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二）中共党组织的壮大、巩固、发展和根据地建设（1930．12—1934冬） 乐、宜、崇党组织恢复、发展和中共乐安中心县委建立1930年底，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胡竹笙、李勇资等人借肃清“AB团”为名，在乐、宜苏区搞肃反扩大化，两县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1931年4月，建立中共宜黄县工作委员会。6月，乐安县重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建立中共乐安临时县委。7月中旬，成立中共乐安县委。9月，成立中共宜黄县委。1932年9月，组建中共乐安中心县委。1933年2月，乐安中心县委工作团在谷岗建立中共崇仁县工作委员会，5月，改为中共崇仁县委。
   南丰、广昌党组织的发展和中共广昌（南丰、南广）中心县委的建立1931年1月，红四军攻克广昌城，不久，中共广昌县委成立。此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屡次攻占广昌县城，县委相继撤退至宁都、石城等地。6月3日至22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建宁到南丰康都，并在此主持召开总前委第七、第八、第九次会议和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史称“康都会议”。1932年1月，红军又一次攻克广昌。2月，南丰、广昌两县县委合并为中共南广县委。8月，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顺利进行，不久，在广昌县城组建中共南丰中心县委（亦称中共南广中心县委）。同时，在南丰白舍、罗坊建立中共南丰县临时工作委员会。1933年2月，中共广昌中心县委成立；4月，南广县分开，南丰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南丰临时县委，广昌县委与中心县委两块牌子一套人员。8月，在广昌赤水以南设立中共赤水县委。1934年6月，广昌、赤水两县合并为中共广赤县委。这些组织均隶属中共广昌中心县委。
   资溪、金溪、南城党组织的发展和中共资溪中心县委的建立1930年底，中共赣东北省委在资溪南山设立中共信南特委，方志纯任特委书记。此后，信南特委相继在金溪、南城边界建立党组织。1933年1月，红十军南渡信江，解放资溪全境及金溪、南城部分区域，建立起以资溪为中心的信抚根据地。2月初，在闽浙赣省委和红十军帮助下，中共资溪中心县委成立（闽赣省委成立后，资溪中心县委隶属闽赣省委）。此后，中心县委在县境建立7个区委，并相继在与贵溪、金溪、南城交界地区建立中共贵南县委、中共金南县委、中共建东县委和中共金资特区委。
   黎川党组织的发展和中共建黎泰中心县委的建立1932年10月，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相继解放黎川、建宁、泰宁等县。不久，在建宁成立中共建黎泰特委，在黎川建立中共黎川县工作委员会。1933年1月，中共黎川县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黎川县委，建黎泰特委扩大为中共建黎泰中心县委。7月，在黎川、光泽、邵武三县边界地区建立中共东方县委。1934年1月，在黎川、建宁、泰宁边界设立黎南县，同时建立中共黎南县委。
   中央苏区闽赣省的建立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决定，将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南丰、南城、金溪、资溪、贵溪等地域划出，建立闽赣省。4月下旬，中共闽赣省委成立。省委机关设在黎川湖坊。5月上旬，根据中央人民委员会决议，闽赣省工农兵临时代表大会在黎川湖坊召开，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辖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和黎川、南城、南丰、金溪、资溪等19个县苏维埃政府以及后来增设县的苏维埃政府。7月，在黎川、光泽、邵武3个县交界地区增设东方县。8月，在黎川、南城交界地区设建东县；在金溪、南城、资溪3个县交界地区设金南县。12月，在福建建宁召开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改省革命委员会为省苏维埃政府。同月，闽北和信抚地区划归闽浙赣省管辖。1934年1月，在黎川、建宁、泰宁3个县交界地区设黎南县。1934年12月，闽赣苏区失陷，省直机关被迫随所属武装转入游击斗争。1935年5月，闽赣省委停止活动。
   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与根据地的巩固 1930年底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三次“围剿”。其间，乐安、宜黄、南丰、广昌苏区党组织除组织群众实施“坚壁清野”和为前线运送粮草弹药外，还领导地方武装直接参加战斗。1930年11月，中共南丰县委组织南丰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地方武装1000余人，配合主力红军，分四路袭击驻县城的国民党军队，歼敌一个连，迫使国民党军队退回南城。年底，乐安独立团从金竹赶往龙冈，参加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4月，乐安独立团及竹溪游击队在小树岭一带，顽强狙击国民党军进攻，为主力红军的布防赢得时间。5月27日的广昌战斗，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第四仗的胜利。
   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及其各次反“围剿”之后的攻势作战，对乐安、宜黄、广昌、南丰等县苏区起到巩固作用，还发展了黎川和崇仁新苏区。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苏区迅猛发展 1932年，主力红军在抚州境内进行大规模战役战斗。是年8月8日至22日，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动出击，在“乐安、宜黄战役”中，歼敌5000余人。10月16日至11月3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建黎泰战役中，歼敌1个团，击溃敌2个团。11月16日至1933年1月18日，红一方面军等又在“金溪、资溪战役”中，歼敌1个旅，俘敌4000余人，击溃3个师，缴枪4000余支（挺）。1933年2月28日至3月21日，周恩来、朱德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率主力红军挥师宜黄、乐安，取得黄陂东陂大捷，歼敌2个多师，俘敌2万多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抚州苏区党组织动员群众，支援前方作战。在乐安战役中，支前群众比乐安一带的主力红军多一倍以上。南广县的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破坏敌人交通队、救护队、洗衣队等5000余人。此外，在黄陂、东陂战役中，乐安中心县委所属第二分区武装，配合主力红军在草鞋岗附近，将国民党军第11师基本消灭。战斗结束后，第二分区受到周恩来、朱德表扬，江西军区授给奖旗。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开辟了信抚根据地，南广苏区和崇仁苏区得以扩大。
   苏区政权建设和群众组织建设。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时，抚州境内苏区均建立起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县苏维埃政府下设总务部、劳动部、土地部、军事部、内务部、财政部、粮食部、裁判部、国民经济部、工农检察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县里还设立与县苏维埃政府平级的政治保卫局（或肃反委员会），受上级保卫局直接领导，专门负责肃反，保卫地方治安、侦察敌情等。此外，还广泛建立工会、共青团、妇女解放协会、农民协会、革命互济会和反帝拥苏大同盟等群众团体。
   苏区扩大红军运动和地方武装建设。随着反“围剿”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抚州境内苏区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加红军的场面。1932年12月，人口不过300余人的南丰鄱阳村，就有140余人参加红军。1933年3月至6月，宜黄县向红军输送500多名优秀青年。1933年7月20日，乐安金竹、善和、万崇等区一次就欢送500多人到少共国际师，各区、乡少先队出现整排整连甚至整个大队报名参加红军的场景，创下一个县组建少共国际师一个团的扩红新纪录。同时，苏区地方武装也得到加强。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时，各地成建制的地方武装有：乐安中心县委所属江西军区第二分区（下辖独立第五师）和乐安两个独立团、宜黄独立团、崇仁独立营；南丰中心县委所属南丰独立团、广昌游击大队、赤水独立营；资溪中心县委所属资溪独立团、金南独立营；黎川县委所属黎川独立团，以及东方独立营。各县、区、乡的赤卫队、少先队也得到很大扩充，乐安、广昌等县还成立赤卫军司令部。
   苏区分田斗争。1930年上半年，乐安竹溪、湖坪、善和等乡首先开展分配土地斗争。次年春，广昌县开展大规模分田运动；乐安中部的东坑、登仙、稠溪、太平、流坑、水南等区域和南丰洽村、白舍两个区开展分田斗争。至1931年冬，乐安全县的分田斗争基本结束。1932年3月，广昌苏区开展第二次分田斗争；随后，在南丰的傅坊、芦坑、康都、杭山和宜黄新开辟的苏区，进行广泛的分田运动。此后，每开辟新苏区，都会开展分田斗争。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后，抚州苏区开展查田运动。黎川县湖坊、飞鸢、熊村、宏村、樟村、西城、东山等区查出地主90余家、富农80余家，查出瞒田8000余亩，惩办阶级异己分子130余人，没收地主豪绅、反革命分子财产300多万元，向土豪筹款10多万元。纠正被错打成土豪的中农、贫农130余户，清洗苏维埃机关的地富分子60余人。
   苏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一是农业发展。由于开展分田、查田运动，农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乐安金竹乡，土地革命前粮食亩产不到60千克，土地革命后增加到125千克。南丰苏区粮食产量比土地革命前增长30%。黎川县平均亩产达175千克，比土地革命前增加2倍多。二是工业发展。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一些小工厂，生产工业用品、日常生活用品和农具等。乐安县创办竹棚（造纸厂）、竹篾厂、土硝厂、铁匠厂、泥木厂、榨油厂等小型加工厂；南丰县创办糖厂、农具厂、硝盐厂和钨砂矿；黎川县创办小型修枪、造弹药、造土炮等工厂。苏区工业生产通过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三种渠道进行，在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和粉碎敌人经济封锁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三是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乐安、宜黄、南丰、广昌、黎川苏区组织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做出显著成绩。广昌县对外贸易代办局收购并外运粮食、烟叶、莲子等，换回一大批盐、布、棉花、煤油等苏区紧缺物资。四是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各地普遍创办列宁小学识字班、工农业余学校、训练班等。仅乐安县就有列宁小学60余所，学生2000多人。南丰长陂的两所列宁小学有学生109人。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事业也逐渐兴起。乐安、广昌、黎川等苏区成立歌咏队、业余文化俱乐部等，活跃苏区文化生活。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根据地的失陷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多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北大门的抚州地区，再次成为反“围剿”的主战场。1933年10月至1934年2月，中央红军相继在黎川洵口、资福桥、团村和南城硝石、宜黄神岗、南丰宜古坳等地，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阵地战。红军虽取得一些胜利，但造成战略上的被动，丧失黎川、资溪、南丰、崇仁、建东、金南、宜黄和乐安等大片苏区。1934年7月至8月，“左”倾领导者继续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将中央红军主力布防在广昌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一带，与国民党军11个师进行惨烈的阵地战。红军终因消耗过大，没能挡住敌人进攻，在各战场失去主动权。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抚州人民遭到国民党军和地方豪绅的疯狂报复。据不完全统计，乐安县有1792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1116栋房屋被烧毁，3038头耕牛被抢走。黎川县有42个村庄被完全烧毁，有68个村庄遭到严重破坏。广昌县仅在国民党军进占县城的一天，被捕群众300余人。
  此时，抚州区域中共党组织绝大部分被破坏，只有少部分党组织领导部分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斗争。