展初中义务教育。1990年，抚州市在全省第一个宣布实施初中义务教育。1992年，全区有初中211所，在校学生14.8万人，初中入学率73%，巩固率98%，走在全省前列。各地贯彻公办和民办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加快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从80年代开始，全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教学改革，狠抓普及义务教育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在黎川和南丰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按照“压缩网点、调整专业、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大力调整中小学网点布局，扩大办学规模；改革重点高中招生工作，建立同类学校竞争机制；先后从外地引进教改实验项目25个，自创教改实验项目23个；开设小学英语和计算机教学实验班；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制度，小学毕业生就近直升初中，取消了小学百分制成绩报告单制度，推行
等级加评语的素质报告单制度；改革办学体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承办非义务教育；坚持举办两年一次的中小学艺术节，积极开展科技教育，加强社会实践和兴趣小组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全区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发展。到2000年，全区有10个县（市）的“两基”工作达到省政府规定的检查评估标准，“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4.1%；建有教育电视台10个，电视收转台4个，教育电视有线台9个，教育卫星地面接收站37个，教学放映点268个，卫星电视教育网络覆盖率为85%，远距离教育和现代化网络教育迅速进入中小学校；全区11个县（市）的教学仪器、音体美器材、图书资料建设达到省教委规定的实验教学普及标准，全区中小学共新建实验教学楼561栋，实验室768间，仪器储藏室2559间，地区教委直属4所中专和全区14所重点中学的教学仪器均按标准配齐，教学仪器设备价值2884.53万元，图书资料621万册。
全区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保证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从1984年开始，加大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力度，先后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参加教材教法合格证考试、中等师范教育自学考试、文化合格证考试、卫星电视师范学习、专业技能技巧竞赛、优质课评比竞赛等活动，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全区11个县（市）先后创办了教师进修学校，分期分批培训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大批师范院校毕业生进入学校，教师的学历水平明显提高。在全区范围内实行教师聘任制和教师轮流下派农村任教制度，精简教育管理人员，清退编外民办教师，定岗定编，择优聘任，竞争上岗；改革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实行“分类排队，量化计分，择优评聘”。到2000年，全区有小学教职工23423人，其中专任教师22682人，学历达标率为95.2%；初中教职工11779人，其中专任教师10654人，学历达标率为94.1%；普通高中教职工2644人，其中专任教师2480人，学历达标率为44.4%。全区大、中学校获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有2240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1583人。同时，通过“堵、招、转、辞、退”等途经，民办教师由1979年的1.9万人下降为2066人。
在大力发展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各级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多方筹措建校资金，特别是实施“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以后，各级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办学热情空前高涨，农村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中小学危房改造和校园建设取得显著成绩。1983年以来，群众集资建校高潮叠起。1984年，南城县集资建校工作成绩显著，受到教育部表彰。此后，各县（市）狠抓学校危房改造工作，积极实施校园建设“六配套”（即教学和行政用房、生活用房、卫生设施、运动场地、围墙和校门、道路和绿化环境等配套）。1993年，行署实施“两基”达标验收制度，各级政府多渠道筹措危房改造资金，积极争取港澳台同胞的支持，新建了一批“希望学校”。1998年至2000年，行署抓住特大洪涝灾害和东乡县王桥中学厕所倒塌事故的机会，大力实施救灾复校工程，全面改造中小学危房。到2000年底，全区中小学校园占地面积25187.74亩，校舍建筑面积328.13万平方米（中学142.93万平方米，小学185.2万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5.36平方米（其中中学生人均7.19平方米）。村完小以上中小学校2027所，已实现校园建设“六配套”的学校2023所。
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是教育整体改革的重要内容。1984年，地区教育局下发《关于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的意见》；1985年，地区教育局制发了《抚州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规划》，全区的普通高中由过去的119所调整至67所，农职业中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到农业初中11所，职业高中17所，共大9所，初步形成了与产业结构相配套的职教网络。黎川职校的陶瓷专业、南丰职校的蜜桔加工专业、临川职校的建筑专业、东乡职校的食品加工专业办得很有特色。1990年，行署下发了《抚州地区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实施方案》，在16个乡镇开展了“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试点工作，其中南丰、金溪、临川、东乡等县的“燎原计划”示范乡初见成效。1992
年，地区教育局制发《抚州地区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3696”工程实施方案》，各地大力发展燎原广播电视教育，开办实用技术培训班，抓好科技兴农示范乡、示范村、示范户。黎川、资溪、南丰等3县被定为全省“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1994年，地区农村职业教育中心改为抚州地区经济贸易中等专业学校，崇仁师范学校改成抚州地区工业学校。全区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占整个高中阶段招生数的41.3%。黎川县成为全省“农科教结合”的先进典型，并在全国有关会议上介绍经验。1995年以后，全区普通高中进行了压缩，部分职业高中改办为职业中专。1999年，行署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通知》，要求以县（市）示范性职业学校为龙头，以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以下简称乡镇农校）为重点基地，着力抓好11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办好100所示范性乡（镇）农校；县（市）示范性职业学校和乡（镇）农校重点扶植带动10个专业村、1000户科技示范户，并辐射10000户农民运用科技致富。全区职业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普通中学高三、初三分流，普教与职教相互渗透成为职业教育的新模式。到2000年，全区共有普通中等专业学校7所，在校学生7000人，职业高中16所，在校学生5800余人。初中实施分流的学校127所，分流学生4800多人；高中实施分流的学校19所，分流学生1200多人。
在大力发展普通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的同时，成人教育也迅速发展。1979年，地区革委会下发《关于大力开展扫盲工作的通知》。1980年，地区工农教育委员会颁发《抚州地区1980—1985年农民教育规划》。是年全区有工农高等业余学校3所，工农中等业余学校30所，工农业余中学40所，各地还办起大量扫盲夜校，扫盲工作再次掀起高潮。各县（市）对未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的职工进行补课，开展职工文化统考。成人中、高校也有发展。1981年以来，先后创办抚州地区公安干部学校、粮食职工中专学校、农行干部学校、政法干部学校、经管干部学校、商业干部学校、税务干部学校。1984年后，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抚州分校和抚州职业大学先后创办。各地陆续开办高等、中等教育自学考试，举办党校干部培训班，分期分批轮训在职干部职工。到2000年，全区有成人高校1所，成人中学6所，成人技术培训学校579所，成人初等学校1332所，205个乡镇均办有1所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绝大多数行政村也办起农民技术学校。经检查验收，全区11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青壮年非文盲率为97%。
抚州地区普通高等教育起步较晚。1958年，抚州地区创办了工业、农业、师范三所专科学校，1959年合并为赣东大学；1962年赣东大学撤销，只留抚州地质专科学校，1982年改名为华东地质学院。1977年，抚州师范改办为江西师范学院抚州分院，后称抚州师范专科学校；1978年，抚州卫校改办为江西医学院抚州分院。到2000年，全区共有普通高等院校3所，即省属华东地质学院、江西医学院抚州分院，地属抚州师范专科学校。
从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抚州地区共计培养小学毕业生220万，初中毕业生113万，高中毕业生28万，中专毕业生4.4万，大专毕业生2.7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区中小学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共向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近14万人，其中少年大学生224名，约占全国少年大学生总数的1/10；参加全国中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奖1542人次，省级奖574人次，全省30余次颁奖大会有16次在抚州举行；在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中，多次受到全国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表彰，先后获国家级奖58项，省级奖454项，其中多项发明获得国家专利权。到2000年，全区每万人口中有普通高校生7人，成人高校生2人，普通中专生18人，普通高中生102人，职业高中生16人，普通初中生513人，小学生1043人，入园幼儿69人。
抚州地区的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教育投入还不能
满足日益发展的教育事业需要，教育布局结构和办学效益还不能满足全区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望。这些问题，有待于在今后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逐步解决，抚州的教育事业一定会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三
自古以来，抚州人杰地灵，教育鼎盛，在哲学、文学、史学、医学、数学、军事学、教育学、地理学、语言学、天文学、考据学、方志学和书法、绘画、雕刻、建筑、戏曲等各个领域，大批名儒巨公，彬彬辈出。在近现代，抚州继承和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不断进取，重教兴学和以读书扬名的社会价值取向演变成为抚州子弟发奋图强的普遍心理和社会行为，并且不断推动着抚州人才辈出。在中华民族的教育史上，抚州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综观两千多年的抚州历史，“临川才子”能够如此群星灿烂，抚州教育能够如此繁荣辉煌，并且由宋至今延绵不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重视士族子弟培养的优良传统，游宦抚州文人的熏陶，相对滞后的经济环境和喜诗书的社会风气，是抚州教育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南城建县后，朝廷不断加强对抚河流域的开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后，朝廷派遣大批官员来抚任职，北方众多大户望族和大量百姓纷纷举家南迁，这些落籍抚州的大户往往兼有家教与师承合二为一的家学承传，或筑馆以教，或家学以传，这种重视士族子弟教育的风习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推动了抚州物质文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因而，抚州出现了上百个一门三进士的家族，如临川以晏殊为代表的晏氏家族、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等，宜黄县以乐史为代表的乐氏家族，乐安县以董敦逸、董德元为代表的董氏家族，南城县以李觏为代表的李氏家族，南丰县以曾巩为代表的曾氏家族等；而进士村则以南丰县曾家村和乐安县流坑村为最，进士之多，为全国所罕见，其重教兴学之旧址至今历历可览。
抚州地处赣东，紧邻南昌，又是进入闽粤沿海的交通要冲，古有“控带瓯越，襟领江湖”之称。境内，山环水贯，地势平广，既有山林竹木之利，舟楫水利之便，又有渔米、桑麻之养，和平而安宁，兴旺而富庶，是一块生存的乐土。魏晋以来特别是唐统一以后，官宦升迁贬谪，骚客游览观光，商人羁旅行役，途经、滞留、寓居抚州的不胜枚举。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白居易、刘禹锡、朱熹、陆游、徐霞客等大批外籍文人学士就曾来抚州供职、讲学、寓居和游览，他们通过言传身教特别是以其卓越的学术或诗文成就推动了抚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使抚州学子扩大心胸，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随着北宋王朝对南方经济的依赖，朝廷在政权上进一步放开，抚州士人在参与朝政的现实剌激下，继圣道，建功业，纷纷兴学重教，奋发读书以求闻达。
抚州属于半封闭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相对滞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只有通过考取功名求取仕途，才能使自己走上官场，走向全国。因此，抚州人弃自守而进取，崇实达理，图强变新，以不改变命运誓不休的顽强精神广泛吸纳北方先进的文化财富，超越农耕文化的阴影，把眼光从赖于生存的朴实泥土中解放出来，勤耕织，喜读书，“地无乡城，家无贫富，其弟子无不学，以读书之声，尽室皆然……，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形成了抚州特有的喜读书、好礼仪的社会风气。
第二、古代发达的官学、书院教育，历代乡贤的引导提携和闻名全国的教育相关产业，是抚州人才并肩接踵，成群涌现的重要条件。
文化的鼎盛往往来自于教育的发达。在北宋宰相晏殊的力倡和力行下，自仁宗天圣年间
起，“天下皆立学”。抚州的教育基础好，起步早，全区官学私学，盛极一时。有人统计，宋代共有书院397所，江西就有140余所，居全国第一位；而抚州又是江西书院发达的地区之一，以临川为中心，辐射南城、南丰、崇仁、金溪等县书院、私塾，遍布乡野。书院既是学子读书之地，又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场所。宋、明时期的抚州，名儒巨子聚徒讲学，四方学子闻风从游，如李觏创建盱江书院，“东南闻风而至者尝数百余人”；曾巩入仕前创建兴鲁书院，远近生徒聚而从之，名人学士济济一时；“百世大儒”陆九渊辟槐堂书院，设“象山精舍”，从学之士四方云集，形成“心学”学派；罗汝芳在南城东南郊创办丛姑山房，四方学士争来受教。
在大批抚州人才涌向全国，走上政治舞台的同时，历代乡贤对后辈的奖引、举荐和提携，成为抚州教育迅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他们沟通四海信息，接受进步文化，常常通过仕途使抚州教育声名远播，或因身怀绝技而使抚州名扬海内外，他们耀眼的光芒成为家乡学子勤奋学习的精神支柱。
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教育相关产业的形成。在古代，抚州市井书坊林立，毛笔生产驰名东南，印刷行业特别发达。从南宋开始，抚州刻书成风。至明，金溪浒湾的木刻印刷中心名闻江南。《江西省地理志》载：“金溪浒湾男女皆能刻字，所有江西全省读本、经书小说皆由此出版，名曰江西版”。抚州俗语“临川才子金溪书”，就是称誉金溪浒湾木刻之盛。临川县李渡文港（现为进贤县）以盛产毛笔而名闻天下，有“笔不到文港不齐”之称。由于抚州的官私教育、官私刻书和大量读书所需要物品的盛行，致使抚州各地书店栉比，读书成风。抚州古代英才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发育、生成的。
第三、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是抚州教育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抚州各级政府顺乎民意，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两基”列为教育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对教育依法行政和投入的力度，改善办学条件，促进教育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像抓经济工作那样，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届更比一届强。地、县（市）、乡、村四级层层签订教育工作责任状，层层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把中、小学入学率、巩固率以及青壮年非文盲率，列入乡、村两级政府年度工作目标管理指标，作为考核乡、村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为此，每年暑假，乡镇政府按照适龄人口花名册发送入学通知书或催学通知书。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取消小学、初中留级制度和小学升学考试制度，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升入初中；对家庭贫困学生实行收费减免制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扶贫活动；对仍未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制定强制入学的乡规民约，控制流生，扩大办学规模。各级财政部门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优先保证教育投入。全面足额征用各种教育税费，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办学，使全区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许多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教学手段逐步实现了现代化，三分之二以上的村完小实现了教学楼房化。
抚州人民教育意识特别强，参与办学的积极性非常高，他们“不置家业为学业，不求房子求才子”，不比吃，不比穿，就比谁家孩子上学堂；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无论贫困还是富有，每个家庭都把培养孩子作为头等大事，为孩子成才舍得付出自己的一切，这种付出成为对子女的一种无言激励，使无数学子成为励志苦学的模范。广大群众发扬团结互助、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村帮村，户帮户，亲帮亲，邻帮邻，教师帮学生，干部帮群众，卖谷卖猪，借款凑资，也要如期把孩子送到高一级学校深造。正是因为人民这种热爱教育的赤诚感情，使抚州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历久不衰。
第四，教育行政部门的科学管理，全体教师的辛勤耕耘和莘莘学子的刻苦攻读，是抚州教育辉煌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全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抓住教育工作的重点、热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化教育管理。在全区范围内，建立了教育督导评估制度，分重点中学、普通完中、初中、小学、乡镇教办五个层次，制定不同的评估方案，引进竞争机制，使每一个层次的学校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形成了你追我赶，力争上游，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可喜局面。每年，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优胜的学校，大批先进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受到地、县（市）政府的隆重表彰。地、县（市）教育行政部门还经常对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对违反职业道德、乱收费等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因此，全区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形成了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
教师是抚州教育繁荣的坚实支柱。从古至今，抚州的教育工作者兢兢业业做园丁，勤勤恳恳育新人，他们或异地任职，以教为荣，或孜孜不倦，以教为乐，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教育工作者默默耕耘，呕心沥血，勇于改革，大胆创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为了让每一个学生早日成材，许多教师累病了，但依然坚守教学岗位；为了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完成学业，许多教师勒紧裤带，捐钱捐物，主动帮助贫困学生；为了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地、县（市）、乡镇和学校层层建立了教育科研机构，配备专职教研人员，完善教育科研制度，形成了浓厚的教研氛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区引进和创立了40多项教学实验项目，近万名教师积极投身教学改革实验，围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一中心课题，群体攻关，认真总结前人经验，研究新形势下青少年的特点，优化教学过程，改革教学方法，指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较好地实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面向全体与因材施教、传授知识与发展智能的有机结合，全区中小学教育教学效益明显提高，素质教育取得显著成效。正是广大教师这种乐育善教、不断进取的敬业精神，使抚州教育之树常青。
抚州学子“风流儒雅，乐读书而好文辞”。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抚州学子继承前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苦学精神，一个个脱颖而出。在抚州的每一所中学，天还没亮，教室内就烛光点点，书声琅琅；入夜，华灯通明，学生都专心致志地自修，风雨无阻。心有苦读寒窗志，哪愁幼苗不成才。许多家庭数人上大学或读研究生，被称为“大学生之家”、“留学生之家”；许多村庄的大学生成群出现，被誉为“大学生之村”，教育成为抚州的一面旗帜。慕名前来就读的区外、省外学生近1000人，不少人甚至举家迁来抚州。
“烟波楼阁春如海，明日临川更绝伦”。在社会主义事业日益繁荣发展的今天，抚州人民正高举先辈点燃的教育火炬，开拓进取，求实创新，为实现21世纪抚州教育新的辉煌而努力奋斗。
抚州地区位于江西省东部，东邻福建，靠近闽南“金三角”经济区，南接赣州市径达广东，西近京九铁路与吉安、宜春相连，北临鄱阳湖与南昌和鹰潭两市接壤。南北长222公里，东西长169公里，总面积1.88万平方公里；全境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赣抚平原纵卧其北，河港交叉，土肥水美，辖1市10县（2000年10月，抚州地区建制撤消，改设地级抚州市，原临川市改临川区，其余10县名称不变）202个乡镇、5个街道办事处，共22个民族，总人口380万，其中农业人口300万。行署驻地临川市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距省会南昌市100公里。
自古至今，抚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闻名全国的“赣抚粮仓”，为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之一。除盛产稻米之外，抚州西瓜、南丰蜜桔、广昌白莲和茶菇、崇仁麻鸡、东乡瘦肉猪和绿壳神蛋等土特产誉满神州。抚州人礼于诗书，秀而能文，以诗书求闻达，弃自守而进取，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才子之乡、文献之邦”闻名遐迩。
二
抚州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教育渊远流长。汉初，设立最早的县治南城县后，抚河流域的经济开始得到相应发展，随之出现私学。三国以后，私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抚州地区的官学始办于唐，总章二年（669年），朝廷诏令抚州、南城设立文庙，开重教之风。宜黄人罗坚赠田于棠阴建湖山书院，首开抚州创办书院之先河，随后，书院逐步得到发展，但官学的兴办仅限于临川、南城、崇仁、南丰等少数县，难以满足科举求仕的广大士民阶层的需求，私家书院有所发展。宋代，抚州地区境域分为抚州和建昌两个郡（州）级建制，朝廷大兴教育，诏令“各州县皆立学”，抚州教育进入繁荣发展时期。除抚州府学和建昌军学外，各县县学先后创办，私家书院剧增，抚州地区见诸史册记载的书院达40所，成为江西书院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曾巩创办的兴鲁书院最为著名。由于官学发达，朝廷颁定学额，设立学官，州县拨给学田，极力扶植，即使是一些偏远落后之邑，也设立了私家书院。据统计，宋代抚州共有进士1419人，按九县计，平均每县150余人。这一时期，抚州官学、书院、私塾空前兴盛，乐史、晏殊、王安石、李觏、曾巩、陆九渊等一大批全国闻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散文家，在宋代的政治、文化教育舞台上争奇斗艳，弄潮争雄。仅唐宋八大家中，江西有三，抚州地区就占其二，为抚州地区赢得了“临川才子”的美誉。抚州地区的教育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宋末，元军进入江西，不少书院因战争焚毁，教育发展步入低谷。元统一全国后，全区府学、县学先后恢复。朝廷下令乡村凡五十家立一社，每社立学校1所。各地开始创办社学。元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下诏恢复科举，并加强了对学校的管理，设立儒学提举司，对书院委派山长，授予官衔，督察考课，书院开始逐步官学化。同宋相比，元书院大为减少，但抚州地区
依然培养出了吴澄、虞集、何中、危素、朱思本、陈自明等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医学家。
明代，府县学、书院继续发展。抚州地区书院比元代大为增加。正德年间，李梦阳任江西提学副使，对社学大力整顿，积极倡导，各县社学远超元代，抚州教育呈现出可同宋代比肩的新气象。以书院发展为例，全区书院40余所，仅广昌县就有9所。书院教育的发展，为抚州培养了一批闻名全国的教育家、理学家和军事家如吴与弼、罗汝芳、汤显祖、聂大年、吴伯宗、徐良傅、艾南英、徐奋鹏、龚廷贤、谭伦等，他们的出现为抚州的文化教育和历史文明争光添彩。
清承明制，各地仍设府县学校，抚州地区的书院也在继续发展，乾隆以后，数量超过明代，达60余所。但是，朝廷不断加强对学校的管理，限制师生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屡兴文字之狱，妄杀无辜。宋代书院中自由论辩的空气和明代书院中批评时政的清议不复存在。从科举情况来看，明清两代，即从洪武四年（1317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间，全国共举行了203次（科）考试，有51624人中进士，江西有4988名，其中抚州府484人、建昌府425人，特别是临川（198人）、南城（153人）、金溪（130人）等县的进士数量进入全省前10名。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朝廷下令废除八股文，书院教育逐渐被新型的学堂所代替，各地书院纷纷改办为学堂，南城县率先响应，将凤岗书院改建为南城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其后，泸溪（资溪）、临川、金溪、东乡、崇仁、南丰、宜黄、乐安、新城（黎川）等县纷纷创办官立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抚州知府将抚州城内的兴鲁书院改建为抚郡中学堂（后改名抚州中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建昌府也创办建郡中学堂（后改名建昌中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黎川县钟贤、石峡两地富绅各创私立小学堂1所，私立小学堂也随之大兴。这一年，科举制度被废止，新学创办呈蓬勃之势。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抚州府有中学堂1所，公、私立小学堂32所，建昌府有中学堂1所，公、私立小学堂19所，近代教育制度开始在抚州地区初具规模。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年至1911年），南城、乐安、临川、崇仁等县先后创办女子小学堂，抚州创办私立毓灵女子初中。女子学堂很快在全区各县发展起来。中小学教育在办学宗旨上，虽然是忠君尊孔的老一套，但开始面向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在教学内容上，注重经学和国文，但也开设了各种现代课程，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才干。这一时期，抚州的书院教育尽管受到较大制约，但同样培养出了李来泰、李联琇、谢本量、乐嗣青、李瑞清等一批杰出人才。
随着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在抚州也开始起步。最早的职业中学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东乡的蚕桑学社和临川的抚郡医学堂，前者教民学习养蚕技术，后者传授中医。翌年，抚州府开办初级师范学堂，后又创办师范传习所，嗣后东乡、崇仁也先后开办师范传习所，培养小学师资。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规定学堂改称学校，废止读经，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推动了抚州地区教育的发展，但江西很快被北洋军阀所割据，军阀混战造成教育经费短缺，各县公办小学处于维持阶段，唯私立小学的发展仍然很快。抚州师范学堂改为省立抚州师范学校，后又改名为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14年，省政府变更了全省行政区划，府立中学一律改为省立，全省共设九校，抚州中学改为省立第七中学，建昌中学停办。1916年，抚州六县创办公立昭武甲种农业学校，以传授农业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为目的，为完全的普通实业教育，1926年划归省办，改为江西省立抚州农业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抚州各校积极响应。5月中旬，在省立第三师范学生发起下，省立七中、昭武农业学校、毓灵女校和三师附小、临汝小学等校学生代表，成立“赣临学生联合
会”，发动县城学生于5月14日罢课一天，1200多名学生在城内府学前洗墨池集会，声援“五四”运动，通电支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7月间，学生又在抚惠堂连续演出《安重根剌伊滕博文》、《蔡锷脱险》等剧目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观众近3000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抚州教育出现一系列改革，各校推行国语教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教材增加了反映民主、科学精神的内容，教学方法开始提倡启发式，反对注入式。1922年，小学开始实行四二分段的初、高二级制；中学实行学分制和选科制，高中分设普通科和职业科。1924年，省立三师和省立七中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革命思想在学生中迅速传播。1926年，北伐军攻打临川，学生们自动组织起来，主动与北伐军联系，探听敌情，张贴标语，协助作战。1927年8月，“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抵达临川，一批学生投笔从戎，加入起义大军。
1929年至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南丰、乐安、宜黄、广昌、黎川、资溪、崇仁等县先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和发展教育。苏区教育的总方针是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劳苦群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各根据地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积极开展小学教育、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大众教育、专业教育。以广昌为例，据1932年统计，广昌县头陂、新安、尖峰、长桥、赤水、长陂、巴口、甘竹、青桐等10个区共建列宁小学68所，入学儿童2259人，除地主豪绅子女外，凡人学读书者一律免收学费，广大劳苦群众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广昌苏维埃政府还大办农民夜校和农民识字班，开展多种形式的扫盲活动，使大批农民得以脱盲。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苏区沦入国民党之手。苏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尽管不长，但其留下的诸多宝贵经验，为新中国建立后抚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反共“围剿”，对教育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各校建立了训育制度，小学、初中实行童子军训练，高中实行军事训练。在占领区（苏区）推行“特种教育”，大办中山民众学校。抚州中小学教育发展缓慢，公立小学经费不足，大批学童流入私立学校或学塾。1935年后，各县推行保学制度，以所在保为施教范围，全保民众为施教对象，每保设保学1所，若干保设保联中心小学1所，发展了成人识字教育和初小教育。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入侵给抚州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的摧残。战争使教育经费陷入极度困境；日军的烧杀掠夺和轰炸使大批校舍和教学设备惨遭破坏，其中临川、金溪、南城等县损失尤重；大批学校被迫迁移，师生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如省立临川中学高中部迁光泽县天后宫，初中部迁金溪县项山寺，继迁黎川县安圣寺，后高中部又迁黎川县下桥村，直到抗战胜利后一年，初、高中才全部返回原址。
1939年，根据省教育厅制定的《江西省提前实施国民教育办法大纲》，抚州各县开始将原有保学和乡镇中心小学逐步改办为保国民学校和乡镇中心国民学校，两校均设儿童部和民教部，以发展国民教育。根据《中学教育改进计划》，各县陆续创办县立初级中学，至1944年，全区中学发展到19所，其中省立完全中学2所，联立初中1所，县立初中11所，私立中学4所；加上外地迁入抚州的一批中学，抚州地区的中学数量大增，中学生数量也大增。同时，各县根据需要开办了乡村师范和职业技术学校。1939年，省教育厅在夏布特产地宜黄县棠阴乡创办省立制麻初级实用职业学校。1940年，东乡创办县立女子职业学校，招收女生，既学文化，又学编织技能。1943年，宜黄开办县立农林职业学校，黎川也办起县立初级农业学校。1944年，省教育厅在南丰县开办省立南丰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开设园艺科、农艺科。由于学生毕业后缺乏出路，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员始终不足。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外迁的学校陆续返回原址。1946年，根据《江西省实施国民教育第二次五年计划》，省立临川实验小学划归县办，各县将一批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国民学校和中心国民学校定为示范国民学校和示范中心国民学校，并积极发展私立小学。全区各城镇小学均办起幼稚班或幼稚园。各地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也积极开展恢复整顿工作。然而时隔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教育经费再度陷入紧张，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况愈下。1947年5月，上海、南京、杭州6000多学生在南京示威游行，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要求，临川中学、临川女中及各县立中学也纷纷响应，罢课，罢教，上街游行，张贴标语，散发宣言。这以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一天天临近崩溃，很多学校关闭，教师失业，学生失学。至1949年上半年，抚州地区各类小学仅1624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0%，各类中学仅14所，在校学生2500余人；幼稚园仅2所，在园幼儿47人。
民国时期，抚州教育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但傅烈、李井泉、舒同、李世璋、饶毓泰、游国恩、萧涤非、朱仙舫、丁渝、余瑞璜、程孝刚、邓从豪、吴式枢、艾兴等一批学子，或积极投身革命，或专心教学研究和科学技术事业，成为中国革命和教育史上耀眼的星辰。
1949年5月，抚州解放，抚州教育从此揭开新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省人民政府《江西教育改革方案》，抚州地区新生政权开始接管并改造各级各类学校，废除训育制度，取消公民、党义、军训等课程，开设政治课，加强劳动教育。1950年，农村实行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发动群众自筹经费办学，加快了村学恢复和发展的步伐。1951年，各地执行优待工农子女入学的政策，工农文化补习学校、职工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遍地开花，工农子女入学人数剧增，全区开办冬学扫盲识字班2000余个，学员5万多人，扫盲识字运动出现了一个高潮。1952年，各地完成了对教会小学的接管，私立小学也逐渐由政府接办。1952年底，全区小学增至2400所，在校学生13.6万人；全区有中学12所，在校学生3700余人，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小学生的最高入学人数。根据省政府关于各专区设1所师范学校的规定，南城师范并入临川师范，校名为江西省临川师范学校，1958年更名为抚州师范学校；其它简易师范或取消，或改为简师班，设县立中学内。原临川县立辅仁农业职业学校停办，师生并入省立临川联合中学。省立宜黄制麻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省立南丰高级农业职业学校、金溪县惠民农科职业学校也先后停办。
1953年至1957年是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抚州地区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时期。各校大力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教学经验，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加强教学研究工作，改进课堂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课业负担。1956年，在稳步发展公办小学的同时，农村民办小学得到大力发展，其中宜黄县群众办学的成绩尤为突出，85%以上的自然村设立了学校。到1957年，全区民办小学发展到1160所，在校学生近3万人。农民、职工和市民扫盲工作也蓬勃开展，各地大办冬学，采取开办早班、晚班、送字上门、田头教学等多种形式，扫除青壮年文盲，取得显著成绩。同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各校据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包括缩短学制、精减教材、改革教法，重视劳动，加强实践等。
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全区中小学校和学生人数呈现“跃进”势头。5月，村办小学遍地开花，全区小学增至4576所，在校小学生发展到24万多人，很快就实现了小学教育的普及。临川、南城、南丰、崇仁、广昌等5县办起师范学校。全区先后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0所，创办农业学校89所，在校学生5000多人。1960年，幼儿园发展到3389所，托儿所1万多个，共招收幼儿17万多人，全区学龄前儿童入
园入托率达83%，创空前记录。各地初中和完中也大量增加，不少小学戴帽附设初中班，初中戴帽增办高中班，全区共有初中66所，完中16所，在校中学生2.2万人。中小学生在“大跃进”热潮中，支援“大炼钢铁”，大搞秋收秋种，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能保证，教师的主导作用难以发挥，课堂教学受到严重冲击。黎川、乐安、宜黄、资溪、金溪亦先后开办师范学校，全区师范学校增至11所，在校学生2594人。中等职业学校数量也猛增，金溪县办起农业中学10所，宜黄县一周内创办农业中学33所，临川县后来居上办起农业中学97所，翌年调整为26所，南丰、广昌也先后办起农业中学共21所。各县（市）还陆续开办卫生学校、技工学校、文艺学校，但这些学校大多办办停停，持续时间不长。
1961年至1963年，全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工作进入调整时期。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各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在“反右倾”、“拔白旗”运动中受到伤害的170多名干部、教师进行甄别平反；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颁布的《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全区2所中学和16所完小被定为省重点中小学；调整全区中小学校的规模与布局，部分条件太差的民办小学被停办，一些公办小学转为民办小学，部分公办教师转为民办教师。幼儿园大批停办。农村一些不具备条件的戴帽初中被撤销，农业中学大量减少，师范学校只保留抚州师范学校1所。根据省教育厅颁发的教学安排意见，调整了中小学教学和劳动时间，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各校按教学规律办事，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重又在中小学恢复生机。全区的教育事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4年，根据中央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指示，全区在办好全日制中小学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办学，大办耕读学校。至1965年，全区共有耕读小学3500余所，耕读中学60所。抚州市办起建筑工读学校、蚕桑学校，地直机关办起抚州地区农业职业学校，东乡县办起职业技术学校；抚州市、资溪、东乡等县增加了5所共大，全区共大发展到14所。各县（市）还大办农业中学，全区农业中学达到363所，在校学生3万多人。不少社队办起农民业余学校，利用农闲开展扫盲和业余教育。全区农民学员6.9万人，比1962年增长6倍，其中常年夜校学员1.7万人。至1966年，全区中小学普及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连续三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稳定在80%以上，并逐年增长。全区有小学6000余所，为1949年的4.5倍，在校小学生30万人，为1949年的6倍。中学教育也稳步发展，全区有初中46所，为1949年的4.5倍，在校初中生1.4万人，为1949年的7倍；有普通高中14所，为1949年的7倍，在校高中生3000人，为1949年的10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大批干部、教师被揪斗，学校停课，学生外出串联，教学设施被损坏，正常的招生考试制度被废止。1968年，5000多名中小学教师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占全区中小学公办教师总数的60%。此后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陆续进驻学校，管理教育。根据省革委会关于“小学不出生产队，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的指示，各地迅速扩大办学规模，全区小学增至7232所，比1966年增加1100多所；一大批队办小学戴帽办初中，公社初中升级办高中，普通中学增至288所，是1965年的4.5倍。中小学数量的激增，造成教师奇缺。一些地方便将小学教师调去教初中，初中教师调去教高中；城市里则选拔工人上讲台，农村小学吸收大批民办教师，全区民办教师发展到1967年的1.8万人，占小学教师总数的74%，学历不合格教师占半数以上。1969年，各地贯彻“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改初、高中“三三制”为“二二制”，改升学考试为推荐选拔。根据省革委会要求，实行学校体制改革，农村中、小学下放社队办，大中专
学校进行撤并搬迁。各县（市）耕读中学、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和大批民校先后停办，工农业余教育和扫盲工作断断续续。随着学校的撤并搬迁，全区有10多万平方米校舍被厂矿机关占用，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实验仪器丢失损坏。
1973年至1975年，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对各项事业进行整顿，抚州地区的教育事业重又呈现生机。被占校舍陆续退回，抚州师范（时名抚州地区五七教育学校）、抚州卫校返回原址，下放教师开始上调，中小学逐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研工作和教学质量受到重视。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在农村广泛开展。根据中央“城市要进一步搞好厂矿企业办小学和街道办学”的指示，全区厂矿企业办小学增加到62所，在校学生1万人。不少学校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校长制，取消连排建制，恢复班级制，高校招生试行推荐和考试相结合。不久，全国大批“复辟回潮”和“师道尊严”，否定文化学习，教学质量重又下降。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7年，中共中央推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教育的“两个基本估计”（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建国后17年的学校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的），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全区有1100多人通过考试升入高等学府。考试制度的恢复极大地激发了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情，也使教育界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陆续撤出学校，学校领导班子得到整顿，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地、县（市）成立教育系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先后平反教师中的冤假错案1397起，涉及教师近1400人，退还被占房屋、被抄财物，补发被扣工资，有步骤地解决教师夫妻分居、住房、民师转正、教师入党等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把教育当作经济工作一样来抓，不断地改造中小学危房，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业务水平，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事业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从1979年开始，全区按照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认真贯彻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调整教育结构，普及初等教育，整顿教育秩序，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行署制定了《抚州地区普及小学教育规划》。各地大搞集资建校，消灭学校危房，调整学校网点布局，增加各种教学设施，整顿民办教师队伍，加强中心完小建设，发挥中心完小在普及教育中的示范作用。各乡镇设立小学教育辅导站，以社队为主抓入学率，以学校为主抓巩固率，以教师为主抓合格率。1985年和1986年，全区深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加快义务教育的实施，12个县（市）实现小学教育的基本普及，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6.6%，巩固率为97.1%。1988年，全区有40个乡镇依法宣布实施小学义务教育，其中在全县（市）范围内宣布实施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抚州市、资溪县、南丰县。在巩固普及小学教育成果的同时，各地大力发展初中义务教育。1990年，抚州市在全省第一个宣布实施初中义务教育。1992年，全区有初中211所，在校学生14.8万人，初中入学率73%，巩固率98%，走在全省前列。各地贯彻公办和民办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加快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从80年代开始，全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教学改革，狠抓普及义务教育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在黎川和南丰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按照“压缩网点、调整专业、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大力调整中小学网点布局，扩大办学规模；改革重点高中招生工作，建立同类学校竞争机制；先后从外地引进教改实验项目25个，自创教改实验项目23个；开设小学英语和计算机教学实验班；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制度，小学毕业生就近直升初中，取消了小学百分制成绩报告单制度，推行
等级加评语的素质报告单制度；改革办学体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承办非义务教育；坚持举办两年一次的中小学艺术节，积极开展科技教育，加强社会实践和兴趣小组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全区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发展。到2000年，全区有10个县（市）的“两基”工作达到省政府规定的检查评估标准，“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4.1%；建有教育电视台10个，电视收转台4个，教育电视有线台9个，教育卫星地面接收站37个，教学放映点268个，卫星电视教育网络覆盖率为85%，远距离教育和现代化网络教育迅速进入中小学校；全区11个县（市）的教学仪器、音体美器材、图书资料建设达到省教委规定的实验教学普及标准，全区中小学共新建实验教学楼561栋，实验室768间，仪器储藏室2559间，地区教委直属4所中专和全区14所重点中学的教学仪器均按标准配齐，教学仪器设备价值2884.53万元，图书资料621万册。
全区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保证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从1984年开始，加大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力度，先后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参加教材教法合格证考试、中等师范教育自学考试、文化合格证考试、卫星电视师范学习、专业技能技巧竞赛、优质课评比竞赛等活动，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全区11个县（市）先后创办了教师进修学校，分期分批培训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大批师范院校毕业生进入学校，教师的学历水平明显提高。在全区范围内实行教师聘任制和教师轮流下派农村任教制度，精简教育管理人员，清退编外民办教师，定岗定编，择优聘任，竞争上岗；改革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实行“分类排队，量化计分，择优评聘”。到2000年，全区有小学教职工23423人，其中专任教师22682人，学历达标率为95.2%；初中教职工11779人，其中专任教师10654人，学历达标率为94.1%；普通高中教职工2644人，其中专任教师2480人，学历达标率为44.4%。全区大、中学校获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有2240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1583人。同时，通过“堵、招、转、辞、退”等途经，民办教师由1979年的1.9万人下降为2066人。
在大力发展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各级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多方筹措建校资金，特别是实施“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以后，各级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办学热情空前高涨，农村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中小学危房改造和校园建设取得显著成绩。1983年以来，群众集资建校高潮叠起。1984年，南城县集资建校工作成绩显著，受到教育部表彰。此后，各县（市）狠抓学校危房改造工作，积极实施校园建设“六配套”（即教学和行政用房、生活用房、卫生设施、运动场地、围墙和校门、道路和绿化环境等配套）。1993年，行署实施“两基”达标验收制度，各级政府多渠道筹措危房改造资金，积极争取港澳台同胞的支持，新建了一批“希望学校”。1998年至2000年，行署抓住特大洪涝灾害和东乡县王桥中学厕所倒塌事故的机会，大力实施救灾复校工程，全面改造中小学危房。到2000年底，全区中小学校园占地面积25187.74亩，校舍建筑面积328.13万平方米（中学142.93万平方米，小学185.2万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5.36平方米（其中中学生人均7.19平方米）。村完小以上中小学校2027所，已实现校园建设“六配套”的学校2023所。
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是教育整体改革的重要内容。1984年，地区教育局下发《关于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的意见》；1985年，地区教育局制发了《抚州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规划》，全区的普通高中由过去的119所调整至67所，农职业中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到农业初中11所，职业高中17所，共大9所，初步形成了与产业结构相配套的职教网络。黎川职校的陶瓷专业、南丰职校的蜜桔加工专业、临川职校的建筑专业、东乡职校的食品加工专业办得很有特色。1990年，行署下发了《抚州地区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实施方案》，在16个乡镇开展了“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试点工作，其中南丰、金溪、临川、东乡等县的“燎原计划”示范乡初见成效。1992
年，地区教育局制发《抚州地区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3696”工程实施方案》，各地大力发展燎原广播电视教育，开办实用技术培训班，抓好科技兴农示范乡、示范村、示范户。黎川、资溪、南丰等3县被定为全省“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1994年，地区农村职业教育中心改为抚州地区经济贸易中等专业学校，崇仁师范学校改成抚州地区工业学校。全区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占整个高中阶段招生数的41.3%。黎川县成为全省“农科教结合”的先进典型，并在全国有关会议上介绍经验。1995年以后，全区普通高中进行了压缩，部分职业高中改办为职业中专。1999年，行署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通知》，要求以县（市）示范性职业学校为龙头，以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以下简称乡镇农校）为重点基地，着力抓好11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办好100所示范性乡（镇）农校；县（市）示范性职业学校和乡（镇）农校重点扶植带动10个专业村、1000户科技示范户，并辐射10000户农民运用科技致富。全区职业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普通中学高三、初三分流，普教与职教相互渗透成为职业教育的新模式。到2000年，全区共有普通中等专业学校7所，在校学生7000人，职业高中16所，在校学生5800余人。初中实施分流的学校127所，分流学生4800多人；高中实施分流的学校19所，分流学生1200多人。
在大力发展普通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的同时，成人教育也迅速发展。1979年，地区革委会下发《关于大力开展扫盲工作的通知》。1980年，地区工农教育委员会颁发《抚州地区1980—1985年农民教育规划》。是年全区有工农高等业余学校3所，工农中等业余学校30所，工农业余中学40所，各地还办起大量扫盲夜校，扫盲工作再次掀起高潮。各县（市）对未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的职工进行补课，开展职工文化统考。成人中、高校也有发展。1981年以来，先后创办抚州地区公安干部学校、粮食职工中专学校、农行干部学校、政法干部学校、经管干部学校、商业干部学校、税务干部学校。1984年后，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抚州分校和抚州职业大学先后创办。各地陆续开办高等、中等教育自学考试，举办党校干部培训班，分期分批轮训在职干部职工。到2000年，全区有成人高校1所，成人中学6所，成人技术培训学校579所，成人初等学校1332所，205个乡镇均办有1所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绝大多数行政村也办起农民技术学校。经检查验收，全区11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青壮年非文盲率为97%。
抚州地区普通高等教育起步较晚。1958年，抚州地区创办了工业、农业、师范三所专科学校，1959年合并为赣东大学；1962年赣东大学撤销，只留抚州地质专科学校，1982年改名为华东地质学院。1977年，抚州师范改办为江西师范学院抚州分院，后称抚州师范专科学校；1978年，抚州卫校改办为江西医学院抚州分院。到2000年，全区共有普通高等院校3所，即省属华东地质学院、江西医学院抚州分院，地属抚州师范专科学校。
从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抚州地区共计培养小学毕业生220万，初中毕业生113万，高中毕业生28万，中专毕业生4.4万，大专毕业生2.7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区中小学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共向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近14万人，其中少年大学生224名，约占全国少年大学生总数的1/10；参加全国中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奖1542人次，省级奖574人次，全省30余次颁奖大会有16次在抚州举行；在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中，多次受到全国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表彰，先后获国家级奖58项，省级奖454项，其中多项发明获得国家专利权。到2000年，全区每万人口中有普通高校生7人，成人高校生2人，普通中专生18人，普通高中生102人，职业高中生16人，普通初中生513人，小学生1043人，入园幼儿69人。
抚州地区的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教育投入还不能
满足日益发展的教育事业需要，教育布局结构和办学效益还不能满足全区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望。这些问题，有待于在今后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逐步解决，抚州的教育事业一定会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三
自古以来，抚州人杰地灵，教育鼎盛，在哲学、文学、史学、医学、数学、军事学、教育学、地理学、语言学、天文学、考据学、方志学和书法、绘画、雕刻、建筑、戏曲等各个领域，大批名儒巨公，彬彬辈出。在近现代，抚州继承和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不断进取，重教兴学和以读书扬名的社会价值取向演变成为抚州子弟发奋图强的普遍心理和社会行为，并且不断推动着抚州人才辈出。在中华民族的教育史上，抚州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综观两千多年的抚州历史，“临川才子”能够如此群星灿烂，抚州教育能够如此繁荣辉煌，并且由宋至今延绵不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重视士族子弟培养的优良传统，游宦抚州文人的熏陶，相对滞后的经济环境和喜诗书的社会风气，是抚州教育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南城建县后，朝廷不断加强对抚河流域的开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后，朝廷派遣大批官员来抚任职，北方众多大户望族和大量百姓纷纷举家南迁，这些落籍抚州的大户往往兼有家教与师承合二为一的家学承传，或筑馆以教，或家学以传，这种重视士族子弟教育的风习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推动了抚州物质文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因而，抚州出现了上百个一门三进士的家族，如临川以晏殊为代表的晏氏家族、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等，宜黄县以乐史为代表的乐氏家族，乐安县以董敦逸、董德元为代表的董氏家族，南城县以李觏为代表的李氏家族，南丰县以曾巩为代表的曾氏家族等；而进士村则以南丰县曾家村和乐安县流坑村为最，进士之多，为全国所罕见，其重教兴学之旧址至今历历可览。
抚州地处赣东，紧邻南昌，又是进入闽粤沿海的交通要冲，古有“控带瓯越，襟领江湖”之称。境内，山环水贯，地势平广，既有山林竹木之利，舟楫水利之便，又有渔米、桑麻之养，和平而安宁，兴旺而富庶，是一块生存的乐土。魏晋以来特别是唐统一以后，官宦升迁贬谪，骚客游览观光，商人羁旅行役，途经、滞留、寓居抚州的不胜枚举。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白居易、刘禹锡、朱熹、陆游、徐霞客等大批外籍文人学士就曾来抚州供职、讲学、寓居和游览，他们通过言传身教特别是以其卓越的学术或诗文成就推动了抚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使抚州学子扩大心胸，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随着北宋王朝对南方经济的依赖，朝廷在政权上进一步放开，抚州士人在参与朝政的现实剌激下，继圣道，建功业，纷纷兴学重教，奋发读书以求闻达。
抚州属于半封闭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相对滞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只有通过考取功名求取仕途，才能使自己走上官场，走向全国。因此，抚州人弃自守而进取，崇实达理，图强变新，以不改变命运誓不休的顽强精神广泛吸纳北方先进的文化财富，超越农耕文化的阴影，把眼光从赖于生存的朴实泥土中解放出来，勤耕织，喜读书，“地无乡城，家无贫富，其弟子无不学，以读书之声，尽室皆然……，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形成了抚州特有的喜读书、好礼仪的社会风气。
第二、古代发达的官学、书院教育，历代乡贤的引导提携和闻名全国的教育相关产业，是抚州人才并肩接踵，成群涌现的重要条件。
文化的鼎盛往往来自于教育的发达。在北宋宰相晏殊的力倡和力行下，自仁宗天圣年间
起，“天下皆立学”。抚州的教育基础好，起步早，全区官学私学，盛极一时。有人统计，宋代共有书院397所，江西就有140余所，居全国第一位；而抚州又是江西书院发达的地区之一，以临川为中心，辐射南城、南丰、崇仁、金溪等县书院、私塾，遍布乡野。书院既是学子读书之地，又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场所。宋、明时期的抚州，名儒巨子聚徒讲学，四方学子闻风从游，如李觏创建盱江书院，“东南闻风而至者尝数百余人”；曾巩入仕前创建兴鲁书院，远近生徒聚而从之，名人学士济济一时；“百世大儒”陆九渊辟槐堂书院，设“象山精舍”，从学之士四方云集，形成“心学”学派；罗汝芳在南城东南郊创办丛姑山房，四方学士争来受教。
在大批抚州人才涌向全国，走上政治舞台的同时，历代乡贤对后辈的奖引、举荐和提携，成为抚州教育迅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他们沟通四海信息，接受进步文化，常常通过仕途使抚州教育声名远播，或因身怀绝技而使抚州名扬海内外，他们耀眼的光芒成为家乡学子勤奋学习的精神支柱。
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教育相关产业的形成。在古代，抚州市井书坊林立，毛笔生产驰名东南，印刷行业特别发达。从南宋开始，抚州刻书成风。至明，金溪浒湾的木刻印刷中心名闻江南。《江西省地理志》载：“金溪浒湾男女皆能刻字，所有江西全省读本、经书小说皆由此出版，名曰江西版”。抚州俗语“临川才子金溪书”，就是称誉金溪浒湾木刻之盛。临川县李渡文港（现为进贤县）以盛产毛笔而名闻天下，有“笔不到文港不齐”之称。由于抚州的官私教育、官私刻书和大量读书所需要物品的盛行，致使抚州各地书店栉比，读书成风。抚州古代英才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发育、生成的。
第三、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是抚州教育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抚州各级政府顺乎民意，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两基”列为教育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对教育依法行政和投入的力度，改善办学条件，促进教育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像抓经济工作那样，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届更比一届强。地、县（市）、乡、村四级层层签订教育工作责任状，层层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把中、小学入学率、巩固率以及青壮年非文盲率，列入乡、村两级政府年度工作目标管理指标，作为考核乡、村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为此，每年暑假，乡镇政府按照适龄人口花名册发送入学通知书或催学通知书。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取消小学、初中留级制度和小学升学考试制度，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升入初中；对家庭贫困学生实行收费减免制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扶贫活动；对仍未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制定强制入学的乡规民约，控制流生，扩大办学规模。各级财政部门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优先保证教育投入。全面足额征用各种教育税费，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办学，使全区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许多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教学手段逐步实现了现代化，三分之二以上的村完小实现了教学楼房化。
抚州人民教育意识特别强，参与办学的积极性非常高，他们“不置家业为学业，不求房子求才子”，不比吃，不比穿，就比谁家孩子上学堂；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无论贫困还是富有，每个家庭都把培养孩子作为头等大事，为孩子成才舍得付出自己的一切，这种付出成为对子女的一种无言激励，使无数学子成为励志苦学的模范。广大群众发扬团结互助、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村帮村，户帮户，亲帮亲，邻帮邻，教师帮学生，干部帮群众，卖谷卖猪，借款凑资，也要如期把孩子送到高一级学校深造。正是因为人民这种热爱教育的赤诚感情，使抚州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历久不衰。
第四，教育行政部门的科学管理，全体教师的辛勤耕耘和莘莘学子的刻苦攻读，是抚州教育辉煌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全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抓住教育工作的重点、热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化教育管理。在全区范围内，建立了教育督导评估制度，分重点中学、普通完中、初中、小学、乡镇教办五个层次，制定不同的评估方案，引进竞争机制，使每一个层次的学校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形成了你追我赶，力争上游，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可喜局面。每年，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优胜的学校，大批先进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受到地、县（市）政府的隆重表彰。地、县（市）教育行政部门还经常对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对违反职业道德、乱收费等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因此，全区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形成了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
教师是抚州教育繁荣的坚实支柱。从古至今，抚州的教育工作者兢兢业业做园丁，勤勤恳恳育新人，他们或异地任职，以教为荣，或孜孜不倦，以教为乐，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教育工作者默默耕耘，呕心沥血，勇于改革，大胆创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为了让每一个学生早日成材，许多教师累病了，但依然坚守教学岗位；为了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完成学业，许多教师勒紧裤带，捐钱捐物，主动帮助贫困学生；为了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地、县（市）、乡镇和学校层层建立了教育科研机构，配备专职教研人员，完善教育科研制度，形成了浓厚的教研氛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区引进和创立了40多项教学实验项目，近万名教师积极投身教学改革实验，围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一中心课题，群体攻关，认真总结前人经验，研究新形势下青少年的特点，优化教学过程，改革教学方法，指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较好地实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面向全体与因材施教、传授知识与发展智能的有机结合，全区中小学教育教学效益明显提高，素质教育取得显著成效。正是广大教师这种乐育善教、不断进取的敬业精神，使抚州教育之树常青。
抚州学子“风流儒雅，乐读书而好文辞”。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抚州学子继承前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苦学精神，一个个脱颖而出。在抚州的每一所中学，天还没亮，教室内就烛光点点，书声琅琅；入夜，华灯通明，学生都专心致志地自修，风雨无阻。心有苦读寒窗志，哪愁幼苗不成才。许多家庭数人上大学或读研究生，被称为“大学生之家”、“留学生之家”；许多村庄的大学生成群出现，被誉为“大学生之村”，教育成为抚州的一面旗帜。慕名前来就读的区外、省外学生近1000人，不少人甚至举家迁来抚州。
“烟波楼阁春如海，明日临川更绝伦”。在社会主义事业日益繁荣发展的今天，抚州人民正高举先辈点燃的教育火炬，开拓进取，求实创新，为实现21世纪抚州教育新的辉煌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