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北宋时期，赣东食盐实行官督官卖，其销售网点在南城县“坐肆占卖者，郡才数十”。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抚州府盐价“每斤为钱五十（文）”。熙宁九年（1076），抚州府盐课80976贯369文，建昌军46658贯896文，合计127635贯265文。宣和以后，招商贾贩鬻，改为官督商销。嘉定年间（1208—1224）抚州府每年销盐在180万千克左右。
   明代遵循元制，实行计口配给制，百姓向官府纳米，以代盐价，所征“盐粮”，因并入民户夏税秋粮带征，故又称“盐米”。配给制按大口、小口配给不同量食盐。民众不论男女，均以15岁以上为大口，10岁至14岁为小口。在建昌府属各县，明代初，百姓大口每年向官府纳盐米4升，官府支与食盐1.5千克，小口减半。永乐二年（1404），改盐米折钱钞，大口每年向官府纳钞12贯，官府支盐6千克，小口仍减半。计口盐之外余盐，可自由买卖。每引盐市民纳钞200贯，乡民纳米5石（折合钞500贯）。明正统四年（1440）因官府无盐给民，于是每口纳钞减半。天顺七年（1456）改为每口征米8升充作盐款。明代后期，户口盐法失败，民间售盐改由铺户承担，铺户由官府佥派，均为本地殷实富民。万历年间，南丰县还实行由粮长充任盐户办法，照粮派盐，今年之粮长即充明年之盐户，粮多则（盐）引亦多，粮少则（盐）引亦少。万历二十五年（1598），建昌府定额销淮盐7000引（每引75包，每包3.7千克），计190余万千克。因受闽盐冲击，该年实销淮盐1126引，计30.5万余千克。故该府从明代至新中国成立前事实上成为淮、闽盐并销之地。
   清代，食盐以官督商销为主，官府控制食盐专卖权，招商认引，按引领盐，划界行销。雍正八年（1731），抚州府属6县每年定额销盐47553引，建昌府属5县定额销盐7590引，合计55143引，约为948.5万千克。雍正三年（1725），两淮盐区每引盐重172千克（见郭正忠《中国盐史》，1997年人民出版社）。嘉庆十年（1805）抚州府定额销盐39229引，十九年（1814），抚州府实销盐18295引。二十一年，宜黄县定额销淮盐4769引，总计89.42万千克，因粤盐经宁都冲销该县，该县淮盐销量锐减为2194引，即41.14万千克。清后期各县每年销盐虽有定额，但因私盐冲销，铺户商贩自行运销极多，销量难以统计。
   民国时期域内食盐销量很大，仅宜黄县每年销售食盐70万千克～90万千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在赣东各县交通要道遍设盐卡，禁止食盐流入苏区。民国22年（1933）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发布《剿匪区内食盐火油公卖办法》，在各县城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简称“县会”），各区设公卖分会，实行官督商办。县会、分会按全县或全区所需食盐、火油招集商人集资买卖，并监督其收支，限制其销卖数量。群众购盐凭购盐单，购盐单由保长按所属各甲住户人口填发，每户1张，每人每天食盐5钱（每钱3.125克），每5日买一次。食盐价格每市斤560文～600文。国民党对私运食盐接济苏区者，明令格杀勿论。针对国民党经济封锁政策，红军及抚州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食盐供应。一是组织武装力量，攻打盐卡、盐库，夺取食盐。二是发动群众加入消费合作社，动员边区群众，利用国民党统治区商人及亲朋好友买盐，发动群众用竹杠、双层底尿桶等办法将食盐运进苏区。三是成立对外贸易局，发展秘密经济贸易，将苏区产品输入“国统区”，换进大批食盐到苏区。四是利用老土砖、人畜便溺地皮土等熬制硝盐，以缓解苏区食盐不足。
   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江航运中断，淮盐、浙盐不能进入抚州，于是抢运闽盐、粤盐济销。民国29年（1940）10月，国民政府实行盐专卖政策，实行“计口授盐”，规定每人每月供应500克，后又改为每人每月400克，直到34年10月才解除专卖。35年食盐销量增为14.7万担（按人均每月500克配销），36年后实行自由贸易，销量又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