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宋代以后，抚州教育渐兴，不少职官、学者和教师，开始对教育思想、教育目的、教育作用及教学方法等进行有益的探索，其研究颇有成效。主要代表性成果有： 北宋哲学家李觏（南城人），曾为太学助教、直讲，回乡后又办起盱江书院。通过教学实践与深思精研，认为要“导民以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化民成性”。他把教育分成“耳目之感”与“心之思”两个认识阶段，说“夫心官于耳，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他把人性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品”，把人分为圣人、贤人、迷惑、固陋、下愚“五等”，主张分等施教。他坚持“习贤”“学知”，认为“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主张强学力行，认为学习要重闻、见、知、行，而行、知更为重要；学习要虚心、专心、静心；学思兼顾，重在于思；因材施教，不求一律；积渐全尽，专一有恒。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临川人）大力改革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制度，以“尚实用”“求专门”“兼文武”为目的，改革太学，整顿州、县学，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并实行“三舍法”（学员按成绩优劣分别人上舍、内舍、外舍），以激励生员奋发学习。他还亲自著有《字说》《三经新义》，作为学校基本教材。南宋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金溪人）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德”“明理”。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物理”“所谓明物理，揣事情，论事势”“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强调读书要“熟读深思，优游涵泳”。在教学方法上，注意因材施教，“人各有长，就其所长成就之。”淳熙二年（1174）四月，他与朱熹开展学术论战的“鹅湖之会”，首开这一时期不同学派公开自由辩论之风，并使之发展成为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后来，朱熹重修白鹿书院还邀他入院讲学，开创不同学派学者在同一书院讲学的良好风气。
   元代，理学家吴澄（崇仁人）从25岁起开始教育生涯，曾在国子监任教。他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变化气质，“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教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存焉。”他强调“学必以德性为本”，主张“先反之吾身”“就身上实学”。认为教学的根本问题是“求诸己之身”，而不是“求诸人之言”。他提出读书方法贵有“实悟”和“实践”，即“必究竟其理”“必敦谨其行”。他主敬主静、约情归性，研精慎独、日省日新的修养论，进一步完善其教育思想。理学家虞集（祖籍四川仁寿县，幼居崇仁）躬身教学20余年，撰写教育论文数10篇。他认为“贤守令若有意民事者，必先用力于庙学，此谓之知本”，即强调为邑之道，教育为本。为邑如是，治天下亦然。“世祖既定大统，人文聿兴；学校之设为急先务”“帝王之治天下，治与教之而已。”“学也者，非所以为人也，然而修诸己，则可以治乎人矣，此学者之道也”“学校之教，壹是（一律、一概）皆以明人伦为能事”“师道立则善人多”“学校，士之所以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
   明代，教育家吴与弼（崇仁人）在乡间从教50年，主张耕读结合，劳心劳力并重。他不尚空谈，务求实际，严于律己，身体力行。认为“圣贤之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圣贤所行亦然。学圣者，舍是何以哉。”他一生学习研究的心得，在《日录》中得以反映。教育家罗汝芳（南城人）筑从姑山房从事教学，并兴复盱江书院、南城会馆、前峰书院。他主张教学相长，甚至拜弟子为师。《明儒学案》对他生动的讲学，颇为称道：“论者谓龙溪（王畿）笔胜舌，近溪（罗汝芳）舌胜笔。顾盼呿欠，微谈剧论，所触如春行雷动，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他认为“学问须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饭，随时遣日，心既不劳，事亦了当，久久成熟，不觉自然有个悟处。”同时，还强调“慎独”“躬践”“自强不息”。
   明清之际，理学家汤来贺（南丰人）曾主白鹿洞讲席，执教3年，颇有心得。他订立《白鹿洞书院学规》，并与高潢共订《白鹿洞书院经久规模议》。他强调为学“专心立志”，认为“夫人不入于正，即入于邪”，人当“不愧不怍，穷达自得”。要“潜心读书”“以《四书》、《五经》为准，然必旁通遍览而后可以察其本末、辨其是非、会其同异”；主张“澄心烛理”，认为凡读古人书、观古人事，“必为澄吾心以烛之，思其同，复思其异，斯即格物之功，而知可以致矣。”推重“虚心求益”，以为“学海无涯，不集众思无以广益”；讲求“实心任事”“平心论人”“公心其学”，认为“律己不可不严，论人不可不宽”“学者当求万物一体之心，视人之能，犹己之能，方见大公无我”；教诲生徒，重在“躬行”。理学家谢文游（南丰人）曾专志于儒，每月朔望日会友讲学，还在新城县神童峰大兴讲会。他先后在家乡果育斋、新城、梅源、良山等地授学，并辟程山学舍讲学。他认为“一为师道，等于君父，潦草奉师，是为亵道”。只有“培养深厚，沛然有余乃可为师。不然，则是道德中之功利。”其为学严谨，践履笃实，以“畏天命”为宗旨，以诚信为本，以识仁为体，以切己为要，以主敬为功，以经世为用，以二程上承濂溪下启关、闽为法式，时人认为“江西之学不入于歧趋者，乃程山之力。”并将他与翠微峰魏禧、髻山宋之盛并称“江西三山”。
   清代至民国，佛学教育家欧阳渐（宜黄人）在家乡创办正志学堂，执教两广优级师范，后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他在学院《简章》中明确阐述办学规模、入学条件、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修业年限、考试制度及毕业后待遇。他认为“学必有为而发，而用在利地…“学必有绪，教乃有基”。强调加强基础，融合条宗，旁及外学。提出“教授以诱进阅藏，开启心思为鹄”的教学模式，要求学生认真听课之外，要注意平日独自阅读与思考。他每隔一月组织开一次研究会，交流学习心得，探讨疑难问题。民国教育家黄禄祥（临川人）第一个在贵州创办男女同校的学校，并用女教师教学，摒弃学校歧视妇女的陋习。并先后在江苏昆山、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教育。后又任职于中华职工教育社和广西基础教育研究院。他一直在实践中研究探讨教育问题。在赴革命圣地延安考察后，常说：“中国的光明在延安”。由于在教育方面业绩突出，他被誉为人民教育家。从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临川有桂瑞藩、饶思诚、唐式麒、饶毓泰、游国恩、汤茗孙、丁渝、万维章、傅再希、肖涤非、吴自强、邓从豪、刘振群；宜黄有黄范孝、程孝刚、余瑞璜；南城有余精一、程乃颐、欧阳祖经、黄强、陈文松、潘震亚、吴士栋、程通晋；南丰有吴宗慈；黎川有鲁易、鲁之翰、郭威白、陈本瑞、武惕予；金溪有曾仲鲁、戴亮侪、许调履、许调泰、蔡文显；东乡有王仲宣（以上系分县以卒年为序排名）等，在教学及科研方面多有建树，其中大多在本志《人物卷》中有记，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