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抚州区域西晋太康初年始有人口数量记载，到唐天宝年间已突破3万户，达17万多人。两宋期间是域内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人口数量持续上升，南宋中叶已有41万户。元代以后由于战争屠戮和逃避赋役，域内人口数量持续下降，至清乾隆初年方回升到宋代水平。清康熙、雍正朝先后实施以固定丁数征收丁税和“摊丁入亩”等措施，刺激人口快速增长，到鸦片战争前人口达65万户，300多万人。民国时期，域内连年鏖战，人口数量锐减，至1947年只有118万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抚州人口增长很快，到2011年有4119921人，每平方千米218.91人。城乡比例差也在进一步缩小，其中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24．16%，农村人口占75．84%。
   第一节 数量 一、晋至隋代 晋代域内始有人口数量记载。西晋太康初年（公元280），临川郡统管临汝、新南城、西丰、新建、西宁、宜黄、安浦、南丰、永城、东兴10个县，有人口8500户；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增至8983户、64805人。至隋大业五年（公元609），临川郡统辖的临川、南城、崇仁、邵武4个县，有人口1．09万户。
   二、唐至宋代 隋末唐初，战争杀戮与流亡，致使人口锐减，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抚州只有7354户，40685人。进入唐朝中期，中原战乱不断，江南相对安定，有一些避乱南迁的北方人，为抚州安定的社会环境所吸引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至天宝元年（公元742）人口增至30605户，176394人，是贞观年间的3．16倍，百余年间净增2．3万余户。安史之乱后，尤其是唐末五代，北方战乱频繁，地方割据势力争斗激烈，恣意攻掠，造成社会经济凋敝。而南方杨吴与南唐统治时期，政局相对稳定，先后推行保境安民政策，农村自然经济得到恢复并有新的发展，抚州等地呈现“既完且富，行者如归”的局面。危全讽治理抚州27年，招贤纳士，吸引一批人来抚州定居。至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域内有人口80126户。
   宋代，抚州封建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人口数量持续上升，北宋元丰初年（1078）有275688户，迄至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猛增至415599户，约合唐天宝时的13倍多。建县不久的广昌县有33737户，比天宝初年抚州总户数还多，可见人口滋盛的兴旺景象。
   到宋崇宁元年（1102），抚州、建昌军有人口274367户，568688口。崇宁年间户数与口数的比例很不相称，与“一家五口”的传统家庭规模相差甚远，学术界认为：宋代所列口数实际是20岁—60岁的男丁数。王安石在《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中说：“抚之为州，……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万数者五六十，地大人众如此。”其仅指抚州，尚不包括建昌军所属几县。
   三、元至清代 宋元更替时期，残酷的战争使域内人口大减。元朝以后，户口统计数字持续下降，直至清乾隆以后才逐步回升并超过宋代的水平。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域内有325756户、1774513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回升至343068户、1714923人，到弘治间（1488—1505）降至243815户、867026人，嘉靖元年（1522）又降至234529户、871679人。明代户口数字一次比一次少，一方面是“齿繁土瘠”，更主要的原因是土地兼并所致，破产逃亡者不少。正统末年（1449）广昌知县江浩询问老年人：“广昌原有82里（每里110户），为何现在只剩24里？”得到的回答是：“田归豪右，赋在贫下，故逋者众耳”。另一方面是局部战乱，人口逃亡较多。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八月，御倭两广民兵在闽清县起义，攻占将乐、泰宁，入杉关直趋广昌、南城、新城（今黎川）、南丰、乐安，捣县衙，杀守备，汤显祖在《乱后有序》一文中说：“临川十万户，八九逃散，历二秋而定”。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征收丁税，“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五年（1727）又实施“摊丁入田”。这些政策刺激人口增长，乾隆以后人口增长较快，据《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抚州府有373327户，1554025口；建昌府有282339户，1473953口，合计655666户，3027978口。到咸丰元年（1851）跃增至660170户、3029457人，达到新的历史高峰。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太平军转战抚州数年，兵燹和疾疫肆虐，人口再次骤减。至清宣统元年（1909）抚州府有正户148466、附户123753，本籍船户147、客籍船户92；建昌府有正户87184、附户70783，本籍船户196、客籍船户13；各类户数合计420634户。
   四、民国时期 民国5年（1916），域内人口发展到325.09万人，达到新中国成立前域内人口数量的顶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地处中央苏区北面边沿，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兵力，连续发动几次军事“围剿”，尤其是第二、四、五次反“围剿”抚州境内成为主战场，连年鏖战，人口数量急剧减少。抗日战争期间，每年都要征兵近万人，人口再减。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抓兵拉伕甚多，百姓重负苛捐杂税，患病缺医少药，人口继续下降。至民国36年抚州仅有人口25．43万户，118．8万人，与民国5年相比减少201万人。
   五、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抚州区域（按现行政区划统计，下同）有人口331796户，1432183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域内人口增长较快，至1959年有人口436456户，1739817人，平均每年增加10466户，30763人。1964年全区有443546户，1837873人，到1982年7月1日零时，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区有人口2912063人，比1964年增加1074190人，增长58．44%。1990年7月1日零时，全区第四次人口普查数为3311970人，比1982年增加399907人，增长13．73%。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市总人口达到357．24万人（含外来人口，不含外出人口），比1990年增加26．05万人，增长7．86%，平均每年增加2．5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74%。2010年11月1日第六次人口普查，抚州市常住人口总数为3912312人（不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和居住在市内的港澳台居民以及外籍人员），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共增加250643人，增长6．85%，平均每年增加25064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66%。历代抚州人口数表3—2—1 单位：户、人 续表3—2—1 续表3—2—1 注：①含邵武；②为抚州户数，不含建昌军户数；③不含乐安县人口数；④不含广昌县人口数；⑤1949年后为公安年报人口数清 乾隆四十七年至同治八年（1782—1869）部分年份各县人口数量 表3—2—2 单位：户、人 第二节 分布 一、区域分布 抚州的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域内整个地貌轮廓概括为“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位于区域中部的抚河小平原、谷地地带人口较为集中。1990年，抚州市及临川、东乡两县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38%，到2010年上升为39.06%。域内各县（区）之间人口分布也不平衡，总的特点是山地多、交通不便的县人口分布稀散，地处平川、交通便利的县（区）人口分布相对集中。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在各县（区）中，临川区人口总数超过100万，达1089888人，居全市之冠；东乡县人口超过40万，崇仁、乐安、南城3县超过30万，分别居第三、第四、第五位；资溪县人口111983人，为市内人口最少的县。
   二、城乡分布 域内以农业为主，乡村（农业）人口占域内总人口的比重很大，1950年乡村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86%，到2011年仍占75．84%。在各县（区）中，乡村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宜黄、金溪、乐安3县，分别占其总人口的82.58%、80．78%和80．37%；其次是崇仁、南丰和南城3县，分别占其总人口的80．18%、79．20%和77．50%；再次是黎川、资溪、东乡、广昌4县，分别占其总人口的76．07%、75．20%、75．01%和73．80%；比重最小的是临川区，占其总人口的69．87%。
   新中国成立后，域内城镇人口显著增加，非农业人口由1952年的24．68万人增至2011年的99．56万人，非农业人口比重由14%增加到24．16%。在近60年中，城镇人口经历4次起伏。1952年—1957年，城乡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少数农村人口转向参加工业生产，城镇人口缓慢上升。19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导致农业人口进城过多。从1960年起，各级政府动员大批劳动力回农村参加生产，同时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压缩市镇户口，“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动员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城镇居民“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一批“五类分子”和“三九类人员”被迁送农村，城镇人口锐减，其中临川县城镇人口由1952年的7．9万人，减至1980年的3．2万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地加快小城镇建设，建制镇由1983年的13个，增加到2011年的89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铁饭碗”被打破，大量高学历或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加入到人口流动大军中。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对当前户口管理作出“四项改革”：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男性超过60周岁、女性超过55周岁，身边无子女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可以在其子女所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市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有91．51万人，占总人口的25．61%；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有265．82万人，占总人口的74．39%。城镇人口比1978年增长10．84个百分点。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又有较大的变化，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1455354人，占总人口的37．2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2456958人，占总人口62．8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11．59个百分点。1949年—2011年全区（市）农业与非农业人口比重表3 —2—3 单位：人、%o 续表3—2—3 注：本表依据公安部门户口统计年报第三节 密度 唐代以前域内人口稀少，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6）每平方千米只有9.37人，经过唐宋几百年的发展，到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人口密度增加到每平方千米94．3人。明代人口数量有所下降，永乐十年（1412）每平方千米只有66．66人，到正德七年至嘉靖三十一年（1512—1552）降至每平方千米43．3人。清代人口又有较大幅度增长，乾隆四十七年（1782）每平方千米139．17人，嘉庆十七年（1812）151．85人，道光元年（1821）158．9人，咸丰元年（1851）161人。民国5年（1916），域内每平方千米为140人，后随着战乱和疾疫的加剧，人口不断逃匿和死亡，到29年每平方千米只有70人，36年降至63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安居乐业，医疗卫生条件得到较大程度改善，尤其是2005年开始在南丰县试行新型农村医疗合作，此后在全市全面铺开，解决了农村人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人口密度逐年增大，1949年每平方千米为76人，1965年上升为101人，2000年激增至191人，比1949年增加1．5倍。2011增加至219．17人，比2000年增长14．75%。
   域内人口密度以中北部抚河冲积平原及低丘陵地区较高。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包括临川、东乡、崇仁、金溪4个县，土地面积为6261平方千米，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1/3，人口总数为21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5．49%，人口平均密度为346．72人。其中，临川每平方千米514人，东乡347人，崇仁229人，金溪217人。其次是中南部丘陵地区，包括南城、南丰、黎川及广昌4个户数和县，土地面积为6950平方千米，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37%，人口总数为106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7.08%，人口平均密度为152．68人。其中，南城县每平方千米180人，南丰县150人，黎川县133人，广昌县146人。再次是东部山区和西部中低山与丘陵地区，包括宜黄、乐安、资溪3个县，土地面积为5607平方千米，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29．79%，人口总数为681791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7．42%，人口平均密度为121．59人。其中，乐安县每平方千米143人，宜黄县115人，资溪县89人。
   1949年—2010年各县（市、区）部分年份人口密度情况 表3—2—4 单位：万人、人／平方千米 注：①1949年、1962年人口总数包括抚州市及1969年划归进贤县的李渡、长山晏、前途、文港、温圳5个公社人口；②1950年数；③1964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