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域内在长期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和水利设施、耕牛、农具、运输工具以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被地主、富农所拥有，广大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交纳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区内在农村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改变为国营经济，对私营、个体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公私合营商业和集体商业。1953年起，贯彻中央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区内实行手工业合作化，基本完成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深刻变革。1958年，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各地掀起建社高潮，全区很快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1960年前后，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和虚夸浮报等进行纠正，确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原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区内纠正“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拨乱反正，不断解放思想，一次又一次突破陈旧观念及习惯势力的阻碍，取得一个又一个改革开放阶段性成果，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进入21世纪，全市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实施赶超进位、超常规发展、“三大战役”（工业强攻战、县域经济发展大会战、跑项目争资金攻坚战）战略，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第一节 封建半封建土地制
   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域内农村经济制度为封建土地占有制。地主、富农占全部农村人口不足10%，却占有70%以上土地和大部分耕牛、农具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民国时期，广昌县占农村人口11%的佃农无土地，占农村人口76.5%的贫农、中农只有20%的土地，占农村人口12.5%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土地。“一方首富”赖寿祺家，年收入租谷最多时达20万千克；临川县梅溪地主张健华，全家5口人，却拥有土地2356亩，人均471亩；崇仁县石庄枯树下村地主李荣章拥有田地1500亩。地主和富农主要通过地租、雇工、高利贷、土地买卖、典当等方式，残酷剥削农民。 一、地租
   农民向地主、富农租种土地缴交租金即地租。民国时期，域内各县租地情况不同，地租形式多样。广昌县出租土地给佃户时，其田租折钱或稻谷。据民国25年（1936）《广昌田租额调查情况》记载，上等田每市亩交租2石（合108千克），中、下等田每市亩交租1.5石左右。临川县地租形式一般有3种：一是定租，即固定租额，也叫铁板租。不论年岁丰歉，都按议定租额缴纳。二是分租，全年收获物资，按比例分配。有三七、四六或对半分成，一般地主、富农得大头，农民得小头。三是预租，又叫押金，还有虚田实租等。据1950年抚州地委调研组《临川县三区新华乡的典型调查》，新华乡抗日战争前地租形式主要有五交租（一斗种合0.75亩田，交租0.5石，下同）、六交租、七五交租、八交租、九交租、九五交租、随田交租、一二五交租、一接二租、接半租、双租等。解放战争时期仍有四交租、五交租、六交租、七交租、七五交租、八交租、九交租、九五交租、随田租、接二租、一二五租、接半租、一七五租、一九租、双租等。地主、富农为防农民中途退佃，要农民先交一年或数租押金，如农民中途退佃，押金概不退还。解放前，地主阶级除扩大地租剥削外，还采取多样租额形式加重农民地租，残酷剥削农民。
   二、雇工
   民国以前，雇主不参加或较少参加劳动，雇佣无耕地农户到家帮作，农户当长工或当佣人，出卖劳力而工资低微。一般有3种形式：一是长工，雇期至少满1年，每天劳动时间均在12小时以上，食宿由雇主提供；二是季节工，亦称月工，雇期以整月或季度计算，多在农忙季节雇佣；三是零工，又称散工，即临时雇佣一日或数目的短期工。临川县新华乡在抗日战争之前有妇工、童工、整长工、半长工，其中整长工占地主雇佣总数70.97%。解放战争时期有妇工、童工、长工（整长工、半长工、1/3长工）、季作工、月作工、散工等，其中整长工占地主雇佣总数的71.9%。地主雇工增加月作、季作两种形式，其中月作、季作最严重剥削雇工，两种雇工均在栽早稻和种秋季作物农忙季节，雇用1个工抵平时4个工。三、高利贷
   民国以前，域内向地主、富农等放高利贷者借钱借粮，到期本金加利息高额归还。到期不还，则按复利计算，钱滚钱、谷滚谷高利盘剥。尤其是在借收债谷时，地主用小桶、小秤借出，大桶、大秤收进，民间流传“担谷放九年，九十九担到仓前”。利息分年利、月利。清代，域内借钱流行“七折加三息”，即借银10两，预扣息3两，实得7两，次月以按月息3两计息，即本息共银13两，不还，则利上加利（俗称滚子利）。民国时期流行“九出十归到加三”，即借出9元要还10元，另加息金3元。借谷则为春借1担，秋后本息归还3箩，甚至还2担。
   四、土地买卖、典当
   民国以前，域内有农民遇天灾人祸，迫于生计，不得不出卖或典当土地。土地出卖先由卖户定好卖田契约，载明出卖土地地名、界址、面积及价格，再经中间人落实后办理过户。土地价格，一般是上等田每亩200元～300元（银元，下同）；中等田100元～180元；下等田50元～80元；旱地比水田减半，抑或减1/3。典当土地者，须由出典人与承典人议定典期、典价，并请中证人签立典当字据（契约），当场或约期付清典金。承典人在典期内有权出租或使用所典土地。出典人在典期届满时，须兑还典当费并按典期每月加20%利息（或以谷代款）赎回典地，否则即为自动放弃该地产权，典地转归承典人所有。临川县新华乡典当农民土地有两种方式：一是地主用1/2价格典人农民土地，民国24年（1935），一贫农将水田8亩典当给地主，只抵谷债16石，按当时市价可卖36石谷；二是地主用1/3价格典入农民土地。31年，一贫农将水田2.4亩当给地主，只抵谷债6.5石，按当时市价可卖19.5石谷。
   第二节 打土豪分田地
   1930年上半年，在红四军前委和中共赣西、赣南特委以及红四、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陂头会议）精神指导下，乐安竹溪、湖坪、善和等乡开展分土地斗争。同年，广昌县苦竹、甘竹和柯树等地贫苦农民，在工农红军影响和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土地，分给贫苦农民。
   1931年，随着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南丰县洽村、白舍两区和三溪、南堡、大员、际头、庙前寨里、陈塬等乡村，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进行分田。赣东北党组织派工作队到东乡县弄里艾家一带开展“上名字”运动，接着派游击队配合乡村打土豪、分田地。广昌县在红军帮助下开展大规模分田运动，中共广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统一部署，县、区干部深入乡、村指导，各级群团组织配合，发动群众揭发瞒田者，土地全部插上标记，造册登记，田间查对核实，随后划分阶级成分，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分配土地时，贫农、雇农、中农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肥瘦搭配。乡村工人家属、失业1年以上工人、小圩场贫民和失业者，均分给土地，少数富农分差田，地主、反动富农、乡村工商老板及其家属不分田。红军公田每乡按3人～5人，每人按1亩～2亩计算留足。同年，乐安县登仙、稠溪、太平、流坑、水南等广大区域开展分田斗争。至年底，乐安全县分田斗争基本结束。
   1932年3月，广昌苏区开展第二次分田。随后，在南丰傅坊、芦坑、康都、杭山和宜黄新发展苏区，进行一次广泛分田运动。同年11月，黎川全县广泛开展分田运动；南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再次进行分田斗争。此后，每开辟新苏区，均开展分田斗争。1933年6月，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抚州各苏区县开展轰轰烈烈查田运动，乐安、宜黄、南丰、广昌等县分别作动员和部署，各区乡召开查田大会，组织查田委员会和查田突击队开展工作。通过几个月运动，各地查出一批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收回其冒充中农贫农所分土地。黎川县在湖坊、飞鸢、熊村、宏村、樟村、西城、东山等区查出漏划地主90余家、富农80余家，查出瞒田8000余亩，惩办阶级异己分子，没收地主豪绅、反革命分子财产，同时纠正被错打成土豪的中农、贫农，清洗出混入苏维埃机关的地富分子。通过查田查阶级运动，进一步解决土地问题。各苏区土地分配后，苏维埃政府颁发临时土地证。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域内苏区先后失陷，苏区分田斗争成果丧失。
   第三节 减租减息和农村土改
   一、减租减息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全国农业生产会议提出“1950年农业以恢复生产为主”。1950年4月，贯彻《中南军政委员会减租条例》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减租减息条例实施细则》，域内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按照“二五”比例减租（即交租时减去原租额25%），同时取缔高利贷剥削。崇仁县最早开始进行“二五”减租。之后，全区逐渐展开。黎川县35个乡头2个月减租减息稻谷8000余担、黄金10两、白银24两、银洋429元、人民币（旧币）1620万元，使农民减少生产、生活困难，顺利渡过夏荒。临川县8个区、518个行政村通过减租减息运动，共退出租谷125万千克。广昌县减租退租4423担，清算公堂谷330担、义仓谷5020担。
   二、土改运动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7月，抚州区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10月25日，地委下发《抚州地委对于今冬明春全区土改实施计划》。随后，全区开展土改运动，采取由点到面步骤分3期完成。第一期自1950年12月至1951年春结束，完成307个乡；第二期于1951年春至同年秋，完成200个乡；第三期自1951年冬至1952年春，完成250个乡。其间，普遍开展干部培训，共有5016人参加，其中县级干部29人，区级干部135人，乡村干部4925人。
   在土改运动中，全区共攻破封建“堡垒”182个，法办大小恶霸712人，镇压696人（处决429人，判决267人），斗地主4445户、17780人，缴获机枪2挺、长枪144支、短枪58支，将封建地主势力彻底打垮，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全区共没收和征收土地124.27万亩，房屋116039间，耕畜10870头，农具116544件，粮食1756786千克，衣被262276件，家具599352件，黄金2888两，白银24032千克，人民币（旧币）670713.47万元，布匹2789匹，铜锡291千克，棉纱161.5千克。除金银上交国家银行、枪支弹药上交政府外，其余均按照土地改革政策规定进行分配。有21万户农民、78万多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124.27万亩耕地，平均每户分得耕地5.92亩，平均每人1.59亩。
   三、土改复查
   为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土改成果，全区从1952年11月始进行土改复查，至1953年全面结束。全区土改复查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于1952年12月结束，第二批于1953年2月结束。各县在1952年—1953年间全面开展土改复查工作，即全面开展大规模土改复查运动，坚持以查田查阶级为重点，纠正土改偏差，进一步揭发斗争不法地主，健全与纯洁农协会、妇代会、民兵等各种组织，清除封建势力影响，树立国家观念和当家作主观念，调整错划阶级成分，对农民之间分配不合理土地进行个别调整，慎重解决土地遗留问题，并查清山林，将山林分配到户。崇仁县通过复查，改正错划地主84户、半地主或富农4户、富农135户，查出漏划地主24户、半地主或富农1户、富农71户，没收粮食14550千克、金子1.08两、银子3.7千克、银元665块、衣物423件等。南城县根据各乡土改工作情况划分一类乡、二类乡、补课乡3类。在一类乡抓好民主团结，在二类乡抓好干部整编工作，在补课乡解决各种遗留问题。期间，斗争违法和严重违法地主分子158人，交群众管制78人，惩治10人。此外，全区开展查田定产活动，实行自报、实报，“互比、互评”，将地主分子隐瞒财产再次没收，分配给贫雇农，并给农户颁发土地证。乐安县共有32845户农户得到县人民政府土地证。
   通过土改运动，极大地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各地出现敲锣打鼓放鞭炮分田地，起早摸黑抓生产的热潮，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临川县农业产值由1949年3568万元，上升到1952年5793万元，年均增值741.6万元。粮食作物产量逐年上升，1950年为118995吨，1951年为124310吨，比1950年增加5315吨，增长4.5%；1952年达163125吨，比1951年增加38815吨，增长31.2%。全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较快增长。1950年—1952年恢复时期与1949年比较，3年农业总产值相对累计（期内各年与基期比较增减之和，下同）增加11543.6万元，绝对（期内最后年与基期比较增减数）增加7125.54万元，平均每年相对增加3847.9万元和绝对增加2375.2万元，平均每年增长9.83%；粮食、棉花、油脂总产分别相对累计增产19.87万吨、1149.5吨、37.1吨，绝对增产14.59万吨、478.8吨、549.2吨；生猪年末存栏相对累计增加6.49万头，绝对增加5.12万头。
   第四节 城市民主改革
   域内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前后，码头港口、水上等企业逐步开展民主改革，各地民船重新组建。水上船民通过民主改革，纷纷走集体化道路，工人成为企业主人。
   一、码头民主改革
   民国时期，码头装卸工人由封建行帮或业主控制，工人不入行帮无生计，参加行帮工人先交大米2担～6担，名曰“买扁担”，再按收入缴交10%管理费。行帮或业主依仗权势，剥削和压榨从业人员。抚州港在千户厂、肖公庙、太平馆、大王庙、文昌桥等10处码头设装卸搬运点，从事码头装卸工人有640人。1949年5月抚州解放后，有码头工人500多人，分布在市区各装卸点，从事水陆运输货物装卸和搬运。1950年4月，根据政务院《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域内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搬运工人，斗倒封建业主，成立搬运工会，承担水陆运输的装卸搬运任务。
   二、水上民主改革
   抚河水系水上运输历代以船民个体经营为主，清末出现航业团体。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镇江内河招商局委员朱冯寿在抚州发起成立航运组织——商船公会。商船公会章程规定私有帆船一律加入当地船帮，各船帮一律加入当地民船商业同业公会。民国26年（1937）9月，南城县有船民417户，南丰县27户，临川县289户，宜黄县218户，崇仁县48户，金溪县66户，光泽县7户，每户有船1艘，共计有帆船1072艘。域内个体船民长期在抚河、黎滩河、宜黄河、崇仁河及支流通航港汊从事货物运输。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各县民船商业同业公会有：临川县24个，南城县8个，东乡县4个，南丰县2个，宜黄县7个，黎川县1个，崇仁县3个，金溪县4个，乐安县3个。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船帮（行），各县（市）民船重新组织。在民主改革前，船民经济受到船帮（行）多抽暗扣。通过民主改革，水上船民纷纷走集体化道路，由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1956年3月，全区有船民高级社16个，高级筏社6个，有帆船2132艘，竹筏650只。为严禁多抽暗扣现象，江西省第二届航务会议决定，揽货抽收佣金不得超过3%，以减轻船民负担，确保船民生活有着落。在建立集体企业初期，实行计件工资制，1957年参照国营企业八级工资制，试行计时工资。1958年改为二八或三七比例分成工资和计时工资。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1957年，抚州各县先后开展并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农业互助组
   土改后，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因个体生产资金薄弱，劳力、生产工具不足，难以抵抗自然灾害。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号召“组织起来，生产自救”，有步骤地把个体经济逐步纳入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先是组织互助组，一般由几户到10户左右组成，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收成归个人所有。开始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属临时性互助组，逐步发展为季节性、常年性互助组。1951年10月，临川县嘉溪乡农民肖炳禧自发组织全区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肖炳禧互助组，共有农户32户、125人、43个劳力、264.9亩耕地。该互助组在全区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肖炳禧当选为临川县人民政府委员，省特等劳动模范。1952年春，崇仁县沙堤乡农民邹神宗等人组织全区第二个农业生产互助组，随后各地广泛效行。至年底，全区组织互助组7320个。1953年，全区互助组发展到7737个。至1954年，全区共有17935个季节性互助组，5843个常年性互助组，互助组的粮食产量均高于个体单干农民，一般高出两至三成，显示出“组织起来”有优越性。
   二、农业初级社
   互助组由于规模较小，一般为10户～15户，最多30户左右，不便兴办水利和使用新式农具。1953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区内一些地方在互助组基础上，选择条件、基础较好的常年性互助组，建立起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初级社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上，实行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按入社的土地和投入的劳力进行分配，入社农户土地入股，耕畜、农具作价入社，出勤劳力评工记分。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核算。年终结算时，扣除生产费用和完成上交任务后，大部分按劳分配，一部分按土地入股分配。1953年2月，抚州专署先后在临川和崇仁县进行办社试点。临川县委派出工作组在嘉溪乡肖炳禧互助组进行办社试点，成立全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名为茶溪初级社。崇仁县将沙堤乡邹神宗互助组扩建为初级社，名为光明农业合作社，加入农户44户。尔后逐渐发展，至1954年全区初级社发展到455个，入社户数9540户。1955年，全区迅速掀起办社热潮，年底初级社增加至1522个。1955年《抚州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夏收预分工作计划》，确定从农、副业总收入中提留4%的公积金、1%的公益金及1%的行政管理费后，按土地报酬占42%、劳力报酬占58%的比例进行初级社分配。
   三、农业高级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产品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国家通过种植计划和农产品统派购政策，对土地利用进行宏观控制。高级农业合作社取消土地分红，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社队规模，在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耕畜、农具作价归社，实行生产、计划、劳力、财务“四统一”。高级社成立管理委员会，下设若干个生产队，生产队规模一般为15户～20户，实行“四定”（定土地、定劳力、定时间、定工分）、“三包”（包工、包产、包财务）和奖赔（超产奖励，全奖全赔或部分奖赔）责任制，年终收益在完成国家任务，扣除生产费用、公积金、公益金后，全部按劳分配。
   区内第一个高级社是临川县嘉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该社于1956年2月以肖炳禧领导的茶溪初级社为骨干，联合全乡周边7个初级社建立起来，规模较大，有870户，3267人，1474个劳力，6623亩耕地，439头耕畜。高级社在计划、生产、劳动、财务管理和分配等方面建立“包工包产”等生产责任制，对全社生产起到很好促进作用。1956年—1957年，全区初级社逐步向高级社过渡。至1957年底，全区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2270个，其中初级社219个，高级社2051个，入社农户37.85万户，占农户总数99.6%。四、手工业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初期，区内各级政府从资金、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对手工业大力扶持，帮助失业手工业工人生产自救，为生产、经营提供条件，使手工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1951年，全区手工业总产值1100万元，比1949年增长42%。从1953年起，各地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方针，采取说服、教育、示范等方法，引导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先是建立手工业生产小组，随之成立手工业供销合作小组，逐步发展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底，全区建立手工业合作社（组）221个，从业人员3605人，占个体手工业者总人数31.7%，当年完成总产值191万元（不含个体手工业）。1956年年底，全区加快手工业改造步伐，共建立手工业合作组织409个，参加合作组织手工业者11087人，占整个手工业人数97%，已实现手工业合作化，基本完成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深刻变革。全区手工业总产值1726万元，比1955年增长800%。
   五、工商业公私合营
   新中国成立后，全区各级人民政府遵循“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原则，对民族商业采取一系列保护政策；国营商业从成立到发展，虽机构不多，但掌握并逐渐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批发；全区私营、个体商业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得到稳定发展，在市场上占主要份额。1951年，调整公私、劳资关系；调整公私经营范围和批发零售比重，合理安排货源；增加银行贷款，帮助私营商业克服困难，私营商业发展迅速。1952年底，全区私营、个体商业发展到11842户，从业人员20299人，资本金209.66万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时期，通过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私营商业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绝大多数个体商业组成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国营商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和领导力量，集体商业为辅助，个体商业为补充。从1953年开始，贯彻执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政策，区内许多私营商业逐步转为经销店，或改行转业，或歇业。1954年，各县（镇）成立国家资本主义办公室或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办公室，加强对私营、个体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先对经营棉布的私营商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全区统一部署，重点对百货、屠宰、国药、新药、瓷器5个行业296户私营商店（从业人员722人，流动资金226186元）实行改造，占城镇市场私营纯商业户（不含行商、摊贩、饮食服务业）总数20.4%，从业人员占31.4%，流动资金占27.60%0。1956年，全区私营商业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共建立公私合营商店1500户，从业人员2417人，资金670059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高潮，私营商业全行业纳入公私合营，绝大多数个体商业组成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至1957年底，全区接受改造的私营、个体商业5535户，占当年私营、个体商业总户数93.98%。
   第六节 人民公社化
   农村人民公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项重大决策。但出现过急过猛，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普遍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有统有分的经营方式，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民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生活质量逐步提升。
   一、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地委下达《关于在全区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规划方案》（草案）。该年9月14日，全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在南城县上游镇（今上唐镇）成立，区内由此掀起建社高潮，公社化运动迅速开展，经过2个多月时间，全区基本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将原来所有初级社、高级社合并为130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性质仍属集体所有制经济。分配方式以生产队为单位记工评分，统一分配，半年（夏收）预分，年终决分。预分一般分3步进行：第一步成立组织机构，做好产量、工分统计；第二步认真清理账目，确定分配比例；第三步确定公共积累。
   人民公社采取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逐渐暴露出管理过于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分配形式上平均主义等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 二、公社化出现偏差和纠偏
   人民公社刚建立时，各县（市）先后统一调配劳力和物资，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促进农业发展，显示人民公社大兵团作战威力。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强调“一大二公”，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标准、高速度，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上“大炼钢铁”，农业战线受到严重削弱，森林树木遭受大量砍伐，水土流失加剧，农田减产歉收，全区农业总产值和粮、棉、油、猪等“五大”指标均出现负增长。1962年，农业总产值30489.99万元，比1957年减少8968.74万元，下降22.13%；1958年—1962年5年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5%，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减产3.80%，棉花总产平均每年减少26.4%，油脂总产平均每年减产6.98%，生猪年末存栏平均每年减少5.3%。
   农村人民公社仓促建立之后，在生产、生活、分配、交换等各方面均出现急剧变化。1959年2月，全区农村设立公共食堂10176个，在食堂吃饭人数达1220923人，占农业人口数84.85%。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高级农业合作社财产和社员自留地及家庭副业等全部收归人民公社，不少地方将此前允许保留的少量家畜、家禽和房前屋后零星树木都转归公社所有。在生活上强行村村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广昌县共办常年性公共食堂1232个，参加农户24341户，占农户总数97.4%，参加食堂人数82745人，占全县农业人口96.2%。
   浮夸风 主要表现为缺乏实事求是精神，夸大“以粮为纲”和追求粮食生产高指标，大肆宣扬“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在农业生产上虚夸浮报，放亩产万斤“卫星”，上报产量越多越好，指标定得越高越好，严重违背客观规律。临川县委办公室于1958年7月1日印发《中共临川县委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指示》，其中提到湖南乡一丘试验田“经过详细计算，亩产将达到万斤”。《抚州专区1958年民政工作总结》中提到资溪县一复员军人发出“保证粮食亩产80万斤”挑战书，南丰县一复员军人应战“保证粮食亩产100万斤”，文中表扬南丰复员军人“冲天的干劲是非常动人的”。
   大跃进 主要指粮食产量和“以钢为纲”大炼钢铁。1958年，全区广大农民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日夜奋战，不怕困难，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都纷纷投入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小高炉、土高炉星罗棋布，遍地冒烟。铁矿石不够，发动群众上山找矿，为完成任务，甚至动员群众把家中铁锅、铁栏杆、铁门等砸烂回炉；燃料不够，大砍树木代替焦炭，致使稻田无人收割，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害，因大炼钢铁滥伐林木，使林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崇仁县1958年10月掀起大炼钢铁高潮，动员2万余人集中投入钢铁生产。年底全县建立钢铁厂12个，炼钢厂1个，3立方米以下土高炉117个，投入劳力64万个，投入经费51万元，炼出生铁670吨，放出日产34吨“卫星”。
   纠正平调和退赔 1960年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下达后，对1958年后人民公社出现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放“卫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极“左”行为和“一平二调”共产风、强迫命令风、虚夸浮报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等进行纠正。1961年9月，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地委在第一次全体（扩大）会上，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大力改正“人民公社越大越公”高度集中人、财、物等错误，贯彻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原则。全区调整规模过大的社队，将129个人民公社调整为407个，生产大队由2080个调整为2552个，生产队由12105个调整为16189个。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恢复社员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在做好集体生产基础上，农户家庭可经营少量自留地、饲养少量家畜家禽和经营少量家庭副业，对兴办公共食堂采取自愿原则，粮油分配由直接拨付食堂改为分户发放，继而公共食堂逐渐消退，以至全部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