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抚州人口源远流长，从临川区乐家寨、虎形岭、磨盘山、桃子山寨、金钟，南城县武岗山，广昌县甘竹镇，黎川县栗塘乡，崇仁县巴山镇等地陆续发掘出的氏族村落遗址表明，最迟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先秦时代，赣东的土著居民为山越人。2009年抚州市文博所从临川区桐源乡翁坊村金钟遗址1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发掘出新石器晚期至商周时期的土墩类环壕聚落，出土大量新石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石器、陶器和原始瓷等文物。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临川区大岗镇桥山村药山1700多平方米的西周文化遗址，发现西周、东汉、东晋时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建筑、灰坑、古墓葬、古窑址，以及大量的石器、陶罐、瓷碗、铜镜等出土文物。不仅如此，战国时期人类群居生活的城池遗址在临川区河西乡罗家寨得到发现，面积达1.3万平方米。土城、城墙、城门、城壕尚存，表明战国时临川已经成为赣东一带的中心。秦汉时，因抚州为江西通往闽粤的交通要道，随着历史变迁，中原汉人陆续迁入，山越人与汉族人生活习俗趋于一致。
   第一节 南北朝以前 先秦时期，抚州属百越之地。越国疆域拥有今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运河以东、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浙江北部。据《汉书·地理志下》臣瓒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明确指出江南大部分地区在春秋战国之际属于古代越族聚居之地。抚州处于交趾（今越南境内）至会稽（今浙江绍兴）的中段，这里的原住居民是古越族中一支，叫“干越”。干越是越国中的一个方国，唐代颜师古注《汉书·货殖列传》：“干越，南方越名也。”是活动于江西的古代越族的一支。朱维幹《福建史稿》更明确指出：“干越在今天的赣东。”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部分越人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但多数避居山区，成为山越人。由于越人已进入农业经济阶段，其中部分越人与汉人交往较多，差别渐少，故进入汉人居住区很快融合。这也是史籍中未留下这些越人移民踪迹的原因。山越人自东汉以后即被称为“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山越人的酋长，史书习惯上称为宗帅、大帅、渠帅、名帅、强宗骁帅。他们统率的人数，少则千人、数千人，多则万人。东汉末年孙权据有江南后，不断对山越人进行围剿，将所俘山越成年男子编入军队。《三国志·吴书》卷六十《贺齐传》记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又起，有众万余，贺齐率兵镇压，“拣其精健为兵，次充县户”。豫章东部就是现在的抚州市区域。直到两晋南朝时，山越人才慢慢融合为汉族，赣东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畲、瑶、苗等民族均应为山越人的后裔。
   据域内各县（区）地名志记载，南北朝以前从外省迁入抚州区域内建立自然村的有10个，分别为：周朝2个，汉代2个，晋代3个，南北朝3个。为避难而迁居赣东是当时迁徙的主要动因，迁出地点以今河南、河北、山东等中原地区为主，安徽、桂林等淮河流域为辅；从江西省其他地区迁入建立自然村的有11个，迁入定居的地点以域内中北部为主。随着土地逐步得到开发，尤其是南城县、临汝县以及临川郡的设立，北方南来为官任职及征战南方的军士日增，滞留不返的汉人越来越多，进一步打破地区上的畛域。如东汉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廖国祥，桓帝时任临汝知县，任满后定居临川龚溪；三国时庐江安丰（今河南固始县）人丁奉，孙休主政时任吴国大将军。孙休死后，丁奉与丞相濮阳兴迎立孙皓为吴国主，升任右大司马、左军司。后得罪孙皓，徙丁奉一家于临川，成为临川丁氏鼻祖。山东人游子偃因“八王之乱”，为逃避兵祸于晋太安二年（公元303）渡江南迁至今南城县徐家乡；潘姓从河南萦阳中牟迁居今临川区温泉镇。即使是居于长江之滨的人也纷纷迁往南方腹地，如晋代武昌人郭翻，为名门之后，其伯父郭讷任广州刺史，父亲郭察任安城太守。郭翻少年时即有志向，曾辞州郡之征辟，举家隐居于临川。史载郭翻“不交世事，唯以渔钓射猎为娱，庾亮曾举荐他为公车博士，不就任。”迁居赣东的远不止这些，西晋永嘉之乱后，南方相继建立东晋和宋、齐、梁、陈5个王朝。这些王朝凭借长江“天堑”屏障，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局面。然而北方割据政权仍兵祸联结，以致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正德《建昌府志》转述《宋史·地理志》所记：“永嘉东迁，衣冠多所卒止，其后文物颇盛。”地方志记载晋代临川郡有人口8500户，说明此言不虚。这是抚州有史料记载最早的人口数字，但这个数字也有不实之处，由于晋代世家豪族“荫户”情况极为严重，他们拥有的佃客、部曲、僮仆、奴婢等倍于郡县的编户，因而官府统计的在籍户口，远低于实际户口。
   经过数百年人口的整合和繁衍生息，到三国时，赣东人口数量已经很多，仅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足见其精健壮年之多。到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争日益激烈，朝代更迭加快，赣东本地雄杰人物加速成长，首次以本地人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其中佼然突出者有南城县的周迪，临汝县的周敷、周续，巴山郡（郡治在今乐安县公溪古城）的黄法氍、陈定等，无不称雄一方，仕至州牧，在梁陈之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节 隋唐五代 隋代始定“抚州”之名。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残暴和隋末的大规模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痛苦至极，史称“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而抚州境域则不断吸纳北方士人定居，包括今福建邵武在内的抚州区域有人口1.09万余户。到唐代，随着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南方生产力水平逐渐超过北方，经过初步开发，临川“翳野农桑，俯津阌阅”，南城“人繁土沃，桑耕有秋”，人口迅速增长，唐初武德年间（公元618—626）由于政区的变动，抚州只有7354户，40685人，至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增加到30605户，176394人，净增3倍多。短短百余年间人口自然增长如此快，其中不少为外地迁入定居的。唐代中后期，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两次大的社会动荡，正如李白所描述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安史之乱对长江以南影响不大，相反倒成为北方难民南迁的接纳地；黄巢农民起义军席卷长江南北10余省。罗常培在《临川音系·叙论》中说：“只有江西东南部（即上饶以南，赣水以东），侥幸没受黄巢的冲击。于是东晋永嘉以后迁移到河南西南部，江西东中部、北部和安徽南部的客家，到这时候就有一大部分迁移到上面所说的乐土”。黄巢农民起义后，各地兴起一批地方割据势力，先是高安县人钟传入据抚州，后由南城县人危全讽统治赣东，前后数十年，他们采取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招徕商旅的政策，使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吸引大批中原人士竞相投奔。同时，在招贤纳士的政策下，佛教高僧云集抚州，以致一批信徒和参学之士进入抚州，从而带动人口增长。
   这一时期，域内新建自然村366个，其中，外省迁入的81个，江西省其他地区迁入的55个，抚州境域内部迁移建村的230个，分别占此期新建自然村的21．8%、15%和63．2%。迁入定居地主要集中在南丰、金溪、东乡、崇仁、临川等平原丘陵地带，广昌、黎川、乐安、资溪等山区较少。
   由于抚州地邻八闽，从外省迁入建村的以福建最多，共27个，占外省此期迁入建村的33%；其次是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浙江、湖南等省，分别为6个～10个。其祖籍大都在中原一带，也有少数在江东或西蜀。迁徙路线有的是直接从中原地区迁入，如崇仁马鞍瑞溪李氏，世居甘肃陇西“（武）则天作乱，子孙南奔，隐居瑞溪”。但更多的人迁徙路线较曲折，在迁入抚州之前，有的先在福建邵武、宁化停留过；有的在赣北、赣中停留过；有的先迁江浙、湖南，再转赣北、赣中，最后定居赣东。如山东武城（今费县）人曾据，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曾据耻事新莽政权，挈族渡江，率领家族近千人，南迁豫章庐陵吉阳乡（今永丰县睦陂），子孙繁衍，到唐代初，形成永丰、乐安、南丰三大聚落。南丰吴氏始迁祖宣公，生于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娶后蜀国主孟知祥之女为妻，世居四川阆州。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63岁时，偕妻携子东下江西至抚州，二子吴经居临川之石井。吴宣于后汉乾祐元年（公元948）随长子吴纶、三子吴绍再徙居南丰县，“有孙十八人，曾孙七十七人，玄孙三百人”，其孙辈再从南丰扩展至金溪、宜黄等地。金溪陆氏，始迁祖是唐昭宗时宰相陆希声的孙子陆德迁、陆德晟，五代时为避战乱，从吴郡吴县（今江苏）迁徙到金溪县，定居于延福乡青田里（今陆坊乡陆坊村），陆德迁有6个儿子，子孙不断繁衍，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族，到南宋养育出理学大师陆九渊兄弟。金溪周氏，原为金陵（今南京）宦族，“唐末由金陵徙临川。金溪之庄上，临川支派也”。乐安流坑董氏的祖先，也是在唐末战乱时由安徽皖南迁至宜黄，在宜黄繁衍3代之后，于南唐时期一支北徙鄱阳海口（今属德兴县），一支西迁乐安县流坑村，遂成一大宗族。徐幕贞曾任广东寿州长史，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辞职隐居金溪县琉璃乡蒲塘村。宜黄乐史之父乐璋，原籍河南，因“朱温扰京兆，乃游仕江左，为抚州临川丞，籍居临川”。广昌揭氏，也是“兄弟遭五季之乱，遂散处诸郡”，先从北方迁袁州（今宜春），再转迁广昌。
   除北人南迁之外，唐代后期，南方各地百姓外徙的现象也很普遍。江西省其他地区迁入抚州的，如宋代王谠《唐语林校证》卷一载：袁州刺史阎伯玛改任抚州刺史，由于他治理有方，以致在其改任时“百姓相率而随之（至抚州），……前后相继，吏不能止”。唐末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黄俊随王绪、王潮的部队进入福建，其子孙散居各地，“今邵武、南城、临川多其后也。徙抚州南梧桐坪者曰祚，梧桐坪今隶金溪”。“（饶氏）始祖讳元亮，世为饶州鄱阳人，仕唐德宗，晚寓南城。生五子，……后遭兵燹，迁徙无常，不能悉数。”抚州迁至江西省其他地区也较多，如宁都李氏，唐中和（公元881—885）间从抚州赤栏门迁清泰乡琳池定居，到20世纪末已传48代，其人口为宁都诸姓之冠，遍布各乡镇；宁都曾氏，唐天宝年间从今乐安西南部迁清泰乡七都镐原，其人口居宁都诸姓第二。毕氏，五代南唐保大十三年（公元995），为避兵乱，从乐安迁石城县毕家屋。
   第三节 宋元时期 经过唐末五代近百年的开发，到宋代，“盱江南北，地方千里，田如绮绣，树如烟云，原隰高下，稍涉腴美，则鲜有旷土”。不独平原地区，丘陵山区也是“山耕而水莳。”域内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宋元丰三年（1080）抚州、建昌军有主户183497户，客户87547户，合计271044户，其中客户占32.3%。这一时期，抚州新建自然村3003个，占现有自然村总数的20%，其中外省迁入建村的343个，江西省其他地区迁入建村的341个，抚州域内互迁建村的2319个，分别占新建自然村的11．4%、11．3%和77．3%。迁入定居地点集中在临川、东乡、南丰、南城、金溪等平原丘陵地区，并逐渐向广昌、黎川、乐安等地发展。由于“人口繁伙，疆界阔远，难以抚宇”，于是在宋绍兴八年至十九年（1138—1149）增设广昌、新城（今黎川）、乐安3个县。
   从外省迁入抚州域内建村的仍以闽西为主，共172个，占外省迁入建村总数的50%，其次是河南、浙江、湖南、山东、四川、安徽等地。北宋末年金兵入主中原，宋室南渡，北方南迁的民众从鄱阳湖经南城、南丰进入闽西，其中不少人则留居抚州境内：崇仁东来马氏、三山乐氏迁自河南，白鹭祝姓迁自山西太原；东乡孝岗胡氏迁自山东；临川河西、嵩湖的邱氏、聂氏从河南来。此中也不乏赵氏宗室，如崇仁赵继盛“自卫高祖随龙南渡，流寓洪之丰城，暨祖就婚抚之崇仁西馆饶氏，因家焉”。由于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打破往日的宁静生活，江南部分民众陆续迁入抚州境内。广昌魏远四“从浙江浦江迁抚州赤塘，至南城李（里）塔，再迁西英堡”，其后裔迅速繁衍，孕育出西英堡周边19个村落。南宋初年，元兵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民众为避兵乱，纷纷向南迁徙。如祖籍四川、出生于湖南衡阳的虞集随父徙居崇仁；苏氏也从四川峨嵋州迁居金溪珊城；洪氏从浙江嘉兴迁居金溪双塘。
   宋代，抚州州、军、县各级行政机构设置基本定型，官员交流日益频繁。在抚州为官者被这里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文化生活所吸引，任满多有留居者。宣城人夏安“从齐王之临川，因占籍焉”。元《世祖本纪》载：“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于是在黄河、长江、淮河诸津渡设人把守，“凡汉民非蜜公文迁南者止之”。可见留居抚州者也不在少数。
   宋元时期抚州农业、手工业生产兴盛，旰江航道畅通，于是徕商纳贾，舟楫连樯，交易繁盛。汉人南迁既然为官府所禁止，人们便以经商为由，来而不返。东乡马圩赵氏三兄弟由山西吉县来，岗上积官氏由福建来，金溪秀谷卢氏、蔡氏由福建到此定居，都属经商定居者。
   元代，中原地区赋税、差科苛重而频繁，迫使百姓流移到谋生条件较好的江南，抚州区域也在其迁入范围。为躲避赋役而流移迁徙者数量较多，这可以从宋崇宁年间（1102—1106）抚州、建昌军558688丁口，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抚州、建昌路1774513人的差距看出，虽然前者为“丁”，后者为“人”，统计标准不一，但后者却是前者的3倍。
   这一时期，抚州区域在接纳外地人口迁入的同时，已有不少人口从域内迁至赣南、闽西、粤东等地，形成客家民系，其迁出时间从唐末五代始，至宋元递增，如曾氏乐安房，唐末有曾中彦、曾美等迁宁化，宋元间又有曾淳、曾裕振迁至宁化。南丰房曾肇之孙曾发福于北宋时迁至闽西永定，宋元间后裔分徙上杭、武平各处；曾巩后裔曾存义、曾克，宋元间迁至宁化；曾准后裔曾荣，元末由虔州（赣州）徙福建上杭，其子曾源勋再迁至河源。广昌县头陂镇的詹学传，宋末南迁至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暂居，后继续南迁到闽粤边深山区的广东省海阳县长窖村（今大埔县长治镇长兴村）定居，成为粤、闽詹姓开基的始祖，其后裔分别移居至今大埔县茶阳镇、西河镇。子孙繁衍至龙岩、永定、漳州、饶平、潮安、惠来、普宁等地。
   第四节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域内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人口有较大幅度增长，明洪武年间抚州、建昌两府有人口171万余人，至清咸丰年间增至300余万人。这一时期，域内新建自然村10310个，占现有自然村总数的67.05%。其中，外省迁入建村的998个，江西省其他地区迁入建村的704个，域内互迁建村的8608个，分别占新建自然村的9．68%、6．83%和83．50%。移民迁入定居地点多分布在黎川、广昌、乐安、资溪、宜黄等丘陵山地。
   这一时期，从外省迁入域内建村的仍以福建为主，共714个，占外省迁入建村总数的71．54%，迁入地以黎川、广昌、南丰为主，其迁徙方式仍是由近向远递减的蔓延式。移民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上述地区垦山种植。明洪武间，黎川县有田地山塘34．93万亩，到清代增至40．46万亩，增加15．83%。土地大多用于种植烟草，当地居民“惟菸是务，妇不知织”，富户更是“种稻轻其值，种烟重其值”，于是从闽广二省招雇工，“趋菸地而弃禾田”。除福建之外，其余各省迁入建村的是：河南86个，浙江63个，湖南42个，山东19个，广东14个，江苏12个，四川11个。
   域内土地经过长期开发利用，到明代已是“土狭民稠”，于是纷纷流徙他处。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域内在籍人数171．49万，比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减少近6万，到正德七年（1512）每况愈下，只有在籍户25．48万户、81．48万人。域内户口大量减少，并非天灾人祸所致，也不全是豪门大户欺隐户口，而是大量的外流。人口外流在宋代已经开始，至明代已成大势，但这时的外流不是以家族甚至家庭的形式，而是以单个人为主体流徙他处，其中又以破产农民为逃避赋役流徙偏远山区佃种谋生最多。时任兴国知县的海瑞认为：江西流民以吉安、抚州、南昌、广信（今上饶）为多，到赣南的仅1/10，9/10游食他省。如果流民到赣南，当地里甲得强迫他们人籍，分担赋役，原籍官府又行追捕，而逃往他省却没有这些麻烦。尽管如此，逃往本省其他地区的仍然不少，如南丰县明洪武间有县民外迁，其中迁至江西玉山、浙江常山和江山一带居多，据这3个县地名志记载，至1987年散居于3个县148个自然村中，有3662户、19671人属南丰籍后裔。此外，抚州人口移居其他府县佃耕的也较多，万载“佃民多系抚瑞等府”，修水县也有一批来自南丰县的棚民集中于东北部丘陵山区。兴国县有抚州各县人口迁入建立自然村23个，占该县自然村总数的1．3%。而在明代“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潮中，抚州人口也参与其中，查阅史料证实，金溪人移居湖南邵阳2族、新化1族、湘阳1族，临川人移居汝城2族。
   明清两代，抚州外出经商者颇多，明人王士性说“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抚州乡贤艾南英也声称：“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云南、贵州、四川是抚州商人活动的重要地区。王士性估计，在云南居住的外地人口，有一半以上是抚州人，他在神宗万历时曾派人巡视缅甸，回报说只要有居民点，其头目往往是江西抚州人，这些“抚人”又多系经商至此而定居者，他们往往“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死不归去”者。
   第五节 民国时期 民国年间战乱与疾疫频仍，民国20年（1931）域内尚有人口近180万人，抗日战争以前，仍有外省部分人迁入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生产，建立12个自然村，其中以河南、浙江省籍居多；江西省其他地区人口迁入建村的6个。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占领沿海及江西南昌、丰城一带，大批难胞涌入赣东，此时黎川、广昌、乐安、崇仁尚未受到日军侵扰，尤其是黎川，是战时闽盐人口配售据点，距离抗日前线稍远。沦陷区的一些学校师生、商人和居民纷纷迁入，不少长期在外地定居的本籍人士也迂回家乡。为安置难民，乐安县设虎形垦殖场和竹山垦殖场2处，安置广东难民286人。民国27年崇仁县收容难民438人。28年—29年广昌收容难民1331名；南丰洽村、仙人石，南城洒源、魏坊4个垦殖场共收容难民750人。南丰、宜黄分别开办难民工厂，招收难民720多人。31年6月，日军侵占抚州、南城等地，域内中北部居民也纷纷逃至黎川、广昌避难，致使广昌、黎川等地人满为患，商业也由此繁荣，一时成为赣东、闽西贸易中心。抗战胜利后，各地难民陆续迂回原籍，但仍有部分人口留居下来。
   民国后期，国民党发动内战，兵燹饥荒相叠，又有大批人逃离家园。《江西政治》记载，青岛迁移至江西农垦的难民有5万人，抚州的崇仁凤岗垦殖场，乐安第六中心垦殖场、竹山垦殖场，南丰第一垦殖场，广昌头陂垦殖场、下芒垦殖场，黎川樟村垦殖场以及金溪、南城、临川等县安置难民多者4000人，少者1000人。36年，黎川县城有人口9900人，其中外省籍达1300余，占县城人口的13.3%。
   第六节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域内有几次大的人口迁移变动，对全市人口构成有较大影响。
   一、上海人迁入垦荒 1956年从上海迁移2299人到抚州专区垦荒，分别安置在乐安、资溪、金溪3个县18个乡33个农业社，当时有不适应环境的垦民1037人迁回上海，118名因病经批准迂回上海，实际留下341户1144人。
   二、洪门库区移民 1958年兴建洪门水库，水库建成淹没9个公社，144个自然村，37316间房屋，80692亩耕地。移迁5978户，27005人。其中，南城县4个公社，79个自然村，房屋27503间，耕地48324亩，3882户，18682人；黎川县5个公社，65个自然村，房屋9813间，耕地32368亩，2096户，8323人。库区迁出的移民主要安置在本县各公社，一般以3户～5户分散到各自然村，也有少数回原籍或投亲靠友到外县（市）定居。
   三、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下发后，陆续安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下乡，下同），截至1967年底，全区有下乡知青1879人。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知青下乡掀起热潮。1968年—1972年，抚州专区和外省有59115名知青到域内农村插队落户，其中上海知青11887人。知青下乡主要是插入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农村综合场、水土保持专业队和国营垦殖场或回原籍农村投亲靠友。上海知青分布在全区11个县81个公社（场），463个大队，1450个生产队。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各级政府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对下乡知青进行回城安置。上海知青大部分通过招工、入学回原籍安置，只有少部分仍留在抚州工作。
   四、浙江省新安江水库移民 20世纪50年代，电力工业部选址浙江省淳安县与建德县交界的铜官，建设新安江水电站。按设计要求，电站水库将淹没淳遂盆地的淳安、遂安两县（1958年合并为淳安县）49个公社、1377个自然村的289951人和浙江建德县部分农民。1969年—1972年，抚州专区接收浙江省新安江水库转迁移民12299户、55616人，采取建队（移民单独新建生产队）与插队（移民分散“插花”到当地原有生产队）两种形式，分别安置在9个县的876个村庄（详见卷七第二章第三节）。
   在库区移民之前，有浙江省缙云等县群众举家迁入抚州东南部山区种香菇，仅资溪县就有10余个自然村是由浙江省菇农建立的。库区移民之后，该省又有群众陆续自主迁入定居，在资溪县建立10多个自然村。
   五、湖南湘潭移民 1968年—1970年，湖南省湘潭地区兴建水库，经江西省政府统一安排，有540户，2581人迁移至抚州专区，安置在乐安县13个公社、29个大队、63个生产队，就地插队或新建自然村。至2000年，湖南湘潭移民在抚州市发展到2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